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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1997年宋史研究概况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7年宋史研究概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宋史研究成果颇丰。《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祝寿文集》)和《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符等。

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宋史研究成果颇丰。《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祝寿文集》)和《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年会文集》)共收有经过筛选、有较高水平的宋史研究论文五十余篇。此外,还有十余部专著面世,二百余篇论文发表。因此,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本年宋史研究的情况都好于往年。以下将对笔者所见文集、专著和论文略作分类,择要予以介绍。因篇幅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祈见谅。一、经济史高聪明认为“羡余”主要集中于宋仁宗朝,是为解决中央财政困难、扩大中央财政所占份额的一种非制度化方式。他指出,中央与地方财政有明显的区分,转运使为地方财政的代表(《从“羡余”看北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国史研究》第期)。包伟民对南宋杂征调中无额上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些靠地方以诸杂征调来满足中央与地方财政需求的做法造成了税制的混乱(《南宋杂征调简述》,《祝寿文集》)。高聪明认为,货币对宋代中下层官僚、军人及城市工商业者影响很大,关系着吏治、军队战斗力及社会稳定,使社会关系发生一些新变化(《货币在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河北大学学报》第期)。黄纯艳认为,宋铜钱在受宋影响大的高丽、日本、交趾是作为本位货币在受阿拉伯、印度文化影响大的东南亚及印度南部沿海地区担当辅币职能(《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第期)。朱瑞熙、徐建华对宋代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做了探讨,认为从世纪开始湖南经济迅速发展(《十至十三世纪湖南地区的经济开发》,《祝寿文集》)。黄纯艳认为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海南岛移民剧增,促进了农作物的引种,带动了海南岛的全面开发(《海外贸易与宋代海南岛商业的发展》,《年会文集》)。王四达认为,泉州农业生产的危机迫使泉州农民利用开放的外贸政策,实现地方经济结构性转变(《宋元泉州的农业危机及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第期)。沈冬梅认为,北苑官焙贡茶是在北宋初由宋太宗遣使令造的,并逐渐形成制度,对政治生活、社会日常生活及茶文化都产生了影响(《论宋代北苑官焙贡茶》,《浙江社会科学》第期)。李晓对茶商的构成、茶商资本的形态及其经营方式进行了探讨(《论宋代的茶商和茶商资本》,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通过对各种茶法的剖析,林文勋认为北宋除一段时间实行通商法外,其茶法一直在入中法的轨道上运行(《北宋茶法变动的历史考察》,《年会文集》)。孙洪升分析了在入中茶法下商人对茶利的分割情况,认为入中茶法解决了战争条件下军粮供应问题(《论北宋入中茶法中的“加抬”“虚估”及其后果》,《中州学刊》第期)。李晓认为,在榷茶制度下,官府和商人共营共利关系的结成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官府与商人的相互利用对稳定统治有一定积极作用。封建国家和豪商巨贾利用榷茶制度对茶叶流通领域的联合垄断,阻碍了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第期)。郭正忠著《两宋城乡商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对以往经济史中诸如城镇商业繁荣、商税、交子起源及铜铁钱兑换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对《数书九章》中斛斗籴粜及相关的米价、牙钱等问题作了探讨(《秦九韶与米斛籴祟〈数书九章〉社会经济资料考辨(之一)》,《祝寿文集》)。乔幼梅认为宋代西北市场是在宋夏斗争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特殊性,同时还具有与其他市场共有的性质,在市场中获利最多的除商人外,就是宋统治集团(《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祝寿文集》)。魏天安认为宋代坐贾势力明显增强,为行会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他指出宋代的行是既受官府和客商制约又有力量同官府客商抗衡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是中国行会的最初组织形态(《行商坐贾与宋代行会的形成》,《中州学刊》第期)。他还著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书。龙登高则对宋代批发交易的情况作了论述,认为其发展具有曲折性和特殊性(《宋代批发交易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廖大珂认为宋政府通过抽解、禁榷、和买等手段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加以正规化、制度化,体现了政权的经济掠夺性(《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第期)。王菱菱认为宋代金、银、铁的禁榷与通商政策是随着国家政局、经济形势变化而交替实施的(《论宋代矿产品的禁榷与通商》,《年会文集》)。刘建丽认为,吐蕃传统手工业门类众多,水平不一,但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西北吐蕃的手工业》,《西北师大学报》第期)。陈峰指出押纲人员是漕运中的直接管理者,其成份由役人渐成为职业军吏和雇募人(《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考述》,《中国史研究》第期)。二、政治史刘复生认为宋初五运说仍有相当市场,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的正统说将朝代兴衰与社会因素、道德因素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这在政治思想史上是一大进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第期)。何忠礼通过对南宋政治的分析,指出秦桧集团瓦解后宋高宗仍执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使南宋政治继续走向黑暗(《“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南宋政治》,《杭州大学学报》第期)。王育济认为,陈桥兵变既与唐末以来兵骄将悍的政治混乱相关,更与某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深层变化有内在联系,形成了宋代文明、理性的开国气象,对两宋政治产生深刻有益的影响(《论“陈桥兵变”》,《文史哲》第期)。李华瑞对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提出了三点新看法,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认为先易后难之易是指在在较长的边境线上容易找到突破口,先南后北统一方略中北仅指北汉,北宋与契丹国势的强弱应从当时历史条件去衡量(《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第期)。漆侠认为高梁河之战失利是宋太宗“守内虚外”政策转换的关键,这一政策带来斥地与敌的严重后果(《宋太宗与守内虚外》,《祝寿文集》)。李裕民通过对宋神宗制造的一桩冤案的剖析,进一步印证了斧声烛影确系谋杀案,指出这桩冤案是太祖、太宗两系斗争激化的又一次表现(《宋神宗制造的一桩大冤案》,《祝寿文集》)。赵涤贤认为,北宋军事改革最终目标基本达到,宋军战斗力获得显著提高(《试论北宋变法派军事改革的成功》),《历史研究》第期)。高启明、高文认为王安石虽未直接参与议罢榷茶法,但他非常赞成罢除榷茶法,并对王安石嘉 年间的政绩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浅谈嘉 中王安石参与议榷茶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第期)。高纪春认为吕惠卿在变法以前是一位颇有时望的道德君子,其进用显扬绝非王安石一人之力,其二人交恶主要根源在于“国事”而不是缘起于个人私仇(《关于吕惠卿与王安石关系的几点考辨》,《河北大学学报》第期)。顾吉辰提出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的说法是编造出来的,并非史实(《秦桧“莫须有”说质疑》,《浙江学刊》第期)。高纪春认为朋党之忌使赵鼎集团失去庇护,阻挠和议又使其成为宋高宗的对立面,由此导致了赵鼎集团的瓦解(《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第期)。曹家齐认为从当时的战局和宋金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对比上看,南宋不具备战胜金的绝对优势,绍兴和议的签订是双方力量消长而趋于均衡的结果(《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第期)。杨师群认为,宋代城镇工商业一般不成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繁荣也是虚假的(《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龙登高认为宋代国家对农户的控制手段越来越市场化(《国家控制在宋代的市场手段化倾向》,《年会文集》)。李清凌认为宋代官庄经营制组织类型特殊,经营方式灵活、管理制度严密,反映了宋政府经济管理的活力(《从官庄看宋朝政府的管理能力》,《年会文集》)。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有总论,有释文,有引证,收词达一万七千余条,被认为是继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邓小楠认为由于“考课不实”的问题,官员黜陟与他们的课绩脱节,“岁月序迁”的原则极大影响着“循名责实”原则,于是便形成了以精选任、密考课、严防弊为主的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多方参与的政绩考察机制(《略谈宋代对于地方官员政绩之考察机制的形成》,《祝寿文集》)。祖慧分别考察、探讨了胥吏出职方式、授官差遣及入任途径,铨选标准、程序、迁补原则(《宋代胥吏出职与差遣制度研究》,《浙江学刊》第期《宋代胥吏的选任与迁转》,《杭州大学学报》第期)。肖建新认为,审官院的演变是在分权与集权的斗争中,以官、职、差遣相分为起点,以元丰改制为终结(《论宋朝审官院之演变》,《中国史研究》第期)。贾玉英认为提举常平司制度是王安石变法的产物,也是宋代地方财政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第期)。苗书梅对监当官的建置、选任、职能、地位做了探讨(《宋代监当官初探》,《年会文集》)。王云海、苗书梅探讨了幕职州县官的分等问题,设官途径及其条件,并对磨勘改官法的特点及利弊作了评论(《宋朝幕职州县官及其改官制度》,《祝寿文集》)。虞云国认为君主对台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谏系统直接监控有三个渠道,君权独尊与分权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冲突的(《试论宋对台谏系统的监控》,《史林》第期)。贾玉英认为封驳制度在宋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职能由监督朝政决策,扩大到监察宰执百官(《略论封驳制度在宋朝的演变》,《年会文集》)。祝建平认为丁忧制度是伦理道德上重树孝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法制化(《北宋官僚丁忧持服制度初探》,《学术月刊》第期)。朱瑞熙对宋代人事行政方面的奖惩措施作了探讨(《宋朝官员行政奖惩制度》,《上海师大学报》第期)。张全明认为,宋代以寄禄官差遣之职作为发俸数额的基本标准,形成了较完整的俸禄体系(《简论北宋官员的俸禄制度及其特点》,《年会文集》)。他还认为,宋代官员俸禄水平总体上相对平稳,且呈上升趋势,在中国历朝中处于中上等水平(《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历史研究》第期)。李清凌认为,宋代的职田制度既是土地制度又是职官制度的补充,是作为廉政措施而实行的(《宋代的职田制度与廉政措施》,《西北师大学报》第期)。郭东旭著《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宋代法制研究中第一部系统性的专著。该书涉及宋代法律制度的诸多方面,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材料,开拓了新领域,有不少创新和突破。郭东旭认为,“宁人息诉”的审判原则,调判结合的审判方式,情法混用的审判标准,自由惩罚的审判作风是南宋“名公”的审判精神(《论南宋“名公”的审判精神读〈名公书判清明集〉有感之一》,《年会文集》)。陈景良则认为,宋代士大夫的判词表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及人文情怀(《试论宋代士大夫司法活动中的人文主义批判之精神》,《法商研究》第期)。戴建国认为编敕是宋代最主要的立法活动,其性质随时代而发展,承袭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上刑重而下刑轻,科条细密,规范详备(《宋代编敕初探》,《文史》第辑)。郭东旭认为宋代买卖契约制度渐趋规范化(《宋代买卖契约制度的发展》,《河北大学学报》第期)。余贵林、郝群从多方面对典卖制度进行了探讨(《宋代典卖制度散论》,《中州学刊》第期)。郭正忠对私盐律科断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做了论述(《宋代私盐律述略》,《江西社会科学》第期)。安国楼认为,那些有别于内地的边区法律制度,充分显示宋代民族关系的进步,及多民族封建国家有机联系性的增强(《宋代蕃法与蕃汉关系法》,《中南民院学报》第期)。游彪认为,士兵逃亡法主要是针对禁军而言(《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年会文集》)。宋东侠认为宋代法律给予妇女越来越多的人身自由权利(《宋代妇女的法律地位》,《青海师大学报》第期)。戴建国认为家法族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伦理道德,一是国家法律(《宋代家法族规试探》,《年会文集》)。安栓虎认为在两宋之际形成了武将掌兵的局面,宋高宗、秦桧采取阴谋手段夺取大将兵权,使武将地位一落千丈(《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河北师院学报》第期)。安国楼指出,为了战守需要宋政府在西北边区组建了一支蕃兵,到北宋后期蕃兵成为宋代四大兵种之一(《论宋代“蕃兵”制》,《郑州大学学报》第期)。张其凡将岳飞的军事思想归纳为:训士以德,为将谋先,严以治军,临机制胜,各用其长,指出其最大贡献是发展丰富了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岳飞军事思想试探》,《暨南学报》第期)。刘复生认为在宋代羁縻州制发生了变化,采取了不同的“羁縻”模式,北宋末年岷江上游的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羌族羁縻州已不复存在(《岷江上游宋代的羌族羁縻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期)。任树民认为设立质院、御书院是一种恩威并举的羁縻政策,终北宋之世颇见成效(《北宋西北边疆质院、御书院略考》,《西北民族研究》第期)。李华瑞指出北宋统治者及一般文人视西夏为蕃臣属国,正视其军力,在文化外交上则歧视之(《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安徽师大学报》第期)。黄时鉴对《开庆四明续志》中《收刺丽国送还人》作了说明、考释,并对世纪南宋、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作了论述(《宋丽蒙关系史事一瞥〈收刺丽国送还人〉考述》,《祝寿文集》)。关于宋与高丽关系还有孙建民、顾宏义《宋朝高丽交聘考》(《信阳师院学报》第期)、《宋朝与高丽“朝贡贸易”考论》(《河南大学学报》第期)等文章。三、思想、文化史胡昭曦等著《宋代蜀学研究》(巴蜀书社出版)首次全面、深入叙述了宋代四川的经学和科技成就,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有不少新见。徐洪兴认为理学兴起与儒学复兴相关,北宋政治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宋理学思潮散论》,《浙江学刊》第期)。陈振论述了新学、理学、蜀学在南宋的兴衰发展过程(《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祝寿文集》)。胡昭曦指出宋代蜀学在北宋中期是以苏学为主,南宋中后期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宋代蜀学转型的实际含义就是洛蜀会同(《宋代蜀学的转型》,《祝寿文集》)。粟品孝认为,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试论“洛蜀会同”》,《西南师大学报》第期)。朱云鹏认为三教一家义理的出现,是三者长期相互斗争、融合的结果(《试论北宋时期”三教一家”义理的出现》,《年会文集》)。汤勤福认为“朱陈之辩”争论的核心是道统问题,产生分歧的原因是在治史目的上两人有较大不同(《有关“朱陈之辩”的几个问题》,《年会文集》)。宫云维认为,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对其关照程度却不尽相同(《宋初文化政策与儒佛道之关系》,《孔子研究》第期)。程民生认为佛教兴盛的地方,文化一般也是发达的,在数量、宗派上及质量上均有地域差异,(《论宋代佛教地域分布》,《年会文集》)。唐代剑系统勾勒了道教在宋代的发展情况(《宋代道教发展研究》,《广西大学学报》第期)。林梅村认为英山毕 碑立于公元年。墓主毕氏是从中亚粟特毕国来的摩尼教徒,他们是唐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回鹘可汗派到江南经商传教的粟特商人的后裔(《英山毕 碑与淮南摩尼教》,《北大学报》第期)。王曾瑜对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崇拜进行了探讨(《宋辽金代的天地山川鬼神崇拜》,《云南社会科学》第期)。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宋代文化在各地区的形态、特点联系及演变作了深入研究。王曾瑜认为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的确立,始于王安石,成于朱熹,与王学、程朱理学先后各领风骚有密切关系(《孟子在宋代亚圣地位之确立及其影响》,《祝寿文集》)。祝总斌认为四书受到重视并得以传播,是因为它既能体现《五经》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基本精神,又简明扼要为士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人理解掌握(《〈四书〉传播、流传的社会、历史背景》,《祝寿文集》)。陈江认为宋代考据之学有空前的发展(《宋代考据文学》,《年会文集》)。范立舟认为朱熹把能够体察“理”的人“心”作为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动因(《从“理欲之辩”看朱熹对历史动因的解释》,《中州学刊》第期)。王天顺认为宋代治史由以往以人物为中心,转移到以制度因革和政治兴衰为中心,形成淹贯博通的治史风尚(《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中州学刊》第期)。刘连开认为史家重议论说理,促使他突破表面的史事,向哲理深度研究,是对人的道德自觉与主观能动性的弘扬(《宋代史学义理化的表现及其实质》,《广西大学学报》第期)。谢保成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更接近历史实际,对新书的事增于前需作认真具体的考察(《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期)。赵翰生探讨了沈括研究石油的时间、地点、动机及他利用石油烟制墨的情况(《沈括与石油》,《自然科学史研究》第期)。胡静宜认为尊重科学不断创新,允许民间研究历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历史的影响,是宋代频繁改历的原因(《试论宋代频繁改历的原因》,《学术月刊》第期)。庄天山对北宋的几个火流星群进行了研究(《关于北宋的几个火流星群》,《华侨大学学报》第期)。乐爱国、高令印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自然之物的科学研究活动(《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第期)。王成兴认为朱熹的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研究表现在对宇宙空间的探索,天文现象的研究和气象探讨上(《朱熹的天文气象研究评析》,《安徽大学学报》第期)。张其凡认为宋代科举举行的时间与录取的进士人数是太宗确定的,太宗扩大取士不仅为收买人心,培植亲信,而且与官吏阙员有关,更深的含义在于重文教,抑武事,确立文官统治(《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年会文集》)。张希清认为锁厅试一大特点是前后期变化甚大,其初衷是提高官员素质,拔擢治国安邦之材,从效果上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宋代科举锁厅试述论》,《祝寿文集》)。勾承益认为南宋后期太学、武学、宗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在于师生上下一致参政议政,(《南宋后期三学的参政活动及其背景》,《成都大学学报》第期)。四、社会生活史蔡东州认为阆中《陈氏族谱》有一定价值(《阆中〈陈氏族谱〉考论》,《文献》第期)。曦州认为阆州陈氏是由科举而崛起的一个典型的文人家族,其兴是右文政策导向与其苦修儒业的结果,其衰是北宋中后期政治变幻和子孙不思进取所致(《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四川师院学报》第期)。臧健认为由儒家文化渗透而演化出的民间风俗、家规家法,已成为民间传统意识与道德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着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妇女(《宋代家法与女性》,《祝寿文集》)。张邦炜认为两宋妇女在参与政治、主持家政,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两宋妇女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研究》第期)。季晓燕对宋代列女进行了研究(《论宋代列女的特质》,《江西师大学报》第期)。吴旭霞认为宋代妇女就业局限于服务性、商业性、手工业等行为,就业对提高其地位有影响(《浅谈宋代妇女的就业》,《学术研究》第期)。陈朝云认为北宋皇城、宫城只是称谓不同,实为一城(《北宋东京皇城、宫城问题考辨》,《郑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州大学学报》第期)。曾维华认为安平桥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年)十一月(《泉州宋代安平桥建筑年代考》,《上海师大学报》第期)。于云瀚认为厢坊制适应了坊市制崩溃下管理的需要,是对城市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宋代厢坊制论略》,《史学月刊》第期)。罗筠筠认为宋代城市审美文化具有不同于平淡单调纯朴的农民文化,不同于刻板奢侈放纵的贵族文化,更不同于风雅飘逸闲散的士大夫文化的新型审美特征(《从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产生看士大夫与市民艺术的不同》,《文史哲》第期)。王悦勤认为右文政策为北宋东京民间美术发展提供了基础,多元自由开放的审美思潮是其驱动力,私营手工业发达是其经济基础(《论北宋东京的民间美术》,《史学月刊》第期)。曾维华指出太师椅是荷叶交倚、太师交倚的省称,京尹吴用为讨好秦桧,对交椅作了改进,在靠背上附添了荷叶托首,遂称为太师椅(《太师椅与秦桧》,《学术月刊》第期)。刘春迎认为,北宋东京婚俗呈现出观念更新,程序简化,礼仪变化等特点(《试论北宋东京婚俗的几个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第期)。朱瑞熙认为宋代薄葬蔚为风气,火葬颇为流行(《宋代的丧葬习俗》,《学术月刊》第期)。张邦炜则认为避回煞、烧纸钱、看风水、做道场是两宋丧葬陋俗,并已泛滥成灾(《两宋时期的丧葬陋俗》,《四川师大学报》第期)。刘春迎对北宋东京冬至、元旦、寒食三大节日及其习俗进行了考察(《北宋东京三大节日及其习俗》,《史学月刊》第期)。冷辑林、乐文华对两宋都城饮食市场的繁荣情况作了论述(《论两宋都城的饮食市场》,《南昌大学学报》第期)。王曾瑜对宋代饮食做了介绍(《宋代饮食简介》,《中华食苑》第辑)。宋东侠对宋士大夫狎妓风产生的原因及后果作了论述(《宋代士大夫的狎妓风》,《史学月刊》第期)。郭正忠对南宋后期首议 诗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这些诗以汉私 盐祸为主,重点批评浮盐再榷,其影响也较大,使禁榷政策多有变化(《南宋后期的议 诗宋人诗与社会舆论》,《年会文集》)。五、人物、史料研究李裕民指出宋太宗曾尊称神宗,自元丰八年九月八日赵顼获神宗庙号后,太宗这一尊称不再沿用(《宋太宗曾尊称神宗》,《晋阳学刊》第期)。李丛昕经考证认为,范仲淹生于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地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范仲淹出生时地考》,《安徽史学》第期)。郭齐对朱熹徽州之行作了较详细的考察,认为这在新安理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容忽视的(《朱熹入徽考》,《安徽史学》第期)。王曾瑜就赵鼎、李光对金政策及其在位时之政绩以及他们与宋高宗、秦桧的关系作了述评,认为赵鼎附有若干条件的主和不仅酿成了他生前的惨祸,也成就了他身后的哀荣。赵鼎的再相开始了宋金间的正式和议,而其去位则成就了秦桧的独相事业。李光的参政最初是为赞助对金和议,而其去位又开始了秦桧的专擅。宋高宗罢免赵鼎则增添了对金和议的屈辱,罢免李光又造成了对秦桧相权的失控(《赵鼎和李光》,《文史》第辑)。梁太济认为赵鼎与张浚的分歧有政事、学术上的纠葛,但其中都有对道学的态度问题(《赵鼎张浚分歧及其与道学的关系》,年宋史研究概况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祝寿文集》)。王曾瑜认为宋高宗是杀害陈东、欧阳澈的元凶,因为他们触犯了高宗的大忌(《陈东和欧阳澈之死》,《年会文集》)。张秀平、罗炳良认为岳飞之死不仅是因其与赵构发生矛盾,也不单纯是因反对和议与秦桧发生矛盾,而是南宋文人集团要恢复宋朝传统的以文制武立国体制、打击岳家军的必然结果(《岳家军群体人物研究》,《中国史研究》第期)。梁太济指出,《资治通鉴》每卷结衔前后大不相同,大致随各纪撰进时作者官衔的变化而变化,并对各纪撰进时间作了考证(《从每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期)。许沛藻指出,绍兴年间更修的《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是由为了赵宋王朝政治需要的皇帝决策,曲意回护皇帝、母后的史官执笔,按照宋高宗的“圣意”,体现宋高宗的好恶而更修的,这样的实录只能是录而不实,因此对其使用应慎重(《宋高宗与神宗实录》,《祝寿文集》)。王云海对《总类国朝会要》流传不广的原因,著录混乱的状况,确切的书名,两种《总类会要》的作者及其构成,《宋会要辑稿》所反映的原书状况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朝〈总类国朝会要〉考》,《年会文集》)。祁庆富对道乾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流传、失传、再现等问题作了研究(《关于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研究》第期)。陈智超认为《旧五代史》辑本失误相当多,充分正确地利用《册府元龟》是提高辑本水平的关键(《〈旧五代史〉辑本的得失》,《祝寿文集》)。李裕民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司马光《手录》卷三《富公乞致仕录》一条(《司马光〈手录〉佚文一则》,《晋阳学刊》第期)。裴汝诚通过考证认为《迩英奏对》是司马光追记的一篇日记,追记时间是在熙宁变法以后,它表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特别是理财政策。这篇日记有误且有伪。由此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信服(《〈迩英奏对〉献疑》,《祝寿文集》)。韩酉山认为《大金吊伐录》中的秦桧“乞存赵氏”议状是其原貌,而王明清等人的著录则是伪作(《秦桧“乞存赵氏”议状真伪辩》,《安徽史学》第期)。有关文献订误、校考、补正的文章主要有:徐规《〈湘山野录〉〈玉壶清话〉订误》(《文献》第期),李之亮《〈南宋制抚年表〉续补正》(《郑州大学学报》第期),施和金《〈宋史地理志〉补校考》(《南京师大学报》第期),徐规《〈皇宋十朝纲要升改废置州府〉补正》(《祝寿文集》),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祝寿文集》)。王曾瑜在《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第期)中对本世纪宋史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着重对下半期我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情况分九类作了述评,并介绍了同期港台的研究情况。在展望中,他强调要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认为应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外语训练,以使宋史研究走向世界,他还指出应注重开拓新的课题,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文章介绍全面详尽,评论简练得当,期望殷切中肯,对下个世纪的宋史研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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