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的启发

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的启发 论朱子学对江户时代现代意识的启发 李守爱 内容提要： 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日本的官方学问。经过日本人的消化吸收，朱子学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经济、科学等实学相结合，对日本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这主要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为：在历史思想中，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成为日本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朱子学的尊王攘夷思想与日本神道精神相结合，成为王政复古及维新思想的推动力。 关 键 词： 朱子学 江户时代 现代意识 启发 一、日本历史思想中的儒学精神 （一）古代国家主义思想中的儒学精神 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完成了天皇专制律令国家体制。在极度模仿大陆文化、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之余，加强国民自觉。《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即为此种心理作用下的产物。“记”、“纪”的内容，乃参照儒、佛、道、阴阳、神仙、谶纬诸说，叙述日本远自神代的历史，认为日本人乃天照大神之神裔，天皇是“现人神”，树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蕴含的“神孙意识”，可说是日本人“国粹主义”思想作祟下的产物。“记”、“纪”乃参考中国史书、典籍编纂而成，其中不乏儒家的道德政治理念。当然，在模仿中国思想、文化的同时，日本史家也不忘标榜其国家主义。 平安时代，继“记”“纪”之后，日人仿中国史书，官修“五国史”。“五国史”观中均含有“春秋”的鉴戒思想。《续日本后纪》序：“宪章稽古，设沮勧而备远面。贻鉴将来。存变通而垂不朽者也。”1《日本后纪》序：“无隐毫厘之疵。咸载锱铢之善。炳戒于是森罗。徽猷所以昭晰。史之为用。盖如斯欤。”《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序：“自古人君王者。莫不因天度而述宪章。”2其中均含有鉴往知来、褒贬善恶之意。 平安后期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后，日本文化渐由纯粹的模仿中国，转向半独立性的创造，于是有假名文字的流行。此外，藤原氏权力丧失，武士势力大增，在变动的社会下，佛教的念佛往生的净土之说，乃深得人心。所以，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多少含有佛家观念。平安末期镰仓初期，由于贵族耽作荣华富贵梦的太平世界，一变而为武人争权的局面，于是基于怀古之情及“无常”之怀，遂有根据史实，以和文书写的“历史物语”作品产生。其中，较富代表性的有《荣华物语》、《大镜》、《今镜》、《水镜》及南北朝所著的《增镜》等。“历史物语”仍以中国史学精神构成其骨架。“镜”与“鉴”意思相同，含有殷鉴不远之意，显现儒家史观的鉴戒精神。 （二）中世史书中的“道理”、“正统”史观 中世时期，史书的编纂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例如，《荣华物语》中含有“末法”、“无常观”思想，《大镜》含有“净土观”思想，《水镜》中含有“四劫观”思想（成、住、坏、空）等。3完成于镰仓初期、由慈圆和尚所著史论书《愚管抄》，更是贯穿了佛教史观。 镰仓末期，日本王权不振，天皇徒拥虚位。其时，宋朝儒学思想传入日本，日人始言“名分”、“正统”论。和《愚管抄》同被列为日本三大史论书之一的《神皇正统记》，即为北畠亲房受朱子学“义理”思想影响所完成的论著。后醍醐天皇为中兴计招玄惠讲程朱之学时，亲房亦参与听讲，于是得《资治通鉴》、《通鉴纲目》蕴奥。受其史观精神影响，著《神皇正统记》。《神皇正统记》强调“大义名分”，以神、天皇、国家三位一体思想为架构，强调南朝皇室的正统性。宣扬日本国体为神国，而天皇为神皇。《神皇正统记》的思想，不但影响及于《本朝通鉴》、《读史余论》、《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的编修，其“神皇”史观甚至深刻影响了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之思想。 （三）近世儒学者的“大义名分”思想 江户时代以前，佛教思想曾长期主导日本人的思维。室町时代末期，“神儒习合”思想出现，神道思想与儒学思想并立。其思想影响及于德川幕府时代，并主导徳川时代的政治思维。徳川末期，由儒而神，敬神尊皇，忠君爱国思想，蔚为国风。神道思想与儒学精神相辅相成，主导幕末思想，以致日后倒幕、王政复古运动风起云涌。江户时代史家因应此思想演变，修史史观亦受“神儒习合”的影响。例如《本朝通鉴》的皇国史观和《大日本史》的忠君思想与大义名分论即是。 德川幕府初期，朱子学者林罗山奉幕府之命编纂《本朝编年录》。其子鹅峰承未完之业，继续编纂，改名为《本朝通鉴》。其精神引用《古事记》、《倭姬世纪》、《元元集》等神皇论著，明示皇统为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明示其修史用意。其体例及史观则贯穿了朱子学的明正闰、褒贬善恶的鉴戒思想。林罗山曾说：“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4从“神儒习合”思想中推衍出所谓的“皇国史观”。林罗山在《神道传授》中， 将神器（镜、玉、剑）比喻为《中庸》所谓的三达德（智、仁、勇）。并谓：“备三种神器，王道治也。王道神道理一也。”由此可见，日本的神道思想仍需借儒家思想以圆所说。在朱子学的精神浸润下，林罗山将之引用以为支持幕府体制的理论，但其中仍存在“正统”思想，只是身为幕府职官，不便言明罢了。 德川光圀在江户创立史局“彰考馆”，着手编纂《大日本史》。他倡导大义名分、国家一统的尊皇思想，揭橥尊皇贱霸、攘夷精神，将朱子学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编修过程中博搜史料，重视史实。水户学精神——大义名分、王霸正闰、尊王攘夷、明伦理纲常等均表露于《大日本史》内容中。 《大日本史》重视史实的态度，正切合朱子“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的精神。其“三大特笔”为：（1）不承认神功皇后为一朝，而列之于后妃传中，以正“大义名分”；（２）承认大友皇子的即位，特立天皇《大友纪》，以“防后世乱臣贼子出”；（3）奉南朝为正统，以后小松天皇记附载其中，以“明王霸正闰”。《大日本史》严明大义，明天皇正统所在，使日人知将军陪臣，天子位居京都。幕末尊王论者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皆深受其精神感召。 从上述日本史观演进来观察，日本史观，除了平安、镰仓之时的释道史观外，其余由一统观演绎出来的正名论、正统论、尊王贱霸、华夷内外等史观，均源自中国。平安初期，由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刺激，遂有“记”、“纪”神皇思想产生，将天皇提升于国家之上，加以神格化。至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纳入朱子学思想后，更加有系统地将正统观念引入日本史观中。到了江户时期，“神儒习合”之风炽盛，加之国学者又倡复古之说，采取“国粹主义”立场鼓吹尊王思想。于是，忠君思想、国家本位主义与朱子学的尊王贱霸思想汇合，聚成洪流，成为幕末王政复古、倒幕思潮的先锋。 二、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地位及其与洋学的融合 （一）朱子学在江户文治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文治政治”意指以教化、法令治世，借文道以治国的政治措施，恰与武断政治成对比。日本历史上所称的文治主义政治，是指17世纪中期以后，江户幕府以儒家精神为根基，奖励学问、振兴礼乐、整备制度，转化弹压政策以宥和代之的道德政治施策。5江户时代的“文治政治”前后达60余年。幕府本着儒家政治理念，致力整备武家仪礼，教化庶民，调和“公”、“武”关系，亲近“大名”，确立了幕府日后得以维持150余年政体的不坠基础。 在学术文化领域，由于幕府奉朱子学为官学，奖励学术，促使学术思想推陈出新蓬勃发展，文化放出异彩，学问之事不再为僧侣及贵族所独有。都会之地、各领各藩，纷纷设立私塾施行普通教育，町人也相率从事学问研究，遂开放出元禄文化的灿烂花朵，蔚为大观。正如和辻哲郎所言，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一段光辉灿烂的元禄文化，主要是由町人所创。德川家康的文教政策所倡导的儒学，亦以民间为主而发起。学问尚且如此，至于在文艺、戏剧、音乐、艺术等艺术领域，所有创造性可说完全属于町人。6由于社会安定，教育普及，经济富裕，使国民精神得以自由驰骋，创造出瑰丽的文化。 但是，在纲吉时期，由于实行过激的仁爱主义政策，视武事为不祥，致使武备不整，武艺废弛。在财政上，因文治政治的诸项措施开支浩繁，加上天灾地变频仍，恢复费用庞大，遂使幕府财政发生动摇。 吉宗即将军位后，鉴于文治政治的诸项弊端，于是复归质朴俭约武家本色，厉行勤俭尚武之策。认为文治政治文弱虚饰，遂整顿法制，提倡武士道。其各项革新措施可谓武断政治的复苏，世称“享保之治”。吉宗“享保之治”，因“不知文道，而天下终不得静谧”。由于专讲弓马之道，人心卑陋。加之幕府财政发生窘困，百姓“一揆”频发；幕藩体制遂发生动摇，益增勤皇论者倒幕之念。 江户时代在思想上的发展如德富苏峰所言：“程朱之学，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学也。其半面乃大义名分之学问。吾人观德川时代儒教兴隆，实已潜伏德川幕府灭亡之祸机，殊不容置疑。”7由于尊皇思想的发微，促使大义名分、君臣之义兴起，间接影响了勤皇论的伸张。 朱子学以理为形而上之道，阴阳为形而下之器的“理气二元论”，其精神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者体认消化后，分为主理派及主气派。其中主理派以林罗山为始，新井白石及贝原益轩继之。他们应用朱子学格物致知的道理，客观观察、探究事物存在的真相，此种客观性合理主义的态度，后来成为日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主气派的学者或研究历史，或研究法制制度，或研究本草学，或研究医药。从形而下的“物质”着手，最后广及于自然科学探讨，促进了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的发展。林罗山以实证法著《多识篇》（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本），有助于江户初期本草学研究的发展。新井白石《读史余论》、《古史通》也是根据朱子学的合理主义精神所著。重视实证性、合理性，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先驱。 贝原益轩更将朱子学“格物穷理”的精神扩及经验科学方面，而《大和本草》一书即为其探究物理的具体体现。贝原益轩主张“气一元论”，重视气活动的一面，亦即重视日用民生的问题，认为学问必须迫近事物，穷究其理，而后行之于事，方为真学。他强调格物致知的客观方法，并衍生出对具体事物的注意，赋予朱子哲学以活泼的新生命。贝原益轩足迹遍及日本全国。常实地观察、吸收、研究有关医学、药物学及物产的实用知识，《大和本草》即其研究结晶，充分发挥了朱子学“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的格致精神。此外，他关切日用实际问题，撰有《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养生训》等，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叙述日常生活道德，启迪庶民注重生活道德的意识。在吸收儒学道德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其合理性及实用性，颇富于科学精神。《大和本草》以外，宫崎安贞（1723—1779年）所著《农政全书》、中村惕斋所著《训蒙图汇》、稻生若水所著《庶物类纂》，均为基于经验合理主义精神所撰，对日本自然科学的进步颇有影响。徳川中期以后，更成为山片蟠桃、佐久间象山等人接受西洋自然科学的母胎。 （二）朱子学与洋学的融合 德川幕府至吉宗将军时期，由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致使武家财政发生困难，幕府的封建支配体制逐渐显露破绽。吉宗将军为改其弊，遂施行“享保改革”，奖励殖产兴业，并为此而缓和洋学之禁，以奖励实学，开启了洋学兴盛之因。 江户中期，朱子学除了被奉为封建道德学问之外，其穷理致知的为学方法，也养成了朱子学者对事物加以合理批判的思考能力及注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新井白石《读史余论》即基于此精神所著。此外，他又编纂《采览异言》及《西洋纪闻》二书，在锁国之下，介绍了有关西洋政制、科学及民俗情势，对日人接受洋学具有启迪作用。《日本国志》中述及洋学兴起之况说：“西学之滥觞盖始于宝永年间。德川将军家宣云，自耶稣教作乱于天草，设为厉禁，教士悉加驱逐，西书概行涂抹，及是有罗马教士若望至幕府，命新井君美就询海外事，君美始着采览异言一书。既而知兰人主至，君美复奉命私问之。嗣后船主间岁一入觐，君美辄就问沿为例，复续为后语，世始知有和兰学。寻命医官桂川甫筑、儒官青木文藏、长崎人西川如见等从兰人习其语言，或医数历算等学。而前野良泽、杉田元白等诸子各研究其数，由是西学渐行于世。”8 由此可知，兰学发展初期的中心地为江户。在译有《解体新书》的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儒医的开拓下，兰学逐渐兴盛。杉田玄白于《兰学事始》一书中曾指出兰学发达的原因：“汉学开启人智后，方得迅速发展”，指出儒学的教养有助于日本人接受西洋新知。津田左右吉也曾指出，由于《大学》及《论语》为当时普通教育之教科书，所以兰学者知识的汲取乃以儒学为出发点。而儒者所得有关地理、风俗之记述考证资料，及有关本草、农耕及其他生业知识或历学、数学均从儒书获得。所以兰学得以发达，实因受到儒书的刺激、诱发及培养。9 幕府洋学之禁缓和后，由于朱子学与兰学的结合，促使“合理主义”思想兴起。诸如，三浦梅园（1723—1789年）借朱子“理”学与西洋天文学知识，建立了所谓“反观合一”的合理自然主义哲学。而山片蟠桃则结合朱子学的合理主义及西洋知识，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蟠桃在“怀德堂”实证、合理精神熏陶下，遂发展出其“合理主义”思想。 德川幕府末期，由于西洋船只及兵舰相继驶抵，要求幕府开港。因此，洋学者的言论及作为也由抽象的自然哲学观念转向注意政治军事问题。而开明的洋学者乃倡言“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之折中说，诸如渡边华山即将洋学的教学、政学、医学、物学等“四学”与儒学的明德、治民、摄生、格致配合解说。而桥本左内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及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之说，均为融合儒学与洋学之说。 佐久间象山是日本人中以儒者兼治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就学于佐藤一斋，但主修程朱学，后来转学于洋学，悉心研究海防、医药、炮术。象山本于朱子学的教养，进而探究西洋文明，可谓穷尽天下之理者。象山在上松代藩主的《学政意见书》中，倡言应奉程朱子学为正学。藩主真田幸贯遂依其议设松代藩文武学校，培养兼通汉洋之学者。象山并于文久二年（1863年）上书幕府，鼓吹开国进取、公武合体，为攘夷论者所忌，文久三年被暗杀身死。佐久间象山兼取东西洋之说，主相容并蓄，可说是明达致知者。其思想近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有助于日本近代化的开展。 三、朱子学对明治维新的诱发 江户幕府由1750年至被推翻为止，其间诸藩所设立的藩校共233所、乡校568所，平民设立的寺子屋11199所、私塾1500所，再加上幕府所办的学校，总数共达17000余所。平民教育的兴起，使大多数商人均能接受私塾或寺子屋程度的教育。上层农民阶级也均前往乡校或寺子屋接受启蒙教育。这种现象，增广了知识层，开启了日本接受新知之门，使儒学的伦理思想、价值观、政治观逐渐渗透于上自大名、武士，下至町人、农民的思想理念中，也使民众逐渐参与政治变革。 江户前期，朱子学作为幕府统一国家原理而被运用，对于幕藩体制的稳定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到了幕末，朱子学尊王忠君、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则演变为明治维新思想的原动力。其中，尤以山崎派和水户派朱子学者的主张最为强烈。 山崎派为山崎闇斋所创，把朱子学的尊王贱霸及划分华夷内外的思想应用于日本。倡言日本应称为“中国”，夸耀拥有万世一系皇统的日本是万邦无比之国，把朱子学彻底同化于日本。此种强烈的日本中心思想及化思想为实践动力的积极精神，深刻影响了幕末勤王志士的思想行动。 山崎闇斋门人浅见絅斋曾著《靖献遗言》八卷，阐扬尊王贱霸思想。斋之区别正闰，完全是以朱子“通鉴纲目”精神为依据。 竹内式部将“奉公”不二的忠君精神视为“宇宙第一大义”，使忠君精神的价值超过家族情感而存在，可说是“国粹主义”忠君思想的充分发挥。由于式部思想危及幕府，嫉之者控告之，遂于宝历八年（1758年）被放逐。后虽恢复自由，但明和四年（1767年）江户发生“山县大贰事件”，虽与式部无关，然因思想相同而受连累。幕府借此处式部以重罪，遭流放致死。式部与大贰事件乃此后勤王运动大浪潮的开始，由此可见山崎闇斋和浅见絅斋的思想，对德川幕府统治的不利是无可讳言的。 与浅见絅斋的论调遥相呼应的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光圀自从读《史记》“伯夷列传”便萌生尊王攘夷思想。后来经朱舜水启发，尊王思想弥坚。光圀借编纂《大日本史》，推动尊皇、正大义名分、重道义之学风。仿效朱子学“纲目”中“正闰皇统，是非人臣”的精神，隐贬幕府，暗尊皇室，辑成一家之言，对幕末王政复古及明治维新有深刻影响力。 享保以后至田沼时代（1757—1784年），德川光圀的兴学精神一度丧失，修史事业也一度中止。及至宽政时期（1791—1800年），经由立原翠轩及藤田幽谷的振兴，文教事业再度兴盛。其后，藤田东湖及幽谷门人会泽正志斋等后期水户学者，辅佐藩主德川齐昭施行天保藩政改革，设立“弘道馆”藩校，揭橥尊王攘夷口号。藤田东湖起草的“弘道馆记”明示了水户学派的中心思想。建立弘道馆乃以儒家精神为根基，以弘扬皇道精神为主要目的。 幕末文政年间，英、法等国船只驶抵日本沿海，要求开港，幕府见势态紧迫，于文政八年（1825年）发布“外国船驱逐令”，各国遂以武力强迫幕府开港。由于外国的压迫，威胁日本锁国政策，激起日人统一于天皇之下而一致对外的国民自觉。藤田东湖所著《弘道馆记述义》及会泽正志斋所著《新论》中，均明示了打破当时状况的革新思想。朱子学的尊王攘夷思想遂与日本固有神道精神相结合，鼓舞了幕末志士，形成王政复古及维新思想的推动力。 文政十年（1827年）赖山阳著《日本外史》鼓吹勤王思想，记述日本史上的勤王事迹。天保十二年（1841年）佐藤一斋任幕府儒官，讲学之时，倡朱、王不相冲突，注重实践精神，对其门人有所启发。其门户极盛，杰出者有佐久间象山、安积艮斋等。而佐久间门下，又出吉田松阴等人。松阴所设松下私塾，英才如云，成为幕末时期人才之渊薮。 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C.Perry）率舰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对于在锁国之下闭关自守达二世纪有余的日本而言，是一项外来的突发刺激，顿时引起日本朝野上下的不安。开港之后，多数攘夷主义者将反对的针锋指向主持开国的幕府，并与反幕府的尊王论者相结合，加速了德川幕府的崩溃。安政五年，幕府兴大狱，相继逮捕京都、江户之勤王志士。于是“锁国攘夷”口号转变为“倒幕攘夷”，最后终于有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局面出现。 江户幕末时期，由于国际情势的变迁，后期水户学派思想，于尊王之念外又渗入攘夷之论。而尊王攘夷思想的倡发，则始于藤田幽谷（1774—1828年）。藤田幽谷生于水户，幼即颖悟，及长就学于“彰考馆”总裁立原翠轩门下。15岁入史馆，从事纪传校订史稿工作。18岁时即已著《正名论》，阐扬水户学派的大义名分思想，认为幕府倘能尊崇皇室，诸侯即能尊重幕府，卿大夫也会崇敬诸侯。如此，则上下相保，能保万邦和协。因此，大义名分之认识，乃是幕府及诸侯的保安之道。10藤田幽谷常以日本皇统延绵不坠为耀，极度推崇忠君大义思想。其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期水户学派志士，为幕末尊王攘夷论的首倡者。 藤田幽谷于宽政五年（1797年）上水户藩主治保封事中，将俄人拉克斯曼的航日喻为北虏之警。对俄人企图已有洞悉，提出之封事内容，为幕末攘夷论之嚆矢。文化年间，英船相继驶抵浦贺。幽谷见此情势，谓之“实天地之大变”，而西洋人目的在于“专我土地人民，变我风俗，奉彼十字教”。文化七年（1810年）英捕鲸船登常陆时，幽谷更令其子东湖前往斩杀“异国人”，并劝藩主实行攘夷策。至此，幕末攘夷论已由口头趋向以行动实践方式。幽谷曾说：“存春秋义内外名分者，乃因汉学为日本魂之种。”11可见其尊王明内外之辨乃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启发。 藤田幽谷的攘夷论使水户学产生新的性格，对志士有着深刻的影响。其弟子会泽正志斋（1782—1863年）便是以大义名分为出发点，叙述当时日本国防建设乃当务之急。会泽正志斋生于水户，父为水户藩士。会泽自幼习读“四书”、“五经”。及长任彰考馆写字生，后来参与编纂《大日本史》。文化四年（1807年）以后任藩内诸公子侍读，八代斋昭即受业于正志斋。齐昭时，任史馆总裁、弘道馆教长。文政八年著《新论》一书，论述攘夷之要，与赖山阳所著《日本外史》同受重视，深刻影响青年思想，齐昭施行的天保藩政改革，即其于《新论》中提案的具体体现。序文中首揭“西荒蛮夷窥伺神州（日本）”之说。针对欧美人之压迫，以唤起日本国民自觉。会泽正志斋的思想中，除攘夷外，还含有富国强兵之积极行动意志，对青年有鼓动之力。 《新论》为水户学派代表作之一，深为幕末诸藩志士所爱读。藤田东湖书简中曾载：“近来新论悉传播，雷名遍于有志间。”筑前平野国臣在日记中也记载：“壬子读新论有感。耻自非，绝吃烟、练武。”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新论》将水户学思想及立场体系化，充分表现出水户学特色，并强烈拥护儒学思想，意义重大。 藤田东湖在思想上因袭水户学派。但是，他将思想加以实践化的气魄则成为志士之鼓动力量。后期水户学派的代表著述，有弘道馆的教育纲领《弘道馆记》、会泽正志斋的《新论》、藤田东湖的《弘道馆记述义》。《弘道馆记述义》援引朱子学教义以明日本国体及皇统之尊。曾说日本虽冠绝万国，但“质有余，文不足”，于是取中国之长以补短。将朱子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修养及尊王攘夷辨内外的思想充分应用。12藤田东湖助德川齐昭建立“弘道馆”，培养了许多知行合一的志士。后来，他虽死于安政大地震，但所著《述怀诗》为幕末志士所传诵。诗中之“毙而已”一词，后来成为志士的行动口号。东湖所著之作，均极为生动流畅，悲壮慷慨有力，感人肺腑，对幕末志士有所启发。 后期水户学派思想家中，给予思想界更强烈刺激的是赖山阳。其所著《日本外史》明日本皇朝正闰，赞南朝楠木正成忠君之义，对青年志士有所启发，促使勤皇讨幕运动日趋行动化。赖山阳之父赖春水乃有名之朱子学者。山阳13岁时，曾由安艺寄书在江户邸，日读纲目，并受苏东坡诗文影响，喜穷治乱的大势。18岁至江户，承栗山等教导，学问大为进歩。文政九年（1812年）时著《日本外史》一书。《日本外史》一书表面上是攻击镰仓、室町幕府，痛斥武家政治之不当，赞楠公之义行，实则影射德川幕府统治之不当。山阳否定“国学”，认为儒道与日本所谓的道实为一体，肯定儒家之道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外史》中遍记“勤王”事迹，可歌可泣，幕末志士深受感动。 日本江户末期，由于水户学派思想的启发，勤王讨幕运动益趋炽盛。而志士中，以吉田松阴（1930—1859年）最富积极实践精神，日后常为日人歌颂称道。吉田松阴曾就学于佐久间象山，喜朱子穷理实践之学，对大义名分及国体尊严体悟颇深。此外，象山为开国主义论者，欲师西洋之技以制之，并精于炮术。他曾面告松阴攘夷之非，认为对付西洋入侵之上上策为“借彼之术而谋伐彼”。松阴经象山开导后，一度登赴美舰请求搭船赴美以习得西洋技术。受拒后，松阴被幕府捕获下狱。出狱后，松阴致力于培养志士，设“松下私塾”。“松下私塾”揭橥“入则孝，出则忠信”的精神，门人颇具慷慨节烈。其中如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高杉晋作等，后来均成为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吉田松阴身体力行，对于志士可说是一部活教材。 安政五年幕府兴大狱，吉田松阴被捕入狱，慷慨就义。吉田松阴死后30年，德富苏峰曾说：“先生实具日本男儿之真面目。第一，明大义名分。第二，以身殉其理想。即言而必行，且行而不息。第三，一切动机，皆为君国，而不为自己。”对其志行赞誉备至。 日本后期水户学派思想家，除了遵循前期思想家的忠君勤王精神外，眼见日本为外国势力压迫，遂又引用朱子学精神，高倡“攘夷”口号，并正视西洋势力的侵压，以实际行动实践口号所标榜的精神。终于水到渠成，翼赞“王政复古”成功。而其揭示的“忠君”思想，使日人忠心团结在“天皇神格”的信仰之下，后来更导致富国强兵和近代化的急速进展。 四、朱子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输入日本以后，对日本政治、文化、宗教的发展，均产生主导的作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学始终似一股汹涌的底流，左右着日本国民思想的发展。此由有关日本政治、历史、文学、宗教等历史书籍中所蕴含的思想结构可窥知。日本儒学的发展也始终依循着中国儒学发展的大势，只是文化背景不同，时间上有所差别而已。训诂—义理—考证，为中国儒学演变之大概。日本儒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平安时代为汉唐训诂、注疏之学。镰仓、室町时期为以禅儒为主的程朱学。德川时代则为程朱义理之学的盛期。及至于幕府末年考证的崛起，均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儒学发展情势所影响。所以，日本儒学的发展，可说是以中国儒学的变化为依归。自12世纪程朱义理之学输日后，朱子学精神由朝廷、武士而逐渐渗入庶民思想中。日本武士道、史观、文学、神道思想中，都多少掺杂程朱思想。或援引朱子学旁证其立论，或将朱子学精神消化，加以“日本化”。由于日本儒学者能将朱子学说消化运用，吸收精粹，不拘形式，使道德修养与经济、科学等实学互相结合，因而对日本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启发作用。 朱子学在日本江户时代对社会的影响可归纳如下： （1）上下定分之理，奠定德川封建制度“合理”的统治理论，奠定了近300年升平之基；（2）仁义、孝忠的伦理道德观念，安定了德川初期又经战乱而浮动的人心，成为奠定社会安宁的精神力量；（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政治理念，使武士对“公”家产生奉公牺牲的精神，对国家产生责任感。至幕末，演化成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力量；（4）朱子学格物穷理的合理主义思想，成为日本接受西洋科学的母胎；（5）人心久经水户大义名分思想浸润，于是有和平的王政复古之举，为现代日本奠立了良好的基业；（6）朱子学的“理”念，成为幕末维新时期日本接受西洋国家平等观念的基础思想。13 此外，为修正朱子学而兴起的各学派，促进了日本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而江户幕府对朱子学的提倡，促使诸大名起而仿效，致使文教大兴，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庶民的文化水平，而易于接受外来新知，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脚步。在日本江户时期，朱子学对政治、学术、科学、文化、教育等的发达，确曾发生过引导的作用，并带来明治时代辉煌的成就。其对于日本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全盘西化，一切建设均以欧美为宗。儒家道德教育一度被摒弃一旁。至程朱学者元田永孚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根据儒家原理编著《幼学纲要》以为教科书后，儒家道德才得以重获重视。14《幼学纲要》明示出忠君爱国思想及朱学的内圣外王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因为吸取了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科技，充实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及科技水平，日后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形成今日物质进步成功的精神力量。 二战后，日本在短短30年间由战败国一跃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工商业发展快速，科技竞进不已，固为其原因之一。然而，形成其发展进步的背后动力尤其不容低估。这一动力是由日本文化、教育及社会的特殊性质凝聚而成的。故欲了解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如能由其文化精神着手，较易把握要点，知其梗概。日本人在事业上诚能基于忠于主君的精神，奋发有为，奉公守己，又能以“格物穷理”的精神，穷究物理、事理，汲取西方科技新知，化为己有。尤其日人重实践，不尚空言，更是其优点所在。若仔细探究，这些正是朱子“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精神的发挥。或许朱子学精神在无形中潜移默化了日本人吧！ 朱子学为儒家思想之精粹，但在中日两国的发展结果却有异同。如张君劢所言：“宋代儒家之学传入日本，其受益之显然者，朱子学养成其学问力行并重之风气，学者谨严笃实之人格，有所谓水户学派，亦即朱学之一种。德川光圀氏受之朱舜水之教者，以编纂日本国史为提倡尊王大义之法门。更有所谓古学派者，虽以反对朱学相号召，实即类于浙东学者之矫正朱子而着重于政治制度文史。日本何尝有如吾国朱陆之争或但读朱子注解以为取科名之具。此非吾国人当猛醒乎？”15平心而论，日本朱子学者多能体用合一，于知识的寻求、了解之外，更能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如江户学者林罗山、新井白石、保科正之、德川光圀、贝原益轩、山片蟠桃、佐久间象山、赖山阳、吉田松阴等人，均能活用朱子学，将其应用于经济、科学等实学之上，或化为行动力量，身体力行。此外，日本朱子学者在学问上较富于相容并蓄的胸怀，如京学派的神儒一致之说、大阪学派的自由讲学风气、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均富有撷长补短的开明进取精神。对日本近代化而言，不啻为一股取法向上的推动力量。 由于朱子学的影响，使得日本人顺从、重视团体目标的个性与对天皇神格的信仰相结合，亦即将个人成功的愿望化为为国尽瘁的热情，促使日本维新时期富国强兵和近代化的急速发展。但是，明治二十三年（1880）颁布的《教育敕语》也借儒学之德目提倡忠君思想。但忠君爱国的“国粹主义”思想，后来却被军国主义者所利用而发动侵略战争，步向自灭之途。 （作者系台湾义守大学应用日语学系副教授，责任编辑：林 昶） 1 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83年。 2 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館、1981年。 3 石田一良編『日本における歷史思想の展開——西尾陽太郎著「平安時代後期の歷史思想」』、吉川弘文館、1965年、76頁。 4 《罗山文集》附录卷三。 5 北島正元『日本人物史大系——新井白石と間部詮房』、朝倉書店、1963年、335頁。 6 和辻哲郎『日本倫理思想史』下卷、岩波書店、1973年、589頁。 7 德富蘇峰『近世日本国民史——家康時代概』、卷十三、４35頁。 8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 9 津田左右吉『文学に現われたる国民思想の研究』（第四卷）、岩波書店、1975年、396頁。 10 和辻哲郎『日本倫理思想史』下卷、628頁。 11 同上书，第531页。 12 笠原一男『日本思想の名著』、学陽書房、1973年、649頁。 13 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79年、27頁。 14 Nivison，Davids.:《儒家思想的实践》，台湾商务书局，1980年，第426页。 15 张君劢：《比较中日阳明学》，台湾商务书局，1976年，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