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大学章句_和_大学问_看朱熹与王阳明在认识论中的异同

第 卷第 期 年 月 河 北 职 工 大 学 学 报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从 《大学章句 》和 《大学问 》 看朱熹与王阳明在认识论中的异同 段景莲 ’ 王丽 霞 ’ 河北大学 哲学系 , 河北 保定 中山大学 哲学系 , 广东 广州 一 摘要 朱熹和王阳明在认识论中的不同是很明显的 。 主要在于 , 朱熹主张由外物而之心 , 再由心而之外物 。 王阳明则不然 , 他主张直指本心 。 但是 , 在认识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上 , 二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 却很少为人所注意 。 这个 特点就是 , 认识的问题与人的道德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 而这种关系又恰恰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不同于西方 认识论的特点之一 关 健 词 朱熹 王阳明 理 良知 中圈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朱熹的 《大学章句 》, 王阳明的 《大学问》都比较集中地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 , 同时也反映了二人 在认识论中的不同 。 但是 , 朱熹和王阳明的认识论 , 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认识论 , 而是始于道德 , 而 后又最终归于道德的一种 “ 认识论 ” , 它是为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服务的 。 因此 , 朱熹和王阳明在这种 认识论上又是殊途同归的 。 朱熹与王阳明格 、 致之异 《大学》作为儒家 , 特别是宋明道学家所尊奉的经典之一 自然而然的中受到朱熹 · 王阳明的重视 , 从而 《大学章句 》、 《大学问》也是体现二人思想特征的重要著作 。 朱熹认为 《大学 》是 “孔 氏之遗书 ” “ 为初学入德之门 ” 的必修课程 。 “ 大学之道 ” 是 “ 明明德 , 新民止于至善 ” , 即是我们所说的三纲领 , 其 下又有 “格物 、 致知 、 诚意 、 正心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八条 目 。 而在八条 目的解释中 , 惟独 缺少了对 “格物致知 ” 的解释 。 朱熹认为这是由 “ 闽文 ” 造成的 , 因此 “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 ” 。 这样 , 一方面详尽阐释了其认识论的基本思想 , 另一方面说明其在认识论上承袭二程 , 即以 “理 ” 为核心 , 而 王阳明对 《大学》的理解则与朱熹不同 , 龙场悟道前 , 他重在释 “ 诚意 ” 并以此反对朱熹 “ 补阔文 ” 之 说 。 龙场悟道后 , 他确立了 “ 致良知 ” 的观点 , 其认识论亦绕此展开 。 所以 , 朱熹 、 王阳明认识论之不 同 , 可以从 《大学章句 》与 《大学问》中 , 特别是从对 “格物致知 ” 的理解的差异中体现出来 。 朱熹认为 , “ 致知在格物者 , 言欲致吾之知 ,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 ” 大学章句 他把 “致 ” 释为 “ 穷极 ” , “ 知 ” 释为 “识 ” , “致知 ” 就是 “推及吾之知识 , 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 ” 大学章句 朱熹又 把 “格 ” 释为 “至 ” , “物 ” 释为 “ 事 ” , “格物 ” 就是 “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 ” 《大学章句 收稿日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段景莲 一 , 女 汉 , 河北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导师 , 副教授 河 北 职 工 大 学 学 报 第 卷 朱熹认为 , 人心本来有知 、 有理 , 但人心之理人不能无为而 自识 。 因为人心之 “ 理 ” 与事物之 “ 理 ” 是 同一源头的道理 , 推致人心之 “ 理 ” , 还要借助于外物 , 借助于 “格物 ” 。 “ 穷尽事物之理 ” , 才可明心中 之知 、 心中之理 。 朱熹在 《大学或问 》中言 , “ 致知之道 , 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 。 格者 , 极至之谓 , 如 格于文理之格 , 言穷至其极也 ” 。 就是说 “格物 ” 首先要 “ 即物 ” , 即到具体事物上去考察 , 要实际接触 事物 , 不能离物而空谈 其次 , 要 “ 穷理 ” , 即研究事物之理 第三 , “ 至极 ” , 要把事物之理推到极致 。 如何才算是穷极呢 朱熹在 《大学章句 》中阐述道 “ ⋯⋯至于用力久 ,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 , 则众物之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里精粗无不到 , 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 。 心与理二者是相即不离 、 互相依存的 。 只有明察事物 的 “ 表里精粗 ” , 穷至人心的 “全体大用 ” , 才是明 “ 理 ” , 才是 “物格 ” 、 “知之至 ” , 必须 “ 今 日格一物 , 明日格一物 ” , 经过反复积累 , 人的认识才可发生飞跃 , 达到 “ 豁然贯通 ” 。 这事实上是一种由特殊到普 遍 , 由个性到共性的飞跃 。 这种飞跃应是对心中己存之知的验证和升华 , 这与逻辑学上的归纳法有相似 之处 。 朱熹的 “ 格物致知 ” , 并不是从对具体一物一物的 “ 格 ” 中得到知识 , 使主体增添关于客观事物的 知识 , 而是在对事物之理的穷极过程中推广扩充 , 外现人之知识 , 使己有之知识 “ 发得出来 ” , 并体现 于对外物的具体认知上 。 “ 人心莫不有知 。 · ⋯所谓致知者 , 只是教他展开使尽 ” 朱子语类 》卷 。 这样 , 通过格物致知 , 体察由经历所理会的道理 , “ 又当是 自家合下元有底 , 不是外面旋添得来 ” 《朱 子语类 》卷 。 这样一个过程是由内向外的推广过程 , 相当于逻辑学上的演绎过程 。 但是 , 纵观朱熹的认识论 , 我们既不能说它是单一的归纳过程 , 即由外到内 由个别到一般 的回 归过程 , 也不能说它是单纯的演绎过程 , 即由内到外 由一般到个别 的扩展过程 。 朱熹的认识过程 , 实是由外到内 , 再由内到外的双向过程 。 这种特殊认识过程的前提 , 就是朱熹的 “ 知 ” 与 “ 理 ” 于人都 是先于经验的 。 他在 《大学章句 》中讲 “ 人心之灵 , 莫不有知 , 而天下之物 , 莫不有理 ” 。 其 “ 知 ” , 则 是人固有的认识能力 , 而非我们所说得后天培养训练的结果 其 “ 理 ” 不仅固有于物 , 也固存于人心 。 因此 , 当格物者今 日格一物 , 明日亦格一物时 , 这种 “ 格物 ” 的功夫 , 并不是我们的 “ 亲 自下手一番 ” , 而是启发人心中之理的一种手段 。 与朱熹相区别 , 在 《大学问》中 , 王阳明释 “ 致 ” 为 “ 至 ” 。 他说 “ 致者 , 至也 , 如云丧致手之 致 ” 。 “致知云者 , 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 , 致吾心之 良知焉耳 。 ” 可见王阳明的 “致知 ” , 不再 是朱熹扩充 自己内在所固有的知识于事事物物了 , 而是穷至吾人的 “ 良知 ” 。 如果说朱 熹的 “ 理 ” 从某 种意义上讲 , 还带有一些 “ 物理 ” 的话 , 那么王阳明的 “ 良知 ” 则纯粹是人世间的道德原则了 。 他在 《大学问 》中讲 “ 良知者 , 孟子所谓 ‘是非之心 , 人皆有之 ’ 者也 ” 。 “ 良知 ” 即是 “ 是非之心 ” 。 这种 “ 是非 ” 不是经验层面上的正确与错误 , 而是在施行道德原则中的正与不正 。 这样 , “ 良知 ” 就成了人的 意念所发时善与不善的体察者和仲裁者 。 但是 , 由于 “ 良知 ” 是 “天命之性 ” , 所以 , 它本身是无不善的 。 王阳明虽释 “致知 ” 为 “ 致 良知 ” , 但是他同样认为 “致知必在于格物 ” 。 不过 , 他对 “格物 ” 的理 解与朱 熹不同 。 首先 , 他训 “ 格 ” 为 “ 正 ” 。 他在 《待习录上 》云 “格者 , 正也 ,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 ” 又说 “ 正其不正者 , 去恶之谓也 归于正者 , 为善之谓也 。 ” 王阳明全集 》卷 由此可知 , 王阳明 的 “ 正 ” 的内容完全不涉及对事物之理的认识和验证 , 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去恶从善 。 诚然 , 古人往往 也训 “ 物 ” 为 “ 事 ” , 比如人与人间的关系 , 人的行为 , 均可谓之 “ 事 ” 。 但是 , 王阳明却走得更远 。 王 阳明有四句名言 “ 身之主载便是心 , 心之所发便是意 , 意之本体便是知 , 意之所在便是物 ” 。 意 , 即人 的意念 , 意未发时 , 是心的本然状态 , 一旦意一发动 , 便有善恶之别了 。 在王阳明看来 , 这善 、 恶的意 念也就是物了 。 因此 , 他才说 “ 正其不正者 , 去恶之谓也 归于正者 , 为善之谓也 。 ” 这里的善 、 恶 , 不 仅仅指人的言行 , 也指人的意念 。 在朱 、 王二人的认识论中 , 他们虽然对 “ 物 ” 的理解不尽相同 , 但二人的认识过程却是尽异的 。 朱 熹的认识过程必然经过人身之外的他物 事 的启发 , 心中之 “ 理 ” 才能发挥出来 , 而王阳明的认识过 程则是对于不善的念头 , 要如同 “猫之扑鼠” 一样 , 一眼看着 , 一耳听着 , 一旦出现 , 立即彻底地将它 第 期 段景莲等 从 《大学章句 》和 《大学问 》看朱熹与王阳明在认识论上的异同 清除掉 。 值得指出的是 , 古人的认识问题往往和道德修养问题并存 , 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 。 朱熹 、 王阳明认识论相异的原因 朱熹 、 王阳明二人在认识论上的不同 , 归根到底在于他们对 自己哲学中基本范畴的理解不同 。 朱熹 哲学的基本范畴是 “太极 ” , 是 “ 理 ” 。 他认为 “ 理 ” 是天地人物之源 , 理先于天地人物而存在 。 在 《朱 子语类 》中朱熹多次申述一种观点 理在气先 , 理生气 。 在朱熹那里 , 气是构成天地人物的物质质料 , 气聚成天地人物之形体 。 他又语 “人人有一太极 , 物物有一太极 ” 。 在这里 , 人人物物所具有的 “太极 ” 不各是 “太极 ” 的一部分 , 而是一个完整的 “太极 ” , 如同天上的月亮映照在大地上的千万条河流湖泊 一样 。 这就是朱熹的 “ 理一分殊 。 ” 在朱熹看来 , 分殊之 “ 理 ” 具于天地人物 , 则是天地人物之性 。 由 上可知 , 朱熹的 “ 理 ” 具有 “ 双重身分 ” 。 一是作为天地人物之源的理 , 一是作为天地人物之性的理 , 既 然理具于人物则为人物之性 , 并且人物之理各是一个 “ 完整 ” 的 “天理 ” 。 那么 , 天地人物之性就应该 是等同的 。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 天地人物不仅形体各异 , 天地人物之性也各不相同 。 朱熹解释这种现 象是因为天地人物察气不同而造成的一种假像 。 由于人物察气不同 , 使人物本有之 “理 ” 不能充分显现 , 这是所以异的原因 , 人要想使内在之 “ 理 ” 充分发扬出来 , 则必须以外在事物磨励杂而不 纯的气质 , 一 旦气质由杂变纯 , 那么 , 人心之 “ 理 ” 与外物之 “理 ” , 交相辉映 , 合而为一 。 这一内外合一的结果 , 在 朱熹看来就是人对 “ 天理 ” 的把握 。 于是 “格物致知 ” 的大功告成了 。 这种 “ 内外合一 ” , 就是朱熹在 认识论中强调由外到内 , 再 由内到外双向认识过程的原因所在 。 王阳明则不然 。 王阳明的哲学最高范畴是 “ 心 ” , 即 “ 良知 ” , 他认为心外本无物 , 心外本无理 。 不 仅如此 , 他对 “物 ” 的理解也与朱熹不同 。 他不仅把 “物 ” 看成是宇宙间存在的事物 包括人与人间的 关系 , 也指人的 “意念 ” 。 因此 , 王阳明 ‘ ,, 自外无理 ” , ‘ ,, 自外无物 ” 的命题 , 就应该包括了两个方面的 含义 一方面作为实有的宇宙万物来说 , 在宇宙有了有自我意识的人之后 , 宇宙万物就不再纯然是 “ 自 在之物 ” 了 。 它们与人 已经 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交互作用 。 正如王阳明的 “ 心中观花 ” 当你未看此花 时 , 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当你来看此花时 , 此花颜色便一时明白起来 。 人与物的这种交互作用的观点 是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明显特征之一 。 因为只有在人与物的交互作用中 , 人物各 自的价值才能得 以实现 。 另一方面 , 王阳明不仅把 “ 良知 ” 看成是人本 自有的东西 , 而且 “ 良知 ” 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 等道德原则 。 这样人之初不仅性本善 , 而且人生来就具有区别是非善恶的能力 。 所以 , 王阳明在 《传习 录上 》说 “ 良知不假外求 。 ” 因为 “ 良知不 由见闻而有 , 而见闻莫非 良知之用 。 故 良知不滞于见闻 , 亦 不杂于见闻 。 ” 《王阳明全集》卷 如父 自然知孝 见兄 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 , 自然知恻隐 , 这便是 “ 良知不假外求 ” 。 既然 “ 良知 ” 不假外求 , 那么在认识过程中 , 王阳明便省却了朱熹 “今 日格一物 , 明 日格一物 ” 的工夫 , 而直接体认本心 了 。 当然 , 王阳明并不认为有形的天地人物都是从人的 “本心 ” , 即 “ 良知 ” 生发出来的 。 因为 “ 良知 ” 产生天地人物的观点即使是在封建的明代 , 无知无识的老百姓也是不会相信的 。 用一种人们不相信的说 教去教化百姓 , 并以此要完成他终生的破心中贼和破山中贼两大任务是荒唐的 。 所以 , 王阳明为了 “破 心中贼 ” 的任务 , 才把 “ 物 ” 作了新的解释 “ 意之所在便是物 ” 。 既然人的 “ 意念 ” 就是物 , 而且这 “ 意念 ” 的是非对错 , 人本 自知 , 那么对这 “物 ” 的认识 , 也就根本不用求助于外物了 。 因此 , 王阳明 才把 “格物 ” 解释为 “ 正物 ” , 即 “ 正其不正 , 以归于正 ” 。 也就是把不正的念头纠正过来 , 使之符合仁 义礼智 , 这就是 “格物 ” , 这就是 “致知 ” 。 所以 , 他告诫人们说 , 对于不善的念头 , , 要如同猫之扑鼠 , 一眼看着 , 一耳听着 , 一旦有不善念头出现 , 就立即彻根彻底地消灭掉 。 消灭了不善的念头 , 一切言行 皆归于正 。 于是心中的贼被破掉 , 山中的贼也就 自然没有了 。 可见 , 从认识方法上看 , 朱熹和王阳明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 。 河 北 职 工 大 学 学 报 第 卷 朱熹 、 王阳 明认识论之同 其实 , 朱熹 、 王阳明认识方法的不同 , 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象 。 从实质上讲 , 朱 、 王的认识方法还是 十分一致的 。 首先 , 朱熹虽然讲 “ 天理 ” 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 , 并且 “ 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 , 却只有理在这里 ” , 但是 , 一旦气聚成人物之形 , 而 “ 理 ” 也赋予人物之内 , 成为天地人物的属性 。 这属性的内容也如同王 阳明的 “ 良知 ” 一样 , 无非就是仁义礼智 。 不同之处只在于天理或 良知 , 一是先外在于人物而后具于人 , 一是本 自在于人 。 其次 , 朱熹和王阳明都把仁义礼智看成是人的道德的最高标准 , 是人一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 再次 , 朱熹 、 王阳明二人都认为人的认识必须通过道德修养的过程才能获得 。 当然 , 这种的道德修养为前提的认识途径和方法 , 不仅仅是朱 、 王所特有的 。 这种有别于西方的认 识方法 , 实际是中国哲学总体特征的表蜿之一 。 中西方认识途径 、 方法相异的原因 , 主要在于对人与 自 然界 、 宇宙间关系的理解上 。 西方人主张 “人为自然立法 ” , 而具体的表现则是作为能动的主体的人对 自然界的认知和改造 。 于是 , 西方人注重对外在知识的探求和积累 , 并以知识为基础 , 然后再上升到道 德层面 , 即 “美德即知识 ” , 与此相异的则是中国古人的认知方法 。 由于中国先民生活的地理环境 , 要 求他们必须做到天时 、 地利 、 人和 。 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中国人 “ 天人合一 ” 的观念和认知方法 , 所谓 “合一 ” , 并非指 “天 ” 合 ‘ “人 ” , 而是指人要在注重内在修养的过程中 , 逐渐体察天理 , 与空 、 时合一 。 这是中国先民注重生命的一种具体表现 。 由于中国古人注重生命 , 必须注重道德的修养 。 因为只有内敛 而非外驰的修养方法 , 才能使人进入一种虚静状态 , 并在此状态中感知外界的变化 , 更好地协调天 、 地 、 人的关系 。 因此 , 人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渗透在认识论中 , 在古人敬天爱民的治国论中 , 也有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 。 由于此 , 朱熹 、 王阳明在认识论中的相同 , 也就是一种传统的必然了 。 场叭 一 一 , 认叭 一 , , , , , , , 一 , , 一 , , 溉 , 场人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