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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1999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上传者: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1999年宋史研究概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宋史研究概况曲鸣丽  年国内宋史研究,出版专著有王曾瑜的《荒淫无道的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陈国灿的《论王居安的政治思想》(浙江古籍出版社)、符等。

年宋史研究概况曲鸣丽  年国内宋史研究,出版专著有王曾瑜的《荒淫无道的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陈国灿的《论王居安的政治思想》(浙江古籍出版社)、刁忠民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巴蜀书社)、高聪明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伊永文的《宋代市民生活》(中国社会出版社)、杨渭生主编的《两宋文化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蔡东州的《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天地出版社)、何忠礼的《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王瑞明和雷家宏的《湖北通史宋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虞云国的《中国太湖史(宋元时期)》(中华书局)、漆侠的《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徐规的《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工具书有杨国宜的《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周梦江的《陈傅良文集校注》(浙江大学出版社)、陈峰等合著的《宋元明清西安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杨渭生的《宋丽关系史料汇编(上)》(北京学苑出版社)。漆侠主编的《宋史研究论丛》第辑(河北大学出版社)也于年面世,其中收入论文篇,政治方面篇,经济方面篇,财政、法制方面篇,其他篇。年度发表论文二百余篇。下面分类略作介绍,疏漏不当之处请予教正。一、政治史研究制度史。宋代制度史研究比较活跃,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范平《宋真宗时期的政治制度建设》(《学术月刊》第期)认为,真宗朝的政治措施突出在以下几方面,即完善铨选制度、发展监察制度、加强国家的监察职能,以及改革科举制度和严格人才的选拔标准等。随着晚宋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张金岭的《试论晚宋时期的财政》(《中国史研究》第期)一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动态地描述了晚宋财政发展演变的脉络。郭声波《宋朝文化机构述论》(《四川大学学报》第期)对宋朝文化机构的运作及其作用作了初步探讨。刁忠民就宋代台谏制度作了深入研究,他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宋代台谏制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御史、谏官并重,职事互侵,逐步合一。他的论文《论北宋天禧至元丰间之台谏制度》(《四川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代台谏制度在第二阶段基本特征及特点完全形成,并对以后的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作者还从建员少、事权重、选择精三方面对哲宗至高宗期的制度变化及实施状态进行考察。结论是此期台谏建员少、事权重的特点并无根本性变化,但选择精的传统却未能坚持,台谏官入选的资格要求被彻底放弃,皇帝亲除之制演变为宰执拟除(《论宋哲宗至高宗时期之台谏制度》,《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裴海燕《北宋的宦官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第期)认为,由于北宋对宦官的管理制度比较严密而完备,从而为限制宦年宋史研究概况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曹家齐《宋代关津管理制度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宋代在关津管理中的人员配备、监督机制等方面,体现出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特点。朱瑞熙《宋朝的休假制度》(《学术月刊》第期)认为,宋代的休假制度,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俗及职官、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朱瑞熙还对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的发展作了论述,认为该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将官员挥霍公款吃喝、吃喝妨碍公务等纳入刑罚的制裁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风气的迅速污染(《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期)。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期)从宋陵概况,北宋皇陵之陵园、玄宫,南宋皇陵,宋代陵寝制度特点等方面研究了宋代皇陵制度。贾玉英、邵军《宋代提举官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第期)就宋代提举官的设置与发展分布及其职能等问题作了探讨。宋代“翰林图画院”制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蔡罕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名设置、递迁制度、“佩鱼”制度及院画家的“出职”和“当差”制度等方面,探讨了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官制度(《北宋“翰林图画院”职官制度初探》,《浙江大学学报》第期)。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第期)认为,宋代乡、里并不存在统属关系,它们有时重叠,有时独立。乡建制的这种变化是由于两税法以来赋税征收方式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引起的。他还在《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第期)一文中指出,宋代的乡司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李小萍《南宋金银交引铺探究》(《中国钱币》第期)认为,南宋临安府金银交引铺的经营范围在保留前朝金银铺的各项业务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兑换钞引的经营业务,使其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我国早期的民间金融机构。曹家齐《宋代的馆驿和递铺》(《华夏文化》第期)认为,驿与递在宋代分立后,在职能和建制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分属两种不同的交通管理系统。政治史。诸葛忆兵就宋代宰相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他在《宋代参知政事与宰相之关系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期)中指出,参知政事与宰相之间存在着“和而不同”的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他在《宋代宰相制度、职权述略》(《文史知识》第期)中认为,三省制向一省制的不断演变,相权的持续强化和膨胀,是宋代宰相制度和职权演化的大致轨迹。他还在《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江海学刊》第期)中强调,宋代相权的强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帝王治国思想的转变,因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王曾瑜《宋饮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第期)认为,耿南仲、李纲、种师道和何 四人是宋钦宗时比较有影响的宰执。他们的一些重要救国之策不被宋钦宗采纳,而一些误国之谋却又被宋钦宗所用。该文从宋钦宗用人和策略失误的角度探讨了北宋灭亡问题。刘若飞《宋代的监察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南昌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宋代之所以重视监察制度,是想借以强化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刘博夫《北宋对官员贪赃的惩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北宋政府针对官吏经济违法现象严重的问题制定了许多法令律条,其完善程度超过前代,也为后朝所不及。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第期)认为,宋代地方税制的非制度化,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导致了民户赋税负担的不平等。文畅平《宋代“冗官”现象的形成及其影响》(《衡阳师专学报》第期)认为,宋代长期推行科举制、恩荫制、磨勘法及官员任免制,虽曾在加强和巩固统治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其官吏过于冗滥,必然导致官僚集团腐败,国力削弱。吴琳《苏辙离开变法阵营的原因》(《社会科学研究》第期)指出,苏辙从早年积极主张变法到后期反对变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法的原因是:()与欧阳修、张方平的恩怨关系()与王安石变法的方式、方法、立场上存在分歧()受道家、道教及与民无争思想的影响。史继刚就军队的后勤问题发表多篇文章。他在《试论宋代军队的营房保障及存在的问题》(《中州学刊》第期)一文中,对宋代军队营房保障问题从物料的筹措到组织人工建造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他在《南宋高宗朝的川陕军粮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一文中认为,由于地势等诸多原因,政府虽作了种种努力,但南宋时期关外大军的军粮供给一直比较紧张。他还在《论宋代军需粮草的储备与管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期)一文中指出,由于宋代军队人数多,所有军需粮草又都完全由国家负担,致使每年的粮草消耗数额浩瀚,因而很难有剩余用于储备。宋代的士大夫群体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希运《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山东大学学报》第期)认为,作为士人以至官僚的三苏,不同程度地适应和参与了进士科举改革。改革直接或间接参与,展示了苏氏对科举改革及人才培养的态度与主张,也影响到三苏及其诗文的命运。政治事件。王安石变法仍然是讨论的热点。赵文《重评王安石变法兼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及其他》(《文史杂志》第期)认为,王安石变法之得,表现出今天中国发展不可少的资本运营观念其失,则在于未明中国的国情。王祥云《略论王安石变法的实学思想》(《开封大学学报》第期)以经济变法、教育变法为要,说明其变法的实学意义。赵云旗《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期)认为,王安石在财政改革中,不仅对开辟财源极为重视,而且对节省支出也非常关注,并采取了种种截流措施。路育松《试论王安石对吏禄的改革》(《安徽史学》第期)探讨了从熙宁三年(年)推行的“重禄法”的内容、实行的原因及其取得的成效等问题。叶光普《从青苗法的施行看王安石变法》(《浙江师大学报》增刊)从北宋中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的庞大开支等诸多原因,探讨了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的施行情况。冷辑林、乐文华《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江西社会科学》第期)从宋神宗参与变法时间、内容都多于王安石的角度考察,认为宋神宗是熙宁变法的真正主宰。燕永成《熙丰变法时期的西北边贸开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认为,王韶拓边是宋神宗和王安石逐步恢复汉唐之盛战略设想的具体实施和成功的尝试。刘复生《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第期)认为,北宋中期,新儒们在实践“王道”政治理想的同时,对于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政治上的“党争”不断,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不断深入和演化。邵洪兴《宋金川陕之战述论》(《黑龙江社会科学》第期)指出,在宋金十余年战争中,川陕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物产、人力资源在南宋对金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何忠礼《略论南宋初平定游寇的斗争》(《浙江大学学报》第期)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及其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邵洪兴《从商品经济看宋代农民起义特点》(《求是学刊》第期)从商品经济角度对宋代农民起义的特点进行探讨,从而揭示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年宋史研究概况二、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研究相对较薄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赋税与户口。宋代工商业税收中诸课利场务与上供钱物都有祖额,是考课地方官吏和监当官政绩的重要标准。李华瑞《试论宋代工商业税收中的祖额》(《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认为,祖额的确立,对宋代工商业税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史继刚《宋代屯田、营田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就屯田与营田之关系,屯田、营田在北宋与南宋、内地与沿边间的差异,以及两宋屯田、营田的成效等问题展开讨论。魏天安《宋代官田租课考实》(《中国农史》第期)指出,宋代官田租课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官田租课的高低,主要与经营方式有关,同时也受边防形势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吴松弟《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历史研究》第期)从户口汇总发布系统进行研究,指出至今能见到的宋代户口数据,其丁数或口数一般都指全体男性,而不是成丁数,只有地方志的记载在某种情况下才有例外。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有吴涛《靖康之变与开封人口的南迁》(《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期)、张车伟《北宋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土地垦殖和生态环境》(《浙江社会科学》第期)。农业与土地问题。徐晓望《论宋元明福建的粮食复种问题》(《中国农史》第期)参考了数十种罕见的福建宋明方志,考证了宋明时期福建双季稻的种植范围与稻麦复种问题。徐东升《宋代农民流动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认为,宋代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新经济因素的出现等方面的原因,农民流动具有不同于以前的特点。李锡厚《宋代私有田宅的亲邻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期)考察了宋代私有田宅亲邻的优先购买权,特定情况下的执赎权以及参与产权认定之权,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亲邻上述权利的根源,在于当时的土地私有制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以宗族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的私有制。朱云鹏《宋代宫观的田产及其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从宫观的经济状况,如田产的来源、土地占有、与政府的租役关系及其田产的经营等方面作了论述。地区经济与对外经济交流。杨果就地区经济发表多篇文章。他在《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一文中指出,从乾道元年到乾道六年中,沌水流域有了显著发展,是中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具体表现。他在《宋代荆江堤防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第期)一文中,试图复原两宋时期的荆江堤防,并从区域开发、生态环境的关系方面加以探讨。王革《北宋对西南地区的经制》(《社科丛横》第期)认为,宋神宗对西南地区的经济措施,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刘莉《试论唐宋时期的蕃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期)通过唐宋时期蕃坊的产生、蕃坊与羁縻府州的比较、蕃坊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论证,揭示了蕃坊与唐宋政府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回族社会结构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胡沧泽《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期)就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了探讨。商业与货币。宋代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高峰期,本年度讨论的问题比较分散。姜锡东《关于宋代的私盐贩》(《盐业史研究》第期)主要论述了宋代私盐贩的基本特征。黎世英《宋代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盐业及其在军事边防上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第期)指出,宋代国用依赖盐利,国用至钜者是养兵,盐利在军事边防上起到了极大作用。刘涛《宋代官窑的经济话题》(《史学月刊》第期)主要围绕宫廷消费、瓷器土贡和官营手工业组织管理等经济话题进行探讨,揭示了宋代官窑产生的原因及其性质和特点。郭天昊《试论宋代的专营店铺及其招牌广告》(《史学月刊》第期)认为,宋代的专营店铺在城市供应中担负着主渠道作用,在商品交流过程中,其商品吞吐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专营店铺还充分利用招牌广告的宣传形式,促进了招牌广告的发展。陈峰《试认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论证了唐宋漕运的延续和多变性。货币在国计民生中具有重要地位。高聪明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一书,在研究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问题时,注重了以往宋代货币史研究的薄弱方面,如纸币信用、铜钱铸造额、西北地区的货币和货币思想等,并对目前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作了适当的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叶世昌《北宋不同钱币流通区的形成》(《中国钱币》第期)认为,北宋钱币流通可分为铜钱流通区、铁钱流通区和铜铁兼用区。该文对陕西、河东的铜铁兼用区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考察。张明《浅说北宋交子产生的原因》(《华夏文化》第期)认为,北宋纸币的出现和流通,开辟了我国货币史的新纪元,说明钱楮并用的时代已经开始。交子即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人针对当时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哲学问题有许多思考,表现出较强烈的生态环境意识。同时宋代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保护生物资源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从而基本上满足了宋代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三、文化、社会生活史研究文化教育。杨渭生主编的《两宋文化史研究》一书,是作者多年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晶。作者首先论述了宋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登峰造极的主客观原因,并提出考察宋代文化的新角度。之后又从宋代的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有别于目前出版的文化史多从精神文化、思想史、学术史角度的叙述。姚兆余《两宋时期中原文化的南移北渐》(《甘肃社会科学》第期)认为,中原文化南移导致了东南地区文化的昌盛。中原文化北渐改变契丹、党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文化构成。李华瑞《论北宋政治变革时期的文化》(《文献》第期)认为,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的政治革新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周绍森《宋代赣文化的辉煌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中国典籍与文化》第期)认为,文化学在两宋发展中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期,赣文化也随之发展到极盛,并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葛庆华《宋代宗室教育及应试问题散论》(《中州学刊》第期)指出,宋王室为加强对子弟的教育,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和正规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广开考选之门。两方面措施的实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王善军《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及其社会作用》(《中国史研究》第期)对宋代族塾义学的兴盛状况、管理状况、师生状况、教学内容以及它的兴盛原因和社会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年宋史研究概况史学及思想史。瞿林东《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河北学刊》第期)认为,两宋史学特点是具有自觉史学批评意识的史家渐多,提出的理论问题更加深入,开展史学批评的范围更加广泛。杨渭生《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浙江大学学报》第期)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从兴学育才、推进儒学发展及有关学术思想研究等方面作了论证。指出,范仲淹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宋学的开创者。郭齐《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认为,朱熹视小学为“末学”,但“末学”又是朱熹学术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勤福《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学术月刊》第期)指出,客观地评价朱熹思想与复活朱熹理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蔡方鹿《二程、朱熹对中国儒学的发展》(《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认为,二程、朱熹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建构新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过程中,把儒学思想哲学化,儒学经学义理化,儒学道统体系化,儒家学说大众化。贺圣迪《北宋诸帝的重儒活动》(《上海大学学报》第期)认为,赵匡胤确定的重儒思想对于复兴儒学,促成理学形成,起过重大作用。石训《论北宋儒家对实学的开创性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认为,北宋儒者对实学作了开创性研究,表现为:()发动了两次著名的社会改革()给儒学增添了新的活力。陈丽《南宋理学官学化原因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理学经过宋理宗的扶植和褒奖,确立了理学的官学地位。宋人恢复古《周易》的工作,在当时学术界曾引起过重大影响。舒大刚《试论宋人恢复古周易的重要意义》(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宋人恢复古周易不仅是一场古典文献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且是宋人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宗教。朱云鹏《道教与宋太宗父子的上台》(《中州学刊》第期)认为,由于宋太宗父子提倡道教,形成了北宋时道教发展的一个高峰。彭琦《宋元时期的三教调和论》(《北京社会科学》第期)指出,持三教调和论的人的动机、目的以及论证的依据等是较为复杂的,需要作具体分析。芮传明《论宋代江南之“吃菜事魔”信仰》(《史林》第期)指出,“吃菜事魔”信仰是融合摩尼教、佛教、道教、土著传统信仰等多种文化成分的一类大众信仰,其归依者主要是下层民众。熊铁基《从“存天理,灭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史学月刊》第期)认为,朱熹等人的理学,在形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道家思想。张荣芳《南华寺发现的北宋木雕罗汉像铭文反映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期)认为,南华寺的北宋木雕罗汉像铭文为研究南华寺的历史和北宋时期广州的城坊建设、佛教情况、商业和海外贸易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俊杰《南宋太庙研究》(《文博》第期)就南宋太庙后东围墙、门址等诸多重要建筑遗迹、遗物,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作了全面研究。文学艺术。在宋词的研究中,以往人们着重描述宋词繁荣的盛况,而很少解释繁荣的原因,崔海正《宋词繁荣原因研究述略》(《黑龙江社会科学》第期)一文,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就宋词的繁荣原因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在宋代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翻案意识为宋诗的重要特色之一。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考察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太学体”。霍旭东《两宋赋述略》(《社科纵横》第期)介绍与评述了两宋赋的发展、衍变过程和重要赋家、赋作,证明“唐后无赋”的观点是错误的。苏轼、黄庭坚同为北宋时重要文学家。学术界普遍注意的是苏、黄在诗歌领域的建树,而对于其赋体文研究者甚少。何玉兰《苏轼、黄庭坚的赋体文学》(《文史杂志》第期)认为,深入研究苏轼、黄庭坚有关赋体文的联系和区别,将有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助于对宋代文学研究的深入。陈丽芳《李煜后期词的成就与影响》(《开封大学学报》第期)认为,李煜后期词作在语言运用和艺术结构上取得了前人未曾达到的成就。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客观地分析了王安石的《明妃曲》,指出其诗篇是前无古人的。徐枫《论宋词歌妓传播的特色》(《中国典籍与文化》第期)探讨了宋词的歌妓传播特色,即变静态为动态的声乐传播方式。鼓子词是宋代上层文人的说唱伎艺。于天池《宋代文人说唱伎艺鼓子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探讨了鼓子词的构成、内容及在宋词中的文学地位等。作者还在《论宋代鼓子词》(《海南师院学报》第期)中,从统计学的角度探讨了鼓子词的存世情况,廓清了围绕《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花木《刎颈鸳鸯会》上的不实之词。宋代是耀州窑的鼎盛时期,这不仅体现在宏伟的“十里窑场”,还表现在制瓷工艺和烧瓷品种、器型的广泛性上。《文博》第期上的王兰芳《宋代耀窑人物瓷塑概述》、孟树锋《宋代耀瓷装饰技法》两文,从各自角度阐述了耀瓷情况。刘道广《北宋官窑还不宜否定》(《文物》第期)与李辉柄《谈南宋官窑及相关问题》一文进行了商榷。认为不能轻易得出“汴京官窑实为乌有”的结论。在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瓷器中,定窑是惟一烧造白瓷的窑场。陈润民《宋定窑白釉孩儿枕》(《文史知识》第期)就白瓷的特性及影响和孩儿枕作了简述。沈冬梅《宋代的茶饮技艺》(《中国史研究》第期)探讨了宋代各种茶饮艺术。认为宋代的点茶法在中国古代泡茶技艺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生活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也日益活跃。伊永文的《宋代市民生活》一书,对宋代城市居民的世态风情、生活习俗、民间流俗等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孔庆赞《北宋东京社会生活二题》(《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考证了北宋东京的饮料,论证了麻谷窠儿与报秋成的关系及作用。郝美田《北宋东京的婚程礼仪》(《华夏文化》第期)认为,北宋东京的婚俗,不仅在当时“四方仰之为师”,而且对南宋的都城临安乃至后世整个中原地区的婚俗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大家庭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一种家庭类型。王善军就宋代大家庭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大家庭的存在和发展受多种因素,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制约,提出宋代不是大家庭的高峰期(《关于义门大家庭分布的发展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第期)。王善军还搜集了青州麻氏家族的有关资料,力图对基层强宗豪族的活动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齐鲁学刊》第期)。张瑾《浅析宋代义门兴盛的几个原因》(《华夏文化》第期)认为,义门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组织形式,它在宋代盛行,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阆州陈氏是北宋著姓大家。蔡东州《宋代阆州陈氏研究》一书,探研了阆州陈氏家族状况、陈氏徙所、陈氏“四令公”碑传、陈氏四房子孙事迹、陈氏艺文、陈氏遗迹、《陈氏族谱》真伪以及陈氏家族的兴衰等问题。四、人物研究李海泳《试论北宋初期兵制改革中的赵匡胤》(《殷都学刊》第期)认为,北宋初赵匡胤进行的兵制改革,是承继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以来,军事制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但就国防的角度考虑,这次改革是失败的。辛更儒《宋太宗述论》(《黑龙江社会科学》第期)从宋太宗的施政方针客观地评价了宋太宗的一生,认为宋太宗的为人尽管受到后世的非难,但是北宋成为继唐年宋史研究概况代之后的第二个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相当成绩的社会,宋太宗的功绩不可磨灭。徐敏辉、史芳树《韩琦生平功业述评》(《徐州教育学院学报》第期)认为,韩琦在事关国家安危的皇位继承问题上,定策安邦,通权达变,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治世风范。但他在晚年却趋于顽固保守,力诋变法。郭文佳、陈晓明《政绩卓著的北宋名臣韩琦》(《商丘师专学报》第期)认为,韩琦无论在朝中为相,还是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繁荣做出了贡献。郭琳《浅述韩琦的对夏策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韩琦根据宋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对西夏的策略,先后提出攻、守、和三策。这些策略维护了北宋的尊严和宋夏之间的持久和平。周莲弟《富弼与北宋的御夏政策》(《西北史地》第期、《宁夏社会科学》第期)对北宋时期富弼的御夏策略作了详尽的描述。于汝波《狄青平侬作战指挥特色考论》(《军事历史研究》第期)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对狄青讨平侬智高之战作了探讨,阐明了狄青的指挥才能。杨国宜《包拯关于辽夏问题的对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包拯在外交政策上和在防御措施方面的思想,对仁宗处理辽夏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影响。刘思祥、周陶《欧阳修两次被诬始末与思考》(《中州学刊》第期)认为,欧阳修两次遭到诬谤案,留给后人的教训是,为政官员固然该具备刚劲的气节,但斗争策略也是必要的。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第期)将欧阳修置于宋初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认为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与其说接近道学家,不如说“叛‘道统’”更合乎实际。吕荣哲《杰出的政治变革家吕惠卿》(《黑龙江社会科学》第期)认为,吕惠卿在我国世纪王安石变法中,表现了其杰出的政治家的天才,《宋史》把其列入“奸臣”行列是不公正的。王曾瑜《荒淫无道的宋高宗》一书,是其在多年研究宋、金史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力图通过宋高宗这一典型,对古代腐败的专制政治进行剖析。路育松《略论向子 》(《中州学刊》第期)对向子 生平作了考察与评析,认为向子 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诸葛忆兵《老成谋国的南宋宰相史浩》(《文史知识》第期)从“在太子家号为智囊”、稳健求实的准备北伐之措施、以退为进的积极“和议”主张三部分肯定了史浩为相一年零一个月的政绩。李燕《陆九渊其人其学》(《中国典籍与文化》第期)剖析了陆九渊的一生,肯定了像陆九渊一样的宋代士大夫那种“堂堂正正地做人”的品质。杨和光《陆九渊治荆及其思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期)认为,陆九渊治荆是为了挽救社会危机,他的所作所为给后人留下了思考。陈国灿《南宋反理学思潮的理论总结者叶适》(《文史知识》第期)认为,叶适晚年对理学的批判,表面看似乎不及陈亮那么尖锐激烈,其实他在理论上更为系统、深刻、成熟,达到了整个南宋一代反理学思想的最高峰。张继定《王居安与开禧北伐:兼论王居安对韩 胄的斗争》(《晋阳学刊》第期)对王居安关于开禧北伐的几篇具有远见卓识的奏疏及他对韩 胄、史弥远的政治态度进行了评述,肯定了他以国事民生为重的品质。五、文物、考据、史料研究陈云洪《试论四川宋墓》(《四川文物》第期)探讨了四川宋墓的区域类型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指出其特点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宋构是北宋后期川陕地区的重要官员。刘雨茂、荣远大《北宋宋构夫妇墓葬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四川文物》第期)向我们展现了其墓志中记载的宋构与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涉及到他直接参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开封宋城御街遗址,是考古学界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丘刚《北宋东京城御街遗址探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析》(《中州学刊》第期)对已基本探明的南薰门、龙津桥、朱雀门、古州桥、宣德门等御街遗址,作了简要分析,认为这几处御街遗址基本上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王善军《宋代皇族谱牒考述》(《历史档案》第期)对皇族谱牒的种类、体例、修纂及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考述。《唐宋丧期考》(《四川文物》第期)在考证唐宋丧期的同时,探讨了风水术对唐宋时期丧葬习俗的影响。张海鸥《宋代三居士名考》(《中山大学学报》第期)通过对苏过、向子 、尤袤三居士的探讨,考证了宋代居士的称谓和内函。在研究有关蜀洛两党斗争的史料中,如何解释“鏖糟陂里叔孙通”这句话非常关键,漆侠《释“鏖糟陂里叔孙通”》(《河北大学学报》第期)对此作了客观考释。梁太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浙江大学学报》第期)针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是《高宗系年要录》,今名乃四库馆臣所改的说法,作了详细考察。认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本是李心传为他计划编纂的南宋编年史所定的书名。张其凡《〈大事记讲义〉初探》(《暨南学报》第期)考察了宋代重要史籍《大事记讲义》的书名、作者、体例。认为该书应列为宋代基本史料之一。徐兆仁《〈宋史陈抟传〉旁考》(《史学月刊》第期)认为,文献中记载的关于陈抟的奇闻轶事令人难以置信。陈抟真正令后人敬仰的是其博大的胸怀,过人的学识。蓝勇《宋〈蜀川胜概图〉考》(《文物》第期)指出,宋人李公麟《蜀川胜概图》长卷在历史地理学上和文物上的价值相当高。叶建华《〈隆平集〉作者考辨》(《史学史研究》第期)在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的基础上,将曾巩文集与《隆平集》对照,并结合曾巩学术活动和思想特点,论证《隆平集》确为曾巩所撰。徐时仪《〈朱子语类〉的学术价值考论》(《徽州社会科学》第期)指出,《朱子语类》内容十分丰富,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重要史料。综观年宋史研究,官制史、王安石变法等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但议论的焦点与往年有所不同。另外,货币、文化等问题能以新的视角、新的资料展开讨论,使问题得以深入。一些薄弱领域,如北宋晚期政治、晚宋史等,也有新的进展。当然,在宋史研究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个别问题存在着老调重弹、史料运用不严谨的现象。相信随着新世纪的挑战、史学工作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宋史研究定会更加深入、成熟。中国古代史研究数字化文献资源与利用袁 林  查阅文献、摘抄卡片、添加批注、排比整理,是历史学者搜集、处理所需原始资料的常用方式。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创造性思维,但资料工作花费了他们一半以上的时间与精力,大大缩短了其学术生命,这是史学研究中的最大浪费。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中文古典文献数字化程度迅速提高,给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与工具,对几千万字文献的查询和摘抄可中国古代史研究数字化文献资源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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