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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_宋_元史的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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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_宋_元史的研究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洁而深入,评论严厉而公允,整个讨论显得热烈又不失规范,表现出了非常良好的学风和会风。不仅如此,会议还引介了国际最新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和动向。相信会议对符等。

洁而深入,评论严厉而公允,整个讨论显得热烈又不失规范,表现出了非常良好的学风和会风。不仅如此,会议还引介了国际最新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和动向。相信会议对日后的中国人口史乃至中国社会史研究都必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日〕 堤 一昭撰  (大阪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学科 日本大阪)张学锋译(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  年,与这一时代相关的成果中首先应该提出来的是《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第卷(以下简称《世界历史》)的出版。其中与五代、宋、元历史研究相关的论考有篇,既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从南海贸易、水稻栽培、财政、统治阶层、民间信仰等各个侧面来对世纪中国社会所作的整体的或局部的探讨,现将与五代宋元相关的部分介绍如下。首先,妹尾达彦在《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中提出,连接西北军事前线京城财源之地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唐代军粮供给系统成了中华帝国后期行政、财政的骨架以全国性都市网为前提形成的官僚、科举制度以及民间的商业活动,也因为印刷术的普及、汉字识字层的扩大,促进了汉人共同文化的形成,促进了“汉族”的形成。妹尾还基于清代的领土范围设定了“外中国”(相对于中国本土而言译者)这个空间概念,这个提法或许会受到来自于站在内陆亚细亚史立场上的学者的责难。桃木至朗《南方的海域世界》对南海贸易的情况及情报等各个侧面作了探讨,最后对世纪中国与南海关系的研究作了展望。桃木指出:蒙古时期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明王朝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要么继承蒙古帝国的遗产成为海上商业帝国,要么以小农为基础重建政治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明朝选择的是后者,断然实行了海禁。桃木还倡议有必要对“穆斯林商人与蒙古的政治这两股势力控制了南海”这一命题作出进一步的论证。北田英人《稻作的东亚史》,将世纪定位为江南低湿地带水稻栽培的发展期。以龙骨车和全国性稻米市场为技术和经济前提,开发了圩田,逐渐形成了水稻栽培的单一农作物经营方式。从事这种水稻单一农业经营的农家,在这以后会随着家内手工业的发展、水稻一年两熟制的普及而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北田英人的另一篇论文,《宋元江南三角洲的灌溉农业与坞的产生》(《日中文化研究》),在谈到灌溉农业的同时,还涉及到了以坞为据点的山地经济开发。指出,随着山地的开发,水稻栽培以外,桑、茶、果树、竹木的多样性生产经营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宫泽知之《中国专制主义国家财政的变化》(《世界历史》)认为,从唐代到清代,国家财政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征发缩小了,本来通过徭役的形式迫使农民负担的大部分都合并到了传统的财政,即财用之中因为财用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财货(实物、货币)的调度和再分配,从而,劳动力的征发不再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包含在财用之中原有的一部分地方财政消失,剩下的就只有中央财政一项了。在文章中,宫泽还认为,宋金元时期,国家通过铜钱、纸币的大量发行,有意识地组织财政性物资流通,促进了市场流通的发展。关于金代和元代的财政,不甚明了的地方还很多,这里不想多作评价。不过,黑田明伸的《货币所体现出来的各种体制的兴亡》(《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商人与市场》,以下简称《世界历史》)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在各地区之间兑换性极高的白银的流通,在元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元朝在流通领域利用了白银,因而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期待着今后能够进一步开展下去。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色》(《世界历史》)涉及到了唐宋变革论和美国宋史研究的动向,并对宋代科举制度的变化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文中认为:大量的州县学学生的涌现,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崭露头角,促使这个阶层发展成为南宋的权势阶层他们以宗族的形式制定出了一系列应付科举考试的策略,以维持宗族的特权和繁荣这样,连接着国家与社会的科举制度,作为维护中国世界统合的强有力的武器,变得越来越重要。丸山宏《民间信仰的形成》(《世界历史》)指出,世纪,专掌各种道教礼仪的道士,除在既有的道观以外,还在民间的祠庙祭祀以及宗族的祖先崇拜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动非常引人注目,将之视为道教礼仪对地方神的一种捐赠亦未尝不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的还有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编的《论集中国女性史》。与宋元时代相关的有柳田节子的《宋代裁判中女性的诉讼》、田岛美喜《宋代小农经营中女性的劳动》、大岛立子《元代的女性与教育》,以上数篇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力图改变过去人们思维中的女性形象。其中,柳田通过对《清明集》中女性诉讼事例的分析,认为,这些女性的存在,迫使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从儒学或道学的立场上去认识真正的女性形象,而法律规定或宋儒的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客观的。田岛在文章中认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女性劳动被认为是与男性同等的,农村社会清楚地认识到了女性劳动的重要性。大岛则探讨了知识阶层的女性问题,认为,知识阶层重视对有才能的女子进行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型母亲,期望知识型母亲在子女的家庭教育中起到积极作用,最终目的则在于维持家族的兴旺和发达。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的有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的《东洋的近世》(中公文库)。这是以宫崎的名著《东洋的近世》为主,加上其他五篇论文、书评构成的文库本。宫崎《东洋的近世》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著,但其思考方法的多样性,至今读来尚有新鲜之感。另外,事隔年,《宋史食货志译注》续集二、三(中岛敏编,中村治兵卫、柳田节子译注,东洋文库)终于出版了,这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小岛毅《宋学的形成和发展》(创文社),将宋学的思维框架分成天、性、道、教这四个方面,对宋学的形成及发展变化进行了阐述。木下铁矢的《再读朱熹》(研文出版),通过对朱熹的再次“阅读”,试图捕捉到朱熹的“思索的生态”。佐久间重男《景德镇窑业史研究》(第一书房),内容虽然以明清时代的景德镇窑业为主,但收入了作者以前关于宋元窑业研究的旧稿,并作了大幅度的补订。塘耕次《米芾》(大修馆书店),详细论述了米芾的生平、米芾书法的鉴赏以及米芾书法对后世的影响。以上这些专著,在本文中是难以详细介绍的,期待着专门的书评早日问世。探讨五代、宋、元历史的期刊特辑,年发行的三种。()《宋代知识分子的姿态》(《亚洲游学》)是三月份召开的宋史研讨会“宋史研究者所见中国史研究的课题士大夫、读书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人、文人或精英”的会议记录。其中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四篇报告,虽然与年的《宋代社会的网络(network)》有部分内容重复,但这里还是想将要点介绍如下。在朱子学研究中曾经提倡“文化的历史学”这一概念的小岛毅,在《朱子学的传播、扎根及其书籍》中,认为朱子与其门人在学术上的差异,应该将之视为争夺师说正统的结果,并阐述了真德秀等下一代继承人对朱子学进行整理、平息正统争夺等问题。浅见洋二《发展作为史料论的文学研究》,从以往宋史研究中往往为人忽视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交换互通以及系谱学、考古学的视角出发,试图重新认识宋代文人在中国诗学中的诗学成就和地位。冈元司《宋代地域社会中人的联合》认为,在理解有形无形的社会联合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时,哈伯马斯的公共领域论(publicsphere)是有效的。并指出,由于精英构成的不同,在政治性议论的“开放性”或“公开性”方面,宋代与明清时代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指出了目前宋代政治史研究中微观政治学研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现状,并介绍了自己基于“政治过程论”整理出来的典型实例。另外,平田发表在《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年)上的《宋代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一文,实际上是大泽正昭《自我主张的“愚民”们》(角川书店,年)的书评,通过书评,展望了未来宋代社会史研究的方向。提倡必须从社会的中间层,即豪民层这个侧面来挖掘史料,并且还应该活用与社会风俗相关的史料。明清史或中国史以外的研究者的文章,为知识所限,笔者虽然无法深谈,但有两篇是引人注目的。与小岛毅报告相关的是马渊昌也的发言,马渊从书籍的流通问题谈到了明代前期各地的理学的情况与平田茂树报告相关的是日本史研究者仁木宏的发言,仁木提出有必要弄清理念型的社会系统与实际形态之间的关系。()《读〈清明上河图〉》(《亚洲游学》)。《亚洲游学》本期特辑刊登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全图,以担当风俗史研究的伊原弘为首,都市建筑、家具、交通、运输、船只、日本绘画史料等相关专业的学者聚集一堂,以座谈会的形式,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仔细的“阅读”。近年来,利用绘画资料从事历史研究的现象比较活跃,这种趋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史研究领域。可以说,这个座谈会是非常适合时宜的一个安排。今后,肖像画、古籍刊本的插图、石刻图画等都可能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科举》(《shnika》月号)。本期的《shnika》刊登了从历史、文学两方面探讨科举问题的论考篇。这篇都是切中科举要点的论述,其中森田宪司的《异民族王朝下的科举》一文尤其引人注目。此文将异民族政权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关系作为思考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探讨了辽金元时期科举在社会、文化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以上我们介绍了一些专著、论文集和期刊特辑,下面来看分散在各种期刊中的单篇论文。为便于叙述,分成宋、元两个时代来谈。关于五代和辽金时期的研究论文,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元史的研究论文逐年增多,已经可与宋史匹敌,这是近年来呈现出来的一个好现象。另外,限于篇幅,思想史、文学史方面的许多论文的介绍有很多只能割爱,特此申明。一、宋代政治与官制。政治史方面,读到了柳田节子的《宋代的父老》(《东洋学报》)、富田孔明的《宋代的政权构造与太学生的上书》(《中国社会与文化》)、小川快之的《中国南宋的宗室应举与地域社会》(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年报地域文化研究》)等数篇。柳田在文章中认为,身处乡村社会的父老,与官衙的胥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对立,从社会的最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基层支撑着地方官对农民的统治,在维持乡村的民间秩序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柳田指出,在宋代政治对农民的这一构图中,以统治农民为媒介的共同体式的联合事实上是存在的。富田孔明在文中指出,在宋代,国家政策的制定是皇帝、宰执、台谏这三者之间互相平衡的结果,而要维持这种平衡,支撑着台谏的公论、公议非常重要,因此,在考察宋代政治构造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小川快之在考察了南宋宗室与科举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南宋朝廷有意识地让宗室成员成为科举合格者,使其作为“科举官僚”在地方统治中起到积极作用与这一政策互补,离开政治中枢,迁移到各地居住的宗室,在地域社会中形成宗族,成为地方上的精英,与当地的士大夫结合,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小川指出这是与明代宗室相差很大的一点。富田和小川的论文,事实上成了前述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色》这篇论文的两个典型事例分析。关于宋代政策的具体研究,蛭田展充《宋初河北的屯田政策》(《史观》)对太宗时期宋辽战争前线供给体制的变化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变化表现在从来自于中央的一元式军粮供给演变为通过屯田在当地补给,并且指出宋初河北的屯田成了水稻栽培北上的一个重要契机。小仓正昭《宋代的官官接待》(铃鹿国际大学《纪要》。“官官接待”,即官僚之间的公费吃喝、请客行贿译者),从宋初至仁宗时期政治状况的大背景,考察了官场上的腐败风气。关于官制的研究,读到了两篇有分量的文章,见城光威的《关于北宋的户部》(《集刊东洋学》)和渡边久的《北宋的经略安抚使》(《东洋史研究》)。首先,见城指出,元丰官制改革以后原三司的职能为户部所继承这一以往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在文章中,见城认为,虽然三司在行政、财政这两方面的职权明显地被分散了,但改革以后的户部也不过是政策的执行机构或三省的咨询机构,很难说其继承了三司的职能。北宋的经略安抚使,既是统辖着一个路的军政官,同时又作为监司之一参与对行政的监督。渡边在文章中阐明了安抚使产生的复杂过程,认为在河北、陕西前线,为了统辖军政官,知州兼任安抚使,此为安抚使之始其后,安抚使的职能作用日重,逐渐演变为将州县行政置于中央统辖下的强制力量,具有了行政监督的职能。此文最后简单涉及到了南宋的经略安抚使问题,期待今后能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下去。二、宋代的法制与社会。青木敦《论北宋末至南宋法令所附的越诉规定》(《东洋史研究》),对仅见于这一时期的越诉规定的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政府认可越诉,具有监督官僚非法行为和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意图,表现出宋代制度的重要性。青木敦的另一篇,《健讼的地方特色》(《社会经济史学》),以世纪的江西为例,对所谓“健讼”(擅长诉讼)、“难治”的地区作了考察。认为,大凡被称为健讼、难治的地区,与大开发时期移民迁入、人口增长的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移民社会的存在,引发了土地财产权的争讼。此文以为了在裁判中胜诉而掀起的法律学习热潮以及衙门诉讼数量的增加等现象为线索,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清明集》一书成了目前宋史研究日趋活跃的一个源泉,以中华书局本为底本的日文译注也开始了,高桥芳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译注稿》(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即是。兼田信一郎《关于戴建国氏发现的天一阁博物馆藏北宋天圣令中的田令》(《上智史学》)对“田令”的全文作了介绍和校勘,认为是否能断定此“田令”就是北宋天圣令,尚需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三、宋代的财政与经济。鸟居一康《南宋的上供钱货》(《历史研究》)详细地考察了南宋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的上供钱货与北宋上供钱货之间的继承关系。认为,南宋出现的上供钱货均为中央政府指定的费目,各路转运使根据这个费目以州县的诸经费为财源进行调度。过去通常认为上供钱货具有费目烦多、税额高、重税政策、促进财政的货币化等性质,鸟居在文章中认为这种看法有必要修正。作者指出,上供钱货的弊端在于,地方官府为筹集必要经费而设置的各种钱货收入渠道为中央所夺,使得本来由地方留存的财政趋于枯竭,转运使或州县为了获得地方经费,不得不将负担转嫁给人民。与鸟居一康这一观点相关的是长井千秋的《南宋镇江府的财政收支》(歧阜圣德家园大学教育、外国语学部《纪要》)。长井通过数量分析,显示了镇江府的财政运作情况,批判了因上供率的提高使得府州财政恶化,造成了府州财政困难这一成说,主张两税用于上供,附加税和课利的一部分用于府州县,这种新型的财政运作在南宋时期已经展开。此文提出的观点与宫泽知之所谓基本上不存在地方独立财政这一意见之间的差异,应该如何来说明我们期待着作者对南宋财政的综合性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山田展子《宋代的镇市》(横滨市立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分析了《宋会要》所载熙平十年的商税统计,考察了南北镇市的差异。文中认为,华北地区镇市与县之间商业地位上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而在江南地区,州县镇市,在商业地位上的等级差已经形成,由于商业性繁荣集中到了州县,因此镇市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不过,关于南宋镇商税额增加的主要原因,希望今后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松村樱《宋代陶瓷业考》(横滨市立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主要通过南宋蒋祈《陶记》一书对景德镇瓷器的供需、流通网作了考察,也涉及到了窑业主与陶工之间的关系问题。原美和子《宋代东亚海上贸易商人间的同行意识与情报网》(《历史评论》),考察了活跃在宋、高丽、日本之间海上贸易中宋朝商人的活动,从“义天关系书简”等方面对泉州海商的中介作用作了评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宋代的思想与文学。小林义广《欧阳修的后半生与宗教》(东海大学文学部《纪要》),剖析了欧阳修重视血缘关系、编撰维持宗族精神团结的族谱的行为,从中领会到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意识。绪方贤一《〈孝经刊误〉与朱子》(《集刊东洋史》),考察了《孝经刊误》与朱子的思想,指出,不仅仅是《孝经刊误》,其实与“齐家”思想相关的《家礼》、《小学》等书籍的校订,都能够说明同样的问题。期待作者今后在《孝经刊误》等书籍形成的背景与宗族社会的关系上再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在译注方面,有兴膳宏、木津 子、齐藤希史合作的《朱子语类论文篇译注(四)》(《中国语文报》),宋明研究会的《〈朱子语类〉卷二译注(三)、(四)》(《汲古》、)则正在进行中。东英寿《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与行卷》(《日本中国学会报》),着眼于科举考试前的行卷这一现象,探讨了古文复兴运动的情况。文中所言的古文家们通过古文的行卷提高了自己的声誉,而却因骈文的华丽通过了科举考试,在进入官界以后,又掀起了古文复兴的潮流,作者考察的这一过程颇耐人寻味。五、元代的宗教、文化政策与社会。在年的元史研究中,首先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有好几篇关于蒙古政权的宗教、文化及其治下的社会情况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考在同一年内发表。首先,关于儒教有宫纪子的《论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诏”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与文化》)、《郑镇孙与〈直说集略〉(上)》(《中国文学报》)的两篇和杨海英的《论鄂尔多斯的〈大元加封诏〉碑》(静冈大学《人文论丛》)的一篇。宫纪子在前一篇中,通过元武宗海山加封孔子“大成”二字的圣旨及现存曲阜孔庙等地的圣旨碑,考察了加封和立石的经过等相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关问题。指出,领会到保护儒学对巩固政权具有重大意义的海山新政权,下诏加封孔子,并在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孔庙中一起立碑,这样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加封孔子的圣旨碑也成了元朝保护儒教政策、繁荣出版事业的出发点。此文中还提到了有可能存在着海山时期编撰的《元典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非常重要。在后一篇文章中宫纪子认为,《直说集略》作为纪念元英宗硕德八剌即位而刊行的可能性极大,它与《历代史谱》、《历代蒙古纂注》合在一起,成为元朝治下的史书简明通史、纪年图谱、历代诗歌这三种一套中的一种。文中还论及了作者郑镇孙与畏兀尔人的交往、元代的监察御史及元代小学的特征等问题。杨海英讨论的对象也是加封孔子的所谓“大元加封碑”。杨文认为,以鄂尔多斯八白宫为首,内蒙古地区至少现存有四块“大元加封碑”,并对现存的四碑作了介绍。指出,从碑石的原址及内容来看,这些碑极有可能是树立在弘吉剌驸马家和汪古驸马家根据地的孔庙中的。杨文似仍有在宫纪子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关于佛教,有中村淳《忽必烈时代初期的华北佛教界》(《驹泽史学》)、《元代大都的敕建寺院》(《东洋史研究》)、北村高《安藏与佛教》(《东洋史苑》、)。中村淳的第一篇,通过少林寺圣旨碑等史料,弄清了历来的盲点之一,即西藏佛教与华北佛教的关系。忽必烈以大都万寿寺、河南少林寺、山东灵岩寺为首的曹洞宗势力为媒介,并以吐蕃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建立了统辖佛教的体系。又在大都设置了道、佛教团的大本山,让教团最高等级的僧侣、道士主持,这一体系在忽必烈时代已经建立。中村在后一篇论文中,对建于大都地区、收纳历代皇族御容、带有神殿意义的敕建九寺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寺庙极具藏传佛教的特点。并指出其中的一座即大护国仁王寺在寺产管理上与宣政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寺庙与太庙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争执。文中涉及的寺产与皇后、皇太后相关的官署之间的关系,作为课题,今后还有可能作进一步的探讨。北村高的论文则追寻了元初官僚、畏兀尔人安藏的经历,将安藏这样熟悉多种语言、精通佛教、参与佛典经书的翻译、身兼通译的畏兀尔人视为当时畏兀尔人的一种典型,颇有新意。道教方面,读到了高桥文治的《蒙古王族与道教》(《东方宗教》)。此文从蒙古王族与道教的关系出发,考察了元代道教隆盛的背景。文中认为,在蒙古王族看来,重要的是宗教者个人的法力以及对自己是否有用的问题。成吉思汗以来,王族由于在道教的协助下获得了不少个人的权益,因此给某些特定的教团或宗派发放了特别许可文书。而道教方面却反过来将这种文书看成是超越教团或宗派的东西,利用它来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高桥的这一意见是重要的。另外,此文还对武宗海山即位前的亲信苗道一如何振兴全真教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伊斯兰教的问题虽然超出了本栏目的范围,但宇野伸浩、村岗伦、松田孝一的《元朝后期纪念哈剌和林城市杭海建设的波斯文碑文研究》(《内陆亚西亚语言研究》)却值得一提。此文对保存在额尔德尼召的这块波斯文碑进行了录文、解读、注释,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对政权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作了概述。元代伊斯兰教团的面貌通过他们的研究正在逐渐明朗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说此文的意义不言而喻。关于蒙古治下的中国社会。船田善之《论元朝统治下的色目人》(《史学杂志》),对箭内亘以来所谓“四阶层制”学说的当否通过对色目人的考察进行了重新探讨。指出,在汉文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史料以外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类似于色目人这种区分社会阶层的概念的,而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阶层明确地排列在一起的现象,仅见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后期重开的科举考试之中,位于汉文化以外的人们被总称为色目人。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色目人这样的用语、概念,是汉族人造出来的,而且只通用于仁宗后期重开科举那一段时期。正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以往那种以“四阶层制”的序列为前提展开的历史事件、政治社会制度的研究看来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森田宪司《碑记撰述所见宋元交替期的庆元士大夫》(《奈良史学》),作者凭借自己敏锐的视角,从士大夫们撰写公私文章的行为出发,看到了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指出,这些汉人士大夫们,虽然没有投身到元朝的政治统治中去,但与地方官府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因此,例如像王应麟那样一直被认为是背向元朝、杜门讲学的文人形象,似乎也有修正的必要了。年的元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是充分地利用了近年来政治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而且碑刻史料以及蒙古语直译体白话汉文史料的利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蒙古语直译体白话汉文史料的理解历来是困难的,利用起来并不方便,《元典章》即是著名的一种。船田善之的《帮助读解〈元典章〉》(《中国语学研究开篇》),作为一种详尽的工具书、研究文献的解读,是非常有价值的。今后,利用这一类史料从事的研究会有所增加,平易的译文也将会面世。六、元代的都市、地区史。渡边健哉《关于元大都的南城》(《集刊东洋学》),对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元大都南城(原来的金中都)的情况作了考察。认为,即使在元大都建成以后,南城中仍然居住着很多人口,对新建的元大都起到了补充完善的作用,大都与南城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都市空间。植松正《元末浙西的地方官与富民》(京都女子大学《史窗》),通过对《正德松江府志》所载王艮的“增税免除议案”的分析,对浙西地区的地方官、富豪的形象及其时代背景作了探讨。认为,体现元代儒吏兼通的代表性人物王艮,对地方政治的理解是:比富豪对农民的压迫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设法通过保护农民阶层稳定的利益来实现地区的安定。寺地遵《方国珍政权的性质》(《史学研究》)为了展开对南宋初期浙江黄岩地区历史的研究,首先对元末这一地区的方国珍势力的兴亡作了考察,认为,在方国珍政权兴亡的年间,经南宋一代的努力成长起来的地方自治体制以及这一体制的中坚力量地方的权势者遭到了打击,使得这一地区的发展出现停滞。冈田宏二《对华南土司制度形成过程的一个考察》(《东洋研究》),根据有关史料对元代和明初的土司设置地区、官名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考察。七、元代的军事。矢泽知行的《元朝河南江北行省的军民屯田》(爱媛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试论蒙古时代的兵站制度》(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两篇,探讨了作为军队、军人经济基础的兵站制度在元代的特征问题。在前一篇中,矢泽认为,元朝在接受了南宋政权以后新增的屯田,安置南宋的士兵和流民的意图很强。在后一篇中,矢泽比较了忽必烈时期大元斡尔斯和哈察汗时期伊利汗国在进入农耕地带时,两者都采用了奥鲁、屯田、伊克特制度,没有对土著居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大叶升一《文永之役中日本军的构成》(《军事史学》),对元军的人数和撤兵的理由提出了新的观点,指出,突发的暴风雨对元军远征的成败无关。八、元代的文学艺术。小松谦一《论元代杂剧中祭祀性剧目》(《中国文学报》)认为,元代杂剧中的一些剧目具有镇魂的性质,而这种性质以往却不为人所知,其理由何在文中认为,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元杂剧的这种性质,在元刊本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到了明代,在便于宫廷祝祭演出的内府本系统中,这些剧目或被排除或被改造。元代杂剧与明代刊本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完全不同,或许可以说是具有一种粗野的、强有力的甚至是不甚吉利的性格,是一种带有庶民性批判精神的表演艺术。赤城隆治《作为思想构造的元曲》(《东洋史研究》),通过公案剧等内容,分析了近世社会的特质,认为杂剧、元曲是一面镜子,它照射出了中国近世的各种社会现象,更反映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态度、愿望和价值观其表现形式经过千锤百炼,最后通过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作者在结语中也意识到了元曲的版本问题,像小松谦二论文中所指出的明代版本的改纂问题,看来似乎有必要置入视野之中。金文京《水户黄门“漫游”考》(新人物往来社)虽是一般读物,在其第一章《中国有名的裁判官》中,考察了公案剧的故事情节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日、中、朝三国的比较上,令人耳目一新。要木纯一《论〈不系舟渔集〉》(《岛大语言文化》)分析了元末文人陈高的生涯及其作品,认识到了一种以复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新思潮,指出这种思潮始于元末的江南,并一直持续到今天。金泽阳《元代景德镇“御土窑”小考》(出光美术馆《研究纪要》),对孔齐《至正直记》所载的“御土窑”作了考察,认为,“御土窑”始于世纪年代,是将官府占有的瓷土让民窑烧造宫廷用品的机构。总结以上的介绍,年五代、宋、元史研究特征可概括如下:在宋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新的方法论在不断涌现,利用各种新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大量涌现。在元史研究领域,灵活利用碑刻等史料,得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像《世界历史》那样,一下子刊登出了六篇有分量的相关论文,在数量上令人鼓舞。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如何认识宋、元时代,即把宋元时代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这方面的专著的出版发行也应该是去年的特征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宋、元研究的分离问题。越过元代,直接将宋史研究与明清的制度、社会状况连接在一起的研究并不少见。很显然,现在早已不是像万斯同那样将元代历史抹杀的时代了(松崎哲之《消失了的元王朝》,《筑波中国文化论丛》),今后,像青木敦关于“健讼”的论文那样,将宋元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将会大大增加。例如,探讨士大夫与地域、出版文化与思想的关系等方面的课题,或许能在这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另一方面,就元史研究而言,与宋史研究中比较注重理论方面的探求相比,元史研究的重点似乎还在个别具体问题的探讨上。由于这一时代的空白还很多,因此,目前这种具体问题的探讨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从元代展望其他时代的余地是很大的,北京为政治中心,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下游为经济中心,华人的势力向东南亚扩展,现今中华世界的构图,其起点均在元代,因此,元史研究可资明清史研究之处很多,这方面的尝试也势在必行。去年,在辽金史、蒙古帝国史、宋元史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史等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留下了不朽业绩的田村实造、外田军治、村上正二、本田实信、中田吉信等五位先生先后离开了我们,这里,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译自〔日〕《史学杂志》编第号(年月发行)《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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