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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2000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日〕冈元司 撰(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广岛)张学锋 译(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就五代宋元史的研究而言,符等。

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日〕冈元司 撰(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广岛)张学锋 译(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就五代宋元史的研究而言,年似乎是让人感到欣慰的一年,活跃的学术活动,为这一领域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各种国际学术交流的进展尤其值得瞩目。一个是在“第一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设置了宋元分会,展开了活泼的讨论,会议讨论的详细情况,有待于大会论文集的刊行。另一个是宋史研究的同好者组团参加了国际会议,在第三十六届国际亚洲、北非研究会议(ICANAS)之际,分别组成了两团,继续参加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在ICANAS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全文收录在TheStudyofSongHistory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Materials上,在哈佛大学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则全文收录在Symposium:MiddlePeriodChineseHistoryandItsFuture上,两种册子业已发行。另外,团长伊原弘在《东方学会报》第号等刊物上发表了相关的会议纪要,绪方贤一、冈元司也分别在《中国学志》谦号、《广岛东洋史学报》第号上发表了自己参加会议的记录。年本栏目的撰写者堤一昭曾经指出,近年来元史的研究呈现出了生机。这从年杉山正明的《改变世界历史的蒙古》(角川书店)以及以下要介绍的各种论著中可以得到证实。不局限于汉文史料,积极开拓和利用新史料,应该是蒙元史研究出现重大转机的背景。以下我们分项进行介绍。一、政治 制度宋代专著有金成奎的《宋代的西北问题及异民族政策》(汲古书院)。随着此著的出版,希望在积蓄并不十分深厚的外交史研究方面能够出现更加活泼的议论。政治史。关于北宋的论文收集到了五篇。熊本崇《唐宋储贰问题初探》(村上哲见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委员会编《中国文人的思考与表现》,汲古书院,以下简称《中国文人》),发现了北宋时期皇太子或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的时间相当短这一现象,并将这种现象的出现追溯到了唐宣宗和后唐明宗时期的有关事例,对带有北宋特征的独裁制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小林义广《北宋仁宗朝的女宠与后嗣问题》(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分析了仁宗对后嗣问题的议论,指出当时要求皇帝或朝廷必须有一种“公”性,欧阳修的《五代史》中也同样体现了“皇帝机构说”的国家形象。对宋代君主独裁这一学说持批判态度的有王瑞来的《“圣相”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李沆》(《中国社会与文化》)和《“平世之良相”王旦》(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两文。两文对君臣关系的诸多事例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宰辅专政”的结论。中岛敏《宋金交战中的李遘之死》(《东洋研究》)是对北宋末年开创经制钱而知名的李遘(亨伯)的史料考证。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发现,有关北宋政治过程的具体研究正在深化。就“君主独裁制”、“皇帝机构说”等重要论题而言,期望今后能够更进一步地展开讨论或争论。科举制度。古垣光一《关于宋代的殿试(四)》(国土馆大学《比较文化史研究》),对北宋前期大臣的科举出身及其升任到大臣位子所花费的年数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在官僚体制中进士及第意义的变化。这是一项今后可以被广泛引证的成果。探讨制度、法律与民众关系的论文,首先有草野靖的《宋代以后田税催征法的变迁》(福冈大学《人文论丛》)和《宋代以降户等制的衰退与乡役的变迁》(《七隈史学》l)。前者探讨了从北宋初期到元明催办制时期的田税催征法的变迁后者勾勒了北宋中期户等制的衰落、南宋乡役的差役化、义役的形成这一变化轨迹,重点考察了乡役没有雇役化的理由,并断言“因刮尽中间阶层而繁荣的国家是没有的”。丹乔二《宋代佃户迁移自由、不自由问题与“主仆之分”》(《史丛》),对周藤吉之、仁井田 与宫崎市定之间曾有过争论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其见解与那场争论之后高桥芳郎等人所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差异。金、元。关于金代政治、制度的论文收集到了两篇。藤原崇人《金代节度、防御使考》(大谷大学《史学论究》),文献史料以外还运用了石刻资料,将目光转向直接统治民众的地方官这一方,体现了作者的研究热情。西尾尚也《金代的外交使节及其人选》(《史泉》),将金代各朝遣宋使节的人选作成表格加以考察,并将这一问题与这些使节人选在金朝的出仕途径联系起来进行阐述。如果能从文化史等角度进一步深入的话,这个题目还有可能做得更大。通观元代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值得一读的论文相继不断。其中堤一昭的《大元国统治下的江南初期政治史》(《东洋史研究》)和《大元国江南统治首脑中的两大家系》(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对元朝统治江南相关的首脑人物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终将目光集中到了首脑人物辈出的两大家系。贯穿于蒙古帝国的基本的家系构造在其对江南的统治中也表现得很突出,这一研究意义颇大。樱井智美《暗杀阿合马事件与司徒府的设立》(《中国社会与文化》),针对忽必烈时期阿合马被暗杀以后的政局问题,从司徒府的设立,及对其中心人物和礼霍孙所起的作用这两方面进行分析。樱井智美《元代集贤院的设立》(《史林》),指出集贤院统辖着各个领域的学校以及人才,认为集贤院通过这种途径力图网罗贤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与如何评价阿合马等人相关的论文还有古松崇志的《元代河东盐池神庙碑研究序说》(《东方学报》京都第册),介绍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石刻拓本,并举出了不见于正史的实例。期待着续篇的早日问世。四日市康博《元朝宫廷中的交易与廷臣集团》(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利用波斯语史料等材料,对不见于汉文史料的交易管理廷臣集团的存在作了研究。这是一篇充满雄心的论考。与制度、行政相关的论文有两篇。船田善之《元代户籍制度中的色目人》(《史观》),在与法制、户籍的关系中分析色目人,将“诸杂户计簿”定位为元代裁判中备作“约会”的东西。古林森广《关于元代的官箴书〈牧民忠告〉》(东洋经济史学会编《东洋经济史学会纪念论集中国的历史与经济》,中国书店。以下简称《历史与经济》),将元代官箴与宋代的各种官箴书进行比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较,从两者的差异上,把元朝的地方政治形势纳入视野进行考察。法制。首先,关于五代法制史问题,我们读到了佐立治人的《关于〈大周刑统〉编纂中的奇谈》(《艺林》)。可以作为《宋刑统》源头的《大周刑统》是因范质的上书而修撰的,而范质上书的契机却是与琐罗亚斯特教神庙中神像有关的一些奇谈。文中探讨了这些奇谈出现的背景,这对都市社会史来说也是值得回味的一篇。接下来看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近几年来,明版《清明集》为探讨宋代法制的真实面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川村康《宋代配役考》(关西学院大学《法与政治》),针对配役在现实中是否真地被执行这一悬案,通过对各项法律条文的梳理和分析,对配役执行说这一意见作了坚实的补充,并从《清明集》中揭示了配役执行的现实性。大泽正昭《南宋的裁判与女性的财产权》被收进了《纷争与诉讼的文化史》(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的现在》,青木书店,以下简称《历史学的现在》)。关于元代的法制史。《元典章文书的研究》(全五章)被收进了《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二卷(汲古书院),与收录了元代戏曲研究各论的第一卷一起,将成为治元史者的必备之书。利用《元典章》进行具体研究的有七野敏光的《关于元初杀死强奸犯的一个裁判案件》(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法学论集》),力图从唐律到明律这一漫长的变化过程中,探讨元代对杀死强奸犯案件的处置及其意义。二、财政 经济财政方面。长井千秋《中华帝国的财政》(载松田孝一编《东亚经济史的诸问题》,阿 社,以下简称《东亚经济史》),对近年来有关财政史的争论作了深入浅出的整理和总结,有关南宋财政的取样资料也通过大量的图表进行了排比,便于了解其全貌。作者对所谓“南宋重税说”的批判令人耳目一新。不过,作者的这一观点与当时人提出的“重税”的言论之间存在着抵牾。对这个问题今后如何进行说明,关系到作者这一新观点有无说服力。另外,安 斡夫《有关宋代盐交引的整理与课题》(《历史与经济》),篇幅几乎被河原由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各篇论文以及戴裔煊著作(年初版)的部分内容要点所占,连近年来众所周知的郭正忠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提到。商税。清木场东发表了《河北东路的商税务、税额》(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永兴军路的商税务、税额》(同上)、《河东路的商税务、税额》(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l)、《秦凤路的商税务、税额》(同上)等论文,这些都是关于北宋商业的变动与地区差问题的第一阶段研究,属基础性的整理工作。山田展子《关于宋代华北与江南的地域偏差》(横滨市立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纪要》),从熙宁十年进行商税统计的州城、县城、镇市的商税额的平均比例这一点出发,指出了华北与江南的差异。不过,作者关于“镇市淘汰”这个推论(页)是否站得住脚,似乎还有待于通过南宋地方志所载数据的验证,另外也最好再参考一下郭正忠的著作。此外,足立公德的《关于北宋的商税》(《历史与经济》),虽然力图通过免税政策这一点来讨论国家的财政问题,但几乎没有顾及到近二十年来的有关成果,这一点非常遗憾。商业。后藤久胜《北宋京师与江淮地区的商业流通》(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通过专卖票据的流通,对构成地区市场圈的中小客商进行了分析。与长途贸易相比,作者更重视的是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以数州为活动范围、存在于各地的、比较起来趋于自我完结的市场圈。作者的这一视角,促使我们对“全国性市场”、“全国性流通”等提法进行重新审视。井上孝范《南宋的榷场贸易》(《历史与经济》),利用地方志的记载,对宋金国境上设立榷场的盱眙军的城市整治进行了仔细的勾勒,并阐明了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引起的榷场官制的演变。产业。与茶业相关的有两篇。水野正明《唐宋时期的产业与茶业的发达》(《东亚经济史》),试图从茶的生产、消费等产业史的侧面来重新探讨茶叶问题。该文网罗了各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松田孝《四川专卖政策下的茶叶生产》(《历史与经济》),通过具体问题的考察,认为买茶场节约买茶本钱、增加买茶量的政策,显示了对园户压迫的加强。城市史。久保田和男《试论宋都开封的人口数》(《东洋学报》),在全面介绍了国内外有关开封人口研究的主要观点后,阐述了作者自己将仁宗朝开封人口定在万、北宋末年在万以下这一观点的史料依据。作者考察了开封的谷物消费量,在成年男子、女子以及儿童的饮食量等方面都作了分析,考证非常精详并且还将在京禁军人数的推移与都市空间、都市景观的变迁结合起来作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中也可以窥见作者在开封研究中深厚的功力。向学术界展示了新领域、新方法的是伊原弘的《绘画中的中国城市》(《史潮》新)。这是作者在“绘画中的中国城市”研讨会上的报告,主要论述了《清明上河图》的构图与风景。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就是,从绘画的意图上来讲,令为政者不快的方面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利用这些绘画资料时,有必要考察作品创作的动机。这一点在城市史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货币史。高桥弘臣将多年的研究成果总集成了《元朝货币政策成立过程研究》一书(东洋书院),对此书的评价有待于货币史、财政史专家的书评。此外,《亚洲游学》第号刊出了《宋钱的世界》特辑,除收录了伊原弘《宋代社会与钱》、井上正夫《作为国际通货的宋钱》、井上泰也《宋代货币体系的接点》、本田精一《宋代庶民的数学教育》、冈本不二明《笔记小说中所见宋代士人的金钱意识与经济状态》等篇目以外,还展示了一批古钱收藏家们的见解,不愧是一个充满新意的出版物,尤其是矢野勉的《铸造货币与活字》一篇,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伊原弘的《宋代的道路建设与寄进额》(《日本历史》),对宁波发现的、与居住在博多(日本港口城市译者)的宋人有关的碑文作了考察。对这个碑文的考察,在日本渐趋活跃,并推定寄进(捐资)十贯文的人们应该属于贫穷者一类。但作者站在中国史的立场上指出,捐资十贯文是绝对不算少的。期待今后类似的贯穿日本史、中国史的研究能有所进展。水利史。首先,抱着“地域史研究中的灾害问题”这一视角,本田治《南宋时期的灾害与灾后复元》(《立命馆文学》),以乾道二年袭击温州的风灾为具体事例,分析了地域社会中官民救灾活动的行为与态度。作者的另一篇《中国水利开发史》(《东亚经济史》)则是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的通史性概观。西冈弘晃《宋代都市水利史研究序说》(《中国水利史研究》),沿着唐宋时期都市面貌的改变,探讨了这种改变与水利问题之间的关联。并分别对开封、杭州、苏州、宁波、成都各大城市水利史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整理,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作者又撰有《四川成都的都市形成与水利问题》(《历史与经济》),以宋代为中心,论述了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给成都都市水利所带来的长久不衰的恩惠。与都市水利相关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高村雅彦站在工学(建筑史)的立场上撰著的《阅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读中国的都市空间》(山川出版社)和《中国江南的都市与生活》(同上)。旨在介绍断代史研究状况的本栏目或许很难对之作出全面的介绍,但两书在叙述苏州以及江南地区市镇开发历史的同时,还从空间这个视角上论述了住宅、市场、茶馆、戏台等与都市生活密切相关的层面,其中涉及到许多宋代的问题。作者通过对“基于近乎人体尺度而形成的、富于变化的滨水空间”的分析,试图探讨亚洲都市独自的空间秩序。这已不仅仅是水利史的领域了,而与社会史领域的交叉则非常多。在迄今的宋元水利史的研究中,通过环境史的视角所作的探讨还不算太多。寺地遵《中国中世纪海港的存在形态》(植村泰夫《亚洲地域间交流的历史学研究》,平成九年十一年度科研费报告书),对元明时期成为苏州外港的刘家港作了考察。文章分析了刘家港作为漕运港、商港、军港的不同性质与作用,认为从漕运这一点上来说,由海运转向运河,这是由于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导致的淤塞不断恶化的结果。如何将这种“衰退”放到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去进行评价,应该成为与水利史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三、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一批高学术水准的著作、论文相继问世,这反映了社会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首先,有两种与宗族问题相关的著作问世,即小林义广的《欧阳修》(创文社)和井上彻的《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的礼制》(研文社)。前者从精神、心理的层面对欧阳修的一生作了有别于以往的评述,并将其活动放到宗族史上的一大变化中加以考察。后者虽然是以探讨明清史为主,但在与科举、政界相关的方面将问题追溯到了宋代,对宋元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应该成为必读之书。此外,井上彻尚有《中国的近世谱》(《历史学研究》)一文,虽然其主要内容集中在探讨明清造谱时伪造祖先以实现收拢宗族的目的,但文章的立论却是站在苏谱、欧阳谱的特征之上的。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论述,有三篇有分量的文章。须江隆《宋代关于祠庙的记录》(《历史》),以当时人对方腊之乱的看法为线索,对庙牒和庙记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含义作了阐明,揭示了地方精英群体对宋朝的呼吁与宋朝政府力图确立权威这一意图之间的相互作用。前村佳幸《南宋时期新县的设置》(《史林》),探讨了南宋新县设置的情况,认为国家积极推进新县的设立,其目的在于争取这一地区的有识人士和权势阶层的支持。穴泽彰子《唐宋变革期地方社会的组成》(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以唐后期到五代后周时期的检田政策为分析对象,从中探索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演变。从地方社会的防御组织的态势来分析宋代职役的形成、发展,这个视角颇有意思。讲到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前也曾经作为话题在本栏目中进行过讨论。当然,将问题设定在自律、非自律这一观点上,或许是探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一条途径。但是,在运用比较史观来考察社会史的时候,如果以那些并不一定得自于中国史本身的观点为轴心进行论述的话,作者们善意的理解,说不定就会被一些本国中心论的大众读物所参考、引用,有时甚至会让人联想起某种蔑视中国的史观。这种事与愿违的现象并不是没有。在这一点上,穴泽的论文则力图在更广阔的视角上来探讨问题,这种学术态度值得注意。还有,前年松本浩一在《宋代的社与祠庙》(《史境》、)中曾经提到,例如关于祭祀,在探讨历史上某一地区的祭祠问题时,将这一地区现代的调查报告进行比较研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在近年来社会史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壮大的今天,松本的这个建议应该值得重视。另外,近年来对文人问题的关心也日趋高涨,这一方面有中岛隆藏的《南宋以前“文人”像小考》(《中国文人》),文中整理了从汉代王充到宋代的关于“文人”的言论。与生活史有关的方面,有胜山稔的《宋至明代白话小说中所见的“养娘”》(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该文结合当时的婚娶情况,对官府、高门豪邸家等雇用女性司掌杂用的习惯作了论述。中村乔出版了《宋代的料理与食品》(朋友书店)一书,另外还发表有《关于食蛙》(《立命馆东洋文学》)。以上各领域,特别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提出挑战。四、文化首先,上一年度出版的专著有竺沙雅章的《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收入该著的论考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史,与近年来广为关注的士大夫研究相关的论考也收录了不少。这些重要论考的结集出版,实为学术界的一大幸事。尤其是作者在史料学上的功底在文中随处可见,值得仔细阅读。由于篇幅有限,以下仅就笔者所知,将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部分简单介绍如下。思想史方面,松川健二出版了《宋明的论语》(汲古书院)。井泽耕一《王安石的性情论》(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典学论集刊行会编《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典学论集》,以下简称《中国古典学论集》),认为王安石重视人的后天发展。小岛毅《朱熹的经解方法》(同上)论述的是朱熹注经的特征,还涉及到了科举研究。佐佐木爱《关于张载、程颐的宗法论》(《史林》),讨论了张载、程颐对宗法的认识,认为他们的宗法论立足于古义,重视上下之间的秩序。不过,仅通过这一点非难重视亲族间横向的互助关系这一旧有观点,似乎过于心急了。铃木弘一郎《围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国哲学研究》)是一篇试图超越《学案》范围,对元代的儒学重新定位的创新之作。文中提到了有可能使《读书分年日程》在社会上普及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存在,期待作者在下一篇论文中能够将这一人际关系网络与前后时代的不同之处作出深入的探讨。有关佛教方面的研究,桂华淳祥《宋金时期山西的寺院》(大谷大学《研究年报》),将考察的地域限定在山西省,利用碑文、地方志等史料,从寺院与赐额制度的关系中,对地域社会中佛教团体的关系网进行了论述。论述深入浅出,要言不烦。佐藤成顺《宋代天台、净土二宗向上海地区的传播》(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描述了佛教向地域社会渗透的状况。此外,从前年开始,野泽佳美连续发表了《宋版大藏经与刻工》(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年)和《元版大藏经与刻工》(同上),包括前年西胁常记发表的《宋代的佛教史书》(《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内,这些重要的论考,反映了最近对印刷、出版的社会史的关心程度日趋高涨。在与史学史等相关学科的关联上,这些成果意义颇大。文学史。笕文生、野村 子合作的《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汲古书院)出版,此书对历史研究也相当有益。另外,野村 子还在《四库提要所见北宋的文学史观》(《立命馆文学》)中,强调了《提要》明确了欧阳修以前的、可以被称作是北宋古文前史的古文谱系这一点。东英寿《欧阳修的科举改革与古文的复兴》(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人文学科论集》),指出了“古文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运动”这一称呼给人带来的错觉,阐明了古文与科举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田英信《诗话的产生及其变貌》(《中国文人》),分析了北宋时期“诗话”的产生以及南宋时期“诗话”的变貌。作者认为,在创作及传播的过程中,诗话起到了文人之间情报交流的作用,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体,等等。这些新颖的思路颇有意思。绘画史。藤田伸也《对幅考》(三重大学《人文论丛》),在与北宋绘画的比较中讨论了南宋绘画的成果与局限。北宋到南宋绘画史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与社会史方面所看到的北宋到南宋的变化之间,似乎有许多重叠之处。对与以上提到的思想、佛教、文学、艺术各领域均有关系的苏轼的研究,有汤浅阳子的《苏轼诗中对诗僧的评价》(同前)、《关于苏轼的〈黄州雪堂记〉》(兴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兴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论集》,汲古书院)、内山精也《两宋 括词考》(《中国古典文学论集》)、长谷川泰生《宋代禅林对苏轼的评价》(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伊藤忠纲《苏轼绘画论的形成与李公麟》(二松学舍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二松》)等篇章。这些文章细致地描绘了当时文人的形象。探索故事、传奇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及其传承过程,对考察当时人们的意识、行为是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木田知生的《关于杨业与杨家将的问题》(《龙谷史坛》)和大 秀高的《天书与泰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值得大家一读。此外,还读到了盐井克典的《〈宋会要辑稿〉与求书政策相关的史料中所见历代官修书目及其功用》(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宫崎洋一的《宋元时代的“颜真卿”》(书学书道史学会编第四届国际书学研究大会纪念论文集《国际书学研究二OOO》)、三谷路夫的《宋代瓷香炉上的题记及其解题》(《立命馆东洋史学》)等论考。五、史料 译注与天理图书馆举办的题为《宋元版中国的出版文艺复兴》展览配套,《藏书》第号上刊登了尾崎康的《讲演宋元版的方方面面》和田渊正雄的《展览会报告》。在史料的目录、索引方面,刊行的有西尾尚也、盐卓悟编《续夷坚志索引》(《千里山文学论集》)和高桥继男前年编定的《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墓志、墓碑综合目录》(东洋大学亚非文化研究所《研究年报》)。译注方面,出版有中岛敏编《〈宋史选举志〉译注(三)》(东洋文库),吴自牧《梦梁录》(梅原郁译注,一三,东洋文库),高桥芳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户婚门〉译注稿(其二)》(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清明集》研究会《〈名公书判清明集人品门译注稿(上)》,宋明研究会《〈朱子语类〉卷二译注(五)、(六)》(《汲古》、),尾田洋子、河村晃太郎、盐卓悟《译注〈太平广记〉妇人之部卷、才妇篇》(《千里山文学论集》),田中淡《〈营造法式〉自序看详总释部分校补译注》(《东方学报》京都第册)。六、今后的展望回顾以上对年五代宋元史研究论文的整理和介绍,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基础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不少论著都有意识地在新史料的开拓和使用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新的见解过去往往被忽视的领域或研究方法也得到了拓展,其视野已经跳出了近年来学术研究中所谓的“个别分散化”的框框。在学术研究日益走向国际化的潮流中,希望这些新的动向能够成为将缺乏“欧美学术研究中那种进行大胆地体系化尝试”(前揭杉山正明著作第页)的日本的学术研究推向更高层次的契机。在年的明清史夏季集训班上,宋史研究者应邀担当了集体评定会的评论员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的《上海》(汲古书院)、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等著作中都提到了斯波义信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现象使人感受到,其他时代的研究者对五代宋元史的研究似乎显示了新的注意和关心。岸本美绪在《以宋代到清代中期为中心》(《东方学》,《展望走向世纪的东方学 中国史学前近代Ⅱ》)中说:“我们必须批判‘个别分散化’的现状,尝试重新激活‘重大理论’的向心性。不过,这个‘重大理论’不应该是同行内部的封闭性的宏图,而必须是以通过敞开自己方法论基础的形式、以作为扩大对话场所的‘大’为目标。”(第页)为了能使岸本的这一倡议发挥有效的作用,通过研究会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前后时代之间、国内国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流是势在必行的。译自〔日〕《史学杂志》第编第号(年月日发行)《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读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黄留珠(西北大学历史系 陕西西安 )  历史研究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成为一门显学,其中的“秦汉史”更是号称难治,只有真正淡泊名利而矢志不渝的人,才能醉心其中而有所成就。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间不断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出版论著,显示出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严谨求实的学风、值得称道的水准。读罢青年学者孙家洲教授的《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年月出版,以下简称《窥要》)一书,后继有人的欣喜之感油然而生。这是一部潜心研究、确有心得的著作,应该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首先,《窥要》作者的学术视野相当开阔。如,在《前言》中,为了讨论“政治文化”的内涵,不仅介绍了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转引了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的相关内容,并将散见于《天津师大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杂志》等学刊的四位学者的专论文章的观点,纳入了讨论的范围,然后在比较辨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又如,对前贤时哲的相关研究成果广征博引,大略统计涉及的著作二十多部,论文五、六十篇。再如,引证文献的范围不局限于史部、文集,还涉及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中外经典之作。特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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