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

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 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 ———从著名曲家张充和说起 ［美］孙康宜 编者按:张充和女士为国际著名的曲家、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法家。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女士为国际著名汉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 Chace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2009年秋，经孙康宜教授协助请求，张老曾为北京语言大学赐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墨宝，本刊将此墨宝始刊于2010春之卷封底，以作纪念与鞭策。本期特隆重推出孙康宜教授所赐大稿，介绍张老在昆曲演艺方面的成就，尤其是1949年以来为昆曲演艺在海外的传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飨读者，并借此机会向张老和孙教授致敬! 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 ———从著名曲家张充和说起 ［美］孙康宜 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02期 提要本文旨在讲述1949年以后昆曲演艺在海外的传播及其与文人文化的关系。在此六十年离散又聚合的传承绵延中，著名曲家张充和女士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曲学精神方面，张女士一直传承了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文化曲人”的传统，亦即昆曲与诗书画三绝融合为一的传统。而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台湾———尤以吴梅所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文化曲人传统最为人称道。但这个传统并非凭空就在海外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充和女士和其他文人在抗战烽烟的大流离中(1937－1945)所建立的昆曲文化之延续，尤其是充和以一代才女的角色东奔西走，风云际会中聚合了众多曲人，传播了艺苑佳话。本文通过她与北美的曲社同仁以及台湾的吴门弟子多方联谊，吟唱不辍，以曲会友兼题诗留画等活动，讲述了一群旧友新知如何弘扬了华夏美声的海外乐章，同时也表现出中国文化随同华人一起走向世界的生命力。 关键词 张充和 吴梅 文化曲人 蓬瀛曲集 纽约海外昆曲社 此文为北大古文献中心、中文系以及美国耶鲁大学于2010年3月8日至9日共同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所撰写的论文，特此声明。 1949年是海外昆曲最关键性的一年。也可以说，历史和政治的偶然直接促成了昆曲在海外兴盛的必然。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藉着1949年以后昆曲在海外的传承关系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殊生命力及其长久之韧性。从某一方面来说，昆曲一直是海外曲人生命中的精神寄托。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这些海外华人总是努力让传统中国的昆曲文化继续延绵下去。在这篇文章里，我要以著名的世纪老人张充和女士的昆曲成就作为讨论的主轴，因为在振兴海外昆曲的事业上，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在深入讨论海外昆曲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下张充和女士和她那一代文化人早年在中国大陆所受的昆曲教育。若纯粹从技艺上的师承关系来看，充和的第一位昆曲老师沈传芷是著名昆曲家沈月泉的儿子，不论是小生戏或是正旦戏，他样样都会，充和有这样一位启蒙老师实属幸运。此外，还有“江南笛王”李荣忻教她吹笛。所以充和很年轻时就经常有演唱昆曲的机会。后来她进北大读书，开始跟弟弟宗和定期参加俞平伯先生创办的谷音曲会，那个曲社的活动就在清华大学举行。[1]在那期间，她也曾去青岛参加过两次曲会，因为沈传芷当时正在青岛教曲。[2] 然而，若从“文化曲人”的薪火传承意义来说，应当说充和是吴梅先生(1884—1939)的女弟子。虽然充和没正式选过吴梅先生的课(1934年她进北大时，吴梅先生早已离开北大)，但在苏州，她们家和吴家来往密切，充和经常有机会向吴梅先生请教诗词和曲律，故早已认他为师。重要的是，充和一直受传统教育，故十分熟悉“曲学大师”吴梅所代表的那个文人文化;她尤其欣赏文人传统中那种不媚俗、不为谋利而作的精神。[3]同时，身为一个自幼熟谙诗书画的才女，充和很早就体会到昆曲实与诗书画的韵致有其共通之处。所以当初她开始要收藏一些曲人的字画时，第一个就想到要请吴梅先生在她的《曲人鸿爪》书画册的首页上题字(图1)。[4]我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充和的心目中，吴梅先生一直代表着传统中国的文人传统。果然，那次吴梅给充和抄录的就是他的自度曲《北双调·沉醉东风》，其中特别提到清代画家王蓬心(王宸)那种“自写胸怀”的文人画风格。难怪多年后余英时先生在给充和的一首赠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霜崖不见秋明远，艺苑争推第一流”，也点出了充和师承吴梅(霜崖)的关系。[5] 图1吴梅题字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的海外昆曲———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台湾———所传承的也正是吴梅所代表的文化曲人传统。但这个“文化曲人”的传统并非凭空就在海外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八年抗战期间文人昆曲文化的延续。所以，以下容我先就抗战时期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抗战时期的文化曲人 众所周知，在八年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日军轰炸，许多学者、学生、作家、艺术家们都纷纷逃难到了昆明、成都、重庆等地区。在这些漂泊人士当中，有许多人受过国学根底深厚的教育，而且也熟谙昆曲，所以他们经常召开曲会，一方面可以同唱昆曲，也可以藉此交接其他许多文化友人。可以说，当时的曲会有点儿像欧洲的salon，是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也是战乱时期的一个精神“避风港。”那些来自各地的人，本来无缘相识，却无形中因为逃难而相识，因此更加珍惜彼此的缘分和文化认同。那时才刚二十来岁的张充和女士首先来到成都，再到昆明、呈贡等处，最后又到了重庆。每到一处，她都是曲会里的重要成员，也经常在戏院里演唱昆曲(图2)。 图2充和在成都时演唱《刺虎》剧照 在昆明时，充和的主要工作是参与教科书的编纂:由她编选散曲，沈从文编选小说，朱自清编选散文。有关那段期间的经验，充和至今最难忘的乃是1939年1月在查阜西先生家参加曲会的那一次。那天，昆明附近的许多曲友都闻风而来，大家同聚一堂，在查府轮流唱曲，好不愉快。座中正好也有吴梅先生的儿子(老四)吴南青，他很会吹笛，经常在充和上台演出时扮演伴奏的角色。那天他也照例为充和吹笛。到了晚间，曲友们正在用餐时，吴南青突然接到一个电报。只见他看完电报之后，脸色变得沉重，接着立即起身，向大家鞠个躬，说道:“我父亲过去了”。 那时抗战才开始不久，在场的各位都为那突来的消息感到十分伤心。但冥冥中吴梅先生的早逝似乎在提醒大家:尤其在战乱时期，昆曲的传承更加显得重要。原来，早在民国初年，昆曲已到了频临失传的边缘，后来幸而在吴梅等人的努力之下，才使穆藕初、张钟来等人创办了昆曲传习所，而直接促成了苏州昆曲的复兴。然而，在他年轻时，吴梅曾一度因找不到昆曲老师而感到烦恼。所以在《顾曲麈谈》中，他曾说道:“余十八九岁时，始喜读曲，苦无良师以为教导，心辄怏怏”。一直到后来，吴梅才终于有机会师从清唱大家俞粟庐(俞振飞之父)———当然，在那以前，他早已学诗于陈寅恪之父散原老人，学词于朱祖谋。但自从学习昆曲艺术之后，吴梅则开始专心推动昆曲，不遗余力。他先后在北京大学(1917—1922)、南京中央大学(1922—1927，当时校名为东南大学;1928—1937)、广州中山大学(1927)、上海光华大学(1928)等校教授词曲。[6]他能作曲谱曲、唱曲吹笛，而且还经常在曲会中登台客串。[7]从这一方面看来，吴梅研究昆曲的途径和方法显然和王国维的考证曲学大有不同，正如唐圭璋先生在《回忆吴瞿安先生》一文中所说: 近代研究戏曲贡献最大的，当推海宁王静安先生和吴瞿安先生两人。静安先生从历史考证方面研究中国戏曲的源流与发展，作《宋元戏曲史》，开辟了研究戏曲的途径，瞿安先生则从戏曲本身研究作曲、唱曲、谱曲、校曲……他自己不仅能作、能谱、而且能吹、能唱、能演……。[8] 不久前，陈平原在其《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一文中也特别强调，王国维先生“重历史考证，”而吴梅先生则“重戏曲本身”，前者的贡献主要在于“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而后者则“更像是艺术修养很高的传统文人”。[9]的确，与许多当时的“文人”相同，吴梅先生最喜欢与曲友们一同吹笛度曲。[10]因此，他曾在北京、苏州、南京等处创造曲社，并与王季烈、路朝銮(金坡)、溥侗、俞振飞、夏焕新、项馨吾、张锺来(张紫东)、蔡晋镛等曲友定期相聚。而且，无论在课堂或课外，他都不忘培养优秀的曲人后辈。在度曲、唱曲、校曲方面，他的桃李满天下，是有目共睹的。吴梅先生的高足包括卢前(卢冀野)、汪经昌(汪薇史)、俞平伯等，他甚至指导职业演员顾传玠、朱传茗等人排演他的自制《湘真词》曲谱，还收北昆演员韩世昌为学生。可以说，吴梅一生最重师生的薪火传承，一直到逝世的前夕，他还在努力校对他的得意门生卢前所作的传奇和曲词。[11] 而张充和女士一向最佩服吴梅先生的，也就是他这种不断提携昆曲后辈的精神。后来吴梅先生的几位杰出弟子(例如卢前、汪经昌等)都先后在抗战期间成为充和的曲友或同事，并经常一道登台演唱。总之，充和的昆曲生涯一直和吴梅先生的文人传统分不开，许多吴梅的朋友和门徒也都在充和珍藏的《曲人鸿爪》画册里各自留下了他们的作品。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极其亲密的师生传承关系，实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质息息相关，尤其在战乱时期这种师生关系更显得重要。比如说，抗战期间昆明的西南联大乃是一大文化本营。在《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一文中，陈平原教授就曾敏锐地指出，有关后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追忆”，始终是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这可能与当时大家一起在“炮火纷飞中”进行“传道授业解惑”的经验有关。[12]张充和女士虽然从未正式任职于西南联大，但她在昆明时与沈从文和朱自清(西南联大教授)共同编教科书，故与西南联大的师生过从甚密。 1939年秋季，由于日军轰炸昆明日益猛烈，充和就与沈从文一家人和西南联大的几位师友一起逃往云南的乡下呈贡。充和当时住在一个名为云龙庵的祠堂中，故以“云龙庵”名其居处。唐兰先生后来就住在充和的楼上，因而也经常和充和一同唱曲。唐老原为充和的北大教授，1940年直接从河北地区坐船到呈贡(并开始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执教)。据说当他初抵云龙庵时，他与充和两人因为太激动，难以言说，于是就一同背诵杜甫的“秋兴八首。”当下唐老就为充和题匾“云龙庵”三个大字，至今仍为充和所珍藏。有趣的是，就在那个宽敞却很简陋的临时住处内，充和因陋就简，居然利用佛像前的空处，在两个汽油桶上搭起一块长木板，自制了一个长长的书案。每逢友人来访，充和就与他们在那桌子上一同写字、作画、弹琴、唱曲，大有刘禹锡陋室接待鸿儒之乐。当时充和还特别准备了一个长卷，让朋友们在上头轮流题上字画，名为《云庵集》。至于曲人，则大都在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中题上字画，以为纪念。直到今日，充和仍视这两件珍藏为至宝。 1941年充和迁居重庆，开始在教育音乐委员会里工作，负责选曲。有趣的是，充和平生唱曲唱得最多的就是在重庆的那几年。据她回忆，当年即使“头上有飞机在轰炸”，他们仍“照唱不误”。可以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的昆曲文化最兴盛的地区是重庆，而非苏州。对充和本人来说，在重庆那几年的经验也是极其难得的。 首先，充和有幸与吴梅的得意弟子卢前(字冀野)同在教育部的音乐委员会里共事。两人是在策划劳军节目的会议上初次见面的。他们所策划的其中一个项目是有关公演《刺虎》的事宜。那次充和演《刺虎》中的费宫人，卢前则演其中一个龙套。1943以后，教育部的音乐教育委员会改成“礼乐馆”，馆址迁至北碚。礼乐馆的馆长为汪东(旭初)先生，礼组主任为卢前，乐组主任为杨荫浏。从此，充和经常与卢前、汪东、杨荫浏等人一起参加北碚地区著名的周家曲会。在曲会中，曲人们除了演唱昆曲，也都能诗词善书画。于是周家夫妇———即周仲眉先生和他的夫人陈戊双(陈横哲的五妹)———一直希望将这些曲友的题签文字留下来作纪念。有一天周夫人戍双突发雅兴，挥毫点彩，画成《琅玕题名图》一幅，该图背景带有淡淡的翠竹意象，主要为了让曲友们在这个富有诗意的图面上随意留下他们即兴的诗词作品。———“琅玕图”典出《牡丹亭》的《拾画》一出:“客来过，年月偏多，刻画琅玕千个。”———同时，主人周先生也写了一篇很长的《琅玕题名图序》，中有“寒花荒草，客来有玉茗之词”诸语。[13]不用说，这张面积颇大的《琅玕题名图》一时成为佳话。当时许多曲人都在《琅玕题名图》上头题写自己的诗作以纪其事，[14]其中包括卢前先生所题的《琅玕图题名图》散曲一套，实乃曲史上不可多得之作。或者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篇难得的“曲史”，其内容主要在叙述诸位曲友们在北碚周家聚集唱曲的盛况，尤其对每个人物的描写都十分逼真。充和被描写成“小叶娉婷”，更是神来之笔。 此外，自从搬去北碚之后，因为充和所住的宿舍与卢家紧邻，她与卢前一家人后来相处甚熟。尤其卢前经常到充和处写字、吟诗、题画。充和经常追忆那段逃难期间在北碚的朋友情谊。多年后，已经93岁高龄的充和终于能为好友卢前的遗著———即《卢前曲学四种》，四大册，由(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写序，因而倍感荣幸。重要的是，在那篇序的开头，充和不忘提醒读者有关卢前继承其师吴梅先生的传承关系:“霜崖先生的三大弟子:任中敏(讷)、汪薇史(经昌)、卢冀野(前)关于曲学方面，无论是教学或是著述，都是功不可没。” 1949年以后:昆曲在美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沧桑巨变，许多人就在那时到了海外。那年一月张充和女士和他刚结婚不久的德裔美籍丈夫傅汉思先生一同离开北京，赴美定居。当时他们住在加州的旧金山附近，因为傅汉思在伯克莱教书。后来1961年傅汉思受聘于耶鲁大学，他们就从加州搬到东岸的康州。不久充和也开始在耶鲁大学的艺术系里教书法，一直到1985年退休。 与许多移民到海外的人不同，充和女士来到美国之后并没有改行。多年来她一直推广她所热爱的书法和昆曲艺术。首先，抵达新大陆之后不久，她就和老曲友们(例如西岸的李方桂夫妇和东岸的项馨吾)合力把国内的曲会活动带到了美国。在频频举行的曲会中，老朋友天涯重逢，彼此的感慨是可以想见的。这些老曲友早在抗战期间就与充和有过昆曲合作，所以来到美国也就经常唱和并同台演唱。能在海外振兴昆曲，让它在异国新生，实为这批新移民的贡献。但要在海外推动昆曲，也是极其辛苦的事。问题是，当时在美国，除了李方桂夫妇、项馨吾先生等人外，张充和女士在振兴昆曲方面，可谓孤军奋斗。就如充和的二姐张允和在《昆曲日记》一书中所转述，当时充和在美国开始唱曲，可谓耗尽苦心: 我的了解是，她(指充和)对于宣扬昆曲，开始是孤军独战，不，而是一个人战斗，最初几次演出时，自己先录音笛子，表演时放送，化妆更麻烦，没有人为她梳大头，就自己做好“软大头，”自己剪贴片，用游泳用的紧橡皮帽……。[15] 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中，充和对昆曲的爱好一直没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充和继续在美国唱、吹、教、演，甚至到法国、香港、台湾等地表演。经常由傅汉思教授演讲(傅先生已于2003年去世)，她自己则示范登台演出。仅在北美———除去她经常去的纽约市和当地的耶鲁校园以外———她曾先后到过20多所大学演唱昆曲———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加州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多年来，充和的昆曲在西方的汉学界已经引起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著名汉学家A. C. Scott(斯考特)就在他的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16]书中记录了充和的昆曲演出，其中包括美国观众对充和演出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17]为了培育昆曲人才，充和还在自己康州家中(即“也庐曲社”)每周教人唱昆曲———当年她的得意门生不少，包括宣立敦(Richard Strassberg)、李卉(即张光直夫人)、张一峯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回在给昆曲学生宣立敦的书法题字中，充和特别表达了对吴梅先生的怀念，足见她即使身在海外，也不忘把霜崖先生的薪火传承教给包括洋人在内的后辈。在给宣立敦的那幅题字中，充和所抄录的就是《桃花扇·寄扇》中的《新水令》小曲———正巧宣立敦也是研究《桃花扇》的一个著名美国学者。在那长长的一卷墨迹末尾，充和写道:“右桃花扇寄扇中一曲，为霜崖(指吳梅先生)所拍，其嗣南青曾为擫曲，今无人唱矣。”这种把昆曲和诗书画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很具体地表达了传统中国文人文化的流风余韵。藉着张充和等人的努力，这种中国文化精神才得以传到西方世界，并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创意。 此外，有一次在哈佛大学所开的曲会中，余英时先生为充和所写的一组诗，以及后来那组诗在曲人圈内所引起的热烈唱和，最能说明诗词与昆曲融合为一的精神。那是1968年的一个四月天，张充和女士带着她的女弟子李卉到哈佛表演昆曲。那天她们演唱《思凡》和《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曲会完毕，余先生就即兴地写了一组诗。因为当时大陆正在闹文革，故其中一首曰:“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 后来余诗整整沉睡了十年，一直到1978年秋才奇妙地“复活”了。 且说，在中国大陆，充和的二姐张允和女士自1956年开始就与俞平伯先生主持北京昆曲研习社，她经常帮助召开曲社大会，也屡次登台演出，故一时昆曲活动在大陆十分流行。但可惜在文革期间，昆曲却被整死了。一直到1978年文革过后，人们开始又可以欣赏昆曲了。就在那年11月间，张允和有机会到南京江苏省昆剧院看了一场昆曲———看《寄子》等剧———十分兴奋。当下张允和就提笔写信给在美国的四妹充和，告诉她有关南京演昆曲的盛况。接信后，充和立刻回信，并把从前余先生所写的那首诗寄给北京的二姐允和。当时充和在信中只说，那诗是“有人”在1968年的哈佛曲会中所写的，所以允和完全不知那诗的真正作者是谁。收到这首诗之后，允和十分激动。同时因为她刚从南京看昆曲回来不久，还处于十分兴奋的心境中，故立刻写了两首和诗，快寄给四妹充和。其中一首云:“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有趣的是，不久允和的许多曲友们———包括北京昆曲研习社的诸位同仁———都开始流行“和”余英时那首“故国如今无此音”的诗。最后他们将所有和诗集成一起，充和将之戏称为《不须曲》由戏剧名家许姬传用毛笔抄录下来，寄到美国给充和。其实余英时先生并非“曲人。”以一个“非曲人”的诗作居然能引起如此众多曲人的“读者反应”，而且这些读者反应还持续地贯穿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文化社群中，[18]由此可见旧体诗词与昆曲的密切关系之一斑了。 其实昆曲与诗书画三绝，原来就是息息相关的。有关张充和等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我在新近出版的《曲人鸿爪》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台湾的昆曲 另外，1949年以后的台湾也与当时美国的昆曲发展方向大同小异。台湾原来并无真正的“昆曲”，但1949年以后，几位从大陆抵台的曲人合力振兴昆曲，才使得昆曲艺术开始在台湾发展。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蒋复璁先生乃是台湾昆曲的关键人物。蒋复璁是曲学大师吴梅的弟子，所以他很早就精通昆曲，会演唱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同时也是充和多年的曲友，1940年代两人在重庆时就因唱曲而相识了。 但一般人并不知蒋先生也是一位优秀的曲人。这可能因为他一向以图书馆学专家著称，尤以保护古籍出名。抗战期间(1940年)中央图书馆正式在重庆成立，他即受命为首任馆长。1941年他曾冒生命之险，暗自潜往沦陷地区上海，从日本人那儿抢救出大量的珍贵古籍。后来他1949年到了台湾，毕生推动文化事业。当初他被聘为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以后则开始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因为他一直身居显要，后来在台湾热心弘扬昆曲，昆曲艺术才得以在台湾生根。 巧合的是，就在1965年蒋复璁先生刚上任故宫博物院后不久，张充和女士正好与夫婿傅汉思一起到台湾休假。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在四处奔波之后，两位同为吴梅弟子的老曲友又有机会在海外相会。就在那一年，蒋复璁先生经常为充和安排表演昆曲的机会，并藉着充和把昆曲艺术介绍给台湾的艺术爱好者。同时，他也把许多台湾的曲友介绍给充和，一时兴起了重振昆曲的热潮。当时充和的大姐元和和她的丈夫———即著名昆曲家顾传玠———恰好也在台湾，因此元和也经常粉墨登场。总之，台湾昆曲界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吴梅的曲学传统。 有关吴梅曲学的薪火传承，当时以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的汪经昌先生的贡献最为显著。汪经昌曾受教于吴梅先生，为吴先生的高足之一。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他即与张充和女士熟识(两人正好同岁)，经常在曲会中一同登场。有时汪经昌先生唱，充和吹笛。有时轮到充和唱，则由汪经昌先生吹笛。汪先生不但会清唱吹笛，也会制谱填词，且精研曲律，著有《南北曲小令谱》等书。所以1949年汪经昌一到台湾，就开始在师范大学教曲学课程，并设立师大昆曲社。多年下来，他培养了不少曲学方面的人才，包括不久前主编《昆曲辞典》(2002年)的洪惟助和目前担任纽约海外昆曲研究社的陈安娜。与台大郑骞等诸位曲学教授最大的不同是，汪经昌的教学法较注重实际演唱，所以他坚持学生们必须学习唱昆曲。同时，他积极加入当时台湾最著名的曲社“蓬瀛曲集”，不但经常参加该区社所举办的同期和曲会，而且还为后来出版的曲谱《蓬瀛曲集》写序。此外，他还延聘“蓬瀛曲集”的诸位曲学大将到师大校园教导学生们唱昆曲，例如由焦承允担任主教旦角唱腔，由夏焕新教老生唱腔兼吹笛，由充和的大姐张元和教练身段。 有关“蓬瀛曲集”，这里还必须稍作补充。可以说，当年如果没有“蓬瀛曲集”，昆曲不可能在台湾如此风行，后来更不可能进而薪传昆曲种子。台湾本来并无所谓的“曲会。”但1951年左右，焦承允、夏焕新、陆永明、汪经昌、郁子山(即著名曲家溥侗的儿子)和蒋复璁等人开始首倡昆曲“小集”，在一个中学里每周举行两次曲会。自1958年开始，则开始轮流在各曲友家中唱曲。后来参加曲会的曲友人数逐渐增加，包括充和的大姐张元和等人，终于在1962年1月正式成立了“蓬瀛曲集”。之所以把曲会命名为“蓬瀛”，乃取台湾为“蓬莱瀛洲”之意。正巧三年后张充和女士到台湾休假，在那期间她积极参加“蓬瀛曲集”活动，也给该曲社增添了活力。她经常举办曲会，也屡次在曲会中唱曲。有一次她在蓬瀛曲会中演唱《游园惊梦》和《思凡》，举座莫不叹服。陆永明先生特赠诗一首:“小集蓬瀛一曲歌，水磨遗韵托微波。绕梁三折非凡响，赢得青衫湿泪多。” 那天陆家才14岁的才女陆蓉之也特别作《古松图》相赠，尤其令充和惊叹不已。 此外，包括蒋复璁、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郁子山、吴子深、张穀年等在内的其他曲友们也经常在曲会中为充和题字、作画。据充和说，曲友们对昆曲和诗书画的爱好所表现出来的知心与识趣，乃是她那次台湾之旅的最大收获。 纽约海外昆曲研究社 前面已经提到，1949年以后，是张充和女士和她的包括李方桂夫妇和项馨吾等人李方桂夫妇和项馨吾等人在内的几位老曲友合力把中国的昆曲文化带到美国的，虽然生活在离散中，他们仍努力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辟园地，发挥了一枝独秀的影响。 然而在今日的美国，老一辈的华裔曲人已经逐渐凋零，今年已97岁高龄的张充和女士可谓例外。因此昆曲的薪传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这一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提到这些年来纽约海外昆曲研究社的贡献。 有关纽约海外昆曲社的历史，必须从年轻一代的曲人陈安娜女士说起。陈女士于1960年代后期从台湾来到美国。当初在台湾时，她曾是汪经昌先生在师大的昆曲学生。汪经昌既是吴梅先生的大弟子，陈安娜就算是吴梅曲学的后继人之一了。后来到了纽约，她还继续研究戏曲文学，有专著出版，同时在联合国任教。不久陈安娜认识了康州的张充和女士，就开始向她学吹笛，两人顿时成为昆曲知音。其实充和早自1960年初开始，就经常在纽约上台表演昆曲了，但当初经常是自己先吹笛录音，表演时才放送，以为伴奏。后来陈安娜学会了吹笛，充和从此就让她上台吹笛伴奏。例如1981年4月间，她们就一同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明轩里表演昆曲。1988年“纽约海外昆曲社”终于正式成立，安娜任该社的第一任副社长兼秘书，并请陈富烟先生担任社长的职务———陈富烟是民族音乐博士，也曾跟充和学昆曲———后来陈安娜成为该社的第二任社长，从此任职社长至今。多年以来，充和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顾问之一。 纽约海外昆曲社成立20年以来，有今日之成就，确实不易。如今它已经成为训练海外昆曲演员的大本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曲社之所以如此杰出，实与它全面综合了来自台湾(主要是1960年代后期)和中国大陆(主要是1980年后期)的曲人精英息息相关。该社团的组成主要有三方面的结合:有张充和、陈富烟、陈安娜、邓玉琼(地球物理博士，纽约民族乐团团长)等学者，以及驻社艺术家(中国大陆南、北昆剧院团的昆剧从业人士)，还有海外业余的昆剧爱好者和支持者。同时，昆剧社底下还设有两个部份:即昆剧团和传习班。仅在过去十年间，该昆曲社举办过一百多场表演、示范和演讲。在这些演出活动中，都由该社著名的驻社艺术家亲自登台演出，故总是圆满成功。最近以来，海外昆曲社最受欢迎的公演之一就是2006年11月间在纽约曼哈顿交响乐剧场(Symphony Space)举行的“两代名伶同台献艺”，当时曾经演出四出折子戏———即《凤凰山》的《百花赠剑》，《水浒记》的《借茶》和《活捉》，以及《长生殿》的《惊变》。此外，2008年10月间，他们为了庆祝海外昆曲社20周年纪念，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弥勒剧场举行一次盛大的公演。当天他们演出《长生殿》里的《定情》、《哭像》，以及《潘金莲》中的《挑帘”》、《裁衣》等折子戏，十分轰动。这些公演都得到了海外昆曲观众们和媒体的好评。 目前有关纽约海外昆曲社的诸位曲人，除了陈安娜以外，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有以下几位:尹继芳(副社长兼艺术总监，专唱小生，原是江苏“继”字辈的重要昆曲传人)，王泰琪(驻社艺术家，专唱小生)，史洁华(海外昆曲社昆剧团团长，专演旦)，蔡青霖(海外昆曲社昆剧团副团长，专演丑)，吴德璋(驻社艺术家，专唱小生)。此外，王振声先生(驻社艺术家兼音乐家)则专事击鼓，笛子和二胡也很出色;他原是江苏省昆剧院鼓师。这些曲人大约都在1980年代末期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从一开始他们就在纽约海外昆曲社服务，多年来曾应邀在美国和世界各处演出，并应邀参加国际艺术节等重要活动。 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今日年轻一代的曲家已经无法再现那种传统文化曲人将昆曲与诗书画三绝融合为一的境界了。但他们无疑对老一代的文人传统十分敬重。所以，纽约海外昆曲社的诸位曲人还经常在百忙中，从纽约开车赶来康州探望张充和女士，与她共唱昆曲，并欣赏她的诗书画作品。他们显然十分向往那个已逐渐失去的文人昆曲传统。从张充和女士的身上，他们还是可以领会老一代文化曲人的风雅情趣的。 (作者通讯地址:孙康宜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 [1]有关俞平伯先生创办谷音曲社的经过，参见吴新雷:《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2]有关张充和到青岛参加曲会的详细情况，参见金安平著，凌云岚、杨早译:《合肥四姐妹》，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97页。 [3]北京的赵珩先生曾将这样的“文人”称为“精神的贵族。”见赵珩:《旧时风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4]参见张充和口述，孙康宜撰:《曲人鸿爪》，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2页。 [5]取自1985年充和退休时，余英时写给充和的一首赠诗。全诗为:“充老如何说退休，无穷岁月足优游。霜崖不见秋明远，艺苑争推第一流。” [6]但据陈平原的考证，在北大教书时，吴梅先生除了教他所擅长的词曲以外，也教一门文学史的课。只是吴梅后来从未提及自己所开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及他为该课所写的讲义，而近代中国文学史似乎也将此遗忘了。一直到2004年陈平原在法兰西学院研究所偶然发现了吴梅先生当年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见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3—623页。 [7]吴梅曾经登台演出《游殿》里的崔莺莺、《学堂》里的陈最良、《八阳》里的丑角等。见吴新雷:《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第57页。 [8]原载《雨花》1957年5月号，见许宏泉:《关领风骚三百年:仅三百年学人翰墨贰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92页。 [9]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见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620页。 [10]赵珩:《月华秋水夜闻歌———文人与戏》，见《旧时风物》。就如赵珩所说，清末民初的“文人士大夫”普遍“钟情于戏曲。” [11]见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之桑毓喜撰“吴梅”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12]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见《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1页。同时，最近美国著名汉学家牟复礼先生(Frederick W. Mote，已于2005年去世)在他刚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提到，根据他于1940年间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当时即使在战后，那种从前在战时的“炮火纷飞中”(airraids)所培养起来的情谊是令人终身难忘的。见Frederick W. 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 (Princeton: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64:“...the war years were indeed a time of adventure amidst perils of air raids and evacuations and of wide ranging friendships formed amidt hardships and uncertainties. Throughout China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years，there was a wave of romanticized nostalgia for the war time period when dislocation，deprivation，and real peril also brought adventure....” [13]李甡:《张充和的一帧书法和陈鹂的“琅玕图”》，第3页。http://tieba.baidu.com/f?kz=210651224 [14]有关卢曲全文，见卢前:《冀野文钞》第4卷《卢前诗词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9—240页。 [15]张允和:《昆曲日记》，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16]《中国传统戏剧》(3册)，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7—1975. [17]张允和:《昆曲日记》，第254—255页。 [18]其实，余英时那首诗的读者群不限于中国大陆和美国。例如，目前住在纽西兰的周素子女士曾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社员，当时也是《不须曲》的读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