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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2002年宋史研究概况.pdf

上传者: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2002年宋史研究概况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年宋史研究概况曲鸣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北京 )  年宋史研究论文有余篇。主要论著有: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曹家符等。

年宋史研究概况曲鸣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北京 )  年宋史研究论文有余篇。主要论著有: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诸葛忆兵《宋代文史考论》(中华书局)、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德保《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舒仁辉《对〈宋史〉人物传的补充考校》(杭州出版社)、邢铁《户等制度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周行已集笺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郭家齐与王炳照合撰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华东师大出版社)。主要论文集及资料整理有:宋史研究中心编写的《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宋代文化研究中心编写的《宋代文化研究》(第辑,线装书局)、王蓉贵的《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续编》(四川辞书出版社)、杨渭生的《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宋丽关系)史料汇编》(下册,学苑出版社)。主要会议有:月,“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详情见李清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综述》,《甘肃社会科学》第期)。月,“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讨论要点:、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及唐宋变革问题、唐宋财政制度变迁、行政制度沿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唐宋之际土地关系的变化等。月,“陈乐素先生诞辰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详情见范立舟的《纪念陈乐素教授诞辰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期)。“漆侠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宋史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三个专题进行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唐宋之际的政治变迁唐宋之际的基层社会结构唐宋之际的经济发展唐宋之际的新文化类型成长及以上诸方面与江南社会之关系等。限于篇幅,现将年度宋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一、政治制度。朱瑞熙、祝建平《宋代皇储制度研究》(下,《文史》第期)从东宫的管理、皇太子教育、皇储的练政与登基等方面考证了宋代皇储制度。方宝璋《宋代审计机构若干史实之考证》(《中国史研究》第期)考证了宋代马步军专勾司、诸军诸司专勾司、诸军诸司审计司的演变过程,指出监司机构审计既各有侧重、又相互监督的特色形成于北宋神宗至徽宗时期,提举帐勾磨勘司始置于熙宁五年十月。肖建新则认为,宋代审计机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其中有事权上的重复交叉的问题有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审计的失衡问题有政治与吏治影响的问题(《宋代审计三论》,《史学月刊》第期)。白文固《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史学月刊》第期)认为,范仲淹提出的“抑侥幸”之策完全是建立在照顾大官僚利益基础上的一项改良措施,带有很大的折中性和调和性。而崇宁、政和间改订的荫补办法,在指导思想上更没有走出“荫贵”和“荫亲”的旧规。游彪《论南宋孝宗时期的官员荫补制度》(《河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孝宗时期颁布的依据官员职位的高低,限制荫补亲属为官数量等一系列法规,压缩了不少官员荫补子弟的特权。王晓勇《略论北宋的“盗贼重法”制度》(《中州学刊》第期)认为,北宋“盗贼重法”的政策在仁宗至哲宗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轻罪重罚”是北宋“盗贼重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贾玉英《略论宋代御史六察制度》(《史学月刊》第期)探讨了宋朝御史六察制度,并就宋代监察御史的纠弹之权、言事职能等问题与刁忠民先生进行商榷。苗书梅《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中国史研究》第期)指出,宋代州级属官体制承袭于唐末五代,但又有较大的改组,呈现出人员减少,司法政务繁重等时代特点。作者还就宋代县衙公吏的设置状况、类别及其主要职掌等问题展开讨论(《宋代县级公吏制度试论》,《开封文博》第期)。程民生《论宋代科举户籍制》(《文史哲》第期)认为,宋代科举强调应举者须有户籍并自本贯应举,对户籍的审查、认证,确定了一整套规定,这种科举户籍制维护着科举质量和选拔程序,并在制止种种冒贯应举弊病中不断完善。黄纯艳《论宋代的公用钱》(《云南社会科学》第期)认为,宋代公用钱实行中央拨款和地方自筹相结合的政策。中央通过对公用钱使用的严格管理,把地方大量的预算外经费纳入到中央的监管之下,体现了宋朝加强中央财政集权的思想。杨倩描《北宋公用钱“新额”时间考》(《河北学刊》第期)就北宋公用钱的“新额”时间进行考证,确定其为熙宁五年至元丰三年的定额。政府购买在宋代形成了一套管理制度,李晓《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文史哲》第期)主要探讨了宋代政府购买货物这一部分。王晓燕就宋代茶马总机构中的都大提举茶马司的沿革作了初步探讨,并分析了宋代茶叶入中制度的缺陷和政府对此法的修改及其废除(《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宋代茶叶入中制度的兴废》,《青海民族研究》第、期)。林日举探讨了宋代广东南路的盐法,对北宋自统一广南后实行禁盐制度的诸方面作了梳理,认为广南的钞盐法始于南宋建炎四年。分析了广西钞盐法多次变故的主客观原因(《北宋广南的盐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南宋广南的钞盐法》,《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期)。黄纯艳《论宋代的榷矾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指出,宋代除熙宁初至宣和三年间或实行过官卖制外,两宋主要实行民制官购商销的间接专卖制。徐东升《宋代官府手工业定额管理制度述论》(《厦门大学学年宋史研究概况报》第期)认为,宋代官营手工业普遍实行定额管理制度,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曹家齐《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南宋摆铺的创置时间,应以绍兴四年为宜。斥堠铺和摆铺设立后,都有所演变,斥堠铺内从役人员由弓手、保甲改为军卒,其性质亦由临时变为常设。宋东侠《简析宋代在室女的财产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代对妇女财产权的规定更加完备。基于女性的特殊身份,其财产权呈现出多重性的特点。政治。祖慧《论宋代胥吏的作用及影响》(《学术月刊》第期)认为,宋代随着国家对官员管理力度的增强,胥吏在国家管理的作用越加突出,出现代官理政甚至越权行事的现象。陈峰《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河北学刊》第期)通过对宋初三朝三衙将帅出身的分析,发现其大都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太宗以后,藩邸背景成为入选三衙将帅的重要条件。相关文章另有范学辉的《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文史哲》第期)。马玉臣、郭九灵《略论北宋前期之裁军》(《贵州文史丛刊》第期)探讨了宋神宗裁军的过程、特点、成效及成因,并予以肯定。马玉臣《试论北宋前期之枢相》(《中州学刊》第期)肯定了北宋前期的枢相有利于中枢权力调配之作用,并指出对财政支出带来压力的不利一面。魏峰《论衙前在北宋的转化》(《宁夏社会科学》第期)指出,衙前在北宋中期是胥吏与乡户差役并存,以后乡户充差的比例逐步降低,到北宋末期衙前已转化为专门的低级官吏。张明华《论北宋女性政治的蜕变》(《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北宋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孟皇后的听政,走的是一条人格弱化、权力弱化的下降路线。张劲《论宋神宗与“元 更化”的出现的微妙关系》(《江西社会科学》第期)认为,宋神宗试图调和变法过程中出现的来自士大夫阶层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但收效甚微。陈伟《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以国家问题为中心的新考察》(《南京社会科学》第期)认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制度后遗症,是传统中国近代化展开的结构性障碍宋代宗族社会的兴起以及王安石变法以后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及影响。王荣科《王安石生前毁誉交替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江淮论坛》第期)指出,王安石在变法前后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对待,反映了北宋政治文化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强制作用。张邦炜《宋徽宗角色错位的来由》(《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北宋覆灭的原因不能只归于“朝议”不听章 之言,误立徽宗为帝。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宋钦宗即位后,统治集团置亡国灭种的险恶形势而不顾,围绕着学术、国事与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北宋王朝覆灭。刘旭东、杨晓红《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贵州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南宋的边疆形势比北宋更为严峻,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还以“守内虚外”策略作为其国策。王曾瑜《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历史研究》第期)指出,在讨论秦桧逃归宋朝问题时,仅以陆游《老学庵笔记》为证,而回避其他史料与论证,不能令人信服。法制。郭东旭《宋朝以赃致罪法略述》(《河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代对“强盗”、“窃盗”赃罪惩罚的加重,对官吏贪赃罪处罚的由重趋轻,对“六赃”坐罪范围的扩大及征赃法、计赃法、平赃法的日趋完善,展现出宋朝法律变化的时代特征。魏殿金《宋代适用于犯罪官员的资格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第期)指出,宋代针对官员这一特殊社会身份的犯罪者,设置了多种资格刑,以补充“五刑”。贾文龙《宋代“妖言”罪源流考》(《河北学刊》第期)对宋代罪名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妖言”罪的历史流变及与其他相似罪名的关系进行探讨。事件。何旭艳《论蔡京变盐法》(《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期)认为,蔡京盐法在带给中央政府收益丰盈的同时,损害了商人、普通百姓、中小地主等阶层的利益,使北宋财政结构发生了变化。黄纯艳《论北宋蔡京经济改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蔡京改革的特点是:取利苛严,聚财于京师和频繁变动。改革持续年之久原因在于他以绍述的旗帜钳制上下,以利事君。李贵录《“曲端冤狱”与南宋初年的陕西陷失》(《南开学报》第期)认为,曲端冤狱是张浚一手造成的。张浚之罪,与秦桧之杀岳飞是一样的。肖建新《南宋绍熙内禅钩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期)复原了绍熙内禅的完整历程,并揭示其前因后果。二、经济政治经济。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一书,根据宋朝社会救济对象的差异采用三分法,即对灾荒人群、社会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和社会特殊群体三个部分的救济,使宋朝社会救济研究不再局限于荒政的传统研究范畴。他的《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宋朝社会控制的实践途径》指出,由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季节性波动,使得宋朝的济贫恤穷行政往往呈现出季节性特征。宋代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是注重救济的实效性,而非象征性。宋朝对流民的救济与安置都较为得当(《中国史研究》第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他的相关文章还有《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和《宋朝的贫宦与对贫宦的救济》(《民族研究》第期、《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期)。王红《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分析了北宋三次回河东流失败的社会原因及北宋以人事治河和人事不振的特点。城市经济。陈国灿《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学术月刊》第期)认为,南宋时期江南是全国城市最发达的地区、不仅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而且在诸多城市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陈国灿还探讨了南宋两浙地区的城镇居民结构和城市产业形态,指出此地城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许多城市不仅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产业体系,而且各产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也有很大的变化(《南宋两浙地区城镇居民结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第期《略论南宋两浙地区的城市产业形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期)。宁欣在《由唐入宋都城立体空间的扩展由周景起楼引起的话题并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史研究》第期)中探讨了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在立体空间扩展过程中的变化和特点。在《由唐入宋这一时间的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第期)中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由唐入宋都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结构改变、数量增加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在《由唐入宋城关区的经济功能及其变迁兼论都市流动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中探讨了由唐入宋都城空间扩展的渐进性及外来流动人口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和城市经济功能边缘化问题。区域经济。徐东升《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期)认为,北宋河南地区的经济在全国的地位较唐代相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唐和北宋绝对经济地位的上升反映在交通上便是河南地区的交通,交通布局合理又是绝对经济地位呈上升趋势的年宋史研究概况原因之一。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第期)讨论了宋代太湖流域可耕土地的开垦,集约农业经营方式的成熟和完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等方面问题。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第期)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认为到了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商业经济。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一书主要考察了宋代商人与小农家庭的生产活动,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国有商业资本和盐商、粮商、布帛商,政府与商人的矛盾及民间商业资本发展的重重阻力等问题。张锦鹏《试论宋代手工业分工与商品供给增长的关系》(《云南社会科学》第期)认为,宋代手工业分工的发展对商品供给的增进作用主要是表现在商品种类的扩大而不是同一种商品数量的增长。王菱菱《论宋代的胆铜生产》(《河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许申的建议与胆铜生产无关,宋代胆铜生产的发展表明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章深《宋初市舶司“不以为利”辨兼论宋朝海外贸易收入的变化趋势》(《河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陈傅良认为的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不是为了增加收入,在开征进口税的初期政府外贸收入还很少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一书运用中外信用票据理论,探讨了宋代信用票据大量涌现的根本动因、宋代的各类信用票据是如何发行与管理的、宋代信用票据在社会经济的哪些领域发挥着作用等问题。作者认为,宋代信用票据市场所发挥的一项最根本职能便是支撑信用票据的运行(《试论宋代信用票据市场的构成》,《思想战线》第期)。市场经济。肖建乐《浅论宋代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城市市场在宋代以前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农村市场经过长期发展,到宋代空前繁荣。宋代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共同成就了中国商品经济史上第二个高峰。徐红《小城镇在宋代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云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代小市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农业经济。王晓如《北宋土地政策对南宋社会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北宋土地制度加剧了南宋土地分配不均状况,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从而影响了国家税收,引起赋税结构的变化。曾雄生《宋代的早稻与晚稻》、《宋代的双季稻》认为,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用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宋代的双季稻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中国农史》第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期)。货币。俞兆鹏《王安石货币思想研究》(《中国货币》第期)通过王安石建议国家集中货币管理大权、提出“钱有二品”是正常现象、强调发行交子发布充足本钱、主张出卖度牒以缓解财政困难和解除钱禁并放开铜钱出口、提倡以铜铸器不铸钱等方面探讨其货币思想。徐东升《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西南师大学报》第期)认为,宋代铜钱铸造业由宋初开始逐渐发展,到熙丰年间达到最盛,此后便呈现出衰落趋势。由于官府铸钱的赢利目的,使得铸钱成本随着物价变动呈现逐步上升趋势。邹志谅《南宋“买钞库”印考》(《中国钱币》第期)认为,年月广西桂林出土的背铭“绍兴十年文思院铸”的官印印文当为“静江府买钞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库之记”,由此可证《广西历史货币》一书中关于南宋王朝在广西静江府设置了宝钞库作为纸币的发行、兑换机构,以及宝钞名称出现的时间由元代提前到南宋等说法不能成立。茶法。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一书探讨了宋代的茶法问题。内容涉及宋代东南茶法中的北宋茶法、嘉 茶法、蔡京茶法、南宋茶法、福建茶法和两宋时四川茶法、榷茶及茶马贸易、水磨茶法的发展变化、宋代私茶及私茶法、茶利与茶价、宋代茶法演变的特点等方面。作者认为,北宋真宗和仁宗时期的茶利中存在着沿边折中虚估和售茶虚估(《论宋代茶利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期)。王晓燕《论宋代的茶法变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期)指出,宋政府先后施行的通商法和卖引法,都是为了修改和完善宋初在东南推行的榷茶法中的弊病。人口。程民生在《宋代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探究》(《民族研究》第期)中指出,宋朝境内少数民族以广西路最多,四川地区次之,以下依次为陕西地区、荆湖地区和河东路。作者考证推测:北宋中后期境内约有少数民族人口万余人。在《简论宋代两浙人口数量》(《浙江学刊》第期)中考证了宋代两浙不在户籍的军队及家属人口、僧道人口和官僚贵族及家属人口,估测两浙地区在北宋中后期约有万余人,南宋中后期有万余人。章深《宋代广东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广东社会科学》第期)指出,宋代是古代广东人口的一个高增长期,北宋是古代广东人口分布的转折点。李清凌《北宋的西北人口》(《河西学院学报》第期)对北宋西北五路的汉族人口、西州回鹘、喀喇汗国及西辽等政权下的人口进行了估算。三、文化文化。王晓骊《论宋代商业文化的崛起及影响》(《社会科学辑刊》第期)认为自宋代开始,社会文化发展的单一局面被打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新的“异质”文化力量商业文化不断崛起,且改变着社会文化格局。周宝荣《宋代假新闻的泛滥状况与原因及整治新探》(《河南大学学报》第期)指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义利观”的冲击、政治分野与学术歧视引发的党争、新闻传播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恶性竞争等原因,使得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郑传斌《论宋代邸报的双重性特征》(《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认为,邸报并不等同于进奏院状报。邸报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有进奏院状报的官报性质,又含宋代小报的一些民间报纸的性质。李小红《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史学月刊》第期)就宋代巫风炽行的时代原因、巫风泛滥的表现及危害进行了论述。杨晓红《宋代的祥瑞与灾异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期)认为宋代崇尚祥瑞,总体上看弊大于利。另外,从其他意义讲,灾异对宋朝君臣的好处或许大于祥瑞。杨晓红《宋代占卜与宋代社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宋代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键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教育。韩凤山《北宋多渠道筹措官学经费述论》(《社会科学战线》第期)指出,财政拔款与民间捐助是北宋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此外尚有赐田等十多种助学措施。姚红《宋代省试考官述略》(《江西社会科学》第期)指出,有利于人才选拔、皇权的加强是宋代省试的特色。方如金、赵瑶丹《论南宋浙东学派的教育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南宋浙东学派从分析当时的教育现状出发,具体阐述了教育所涵盖的内容,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出了详年宋史研究概况细、具体的要求。生活。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历史研究》第期)从南宋市民娱乐的市场形态与商业化经营、市民文化的成长促进娱乐市场的发育、娱乐市场的特征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徐吉军就宋代出行中的行装准备、旅费的筹备、行神祭祀、卜行择吉、饯别送行、持金赠行和送别等礼仪风俗作了阐述,并从宋代交通不发达、外出远行的不易等方面考察了宋人的出行(《宋代的出行风俗》,《浙江学刊》第期《宋人的出行风俗》,《民俗研究》第期)。家庭。王立军《宋代的民间家礼建设》(《河南社会科学》第期)研究了宋代重视家礼建设的原因、宋代家礼建设的宗教色彩及主要依据。金奋飞《北宋宰辅的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分析》(《中州学刊》第期)认为,北宋宰辅的家庭出身带有平民化倾向。宰辅的入仕途径集中于进士科,与北宋实行重文轻武政策,并以较为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官宦子弟遵循一定的入仕模式有关。思想。肖永明《荆公新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地位》(《学术论坛》第期)认为,新学突破了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尊定了义理之学的基础。刘固盛《论王安石学派的老学思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期)认为,王安石等人将儒学与老子之道论的结合不仅反映了王安石学派力图援引老子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宗旨,而且反映了宋代以后儒道合流这种思想发展的趋势。卢连章《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中州学刊》第期)指出,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是一致的。王安石主张“兴利”,二程主张“尚德”,二者产生矛盾。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都反对新法。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主要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葛荣晋《试论二程“洛学”与实学的关系》(《江南大学学报》第期)通过分析二程理学体系中所蕴含的实学思想,把它与明清实学思潮联系起来,揭示了二程“洛学”在中国实学史上的作用。惠吉兴《宋代礼治论》(《史学月刊》第期)指出在宋代思想家的观念中,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道德为基础并涵盖法律与宗教的礼,德礼与政刑是本末体用关系,内在的道德原则决定着外在的礼乐政刑。李华瑞《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史林》第期)认为,新学在孝宗乾道、淳熙以后走向式微,理宗淳 以后被彻底否定。建炎、绍兴时期是理学兴起阶段乾道、淳熙时期是理学大发展的阶段嘉定至淳 是理学确立一尊官学地位时期。范立舟《理学在南宋宁宗朝的境遇》(《暨南学报》第期)指出,韩 胄对理学的消弥、对理学家的报复,酿成两宋历史上第二次政治文化大清剿。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一书突破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思想史旧框架。建立包括荆公新学等在内、全面涵盖宋代学术的全新理论框架。同时从思想与写作方法上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批评。汤仁泽《宋学南移和江南儒学》(《史林》第期)认为,宋学是随宋室南移而在江南传播发展的。宋学南移后,江南儒学对明末清初的“异军突起”有着重要影响。宗教。刘长东《宋代僧尼隶属机构的变迁及其意义》(《宗教学研究》第期)就宋代僧尼所属机构的制定及管辖范围上的特点、变迁发生的原因及意义认知等问题展开讨论。李清凌《宋夏金时期佛教的走势》(《西北师大学报》第期)认为,中国佛教发展到宋代开始转向衰落的观点存在误区。宋代佛教经过自我调适,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有其自身的标志和特点。吕凤棠《宋代民间的佛教信仰活动》(《浙江学刊》第期)指出,宋代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时期。刘长东《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与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四川大学学报》第期)从宋太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之视角,探讨了宋初良性政教关系重建的原因。史学。孔学《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史学史研究》第期)认为陈 、杨时等对《日录》的批判,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同时又赞同陈 说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置。汪俊《论宋代金石学的衰歇》(《扬州大学学报》第期)指出,宋代金石考古之学在南渡后走向衰微的原因:、古器物来源的减少、南渡史家注重当时的近现代史、学者反思靖康之祸。李乐民《李 的类书编纂思想及成就》(《河南大学学报》第期)认为,李 开创性地主持编纂的野史笔记类书《太平广记》,体现了他宽广的文化视野。李伟国《朱熹〈名臣言行录〉八百年历史公案》(《学术月刊》第期)认为,朱熹对《名臣言行录》的编撰宗旨和实践并无矛盾和不妥,只是后人的理解各有不同。四、考证张其凡《关于宋太祖早年任职的三点考证》(《史学月刊》第期)考证了赵匡胤在高平之战前后的三项任职时间。杨倩描《两宋诸班直番号及沿革考》(《浙江学刊》第期)对两宋班直的番号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汪圣铎《宋僧赵宗印事迹小考》(《文史》第辑)认为赵宗印是个应该基本予以肯定的历史人物。游彪《宋代“禁寺、观毋市田”新解》(《中国经济史研究》第期)认为,宋代禁止寺观买百姓田产的目的主要是限制百姓将田产卖给寺观以逃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胡昭曦《大足多宝塔石刻与宋人冯楫》(《中国历史文物》第期)考证了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内的两龛造像和件铭文,指出冯大学、冯某即南宋绍兴时官员冯楫。张劲《开封历代皇宫沿革与北宋东京皇城范围新考》(《史学月刊》第期)确认北宋东京皇城的范围应为七里余。郭声波《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四川荣县发现的宣和《守令图》碑刻的最早底图。吴洪泽《〈洞仙歌〉(冰肌玉骨)公案考索》(《四川大学学报》第期)认为,孟昶原作的最早文献是苏词自序,后出的种种说法,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附会而成。余辉《宋本〈女史箴图〉卷探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期)以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女史箴图》卷为本,考证出该卷的后九段系临绘唐代同名摹本而得,前三段临者依照《女史箴》文自创而成。李森、王瑞霞《北宋蔡禀蔡 墓志考释》(《聊城大学学报》第期)通过对山东青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蔡禀蔡 兄弟墓志的考释,指出蔡禀志文可校勘张方平《乐全集》中《宣德郎行监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骑都尉赐绯鱼袋蔡君墓志铭并序》一文。蔡 志文可为刘敞《公是集》补佚,两方墓志还涉及到多位北宋名臣及其事迹。五、人物杨朝亮研究了宋初“三先生”,认为宋初胡瑗、孙复、石介在儒学上,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期)在学术思想上,开宋学之先河,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开始以义理年宋史研究概况解经(《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齐鲁学刊》第期)在政治思想上,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服务(《试论宋初“三先生”的政治思想》,《东岳论丛》第期)。郭文佳《吕嘉问与市易法》(《安徽史学》第期)肯定了吕嘉问推行市易法的功绩和对王安石变法所起的重要作用。万斌生《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阶段性表现》(《江西社会科学》第期)指出,苏轼在王安石变法运动中的态度表现为阶段性,展示了苏轼思想的复杂性和独特的个性。徐文明《苏洵与王安石思想异同论》(《清华大学学报》第期)指出,苏洵与王安石在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并无根本冲突。陈元锋《王安石屡辞馆职考论兼论宋代馆职、词臣之荣显与迁除》(《文史哲》第期)指出,王安石初辞试馆职、再辞集贤校理,又辞同修起居注,最后迁知制诰,入翰林,为辅相。这一系列打破序迁惯例的举动蕴含着王安石的独特个性和政治追求,对当时士风颇有影响。安国楼《王安石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广西民族研究》第期)从宋辽边境“两属”地的争执、边区蕃汉土地的典买、边区民兵的组织以及边区开拓四个方面,论述王安石在周边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平等立场、开放思想和采取的一些改革政策。王立军《司马光礼学思想初探》(《中州学刊》第期)认为,司马光理学思想特点是:、强调以礼治国、重视民间家礼、兼顾古礼俗礼。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 ,是宋真宗朝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并对这一时期的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王智勇《论宋真宗朝“五鬼”》(《四川大学学报》第期)从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了“五鬼”在真宗朝得势的原因,论述了“五鬼”对宋代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范立舟、徐志刚《曾巩思想的理学特质》(《江西社会科学》第期)从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与历史观等方面对曾巩思想进行阐述。刘玲娣《试论胡安国两宋之际的政治、学术活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胡安国的政治态度,倾向元 政治和元 学术,在学术上毕生治《春秋》,其政治和学术活动多秉承春秋大义。相关文章另有王立新《胡安国族系考证》(《船山学刊》第期)。龚延明《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学术月刊》第期)指出岳飞之忠,核心是忠于国家和民族,是“精忠”,对宋高宗既有“忠”也有“斗”,故不存在“绝对忠君”的问题。王曾瑜《岳飞后裔考略》(《揖芬集张政 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考证了岳氏宗族聚居江州岳飞家属流放岭南和复官、荫补岳霖、岳震、岳霆及岳甫诸孙的相关记载等问题。任崇岳《韩世忠与岳飞》(《光明日报》月日)认为,韩世忠虽没有岳飞死得悲壮,但也算得上刚正亢直、嫉恶如仇之人。今人也应给韩世忠以一席之地。高纪春《秦桧与洛学》(《中国史研究》第期)认为,建炎、绍兴之际秦桧与洛学的关系,是以绍兴八年的宋金和议为界,经历了先亲后疏、先友后仇两个时期。舒仁辉、陈仰光《论吴氏抗金在南宋军事史上的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期)指出,吴 、吴 兄弟在西北的抗金活动中,牵制了金人南下攻宋的行动,为巩固南宋政权发挥了作用。蔡瑞霞《陈傅良与湖湘学派》(《求索》第期)认为陈傅良与湖湘学派的交往从张 开始。在湖南任职期间,陈傅良与湖湘学人有了广泛的接触,湖湘弟子多从他研习事功学。肖永明《张 之学与〈四书〉》(《船山学刊》第期)认为,《四书》是张 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何晓涛《叶适的历史变革思想》(《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期)认为,叶适的变革思想将军政和财政视为变革的两大重点。呈现出重通变、重经制、重功利的特色。蔡子谔《朱熹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服饰美学思想》(《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从理性本体论、伦理学本体论和“中庸”与“中和”特色三个视角,阐释朱熹服饰美学思想。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汪高鑫、董文武《朱熹的历史观及其易学思维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期)指出,朱熹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相连。汪希《朱熹反君主专制意义言行初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认为,朱熹有许多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反对尊君卑臣的观念也有许多否定君主的神圣性、贬抑君统、格君心之非的言行,这些具有反君主专制意义。王玉德《〈孝经刊误〉的是与非兼论朱熹的治学态度与精神》(《中州学刊》第期)认为,朱熹《孝经刊误》对《孝经》所作的大量删改,体现了敢破敢立的独创意识和旁征博引的学术功力,但确实有些轻率,并有护道之嫌。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毛双民(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北京 )  据粗略统计,本年度历史地理学共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专著近十部。现就主要论文加以评述,对于专著,仅就所见,列举书名,学者自可参考。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史念海著《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程存浩《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中华书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古籍整理方面有黄永年点校《雍录》(中华书局)、吴松弟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历史地理综合研究与学术动态世纪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阶段,对一百年来的研究进行总结,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这一学科的研究轨迹,对新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具有启示意义。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第期)一文对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了论述,并对历史地理学在以后的研究中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历史地理学研究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第期)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葛剑雄、周筱 《创建世界一流应该有明确的目标为什么要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同上)采用问答方式,回答了该项目的内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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