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1998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1998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1998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8年宋史研究概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的宋史研究状况,与年大致相仿。月,在宁夏银川召开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西夏建都兴庆府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达人,符等。

年宋史研究概况张 彤  年的宋史研究状况,与年大致相仿。月,在宁夏银川召开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西夏建都兴庆府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者达人,提交了篇论文。关于会议论文,王天顺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上撰文予以详细介绍,兹不赘述。专著、论文集方面,李华瑞著《宋夏关系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月出版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月出版李昌宪著《司马光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月出版此外,四川大学出版社于月出版了《吴天墀文史存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月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论文方面,年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有二百余篇,数量上与年持平。以下仅就这二百余篇论文,依笔者浅见,择其要者,略加分类,简述于下,以期能反映年宋史研究状况之大概,疏漏不当之处,敬祈见谅。一、经济史财政。赵云旗从均输法的建立,青苗法的执行,农田水利法的推广,免役法的实施,方田均税法的贯彻,市易法的改革几个方面论述了北宋振兴财政的主要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北宋时振兴国家财政的主要措施》,《北京社会科学》第期)。王晓如指出,丁口赋也称丁身税,其征收主要是在东南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它限制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宋代的丁口赋》,《中国史研究》第期)。货币。货币一直是近年研究的重点。高聪明认为,在商品流通中,货币财富分配有利于商人和政府,不利于生产者,致使商品生产发展缓慢货币在城乡间流通,实际上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是封建剥削关系的集中体现政府机构、官僚队伍、军队构成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是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论宋代货币流通中的几个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王文成认为由于白银大量侧身于丝路贸易中,为北宋白银货币化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白银西流不过是作为商品大量出口,使得白银存量不足,又制约了其货币化进程(《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云南社会科学》第期)。龙登高指出,北宋政府通过增加铸钱额或多或少削弱了钱荒的危害,也减缓了物轻钱重与通货紧缩的趋势南宋由于钱荒与通货膨胀并发,使宋廷顾此失彼,陷入难以自拔的两难处境迫于财政压力只好置二者于不顾,结果使钱荒与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循环中(《南宋楮币与钱荒兼与北宋钱荒的比较》,《中国钱币》第期)。汪圣铎对宋代陕西铸钱监创设时间和废置时间及生产规模等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陕西铸钱监考》,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钱币》第期)。刘森就北宋大铜钱行使的路分,以及与铜钱、铜铁钱流通区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北宋大铜钱流通区域考》,《中国钱币》第期)。贸易。周建明认为商人长途贩运粮、茶,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使农业生产地域专门化趋势加强,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北宋商人的长途贩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广西师大学报》第期)。海外贸易一直是近年研究的热点。章深认为宋代贡赐贸易有两大变化,一是利用贡赐贸易的外交功能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与边防危机,一是将朝贡与非朝贡贸易分开,对后者采用市舶贸易征税制度(《宋朝与海外国家的贡赐贸易》,《学术研究》第期)。李玉昆认为宋元时进口香料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大量香料进口,造成了铜钱外流,形成了钱荒,同时也影响社会风气(《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海交史研究》第期)。倪尔爽认为由于造船业发达,经济重心南移,政策扶植等因素,使得温州海外贸易发达起来(《南宋温州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海交史研究》第期)。茶与盐。吕维新认为茶马贸易对北宋来说是最佳选择,对双方是互惠互利的(《宋代茶马贸易》,《农业考古》第期)。黄清敏认为茶园依产量多少、产茶目的分为两类,一是官僚士大夫寺院所占之茶园,一为茶园主所占之茶园,前者投入市场很少(《宋代的园户》,《农业考古》第期)。孙洪升认为交引制切断了茶园户与商人的直接联系,旨在形成官府垄断价格,获取巨额茶利,而榷茶官吏工作效率低,贸易费用增加是交引茶制遭破坏的原因(《宋代交引茶制中政府贸易费用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期)。郭正忠对刘克庄的十二首盐诗进行了剖析,认为盐诗偏重议论私盐和盐祸,重点批评浮盐再榷政策,并指出这些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后村盐诗考略》,《文史》第辑)。他还将宋代盐法总体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并进行了论析(《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盐业史研究》第期)。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经济研究为经济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章数量较多,涉及的地域广,主要文章有宋传银《宋代湖北人口与经济》(《湖北大学学报》第期),黄纯艳《北宋西北沿边的入中》(《厦门大学学报》第期),刘瑞芝《宋代西北林木业述略》(《史学月刊》第期),崔永红《两宋时期青海地区经济状况探研》(《青海社会科学》第期),王涯军、杨伟兵《宋代川峡路荒政特点浅析》(《贵州社会科学》第期),李杰《两宋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经济述略》(《江汉论坛》第期),吉敦谕《宋代东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历史作用》(《历史教学》第期),曹家齐、张琪《宋代苏北经济概述》(《徐州师大学报》第期)等。城镇与人口。周宝珠认为宋代草市迅速发展,促进了镇市的勃兴,草市的兴起加强了整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史学月刊》第期)。杨果认为宋代城市出现于江汉平原的中腹地区使其地理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第期)。权胤认为宋代人口统计通常情况下只计男子不计女口,“口数”一般是“丁数”,口户比应作为丁户比,只有边少地区和赈灾时统计的口数才是男女老幼都在内的真实人口数(《宋朝人口统计原则祛疑》,《安庆师院学报》第期)。生产与科技。王菱菱对宋代矿冶开采业的政策进行了探讨(《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年宋史研究概况策》,《河北大学学报》第期)。钟长永指出北宋庆历年间四川发明了冲击式凿井法,开创了现代钻井技术之先河(《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盐业史研究》第期)。黎世英认为宋代茶业加工技术有重大革新(《宋代的茶叶加工》,《农业考古》第期)。贺树德经研究认为,年北京大地震,烈度在十度以上,震级至七级以上(《宋嘉 二年(年)北京大地震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期)。陈平平指出,宋代产生了我国和世界上的第一部牡丹专著并对牡丹品种、栽培技术等方面的科学成就进行了论述(《我国宋代的牡丹谱录及其科学成就》,《自然科学史研究》第期)。二、政治史官制。张仁玺认为宋代的集议制度主要有三种形式,其实质依然是为君主提供咨询(《宋代集议制度考略》,《山东师大学报》第期)。苗书梅认为宋代知州经历了从文武臣僚作为临时差遣到以文臣知州为主的渐变过程,其职能涉及诸多方面(《宋代知州及其职能》,《史学月刊》第期)。李昌宪对宋代安抚使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宋代安抚使制度(上)》,《文史》第辑)。秦闻一认为宋代镇官主要负责城镇治安及税收等事务(《宋代镇制考》,《史学月刊》第期)。祖慧对胥吏溢员问题进行了研究(《宋代胥吏溢员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第期)。肖建新认为风闻监察只是宋代监察制度的一种特殊的补充方法和手段(《宋朝的风闻监察述论》,《西北师大学报》第期)。廖大珂认为宋代市舶司经历了从地方兼管到专职管理的演变,体现了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管理逐渐完善、正规化的过程,这既是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又与宋代政治、财政体制的形成、发展紧密相连,其作用应具体分析(《试论宋代市舶司官制的演变》,《历史研究》第期)。章深则认为宋代市舶司的设置与撤废并不是为了发展外贸,而是为了获得更多利益(《重评宋代市舶司的主要功能》,《广东社会科学》第期)。政治事件。对政治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变法、党争等问题的研讨上。俞兆鹏认为欧阳修止散青苗钱的言行是合理的,目的在于济贫惠民,将其称为守旧,反变法,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评欧阳修“止散青苗钱”问题兼论北宋熙丰新法中之青苗法》,《南昌大学学报》第期)。萧庆伟认为党争是古代政党政治萌芽的重要标志,但由于道德评价与人格区分却导致了由政见之争向意气倾轧的转化,党争也由此产生蜕变(《熙丰、元 党争的特质及其蜕变》,《赣南师院学报》第期)。沈松勤认为党争激发了台谏固有的性能与作用,反过来又激化和毒化了党争,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治的衰败,损害了文学、学术的发展(《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历史研究》第期)。张明华认为私家撰述中围绕皇室内部矛盾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史料,与官修史书记载有“质”的不同,其自身有许多矛盾之处,应客观辩证地运用(《宋代私家撰述中的宋初政治疑案》,《史学月刊》第期)。政治。贾海涛认为儒术对北宋的败亡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北宋政治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史学月刊》第期)。诸葛忆兵指出宋人严防后妃干政的多种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后妃势力的恶性膨胀(《论宋代后妃与朝政》,《南京师大学报》第期)。裴海燕认为宦官作为工具广泛参政,同时遭到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抵制和反对都属必然(《北宋历史条件下的宦官权力分析》,《中州学刊》第期)。裴海燕还指出宦官广泛地参预经济活动,但较少参预国家经济决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策及经济部门管理(《北宋宦官参预经济活动述略》,《河北大学学报》第期)。社会阶层。龙登高认为宋代皇权进一步强化,等级界限弱化,各阶层成员升降变动频繁(《略论宋代社会各阶层的演变趋势》,《中州学刊》第期)。杨果则考察了主客户的地理分布,并认为在湖北境内客户数量多,比重大(《北宋时期主户客户的地理分布以今湖北地区为例》,《湖北大学学报》第期)。法律。陈绍方认为宋代具有频繁编敕,提升敕的法律地位,勤于编综合性法典等特点,不同意宋代法制无甚建树的观点(《略论宋代立法特点》,《暨南学报》第期)。宋大维从农业、手工业、集市、货币管理几方面论述分析了宋代经济法制的内容特点及作用(《宋代经济法制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第期)。王善军认为宗祧继承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延续香火,祭祀祖先,它是一种身分继承方式,与财产继承有密切关系(《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宗祧继承及其与财产继承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王志强对“书判”进行了研究(《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南宋书判初探》,《中国社会科学》第期)。民族与中外关系。李华瑞对元 时期宋对西夏政策的转变、形成和失败作了细致的分析(《论宋哲宗元 时期对西夏的政策》,《中州学刊》第期)。他指出,辽被灭时,宋金结盟,辽夏关系密切,宋夏处于交战状态,辽亡后,宋夏关系随金与宋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建炎后,宋夏朝贡关系就此终止(《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第期)。陈亚艳认为宋在青海采取了结好推恩,牵制西夏,茶马互市,羁縻远人,规复河湟,募丁屯田,佛事怀柔,广建寺院的政策,呈现出时代特征(《北宋王朝治理青海方略》,《青海民族研究》第期)。林荣贵指出,北宋版图从总体上看,东、南、北三面大体同于唐,西域逊之(《北宋与辽并立时期的疆域格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期)。梁利认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宋东联高丽,抑制辽国战略下的产物(《论徐兢及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河南大学学报》第期)。三、思想文化史思想史。章权才认为北宋初期经学以守旧为特征。邢 等人的经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色彩,他们是由汉学向宋学发展的转折性人物。这种学术转折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训诂之学衰微,义理之学强化了发展势头,其代表人物即“宋初三先生”(《宋初经学的守旧与开新》,《广东社会科学》第期)。陈国灿认为事功学派是在吸取前人各种功利思想,继承发展浙东学术精华,结合社会现状,进一步开拓创新形成的(《南宋浙东事功学派学术思想渊源探析》,《孔子研究》第期)。朱瑞熙指出,从朱陈义利之辨可以看出,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既有突出的成功之处,又有明显失误,双方义利观瑕瑜互见(《朱熹和陈亮“义利之辨”的启示》,《上海师大学报》第期)。陈国灿指出事功之学与理学的对立,是儒学不同流派间的分歧(《论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思想》,《安徽史学》第期)。文化。胡昭曦指出宋朝社会的发展程度高于汉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宋朝社会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论坛》第期)。郭学信认为租佃经济居社会主导地位,专制主义中央集年宋史研究概况权高度强化,以士大夫为基础的文官体制取代士族门阀统治,义理之学代替章句之学是宋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简论》,《历史教学》第期)。谢贵安从家长在经营管理中地位变化,家庭经营方针变化,投资方向变化,经营手段变化四个方面,论述了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转型(《从宋明时期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院学报》第期)。汪俊认为宋代北方经史之学发达,而辞章之学欠发达,靖康之难促使北方经史之学最终在南方扎根(《略论宋代文化的地域特征》,《扬州大学学报》第期)。程民生认为宋代市民文艺商业气息浓厚,风格柔婉,具有侵蚀封建礼教的非正统性,突出的是追求感官享受的娱乐性(《略论宋代市民文艺的特点》,《史学月刊》第期)。勾承益认为晚宋诗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晚宋政治、社会生活面貌(《晚宋诗歌的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第期)。宗教。石涛认为御用道教的出现是宋代道教一大特点,它利用道教的宗教形式,形成了自己的神仙体系、宫观体系、职官结构及斋醮仪规,对道教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宋代的御用道教》,《山西大学学报》第期)。汪圣铎认为祠禄制度从广义上讲包括与宋代宫观官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宫观官联系的制度,狭义上讲祠禄制度仅与专职的但无实际执掌的宫观官联系。他进而对设宫观官的宫观进行了考察,并对各种宫观官进行了分析(《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期)。科举。马先彦指出王安石匡定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本欲扫除科举弊端,反而成了引发最大弊端的始作俑者(《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几点思考》,《贵州社会科学》第期)。四、社会生活史城市。于云瀚认为北宋城市分三类,其分布有地区不平衡性且差异大,在城市密度、人口分布密度、经济发展三方面吻合程度不大,他认为同时期西欧城市分布密度大致已超过北宋水平(《北宋城市密度分析》,《学术研究》第期)。于云瀚还用专文将宋代城市分布与西欧同期作了比较(《略论北宋时代的城市分布》,《社会科学战线》第期)。丘刚、李合群对金明池兴废状况及近年勘探情况进行了论述(《北宋东京金明池的营建布局与初步勘探》,《河南大学学报》第期)。社会风气。吴旭霞考察了宋代的社会风气,认为讲实际,重事功,生活作风奢糜,政治上保守是宋代社会风气的基本特征(《试述宋代的社会风气》,《江西社会科学》第期)。唐群认为全民皆商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受封建国家经济制度和官僚体制支配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有感于宋代的“全民皆商”》,《史学月刊》第期)。郑强胜认为商品经济对吏风吏治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导致吏风不清,关键在于人生价值观的改变(《宋代吏风初探》,《中国史研究》第期)。服饰与习俗。朱瑞熙分述了宋代囚犯的刺字与图案、军人的刺字、百姓的刺字和文身及刺字文身的消除等内容(《宋代的刺字和文身习俗》,《中国史研究》第期)。刘复生认为衣冠服饰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在宋代发生许多变化,有“衣服变古”之议,甚至有“服妖”之责(《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义》,《中国史研究》第期)。吴旭霞认为宋代服饰突破等级界线,崇尚俭朴,妇女服饰日趋保守(《宋代的服饰与社会风气》,《江汉论坛》第期)。宗族。王善军认为强宗豪族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势力,控制基层政权,有强固的宗族组织,它对基层社会秩序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并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河北大学学报》第期)。五、人物研究陈峰认为吕夷简善用“操术”,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既是封建君主时代官场通病的体现,也是宋真宗以来政治趋于萎靡状态的特有产物,加剧了官场无道(《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中州学刊》第期)。方健通过对范仲淹与吕夷简等四人的交游情况的考察,认为范氏人品、事业卓绝一时,而无朋党之嫌(《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苏州大学学报》第期)。皇甫志新认为范仲淹在立法上主张修德省刑,精审号令,司法上主张“明慎刑赏,赏罚惟一”,执法上强调澄清吏治,良吏抚驭(《论范仲淹的法律思想》,《苏州大学学报》第期)。汤梓顺经考证认为周必大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史浩为绍兴十五年进士,虞允文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南宋名臣周必大、史浩、虞允文及第年月考》,《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胡昭曦将宋理宗在位的年分成四个十年来分析,认为宋理宗对宋的存亡有功亦有过,就其历史作用而言,有积极也有消极一面,其个人能力总的来说是个有能力有才干的皇帝,晚年是个昏君(《论宋理宗的“能”与“庸”》,《中国史研究》第期)。王曾瑜对文天祥的有关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说文天祥是唯心主义者,并不影响对他的评价。对于文天祥的前期诗作,他不同意全属草率平庸之作的观点,认为虽有其弱点,但决非全属草率平庸之作。关于文天祥的前期仕历,王曾瑜指出,文天祥的前期仕途虽坎坷,但毕竟尚未受到很大的挫折或打击。王曾瑜还对文天祥的家族进行了研究(《文天祥事迹四题》,《文史》第辑)。六、史料研究漆侠介绍了《闲居编》中关于经书刻印形制及科举考试试卷使用雕版印刷的材料(《释智圆〈闲居编〉跋》,《河北大学学报》第期)。顾宏义认为《邵氏闻见录》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他对书中有关王安石的史料加以考证辨误(《〈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河北大学学报》第期)。王云海对《总类国朝会要》流传不广的原因、著录混乱的状况、确切的书名及《永乐大典》所收《宋会要》的底本、《辑稿》反映的原书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宋朝〈总类国朝会要〉考》,《河南大学学报》第期)。徐规就《老学庵笔记》原作者记事失误及点校、排印中的错误进行了细心的考订、纠正,共年宋史研究概况有条(《〈老学庵笔记〉订误》,《杭州大学学报》第期)。方建新认为《叶氏宗谱序》文中有诸多疑点不合常理,违背史实,多有破绽,不可能是苏轼所写,当是后人伪造,无文献价值(《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质疑》,《杭州大学学报》第期)。方健对已著录的种宋代茶书进行了补订,对未被著录的种进行了考述(《宋代茶书考》,《农业考古》第期)。王河对《顾渚山记》、《建安茶录》、《北苑拾遗》、《补茶经》、《茱苑总录》、《建安茶记》等茶书进行了考述(《唐宋古逸茶书钩沉》,《农业考古》第期)。年国内辽西夏金史研究综述关树东  年国内的辽西夏金史研究十分活跃,论著数量明显多于往年,研究领域也大有拓展。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周年之际,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了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所的新成果“西夏研究丛书”第辑种图书:王天顺主编的《西夏天盛律令研究》、杜建录著《西夏经济史研究》、韩小忙著《西夏道教初探》、胡玉冰校注的《〈西夏志略〉校证》、龚世俊等校点的《西夏纪事本末》。李范文主编的《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研讨会年在银川召开)也于年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共收国内外学者的论文篇,内容广泛涉及西夏学的各个方面。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李华瑞著《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年月)、朱瑞熙等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月)、于宝林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年月)等。漆侠、乔幼梅著《辽夏金经济史》的修订本(河北大学出版社,年月)对第版作了细致的核校、修订和补充。继《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之后,申友良又推出经过修订和扩充的《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版)。史卫民等翻译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月)反映了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的研究状况。月间,“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西夏建都兴庆府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中国古代北方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契丹辽文化是重点研讨内容之一。本刊年第期、第期已刊载了这两个研讨会的综述。本文就本年度发表、出版的有关论著作一概述,疏漏错谬之处请予教正。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和人物研究政治史与人物研究。宋东侠《西夏政权立国基础浅析》(《青海民族研究》年第期)认为西夏是在党项强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党项宗族既是党项社会的基本组织,又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

用户评论(0)

0/200

精彩专题

上传我的资料

每篇奖励 +1积分

资料评分:

/7
1下载券 下载 加入VIP, 送下载券

意见
反馈

立即扫码关注

爱问共享资料微信公众号

返回
顶部

举报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