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上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里恐怕还难以找到一个与它相当的概念和术语。人或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其实不然。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三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困。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意与境的交融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这个美学范畴的形成，是总结了长期创作实践经验的积极成果。 　　较早的诗论还没有注意到创作中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都仅仅把诗看作主观情志的表现。《礼记·乐记》在讲到音乐时说：“凡音之起，由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虽然涉及客观物境，但也只讲到感物动心为止，至于人心与物境相互交融的关系也未曾加以论述。魏晋以后，随着诗歌的繁荣，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对于文学创作中主客观的关系才有了较深入的认识。陆机《文赋》已经从情思与物境互相交融的角度谈论艺术构思的过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子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他指出构思规律的奥妙在“神与物游”，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物境的契合交融。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要求心与物相“感会”，景与意“相兼”、“相惬”，更强调了主客观交融的关系。他又说： 　　诗思有三：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日取思。大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日感恩。 　　这里讲了诗思产生的三种过程。取思是以主观精神积极搜求客观物象，以达到心入干境；生思是并不积极搜求，不期然而然地达到心与境的照会。感思是受前人作品的启发而产生的诗思。其中，取思与生思，都是心与境的融合。《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按自传为王昌龄的《诗格》，其中也多次讲到思与境的关系。如：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 　　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思与境措”；宋代苏城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讲“意象应”；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讲“神与境合”；清初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讲“心中目中”互相融泱，情景“妙合无垠”，都接触到了意境的实质。 　　至于意境这个词，在《诗格》中也已经出现了。《诗格》以意境与物境、情境并举，称三境： 　　诗有三境：一日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艳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手心，营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日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日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后来，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说： 　　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 　　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 　　《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说： 　　《云在词·酹江月》云：“一年好处，是霜轻尘敛，山川如洗。”较“桔绿橙黄”句有意境。 　　不过，大力标举意境，并且深入探讨了意境涵义的，却是王国维。“意境”这个词也是经他提倡才流行起来的。意境，他有时称境界。《人间词话》说：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抽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这话似乎有自诩之嫌，但并不是毫无道理。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较大的几家，如严羽的兴趣说，王士模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虽然各有其独到之处，但都只强调了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所谓神韵，指诗人寄诺言外的风神气度。所谓性灵，指诗人进行创作时那一片真情、一点灵犀。而这些都是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王国维高出他们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注意到诗人主观情意的一面，同时又注意到客观物境的一面；必须二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他在《人间同乙稿序》中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携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在《人间词话》里他又说： 　　能写真景物、真感惰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境界乃是由美景物与真感情两者合成。理想中有现实，现实中有理想，造境和写境都是主客观交融的结果。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深入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从而丰富了中国的待歌理论。他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意与境的交融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情随境生。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由境及意的过程。在古典诗歌中这类例子很多，如王昌龄的《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攀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失婿觅封侯。 　　那闺中的少妇原来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打扮了一番，登上翠楼去观赏春景。街头杨柳的新绿忽然使她联想到自己和夫婚的离别，这孤单的生活辜负了大好春光，也辜负了自己的韶华，她后悔真不该让夫婿远去了。这少好的愁是由陌头柳色触发的，又是与陌头柳色交织在一起的。这是诗中人物的随境生情。诗人自己随境生情，达到意境浑融的例子，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瞑听猿愁，沧江急夜流。凤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崔颢《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在这类诗里，诗人的情思意念都是由客观物境触发的，由境及意的脉络比较分明。有的诗更写出情意随着物境的转换而变化的过程。如柳永《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淡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蠲、翩翩过南浦。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相笑语。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香杏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幕。 　　这首词先写自己“乘兴对出发，欣赏着山川胜境，又遇上浪平风顺，船儿翩翩驶过，心情原是很轻快的。但是当转过南浦，看到酒旆、烟村、渔人、浣女，那一片和平宁静的生活环境不禁引起他的羁旅之愁：“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这时再看周围的景物，竟是“断鸿声远长天暮”，也染上了愁苦之色。这首词共三叠，层次很分明，景物的转换引起感情的变化，感情的变化又反过来改换了景物的色调，可以说是达到“意与境浑”的地步了。 　　情随境生，这情固然是随境而生，但往往是原先就已有了，不过隐蔽着不很自觉而已。耳目一旦触及外境，遂如吹皱的一池春水，唤醒了心中的意绪。关于这个过程，李蛰描述得很细致： 　　且天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前意平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任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及时时有许多歌谣而莫可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烧自己之垒块Z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来说） 　　若没有触景之前感情的蓄积，就不会有触景之后感情的迸发。所谓惰随境生也还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体验民意与境交融的第二种方式是移情入境。诗人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接触外界的物境，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又借着对物境的描写将它抒发出来，客观物境逐亦带上了诗人主观的情意。葛立方《韵语阳秋》说： 　　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 　　李杜诗中的香竹、香雪，显然已不是纯客观的存在，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往其中，使它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具有浓郁的诗意。 　　诗里移情入境的例子很多，如李白：“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待酒不至》）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白居易：“休水流，泅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其一）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柳永：“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赠别》）辛弃疾：“红莲相传浑如醉，白马无言定目愁。”（《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这些诗句所写的物境都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是以主观感染了客观，统一了客观，达到意与境的交融。《论语·先进篇》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诗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其它几个人都是直截了当地述说，只有曾皙的回答与众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导，咏而归。”他借着对物境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情志，移情入境，意与境融，他的话虽不是诗，但已带有浓郁的诗意。 　　移情入境，这境不过是达情的媒介。谢傣《四溟诗话》论情景关系说： 　　景乃诗之娱，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情仅仅是诗的胚胎，要将它培育成诗，必须找到适合于它的媒介物，这就是景。诗由情胚而孕育，借景媒以表现，情胚与景媒交融契合才产生诗的意境。至于哪一类情胚借哪一类景媒表现，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传统。中国诗歌常借兰以示高洁，借柳以示惜别，外国就不一定如此。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习惯。《诗经。里用石表示动摇：“我心匪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今天则用石表示坚定，发生了变化。 　　意与境交融的第三种方式是体贴物情，物我情融。上面所说的情随境生和移情入境，那情都是诗人之情。物有没有情呢？应当说也是有的。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它们在形态色调上的差异，使人产生某种共同的印象，仿佛它们本身便具有性格和感情一样。这固然出自人的想象，但又是长期以来公认的，带有一定的客观性，与诗人！临时注入的感情不同。我们不妨把它们当成物境本身固有的性格和感情来看待。正如宋郭熙《林泉高致》所说： 　　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清而如题。 　　明沈颖《画函》也说： 　　山于春加庆，于夏如竞，千秋如病，于冬加定。 　　他们指出四时之山各自不同的性情，要求作画时既画出它们不同的形态，又画出它们不同神情，以达到形神兼备。作诗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呢？ 　　有的诗人长于体贴物情，将物情与我情融合起来，构成诗的意境。陶渊明和杜甫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杜甫伪“岸花飞送客，符燕请留人。”（《发潭州》）“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都达到了物我情融的地步。陶渊明《饮酒》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校。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青松即渊明，渊明即青松，“语语自负，语语自怜”（温汝能：《陶诗汇评》），诗人和青松融而为一了。又如杜甫的《三绝句》之二： 　　门外鸽鹅去不来，钟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诗人体贴鸬鹚那种欲近人又畏人的心情，向它表示亲近，欢迎它常来作客。诗人和鸬鹚达成了谅解，建立了友谊，他们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二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是诗歌构思过程中重要的步骤。《文赋》曾把构思分成两个阶段：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既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切。其效也，情瞳眈而弥鲜，物阳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灌下泉而潜浸。 　　构思的第一阶段，精骛心游，追求意与境的交融。第二阶段，意境逐渐鲜明清晰，进而寻找适当的语言加以表现。陆机在这里所讲的是一般的构思过程，在诗歌创作中，意境的形成并不这样简单。诗人的写作有时十分迅捷，信手拈来即成妙趣，意境一下子就达到鲜明清晰的地步。这种意境天真自然，是艺术中的神品。神来之笔看似容易，其实不然，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和高度的艺术修养是达不到的。但意境的初始阶段多半不够鲜明清晰，需要再加提爆或虽鲜明清晰而失之于浅，失之于狭，需要继续深化与开拓，以求在始境的基础上另辟新境。《人间词话》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所说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境界，正可借以说明诗歌构思的过程。构思的初始阶段，诗人运用艺术的联想与想象，上下求索，追求意与境的交融，好比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当意境初步形成立后，继续挖掘开辟，熔铸锻炼，这是构思过程中最艰苦的一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恰好形容此中的苦况。当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达到一定程度，眼前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严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此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二字恰切地说明，意境的完成是不期然而然的一次飞跃。 　　古人有炼字、炼句、炼意之说。所谓炼意，就是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而炼字，炼句又何尝不是在炼意，前人有“炼字不如炼意”的话，其实，哪有离开炼意单独炼字的呢，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韦庄“卧着南山改旧诗”（《宴起》）；欧阳修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童蒙诗训》）。他们在锤炼字句的过程中，不是同时也在改变构思、另辟新境吗？《漫叟诗话》说：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岛时兼白马飞。”李商老天：“偿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 　　这两句诗见于《曲江对酒》，是杜甫乾元元年在长安任拾遗时所作。“中兴”以后，杜甫对肃宗满怀希望，但仍不能有所作为。他既不屑于从俗，又不甘于出世，心情十分矛盾。他久坐江头，细观花落鸟飞，感到难堪的寂寞与无聊。这首诗就是在这种心情中写的。原先的“桃花欲共杨花语”，偏于想象，意境活泼，与诗人此时此地的心情不合。改为“桃花细逐杨花落”，偏干写实，意境清寂，正好表现久坐无聊的心情。虽然只改了三个字，意境却大不相同了。又如来陈世崇《随隐漫录》卷四载： 　　“白玉堂中曾草诏，水晶宫里近题诗”，韩子苍易为“堂深”、“宫冷”。……古词云：“春归也，只消戴一朵茶蘑。”字文元质易“戴”为“更”，皆一字师也。 　　“堂中”、“宫里”，意浅境近；改为“堂深”、“宫冷”，意境深远。“‘戴一朵茶费力，意境也嫌浅露，“更一朵茶蘑”，从戴花的更替中体现了时序的变迁，意境就深入多了。清顾嗣立《寒厅诗话”： 　　张橘轩诗：“半篙流水夜来雨，一树平梅何处春？”元遗山日：“佳则佳矣，而有未安。既日‘一树’，乌得为‘何处’，不如改‘一树’为‘几点’，便觉飞动。” 　　“一树早梅”固定指一处，显得呆板；“几点早梅”，着眼于广阔的空间，而且未限定数量，所以意境飞动。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必须适度，加工不足失之浅露，加工太过失之雕琢，过犹不及都是毛病。最高的境界是虽经深化开拓而不露痕迹，深入浅出，返朴归真、譬如李白的《子夜吴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大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这首诗的语言是再浅显真率不过了，意境却极其深沉阔大。开头两句境界就不凡，在一片月色的背景上，长安城宏家户户传出捣衣之声，那急促而凄凉的声音散布出多么浓郁的秋意啊何况这寒衣是预备送给戍守边关的亲人的，声声寒站都传递着对于边关的思念。“秋风”二句，通过秋风将长安、玉关两地遥遥联接在一起，意境更加开阔。北朝温子升有一首《捣农》诗，构思与此诗相似：“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作纹砧知近远，传声送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摆略塞达逢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这首诗的意境也经过深化与开拓，但用力太过，雕琢太甚，结丽而不动人。不象李白那首之自然纯朴，能够一下子打入读者心坎。 　　意境的深化与开拓，也就是意境典型化的过程。初始之境可能是印象最强烈的，但不一定是最本质的。初始之意可能是最有兴味的，但不一定是最深刻的。在意境的深化与开拓过程中，略去那些偶然的、表面的东西，强调本质的、深刻的东西，最后才能熔铸成为具有典型性的意境。典型化的程度，即决定着意境的深浅与高下。清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论王孟韦柳四家诗说：“人但见其澄澹精致，而不知其凡经陶洗而后得澄澹，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灵活，繁者易之以简约，哑者易之以镁铝，露者易之以浑融，此熔炼之功也。”可见意境的深化与开拓，须付出艰辛的劳动，不是轻易可以成功的。 　　三 意境的个性化 　　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陶渊明笔下的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以致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为一体。李白笔下的月，陆游笔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说：“山街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举杯邀明月”（《月下独酌》），“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且就洞庭赊月色气《陪族叔游洞庭》其二），他和月的关系多么密切！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不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吗？陆游一生写了许多咏梅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他自身的写照。《梅花绝句》：“闻道梅花拆晓风，雪堆通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海花一放翁。”这雪白的梅花也体现了陆游自己的高傲与纯洁。又如辛弃疾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事为叶丞相赋》：“青山欲共高人语”；秦少游的《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龚自珍的《已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意境都是多么富有个性；正象中国古代绘画注重写意传神一样，中国古代诗歌也不追求对客观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不能不略加辨析，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说：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浩浩起，白马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放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这个说法很精巧，但违反了创作与欣赏的一般经验。朱光潜先生认为他所用的名词似待商酌，“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的实例……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诗论》）名词问题姑且不论，朱先生指出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这是很精辟的。其实，在真正的艺术品里，“无我之境”并不存在。“有我之境一固然寓有诗人的个性；“无我之境一也并非没有诗人主观的情趣在内，不过诗人已融入物境之中，成为物境的一部分，暂时忘却了自我而已。关于这种境界，借用柳宗元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里说的一句话，叫作“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普云巢论画的一段话，也恰好可以说明这种境界的形成： 　　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可有传之法哉！ 　　《词筌》曰： 　　稗史称纬干画马，人入其斋，见于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给工。如史邦卿咏燕，见于形神俱似完． 　　可见真正的艺术家是在物我交融的陶醉中进行创造的，这样创造的意境怎么可能无我呢，王国维所举的“无我之境”的例子，一见于陶渊明的《饮酒》诗：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田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当采菊之始心情原是很平静的，偶一举首，望见南山的日夕气象，悟出其中的真意。此时，南山归乌仿佛就是陶渊明，陶渊明仿佛也进入了南山，和南山融成一片了。你说这是无我吗？其实是有我，只是我已与物融成一体了。王国维所举的另一个无我的例子，见于元好问的。叙事留别》：“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志本闲暇。”诗人以寒波白鸟的悠闲反衬人事之仓卒。“寒波二句寄托了诗人的向往之情，他希望自己也化作寒波、白马，融入那画面中去。这意境中也有诗人自我的个性。 　　意境既然是个性化的，那么它必然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古人评论诗的风格，大都着眼于意境。唐皎然《诗式》说： 　　失诗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举体便逸。 　　他所谓体是指风格而言，高、逸是他所列十九体中最推崇的两体。他认为体的不同，是由于诗思初发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文心雕龙·体性》将各种风格总括为八作： 　　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终，六日壮丽，七日新奇，八日轻廊。 　　其中精约、显附、繁缛三种偏重于语言的运用方面。其它五种都是结合文思讲的，既是五种不同的风格，也可视为五种不同的境界。司空图《诗品》列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从他本人的解释看来，这二十四品既是风格的差异，也是意境的不同。 　　意境中既包涵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王国维论意境，看不到它的社会内容，所以对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确的评骂。他认为诗人越脱离社会，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写出好诗来。他说：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至于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王国维又说：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四 意境的创新 　　社会不断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也不断变化，所以诗的意境永远不会被前人写尽。然而诗人往往围于旧的传统，蹈袭前人的老路，不敢从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出发，大胆创造新的意境。而诗歌没有新意境，便失去了生命，好比一截枯木，不能引起人的兴趣了。诗歌史上的拟古派之所以失败，症结即在于此。明代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纲领。这个口号虽有反对台阁体的积极意义，但象李梦阳那样“刻意古范，铸形宿镇（模），而独守尺寸”，亦步亦趋地摹仿古人，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毁坏了艺术。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批评拟古主义说：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个古。……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至于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 　　写诗要从各自的性情遭遇出发，从自我的真实感受出发，生动活泼地创造自己的意境，而不要让古人束缚了自己。关于这一点，他在《与洪稚存论诗书》中说得更加痛快： 　　昔人笑王朝好学华子鱼，惟其即立过近，是以离之愈远。董文敏跋张即之帖，称其佳处不在能与古人会，而在能与古人离。诗文之道，何独不然，足下前年学杜，今年又复学韩。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学力，何不为洪子之诗，而必为韩子、杜子之诗哉，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世后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社之诗。 　　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诗的意境也应变文创新。杜甫就是一位创新的能手，他处于安史之乱前后动荡变乱的环境之中，以真情与至城创造出他自己特有的新意境。他最善于描绘大江，渲染秋色，在其中倾注忧国忧民的深意。象《秋兴》八首那种沉郁苍凉的意境，的确是他的独创。杜甫既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学杜首先就要学他的创新，而不是摹拟他的意境。杜甫倘生于后世，也一定会另辟新境，而不肯重弹往日的老调了。 　　创造新意境，需要艺术的勇气。谢榛《四仅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改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叶燮花《原诗·内篇》中针对拟古主义，提倡诗胆，最能振聋发聩： 　　昔人有言：“不很我不见古人，很古人不见我。”又云：“不假臣无二王法，但恨二三无巨法。”斯言特论书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故吾曰：无脸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 　　这段话今天读来仍有鼓动人心的力量。新时代需要新意境，也能产生新意境。今天同旧社会相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巨变，大自然也得到改造。可惜我们的诗歌还没有创造更多的足以和新时代相媲美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新意境。叶党论诗讲才、胆、识、力四字。我们的诗人生于科学昌明的今日，论识，远出于古人千百倍之上之论才、论力，也未必逊于古人。所缺的恐怕就是一个胆字。惟有摆脱羁绊，大胆探索，大胆前进，才能创造出新的意境，出现新时代的屈原、李白和杜甫，使我们这古老的诗国的诗坛重放异彩！ 下 　　一 有无意境不是衡量艺术高低的唯一标尺 　　本文上篇论意境有一个出发点，即把意境视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研究它的内涵和构成，从而揭示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意境虽然很重要，但不能把有无意境当成衡量艺术高低的唯一标尺。中国古典诗歌有以意境胜者，有不以意境胜者。有意境者固然高，无意境者未必低。屈原的《天问》，曹操的《龟虽寿》，李白的《扶风豪士歌》，王维的《老将行》，杜甫的《北征》、《又呈吴郎》，辛弃疾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些脸炙人口的名篇，很难说它们的意境如何，但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是第一流的佳构。仅用意境这一根标尺去衡量丰富多采的古典诗歌，显然是不妥的。 　　这种观点源自王国维的一句话：“词以境界为最上。”然而这句话怎样理解、是否正确，都值得深思。《人间词话》不仅标举意境，而且不止一次讲到气象，甚至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廖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四。”可见王国维并没有狭隘到只认意境不认其他的地步。果真如此，也只能说这是他个人的艺术趣味。而不能当成科学的论断。 　　不仅有无意境不是衡量诗歌艺术高下的唯一标尺，而且意境本身也有高下之别。不辨意境之高下，是难与谈诗的。意境包涵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不是一个纯艺术的概念；意境的高下，不仅仅是艺术水平的表现。正如风格取诀于人格；艺术境界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的思想境界。不同的诗人面对同一景物会写出意境不同的作品，如王之涣的《登鸦雀楼。与畅当的同题之作；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与高适、岑参、薛据的同题之作。而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也会创造出美学价值不同的意境，如王维前后期山水诗意境之不同。由于诗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复杂性，所以即使是同一个诗人在同一个时期所写的作品，其意境的高下也未必相同。此外，体裁对意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所谓诗庄词媚，不仅是风格的差异，也是诗境与词境的区别。把意境仅仅局限于艺术的范围，既不考察诗人的思想境界，又不区别高境的高下，唯以意境为上，这无助于诗歌的理解、评论和欣赏。 　　讨论意境的文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参考前人关于意境的论述，偏重于从诗歌创作的实践出发，联系创作心理和欣赏心理，归纳众多的诗例，得出自己的结论。另一类是研究王国维的意境说。对王氏的观点加以阐释、评论，或溯其源流，或探其精微。以上两类文章研究的对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属于中国诗歌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分析，目的是总结中国诗歌的艺术经验，找出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后者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围，目的是对王国维的文艺思想作出恰当的评价。这两种研究都是必要的。但不论采取哪一种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都有一个如何对待王国维的问题。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多方面探讨了意境的涵义，建立了一个新的评论诗歌的标准，他的贡献是卓著的。但王国维对意境的论述远未臻于完善。我们可以用王国维的意境说去阐释古代的诗歌，但不应扣守王氏之说。我们完全可以从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提出一套更完整更系统更能揭示中国诗歌艺术规律的意境说来。王国维作了总结的，我们仍可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总结；在他涉及的领域之外，我们还可以开拓新的领域。只有这样，对意境的研究才能逐步深入。 　　二 诗人之意境诗歌之意境读者之意境 　　有诗人之意境，有诗歌之意境，有读者之意境。这三种意境应当是统一的，但事实上并不统一。诗人之意境在未诉诸语言之前，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不能体会。而诗人一旦将自己头脑中浮现的意境诉诸语言以诗的形式凝固下来，就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这待歌之意境和诗人之意境就不一定完全相同，诗人头脑中浮现的意境未必能完美地诉诸语言符号。而读者接受这些语言符号，在自己头脑中再现的意境又必定带着读者主观的成分。因为读者必须借助自己的想象、联想和类比，才能把凝固的语言符号还原为生动感人的画面，所以读者之意境也不一定能与诗人之意境相吻合。“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所说的就是这种差异。在从诗人到读者的这个链条中，诗歌虽然是一个中间环节，对它的解释难免带有解释者的主观性，但它毕竟无须依赖读者而存在。读者不一定都能进入意境。读者不能进入意境，不等于诗就没有意境。读者之意境对诗人之意境。诗歌之意境并没有规定作用。后者可以不同于前二者，但不能界定和改变前二者。 　　因此，若论意境就应该首先确定所论是哪一个层次上的意境。如果是论诗人之意境，那么也就是论意境之形成。如果是论诗歌之意境，那么也就是论意境之表现。如果是论读者之意境，那么也就是论意境之感受。这是互相联系着的各不相同的问题。本文上篇只限于论述诗人之意境与诗歌之意境，从其中的几个小标题“意与境的交融”、“意境的深化与开拓”、“意境的个性化”、“意境的创新”，可以看出我是从形成意境与表现意境这两个角度立论的。现在再就读者之意境略陈己见。 　　既然读者之意境是一种感受，那么就应该分析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如果笼统地说，可称之为沉浸感。暂时忽略了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个心灵沉浸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之中，得到美的满足。具体地说是以下三种感觉： 　　一、熟稳感。这是一种温馨而亲切的感觉，自己过去的审美经验被唤起，并和诗人取得了共鸣。读李白之诗则已身为李白，读杜甫之诗则已身为杜甫，或若亲践南亩，或若身居辋川．一切历历在目，宛如身临其境。自己本来有过某种审美经验，但那是模糊的、潜在的，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去表述它，忽然读到一首诗，它说出了自己想说却说不出的话，遂沉浸其中得到快慰。况周颐《蕙风词话》说：“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香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侠而惧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这段话里所说的涵泳玩索之际得到的那种美感，接近于我所说的熟稳感。 　　熟枪感之所以使人感到快慰，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一是对以往审美经验的再体验。读者被带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气氛之中，得以重新去温习它、回忆它，就象故友重逢、旧地重游、旧梦重温所得到的快慰一样。二是诗人既然说出了自己也曾感受过却说不出的经验，遂对他产生一种知己与信任的感情。千古之诗人先得我心。当然是一件决事。三是伴随着对往日经验的回忆，而加深了对这经验的认识与理解，感到自己的理智更成熟了，从而得到满足。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能引起熟检之感的作品不胜枚举。陶渊明那些表现劳动生活、描写田园风光的诗歌，只要是在农村劳动过的人，无论什么时候读来都是亲切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每读此二句，则神游冥想，如置身于村舍篱落之间，沉浸到一片绿色的宁静里去。杜甫以仁人之心体察自然界的景物，在诗中创造了许多隽永深邃的意境。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之一）之写自然界的小动做“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气。绝句二首》之一）之写自然景物间彼此衬托相映成趣的一点发现，都有这种效果。此外如欧阳修的“日暮人归尽，沙窝上钩舟。气。晚过水北均黄庭坚的“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陈与义的“卧着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襄邑道中》）都给人似曾相识的熟稔感。 　　二、向往感。这是一种混合着惊讶、希望与追求的感觉。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性格，对人生、宇宙的新的理解，忽然展现在眼前，既夺目又夺心，使人兴奋而愉快。李白的《蜀道难》，贺知章读后称他为‘摘仙人”，解金龟换酒为乐，就是沉浸于这种向往感，既向往他的诗又向往他的人。光怪陆离的李贺歌诗在读者心目中所引出的意境，也多伴有这种感觉。那由羲和敲打着的发出玻璃声的太阳那因满布寒霜而敲不响的战鼓；那天河之中象石子一样漂流着的星星，那由老兔寒蟾泣成的天色，都能把读者带入从未经验过的境界中去，使人产生惊奇之感与向往之情。岑参的边塞诗为读者揭示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白雪的辉映下那冻不翻的红旗；由一夜大雪引出的春风与梨花的联想，都使人赞叹向往。并不仅仅是所谓浪漫主义的诗歌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凡是诗人独特的发现，完美的创造，都有磁石一般的力量，使人心向往之。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王湾《次北固山下》）“烟销日出不见人，效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绿蚁新酿酒，红泥小火炉。”（白居易《问刘十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荫来。”（徐俯《春游湖》）读者从这些诗句所得到的意境，也都带着向往之情，几乎是读一遍便永远铭记在心了。 　　三、超越感。这是在人格上或智力上走向完美的一种喜悦之感。诗人为我们打开一扇大门，展现了一个光明和智慧的世界。我们在诗人的引导下步入其中，原来的苦恼、困惑，名利之欲，怯懦之情，象抖去衣上的灰尘似地抖掉了。我们感到超越了故我，变得更纯净、更聪明、对人生更有信心了。熟稔感是回顾，向往感是追求，超越感是即时即刻向真善美的靠近。 　　超越感的建立，依赖诗人高尚的人格，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切理解，及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也依赖读者自身向上的要求。没有这种要求，就不会得到这种美感。 　　屈原的《离骚》为什么至今仍能激动我们的心，就因为诗人在其中表现的高尚人格对我们有一种净化的作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仿佛跟着屈原一起向着一个美好的目标奋力迈进，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得到超越的喜悦。陶渊明的诗自然法泊，与他的人品是一致的。焦站说：“靖书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陶靖节先生集序》）所谓“天际真人之想”就是焦施读陶诗所得到的超越感。又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当读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句的时候所浮现的意境里也有这样一种超越感。春雨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就悄悄地来了，脚步是那样轻柔，不惊动任何人。她滋润着万物，默默的，无声无息。既不想让人知道，也不是存心不让人知道。“润物”乃是她的天职，已化成她的本性。这样的诗当然会使人的精神超凡升华，并从而得到快感。 　　以上论述了诗人之意境、诗歌之意境和读者之意境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意境。如果把读者即审美主体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我愿意对意境作如下的表述：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 　　三 境生于象而超乎象 　　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情景交融，这四个字本没有什么不疗，也许因为用滥了，反给人以肤浅的感觉。但我所说的“主观情意”，不只是“情”，而是包括了思想、感情、志趣、个性等许多因素。所以我有时索性用“情志”这个提法。我所谓“物境”也不等于‘憬”，“景”只是“物境”的一种，这是常识，无须赘言。至于意境相加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任何一部辞典，也不会把“交融对解释为“相加”。上篇所论意与境交融的三种方式：情随境生、移情入境、物我情融，没有一种是简单的加法。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这里还有一个境和象的关系问题。刘禹锡所谓“境生子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然而，只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作概念的演绎），联系自己欣赏诗歌的心理活动（离开自己的欣赏和涵泳，怎能体会古代诗论的真谛）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境和象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对刘禹锡这句话的发挥也未必符合他的原意。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子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挺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等群形，纠纷解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 　　可是，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由象到境，犹如从地面飞升到天空。人站在地上，被周围的东西包围着、变塞着，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景物。一旦翱翔于广衰的天空，就能看到超越于具体景物的一片气象。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经渭不可求。”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善于读诗和鉴赏诗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读诗进入意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好象长上了翅膀，自由地飞翔于一个超越时空的无涯无俟的世界之中。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他读董挺诗时的感受也正是这样的：“杏如搏翠屏、浮层澜，视听所遇，非风尘间物。亦犹明金粹羽，得于通高。” 　　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是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于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洲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色彩斑烂、千姿百态的云，它的脸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注：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此言内心与外境相接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九一页。 　　见《唐音癸签》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版第六页。 　　《文镜秘府论》十七势是王昌龄的著述，第九“感兴势”曰：“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王利器校注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第一二六页。 　　第十六“景入理势”日；“景入理势者，诗一向宫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宫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第十“含思落句势”日：“上句为意语，下旬以一景物堪愁，与深意相惬便道。”同上第一三二页、一二九页。 　　据赵万里。静安先生年谱。，此序乃王国维所作而托名樊志厚的。 　　“回头暮见”应作“攀然回首”。“正”应作“却”。 　　见《诗人玉屑》卷八引。诗眼。，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一七三页。 　　《明史·李梦阳传》：“弘洽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条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情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中华书局点校本第七三四八页。 　　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枷。赐策堂本。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 　　《南史·张融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日：‘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三法。名日：‘非恨臣无二王法，亦很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八三五页。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0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九一页，一九四页。 　　谭献《复堂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一九页。 　　《蕙风词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0年四月第一版第九页。 　　《刘宾客文集》卷一九，《四部备要》本。《全唐文》“搏”作“转”，“粹”作“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