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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1995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上传者: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5年宋史研究概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宋史研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局面,有部专著、论文集问世,数量明显比往年增多,其中有些是耗费十余年心血潜心研究的成果论文数量虽与符等。

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宋史研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局面,有部专著、论文集问世,数量明显比往年增多,其中有些是耗费十余年心血潜心研究的成果论文数量虽与往年不相上下,约有多篇,但论文涉及的领域较以往又有所拓宽,形成若干研究热点,其中亦不乏较有份量的文章。以下将分专题对本年的研究情况予以简要介绍。一、经济史(附科技史)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月版)研究了酒的酿造技术的发展和各种酒类的制作方法。他认为度数较高的蒸馏白酒产生于宋代。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榷酒制度的各种形式,探讨了榷酒与国家财政的关系,阐述了酿酒业内部的生产关系。这部书是近年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向深层次探索的一本,受到专家好评。周生春以太湖平原和丹阳湖平原为例,探讨了水利田开发和土地集中的关系,认为水利田的开发不仅使南宋时江南的大部分土地落入地主手中,而且农民也因水利田的开发多少拥有一些土地(《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中国农史》第期)。吴旭霞通过对宋代江西手工业的考察,认为宋代江西手工业发展不平衡,矿冶、制瓷、造船、纺织业发展较快,其他迟缓,雇佣与被雇佣是货币关系,这是生产发展的产物,由此得出了宋代江西手工业中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结论(《宋代江西手工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江西社会科学》第期)。汤开建认为盐业生产是宋代香港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海南、官富盐场和大屿山私盐活动的考述,反映出宋代香港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暨南学报》第期)。郑学檬认为技术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造船技术的进步使得两宋造船业发达,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两宋航运业发展的动力》,《厦门大学学报》第期)。王利华认为吴地的农业习俗是当地人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范成大诗所见的吴中农业习俗》,《中国农史》第期)。梁中效探讨了宋代汉水上游的水利建设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宋代汉水上游的水利建设与经济开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期)。肖怀安探讨了宋代人口的优化问题(《宋代人口的适度与优化》,《衡阳师专学报》第期)。吴松弟认为宋代福建人口增长比较迅速,北宋后期即出现人稠地狭的现象,大量人口进入山区或务工经商又促进了山区的开发和工商业的发展,务工、经商、读书、做和尚是务农以外的重要生活出路(《宋代福建人口研究》,《中国史研究》第期)。高聪明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特点是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比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粮食、布帛成为主要商品,但是由于从事商品生产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这造成了宋代货币制度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对货币制度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宋代货币仍然以铜钱为主(《论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特点》,《河北大学学报》第期)。刘春萍认为南宋功利之学的兴起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对外交流的发展,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容纳又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南宋商品经济发达原因探》,《求是学刊》第期)。吴建华分析了王安石与张居正清丈土地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结局的原因,认为改革者个人素质、性格是造成不同结局的重要因素,而封建帝王在改革中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王安石与张居正清丈土地迥异结局的探析》,《广东社会科学》第期)。周宝珠依据碑记材料研究了宋代的农田水利法(《千仓渠科条碑记与宋代的农田水利法),《历史研究》第期)。张品端认为社仓米的贷放收息为抗御自然灾害提供了资金,体现了朱子的社会保障思想,在救荒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予以肯定(《朱子社仓法的社会保障功能》,《福建论坛》第期)。杭宏秋则探讨了和籴备荒的利弊得失(《宋代和籴备荒之利弊及其思考》,《中国农史》第期)。郭正忠认为南宋初期专卖中心不断迁移,钞法多变,旧的支盐机构几度兴废由于盐利逐渐成为官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关于峻法治盐引起争论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抚恤亭民的措施,使南宋初残破的淮浙盐场逐渐恢复了生机(《南宋高宗时期东南六路海盐政策的变迁》,《文史》第辑)。他还着力探讨了青白盐贸易与宋夏和战的关系,认为青白盐贸易中的利益冲突贯穿宋夏关系的始终(《青白盐使与青白盐刑律》,《宁夏社会科学》第期)。李晓对宋代茶叶市场的茶叶贸易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的茶叶市场依地域可划分为四大市场(《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刘复生指出广马贸易盛于南宋,最高时达匹以上,以盐博马是广马贸易的一大特色(《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第期)。章深指出元丰市舶条的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广州市舶司成为加强外贸控制和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同时他还指出商品经济对政权的依附性强,使得其自身缺乏效率和竞争力(《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兼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第期)。胡沧泽指出泉州港的日趋繁荣地位日益重要,使宋廷于元二年于泉州设泉州市舶司以确保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福建海外贸易的兴盛不仅是由于有一整套鼓励海外贸易的措施,还在于有一批严于执法的官吏(《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管理》,《福建师大学报》第期)。胡沧泽还指出宋代福建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改善了居民的物质生活,并引起人们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李学工、安成谋对汴京城商业网点之布局进行了研究(《论北宋汴京城商业网点的布局》,《兰州商学院学报》第期)。黄纯艳认为宋代海外贸易达到一个高潮应归功于海商,海商在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云南社会科学》第期)。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上、下两册,中华书局月版)填补了宋代财政史研究上的空白。全书分三编,分别论述了两宋各个时期的财政状况,对财政收支、税收制度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全明考察了北宋前朝的审计制度,认为在财政系统内建立财计管理和财计监督两个系统,有利于审计监督,取得了一定预期效果,使财政管理日趋成熟(《论北宋前期的审计制度及其特点》,《华中师大学报》第期)。方宝璋对审计院的源流演变进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行了考证(《宋代审计院考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黎世英认为茶叶在财政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宋代茶叶在财政上的作用》,《南昌大学学报》第期)。张远探讨了军费管理问题(《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第期)。俞兆鹏认为宋徽宗抑制通货膨胀的失败原因在于无法紧缩货币,不能发展生产,难以整肃吏治(《论宋徽宗抑制通货膨胀的失败》,《中国史研究》第期)。高聪明认为宋代货币流通具有良币沉淀,货币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各地区间分布不平衡,货币需要量和流通量受生产季节性影响而表现出季节性变化、流通速度慢等特点(《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魏永理认为宋代纸币具有国家纸币的性质(《试论中国国家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甘肃社会科学》第期)。包伟民则指出我国古代一度广泛通用的纸币从根本上看只是由于当时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的一种替代性通货,与真正意义上的由于信用关系发达而产生的纸币尚有差距(《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林文勋认为盐钞就是以盐为本位的一种有价证券,具有信用货币、便换、飞钱及提称货币等多种功能,是盐对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折射,对宋代财政金融起着巨大积极作用(《宋代盐钞功能试探》,《中州学刊》第期)。贾大泉考证了宋初蜀中铁钱的铸额(《北宋初期蜀中铁钱铸额考》,《四川文物》第期)。陈季卫、吕柳新经考证认为南宋中期后,福建荔枝种植业已掌握了无性繁殖技术,并指出这不仅使荔枝产量提高,而且有利于保持推广优良品种,是荔枝培育史上一次重大技术革命(《从岭南到福建:古代荔枝学的“浅汤现象”》,《福建论坛》第期)。潘玉君等认为沈括观察地理事物、记录地理现象并不停留在描述性记载上,而是进行解释性描述,表明沈括已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他对许多地理现象成因的推断都是符合现代地理学原理和思想的,由此指出《梦溪笔谈》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梦溪笔谈〉的地理学价值》,《齐齐哈尔师院学报》第期)。二、政治史(附中外、民族关系史)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月版)收集了著者十余年刊发的论文篇,对宋初中书事权问题、宋初政策、宋初三朝政治演进状况进行了讨论和考察,并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作了考证和订补。顾吉辰认为赵匡胤加强中央权威的措施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达到预期目的,使宋在相当长时间里,得以持续稳定发展(《宋太祖加强中央权威的举措》,《学术月刊》第期)。李华瑞认为宋初占主导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而非黄老思想(《宋初统治思想略论》,《西北师大学报》第期)。他还在《宋初黄老思想三题》(《河北大学学报》第期)中指出,黄老思想是宋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的观点与宋初政治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多有不合,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黄老思想的作用。他认为宋初的经济政策是检验黄老思想是否居主导地位的关键,宋初保守政风的形成与维护豪强兼并和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有密切关系。胡昭曦认为宋晚期有三个明显变化: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相权专政达到顶峰民族关系以宋蒙关系为主理学确立了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由此他指出以宋宁宗嘉定元年为晚宋时期的起点较为恰当,晚宋可分三个时期(《略论晚宋史的分期》,《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虞云国认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三权制衡系统(《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学术月刊》第期)。季盛清则探讨了台谏监察与熙宁变法的关系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宋代台谏监察的衰落与熙宁变法述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期)。乐文华、杨霞飞认为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是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北宋迅速灭亡是吏治腐败的必然结果(《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江西社会科学》第期)。任新民认为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是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的观点难以成立,他认为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过度干预,稳定住了官僚士大夫队伍,保障了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整合稳定(《试论宋代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南京社会科学》第期)。邓小南对“泥马渡康王”传说的背景及故事内容进行了考释,进而指出这一故事的传布与宋高宗稳定政权的努力有直接关系(《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第期)。刘安志对近年来关于“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的研究情况作了述评,他认为解决这两个疑案的关键在于弄清为何赵匡胤在位十余年而不确立继承人(《近年来“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研究述评》,《史学月刊》第期)。吴以宁从另一个角度对宋代官制给予了诠释,他认为官衙重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官僚经商无可厚非,官冗员众原因在于没能合理安排人才,鼓励读书科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是坏事,奢侈客观上刺激了商品流通,应将奢侈与穷奢极欲分别对待(《人浮政滥的宋代官制》,《史学集刊》第期)。贾玉英认为宋代中央行政体制经历了从三府到三权分立,从三权分立到三省、枢密院共掌政权的演变过程,对以后的中央行政制度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这也是相权从小到大变化的缩影(《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中州学刊》第期)。施伟、肖建新对宋朝审官院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变化过程既是北宋前期分权体制使然,又是北宋官僚制度变化所致,同时还是审官机构及其运作和实施衰变的结果(《宋朝审官院演变考述》,《安徽师大学报》第期)。苗书梅对权摄官的任用原则、泛滥原因及其危害作了初步探讨(《论宋代的权摄官》,《河南大学学报》第期)。同一作者在《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史学月刊》第期)中指出宋代统治者已不再把亲戚当作政权依靠的首要对象,而是在更广泛的庶族地主中寻求统治基础,因此对宗室、外戚只是予以优待而不让他们掌握实权,对宦官则采取限制性措施。袁一堂认为总领所是南宋供漕体制及军队供养体制的基础(《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中州学刊》第期)。方宝璋对通判在财经上的监督职能进行了探讨,指出通判常置不废在财经监督上有自成系统的地方,但由于通判地位特殊,因而不易协调(《宋代通判在财经上的监督》,《辽宁大学学报》第期)。李华瑞指出灵州、泾州、夏州是宋初中西交通三个重要的中转枢纽,朝贡贸易是中西交往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宋初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丝绸之路》第期)。祁庆富对北宋奉使高丽的三次高潮情况及南宋与高丽疏远到断交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考述,并指出,官方奉使往来,在宋与高丽的双边关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梯航浮海是双方奉使的唯一通道(《宋代奉使高丽考》,《中国史研究》第期)。吴熊和认为宋廷曾拟派苏轼出使高丽,事在元丰八年四月,因人事上的偶然因素和深层的政治原因,出使之议作罢(《苏轼奉使高丽一事考略》,《杭州大学学报》第期)。顾吉辰则探讨了杨景略及其他人的生平事迹(《宋神宗元丰年杨景略等奉使高丽题名考释》,《延边大学学报》第期)。李立探讨了宋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城市研究》第期)。张倩江探讨了开封犹太人被同化的原因(《论历史上开封犹太人被同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化的原因》,《民族研究》第期)。姚兆余认为北宋对西北少数民族采取了以间接统治代替直接统治,以经济援助代替和亲,以怀柔招抚取代军事征讨,尽可能联合西北少数民族以对付辽、西夏的政策,这一政策虽仍然带有怀疑、歧视西北少数民族的内容,但从根本上说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经济文化交流(《论北宋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期)。任树民认为青白盐产销问题是吐蕃部族与宋、夏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不容忽视(《北宋缘边吐蕃族保卫盐井及反盐税斗争》,《西藏研究》第期)。冉守祖认为大理与宋一直保持着贡赐关系,双方有着频繁的茶马贸易,大理文化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这加强了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对巩固边疆起着积极作用(《大理境内的民族及其与宋的关系》,《史学月刊》第期)。刘复生对“泸夷”地区的民族关系进行了考察(《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赵永春指出宋金聘使是双方赠送书籍的传送人,被拘金地的宋使讲学授徒,为汉文化在金传播立下功勋。这种文化交流的形式,其作用不可低估(《宋金聘使对文化交流的贡献》,《北方文物》第期)。侯峰对羁縻州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察(《宋代羁縻州建置简论》,《思茅师专学报》第期)。杜建录探讨了西夏建国前与北宋的关系(《论西夏建国前与北宋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第期)。廖育群通过对南宋高级司法官员宋慈生平的考察和对《洗冤集录》的研究,指出《洗冤集录》与近代法医学的著作有所不同,它只是司法检验方面的论著,尽管如此,宋慈和他的《洗冤集录》在完善古代司法检验制度和发展古代司法检验科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宋慈与中国古代司法检验体系评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期)。三、思想、文化史(附社会生活史)漆侠论述了宋学发展演变的过程,认为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第期)。陈国灿考察了浙东事功学派的历史地位(《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历史地位》,《浙江师大学报》第期)。任远认为宋代经学之变古确实存在主观臆断之弊,但也有成功方面,句读标点便是其中之一,宋代学者强烈的创新意识值得今人借鉴(《宋代经读之出新与弊端》,《孔子研究》第期)。周月琴认为宋代的人性探索运动从拯救现实出发,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它第一次从宏观与抽象思维的角度把握人类的命运和社会发展方向(《试论宋代的人性探索运动及其历史评价问题》,《中州学刊》第期)。刘立夫认为邵雍根据《易》学和佛教轮回说创立的“元会运世说”是主观臆想的产物,与科学无关,与社会发展无必然联系,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邵雍“元会运世说”之实质》,《衡阳师专学报》第期)。金春峰认为朱熹的《仁说》通过对仁心、仁德的追本索源,把人引到超乎物欲、私欲本心,鼓励人们抛弃自私、渺小,走向圣洁、崇高,人人都可以求仁得仁(《朱熹〈仁说〉剖析》,《求索》第期)。徐刚认为朱熹对张载的“天人合一”等自然哲学的命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有自己的创造,从而达到当时自然哲学的一个新高度(《试论张载自然哲学对朱熹的影响》,《华东师大学报》第期)。李锦全认为朱熹理学总体上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但他又反对君主的独断专制统治。以理杀人并非朱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熹的本意,朱熹一度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替罪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上就形成的悲剧命运(《还朱熹思想以本来面目兼论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东方文化》第期)。钟年、孙秋云认为宋文化的特点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北方民族长期包围和轮番冲击给宋王朝造成了惨重的物质损失,也在宋人心灵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北方民族武力冲击对宋文化的双重毁伤》,《湖北大学学报》第期)。程民生将宋代地域文化划分为四个区域。从科举录取人数来看,地域文化又呈现出西北少东南多的特点。南方文化多元,但缺乏强大聚集力,北方人才之盛在北宋中期已达到高潮,北方战乱使士人南下,带去北方文化。文化发达的地区经济也是比较发达。地域文化使得高深型的儒学地域化,也使得普及型的地方志定型发展(《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第期)。刘克宗对宋代民俗文化进行了考察(《宋代民俗文化初探》,《上海大学学报》第期)。祝尚书认为白莲社开了宋人大规模文学结社的风气,结社主要针对宋以来古文家排佛,同时也起到儒释沟通的作用,白莲社对北宋思想文化发展,诗文革命产生重要影响(《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文献》第期)。周宝荣认为宋代书稿审查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宋代的书稿审查》,《社会科学》第期)。黄启昌认为宋代童试最早不迟于宋太宗雍熙初年,年龄较唐代有所放宽,应试者不下数百,中者寥寥(《宋代童试漫话》,《华夏文化》第期)。李清凌认为庆历改革中创立的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社会私人办学的力量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地方官学的经费问题,扩大了社会教育面,为人才培养和从文化教育上加强中央集权,形成多层次衔接的教育体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西北师大学报》第期)。周百鸣考察了浙江书院的情况(《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浙江学刊》第期)。刘秡《论宋人撰集当朝史》(三秦出版社月版)对宋人私撰当朝史从总体规模、历史原因、编修特点、史料价值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在编修特点中,作者首次提出长编体是编年体的一个分支的观点,指出长编体的主要特征是记事详赡,兼存异同。作者还认为宋人私撰的当朝史具有很高的价值。孙建民、凌 指出宋代史学充满了史学自觉精神,这种自觉精神是以长编法引入史学领域而贯注成功的,长编法作为一种方法不断充实提高,成为一种体例,为史学注入活力(《宋代史学与长编法》,《学术月刊》第期)。俞梓华认为宋人在《史记》研究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刊刻《史记》,使其流传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是开《史记》评论的风气,为后世《史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宋人对〈史记〉的研究》,《浙江师大学报》第期)。周宝珠认为自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之后,形成了一股仿制《清明上河图》的热潮,在各种《清明上河图》图本中《宝笈》三编本为宋画,是张择端之真笔。仿制热带来研究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问,即清明上河学,为发展这一学问,应加强对《宝笈》三编本的出版和研究工作(《〈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范荧认为在宋代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它被改造成一种似佛非佛的新东西,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宋代民间信仰中的佛教因素》,《上海师大学报》第期)。汤其领认为宋真宗及其佞臣精心策划粉饰太平、涤辱洗耻的东封西祀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同时也使得道观大兴,道教发展进入高潮(《涤耻封禅与北宋道教的兴盛》,《河南大学学报》第期)。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叶春芳认为北宋皇帝的丧葬礼仪之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对社会有广泛的影响,但它宣扬迷信思想,助长厚葬之风,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应予全面否定(《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第期)。张邦炜、张敏认为两宋火葬盛行,是因为贫者死无葬身之地,富人则因远途难于归葬故乡,火葬卫生节省地少人多,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突出,所以尽管两宋厉行火葬之禁,而火葬之风竞禁而不止(《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四川师大学报》第期)。梁凤荣认为宋代妇女并不完全是那种封建礼教束缚下变得呆板、怯弱、缺乏生命力的女性,其独立意识表现在追求情感独立,婚姻自主,词书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和政坛上的独立意识(《宋代妇女的独立意识》,《郑州大学学报》第期)。臧健认为宋代“生子不举”是以人为的因素来控制家庭人口增长。“生子不举”导致两性比例失调,对妇女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影响,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之分析》,《中国史研究》第期)。姚伟钧认为宋代开封丰富多样的饮食是农业发展,运输条件改善,商业繁荣的结果(《宋代开封饮食生活的历史考察》,《中南民院学报》第期)。葛剑雄深刻剖析了宋真宗时影响极大、波及甚广的天书封禅运动(《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读书》第期)。四、人物、史料研究王曾瑜指出宦官和医官王继先的为非作歹是宋高宗朝专制腐败政治的一个侧面,从宋高宗对王继先等人的处分可以看出监察权根本不可能独立于皇权,只能是皇权的附庸,同时也反映出宋高宗惩治贪污腐败的虚伪性(《城狐社鼠宋高宗时的宦官和医官王继先》,《四川大学学报》第期)。魏殿金、杨渭生对王应麟的学术成就作出评价(《论王应麟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浙江学刊》第期)。康玉庆考证出杨业生于年,籍贯为麟州(《杨业事迹小考》,《晋阳学刊》第期)。李华瑞认为太原保卫战对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其战术思想为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王禀应列入与岳飞等人等量齐观的民族英雄(《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第期)。韩酉山认为秦桧是向金乞和的罪魁祸首,宋高宗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评价秦桧的几个问题》,《江淮论坛》第期)。张其凡认为程朱之学在岭南的传人可分四途,他对位岭南重要的理学人物进行了考述,指出宋代理学在岭南的传播以广州、东莞、韶州为中心(《宋代岭南主要理学人物缕述》,《暨南学报》第期)。毛策评述了唐仲友的学术思想,提出应为被理学家曲解的唐仲友正名(《唐仲友论纲》,《孔子研究》第期)。蔡方鹿认为二程开辟了儒学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对传统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产生重要影响(《二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研究》第期)。王开堂认为李纲不仅是抗战派的代表,而且在政治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努力实行(《李纲政绩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第期)。燕永成理清了《王文正公遗事》一书的流传过程,并对内容作了考证(《〈王文正公遗事〉考略》,《上海师大学报》第期)。陈国钧论述了李觏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李觏及其哲学思想》,《江西师大学报》第期)。李继定对李焘父子生平事迹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考证(《李焘父子考辨札记》,《浙江师大学报》第期)。何忠礼就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文史》第辑)。方如金、陈国灿对陈亮的商业思想进行了研究(《论陈亮的商业思想》,《浙江师大学报》第期)。崔凡芝、萧淑贞认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继承了反对武力、崇尚和平的传统思想,但由于把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民族事务伦理化,导致了他对战争根源认识的偏差(《略论司马光的民族思想》,《民族研究》第期)。杜洪义认为司马光以史为鉴、以史正心、以史论政,表现出强烈的以史资治的政治意识,使史学与政治一体化(《论司马光以史资治的政治思想》,《辽宁师大学报》第期)。蒋星煜认为司马光因政见不同,对王安石的评价有失偏颇,不符合历史实际(《王安石与司马光》,《山西师大学报》第期)。许怀林、吴小红指出王安石晚年读佛老却未沉缅其中,而是有所去取,以世事为要(《荆公晚年耽于佛屠辨》,《江西师大学报》第期)。孔繁敏指出所谓《国史本传》实为《实录附传》,数百年来十余种包拯奏议集刻本皆把附录包拯传记资料的性质搞错了,据此作出的推断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还认为《宋史》本传在诸种包拯传记资料中是错讹比较严重而又比较通行的一种,使用时必须慎重(《宋国史及〈宋史包拯传〉辨证》,《安徽史学》第期)。贾玉英认为台谏官时期是包拯政治生涯中闪光点最多的时期(《包拯的台谏官政绩述论》,《安徽师大学报》第期)。刘五书认为包拯弘扬儒家文化为程朱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包拯对弘扬儒家文化的贡献》,《史学月刊》第期)。杨国宜认为包拯反腐败的行动值得称道(《略论包拯反腐败》,《安徽史学》第期)。曲德来认为苏轼在熙宁七年没有在宜兴买田,买田之事在元丰七年(《苏轼宜兴买田事考辨》,《辽宁大学学报》第期)。张海俐认为苏轼一生革新,从不守旧,同属革新派(《简论作为政治家的苏轼》,《青海师大学报》第期)。杨庆存指出苏轼与黄庭坚的友谊使得苏轼的影响力大为扩张(《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齐鲁学刊》第期)。李邦国提出应《弘扬周敦颐“诚”的做人治学的宝贵精神》(《江西社会科学》第期)。钟明立编制了周敦颐的年谱(《周敦颐年谱》,《九江师专学报》第期)。宋伟民分析了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浅析》,《九江师专学报》第期)。汪高鑫认为朱熹的政治思想包括为政以德的德治观,郡县“杂建”的政体观,“任贤使能”的人才观和“爱养民力”的重民论(《朱熹政治思想初探》,《安徽史学》第期)。汪高鑫、陈家骥认为圣人境界是朱熹人生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圣而外王的人生价值论则是这一体系的旨归(《朱熹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中国史研究》第期)。俞兆鹏认为朱熹的反腐倡廉目的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皇权,统一政令,反对奸佞窃权与结党营私,有其进步性(《朱熹的反腐倡廉思想兼论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江西社会科学》第期)。俞斌、瓯石认为朱熹的教育目的是以“明人伦”为本,在教法上讲究方法,提倡敢于疑古疑经(《略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复旦学报》第期)。何明栋《试论佛教对朱熹的影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期)、李才栋《朱熹与中国书院》(《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期)、崔永乐《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孔子研究》第期)、叶建华《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辑)、陈祖武《朱熹与伊洛渊源录》(《文史》第辑)等文章均就各自的主题作了论述。《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月版)是陈智超耗费十余年心血对《宋会要》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解谜,共十五章,下篇为复原,共十七章,此外还有四个附录。陈解决了《宋会要》中一系列难解之谜,从而使得对《宋会要》原书的复原能达到以上,这对《宋会要》的整理、使用都有极大的作用。他还指出使用《宋会要》时要特别注意,避免误用(《〈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文献》第期)。由汝企和点校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亦于本年内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论及重印宋刻《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意义时,陈智超指出宋刻保留了原书的格式,保留了原书前五朝的分卷情况,保留了辽、西夏人、地、官名的原译名,在内容文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字上保留了未经清人改窜前的原貌,保留了宋刻原貌,具有文献、文物、版本价值,因而重印很有必要(《宋刻〈续资治通鉴长编〉影印本序》,《中国史研究动态》第期)。孔学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主要是依《日历》为据的,取材上多以第一手材料为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史学史研究》第期)。王云裳对《刘 传》作了补正(《〈宋史刘 传〉补正》,《浙江学刊》第期)。申伯鱼对《宋史岳飞传》处标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宋史岳飞传〉标点商榷》,《绥化师专学报》第期)。李之亮对《宋史》进行了校勘(《〈宋史〉校勘札记》,《郑州大学学报》第期)。此外,李之亮还对《北宋经抚年表》作了补正(《〈北宋经抚年表〉补正》,《文史》第辑)。本年有关法律、军事、交通等方面的文章似有所欠缺。今后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应注意把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也应向新的高度攀登,使宋史研究不断深化、发展。新道家在崛起张广保  继儒家文化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之后,近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这就是对道家、道教文化的研究。下列事实或许可以表明这一新的热点正在形成:年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二届老子思想研讨会。年月在四川召开了首届“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年月在北京召开了道家文化国际研讨会,会上同时宣布国际道联筹委会成立。大型藏外道书的结集于年由巴蜀书社发起,现已出第、辑。由道教界、学术界人士分别组织编纂的综合性道教大辞典《中国道教大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分别由华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业的道家文化研究刊物《道家文化研究》自年创刊以来迄今已出版辑。所有这些都表明道家、道教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在此我想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年来国内对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作一综述,不当之处,敬请指教。综合近年来道家、道教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特点:在道家方面除重视对新出土的简帛做多角度的研究之外,一些学者还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对道家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重新进行审视,提出“道家哲学主干说”(此说以陈鼓应为代表)。另外有学者还根据海外一些顶尖科学家所倡导的东西方文化模式的融合及在其科学观中显露的向道家思想复归的一些特征,提出“当代新道家”这一术语,认为当代新道家已经形成,并且与新儒家一道平行发展(此说由董光壁首倡)。在道教方面,近年来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过去单纯以经典、人物、教派为核心的局限,而扩及到道教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道教门派、人物、道教典籍、教理教义、内            中国史研究动态            年第期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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