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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_宋_元史的研究.pdf

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_宋_元史的研究

来上学 2011-04-15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_宋_元史的研究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重建这一段历史也要以考古学为主结合其他学科来进行。当年顾先生的学生,现在已多为我国著名学者,符等。

地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重建这一段历史也要以考古学为主结合其他学科来进行。当年顾先生的学生,现在已多为我国著名学者,他们有的不顾年迈高龄,亲临座谈会并作发言,有的委托他人宣读了书面发言,其追忆往事,以铭师恩,以表景慕之忱的情景,深深地激励着年轻一代的学子。会议还安排幻灯介绍了顾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在成府村蒋家胡同的故居和《禹贡》半月刊旧址的保护情况。由于此次座谈会准备得颇为充分,会议开得紧凑而富有成效。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日〕长井千秋 撰(岐阜圣德学园大学 日本岐阜)张学锋 译(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  如果将加藤繁、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的话,那么,周藤吉之、宫崎市定就是第二代,斯波义信、梅原郁就是第三代,而追随第三代求学的学子们就应该是第四代了。年五代宋元史学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在第三代学者仍然健在的同时,属于第四代的新一代学者成为学术界的领头羊,各自积累多年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问世。另一方面,力图克服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研究课题琐碎化、学问之间缺乏共鸣现象的尝试也有所展现,共同创造了与新世纪第一年这一崭新的时代相符的学术气氛。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宋代史研究会多领域多层次交叉型共同研究的展开第二是蒙元史研究的扩大与深化第三是站在日本史的立场上重新构筑日宋、日元关系史的努力。在进入各专题的具体介绍以前,首先对以上这些动向作一个概述。首先是伊原弘、小岛毅编集的《知识分子面面观》(勉诚出版,以下简称《知识分子》)。围绕宋元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年曾经召开过专题研讨会,会议论文在会后被汇总,作为特集刊登在《亚洲游学》年第期上,新出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这个特集的扩大版。《知识分子》收集了相近专业及不同地区史研究者的论文篇,围绕知识分子这个关键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概述性的整理,并对这一课题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了展望。伊原弘撰写的《政治社会及其出演者》作为总论冠于篇首,提纲挈领地指出这一课题研究的问题所在,以下则由五个部分构成全书的内容。这里,以宋代为中心介绍其中的主要论文。冈元司《宋代的地域社会与知识》极力提倡把R海姆斯对宋代地区精英的考察、B爱尔曼对明清科举史的研究、社会学家J哈佛马斯的分析概念等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社会科学的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研究成果积极地运用到士大夫研究中去。平田茂树《读懂政治舞台的背面》揭示了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探究政治过程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将目光集中在政治空间与文书的传递上,勾勒出政策制定的图式。荻野昌弘在《作为社会学课题的“科举”》中指出,中国史研究者已经开始运用社会学家J布鲁杜的理论,作为文化资本的儒家教养与科举制度这两者的结合,促成了社会统治阶层的再生产,这一构图目前已经日渐明晰。关于对社会中间阶层的分析,作者主张必须对在动作举止、趣味嗜好、品格道德等环境中自然酿成的综合素养加以重视,要活用M福柯所得出的规律和训练概念。铃木董《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当权者与政治过程的变貌》,从奥斯曼帝国和宋朝知识分子、统治阶层的状态和决策体制的比较出发,认为在政治组织的构造层面上,两者之间虽然具有集权性和君主专制性的共通点,但是,在权力正统性的依据、权力基础之所在、政权中枢机构官僚的出身以及选拔方式、决策场所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该文从正面接受宋史研究一方提出的问题,展示了研讨会的真正价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浅见洋二《诗从何处来它又属于谁》从诗歌视觉表现要素的加强和编年诗文集的出现这一现象出发,认为宋代是诗和诗学发展的划时代的时期。自然风物成为诗人创作诗歌的普遍素材,引用他人词句的做法在意识上产生了变化,等等,在该文中均得到了阐述。小岛毅《朱子学的发展与印刷文化》认为,在学派林立的时代,朱子学之所以能成为主流学派,作为当时最新技术的印刷术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作者认为,朱熹充分认识到了印刷出版这一崭新媒介的作用,为了扩大自己的学说,自觉地并且是战略性地利用了这一传播手段。本书的出版告诉我们,如果研讨会能够真正发挥其正常作用,与会代表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在对课题的认识方法上即使有彼此深浅的不同,但在不同领域的比较研究上依然是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如果将《知识分子》看作是理论篇的话,那么,宋代史研究会编撰的《宋代人的认识》(《宋代史研究会报告》第七集,汲古书院)就可以算作是实践篇了。卷首是冈元司等人撰写的《相互性与日常空间》(这一标题同时也是该书的副标题),对森正夫曾经提倡的地域社会论的意义进行了重新肯定,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及研究的意图,可以说起到了本书序论的作用。该书的前半部《日常性的各个方面》由须江隆《祠庙记录中反映出来的“地域”观》、前村佳幸《乌青镇的内部构造》、铃木洋一《浙东的诸神与地域文化》,胜山稔《关于白话小说中出现的“近邻”地域观念》、绪方贤一《家训中所见宋代士人的日常伦理》等篇组成。第篇分析了据中央赐与江南各镇祠庙匾额时的公文书刻成的碑文,认为从中可以得知,以供奉土神为核心的祭拜活动,在对镇的统合上有一定作用,朝廷的赐额行为,反映了试图以镇上的父老阶层为媒介,实现政府对镇的有效统治这一统治理念。第篇认为,浙江乌青镇在居民结构复杂,社会地位差距拉大,社会动荡因素不断增加的南宋时期,是在镇上士大夫的主导下,与官府协力,并以土地信仰为媒介来维持秩序,调和矛盾的。不过,该文对《青镇徒役之碑》中“就傍乡物力多所立户充应”一句的翻译似乎有不妥之处。第篇对浙东地区流传至今的英雄信仰的由来、传承及其变化,通过历史史料、小说、口传资料进行了考察。第篇将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变化作为唐宋变革的一环,对以往的“近邻”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一问题,通过宋代至明代的小说资料加以探讨。作者认为,在婚配方面,与地缘性的相互介绍、周旋相比,专业媒酌介绍成婚的事例更多,其原因即在于都市中“近邻”概念的变化,居民相识的近邻通常在户左右。如果作者所言是真实的话,那倒是令人吃惊的事。第篇通过对家训的考察,阐述了士大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夫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奉行的道德、伦理的具体内容。这一手法对以往通过以解读儒家学者的抽象的哲学文章为中心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作出了挑战。本书的后半部以《相互性的各个方面》为题,由早坂俊广《“婺学”,虚构的场所》、田中正树《苏氏蜀学考》、市来津由彦《地方士大夫与朱熹思想》、冈元司《南宋时期地域社会中知识能力的形成与家庭环境》等篇组成。第篇作者认为,以孕育了众多儒家学者的婺州(金华)为名的“婺学”,其实当初并不存在着什么学派,而是在吕祖谦死后朱熹对之进行批判时虚构出来的一个批判对象。文章还对这一虚构在此之后对人们的影响作了考察。第篇以出版媒体的宠儿苏轼为考察对象,注重苏轼的诗文被世人编印成多种多样的出版物的现象,以及人们在阅读时的心态问题,指出由于苏轼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因此苏氏学派或者蜀学的形象才得以形成和稳固。第、两篇都是对《宋元学案》树立起来的儒学大系的虚构性进行探讨的重要尝试。第篇对朱熹的书简等庞大的资料进行了数据化整理,通过对朱熹晚年的交往者的分析,明确了所谓“朱熹门人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此文对朱子学派人士的基础情报所作的搜集工作是相当可贵的,只是希望作表的方法能有所改进。第篇首先对叶适所撰墓志铭的人物的出身地、所属社会阶层进行了分类、分析,然后将墓志铭的记述中被地域社会所认同的知识能力分成作诗、背诵、撰文、阅读量、议论这五个方面,指出在这些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家庭环境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本书的序论中,作者强调了史料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墓志铭中对墓主个人的文学修养、儒家教养这方面的材料抽出来作为史料之际,墓志铭记述的性质、可信性、夸张程度、人物脚色等就更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了。不过,作者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出更深入的剖析。还有,归纳出来的五种知识能力以及家庭环境在这些能力培养上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应该在我们常识性的推测范围之中,不待墓志铭的分析利用,因此,整个文章显得平淡,缺乏冲击力。以上两种著作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一是蒙元时代的相关问题没有作出应有的探讨,一是缺乏来自于道教、佛教方面的考察,还有一点就是人才辈出的京都大学出身的东洋史学者没有一人参加。去年,在好几种杂志上都开辟了关于蒙古或“元寇”(日本史学界对来侵元军的称呼译者)的特集栏目。从《历史评论》第号的特集《在世界史中阅读蒙古对日本的袭击》中可以发现,参加探讨的各人由于各自的研究地域不同而对蒙古时代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对谈 在世界史中阅读蒙古对日本的袭击》中,对杉山正明提出的要重新认识侵略抵抗这一认识模式的建议,村井章介虽然表示关注但仍然有所顾虑。李益柱(森平雅彦译)《蒙古帝国的侵略与高丽的抵抗》,从论文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在韩国,传统的认识模式依然根深蒂固。针对李益柱这样的认识,伊原弘《南宋文化与蒙古对日本的袭击》却认为,即使是在蒙古的统治之下,都市、文化依旧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还提示应该设想存在着多种汉文化的传播途径。松木荣三《俄国史与鞑靼问题》指出,在俄国历史中,蒙古人统治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现在西欧以及俄国对鞑靼统治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事实上这种态度在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是完全不存在的,摆脱了蒙古人的桎梏而且是在进入近代以后,出于宗教上、政治上的原因,这样的印象才逐渐形成。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这就是蒙古时期历史研究的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广阔,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不断探索下去的话,中国史、朝鲜史、伊斯兰地区的历史或许能呈现出有别于今天的面貌来。此文是去年这一领域的重大成果。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しにか》(shinika)第卷第号也安排了特集《蒙古的冲击》,从身份制、货币、宗教、文学、军事制度、中国文化、东西交通、鞑靼的统治、伊斯兰、朝鲜等各个方面介绍了蒙古时期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高质量的导读参考书。此外,《しにか》(shinika)第卷第号还组织了特集《石碑上的中国史》,对宋元史研究中日显重要的石刻史料作了介绍,对今后更好地利用石刻史料具有指导意义。站在日本史的立场上对宋元历史的研究近年来也显得非常活跃,去年这一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关于东亚贸易的研究,出现了一批力图超越前人的成果。山内晋次《平安时期日本的对外交流与中国海商》(《日本史研究》),针对至世纪渡海来日本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以他们与日本中央官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净土宗信仰为线索,探讨了他们人际关系的结节点或者说纽带的状况。 本涉去年连续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再论宋代的“日本商人”》(《史学杂志》),《元朝远征日本以后的对倭船政策》(《日本史研究》),《顺帝朝前半期的日元交通》(《日本历史》),《明州市舶司与东中国海贸易圈》(《历史学研究》)。第篇对与日宋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的博多纲首(活跃在九州博多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译者)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高丽和宋朝的史料中出现的“日本商人”就是使用了中国姓名的博多纲首。这一推断非常大胆,对日本商人出现的意义等过去已成定论的学说进行了颠覆性的挑战,读后让人受益非浅。第篇对文宗朝以前元朝对倭船的政策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否定了远征日本以后元朝的对日贸易趋于消极这一以往的观点。第篇是第篇的续篇,对迄至顺帝朝前半期的日元贸易的情况进行了追踪。第篇将重点集中在明州(宁波),对唐后半期到元末这一期间的东中国海贸易进行了概述。上述山内晋次和 本涉两人的论文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两人的意图都在于对森克己以来被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进行全面修正。作者利用的史料不仅是日本一方的,对文集、地方志、石刻等中国方面的史料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和利用,因此,即使作为中国史研究的论文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历史分期讨论和学术界的展望。伊东贵之《中国思想史上的“近世”》(小岛毅编《以东洋的人文学为桥梁》,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从“宋学”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等方面支持宋代以后为中国的“近世”这一学说,考察了近世思想中礼教的渗透、泛化这一变化。小岛毅《宋人的历史意识》(同上)在确认了宋代在思想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基础上,认为近代的标志性特征并非民主和自由,而是纪律和选择,在形成于世纪的朱子学体系中能够找到具有近代意义的思维,展示了作者独特的近代概念。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思想史研究者,从社会的总体转变上来认识时代变化的构思难道就不必考虑了吗《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的发问难道就无效了吗丸桥充拓《“唐宋变革”史的近况》(《中国史学》),试图通过对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层、媒介层的理解,来找出唐后期到北宋这一过渡时期固有的时代面貌。饭山知保《金元时期华北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史滴》)认为,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数不少,但从王朝的制度、军阀以及宗教信徒这些视角来观察华北社会的研究却见不到,并指出了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石刻史料的可能性。小林广义《宋代宗族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对范氏义庄研究史上的各种观点进行了回顾,主张有必要将宗族放在与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上进行重新探讨。平田茂树《日本宋代史研究的新视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角》(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人文研究》),首先对前年和去年作者参加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整理,接着以山本英史主编的《传统中国的地域形象》(庆应大出版会,年)为题材,对宋史研究作了展望。作者认为,从《传统中国的地域形象》一书中并看不出基于新视角、新论点之上的真正的地域形象,因此主张今后的宋史研究完全有与元明清史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必要。小林、平田二人都对中国史研究会对专制国家形象、中间集团的评价提出了疑义。另外,在学术动态方面还读到了森由利亚的《蒙特利尔、波士顿、洛杉矶》(《中国社会与文化》)和远藤隆俊的《美国中国学管见》(《海南史学》),两文均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闻见记。政治、官制。山崎觉士《吴越国王与“真王”概念》(《历史学研究》)试图从中原政权所下的吴越国王册命文与吴越国的贡物中读取吴越国王的特殊地位。 田良雄《关于石敬瑭的族属》(防卫大学校人文科学《纪要》)对石敬瑭出自沙陀突厥和出自粟特人这两种意见进行了重新探讨。平田茂树《宋代政治史料解析法》(《东洋史研究》),将官修史料编撰的发展脉络整理成从唐代起居注的时代向宋代由宰执负责记录的时政记时代的变化,并且对宰执留下来的另外一类政治记录日记也加以了分析,形象地描绘了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意志决策体系。在解析的过程中,作者的视野一直延伸到了明代。见城光威《关于宋初的三司》(《集刊东洋学》)从皇帝权力的伸张过程这个角度,对太宗朝位在三司的人物和三司的机构改革进行了考察。古垣光一《关于宋代的殿试(五)》(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关注英宗朝以后直至北宋末年进士科高等第合格者初任大臣职务的情况,探讨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官界的晋升与党争等政治状况之间的关联。渡边久《北宋转运使与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是关于宋代官制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监司的研究。作者对监司与州县的关系、监司的考课法作了详细的考察,从中明确了监司作为转运使监督官的这一事实。青木敦《宋代监司的语义》(《历史学研究》)主张在监司的范畴中不包括安抚司,只有转运、提点刑狱、提举三者。梅原郁《关于进奏院》(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年)通过对进奏院、通进银台司、邮递、递铺的全方位考察,再现了宋代官方情报传递的情景。此文虽是非常传统的制度史研究论文,但其所利用的数据资料之丰富远出常人的预料,是目前文书传递系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前村佳幸《宋代地方财政机构与监镇官》(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认为,在宋代的地方财政上,可以发现州与镇之间有着直接的统辖关系,两者之间并不通过县一级的财政机构,因此主张以往将监镇官视为县的派出机构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文章中有好几处汉文史料的训读值得商榷。铃木正弘《〈东都事略〉与〈宋史〉中的卓行传》(立正大学《东洋史论丛》)对两书中的《卓行传》在列传中的地位和记述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白石典之《世纪后半期到世纪的蒙古高原》(《东洋学报》)对成吉思汗登场以前的蒙古高原中部的个遗址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将文献与之进行了对照。武田和哉《契丹国(辽朝)的北、南院枢密使制度与南北双重官制》(《立命馆东洋史学》),对以往南北官制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作者将枢密官制分成了世宗朝与世宗朝以前这两个时期,对不同时期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在此基础上对枢密官制度进行了新的解释,并进一步将之与政治、社会形势对应起来进行论述。井黑忍《金代提刑司考》(《东洋史研究》)认为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各种制度滥觞于金章宗时代,通过对提刑司的沿革、职权的考察以及对御史台官员的人员构成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的分析,试图阐明中枢的权力构造。森田宪司《元朝的科举资料》(《东方学报》京都第册)对最近能够利用到的史料作了详细的解题,并对最新的史料情况作了介绍,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弄清蒙古统治中国时期历史真相的关键之一是科举和知识分子问题,森田的工作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启了门扉。村冈伦《蒙古时代初期的河西与山西》(《龙谷史坛》),考察了为成吉思汗诸子设置的右翼汗国在河西和山西的分地(封建领地),弄清了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家的原有领地和前线分地的区别、有规则的人员配置以及分地的所在地,并对窝阔台即位后三家的势力均衡趋于崩溃的历史事实作了阐述。牛根靖裕《元代巩昌都总帅府的成立及其发展》(《立命馆东洋史学》),对元代在陕西巩昌一带拥有极大势力的汪氏家族,从其在金末与阔端家的关系作了追踪,同时涉及到了陕西、四川地区的政治、军事情况。石渡克彦《〈庙学典礼〉中所见的元代学田经营》(《立正史学》)考察了元朝接管江南以后对学田的管理。山本光朗《元使赵良弼》(《史流》)通过传记的形式对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之前派往日本的使节赵良弼的事迹进行了叙述。森平雅彦《元朝怯薛制度与高丽王族》(《史学杂志》),通过高丽王族参与到蒙古怯薛的事例,对高丽和蒙元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对高丽王子来说,作为秃鲁花加入到怯薛,是继承父亲王位的条件,也就是说,形成了王子加入到大汗的怯薛,最终作为驸马坐上高丽王位这一程序。文中对忠烈王以后高丽王自己也组织了怯薛这一史实也进行了论述。作者得出的结论与我们通常的印象大不一样,值得深思。经济、社会、法制。斯波义信《宋代都市化的思考》(《东方学》),在确认了唐宋变革时期远隔地商业的发展、商人集团萌芽的基础上,利用年四川、两广以外的全国商税统计,分析了府州、县、镇各级行政级别与由社会的城市化而形成的税额这一经济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对近年来利用商税统计资料从事的各项研究提供了指南。清木场东《淮南、两浙路商税务和税额》(久留米大学《比较文化年报》)是继前年以来的基础研究的一环。西奥健志《北宋西北边境的军粮运输与客商》(《鹰陵史学》)对军用物资补给运送的线路、方法、成本等进行了独特的讨论。作者认为,开封、江南的客商很难把物资直接输送到西北边境,而是其他地区的客商在长安等地获利后,购入粮草,换回盐钞,然后再到开封换成现金。三宅俊彦《唐宋时期的窖藏钱》(东北亚古文化研究所《博望》,年)选择了这一时期埋藏了大量钱币的约处遗址,对这些窖藏出土钱币的币种组合与埋藏时期作了比较和考察,从中探讨埋藏的目的、原因等情况。寺地遵《南宋末期公田法的背景》(《史学研究》)对都城临安的粮食和诸仓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整理,通过对公田法实施背景的考察,指出公田法是在牺牲临安周围浙西农民利益之上实施的,目的在于保卫都城。森田健太郎《刘富与辛押陀罗》(《史滴》)通过对北宋时期仍然处于汉化过程中的广州的两个著名商人,考察了行政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伊原弘《河畔之民》(《中国水利史研究》)介绍了黄河下游地区卫南县某庙的石碑和滑县漏泽园的墓志,强调了两者较高的史料价值。伊原弘的另一篇《绘画中的中国城市》(《史潮》新,年)阐述了以城市为题材的绘画诞生的背景,指出了分析绘画的方法。远藤隆俊《关于〈范文正公家书〉》(《集刊东洋学》)作为书简分析的序论,指出了其中的部分书简可以作为史料运用的可能性。近藤一成《文人官僚苏轼的高丽政策》(《史滴》)通过对苏轼在杭州刺史任上的奏文的分析,讨论了以泉州商人为中心的、从事宋与高丽贸易的闽浙海商的活动。盐卓吾《宋代食用牛肉考》(《中国社会与文化》)运用小说史料,对宋代食用牛肉的阶层及其食用目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的、食用场所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木村明史《宋代的民间医疗与巫觋观》(《东方学》)从《夷坚志》中的有关巫觋记载,阐述了民间对巫觋的认识以及巫觋实施的医疗情况。胜山稔《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中所见城市生活的考察》(东北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研究科论集》,年),分析了宋以后婚姻环境变化中的女性与他人、外界的接触事例,认为即使是在职业或社会阶层上存在着差异,但在谈婚论嫁之际,作为当事人的男女双方在没有媒酌的情况下接触或者表达都属于禁忌。小川快之《宋代信州的矿业与“健讼”问题》(《史学杂志》),将信州作为南宋时期江东路的一个个案,指出矿山经营所引起的地域内部的竞争关系等触发了信州诉讼的频发(健讼)。他的《宋代饶州的农业、陶瓷业与“健讼”问题》(《上智史学》)与上一篇相比,改变了考察的地域对象,论述了同样的问题。高桥芳郎的《宋至清的身份法研究》(北海道大学图书刊行会),从年轻学者的角度,对曾经争论激烈意见歧出的佃户制问题作出了快刀斩乱麻式的论述,思路明晰。“身份或身份法是无法作为解开中国社会的机轴的”,序言中这一出人意料的惊喝,使读者更能感觉到作者研究的直率性。这一成果将成为今后学术界难得的财富,期待着专家们的评论。宫泽知之《元代后半期的币制及其崩溃》(《鹰陵史学》)将焦点集中在世纪的通货制度及其两次币制改革上,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元朝发行的货币只有纸币,但为了解决货币贬值所引起的物价上涨问题,政府将新纸币和新铜钱进行了组合,旨在回归南宋时期币制的改革。作者对这一变化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船田善之《作为元代史料的旧本〈老乞大〉》(《东洋学报》),对新发现的《老乞大》(朝鲜王朝官府使用的汉语会话教材)版本作了周详的介绍,强调了它的史料价值。以《老乞大》为史料的制度史研究上的一些成果,在以现实为基础编撰出来的会话教材中得到了确认。植松正《元代浙西地区的税粮管辖与海运的关系》(京都女子大学,《史窗》)论述税粮与海运的关系,探索了明代江南官田地区的形成和纳银制度的渊源。檀上宽《元代的海运与刘仁本》(同上)通过分析元末明初一个亲元派官僚,与方国珍、张士诚联合海运的情况,对元末江浙地区进行了考察。作为前年的成果,松田孝一的《中国交通史》(松田孝一编《东亚经济史的诸问题》,阿 社)是一篇有助于整体了解元代交通运输系统与物流构造的高水平概论。森部丰《后晋安万金、何氏夫妇墓志铭及何君政墓志铭》(《内陆亚洲语言研究》),对新出土的三块汉文墓志铭进行了详细的译注,对沙陀后晋政权时期的粟特人及粟特人聚落进行考察。中岛乐章《元代社制的成立与发展》(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对相关的法制史料进行了全面地再探讨,力图重新构筑元代社制的框架,并以此展望明代的老人制。金文京《作为规范的古典及其在日常使用中的变通》(《古典学的现在》)对元代的日用书籍《事林广记》与唐律中的“十恶”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对照,通过《事林广记》中对唐律相关条文的追加、改变的事例,推测在明律的形成过程中,有来源于前代公式法令以外内容的可能性。思想、文化、宗教。市来津由彦《淳熙年间朱熹频繁的讲学活动》(《东洋古典学研究》)通过朱熹与吕祖俭往来书简中的议论,考察了朱熹有意识地要将自己的学说树立为一个学派的过程。作者的《朱熹晚年朱门正统意识的萌芽》(《东洋史研究》)用同样的手法,描述了门人中自诩为朱熹学说的正统继承者这一意识的形成过程。佐佐木爱《关于程颐、朱熹的再嫁批判言论》(《上智史学》,年)将道学者们对寡妇再婚所持的批评性言词放到再婚现象普遍可见的现实社会中重新认识。伊东贵之《宋学、朱子学中“意味”的转变》(武臧大学《人文学会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从经学的革新、历史叙述的特征、上天观念的变化、人性论的转换这四个方面对朱子学的划时代意义进行了整理。吾妻重二《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小南一郎编《中国的礼制与礼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朋友书店),在唐代门阀贵族制度崩溃进入宋代近世社会这一历史转变中,对士大夫关于祭祖家庙的议论以及被称为集大成者的朱熹《家礼》的意义进行了探讨。福岛正《濮议与兴献议》(同上)从政治形势和思想背景对宋代的濮议和明代的兴献议进行了比较。三浦秀一《吴澄〈道德真经注〉中的思想》(《集刊东洋学》)探讨了元代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学者吴澄注解《道德真经》的思想背景。竺沙雅章《关于中国的古版经》(奈良县教育委员会编《奈良县所在中国古版经调查报告书》),虽是寺庙所藏各种佛典的调查报告,但其中也包含着文化出版史方面的重要叙述。本田治《宋代都市中的花卉园艺》(《立命馆东洋史学》)就都市文化之一的植物园艺,以花卉为中心进行了考察。片山共夫《关于元代的家塾》(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作为蒙古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研究的一环,选择了不求仕宦,但以学问为职业的士人们的活动舞台家塾作为考察对象,就相关问题作了阐述。森田宪司《曲阜地区的元代石刻群》(《奈良史学》)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出曲阜地区的碑刻,并对元史研究中石刻史料的利用现状及其价值作了阐述。宫纪子《蒙古朝廷与〈三国志〉》(《中国学会报》)以《三国志》为题材,就蒙古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的一个侧面进行了描述。作者得出的如元朝官僚是白话小说的热心读者,关羽信仰已渗透到了怯薛、蒙古贵族之中等结论,让人耳目一新。宫纪子的另外一篇《程复心〈四书章图〉出版始末考》(《内陆亚洲语言研究》),以蒙古统治时期附于江南文人出版的书籍之中的四篇叙述出版经过的官文书为线索,对蒙古政权与汉族知识分子、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真相进行了描述。作者首先对文书进行直译、解析,在此基础上阐述的经由多个官厅联系组织出版的过程、通过保举的方式登用江南文人的事实以及对《元史》宰相年表的补订,等等,重要的发现随处可见,是去年学界取得的重大收获之一。须江隆《熙宁七年诏》(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关注神宗朝赐额、赐号突然激增的现象,认为在这些赐予诏书的发布背景中,与由于旱灾的发生而出现的批判王安石新法的势力进行政治对垒的意图十分明确。金井德幸《宋代的厉鬼与城隍神》(立正大学《东洋史论集》),为探讨明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祭祀作祟死灵厉鬼的厉坛的渊源,对宋代厉鬼与漏泽园、义冢以及城隍神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在民间信仰与王朝的关系方面,滨岛敦俊出版了专著《总管信仰》(研文出版)。这是一部通观宋以后江南农村社会的重要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视角,也是宋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镰田茂雄《唐末宋初的华严与密教》(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以密宗行者的传记为线索,探讨了四川安岳石窟中密宗石刻造像的思想背景。竺沙雅章《辽代的佛教及其影响》(驹泽大学《佛教论集》,年)以佛教文物为焦点,阐述了整个东亚历史中辽代佛教的意义。他还撰有《燕京大都的华严宗》(大谷大学《史学论究》,年)一文,作为华严宗在华北地区传播谱系复原工作的一环,对活跃于辽金元时期燕京大都两个寺庙的僧人进行了追踪,明确表示了在大的框架下进行具体的实证性研究的构思。森田宪司《关于元朝的代祀》(《东方宗教》),以皇帝派使者参加山川祭祀为题材,通过对这些使者的人员构成以及祭祀方式等的分析,探讨了蒙古政权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统治中国的一个侧面。年日本史学界关于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注释及其他研究。对古籍原典的译注,除宋明研究会《〈朱子语类〉卷二注释(七)、(八)》(《汲古》、)是前几年这项工作的继续以外,还有河村晃太郎、盐卓吾《注释〈太平广记〉妇女之部》(《千里山文学论集》)、水野正明《毛文锡〈茶谱〉译注稿》(《文明》)、高桥芳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户婚门译注稿》(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亦邻真《读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和《元代直译公文书的文体》(加藤雄三译,《内陆亚洲语言研究》)。尤其是最后两篇亦邻真的成果,将与去年介绍的田中谦二的《元典章文书的研究》(《田中谦二著作集》二,汲古书院)一起成为学界的共同财富。船越泰次《〈记纂渊海〉所引宋白〈续通典〉佚文集录》(《集刊东洋学》)是作者《续通典》复原工作的续篇。展望。虽难免有重复之嫌,但还是想对年五代宋元史研究的印象和课题作一个全面的叙述。首先,以宋代史研究会为中心展开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朱子学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也日益显著。尤其是在后者的研究上,使人感觉到儒学思想史的研究迎来了划时代的时期。问题是,对理解明代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元朝,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显得非常不充分,来自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也非常薄弱。作为明清史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到士大夫问题的讨论中来的森正夫、岸本美绪、滨岛敦俊,都曾经是堂堂的经济史专家,这一点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蒙古时期的历史研究,从上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高水平的论文不断涌现。大概是由于蒙元史研究者的人数在数量上不占优势,研究的课题似乎都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在更大的课题上,例如为什么蒙古会在世纪初期崛起为什么不是克烈部、乃蛮部,也不是契丹、女真,而是蒙古部等等,这几方面的研究似乎也很薄弱。而向杉山正明格局杉山正明一人把握全体构想,其他学者从事个别实证发起挑战的人仍然没有出现。形成今天这种格局,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不幸。对《史学杂志》、《东洋史研究》等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有个提议,数行以上的汉文史料,希望能够要求作者全文训读成日文附于汉文之后。虽然都有篇幅上的限制,但像目前这样通过汉文史料与简约的译文之间的对照,是很难判断作者对汉文史料的理解程度的。还有,最近几年宋元时期的研究著作并不少,但在主要期刊上刊登的专业书评却寥寥无几,这不会是出于编辑们的怠慢吧,这个意见不知是否中肯。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去年的本栏目中,由于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柏书房,年)为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产经新闻》新闻服务,年)所引一事,评论者对此发起了非难(页下段,但具体的内容却没有出现)。评论者是比“团块世代”(指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人译者)更年轻的新一代历史研究者,竟发出如此的评论,着实令我咋舌不已。如果按这个思路考虑下去的话,就宋元历史的研究而言,杉山正明、冈田英弘、斯波义信等人的言论也都难逃责难。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的学问,史料是基础,说到底无非就是在此基础上以逻辑的整合性来展开议论而已。类似于去年的评论者那样的责难,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要时刻记住,我们是容许多种价值观共存、容许多种历史解释争鸣的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者。译自〔日〕《史学杂志》第卷第号(年月日发行)《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年第期中国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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