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0下载券

加入VIP
  • 专属下载券
  • 上传内容扩展
  • 资料优先审核
  • 免费资料无限下载

上传资料

关闭

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全五讲)

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全五讲).pdf

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全五讲)

卡玛Kama大宝贝
2017-05-13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全五讲)pdf》,可适用于经济金融领域

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五讲)几十年前为了保卫开放社会卡尔波普尔将批判的炮火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几十年之后声称是波普尔学生的索罗斯为了保卫开放社会却把炮火对准了资本主义。但那些想把索罗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拉来为社会主义和权威主义张目的人却失望了即便索罗斯批判资本主义也只是认为它不够纯粹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更糟糕的制度。年月日至日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共五部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身性理论以及该理论在金融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并对未来之路做出了自己的见解。按照他的说法此次的金融危机使他许多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他注意到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缺陷就表现在反身性当政客们学会了操纵而不是去理解社会的时候他们的确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实际上却损害了开放社会的真谛。在经济上他利用反身性原理分析了经济危机的形成认为此次危机是一次超级大泡沫是从年代以来一次反身性的大爆发。并提出了加强监管。从某种程度上说索罗斯对金融危机的批判其离经叛道程度比之克鲁格曼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实际和靠谱。但在索罗斯思想充满了独创性和真理因素的同时反而是他对于加强监管的呼吁反而显得危险和空洞缺乏具体的措施。该系列演讲其中第一讲是历史和原理部分着重谈到了卡尔波普尔的影响。第二讲是反身性在金融上的应用以及对于此次超级泡沫的解释。第三讲谈到了开放社会并谈了两种谬误启蒙性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对于布什政府的恶评也很有意思。第四讲则着重谈到了资本主义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以及金融等利益集团对于政治的反身性。第五讲谈到了现在的局势和未来的走向并谈到了中国崛起的问题。这个系列演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了解索罗斯社会、经济、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第一讲:反身性概论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理解“一个预测是对的并不一定证明它所依据的理论也同样是对的”这样的话但一个付费政治宣传只需要秒。我们很容易采纳后现代世界观但它非常危险无视客观事实的存在。一个回到客观现实的方法是指出人是会死的。人的意识很难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这个事实各种各样的神话叙述都在编造着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个阿兹特克人的仪式深深打动队员们参加一场球赛获胜的一方将被献祭给神灵。这是此类神话威力的一个极端例子。然而事实是冠军们都死了。即使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这样的观念还是无法证明给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重要性的坚持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事实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构造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属性具有许多一神教中神的属性:它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我对现实世界客观属性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经认为这是人们的常态。后来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相当不寻常的它与我的个人历史有关。我一生中经验形成时期是德国占领匈牙利的年。在我父亲明智的庇护下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成功地活了下来还设法帮助了其他人。对我来说年是积极的经历让我总是蠢蠢欲动想去和艰难的现实相对抗。这种态度在我参与金融市场时得到了加强。我是一个冒险家经常把事情推到极限但又避免摔到悬崖下面去。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学会了事先看到所有最坏的情况这样才能保护自己。我选择投资于就算是最坏的情况出现风险回报率仍然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这使我总是强调各种情况的阴暗面。然后我开始积极地参与我的基金会。在这里由于我发现可以采取积极行动减轻现实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认和面对残酷现实的意愿。负面评价导致了积极参与。我的基金会最终投入了许多资源在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上比如药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无望的事情上比如缅甸、海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刚果。不用说打败仗不是许多基金会的首选。我对现实客观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对宗教的信仰一样。由于缺乏完美知识我们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残酷的现实而其他人相信上帝。不过我认为当社会忽视了现实的客观性它自己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欺骗自己和选民来避免不愉快的状况现实将惩罚我们它的发展绝不会符合我们的预期。是的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但是我们操纵的结果不是由我们的欲望决定而是由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其规则的外部现实所决定。我们了解愈多结果就越接近于我们的预期。理解现实就是认知函数。这就是为什么认知函数应该优先于操纵函数的原因。忽略我们还无法完全了解的现实将导致后现代谬误。***所以在最近的历史中关于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人类引入了两个谬误:启蒙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们彼此相关。启蒙运动没有意识到对人类领域进行操纵的威力但是操纵函数的发现又导致了后现代谬误。两种谬误各自注意到了这个复杂关系的一半。我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一对概念的从而将复杂关系的两半结合在了一起。这两个谬误都已经很有影响力但我的框架却很少有人接受。这正好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误解现实比获取正确的认识容易得多。***后现代谬误方兴未艾。它指导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觉地发现它在奥巴马政府的影响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GeorgeAkerlof和RobertShiller最近写的一本书《动物精神》它在塑造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时有重要影响。这本书赞美了“信心乘数”的优点也就是说经济的弊病可以通过大谈金融市场来治疗。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弹使银行筹集到资金并加强了经济的其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数无视另一半的事实:如果现实并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变成失望繁荣可以变成萧条。我非常担心如果过于相信信心乘数奥巴马总统已经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旧症复发他将因此受到指责。***通过引入讨论对现实的两种虚假解释将有助于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论。尤其是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一点历来被阐述得不够清晰明确:客观事实是有一个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纵就像死亡一样充满了必然性。正是这个硬核被后现代谬误忽略了。在最近成功的激励下我宣称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对现实的正确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说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对现实正确的解释如何与人们永远无法取得完美的理解这个原理相调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参与者的思想和事态发展这两方面都引入了不确定因素。这个框架声称未来是天生不确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责为完美的。然而它可以提供对现实的重要见解它甚至可以预见一定范围内的未来虽然这个范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多变的正如我们最近在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因为它不够完美它拥有改进的余地。其实上我能找到许多理论发展的空间。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尔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只是想解决理解现实的问题。但是当我接续认为选民应当珍惜真实惩罚欺骗的时候我进入了价值领域。在这领域中不确定性比在认知领域内更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理很难建立往往更难承担。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会导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谈及不愉快的现实奖励欺骗同时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个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这些倾向都必须予以抵制。这个药方特别对于现在的美国更加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后美国正面临着一大堆不愉快的现实。该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过着超出其能力的生活通过向国外借款来维持。现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人们消费过度现在必须需要重建自己的积蓄。银行系统已经崩溃需要自己想办法逃离黑洞。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时故意误导了选民。奥巴马政府不能被指控为故意欺骗但它却不愿面对残酷的现实开始指望“信心乘数”。不走运的是客观现实不能满足信心乘数提出的希望。同时政治反对派攻击总统时毫不受制于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选民应该更加致力于追求真理将难以实现。它为我的基金会提供了很好的议题但目前美国的民主状况却无法为开放社会做出榜样表现不出它是一个更有优势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强有力的论据。***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的国父们在开放社会理论出现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来自于相信个体自由的价值。他们采用的认识论观点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个体自由的价值是持久的并且由于曾接触极权政权我给个体自由一往情深。我并不孤独。回到国父有另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允许讨论权力关系。宪法通过分权避免暴政。分权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在社会中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于现实世界不同的解释而整个社会却需要靠政治进程去和解。宪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称掌握终极真理的绝对权力的出现。宪法确立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衡的机制。但这是不够的。只有社会能向权力说出真相时开放社会才能获胜。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他们赋予公民通过司法机构抵御滥用权力的权利。这就是国父们是如何创造一个开放社会的。让我更清晰地说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目的本身开放社会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使一个社会通过将认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纵函数之上更加了解它正面临的问题并比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更成功地处理这些社会问题它的人民也更愿意直面严峻的现实。换言之民主的工具性价值是依赖于选民素质的目前美国民主的表现没有达到其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只是依靠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还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价值之外开放的社会还有一个内在的价值即个人自由它能表示开放社会的兴旺与否。例如它适用于苏联。但是个人自由的内在价值却不总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国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难得到承认。这是奥运会开幕式所表达出来的清晰信息。它显示通过整齐划一的蚂蚁式服从失去了个性的集体也能够产生极壮观的景象。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改变个人自由的价值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我将在我最后一讲谈这个问题。谢谢。第四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今天我想探讨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问题。我将首先间接靠近这个题目先谈一个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现象但这个现象在我的思想里如此重要我甚至可以称之为我概念框架的第四支柱。这种现象就是委托代理问题。代理商都应该代表其委托人的利益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们本应该代表的利益之上。这就是代理问题。经济学家已经广泛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他们仅仅从合同或者激励方面看待它完全无视其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然而如果你离开了伦理考量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棘手。人们完全脱离了诸如诚实、正直等等价值观的控制越来越成为经济动机的奴隶。通过宣称价值中立市场原教旨主义实际上已经破坏了道德价值观。市场被认为是受看不见的手支配这只手让市场保持了效率。在做销售和购买决策的时候参与者不需要做道德判断因为他们的行动被认为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实际上监管金融市场的规则是由政客的看得见的手决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也产生了代理问题。因此如果不呼吁把道德原则考虑在内代理问题将给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代理问题在我的思想中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我将分析代理问题然后我将解决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冲突。让我们从头开始吧。我第一次遇到代理问题时是和所谓资源的诅咒相关联的。说到资源的诅咒我的意思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有一个腐败和压迫的政府叛乱、内战使人民更贫困比那些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生活得更悲惨。想想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吧。***我支持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以“将你的付款公之于众”的口号向国际巨头们宣战。其想法是让石油和矿业公司公布他们支付给各国政府的账单。这样各国人民可以对他们政府的总收入进行问责。该运动起始于年它的历史也很有趣。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个创造性谬误因为虽然舆论会给大型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非民主国家的黑箱操作和对它们境内公司的监督却很难做到。因此政府收入也算不出个所以然来。幸运的是英国政府讨论了形成的原因制定了“采矿业透明行动计划”汇集了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一起致力于既针对于政府也针对于企业的国际透明标准。在那些签署了透明计划的国家其政府承诺公开它们收到的金额。在诸如尼日利亚、阿塞拜疆等国这的确奏效。***在分析资源诅咒时我在我所谓的不对称代理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现代主权国家的概念一国的自然资源属于该国人民但政府由于被认为是人民的代理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们应该代表的人民利益之上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巨头的管理层非常清楚地代表了公司的利益。为了获得政府的优惠他们宁肯贿赂政府。有人愿意提供贿赂有人愿意收受贿赂是资源诅咒的根本原因。一旦我注意到代理问题我在各处都能发现它。共产主义也是因为代理问题完蛋了。卡尔马克思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看上去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想法但共产主义统治者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了。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当选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牟利宁肯损害公众利益。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问题也被证明是金融体系的祸根。当金融工程师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CDO)把抵押债务变成证券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通过地域的分散化减少了风险。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因为将代理人(他们创造和销售这些合成产品)的利益和实际证券所有者利益分离开了从而引入了新的风险。与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相比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代理和发行费。因此代理问题似乎无处不在。然而与其广泛的潜在影响不同直到最近它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学生时代它几乎是完全无法识别的。在过去年来它已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主要是研究合同和激励的经济学家关注。实际上代理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合同和激励方面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加剧了道德问题。建立人们的行为应该受合同和奖励管辖的原则已经消除(或至少减少了)道德因素的影响。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别扭但这只是因为反身性没有被充分了解。价值观受认知概念和客观实际的约束不大它们更容易被人们采用的理论所左右经济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市场被认为应该作为一个无形的手来使供需达到平衡供应。让无形的手更有效的是人们不需要做出道德的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和金钱是互换的”来表达。罗马人经常说Pecunianonolet(金钱无臭味)。但是如果把人类行为以自身利益至上视为理所当然就没有为道德判断留下空间。如果没有道德准则社会就不存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遵循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性质相当不同而社会价值又被认为是指导人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考虑到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我尚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代理问题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我还受到了BruceRScott简洁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的鼓舞。因此我有一些新的发现。事实上我本人对自己得出的一些结论感到震惊。Scott认为资本主义因为被人们和市场机制混为一谈已经被误解了。Scott将这种歪曲主要归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我没有那么具体只是把它归罪于市场原教旨主义。Scott还认为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隐藏着其人间代理那看得见的手即建立和管理市场规则的政治进程。这就是代理问题出现的地方也导致了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冲突。美国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扎根于个人自由受宪法赋予的法律保护。同时美国经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允许个人不受政府权力的不当干预自由地行使自由交换。政治和经济安排似乎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轻松地谈论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包括我在内)常常这么谈论。但表象是有欺骗性的。在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但在年代里根总统的任期内这个冲突已成功地被当时占上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覆盖了。市场机制的显着特点是它是不道德的:一个人的美元和另一个人的是等价的无论她是怎么得到的。参与者无须担心道义这使得市场运转如此有效。在一个有效市场上个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是轻微的:如果一个人作为购买者或者销售者从市场退出其他人将补上她的缺口提供的价格也相差无几。因此单一的市场参与者对结果承担的责任很小。但市场只适合个人选择不适合社会决定。它们允许个人参与者能够自由交换但它们不是用来行使诸如决定管理社会的规则、决定市场机制运行等等的社会选择的。这是政治的权限。将自由市场、自我管理、自我纠错等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则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会将道德考虑从政治中移除而离开了道德政治无法发挥出正常功能。在美国政治采用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选举代表代表运用权力。这些代表被认为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当选的费用是昂贵的代表们必须回馈他们的赞助者。谁不按这个游戏规则办谁就滚蛋。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胜过公众利益的。美国政治系统的代理问题并不是新的。它内在于代议制民主制。宪法规定了向当选代表请愿的权利。然而即便与我刚来美国的年相比代理问题也更加严重了。为什么?有一些客观历史的演变将为此负部分责任特别是复杂的民意操纵方法的发展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成长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我宁肯认为在建国初公民真的是由公民道德意识指导的。但幸运的是国父们没有把信心建立在其上而是建立了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他们创建了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检查和相互平衡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即便道德水平下降了宪法仍然运转良好的原因。甚至当我初到美国的年人们仍然声称以诸如诚实和正直等内在价值为指导。它可能已经被虚伪以及各种各样的恶习所渗透但仍然与今天的公共生活的很不相同今天人们公开承认赤裸裸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成功人士受到追捧不管他们如何成功的。我不想被误解。描绘玫瑰色的过去属于某一年龄的人们的癖好我可不想掉进这种陷阱。我不是想说在年政治家更诚实社会更公正。在透明度、问责制、社会平等方面美国已经比当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市场原教旨注意的兴起在什么行为是社会可以接受甚至崇拜的这一点上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特殊的意义上作为与市场价值非道德性的对比我把它表述为公共道德的退化。我定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把市场价值过分扩大到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领域内。经济理论认为在一般均衡的条件下无形之手保证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意味着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间接服务于公众利益。它使自身利益和趋利性获得了道德上的护身符使它们能够代替例如诚实、正直、利他等美德。这样的说辞在几个方面是无效的。首先金融市场不趋向均衡。一般均衡理论将供应和需求看成是独立的输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再把供应和需求调节到均衡。这种方法忽略了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之间的反身性反馈。它还忽略了隐藏在市场机制背后那只政治进程的的看得见的手。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将资源的初始分配看成是给定的。这将任何关于社会公正的考虑都排除在外了。最重要的是这个理论假设人们知道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在现实中人们所认为的和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却取得了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最主要的含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起证明这个含义的论据来这个含义本身并不那么不靠谱。市场机制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政治进程更是如此。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比市场的参与者更容易犯错因为政治围绕着社会价值而市场只考虑参与者的价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价值极易受到操控。此外政治受到了代理问题的毒害。为了防止代理问题引进了各种安全保障措施这使得政府当局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比私人参与者更加刻板和官僚。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保持在最低限度是有道理的。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把一个弱条件(政府参与市场往往无效)换成了一个强条件(政府应该在市场中保持最小)。它可以认为所有的人类结构都是不完善的社会只能选择危害小的那种在此基础上政府干预经济应保持在最低限度。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相反它声称政府干预的失败证明自由市场是完美的。这就是不合理的逻辑了。但是目前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是服务于那些资本拥有者和资本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的。他们认为财富的分配是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为了共同利益。那些控制了资本的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它们构成一个富裕和强大的集团不仅通过认知函数还通过积极操纵公众舆论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则赋予了本来就是非道德的市场机制以道德外衣并将对自利的追逐转换成了追求真理的公民美德。它是被操纵力量、而不是由理智的力量所主导的。它由一个资金充足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歪曲公众对其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为什么遗产税仅适用于百分之一的精英人口在当遗产税被废除时却能得到众多人的支持?当然在这一领域还有其他竞争性的力量也用类似的手段来操纵公众但他们往往缺乏充分的资金因为他们吸引不了最富有和最强大的部门利益。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如何在过去年取得胜利的甚至金融危机也不足以抵消它的影响。这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决定在对银行注资时也避免采用能让政府获得大多数控制权的方式。***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该与有效市场假说混为一谈。你可以是一个坚持有效市场假说的经济学家的但不必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都是铁杆自由派。但有效市场假说在美国大学的经济课上受到束缚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资本家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他们还要为市场价值入侵法律、政治等其他学科负责。***资本主义并不像苏联那样直接反对开放社会。然而它的确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威胁。我已经讨论了其中之一:金融市场不是不均衡约束的而是更容易产生泡沫化的倾向。管制机制的放松已经制造一个超级泡沫泡沫破灭后给美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本次讨论还揭示了另一个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代理问题和金权政治它们污染了政治进程。在开放社会中政治进程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但在当代美国政治进程已经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了。我们的当选代表是去感激那些资助他竞选的人而不是广大选民。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和能源法案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选民已被洗脑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负责任地讨论一下公共利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国卫生服务和碳税都不足道我们的选择范围只限于可以由特殊利益集团参与的解决方案。游说是代理问题的核心。那怎样才可以控制游说呢?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修改经济激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游说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即便是规则收紧也很容易保持。在道德价值缺失的情况下法规总是可以被规避过去更糟的是法规本身就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设计的。当一个受伤的金融业正谋求恢复昔日的主导地位时这是美国面临的危险之一。***有一种方式来处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分。市场参与和规则制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遵循利润动机也是非常合理的。与此相反制定和执行规则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导在这里利润动机不能进来。当人们试图歪曲规则对自己有利时政治进程就会被损坏代议制民主将无法产生使开放社会成为理想社会组织形式的结果。应当强调这种说法直接违背了目前流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他们认为市场本身就是政治化的。在开放社会中如何才能提高政治进程?我建议使用一个相当简单的规则:人们应该分开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市场参与者的角色。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应该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政治进程的参与者我们应当以公共利益为指导。这样做的理由也很简单。在接近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影响结果因此个别人的市场决定不会对社会情况产生影响不论他是否对公共利益关心。不过政治决策的确会影响社会情况不管它是否代表公众利益都会产生影响。麻烦的是公共利益找不到一个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要通过选民的意见来反映但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选民的观点很容易受操纵。并且操纵的自我强化的越无耻越反动的主张也难以分辨真伪。这使政治进程变得如此无效率。与此相反市场机制运行得就更好。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但利润的确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也难怪获利的动机在人们的指导价值观中获得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利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追求他们达到的任何目的的手段而且作为目的本身也提供了得到他人尊重和产生自尊的成功标准。事实上许多成功的商人都感到赚钱比花钱更安全。*****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回顾历史基督教曾经将追求利润视为罪恶。这阻碍了经济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通向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道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所取代。契约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并最终由交易取代。改革的步伐继续加快在我生活的年代里变化巨大。我在匈牙利的童年和我在美国的成年生活之间的差别太具有戏剧性了即便是同在美国我抵达的和现在相比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我震惊于市场价值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和我的家乡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英国相比都相差太大了后两者中社会传统价值观和阶级差别还占主流。从那时起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进一步的转变。医学、法律等专业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是有破坏性影响的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影响一样。究竟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稳定是比较理想的仍然见仁见智的问题。在诸如法律、医学和传媒等职业中利润动机的适当角色也同样值得商榷。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利润动机在政治领域产生了邪恶的影响因为它加剧了代理问题。***如何才能将代理问题最小化?不要指望那些有利害相关的特殊利益者不去游说国会议员。烟草业必将反对反对香烟的立法保险业必将反对单一支付医疗体系的立法。但那些没有攸关利益的人应该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狭隘利益之上。他们不必为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即自私的人也可以从别人无私的行动中受益)所困扰因为行动的目标是令公众受惠。***我想用一个个人的说明作为结束。我的说教已经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玩弄规则并试图最大化我的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尝试改善的规则即使是这种改革会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例如我支持对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有更多人遵循这一信条我们的政治制度会运作得更好。我还相信正因为追随这种观念的人还很少像我办的这样的基金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保护公共利益免受私人利益的侵犯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支持民间社会问责政府。我将这些努力称为政治慈善我相信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上它可以比传统的慈善事业起到更大的贡献因为传统慈善只能够惠及更少的人。我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立因为我不依赖于客户或者顾客我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很好地利用我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集团相比我当然处于下风但至少我的钱具有更大的稀缺性价值。麻烦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它需要明眼人把这样的冒牌货揪出来特别是冒牌货们和正品一样采用类似的手段去循循善诱的时候。在客观标准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做出判断。在辩论中对一方持有善意的人们往往很难相信支持另一边的人也是善意的。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口号而是要看到他们论点的实质。这有助于在政治辩论中把认知函数放在优先的地位。只有当他们不做实质性的回应他们才应该被抛弃和忽略掉。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但不幸的是在美国他们往往很上镜不会被忽视掉。他们已经太有影响力了。选民是否拒绝那些无视事实试图操纵他们的人是一个社会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考验。鉴于奥威尔书中那些宣传式口号在现实中的成功美国做得并不好。两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表现良好的政治进程似乎出现了恶化。我们曾经有两个争取中间派的党但中间立场已缩水政治越来越两极化。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一直试图成为伟大“老好人”但徒劳无功。最后民主的运作依赖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我相信如果更多的人将自己的政治和市场角色分开美国的民主会更好地运作。它是由每一个个人决定的。这就是我所做的。即便这样做的人是少数也对于重建消失的中间立场大有裨益。谢谢。第五讲:未来之路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and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年代要严重得多。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到年增长到而年初是–这还不包括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年还是年。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怀特(HarryWhite)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twotier)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这种情况在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systemof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over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任务–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buyouts)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也不错。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RioTinto)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ExtractiveIndustriesTransparencyInitiative)。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thepathofleastresistance)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peerreviewprocess)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束控制。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谢谢

用户评价(0)

关闭

新课改视野下建构高中语文教学实验成果报告(32KB)

抱歉,积分不足下载失败,请稍后再试!

提示

试读已结束,如需要继续阅读或者下载,敬请购买!

评分:

/58

VIP

意见
反馈

免费
邮箱

爱问共享资料服务号

扫描关注领取更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