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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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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star 2011-04-11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doc》,可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主题内容包含()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一)转述张五常教授的话如下:从今天起登载的这一系列文章(逢星期四发布)是张五常教授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星期前发表《符等。

()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一)转述张五常教授的话如下:从今天起登载的这一系列文章(逢星期四发布)是张五常教授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星期前发表《经济学的缺环》是自己近年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认为读者不容易明白说要转换角度再解释。果然该文在几个网站出现后说不明白的同学不少。老怀大慰:网上文化要不是胡乱破口大骂就是不懂也反对这次说不懂不知为不知是勇气的表现求学之道也。让我从「安排」的角度说起吧。「安排」的英语字汇是arrangement。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字用作经济分析重点的人。一九六七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后该章独立成文一九六九发表题为《TransactionCosts,RiskAversion,andtheChoiceofContractual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忆当年arrangement这个字的采用来得不易。记得走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单用「合约」(contract)论选择似乎不够合约之后要加一个字。大家讨论选择的是合约的什么。是形式吗?是条款吗?都有点不对头。最后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师立刻同意认为最恰当。安排何解?有时同义的是「制度」(system)但不一定对何况「制度」往往过于广泛例如共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问:共产制度的权利是怎样安排的?问题就清楚了。好比你买了一间房子要选购家具搬进去摆设一下。我问你打算怎样把家具安排呀?大家都知道我问的是选哪些家具怎样摆设。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来的家具摆设制度是一种原则。如果我问:你打算用哪种制度摆设呀?你多半不知所指。安排容易观察其意浅白。我喜欢想得浅喜欢想得简单。我的困难是自己以为是浅的轻轻带过或懒得重复或细说好些时误导读者而有时刻意地重复申述的读者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安排合约的安排数十年来我认为是经济学问的重心所在。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转用「结构」(structure)来代替。这个选择起于合约有结构性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话题上经济学者是喜欢论结构的。「结构」无疑可以代替「安排」但前者听来远为深奥把可以是很浅的学问推到牛角尖去。是的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创始人在我来说我的贡献只不过是合约安排的分析没有其它也认为不应该有其它。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从事的走上博弈理论的路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是复杂的学问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问题其实也是合约安排的问题才体会到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产权问题不会存在。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给我的启发实在多。自一九八二写好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没有再刻意地为国际学报写文章。九七与九八的两篇英语演辞是重要的应酬一别十五年旧师友读得频频提问彷佛我是来自火星似的。佛利民读其中一篇《交易费用的范畴》后来信说:「你对经济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我可没有像一些无聊之辈说的放弃了经济研究。今天是二七了离开美国学术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的演进我跟得紧。今天在经济体制运作的话题上对也好错也好我的思维早就脱离了三十年前的师友一士谔谔。六年多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维放进去在国内搞起一些波涛但那是按着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发挥虽然修改与补充无数但传统还是棱角分明。几个月前答应了高斯为他明年于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写主题文章不是普通的应酬。九十六岁的老人家对我影响那么大的关心中国重复地说整个研讨会是押在我那篇文章上。我想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心领神会都搬出来吧。我对高斯建议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要把《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的心得借题发挥。是在这思想准备的过程中我想到「经济学的缺环」这个话题。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缺环(missinglink)作研究生时就知道说过不少次可没有用上「缺环」这一词。得到中国经验的启示我意识到此「缺」也有好几个层面有时是明缺有时是暗缺要解释得网上的同学明白不容易我于是想到刚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办公室提出的合约「安排」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浅的不妨试试。严谨而又正确地看经济学的缺环是漠视了合约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细小如戴维德的捆绑销售也可以庞大如整个地球的制度运作。重要的起点是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会竞争决定谁胜谁负要有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产权制度。是艾智仁的天才提点艾师早应获诺贝尔奖。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贡献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约束而这些约束就是合约安排了。不是天才得那么厉害:一九六七提出合约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只是要通过一个名为「政府」的机构处理。这其中的思维发展高斯的权利界定角度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想当年受到艾师的影响我参阅了大量的英国产权法律历史书籍。但法律归法律经济归经济二者不容易加起来。是科斯的思维给我一把照明灯让我从那些复杂无比的法律历史看到以法律约束竞争的蛛丝马迹。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产权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权(ownershipright)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议北京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者大可保留为国有把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头就是英国传统与高斯想象中的私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一种合约安排。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对高斯说他心目中的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奇怪去年他对助手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看来是说他的思维错了。完全没有错中国经改是以他的思维作为起点虽然通过我的传达与阐释。北京不会否认他们的伟大改革的起步重点是选走明确界定权利的路。这是高斯的思维。当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为的行为今天还有但这条路中国是走上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权力下放层层承包层层界定会发展成为后来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后者也是一种合约安排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说漠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没有错。同学们不妨参考四、五十年前的「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EconomicSystems)的课本差不多没有一本提及产权问题!论制度不谈产权不可能不胡说八道。()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二)地球上的天然资源就是那么多有些可以重复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尽(像石油)。有生物而人类是其中一种。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资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机会要靠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天灾是生物灭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错。不适者灭亡是定义性的不可能错。人类的自私可以改善资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机会成为适者但也可以改坏资源使用的安排自取灭亡不适也。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从定义性的套套逻辑加进局限条件(或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是科学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足够的智能搞这项玩意。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资源的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环是关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而因为有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机会要看约束这竞争的合约关系是怎样安排的。我提出的经济学中的缺环是这些合约安排被漠视了。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一知半解没有详尽或深入的分析。说什么资源使用论什么收入分配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大失败。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我推出的那一种是针对这缺环而动工的了。可惜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合约的行家选走博弈理论的路对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一无所知。调查与阐释合约安排是极端头痛的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可以花上数年工夫而拿不准不是一个要在大学拿得铁饭碗的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让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假设例子说说经济学的缺环的几个层面吧。让我假设人类的主要资源只有一种:土地。人多土地供不应求于是稀缺竞争使用于是出现。如果这竞争没有约束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ofrent)是必然的后果。这消散会导致人类灭亡。没有约束安排的资源公用或约束不宜带来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证据多得很。以产权界定使用或以等级排列权利或以法例规限行为是三种不同的竞争约束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方法。这些都是安排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虽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通过律师办理的那种。每种安排都可以很复杂变化多。历史上土地产权的演进记录最详尽的是英国。等级权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产中国。法例规限或管制到处都有而这些研究经济学者做过很多虽然不是从减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土地实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划分指定某人某户有独享的使用权。这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神州大地盘古初开有之。古时为恐外族侵犯要鼓励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许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史学家说的封建制度了(是我个人之见史学家可不是这样看)。中国如是欧洲也如是。土地使用权的年期可长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称fee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转让权称feesimpleabsolute这就是西方法律鉴定为完整的私产土地了。如果土地没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权其所有权(ownership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够长费沙的利息理论说是否永久无足轻重。如果外侵不忧土地的转让权重要非常重要。多种理由这里不说铁一般的证据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个大名鼎鼎的「维新」的要点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这是说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一处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上述简略地说一下土地的权利安排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约安排了。这里略说好叫同学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只不过是推断权利划分的合约安排会怎样转变:按照当时的局限转变中国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局限转变稳定国家整体性的合约安排一定会朝着我指定的方向走。当时反对我这推断的师友无数芝加哥的舒尔兹甚至来信说经济学不可能推断这种事。这些大师们的缺失是中了经济学的缺环之计以为制度问题是政治上的事不了解制度的选择只是选择合约安排原则上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是同类分析。想当年同意我对中国推断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赛尔。我们日夕研讨经济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维是在经济学的缺环中打转。细读我八一年的「中国」文稿后他说推断的结论难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但他说:「反复重读理论逻辑没有错一百分所以一定要发表。」这里补充一个小秘密吧。当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样的一回事立刻建议北京容许承包的自由转让这等于容许土地的买卖了。其实当时我知道这容许一定会出现因为局限的现实会促成这项合约安排的修改。这项及其它类似的使不少人误解以为北京听我的话。当然不对但走在时间的前头以推断作建议提出中计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这样的甜头我吃得不久。可不是吗?近几年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建议明里暗里皆非推断效果彷佛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中国今天面对的局限有国际政治的问题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有从西方学回来的我不懂的新潮经济学知识变得太复杂了。未富先骄也是个大问题而衷心说实话推断穷人的选择与推断富人的选择历来比推断不穷不富的选择容易。这就带来另一个科学问题。科学方法说推断一个现象的发生与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是同一回事。逻辑上这观点没有错。然而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一般远比推断还没有发生的容易。二十六年前我推断中国经改会走的路准确得很算是推断了还没有发生的。然而在当时我熟知地球上多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历史有不少前车可鉴准确的推断是比较容易的。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加上上述的复杂局限前途的推断远为困难。两年前贝加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是基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他可能对但中国的经验史无前例外地的经验作不得准。贝加出错的机会于是增加了。我们当然希望他错。()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三)还是回到土地使用的例子去吧。传统的经济分析着重于土地以农业为主土地与劳力是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古典学派着重于租值与工资的厘定是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的起点。到了新古典学派有数学的协助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容易处理资源使用有了均衡点。再跟着是生产函数(productionfunction)的分析大行其道。于今回顾英国的PWicksteed应该是此函数的开山鼻祖。我很少用生产函数有时避之则吉。这使不少后生小子以为我这个老人家不懂。其实我是懂的曾经非常懂。一九六八在芝大RFogel正在写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TimeontheCross》分析美国黑奴的生计我替他解决过一个生产函数的问题。那时该函数的英雄是ZGriliches也在芝大(后来是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今已故)跟我很谈得来指教过我而他的好友DJorgenson从加大转到哈佛后曾经与我共事过一件反托拉斯案。后者天才无疑问对生产函数与统计分析的结合令人拜服(此君应获诺奖还没有)。前后左右的朋友都是生产函数专家近水楼台机会难逢但我没有「入局」。不是不佩服这些大师而是当时人民公社在中国搞得如火如荼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那时我有两个姊姊在中国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都是专业人士但没有饭吃真的没有。在香港的母亲要按时寄粮食到大陆救济。发生了什么事呢?早一年我写好了《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与土地使用的史实知之甚详。人民公社带来的饥荒遍布神州显然是因为「公社」那种合约安排出了大错。此错也把什么生产要素放进函数方程式也不管用挽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那是要改革中国的经济制度了。是的说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是经济学的致命伤不容易找到一个比人民公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但不要忘记任何合约安排漠视了或大或小经济学都有类同的命运。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是经过当年慎重而又深入的考虑。上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期见到中国的承包制稍有眉目我知道土地的合约安排开始修改。重点与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相若但中国的势头有别于是大做文章推波助澜。也是当时几位美国经济名家向北京推荐「生产函数」理论我禁不住痛下批评。感谢老师艾智仁是他的影响一九六三我开始重视产权问题是他的影响我反复重读高斯五九与六那两篇文章。艾师也推荐一些籍籍无闻的关于不同产权对经济的不同效果的读物而英国的土地产权演变历史也是他介绍的了。当时艾师极力反对任何博士生以产权为题写论文理由是题材过于湛深学子不能应付。但当我决定以产权为题时他不反对。他很喜爱我提出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作论文题材但因为绝大部分的资料是日语我不懂要放弃。最后选佃农理论动笔也是以产权的变动为出发点至于此题发展到合约安排的选择那方面去是意外的大收获了。一九七三年为了逻辑的需要我把高斯的交易费用广泛伸延以之包括所有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费用所以应该称为社会费用(二人或以上成社后来这交易费用的广泛定义高斯与佛利民皆同意)。在这广泛定义的思维下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我突然察觉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产权及任何制度皆无足轻重(一九九一在瑞典晚宴中遇到阿罗他提到我这观点表示同意)。这是说任何产权制度包括市场及合约安排没有交易费用不会存在。这也是说制度、市场、合约等的安排皆因有交易费用而起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减少这些费用了。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是重要文章其中指出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有另一个重要问题。高斯定律说如果私产存在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会适当地处理社会成本问题。然而我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所以高斯定律是错了的。这不是说高斯定律的思维不重要其重要性不减但该定律之错我要到一九九八才在《交易费用的范畴》一文中写出来。也是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一个国家的宪法其实是合约安排。跟着的思维发展是产权及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措施都是合约安排。同学要知道经济学(或者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所说的合约定义与法律的不同。后者当法庭说合约不存在是说依照法律此约不存在或不合法。经济学所说的合约是竞争需要有某些约束而约束权利划分的协议是合约安排有时含意着权利的直接或间接交换有时只约束行为有自愿性的也有强迫性的。不要忘记这里说的竞争是艾智仁思维下的竞争资源稀缺、僧多粥少的必然竞争不是经济学课本说的市场竞争。合约安排的定义于是变得广泛包括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互相规限包括不言自明的风俗习惯而合约可明可暗起码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某程度要互相遵守。这样看合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承诺不一定需要白纸黑字写下来。也不需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是集体对集体所以不需要有私产的安排才有合约。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一本北京出版的中文书内容是共产政制下的合约安排。对艾智仁及德姆塞茨提到这个小发现他们认为不重要因为不大相信没有私产会有真实的合约。我当时也那样想但后来这想法是改变了。上述的广泛合约理念除了两三篇文章我很少用上。一则是这理念在行内没有出现过解释起来很麻烦二则是多年来这个广泛的合约理念自己没有足够的掌握。我是要到近几年研究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知道这制度的整体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合约安排才肯定自己多年来的想法没有错对经济结构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层面。在此之前我说的合约通常是众所周知的在产权有了界定之后的市场交换合约不是界定权利的那种。这两类合约之间没有清楚的界线分类处理很不容易。数星期前发表的《经济学的缺环》内里说的合约安排是市场合约的狭窄理念。这里要向同学们澄清该文不能不把合约安排的理念广泛地阐释。说过了不湛深但很复杂同学们要细心地推敲反复地思量。()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四)以理论解释现象或行为我不怕湛深却怕复杂非常怕。湛深的理论不管深到哪里只要逻辑对总有办法说得够浅白。事实上自己的经验不能浅化的深理论一定错。复杂是另一回事。处理复杂问题是要简化的。简化要用假设来减少或删除但哪些要删减哪些要保留不仅头痛而一旦选错了整个分析加不起来。经济思想史上天才最高应该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李嘉图。此君处理的经济模式庞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复杂之极。李氏的简化本领令人拜服。可惜的是今天不少学者认为除了比较优势定律李嘉图没有对过一处我可不这样看认为他的租值差别(differentialrent)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对而重要的。像李嘉图那样数世纪一见的天才处理复杂模式大手简化也频频闯祸后之来者学前辈搞简化容易不自量力了。某些问题某些现象世界真的可以很复杂。与湛深不同复杂得近于无从处理的可能对。爱因斯坦曾经认为上苍造宇宙不可能造得那么复杂不信「邪」以致自己后期的思维弄错了。我崇尚古典经济学派认为马歇尔的传统非常好。很不幸这学派落笔打三更为了简化世界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更头痛这传统的理论好些时含意着的是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后者可见于垄断价格的厘定机构或组织的分析甚至市场的存在。高斯一九三七发表《公司的本质》大声疾呼指出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然而三十多年石沉大海要到一九六九我发表《合约安排的选择》直说是走高斯的「公司」路向该文才受到注意。这「注意」高斯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只是多被提及影响力半点也没有。是的自一九七二年起「公司」的发展走上了「卸责」(shirking)的路再跟着就是博弈分析了。我知道自己掌握着问题的重心一九六九起开始调查件工合约但要到一九八三才以所得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虽云一士谔谔但到今天该文还是站在那里分毫不动。一九八四戴维德读该文后说「公司」是画上句号了。然而跟着而来的公司分析还是漠视交易费用不管合约安排。我没有跟进。说新古典伟大因为这学派提供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可用的分析架构。马歇尔之后这学派的发展带来两项重要的贡献。其一是需求定律搞出了变化有了深入而又严谨的阐释。其二是成本的概念变得融会贯通没有沙石尤其是租值可以作为成本看而盈利则成为「风落」所得是无主孤魂。七年前动笔写《经济解释》时我是本着新古典的架构基础大幅修改替需求定律再加补充(尤其是对「量」的阐释)至于成本那方面概念我尊重贡献是解决了生产成本的困难尤其是以租值阐释「上头成本」把不是成本的历史成本改为非历史的随时可变的成本。上述可见择其善者而改进新古典学派了不起。正如佛利民说的马歇尔的传统有经济内容。这传统的主要缺失是交易费用的处理若有若无一般没有提及其解释力不能不大打折扣。有些现象漠视交易费用还可以适当地处理但另一些就不成了。脱离了农业经济发展到工商业那方面去交易费用起码是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说这些费用极其重要不会有多人反对。然而需要强调的过后再有解释是漠视了交易费用我们无从解释任何合约或制度上的安排经济学的缺环也由此而起。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无疑是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之后没有那么好过。当时英雄云集几项话题搞得风生水起而交易费用的研究终于开了头吵得热闹是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前身了。六十年代后期关注这后者的人事有点变动。戴维德退了休从芝加哥搬到加州高斯与史德拉留在芝大德姆塞茨转到洛杉矶加大而六九年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大去。在华大我对交易费用与合约安排的研究引起了巴赛尔、诺斯与几位优质研究生的兴趣组合起来成为后来有人称为华盛顿学派的。无不散之筵席一九八二我转到港大跟进中国与旧师友分道扬镳。想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经济学上的思维我变得如陌路人。不一定不好。走在一起的互相研讨是一种学问程序离群之马是另一种可有奇效而我是惯于独自思考的。离开华大前一年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册子用上自己一九八三提出的广义交易费用观在理论那一章我写下这段文字:「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与有运作无瑕的市场的存在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真的是零消费者的意欲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显示出来拍卖人和监管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生产要素不费分毫会完全依照消费者的意欲生产。至于工人(也是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按着工人的边际产出、资源的租值等分配以有经济效率的准则作出决定。这样推出来的结论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也同样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市场运作无瑕的结局。」这段话阿罗与高斯是同意的。然而当年大家忽略了其重要性。如果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之为座右铭以之作为一个套套逻辑的角度来看世事加进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今天我们的所知会不同。无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溃不成军术语多多数学空洞而「交易费用」只不过是一些无从验证的假说的粉饰之词自欺欺人匆匆数十年矣。三十多年前在美国同事间知道交易费用这项局限重要也知道要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不容易。说有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不同行为不同那当然但其实没有解释过什么足以令人惊喜的。当时我走快了几步采用可以被观察到的现象来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下然后推出验证假说。七六年发表的解释优质座位票格偏低的文章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芝加哥的贝加读到说错。我问:「错在哪里呢?」「芝大的同事都说你错。」我再问:「有趣吗?」「非常有趣。」再问:「不是验证了吗?」「可能是。」最后我说:「这样的文章一年找不到一篇吧。」我知道贝加的意思。该文没有数据也没有统计分析他于是认为:科学安在哉?是因为这样的分歧老实说我对经济现象的推断比一般名家来得准准很多。何谓量度何谓验证其中的科学哲理大家明白只是有些现象既不容易也不需要用数据及方程式处理。后来发表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讲《交易费用的范畴》发牢骚也表演一下。至于《票价》一文今天不少老外的评价是经典前倨而后恭也。话得说回来从解释世事的大学问看《票价》一文是雕虫小技解释捆绑销售之类也。解释经济体制的整体运作才是大学问。这是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等人尝试的。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论与概念改进不易也不难得到六十年代多位高人的指导写《经济解释》时我大致上做了。困难是把交易费用放进去不是像《票价》那样这里放一点那里放一点而是放进整个经济体制中。这样衡量我认为八一年写下的上文引述的那段话说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是重要的起点。()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五)量度是排列通常用数字加上定名精确性不是以数字的大小衡量而是观察者对排列的认同。数学用的数字不需要有内容定名一般不需要。为了要知所指或要有内容数字的定名不可或缺。这是实证科学需要的可惜有时从事者不同意定名的内容。另一方面量度一定是排列但不一定要用数字。实证科学有解释力的要通过验证那一关。验证要靠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或行为或起码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然后排列高下或先后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数字皆量度也:验证要求的是起码有两点或两个不同情况。点数太多数字无限采用数字就来得方便了。两点又两点又两点地推下去也是无限是经济解释的一种比较容易处理的方法说服力也比较强。科学验证的基本方法中学生应该学过:如果说甲的发生会导致乙的发生那么没有乙就没有甲没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说就被推翻了。甲与乙的变动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数字。我与行内朋友对经济解释的看法不同主要有两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认为他们一般没有跟进过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们不管甲与乙是否可以观察到。我坚持如果验证假说之内的甲与乙或甲或乙无从观察假说无从验证解释力是零。靠术语起家的君子不少。术语的创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诺斯如是威廉逊也如是。不是说他们的「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们发明的术语所说的甲或乙无从观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于是无从验证。大名如海耶克对人类的自由作出过贡献但从科学验证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响力的不一定是科学科学不一定有影响力。让我们回到座位票价那个例子去因为那是个简单的好示范。三十一年前我说优质座位的票价偏低意思是说有优劣二价或多价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价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黄牛出现炒的通常是优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黄牛其票价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优座的为低。要注意只为「偏低」下个定义我集中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作准虚无缥缈的一律不谈。我对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如果这些座位不先坐满演出开场后购买低价劣座的会偷偷地坐到优座那里去。这是说因为有监管费用(也是交易费用)的存在让优质座位先满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权利监管费用下降「跳位」(seatjumping)的行为就减少了。这对售票老板的收入有助。上述是个假说浅的虽然要用上好几页纸以逻辑证明只要跳位的行为随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弹性系数优座票价偏低也会带来较高的总收益。这种技术性的推论是学生习作不难也不易。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怎样验证上述的假说。验证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监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费用有变优座票价偏低的情况会跟着不同。但监管费用之变要怎样量度才对呢?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几个晚上跑香港的电影院。那时的电影院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再分超等与特等后者较优而二者皆优于下层的。下层分前、中、后座三种「前」最劣「后」最优。上层「特」先满下层「后」先满都没有提供监管费用变动的证据。重要是下层的顾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层去!这是说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是零。验证含意于是明确:上层座位比下层为优如果上层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假说于是被证实。这样的验证一项证实很不错愈多项当然愈有说服力。找第二项当时香港有一家电影院与众不同只此一家。这家有奇特的座位设计:观众入场后下层的可以在场内走到上层。如获至宝因为层与层之间的监管费用提升了。跟着的验证含意是:如果这家电影院的上层不先满我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没有被推翻于是再证实。(该文还有其它验证不枚举。)上文示范有四个要点解释为什么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行内的朋友不同也解释为什么我对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学发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认为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难以量度于是选走博弈理论的路或创造术语。但严格地说上文的监管费用是量度了的。没有用数字但上层下层与一层之内的监管费用是有着明确的排列正常的人不会不同意。这是量度也因为众所认同于是精确。其二是我完全不用术语验证的变量是实物大家可以观察到:上层下层、前座后座、先满后满、黄牛炒价等等皆可观察。术语可解但所指的往往无从观察于是无从验证。其三虽然原则上理论可以推断或解释还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们无从解释什么。如果当年我不在晚上跑电影院算天才绝顶不可能想出验证的方法。最后一点就是经济学的缺环了。座位票价的安排是一种合约安排是捆绑销售之类的另一现象。经济学者一般对这类现象没有兴趣使之成为缺环老实说是发神经。我对经济解释或推断自成一家主要是因为喜欢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重视合约安排久而久之解释或推断力就进入了另一个层面。我对行内朋友的作品不认同之处主要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释了些什么。回头说座位票价一文余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惯例解释了一个现象之后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类同或有关的现象去。如果时来运到这样杀出重围有机会作出比原来文章远为重要的贡献。于是在票价一文的结尾我写道:「交易费用影响行为也被行为影响。因此全面看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活动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与局限下极大化是没有矛盾的。在那困难而又重要的安排选择分析的范畴内这里提出的座位监管假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考虑层面:减价的方法可使顾客被利用来约束其它顾客的行为而减价的损失可能因为交易(监管)费用的减少而得到比损失更多的补偿……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往往看竞争者怎样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响应无疑是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响应。如果减价可以导致行为的约束所有的合约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迅速地用减价的方法触发。」也是在结论中我举出当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赁写字楼的例子。他们的经理人在法庭上说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调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队等位。他以健康来形容排队(Itisthecompany’spolicytomaintainahealthy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队等位现有的租客会较为守纪律交租会准时。我也举出当年中菜午餐(饮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门外等而是没有礼貌地站在进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释是价格略为偏低让站在桌旁的顾客促使进食者早点离开。当年本来还要多推一般化但要发表该文的老编(RClower)要求减少字数草草交出。走了宝走了宝!后来几位行家重复该说把减价改为加价高于市发明了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theory)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葡萄不是酸的但我认为效率工资理论的分析是错了。(见拙作《制度的选择》一五六至一五九页。)大海浮沉三十年这两年票价一文再受到注意。()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六)两个月前发表了《经济学的缺环》后写了五期从合约安排的角度再解释要给同学们打个基础然后转到复杂的层面去。不是由浅入深而是由简单转向复杂。处理湛深的学问我可以势如破竹视若等闲但复杂的学问想到就头痛。无奈世界上真的有复杂的一面怎样简化也是一连串的交叉。对复杂有恐惧感的同学不读下去算了。前文提到的座位票价、捆绑销售等现象以交易费用作解释看似湛深或巧妙其实是雕虫小技只要灵机一触答案信手拈来。熟能生巧经过数十年的操作这类课本一般不染指的有趣现象我可以一天处理一两个。容易因为简单。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来来去去都是一条需求定律一些局限转变没有其它。前者的阐释与变化的掌握要花上几年工夫但有个尽头到了某一点就可以操纵自如了。局限的转变才是经济解释的学问所在处理的人要懂得分辨哪些有关哪些无关而牵涉到交易费用这项重要局限要懂得怎样把无从量度的用推断的方法转到可以观察的量度去。回头说票价偏低那个现象提出了假说考虑的局限只是监管费用其它不重要。只要能在观察上处理这项局限的转变验证的跟进只是几天的工夫。是史德拉一九四六年提出的一点教了我的:解释行为不需要知道总成本只要知道成本的转变即是要知道边际成本了。《票价》一文处理监管费用与处理成本一样我只管转变边际的而且只是一项。有一点灵气就可以应付了。可惜世事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好些时一个现象牵涉到几方面的交易费用而当有关的现象串连起来要考虑的「边际」相当多。一九七二发表的关于中国婚姻与子女产权的文章我花了半年时间参考资料而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断断续续地调查件工合约与思考花了十三年。这就带来经济整体运作这个话题复杂无比是大学问了。首先原则上解释现象我们要从边际看也即是说要从局限的变动入手。但边际或变动可以小于鸿毛也可以巨如世界加上有关的「边际」无数哪些是重点哪些要删除前辈大师也频频失手。在我之前只四位分析过经济整体的运作:史密斯、李嘉图、米尔、马歇尔。皆顶级天才无疑问分析力强老实说他们创立的理论架构好实在好。没有他们的架构西方经济学不会有大看头与我们春秋战国时代的思维差不多。经济学西方胜出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架构。几年前写《经济解释》时这架构我修改了多处但还在用。史密斯的架构传统牵涉到经济整体广泛复杂大手简化是需要的。然而从古典到新古典大师们选择了或明或暗地漠视交易费用是严重的失误。说过了从广义的交易费用看从鲁宾逊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看没有这些费用不会有市场不会有产权所有经济体制皆无足轻重。这是说所有组织问题、合约问题、制度问题包括市场的存在皆因有交易费用而起。换言之所有竞争制度包括权利的界定与决定胜负的准则从套套逻辑的角度看一定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存在的。这样看要分析经济整体我们当然要把交易费用或广义地说要把制度费用放进去。问题是要怎样放进去才对呢?不是像座位票价那么简单的监管费用的转变而是要解释地球经济体制的存在广义的交易或社会费用要一手放进去才可以满足分析的要求。要怎样放进去才对呢?从一九七三想出那广义交易费用起我或断或续地想了近三十年到二二写《制度的选择》时才想到自己满意的答案。有三点都困难加起来复杂得很不容易处理。第一个困难起自自己的茅塞想来想去也不知怎样把制度(交易)费用放进制度整体中。二二的一个晚上梦中惊醒对自己说:「蠢到死!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怎还可以把这些费用加进去呢?要把这些费用减下来才对减下来才可以看到制度的形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从上头减下来的想法可不是突如其来的。一九七三思考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时想到上述的广义交易费用知道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一九八一思考中国的去向时知道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或任何组织或制度。一九八二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从减低交易费用的角度入手处理好几方面的边际转变不容易但基本上还是处理座位票价的方法。想得很近但经济整体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如何减法还是无从入手。二二年那个晚上的灵机一触我立刻想到一九六三年在新加坡大学任职的ABottomley写的只两页纸的一篇文章。该文分析Tripolitania的公共土地的使用说原本很适宜种植杏仁树的土地因为是公用没有谁种植价值高的杏仁树大家只在草原上放牧。作者没有说但杏仁树的放弃显然是租值消散。消散了的租值怎会是交易费用呢?我想到自己的价格管制理论。有价管顾客排队轮购浪费了的时间有所值但没有产出什么有价值的所以排队购得的物品的价值一部分是消散了。另一方面排队轮购是一种交易行为时间的费用是一种交易费用。这样租值消散与交易费用画上等号虽然不一定是全部的。杏仁树的放弃无疑是租值消散但没有交易怎可以看为交易费用呢?有两个要点让我们这样看。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广义交易(制度)费用观在一人世界不会有租值消散。其二是成本的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如果土地的租值最高是种植杏仁树那么放牧的社会成本是杏仁树的放弃。二者相加放弃杏仁树是交易(制度)的费用(成本)了。略为复杂但要想那么多年天才安在哉?有了这个领会经济整体的交易费用不难减下去。也不容易因为还有其它两点还有两个大麻烦。()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七)这系列文章看来真的不易读尽管我务求浅白叫苦的读者无数。不湛深但复杂。让我停一下重复几句以前说过的。交易费用有多方面首先的困难是好些时我们无从分开不同的交易费用。边际的转变可以分但不可以把总费用的不同类别切开来。解释现象只要求边际分得开知道其转变用不着一项一项地切开来的。这是传统的、一起产出几种产品不能瓜分总成本的老话题解释行为只要知道边际的转变就足够。因为不能瓜分不同的交易费用三十三年前我被迫而提出广义性的、应该称为制度费用的交易费用。这是说我是逼着要把一人世界不存在的所有费用或成本算进交易(制度)费用之内而一人世界是没有经济制度的。这广义的交易费用观高斯同意阿罗同意而十年前佛利民认为是天才之笔了。问题是好些时这定义牵涉到的不一定有交易存在。要不是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一词先入为主我会改称之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cost)。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费用的本质。个人认为最基本的看法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无可避免的竞争需要有约束才可以共存。这些约束可以是权利界定或论资排辈或法例规限或风俗习惯皆或明或暗地含意着协议或合约安排。因为人的自私加上量度与讯息等问题这些约束的遵守或履行就需要费用了。这些是鲁宾逊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费用制度或交易费用。这样看只要人与人之间有竞争交易费用不可能是零!上期谈到处理制度整体把广义的交易费用放进去要过三道难关。其一谈到的是不能从零加上去而是要从上头减下来。这里转谈第二道难关是怎样减才对。不要告诉我其它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为了逻辑的稳定与简单的处理我坚守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假设。是武断的我们不需要管究竟自私是否天生的基因使然。在这假设下如果有合约或制度的安排能减少交易费用导致资源使用的收入或租值增加这些安排会被采用。这是把交易费用从上头减下去的出发点但怎样减法可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回到上期提到的放牧与杏仁树的例子去这例子够简单。Tripolitania的草原极宜种植价值高的杏仁树(只美国加州杏仁每年出口十多亿美元)但因为土地公用不是私产人民用作放牧不种植。作者ABottomley没有说我曾经替他指出土地公用放弃种植是因为放牧可以在晚上把牧群赶回家而下种了的杏仁树却不可以频频移动。如果土地以界线划分界定为私产没有业主准许外人无权闯进杏仁树的培植会出现。让我假设土地在公用的情况下放牧的收入等于放牧的成本。公用土地的租值于是等于零。把土地改作私产种植杏仁树土地的租值会高于零。上期提及土地公用这租值的放弃或消散是交易(社会)费用因此土地私产化带来的正数租值是代替了交易费用也是说交易费用减少了。如果私产土地加上转让权可以出售或出租土地的租值会增加。这是因为土地的使用可以通过转让及竞争而落在善于使用土地的人的手上。这租值增加反映交易费用再下降自由转让与市场竞争一般有减低交易费用的效果。这也可见市场的出现起于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可以把这些费用减低而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前后矛盾是严重的失误。是复杂的学问要小心了。这里要注意说交易费用下降是因为一些合约安排代替了另一些合约安排而交易费用也由一类代替了另一类。公用土地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协议私产的形成与转让带来的市场交易是另一种安排。前者的交易(社会)费用主要是租值消散后者有土地的量度与保护费用有土地议价、讯息费用等而法律费用一般是提升了的。把租值消散作为交易费用看行内只我一个但私产的保障与市场的运作有费用则众所周知。行内的朋友因此没有注意到私产与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的。他们其中不少认为私产与市场的交易费用高得很于是支持资产公用或政府干预漠视了租值消散看错了问题。这就带来更为复杂的另一点。私产与市场盘古初开有之无疑是人类生计的首要发明但客观地看世界我们不应该墨守成规。有些资产界定为私有可能费用过高而更重要的是市场或市价的采用也有另一些交易费用的困难。高斯和我对公司的分析使我们不能反对所有计划经济。问题是政治人物有政治的考虑压力团体有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信奉市场的学者往往把私产与市场推到宗教的层面去。毋庸讳言经济学是不容易客观的学问。不管切身利益的论点不容易而牵涉到不易量度的交易费用与或明或暗的合约安排分析的人真的要毫无成见才能把世界看清楚。我自己用的是下象棋的意识面对问题是面对一局棋。话虽如此处理政策建议自己与亲友的利益可以不顾但对青年或贫困的人不利的尽管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影响力不喜欢写出来。这就带来我对行内朋友的质疑:只要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是如此这般解释现象或建议政策大可混水摸鱼。三十四年前我发表《蜜蜂的神话》手起刀落赢得掌声无数可惜这些掌声拍不出什么影响来。还有一点这里顺便一提。一九八一年分析中国的去向时我指出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费用只要下降一小点经济增长会急升。当时的中国政治费用(也是社会或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高得离奇。这比率只要能略减增长率不可能不跳升。今天回顾这看法没有错。然而想深一层交易费用的比率下降会导致经济急升这个规律只限于产品结构大致不变的情况。如果经济的发展带来重要的产出结构转变急速的增长率可以有较高的交易费用的比率。这是说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总租值的上升而逻辑说如果产出的结构有变租值的急升与交易费用比率的上升是没有矛盾的。从交易费用的比率看农业经济一般是比工商业经济为低的。()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八)前文提及解释个别合约安排指出某些交易费用的转变就足够但分析制度的整体把交易或社会费用的整体放进去要过三道难关。前文分析过首两道这里转谈第三道最困难的。困难的起因是经济学要遵守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武断假设任何情况不能反复。稍有差池或时守时不守推理逻辑立刻发神经假说不可能被推翻于是无从验证。假设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是制度或合约安排的成本。从套套逻辑的角度看任何安排这些费用一定是最低的。史密斯的思维说人的自私会带来改进生计的安排虽然没有明确地考虑交易费用但确是白纸黑字地这样写过。问题是我们怎可以解释昔日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兴起呢?说过了人民公社是一种合约安排交易或制度费用高得离奇死人无数而我自己绝不怀疑一种足以灭绝人类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出现的。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怎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发展呢?无可置疑解释当年的人民公社从大锅饭起演变出来的公社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再跟着是包产到组、到户、到劳、到大包干到今天的权利界定及惊人的经济增长远比解释为什么人民公社的出现来得容易。不要告诉我毛主席的主张是个解释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人支持人民公社。史密斯是古往今来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思维有两个相关的重要起点都对。其一是人的自私自利通过专业产出与市场交易互相得益给社会带来惊人的财富增长这是后人重复过无数次的「无形之手」了。其二史前辈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同情心有点互爱:见到一个孩子快要溺毙有人会跳下水去抢救。二者相加再加上博学多才洞察入微史氏的思维走上了后来影响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路以之阐释制度安排的演变。很不幸思想伟大如斯却无从解释为什么单是二十世纪就出现过那么多次近于毁灭人类的竞争安排。如果我们接受赫舒拉发的《TheDarkSideoftheForce》的看法那么三十年来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论是起于史前辈漠视了人类的本质有无可救药的一面:自私推到尽头在某些局限下可以是漆黑一片的。我不认为博弈理论可以解释什么但究竟是哪些局限推翻了史前辈的规律是个重要问题。是哪种哪类的局限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制度安排呢?让我们回到Tripolitania的土地公用的例子去。作者ABottomley发表该短文是一九六三年今天Tripolitania的土地制度安排可能改变了。我没有跟进这里提出的解释是猜测作不得准虽然其它实例支持我的看法。话说Tripolitania的土地极宜种植杏仁树租值高却公用放牧土地的租值于是消散了。这是走上了史密斯的思维不容许的路那是为什么?有几个可能。首先我们不能漠视当年史德拉与高斯提出的、半说笑的理由:蠢政策可能因为人生得蠢。Tripolitania的人民可能因为知识不足或讯息费用过高所以不知道土地可以界定为私产或不知道杏仁有市场价值。有可能吗?机会甚微:这些讯息得之甚易也。第二个可能的机会较高。那是私产的界定与保护的费用高:建造栏杆费用不小而外人侵犯(偷杏仁)要防御加上在政局不稳定或战乱随时会出现的情况下需要长期培植的杏仁树是不容易考虑了。这解释的命中率可观:一九八三年底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一行见到小果树开始培植我立刻说中国的开放改革不容易走回头路:农民一般有这样的判断他们对维护产权的压力比我的文章建议大得多了。第三个可能的机会也高。那是尽管我们见到的是土地公用放牧其实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放。如果放牧的人数或户口有数量约束租值不会是零:土地的租值是零但放牧的权利因为有户口约束不是零土地私产应得的租值某部分转移到有户口约束的放牧权利那边去。租值的总额比不上土地界定为私产但户籍因为数量有约束而值钱是另一种租值。三十八年前我调查公海渔业结论与传统的租值消散有别。公海本身不是私产不能收租但渔船的数量有牌照管制每个牌照的市价动不动数十万美元是租值。有牌照的当然不反对渔海公用但极力反对多发牌照!(后来美洲西岸的海湾学香港以浮笼饲养三文鱼使鱼价暴跌七成渔船牌照之价下降九成大吵大闹今天打成怎样我没有跟进。)上述的分析含意着一个没有人提出过的重要规律。(这里先卖个关子让读者猜猜很难猜中的。)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合约或制度安排的选择会朝着增加资源使用的租值那个方向发展。这是减低租值消散或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了。然而姑勿论人民公社那个层面的租值消散的安排局部的租值消散或公用资源的安排含意着提升交易费用的历史屡见不鲜。我要指出的规律是: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只有在集体性的选择可以出现。当然社会永远是集体的但由个人作决策而加起来的集体与联群结队或分党分派的集体决策不一样而租值消散的增加只可能是集体决策的效果。集体决策不一定会增加租值消散可以减少但规律是严重的租值消散只可能在或明或暗的集体决策中出现。一般来说不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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