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译学思想述评

林语堂译学思想述评 郎江涛　王　静(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译学思想。本文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评析, 旨在使人们对其更加全面地了解。 关键词: 林语堂; 论翻译; 译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 —3926 (2003) 09 —0334 — 作者简介: 郎江涛, 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文学硕士; 王静, 女,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林语堂(1895 - 1976) , 原名和乐, 笔名语堂,福建龙溪人, 被誉为“幽默大师”、文人、学者和翻译家。虽然他一生中论及翻译理论的文章不少,但他的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论翻译》一文中。纵观全文, 我们发现林语堂的译学思想立论新颖, 值得后人研究。因此, 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此进行评析, 以期人们对其更加全面地了解。 　　一、译者的修养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把翻译看成是一门艺术, 他要求译者应具备三个条件: (1) “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 (2) “有相当的国文程度, 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 (3) “译事上的训练” (罗新璋, 1984 : 417) 。由此可见, 林语堂要求译者不仅要有丰富的语言知识, 而且要进行必要的翻译训练。林语堂的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我们可以从翻译的性质和翻译实践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11 翻译的性质 　　要弄清翻译的性质, 我们首先得了解翻译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英国的卡特福德(J1C1 Catford) 曾说过: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译语) 的对等文本材料去代替另一种语言(原语) 的文本材料”[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 SL ) by equivalent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 TL) ] (申雨平, 2002 : 281) 。美国的尤金·奈达( Eugene A1Nida) 则认为: “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 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 (沈苏儒, 1998 : 150) 。我国的范仲英主张“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 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 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 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范仲英, 1994 : 13) 。陈宏薇则认为“翻译是跨语言(cross - linguistic) , 跨文化(cross - cultural) , 跨社会(cross - social) 的交际活动(陈宏薇, 1998 : 10) 。 　　尽管上面提到的学者对翻译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从他们对翻译的定义中, 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性质在于它首先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 其次是一种语言再创作活动; 最后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这就从根本上要求译者应对原语和译语有丰富的语言知识。以英汉翻译为例,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 因此它们必然在词、句、篇章等各个层面上存在差异。若译者的英语、汉语水平不高, 就不会对原文有透彻的理解, 更不会使译文通顺畅达 　　11 翻译实践 　　在翻译理论界, 多数学者都承认翻译活动要经历理解与表达两大阶段。在理解阶段, 译者的原语水平如何直接导致译者对原文(原文作者) 思想内容的把握。例如有的译者把“So far the int roduction (导论到此为止) 译为‘导论是这样远了’”(同仪, 罗平, 1999 : 149 ) 。再如有人把“blueblood” (贵族血统) 译为“蓝色血液”。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在于译者的英语知识面不宽, 没有透彻理解原文。在表达阶段, 译者的译语水平关系到译文是否畅达。我们在阅读有些英汉译著的时候, 有时会看到有些句子译得生硬, 令人费解。究其根源, 不外乎两方面: (1) 译者没有注意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 生搬英语句法结构; (2) 译者的汉语水平不高。在我国翻译实践史上, “漏译”、“乱译”、“胡译”、“误译”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方面说明译者的修养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翻译工作客观上要求译者要不断反复地进行译事训练。 　　从以上两方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无论从翻译的性质还是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 林语堂提出的译者所必具备的三个条件是客观的, 是正确的。 　　二、翻译标准与译者的责任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指出“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 第二是通顺标准, 第三是美的标准” (罗新璋, 1984 :418) 。 　　11 忠实 　　林语堂认为忠实标准是“译者第一的责任, 就是对原文或原著者的责任, 换言之, 就是如何才可以忠实于原文, 不负著者的才思与用意”(罗新璋,1984 : 419) 。在他看来,“忠实”的真正涵义在于:(1) 非字字对译, 因为“字义是活的, 随时随地用法而变化的, 一个字有几样用法, 就有几个不同意义。其所以生此变化, 就是因为其与上下文连贯融合的缘故” (罗新璋, 1984 : 423) , 所以“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译者所应忠实的, 不是原文的零字, 乃零字所组者的语意”(罗新璋, 1984 : 425) ; (2) 须传神。“‘字神’是什么? 就是一字之逻辑意义以外所夹带的情感上之色彩, 即一字之暗示力”, 因此“译者不但须求达意, 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译成须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与言外之意” (罗新璋, 1984 : 425) ; (3)绝对忠实不可能。“字译之徒, 以为若字字译出可达到一百分的忠实。其实一百分的忠实, 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 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 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 有意义之美, 有传神之美, 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 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 或得其神而忘其体, 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罗新璋, 1984 : 426) 。 　　从上可以看出, 林语堂从语言学和美学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忠实”的具体涵义, 使我们评价译文时有了具体的操作标准; 此外, 林语堂“忠实”的标准还告诉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相对的“忠实”, 而无绝对的“忠实”, 这从思想上把译者从“绝对忠实”的思想误区中解放出来, 从而有利于翻译实践的发展。 　　21 通顺 　　林语堂认为“通顺”是译者对本国读者的责任, 也是“忠实”的内在要求。可见, 林语堂把翻译看成是一种社会活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 译者只有当他的译品被社会所接受, 他的个人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 “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 他的生命表现, 即使不采取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 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肖前, 李秀林, 汪永祥, 1991 :156) 。因此, 译文是否“通顺”被看成是译者的一种责任的观点是科学的。在如何使译文“通顺”的问题上, 林语堂认为译者首先“必须将原文全句意义详细准确地体会出来, 吸收心中, 然后将此全句意义依中文语法译出” (罗新璋, 1984 : 428) ; 其次要按中文心理行文, 因为“翻译者所表之思想,既本于外国文, 则不免多少受外国文之影响, 且译者亦不应过改其本来面目” (罗新璋, 1984 : 429) 。 　　从上可以看出, 林语堂的立论依据是心理学。 　　对他有关使译文“通顺”的观点,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解释为: 译者在翻译方法上应采取意译, 在译文表达上应按译语读者心理上能够接受的译语习惯行文。中外翻译理论研究表明: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不仅要进行思维和语言的转换, 而且还要进行文化的交流。可见, 林语堂有关“通顺”的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译者对译语读者负责和意译法, 也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忽略翻译中的文化交流。 　　31 美 　　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 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 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 　　以爱艺术之心爱它, 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t ranslation as a fine art) ”(罗新璋, 1984 : 430) , 因此, 译者在译艺术文时,“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 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罗新璋, 1984 : 431) 。要做到这一点, 林语堂认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 于译时复极力发挥, 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罗新璋,1984 : 431) 。可见, “美”的标准主要应用于文学翻译中, 它揭示了译者对艺术的责任。矛盾曾说过: “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 感动和美的感受” (郭著章等,1999 : 161) 。因此, 要使译文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达到与原文近似的效果, 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就应以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原文文本, 洞察原作者的心灵轨迹, 与原文中的人物一同哭, 一同笑。 由此看来, 林语棠有关“美”的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 　　从以上林语堂的翻译标准论和译者责任论,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 (1) 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其立论的依据是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 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 (2) 林语堂的翻译标准有明确的针对性, 即翻译文本为文学文本, 也就是他说的艺术文; (3) 林语堂明确地提出了译者的三种责任: 对原文(原作者) 的责任, 对译文读者的责任, 对艺术的责任, 并明确地把它们同翻译标准联系在一起, 这在我国先前的译论史上独树一帜, 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三、翻译单位与不可译性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除了阐明上述的观点外, 他还论及了翻译单位以及翻译中不可译性问题。 　　11 翻译单位 　　虽然“翻译单位”这个概念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才引入我国译论界, 但有关它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 也即支谦的“循本旨, 不加文饰”。 　　何谓“翻译单位”? 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中把翻译单位定义为:“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 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 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 的语言单位”(方梦之, 1999 : 231) 。可见,翻译单位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什么为翻译起点, 也就是翻译中的操作单位。在论述“通顺”标准时, 林语堂认为“译文与作文之不同者, 即其原有思想非发自译者心中, 而出于一使用外国文之作者, 然于译者欲以同一思想用本国文表示出来时,其心理应与行文相同, 换言之, 必以句为本位, 而非可一字一字叠成的” (罗新璋, 1984 : 428) 。从这里可以看出, 林语堂主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以句子为操作单位。在论及“美”的标准时, 林语堂认为“凡译艺术文的人, 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神韵预先认出, 于译时复极力发挥, 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 (罗新璋, 1984 : 431) 。何谓“神韵”?正如曾虚白所说, “所谓‘神韵’者, 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 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换句话说, 是读者心灵的共鸣作用所造成的一种感应” (罗新璋, 1984 : 410) 。由此看来, 林语堂要求译者译出的译文要能引起读者的想象与共鸣。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 译者应把意象作为翻译的单位, 因为“根据文艺学现象学的观点, 文学的意象是蕴含在文学作品的各个层面的, 即从音/义层面、结构层面、景象层面, 一直到意味层面都无不包含了意象” (吕俊, 侯向群, 2001 : 292)从上可知, 虽然林语堂没有明确提出“翻译单位”这个概念, 但他有关“通顺”和“美”的论述折射出: 在文学翻译中, 句子和意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单位。这从另一面告诉我们翻译单位具有多元性。 　　21 不可译性 　　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赞成意大利克罗齐(Croce) 的观点: “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译的” (罗新璋, 1984 : 430) 。他以诗为例论述了艺术文的不可译性问题。在他看来, “无论古今中外, 最好的诗(而尤其是抒情诗) 都是不可译的。 　　因为其为文字之精英所寄托, 因为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完全天然之融合, 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精神躯壳, 此一点之文字精英遂岌岌不能自存” (罗新璋, 1984 : 430) , 因此, 林语堂认为翻译是创作。在中外翻译史上, 文学翻译被公认是所有翻译类型中最为复杂的一类翻译, 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方面, 而且还涉及到美的问题。如严复所说: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 已大难矣” (陈福康,2000 : 106) 。在翻译实践中,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诗尽管译者把原文的语言形式译出了, 但却没能把原文的思想内容完全表达出来。究其根源在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林语堂有关“不可译性”和“翻译是创作”的观点是符合文学翻译客观实际的。 　　从上可知, 林语堂提出的“以句为本位”的观点虽在理论上还有探讨的余地, 但毕竟比以“词”为翻译单位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的“神韵”主张揭示了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 折射出“意象”应为文学翻译中的单位, 对我国译界有关翻译单位的研究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由于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从客观上讲, 林语堂有关“不可译性”与“翻译是创作”的观点是科学的, 我们不能因绝大多数诗歌被译出而否定其价值所在。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林语堂译学思想的评析, 我们发现林语堂的译学思想在继承前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立论依据的多元化。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忠实、通顺、美”的翻译标准, 把翻译理论研究从语言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2) 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在《论翻译》一文中, 林语堂把译者的责任分为对原文(原作者) 的责任, 对读者的责任和对艺术的责任, 并同意克罗齐(Croce) “翻译即创作”的观点。因此, 在他看来, 要做好翻译工作,译者必备的修养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 有相当的国文程度, 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译事上的训练” (罗新璋, 1984 : 417) 。这从理论上强调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因为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权利也就无所谓义务, 反之亦然。 　　(3) 翻译标准的具体操作性。在“忠实”标准上,林语堂提出绝对忠实不可能, 这为我们作译文评价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通顺”标准上, 林语堂要求译者要以句为本位和按中文心理行文, 这易于译者在翻译时具体把握。在“美”的标准上,林语堂要求译者要先领会原文的神韵, 把原文内容和风格译出来, 同时注意原文的体裁, 这不仅易于译者具体操作, 而且使我们作译文评价时有了具体的依据。(4) 突出读者的主体地位。林语堂的“通顺、美”的翻译标准强调了译者对译语读者和艺术的责任。这把读者的反映纳入到翻译理论研究领域, 揭示了翻译中的主体因素除原作者和译者外还包括读者, 这比他以前的翻译理论更科学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 　　然而, 我们在看到林语堂译学思想创新和发展的一面时, 不应忘记林语堂的译学思想也有其不合理的方面。例如在“通顺”标准上, 林语堂要求译者应按中文心理行文。对此,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进一步解释为: 译语应按译文读者能够接受的译语习惯行文。可见, 林语堂是主张译文应完全“归化”。 　　诚然, 译文要通顺才能使译语读者看懂, 但若译文完全采用“归化”, 虽便于译语读者的理解, 但不能丰富译语的发展, 更不能达到翻译的最终目的———文化的交流。 　　最后, 我们在评价林语堂的译学思想时, 应采用历史的观点和科学分析的方法———“扬弃”, 不能因其有不合理的方面而否定其价值的存在。我们相信对林语堂译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 Catford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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