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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宋史研究概况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6年宋史研究概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性质等,学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有了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使讨论更加深入。这些是本年度先秦史研究的新收获,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期待符等。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性质等,学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有了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使讨论更加深入。这些是本年度先秦史研究的新收获,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期待有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能使先秦史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宋史研究成果颇丰。月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研讨范围广泛,新的领域渐为人重视,商榷意见增多,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局面,集中体现了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趋向。本年有关宋史研究方面的图书有多部,其中论文集部,研究专著部,人物传记部,从数量上看较以往有较大增加。研究论文有多篇,数量与以往持平,其中人物研究所占比重较大,约占全年论文的ö,政治史的研究依然是重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以下将以论文为主,结合有关专著,分类作简要介绍。一、经济史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年月版)以研究宋朝户口分类制度作为探讨宋朝阶级结构的突破口,探讨了宋代社会的各阶层情况,以此反映当时的阶级结构。是书涉及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研究领域,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高聪明认为只有将南宋中央财政收入、东南地方财政和四川财政收入相加的总数才可与北宋之岁入相比较(《论南宋财政岁入及其与北宋岁入之差异》,《河北学刊》第期)。包伟民认为转运司对州军来说,基本上只是一个督征监察机构,州军在中央规定的岁计约束下,是一级基本的独立核算单位,县财政很大程度上由本州直接管理(《宋代地方州军财政制度述略》,《文史》第辑)。苗书梅认为军资库是宋地方财政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军资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第期)。钟立飞、宋燕辉指出酒税收入巨大,始终占宋财政收入的öö,且大部分用来养兵(《宋代的酒利与养兵问题初探》,《江西社会科学》第期)。黎世英认为宋盐法之改革强化了政府对盐的垄断(《试述宋代盐政》,《江西社会科学》第期)。贾大泉对宋代发行纸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宋代纸币理论作了探讨(《宋代的纸币发行和纸币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第期)。程民生、张瑞生指出宋代钱币是足陌制与短陌制并行,省陌制只是短陌制的一种(《论宋代钱陌制》,《中国史研究》第期)。刘森认为折值是铸行大钱的产物,是币制问题,研究折值应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能客观地辨其意义(《北宋钱折值论》,《中国钱币》第期)。叶世昌认为“称提”是一种在纸币管理范围内的救弊措施,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解释(《说“称提”》,《中国钱币》第期)。汪圣铎认为交子就是交纳了钱的凭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制度(《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吴以宁通过对朝省集议班位、讨论内容、各项规定进行全面的论述,认为这一制度在宋更加完备,是社会政治开明化的表现(《宋代朝省集议制度述论》,《学术月刊》第期)。徐茂明从制度史的角度,对翰林学士院作了全面探讨(《宋代翰林学士院诸制度述论》,《苏州大学学报》第期)。李昌宪认为太宗、真宗之际确立了文官充当州郡主官的知州制,为安抚使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知州制是宋消除内患的一个重要原因(《略论宋代知州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南京大学学报》第期)。他还对地方统兵体制进行了探讨(《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意义》,《史学月刊》第期)。肖建新认为弹劾制度在宋代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但它只是行政监察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方法,不能等同于监察制度(《论宋朝的弹劾制度》,《河北学刊》第期)。虞云国考察了台谏的职事回避问题(《宋代台谏的职事回避》,《上海师大学报》第期)。葛桂莲认为元丰改制使北宋官制与唐衔接,并对明清有较大影响(《论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甘肃社会科学》第期)。关于宋代政治。周劲松探讨了皇位继承无内乱的原因(《宋代皇位继承无内乱原因探析》,《中州学刊》第期)。程定飞认为宋之内禅始于真宗朝,对缓和政治危机有一定作用(《宋代皇帝的内禅》,《历史教学》第期)。李华瑞认为两宋时期的改元建号与政治发展最为密切,从中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宋政治发展运行的轨迹(《宋代建元与政治》,《中国史研究》第期)。王智勇认为吴氏四世掌兵,正是宋代抑制武将、世袭祖宗之法与世代为将的武臣之间冲突的典型,从中可以看到家法作用的巨大(《吴氏世将与南宋政治》,《中国史研究》第期)。林文勋指出商人追求政治地位而现实又为商人干政提供了条件,权钱交易是干政的基本形式,结果造成了政治混乱(《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中州学刊》第期)。王育济认为“杯酒释兵权”在细节上有渲染,但并非为后人所编造,是基本可信的。它不仅结束了武人干政,而且营造了较为文明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带动宋代政治生活向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第期)。王育济还探讨了“先南后北”统一策略,认为这一方略符合经济重心南移的客观趋势,基本思路正确统一方略中不包括收复燕云十六州,并指出赎买收回燕云表明了一种解决领土纷争的新思路,更灵活务实(《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东岳论丛》第期)。诸葛忆兵认为党争的重要原因是程颐、苏轼性格上的极大反差,不是政见不同而是各报私怨(《洛蜀党争辨析》,《南京师大学报》第期)。高纪春指出由于洛学官员充当了批判王安石的急先锋,使得以洛学为主的元党人因高宗的支持而迅速发展壮大(《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中州学刊》第期)。童丽认为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着言利和何必言利的矛盾,农业赋税货币化和自然经济结构的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和生产发展缓慢的矛盾,变法理想与官员素质的矛盾,抑兼并与不触犯土地所有权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法解决,而新法又加剧了这些矛盾(《试析王安石变法中的矛盾》,《学术月刊》第期)。程民生、郑传斌认为变法达到了富国的经济目的,而强兵的政治目标却夭折了。这说明政治改革(包括兵制改革)比经济改革要艰难得多,而政治改革的萎缩与失败,则会断送经济成果(《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河南大学学报》第期)。王盛恩从市易法推行情况来考察,认为市易法实施结果是卓有成效的,他还阐述了市易法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市易法新评》,《史学月刊》第期)。李国强认为察访使在变法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宋熙宁年间的察访使》,《上海大学学报》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方如金等著《陈亮与浙东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年月版)深入探讨了南宋浙东学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学术思想渊源,学派特点与历史地位,论述了陈亮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并对陈亮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部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叶坦认为宋代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社会流俗的演变对文化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具有内在的联系(《宋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征》,《社会学研究》第期)。刘宗贤认为宋初开始形成的批判既往文化,重建儒家主体文化的文化整合趋势是儒家文化为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宋初学术的文化整合倾向》,《哲学研究》第期)。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年)将地域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方心清也对吴越文化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两宋时期吴越文化的繁荣及原因探析》,《东南文化》第期)。此外樊如霞《宋代饮茶文化与蔡襄〈茶录〉》(《福建师大学报》第期)、王汉民《宋代军士与大众文化》(《湘潭师院学报》第期)等文章对宋代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探讨。陈广胜指出宋代对历史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论宋代对图书文献的收集整理》,《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赵萍也指出宋代各类著作繁多,刻印数量巨大,校勘精良,形式美观,在古代图书史上耀人眼目(《试论宋代在中国图书史上的地位》,《牡丹江师院学报》第期)。时芳美认为宋代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学校教育的改革,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封建教育的成熟(《略论宋代的教育改革及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第期)。邓洪波认为书院在宋初暂时替代官学的地位,获得官府支持,后期失去支持,表面冷落,实际上得到更快的发展(《北宋书院的发展及其教育功能的强化》,《河南大学学报》第期)。宋三平则从类型、设立方式、形成原因、受教育对象、教师的聘请及待遇、兴学目的与效果等方面对宋代家族教育进行了全面探讨(《宋代家族教育述论》,《南昌大学学报》第期)。龚延明对及第进士与非及第进士做了界定,并对其称名进行了研究(《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文史》第辑)。朱希伟、王俊奇认为武举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几度兴废,经历了一个波浪起伏的盛衰过程(《简论宋代“武举”》,《体育文史》第期)。郭学信对科举制度与士大夫阶层进行了考察(《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山东师大学报》第期)。四、社会生活史范荧认为宋代礼俗矛盾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礼制的基础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而新风俗在某种程度上牵动传统礼制(《试论宋代社会中的礼俗矛盾》,《民俗研究》第期)。程民生认为北方风俗的特点是质直忠厚、劲勇强悍、勤劳节俭,这奠定了北方文化的基础,北方与南方风俗几乎是相对的(《论宋代北方风俗特点》,《中州学刊》第期)。他还论述了南方习俗的特点(《论宋代南方习俗特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期)。任树民分别叙述了甘青、川蜀吐蕃风俗文化的具体内容,认为宋代吐蕃风俗文化较唐代有明显的嬗变,反映出民族文化融合的迹象(《宋代缘边吐蕃风俗文化嬗变之考略》,《西藏民院学报》第期)。杨师群探讨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婚俗(《宋代南方少数民族的婚俗》,《史林》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证,会子为结算凭证(《“交子”释义》,《中国钱币》第期)。张熙惟认为宋代商品经营资本取得了巨大发展,经营主体扩展至社会各个阶层,营运方式多样,体现出中国古典商业资本由封建社会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性质(《宋代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文史哲》第期)。郭正忠对盐的商品化作了考察(《宋代的盐商与商盐》,《盐业史研究》第期)。廖大珂对宋代私人航海贸易的发展情况、贸易活动类型、海商构成做了探索(《试论宋代的私人航海贸易》,《南洋问题研究》第期)。郑学檬则对福建沿海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安国楼指出番汉人民对边疆地区的开发都作出了贡献(《宋代民族边区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边区的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他还指出宋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农业政策,对赋税征收也采取宽大政策,在客观上利于边区的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论宋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政策》,《中国农史》第期)。邓辉对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经济与货币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两宋时期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经济与货币》,《湖北民院学报》第期)。汪廷奎认为广东区域在北宋时南北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南宋时则逐渐形成由原来北部领先转为南部(主要是沿海)占优势,北部趋于落后的格局(《两宋广东区域经济及其变化》,《广东社会科学》第期)。刘华认为宋代是一个能较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并在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朝代(《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大学报》第期)。王菱菱则对矿业管理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河北大学学报》第期)。勾利军对福建茶的栽培、焙制等问题分别作了探讨(《宋代福建茶业生产述论》,《晋阳学刊》第期《略述宋代建茶的制作》,《河南师大学报》第期)。陈峰认为北宋定都开封的直接根源在于漕运(《北宋定都开封的背景及原因》,《历史教学》第期)。方如金、陈建华对临安水运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南宋临安水运的繁荣原因探析》,《浙江师大学报》第期)。梁中效则对“马纲”驿路进行了探讨(《南宋东西交通大动脉“马纲”驿路初探》,《成都大学学报》第期)。李裕民《〈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对《宋代经济史》中关于土地兼并、人口、寺观等问题做了具体分析,认为书中有不妥及彼此矛盾之处(《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姜锡东、李华瑞、游彪则对李文的质疑,依次作了驳正(《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二、政治史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年月版)分上下二编分述中央与地方的监察制度并探讨其利弊得失,书末附有宋朝御史中丞年表。作者认为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均建立了一套新的监察体制,并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一书亦于年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在《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荐举保任法》(《河南师大学报》第期)一文中,苗书梅认为此法本意是限制选人过快升迁,而执行中却出现弊端。同时苗书梅还在《史学月刊》第期上介绍了武官选任年宋史研究概况何忠礼认为宋代士大夫法制观念淡薄,除屈服于权势,违心执法外,还受重儒轻法思想的影响及人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束缚(《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浙江学刊》第期)。郭东旭认为宋代财政监督极为严格,在理财惩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财政监督法述论》,《河北大学学报》第期)。王侃认为宋例不是判例,不是法、法典、法律形式,例是皇帝的特旨断狱,裁决有恤刑属性,原则上不许援引(《宋例辨析》、《宋例辨析续》,《法学研究》第、期)。黄山松认为对和战之说不能一概而论,并结合规模说,提出恢复、投降,和、战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混为一谈(《南宋的和战之争与“规模”说》,《浙江学刊》第期)。姚兆余认为宋对西夏的羁縻政策加速了党项族的封建化过程,促进了民族融合(《论北宋对西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期)。王天顺、杜建录认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是视国力强弱和当时民族政权对峙形势来制定的(《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中州学刊》第期)。安国楼认为宋对西北边区民族的统治体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羁縻体制,与西南地区羁縻州有所不同(《论宋朝对西北边区民族的统治体制》,《民族研究》第期)。陈守忠以宋向西拓地建堡寨的年月为经,以地理考证为纬,逐一考证了吐蕃居地及其与宋之关系(《北宋时期秦陇地区吐蕃各部族及其居地考(上、下)》,《西北师大学报》第、期)。尤中对“罗施鬼国”和“自杞国”的建立与灭亡进行了考察,认为它们是南宋时西南边疆的民族地方政权(《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地方政权“罗施鬼国”和“自杞国”》,《思想战线》第期)。孙建民、顾宏义认为“东联高丽”真正实施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齐鲁学刊》第期)。顾宏义认为宋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西藏民族学报》第期)。三、思想、文化史近年关于宋学的研究成为热点。月在河南濮阳召开了“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河南大学出版社年月版)。杨翰卿认为宋学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由古而今、由旧而新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近现代古今中西学术之争中由西而中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具有保持民族性特色的历史作用(《宋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州学刊》第期)。朱伯 认为宋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标志着中华学术发展的新阶段(《关于宋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第期)。徐远和认为宋学十分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和谐与稳定是宋学社会发展观的最高原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精华之所在(《宋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中国文化研究》第期)。章权才认为退五经尊四书的基本思想就是企图在意识形态中确立一种以适应后期封建社会需要以思孟学派保守理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宋代退五经尊四书的过程与本质》,《学术研究》第期)。陈寒鸣认为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反道学的运动屡屡兴起,虽各有原因,但以某种学术为罪,陷害、打击学者、文士,乃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有表现(《南宋道学与文道学之争及启示》,《历史教学》第期)。石训认为实学思潮在庆历年间已经出现,而且是实施新政的理论支柱(《实学思潮是庆历新政的理论支柱》,《中国文化研究》第期)。王子今指出司马光特别重视时代政治风气于政治形势之治与乱的作用,而伦理道德导向对政治风气的形成又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资治通鉴〉中的政治伦理与政治道德教义》,《学术界》第期)。年宋史研究概况王善军探讨了宗族制度的职能,认为它是缓和阶级矛盾协调阶级关系的重要手段(《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第期)。王莉对南宋福清林氏家族进行了研究(《对南宋福清林氏家族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卢建华认为近十年来宋代妇女研究范围大,但有关劳动妇女研究明显不足,妇女教育、体育娱乐的研究涉及不多,缺乏全面研究的专著,微观研究尚待加强(《近十年来宋代妇女研究》,《史学月刊》第期)。钟年、孙秋云认为经宋儒的努力,对妇女缠足和贞节的要求得到广泛认同,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禁锢,使妇女心态乃至整个社会心态发生畸变(《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禁锢宋代妇女生活》,《文史杂志》第期)。季晓燕认为宋代后妃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女性三从四德的特征(《论宋代后妃的文化品格》,《江西社会科学》第期)。宋东侠认为宋代妇女改嫁极为普遍,贞节观念的变化及有关法律规定为改嫁提供了基础,理学对宋代社会乃至妇女的影响极为有限(《论宋代妇女改嫁盛行的原因》,《青海师大学报》第期)。吴旭霞认为宋代宗室的婚姻完全是一种无视当事人感情,重视门第伦理的功利主义婚姻(《试论宋代宗室之婚姻》,《江西社会科学》第期)。刘春萍探讨了妇女在婚姻家庭法规中的地位问题(《南宋婚姻家庭法规中妇女地位刍议》,《求是学刊》第期)。王日根认为义田的兴起反映了从士大夫到庶民为光大家族和维持家族所作的努力,义田所凝成的群体与政府具有互动关系,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厦门大学学报》第期)。赵金鹏、袁德认为商人救灾思想的产生是区域性分工、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宋代的商人救荒思想》,《河南师大学报》第期)。朱瑞熙对家具、炊具、灯具及其他日用器具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器用“人自为制,无复纲纪”(《宋代的生活用具》,《上海师大学报》第期)。周宝珠认为饮子多种多样,基本上以治病为主,亦有健身防病的,与现代饮料不能混为一谈(《释〈清明上河图〉中的“饮子”》,《中原文物》第期)。彭景荣、肖红指出,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宋代广告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呈现出繁荣景观(《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的商业广告》,《史学月刊》第期)。吴以宁对火灾概况、消防制度与管理作了论述(《宋代消防制度述论》,《学术月刊》第期)。刘顺安对东京旅馆的作用及特点进行了考察(《北宋东京旅馆的作用及特点》,《史学月刊》第期)。安介生对北宋初山西向外移民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认为这种强制性政治军事移民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消极作用不可低估(《北宋初年山西向外移民考》,《晋阳学刊》第期)。于云汉认为新设镇是以税额人口两项为标准,“镇”已失去其军事职能(《宋代“镇”的废与置》,《安徽史学》第期)。刘复生介绍了秦九韶其人,《数书九章》的写作与流传、内容及贡献(《秦九韶及其数学成就》,《社会科学研究》第期)。谢元鲁认为交子的出现是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同时也是四川造纸印刷雕版技术居于全国甚至世界前列的明证(《宋代四川造纸印刷技术的发展与交子的产生》,《中国钱币》第期)。五、人物与史料研究人物研究涉及面广,有多人引起学者的注意同时研究文章又相对集中于著名的历史人物上地方名人也开始受到各地研究者的关注。年宋史研究概况历史人物传记受到研究者的青睐。著者多是将多年的研究心得融入人物传记中,显出深厚的学术功力,如王曾瑜著《宋高宗》,胡昭曦、蔡东洲著《宋理宗与宋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年月版)等。此外还有周梦江著《叶适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年月版)《岳飞研究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年月版)等高水平的人物研究力作出版问世,为人物研究增色不少。从文章的性质来看,人物研究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人物的思想研究一是人物生平事迹辨证一是探讨人物间的关系。因文章较多,每类只简述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肖建新认为包拯的民族观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民族观,反映了各族人民企求和平的要求(《论包拯的民族观》,《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第期)。董根洪认为司马光是北宋理学当之无愧的重要创始人和奠基者(《司马光是理学的重要创始人》,《山东大学学报》第期)。周子华认为苏轼对庄学的吸收,莫过于对“心斋”的心领神会,他是在乌台诗案备受炼狱之苦以后才真正领悟的。他的思想矛盾,正好表现了传统儒学的危机(《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第期)。王云飞认为苏轼长于综论时政,疏于经济,缺乏系统性(《苏轼史学思想述论》,《史学月刊》第期)。苟志效在考察了朱熹对前代学者解释实践活动的批判总结及其解释原则、方法后指出这种对原典的过份青睐,不仅透出一股精神上的失落感,而且明显带着缺乏思想创造的痕迹(《试论朱熹的解释理论及其思维教训》,《福建论坛》第期)。翟屯建认为朱熹属婺源潋溪派,他的思想直接影响着徽州学术发展,促使新安理学的形成(《新安朱氏与朱熹》,《安徽史学》第期)。李丛昕对范仲淹的身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范仲淹身世丛考》,《北京社会科学》第期)。曹之认为沈括没有到过毕 故里英山,英山毕 与泥活字发明者毕 重名是完全可能的(《英山毕 考》,《历史研究》第期)。戴扬本认为吕陶生年应为天圣六年(公元年),卒年为崇宁三年(公元年)(《关于吕陶生卒年岁的辨误》,《华东师大学报》第期)。何忠礼对崔与之事迹逐年做了考察(《崔与之事迹系年》,《文史》第辑》)。王曾瑜全面深入探讨了陈东与欧阳澈之死(《陈东与欧阳澈之死》,《河北学刊》第期)。刘思祥认为庆历之际欧阳修与包拯保持着一种微妙关系(《略论欧阳修与包拯相知相违关系》,《安徽史学》第期)。邓广铭对与陈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广泛的征引、考释,解决了传文中多处讹误脱落(《〈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北京大学学报》第期)。史料研究。或对一书作全面考论,或专考一书的取材,或探讨著述时间版本问题,或对一书一传作订正辨误,或介绍新发现材料。以下对各类情况择其要者作介绍。韩长耕论述了《宋会要》的版本流传及后人的整理情况(《〈宋会要辑稿〉述论》,《中国史研究》第期)。孔学认为中兴圣政草即高宗圣政草,与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圣政不是一回事,并将永乐大典中《中兴圣政草》加标点,以补陆游文集之缺(《陆游及〈高宗圣政草〉》,《史学月刊》第期)。燕永成认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多取材于《实录》,曾充分运用元、绍圣、绍兴三本《实录》,并且对运用状况多加注明(《〈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究》第期)。严文儒认为《宋史宗泽传》主要根据宋国史《宗泽传》,而宋国史之取材又以宗泽遗事为主,旁及《奏议》,间采日历、实录,并指出以家传入史,曲笔溢美不可免(《〈宋史宗泽传〉取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材考评》,《华东师大学报》第期)。王文楚认为《太平寰宇记》撰成于雍熙末至端拱初。最初刻本极少,至明海内宋刻已无,明末清初本残缺不全,今存日本之宋版为最早最善之本,可惜残缺过半(《〈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复旦学报》第期)。孔学认为李心传萌发修本朝史念头很早,庆元三年动笔,开禧元年秋冬之交成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著述时期考》,《河南大学学报》第期)。梁太济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书歧异记述予以考察,并对其成因加以推测性的解释,认为两书性质不同,依据材料或处置手法不同,成书后未作同步修订等是产生歧异记述的原因(《〈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文史》第辑)。徐规对《青箱杂记》中记事失实之处及文字与标点、校勘之误加以订正,凡则(《〈青箱杂记〉订误》,《文史》第辑)。蔡东洲对《宋史陈尧佐传》中个难疑问题进行了考述(《〈宋史陈尧佐传〉补考》,《四川师院学报》第期)。戈春源对《南宋馆阁录》和《宋史食货志》分别作纠误(《〈南宋馆阁录〉纠误一则》、《〈宋史食货志〉纠误》,《史学月刊》第、期)。周霞还对《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补编》中人的情况分别作了订误补正(《〈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及〈补编〉登科人补正》,《浙江学刊》第期)。范荧对新近在日本发现的司马光佚诗首进行了分析,说明在变法时人们择友与交往并非会有固定模式和定向思维(《司马光佚诗七首札记》,《河南大学学报》第期)。本年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同时还应看到有些文章质量不高,有些文章对学术规范未能遵行,某些领域如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所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不断努力。龙崇拜起源研究述评吉成名  在中国民俗史研究领域里,龙崇拜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龙崇拜的起源更是倍受关注的焦点。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试对已有成果作简要述评。一早在二十年代前后,就有不少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曾经有人主张龙是由外国传入的。章鸿钊《三灵解》(北京法轮印刷局年版)一书认为中国的龙源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大约在黄帝时期传入。他首先提出龙是爬行动物,认为很可能就是扬子鳄。英国学者GE史密斯《龙神的进化》(年伦敦版)一书主张龙源于巴比龙崇拜起源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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