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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_五代_宋_元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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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2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_五代_宋_元_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五代、宋、元)(日)户田裕司  序言 年所发行的有关五代、宋、元史的著作,包括译注、工具书、哲学、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内,符等。

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五代、宋、元)(日)户田裕司  序言 年所发行的有关五代、宋、元史的著作,包括译注、工具书、哲学、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内,除去单行本也有多篇文章。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评述,下面除对以有关文、哲研究为中心的论著加以介绍外,至于工具书和译注等今后有的可能不易看到,这方面尽量也多作一些介绍。政治史 作为中国社会(国家)论的论考,佐竹靖彦《朱温集团的特性与后梁王朝的形成》(台湾史语所出版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近世社会文化史论文集》)一文,综合论述了“五代乱杂”的“篡夺者”朱温王朝建立的过程,作者注意到河南的地域特性,即作为唐朝军事基础的社会秩序同反唐朝社会集团(江贼等)的日常共存。他指出,在这种反唐势力的成长中形成的朱温集团,同实现了地域重建和安定的自卫集团之间保持了肯定关系,这将成为唐朝末期社会重建的起点。作者还注意到他们成立的核心战斗集团隶属战斗集团破产农民这种三阶层的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在核心部分的牢固的伙伴结合与整个集团的恒常结合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纠纷。由此,在总括社会关系组织者的朱温与作为他的部下推进集团官僚统制的枢密使敬翔之间,建立了宋代以后的集权官僚体制。竺沙雅章《宋代的士风和党争》(佐佐木润之介编《中世的政治和战争》,《中世史讲座》,学生社)一文,是以重新探讨《庆历党议》为中心的概论。作者探讨了当时新兴科举官僚的所谓“朋党论”等议论的背景,即各自作为理想的官僚形象的思想学问领域。作者指出,在政治对立的情况下,台谏是两派争夺势力的关键地位。近年来,在有关北宋政治史研究的领域中,有些关于台谏的研究引人注意。小林义广《欧阳修的谏诤和舆论》(《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古屋大学,一六)一文,对谏官时代的欧阳修的言论进行分析后指出,欧阳修认为谏官的官品虽低,但它可与宰相一起参与有关国家大事的讨论,而且其谏言是根据“舆论”和“公论”进行的。作者指出,欧阳修的见解是庆历士大夫的共同认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关于“皇帝机关说”的国家形象。平田茂树《宋代的言官》(《史学杂志》一一六)一文,从对朔党、洛党、蜀党等朋党论理解的疑问出发,确认了垂帘听政、言事机构的确立等元时代政治结构的特征。作者注意到被称为“朔党”的元政治推进者“刘挚党人”。他指出,其中包括“洛党”和新法党系人物,根据官历考察,这些人是由台谏给舍的言路官组成的集团。作者通过探讨刘挚集团的盛衰指出,在当时的政治过程中,宰执、言路官等官位是形成集团的重要原因,而这种集团的形成就是当时政治对立的一般图式的基础。作者还指出,言路官势力被政界清除的原因,是由于北宋末至南宋时期转换为宰相专权体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的“言事”力量减弱,加强了“监察”,由此改变了近世统治机构的性质。富田孔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明《关于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考察研究》(《龙谷史坛》九九、一)一文,重新肯定作者于前年发表的《关于宋二府沿革的考察研究》(《东洋史苑》三七)一文的论点。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年)指出的见解,即“宋代是皇权弱、相权强的时代”,同时批判了把皇权和相权对立起来的看法,认为应该用相互依存关系来加以探讨。正如上述小林和平田论文所述,目前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结合具体政治过程的台谏以及对皇帝和宰相关系的探讨,那么在皇权和相权相互依存的框架下,如何评价台谏的作用,应该成为学说史上的课题。高津孝《宋初行卷考》(《论集》,鹿儿岛大学法文系,人文三六)一文,列举宋初古文家柳开的例子,探讨了科举的事前运动=“行卷”随着科举制度的整顿(特别是糊名法的实施)而消灭的过程,即士大夫中应考者的声望与科举的合否不发生关系的过程,这种现象与敢于同宰相对立“言事”的谏官变为“执政的私人”的政治社会风潮是一致的,熊本崇《欧阳修传四种》(《研究纪要》,石卷专修大学,三)一文,在宋史本传之外的四种欧阳修传当中,选出旧法党、新法党编著的实录传两种,结合欧阳修的后半生,作了详尽的对比研究,探讨了由欧阳修所代表的“言事”政治的转换点。制度与官制 高桥彻《宋初寄禄官渊源考》(稴沫集》七)一文,根据唐代史料通过彻底实证考察,探讨了与差遣、馆职一起作为宋代官僚制三个人事管理系统之一的寄禄官的形成过程。高桥对历来认为使职本官渊源为寄禄官的议论提出异议,他提出了贞元月料钱序列。此外,重新探讨月料钱改革的意义也是本篇论文的重要论点,但在这里不准备提及。伊藤宏明《关于唐五代都将的记录(上)、(中)》(《研究论集》,名古屋大学文学系,一一三《论集》,鹿儿岛大学法文系,人文三六)一文,对历来把唐五代的都将概括起来解释的论点提出疑问,作者广泛收集史料后指出,唐代中期以后的“都将”是几个军职的总称,它不同于后来杭州八都的具体军职名称“都将”,并提出它同世纪后半期藩镇内军制重编的关系。希望本篇同前年渡边孝发表的《唐、五代藩镇中的押衙(上)》(《社会文化史学》二八)一文,都发表其结论。关于藩镇官职的研究,还有佐伯富《五代的中门使》(中山岛敏主持《宋至明清时代的科举、官僚制及其社会基础的研究》年度科研费报告书)一文,该文阐明了后唐节度使下设置的中门使的起源和职掌等问题。渡边久《从转运使到监司》(《东洋史苑》三八)一文指出,太祖庙的转运使一直是临时性的,其任务只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有效的财政经营,后来太宗庙的转运使担负了审查官员人事资料的“印纸”的批书任务,才具有了监察职能。作者指出,仁宗朝以来,经常设置提点刑狱,但两者的监督范围有很大的重复,形成了行政监视的双重的网,而这两者作为一个监司组织进行运营。小岩井弘光《北宋的壮城》(《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学,五)一文,对从事各种役使的厢军兵种之一的壮城进行分析后指出,他们虽然负责修筑城濠,但并不是开国以来就在全国展开的,随着西北地区的紧张,在英宗朝以河北和陕西等地为中心加以配备,神宗朝以后则按每一府州规定了兵额,贯彻了任务的专业化。柳田节子《宋代的县尉》(《科举、官僚制》)一文,对县尉进行土地问题的调查、审理、判断的事例作了分析后指出,专门作捕盗官的县尉的职务具有扩大的趋势。中村裕一《五代〈镇东军墙隍记〉引用的“ ”》(《汲古》二一)一文是一篇短文,作者对标记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五代、宋、元)的梁太祖关于 的文书样式进行分析后,加强了作者《唐代制 研究》(汲古书院,年)一文的论旨。地正宪《宋代的麟府路》(《东洋史研究》五一三)一文,探讨了不是一般的路分监司而是作为设在前线军政区的路的典型麟府路。作者指出,当地允许党项系土豪世袭长官职务,宋朝利用他们了解边境的情况,采取举族体制掌管州政,稳定地招抚其他蕃族,因此才能最小限度地派遣官兵,维持了边防体制。关于专著和工具书,有周藤吉之的《宋、高丽制度史研究》(汲古书院),中山岛敏编《宋史选择志译注》(一)(东洋文库),佐伯富《〈元丰官志〉索引》(《科举、官僚制》)。此外,五代史研究会编《五代史年表(稿)后唐()》(《东洋史论集》,立正大学,五)开始连载发行。财政 《官崎市定全集》第九卷收录了很难获得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此外还刊行了加藤繁的未发表稿《中国货币史研究》(东洋文库),为我们今后阅读货币史研究的古典著作提供了方便。年没有发表关于货币的专论,但是发表了如下有关财政史的研究论文:冈元司《叶适的宋代财政观和财政改革案》(《史学研究》一九七),青木敦《南宋的羡余和地方财政》(《东洋学报》七三三、四),长井千秋《淮东总领所的财政运营》(《史学杂志》一一七)。文指出,南宋理财学派的代表者叶适认为,南宋时代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特别是王安石以来急剧增加的国家收入导致了课税基础的不稳定,对民间经济的影响很坏,同时,包括收入和管理的财政规模的扩大剥夺了大商人的经济调节机能,给官吏带来了烦琐的任务。然而叶适对南宋财政的具体影响,只是推进了淳熙十六年的经总制钱和月椿钱等的减额。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叶适的财政观有一定的界限,叶适把财政规模的扩大看作是退步的过程,而没有考虑国家积极职能的构想。文指出,羡余的进献是由监司和守臣积极推行的,其额数本应是任意(表面上是禁止的)的,但出现了相当的定期性和定额性趋势,形成国家财政很大一笔收入。作者指出,羡余的进献对象以孝宗时期为界,从三司户部转变为左藏南库,由此可见,地方官在财政上与皇帝的私帑结合,这将成为今后研究中央地方关系的线索。文成功地复元了淮东总领阶(镇江府)的财政规模、给养兵额及其财源项目、按种类的数量。作者根据对驻屯、出戍大军的补给额和补给对象按时期的实证数据,推测了南宋中、末时期大军士兵向淮东前线移驻的情况。关于财政领域的综合论述主要是依据明清进行的,但去年发表了岩井茂树的《中国专制国家和财政》(《中世的政治和战争》)一文。作者是如何根据宋代实情评价唐宋变革以后财政系统的特点即依据“原额主义”扩大正额外财政这一问题的呢。我们应该从国家观点重新探讨财政思想,以及中央集权国家中地方性的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物管理等论点,对上述文~文的问题加以分析。法与审判 关于法制史料译注,年发表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世的法制与社会》研究班的共同研究成果《〈宋史刑法志〉译注稿(上)》(《东方学报》京都,六四)和继年发表的清明集研究会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惩恶门)译注稿》(其二)(同上)。目前正在形成从比较落后的法与审判的角度探讨宋代社会的形象和国家权力发动的实况等基础。这种研究的具体过程,就是要理解法所规定的“当为”,而它在实际应用时如何被“歪曲”。因此,这个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研究领域确定一字一句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植松正《务限的法和务停的法》(《研究报告》,香川大学教育系,第一部八六)一文和石川重雄《南宋时期民事诉讼和番诉》(《立正史学》七二)一文,都是根据上述语义的确定了解当时的审判过程的。文指出,年高桥芳郎《务限法和茶食人》(《史朋》,北海道大学,二四)一文对法制用语的理解,即“务限”为农务时间,“入务”为参加农务,“务开”为完成农务的解释,在“务”字中包含农务是不确切的。作者认为,南宋的“务限”与《元典章》的“务停”(办公的停止)一语有关,是指审判业务的期限,“入务”指开始计算务限,“务开”指开始办理诉讼业务。文以《清明集》惩恶门的判语为例,详细地探讨了民事诉讼的变迁,作者指出,“番诉”手续起到了本人和家属实质上的上诉作用,这种制度是为了防止官吏的误认制定的,它是一种“人民民事诉讼权扩大”的表现,但也导致“脱判”等助长自私诉讼的恶循环。年川村康发表了关于杖刑的三篇论文:《政和八年折杖法考》(杉山晴康编《审判与法的历史性开展》,敬文堂),《建中三年重杖处死法考》(池田温编《池田论集》),《唐、五代杖杀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亚洲的社会与文化》Ê,汲古学院、《纪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一七)。川村历来认为,宋代折杖法中大观二年法和政和八年法是建隆四年法的修正法,文重新加强和确认了作者的主张,探讨了徽宗朝至南宋时期折杖法的施行、停止和复活的过程。文指出,在南宋以前宋代的死刑延续了唐中期建中三年制定的重杖处死法,在刑罚体系中制定了“杖杀”。文指出,斩杀在五代时期作为法定刑在 上确立了其刑名,在五代末期作为必须复奏的正规死刑加以制定。吉田寅编《〈庆元条法事类〉诸本对校表(稿)》(立正大学东洋室研究室)一文,有助于此研究领域的基本史料的查阅。社会和经济 伊藤正彦《义役》(《史林》七五五)一文,通过对“诡名挟户”等出现的、为了解除南宋役法的各种矛盾而成立的义役的探讨,论述了南宋时期社会结合的性质。作者指出,历来认为义役是农民自治共同组织(共同体)或地主统制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是在野知识分子发起、以州县官的干预为契机而设立的。义役设立后,是由负责管理的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来维持的。也就是说,义役不是自律性的农民结合,而是依据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委任)的自发性结合的,其短命和脆弱性是由于这种结合形态所造成的。作者指出,从宗族、社仓等其他形态也可以看出义役在社会结合上的特点。大泽正昭《中国社会史研究和〈清明集〉》(《苏菲亚》一六,年)一文,对《清明集》惩恶门所载豪民的各种特点进行全面整理后指出,南宋小农民在自我再生产(如日本中、近世)当中,不是建立小农民之间的对等关系,而是选择了同地主、豪民等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作者至此的论点是明快的,但是后面提出的展望,即仅凭社会中间层不代表农民的阶级利害,就认为“国家与小农之间早已产生了裂痕”,是会有不同看法的。柳田节子《宋代农家经营和营运》(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一文,又一次注意到作为决定户等标准的家业钱和物力。作者指出,当时的农家经营不论什么阶层都进行商业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富裕,下层人户为了维持生活必不可缺的营运都成了推排的对象,它同上等户的商业行为的意义完全不同。小仓正昭《募役法资产对应负担原则的历史意义(三)》(《纪要》,铃鹿工高专,二五二)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五代、宋、元)一文,是继《同上(一)、(二)》(同上二三二、二四一,年、年)两篇文章的最后一篇。作者指出,募役法的目的不是保护贫民,而是保护苦于就役的乡村上等户,下等户担负的免役钱在地方财政上占有很大比重,对他们反而不利,因此,募役法是牺牲贫民的富民化政策。中村治兵卫《宋代黄河南岸的都市滑州和商人工会“行”》(《中国的都市与农村》)一文指出,唐代以来的交通枢钮滑州,由于是濒河都市,十年会遭受一次水灾,在滑州元八年的碑文上竟出现了十七个“行”字,作者认为此“行”的业种与《东京梦华录》所载“行”不同。西冈弘晃《南宋杭州的都市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二二)一文,概述了与其说南宋不如说唐宋时代的水利建设情况。松泽博《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私见(二)》(《东洋史苑》三八)一文与松泽前稿(同上三、三一,年)同样,都是天理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契约文书的译注,前稿仅仅介绍了一点,此稿在作了一些类型化的基础上翻译和分析了三点动产抵押文书。关于研究整理的文章有:菊地英夫《中国都市、聚落史研究的动态与我对〈城乡(都鄙)关系〉问题的个人展望》(《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户田裕司《救荒、荒政研究和宋代地方社会的视角》(《历史的理论和教育》八四)。文试图从“共生与相互依存”的关系探讨唐宋时代的城乡,而不是依据“统治与剥削”的理论,作者概括地进行了包括历来的聚落史研究很少提及的领域在内的都市研究。文是我自己的著述,在此不便加以评论。关于专著,有河上光一《宋代盐业史的基础研究》(吉川弘文馆)。蒙古和元 由于受到日本广播协会专集节目等影响,社会上对蒙古表现了很大关心。杉山正明《大蒙古世界》(角川选书)一文,大规模地概括了在世界史上与“大航海时代”并肩的“蒙古时代”。该文和前年本田实信《蒙古时代史研究》(东大出版会)都是很大的研究成果。堤一昭《元代华北蒙古军团长的家谱》(《史林》七五三)一文,对一向没有得到重视的蒙古军团在元朝体制下的位置问题作了研究,确定和探讨了攻克南宋时华北战线上七家的地位、履历、职名、根据地。作者指出,从门第、领地大小和官职来看,他们形成了仅次于部族长的有力阶层,连同其下的汉人军团、南宋军团(新附军),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四层结构。太田弥一郎《元代的儒户和儒籍》(《东洋史论集》,东北大学,五)一文,探讨了元朝统治的基础“诸色户计”中儒户的实际情况。作者指出,户口统计上的儒户与军户和站户不同,它和医户、乐户等一起被编入广义的民户当中,而“儒籍”也并不是儒户独自的户籍簿,只是一种儒人名簿。作者结合对免役特权和审判时的约会制的研究指出,儒户所以没有受到地方民政机关的尊重,是因为儒户在“诸色户计”中所处上述位置的缘故。大岛立子《元朝王文统小考》(《稴沫集》七)一文,通过探讨受李王之乱牵连被处死的平章政事王文统的事迹,论述了围绕中书省的成立和发展而展开的朝廷内外舆论的动态。此外,大岛还出版了《蒙古的征服王朝》(大东出版社)一文。这个领域的工具书有野泽佳美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年)》(立正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年)。思想和宗教 市来津由彦《廖德明福建朱熹门人从学的一种方式》(《纪要》,东北大学教养学系,五六,年)一文,认为朱熹的思想通过对门人们讲学的共同作业才得以形成,根据这种观点,探讨了在官职之余从师朱熹的顺昌县士人廖德明同朱熹的交往过程。作者指出,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同朱熹有来往的地方士人们具有尊重主体内的“心”的倾向,而不是向外经世,但他们在日常现实中不得不面对经世,朱熹从日常事物中掌握支撑主体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很有魅力的。小岛毅《宋代的国家祭祀》(《池田论集》)一文,对照分析了不同时期的三个祀典《大唐开元礼》、《政和五札新义》和《大明集礼》的吉礼部分,作者注意到只有《新义》记载着四种祭祀,他指出,唐玄宗朝以后礼制思想发展渗透,如九鼎铸造等按时令思想进行象征性的王权礼仪,太一信仰提倡的道教向礼制的渗透,以及纬书思想、五德始终说等,但在明初,这种礼制被除掉了。作者认为,其背后有向朱子学王权论转移的北宋末期的历史性。小岛还发表了《儒教的偶象观》(《中国社会与文化》七)和《国家祭祀中军神的变质》(《日中文化研究》三),作者对比近世儒家的言论和实际民众的信仰心,论述了礼制发展的结果。宫本则之《宋元时代的坟庵和祭祀祖先》(《佛教史学研究》三五二)一文,确认宋元时代士大夫们大造坟墓,设置祭田,为了看守坟墓,建造了坟庵。作者指出,在坟庵祭祀祖先时采用了儒佛折衷方式,这种现象表明宋元时代的宗族并不是自律的独立的祭祀组织,他们需要同成员外的人们结合。关于译注,有东北大学《朱子语类》研究会编《〈朱子语类〉本朝人物篇译注(二六)、(二七)》(《集刊东洋学》六七、六八)和宋明研究会编《〈朱子语类〉译注(一)、(一一)(《汲古》二一、二二),以及恩田裕正《〈朱子语类〉自论为学工夫篇译注(上)》(《中国哲学研究》,东京大学,四)。末木文美士主持《宋代禅籍的文献性研究》(年度科研费报告书》一文是继末木文美士、佐藤练太郎《〈碧岩录〉第一则译注》、《同上第二则译注》(《纪要》,禅文化研究所一四、一七,、年)而发表的《碧岩录》第则至第则的译注。该文和入谷义高等人发表的《碧岩录》上(岩波文库)在译文和解释上有所不同,查阅时需要加以对照。衣川贤次《读禅的语录(一)、(二)》(《中国语》三九四、三九五)一文,可以成为了解近世口语的入门书。关于单行本,有中村治兵卫的《中国黄教的研究》(《中村治兵卫著作集É》)和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的研究》(汲古书院)。结尾语 去年出版了静嘉堂文库编《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共二册,汲古书院),这是值得庆幸的。此外,作为《亚洲历史事典》等基础工具书所载有关帝室宗谱的修订,石川重雄在《赵匡胤》(《历史读本》第期)中发表了《两宋(赵氏)有关宗谱》。去年还发表了许多优秀论文,如斯波义信《移住和流通》(《东洋史研究》五一一)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的课题和展望》(有斐阁)一书中收集的论文(特别是山田贤、上田信的论考)历科协大会编《世界史中的近世》一书中,足立启二的《中国专制国家的发展》史学会大会亚洲史部会编《亚洲史研究中国家论的现状》一书中,岸本美绪的《中国从地域社会所看的“国家”》等等。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来看,这些文章全部都是由明清史的成果引起的。由于篇幅所限,关于五代、宋、元时代的历史研究成果就介绍到这里。(艾廉莹译自日本年《史学杂志》)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五代、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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