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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宋诗虽曾在世纪初一度走红,但在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受冷落的,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与学术风气的转变,宋诗研究渐受重视,并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符等。

宋诗虽曾在世纪初一度走红,但在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受冷落的,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与学术风气的转变,宋诗研究渐受重视,并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一是作家研究的重点从此前的陆(游)、王(安石)转为苏(轼)、黄(庭坚),并与宋诗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二者互相促进,成果丰富二是出现了大量的宋诗研究专著,此前仅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年代开始有了齐治平的《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年)、张白山的《宋诗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年代这方面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赵齐平、赵仁珪、莫砺锋、韩经太、周裕锴、程杰、张宏生、许总、张福勋等均有宋诗研究专著出版三是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宋诗史并完成了《全宋诗》的编纂与出版,标志着宋诗研究的基础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四是宋诗研究逐渐摆脱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的消极影响,转为客观、辩证地探讨其特色、成就,宋诗在这种探讨中获得了更多肯定性的评价。“形象思维”的争论与宋诗特色、成就的考察世纪年代以来宋诗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宋诗艺术成败、价值地位的重新评估,而这又是以年月日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在年代末公开发表为契机的。信中指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学术界讨论形象思维,一时间多褒唐贬宋,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正反双方大都围绕“形象思维”之有无褒贬宋诗,问题不免有些简单化而且,时至今日文艺理论界对于“形象思维”的创作思维特征尚难提供明确的描述和适当的界定,科学进展的客观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场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尽管如此,上述讨论毕竟揭开了年代以来宋诗研究的序幕,并直接推动学界对宋诗特征和成就的进一步关注。对宋诗成就的褒贬是与对它的特点的认识相联系的,宋诗的特点又以“以文为诗”最为引人注目。宋人正是以此变化唐诗而自世纪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叶帮义(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摘要:世纪年代以来,学界运用美学、文化学等多种方法对宋诗的特征与地位有了新的把握和评价,对作家的研究则进行了包括文献整理和作品评论、综合研究在内的全方位的探讨,围绕宋诗流派、分期等专题所进行的研究更为深入,有关宋诗史的撰述也有一定的进展,《全宋诗》的编纂与出版为今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的说来,多年来的宋诗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足,有待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正与突破。关键词:诗学宋诗综述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X()第卷第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No年月JournalofShenzhen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Nov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叶帮义(),男,安徽太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成面目,并确立宋诗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此作出了积极评价。不过,这些关于宋诗特色的讨论虽力求摆脱“形象思维”这一理论框框,但又未免如谢宇衡在《宋诗臆说》(《文学遗产》年第期)中所说的那样:“用为严羽的论述所充实起来的‘宋诗’概念取代对整个宋诗的具体评价,沿袭严羽的带有历史局限的方法,那当然是不可取的。”有鉴于此,学界遂努力从新的、更广阔的角度揭示宋诗特色,肯定其历史地位。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学术界方法热的形成,文化学的研究与美学的研究也被引进宋诗研究领域,宋诗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宋诗的文化学研究:宋代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化顶峰,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此前对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并不意味着对宋诗的高度评价,也没有直接推进宋诗研究。只有到了年代后期,随着包括宋代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逐渐受到普遍的重视,也随着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宋诗的文化学研究才得以真正兴盛起来。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文史哲》年第期)是较早进行宋诗文化学研究的论文之一。作者认为宋诗的特质是发挥人文优势,重在通过人文意象的描写与典故的运用,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思想情感,而这与宋代群体自觉、注重品节人格的士风密切相关。年代以来,学界又着眼于对宋诗与宋代党争、宋代儒学及理学、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宋诗的文化学研究逐步深入下去。关于宋诗与宋代党争,有庆振轩的《两宋党争与文学》(敦煌文艺出版社年)、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年)、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等著作,分别就两宋党争、北宋党争、新旧党争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详细的探讨关于理学对宋诗的影响,有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年)、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年)等著作,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包括宋诗在内的宋代文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关于宋诗与禅宗关系,早在年代就有学者接触到了这一课题,年代以来这一课题更是成为宋诗研究中一大热点,不仅有专文论述苏、黄等宋诗大家与禅宗的关系,还有学者就宋诗与禅的关系与唐诗进行比较研究。此外,有些论文分题材、主题论述宋诗及其文化内涵,同样深化了人们对宋诗与宋代文化关系的认识,如祝振玉《略论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几个原因》(《文学遗产》年第期)、陶文鹏《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分别从题画诗、山水诗等题材入手考察宋代诗、画相通的艺术特点及其文化意义,程杰《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勾勒了乐观情调在整个北宋诗文中的发展变化过程,并对其艺术表现、社会基础以及文学史价值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宋诗的美学研究:宋诗不仅具有不同于唐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出不同于唐诗的美学特征。周裕锴《中国古代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学术月刊》年第期)是较早地从美学的角度对宋诗进行探讨的专文。文章从创作思维的主客体关系着眼,比较古典诗歌中“选体”、“唐音”、“宋调”三种审美范型。这说明唐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诗歌美学理想,似不必从中故作轩轾。周来祥、仪平策《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年第期)阐发了宋代审美意识道德功用与娱情怡性矛盾统一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原因,虽然讨论的是整个审美文化,但对典型体现这一审美文化特点的宋诗研究来说,也不无意义。年代以来,有关宋诗的美学论题转入具体,学界对宋诗尚意趣、崇平淡的美学特征展开专题研究,如胡晓明《尚意的诗学与宋代人文精神》(《文学遗产》年第期)、秦寰明《宋诗的复雅崇格倾向》、莫砺锋《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均见《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年月)、韩经太的《论宋诗的谐趣》(《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及《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学术月刊》年第期)、程杰《宋诗“平淡美”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年第期)等文,均不乏这方面的深入论述。中国接受美学的引进与逐渐运用,也使人们对宋诗的美学探讨有了新的认识,如宋诗平淡美学风格的形成与宋诗学陶、杜有关,学界从接受史的角度对此作了精彩的论析。林继中《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文学遗产》年第期)、程杰《从陶、杜的典范意义看宋诗的审美意识》(《文学评论》年第期),从陶、杜诗歌的接受史视野中,展开论述宋人对杜陶诗歌第期叶帮义:世纪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的认识,这对把握宋代诗歌创作的价值抉择和风格取向,不无启示。除文化学与美学研究外,还有不少学者引入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尤其是语言形式批评的理念和术语)。陈庄、周裕锴的《语言的张力论宋诗话语言结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年第期)就尝试用“新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批评”的观念来阐释宋诗句法字法等技巧理论。葛兆光《宋诗与白话诗》(《文学评论》年第期)从“语言构成”的角度,对宋诗“以文为诗”等传统命题作出新的阐释。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文学遗产》年第期)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宋诗,认为“关于诗的心理功能的新认识,是宋诗迥异六朝诗、唐诗的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审美的、文化的和语言学、心理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大大地拓展了学术界的思路,丰富了学者们的批评标准。可以预计,随着文化学研究与美学、语言学分析的进一步结合,宋诗的特色及成就将会得到更多、更新的认识。作家、群体研究与宋诗别集、总集的整理年代以来,宋诗研究在作家研究方面收获颇丰,主要表现在重要作家的深入研究和群体研究的广泛探讨两个方面。对于重要作家,不仅有大量单篇论文,还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年谱、传记和选本、资料汇编研究方法上,多能将其创作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考察,兼顾对其本体特点的评析和诗歌史的讨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同时并举。鉴于宋诗重要作家苏轼、黄庭坚、陆游和杨万里等作家的研究成果,笔者已有文加以述评,故本文在此只评述年代以来的宋诗群体(体派)研究的成果。群体风格的不断演变发展,进而形成流派是宋诗一大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诗史就是体派的流变史。在这些体派中,多年来研究较多的是江西和江湖两派,西昆体和遗民诗人、理学诗派也都得到了一定的讨论。江西派:年代以前,江西诗派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其后,由于它在宋诗中的特殊地位,受到学界较为热烈的关注,有关讨论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江西诗派的评价江西诗派代表作家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人创作成就方面的研究对江西诗派形成、演进以及影响等问题。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齐鲁书社年)颇能代表本期江西诗派研究的总体水平。该书论述了江西诗派的研究价值、诗派的产生、诗派“三宗”的创作特点及其在诗派中的地位、江西派其他诗人、流派理论、流派影响地位等问题,清楚地提供了江西诗派的全貌。江湖派:与江西派相比,年代以前的江湖诗派研究基础更为薄弱,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只是提及属于这个流派的少数几位代表作家(如刘克庄、戴复古等),对这个诗派的基本面目很不清楚。年代以来的江湖诗派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开展:一是关于江湖诗集的编纂与流传情况二是关于流派成员与时间的界定三是江湖派的创作特点和地位价值。年代出版了两部江湖诗派研究专著张宏生的《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年)、张瑞君的《南宋江湖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年),将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阶段。西昆体:西昆体有具有典型的群体创作风格,过去一向被视为形式主义的样本。年代以来论者力求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从不同角度探讨昆体诗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既不讳言其弊,也不赞成对其简单否定。还有学者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西昆体在宋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其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年代出版的曾枣庄《论西昆体》(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年)总结了这一流派研究的最新成果。遗民诗人群体研究:遗民诗人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爱国情感一直受到后人高度重视。年代以来这一群体仍是宋诗研究的热点,年代还出版了对遗民诗人进行群体研究的专著,如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年)。在研究中,有学者将这一群体的研究与当时的诗社研究结合起来,如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年)中对宋元之际诗社的考论,或将其放到一定的文化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现代出版社年)及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年)中论诗部分,均体现出这一群体研究的新变化。理学诗派:这是宋诗诸体派中最特殊的一个,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卷跨越了两宋诗坛。此前因理学受到批判,理学诗派的研究也因此停滞不前。年代以来随着对宋代文化(特别是宋代理学)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宋诗与宋代文化(包括理学)关系的深入认识,理学诗派的研究也得以开展起来。学界除了从宏观上探讨理学诗派的形成及其诗学观念外,还重点考察了宋代理学诗派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朱熹,并出版了几部研究朱熹文学成就的著作,如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年)以及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年),不同程度地恢复了朱熹作为文学家的部分历史面目。除了上述标识鲜明、地位突出的风格流派,宋代文坛更为普遍存在的是文人间的群从交游、诗酒往还。这些特有的文人活动方式和氛围,对诗风文风的演变推进,是宋诗发展演变史中更具体丰富的情景。王水照的《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见《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中华文史论丛》总第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年第期)、程杰的《论北宋京东文人群体及其诗文革新实践》(《文学遗产》年第期)等论文对此间文人群体、文化氛围和诗风的迁演过程均有较深切的探讨。值得关注的是不少研究者在研究单个作家时,不满足于孤立地研究对象,而是把具体作家与某个流派或某个阶段中某种创作倾向联系起来,如陈植锷《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葛兆光《从四灵诗说到南宋晚唐诗风》(《文学遗产》年第期)、谢思炜《宋祁与宋代文学的发展》(《文学遗产》年第期)和张仲谋《诗坛风会与诗人际遇尤袤诗论略》(《文学遗产》年第期)以及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辑,中华书局年)等文,不仅深化了对具体作家研究(特别是中小作家)的认识,也带动了人们对庆历诗坛、元祐诗坛、江西诗派等宋诗体派的深入探讨乃至宋诗史研究的整体推进。年代以来,宋诗研究能取得如此成就,与本期的宋诗文献整理成就密不可分。实际上,宋诗研究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并推动着宋诗文献整理工作的进展,这就使得本期宋诗文献整理成就远远超过前数十年,也使得本期作家研究(包括体派研究)获得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对今后的宋诗研究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就整理方式而言,这些文献整理工作包括宋诗别集的点校(校辑)、笺注及作家年谱、资料汇编的编撰和宋诗总集的整理等方面。就整理范围而言,年代期间,宋诗别集整理较受重视的是王安石的集子,而到了年代以后,宋诗的代表性作家和重要作家、甚至一些中小作家的别集大多有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本。一些作家并不以诗闻名(如一些古文家、理学家、词人以及一部分政治家),但学界对其文集的整理顺及其诗,这也促进了宋人诗集的整理工作,扩大了宋诗文献整理的范围。当然,宋诗文献整理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全宋诗》这一宋诗总集的编纂与出版。《全宋诗》的编纂历时余年,于世纪末终告完成。当然一代总集,求全不易,求其周全更是任重道远。好在学界已有人在从事《全宋诗》的增补订伪工作,这对今后推动宋诗研究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宋诗的分期研究与宋诗史的撰述宋诗的分期不仅有助于对宋诗特色的总体把握,更与宋诗史的深入研究直接相关。清末民初的陈衍曾参照唐诗的分期方法,将宋诗分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期。年代以来,学界重新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发表了这方面的专题论文,还出版了两部宋诗体派研究专著:何琼崖《宋诗流派》(南京出版社年)、吕肖奂《宋诗体派论》(四川民族出版社年)。大致说来,学界对此有期、期、期、期诸说。吴小如《宋诗漫谈下》(《文史知识》年第期)将宋诗分为期,即仁宗庆历前为宗唐期、庆历至南宋初为变唐期、南宋中期以尤杨范陆所代表的诗为中兴期,南宋后期为衰落期,与陈衍四期说稍异。胡念贻《略论宋诗的发展》(《齐鲁学刊》年第期)则将宋诗分为期个阶段,在陈衍四分法的基础上更趋精细。此外,持期、期分法的也大有人在,如华岩《宋诗的分期和宋诗的主流》(《文学遗产》增刊第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年)认为宋诗分期要兼顾流派思潮、历史等各个因素,同时要注意不同作家群之间的承接关系,据此他将宋诗分为五期。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文学遗第期叶帮义:世纪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产》年第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年月)则将宋诗分为期。还有学者主张分宋诗为三期,如刘文刚《宋诗分期之我见》(《宋代文化研究》第辑,四川大学出版社年)认为宋诗分期要把握宋诗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有助于对宋诗的学习研究,据此他将宋诗分为个时期个阶段。尽管诸说纷异,但研究者注意打破王朝体系,注重从诗歌思潮、美学风格、作家代群、流派演变等因素去探讨宋诗发展的阶段性。在分期探讨中,学界对宋诗的黄金时期元祐诗坛及“元祐体”倍加关注。元祐诗坛为何繁盛、“元祐体”内涵究竟若何,此前并不明确,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如曾枣庄《论元祐体》(《成都大学学报》年第期)、秦寰明《宋诗元祐体阐论》(《江海学刊》年第期)及《试论北宋元祐诗坛兴盛的原因》(《辽宁大学学报》年第期)、张宏生《元祐诗风的形成及其特征》(《文学遗产》年第期)、张仲谋《“元祐体”辨》(《文学研究》第辑,南京大学出版社年)、周裕锴《元祐诗风的趋同性及其文化意义》(《新宋学》第辑,上海辞书出版社年)诸文对“元祐体”的特色与意义作出新探讨、新评判。作为宋诗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的宋诗史的撰写工作,本期有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宋诗分期研究直接为宋诗史的描述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成果(当然还包括上面所提及的作家、体派研究成果)。王锡九《宋代的七言古诗》北宋卷、南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分别于年、年出版)可以说是一部详细的分体宋诗史。许总的《宋诗史》则是世纪第一部完整的宋代诗史,两宋诗歌的发展过程在其中获得了较为具体的描述。如果说许著是史论结合,那么木斋的《宋诗流变》(京华出版社年)更注重史的描述,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年)更强调论的成分。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年)在与唐诗的对照中,也描述了宋诗的发展过程。此外,一些宋诗精选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宋诗史”的意味,如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程千帆《宋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年)、张鸣《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宋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等著作。还有一些宋代文学史著作中的很多内容也属于对宋诗史的描述,如吴组缃、沈天佑合著的《宋元文学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程千帆、吴新雷合著的《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南京师范大学主持编写的《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年)、莫砺锋主编的《宋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王水照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年)。有些著作虽不是专论宋诗的,但与宋诗史研究也关系密切,如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年)、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年)、张思齐《宋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年),所论多是理解宋诗特征和生成原因的关键,对宋诗史的研究颇有借鉴意义。宋诗研究的期待与开拓世纪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无疑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和进一步开拓的地方。一是在研究观念上要克服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的消极面,不要再在唐宋诗之间强分优劣,应努力客观地评价宋诗的成就与历史地位。在有关形象思维的争论中,宋诗作为一种既源于唐诗又变化唐诗、既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又不乏现代品格的新的诗歌美学理想、新的文化范型(宋型文化)的艺术载体的历史地位,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是对“形象思维”论争中批评宋诗言论的强有力反驳,也是学界在这场“唐宋诗之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将“唐宋诗之争”演变为“唐宋诗优劣论”而对二者故加轩轾,也不必为宋诗做无谓的翻案文章而对其成就与影响做出过高的估价。我们无意否认宋诗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其变化唐诗自得的独立诗学价值。但在我们日益重视宋诗的诗学价值的今天,也应该持有理性的态度,不能过分推崇宋诗,从而产生不必要的纷争,重蹈历史上“唐宋诗之争”的覆辙,使“唐宋诗之争”变成无谓的翻案或意气之争。世纪的“唐宋诗之争”仍将存在,希望这种争论在已有的共识的基础上,能推动我们对宋诗特色及其成因作更深入的探讨。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做到多元化,更要突出文学本位,即诗歌的文学性分析。在形象思维的论争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卷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用形象思维的理论来评判宋诗未必合理,同样,完全用唐诗的审美标准来评判宋诗也未必妥当。评价标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学界在这场“唐宋诗之争”中获得的重要收获。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之所以取得新局面,跟学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密切相关,特别是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对宋诗研究的推动作用更大。不过,文化学的研究也很容易让人忽视对诗歌本身的探讨,文化味很足而文学意味不浓。这种不足在有关宋诗的宏观探讨中可以见到,在欧、苏、王、黄等宋诗重要作家的诗歌研究方面体现得也较明显。文化学的研究固然有拓展学术空间、增殖学术意义的作用,但在文学本位研究与文化价值阐释两者间如何作到周延融洽,真正两全其美,理解的历史与存在的历史如何统一,尚需学界作更深入的思考。三是在研究对象上既要注意范围的扩大,更要突出重要作家的研究。宋诗的创作队伍远远超过唐诗,因此宋诗研究在研究对象上较唐诗研究来说天然地具有优势。将一大批中小作家纳入今后的研究对象中去,可以成为宋诗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不过宋诗研究的真正进展并不完全在于研究范围的扩大上,更在于对一些重要作家做更深入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等重要作家的研究远远不够充分,即以研究相对充分的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而言,也远远比不上唐诗中的李白、杜甫研究。因此,宋诗研究的不足并不在于研究范围是否狭窄,而是已有的作家研究(尤其是重要作家的研究)并不充分,这尤其需要学界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对于那些中小作家,我们要努力将其与流派、群体研究或分期探讨结合起来,通过对一批中小作家的研究,或一个时代的群体研究,使整个诗坛的面貌和走向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由此带动对诗史和重要作家研究的考察,以期提升研究的价值,而不仅仅限于简单论述这些中小作家的创作成就或是艺术特色。注:本文参考过秦寰明、程杰、莫砺锋、周裕锴、郑永晓等有关宋诗研究述评的文章,特表谢意!【责任编辑:陈红】TheResearchesonSongPoetrysince'sYEBangyi(ChinaResearchCenterforPoetics,AnhuiNormalUniv,Wuhu,PRChina)Abstract:!Since's,ouracademiccommunityhashadanewmasteryandevaluationofSongpoetry'sfeaturesandpositionbyusingvariousmethodssuchasaestheticsandculturology,etcIntermsofresearchesonpoets,therehasbeenanalldimensionaldiscussionincludingliteraturesifting,reviewofworks,andcomprehensivestudiesResearchesaroundtheschoolsanddivisionofhistoricalstagesofSongpoetryhavebeenreallydeepergoingCertainprogresshasbeenmadeinthewritingaboutthehistoryofSongpoetry,whichhaslaidssolidfoundationforthecompilationofCompleteWorksofSongPoetry,andthefutureresearchesInsum,inthepastyearsorso,quitegreat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theresearchesthoughtherehavebeensomeshortcomings,whichareawaitingouracademiccircles'constantcorrectionsandbreakthoughinthecomingresearchesKeywords:!researchonpoeticsresearchonSongpoetrywrapup第期叶帮义:世纪年代以来的宋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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