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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与變遷_明清之際江南士人行為方式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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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革与變遷_明清之際江南士人行為方式的轉向 历史研究 鼎革与变迁: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范金民 摘 要: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 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 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 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 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

鼎革与變遷_明清之際江南士人行為方式的轉向
历史研究 鼎革与变迁: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范金民 摘 要: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 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 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 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 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也发生转向。时世不同,士风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为官 没有明人张扬,其声势没有明代江南仕宦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 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 关键词:明清鼎革; 江南士人; 士风转移 作者简介: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 210093) 明后期至清前期,江南士绅在乡居生活与地 域政治方面体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 式。既有研究大多将明与清截然分开,明自明而 清自清,因而未能揭示江南士人前后转向的特色, 更看不到影响其前后转向的原因;①或者专论儒 士群体,未能概括明清江南士人的全貌。探讨江 南士绅由明入清取向的转变及其原因,当有助于 深化江南士绅和江南人文的研究。 一、明代江南士绅声气之张扬 明代后期江南的生员,实际上大多并不按照 朝廷要求,在校认真读书,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本事,而是利用本人免役的特权和高于普通 平民的社会地位,混迹社会,不少人成为地方的邪 恶势力,几乎无恶不作。对此,生员出身的明末清 初大儒昆山人顾炎武曾总结道:“今天下之出入 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 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 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 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 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 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 儒也。”可见,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武 断乡里,操持舆论,是明后期生员的基本社会形 象。有鉴于生员的恶习劣行,顾炎武甚至将生员 与乡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种人,主 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 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 ·62· ① 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日本学者岸本美绪的《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 世紀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 出版会,1999 年)和山本英史的《清朝の江南统治と在地势力》(参见岩井茂樹编:《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 年),前者着重探讨明清之交江南士人的动向,后者探讨以衙蠹和绅衿为代表的地方势 力在清初的实态,富有学术价值。 2010 年第 2 期(第 25 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2 2010(Vol. 25) 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①生员的乖张恶劣行 径,具体说来,大要有五: 一是奔竞请托。万历时给事中浙江定海人薛 三才说,士习日以浇漓,学政日以废弛,挽救之举 “莫如禁奔竞”,盖因“彼顽钝衰暮,藉衣冠为垄断 者无论,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贽呈身,纳交有司, 岁时而荐筐篚,庆贺则致帐词者比比也。而江南 为甚。有司不胜桃李之私爱,亦或呕煦受之,因而 开请托之路,长奔竞之风。夫士为诸生时,已奔竞 若是,异时势利熏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调为 职,作兴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树私交,是诲之使竞 也,何可不严为禁戢也”。② 按照薛三才的说法, 当时士子大多交通官府,岁时令节致赠行贿,而地 方官府也喜树立门墙,予以照拂,因而请托之路大 开,奔竞之风大长,尤以江南最为突出。 二是行为张扬。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为最 为张扬无所顾忌的时期。据说原来“吴中士习最 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 出”。万历十五年(1587),南京兵部尚书太仓人 凌云翼,家居骄纵,殴打诸生,群情激愤,三吴士子 进京伏阙诉冤,给事中、御史连章弹劾,朝廷下旨 逮系鞫治,凌被削职夺衔,行凶者其义子遣戍,人 心大快,而“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 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 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③ 当然江南士子举止 粗野行径恶劣,绝不始于此事件,而是长期潜移默 化的结果。早在万历初年,太仓人王世贞就曾致 书大学士同乡人王锡爵称:“近日风俗愈浇,健儿 之能哗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骂坐者, 则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骄子矣。”④其实不少山人也 只是生员出身。此类浇漓行为,多系生员所为。 生员之敢于罢学,挟胁上官,甚至连乡绅也畏惧三 分,实在也是官府长期怂恿巨室过于溺宠的结果。 松江地方文献将生员入学前后异境视为迎送 之变,称:“初子弟游庠及送科试,有司例用彩绒 花披红药绢及红旗一对,有乘肩舆者,亦有步行 者。今新进送学,巨室宦家多乘马张盖,罗绮绸 纻,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龙以耀首,亲戚 争以酒礼花币迎者,交错于途。自郡斋至文庙谒 拜始各归家,设燕以待。乡荐南归,舟至西墅,迎 接亦如之。读书人才少进步,正当教以俭约,士大 夫不宜以此训子弟也。”⑤士子一旦入泮,家人亲 友就百般宠爱,备加呵护,迥超于前。嘉兴地方文 献则论师生前后地位变化道:“国初,民间有以生 员举者,辄相怨詈,如服重役。盖学规甚严,诸生 俱宿斋舍,日夕课业有程,不得休沐,人以为苦也。 其时师道也甚尊严……今师道日替,弟子视其师 顾如侪偶,相谑者有之矣。”⑥明末清初,江南士子 更被社会视为是非之人,敬而远之。御史陈玉辉 说:“吾少时乡居,闾阎父老,阛阓小民同席聚饮, 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 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 无不注目视之。”⑦ 明后期,生员常常在乡宦支持或怂恿下,公然 篾视官府和官员,难堪甚至凌辱官员。万历时华 亭人范濂就说:“士风之弊,始于万历十五年后, 迹其行事,大都意气所激,而未尝有穷凶极恶存乎 其间。且不独松江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 苏州则同心而仇凌尚书,嘉兴同心而讦万通判,长 洲则同心而抗江大尹,镇江则同心而辱高同知,松 江则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 人心世道之一变也。”⑧隆庆元年(1567),无锡知 县韩锦川,因某事不厌众心,致使诸生大哗,当面 唾骂。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县诸生合击, 差点毙命。⑨ 万历四十四年(1616),原礼部尚书 董其昌的宅第被焚,被地方官定性为“难发于士 ·72·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23 页。引文中“胥史”当作“胥吏”。 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卷之二《礼垣·申饬学政疏》,台北:伟文图书公司,1977 年影印本,第 131—135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二《督抚》“海忠介抚江南”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56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山人》“山人愚妄”条,第 587 页。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俗变》。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 陈玉辉:《陈先生适适斋鉴鬚集》卷四《规士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82 册,第 102 页。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第 13 册,扬州:江苏广陵书籍刻印社,1983 年影印本,第 8 页。 参见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四《司牧·手搏诸生》,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 8 页。 子而乱成于奸民”。崇祯七年(1634),复社领袖 张溥与苏州府推官周之夔论战,致书京官黄道周、 蒋德璟等,生员则起哄张贴檄文驱逐周,迫使周改 任吴江知县,而生员又集中到吴江举行排周运动, 终使其不安于位而辞职。① 两起地方大事,皆因 生员发起。最为突出者,可谓崇祯十五年无锡生 员驱逐县令一事。按惯例,明末无锡生员每年可 免粮银五钱,若无田需免,可直接领银,称为“扣 散米”,生员的待遇相当优厚。知县庞昌胤未能 按时发米,五月初三日,生员杜景耀等约同学群哄 县堂,打碎堂上纱厨。龙教官令生员跪,生员也迫 令教官跪。市民更毁碎县令轿伞、执器,围住马素 修家。庞县令步行至西门下船出城,极为狼狈。 故事,无锡县令出西门,即不得复入。当时诸生大 书一纸云:“逐出无锡知县一名庞昌胤,不许复 入。”用硃笔傍竖,粘于芦席上,作为牌子高擎,并 将县衙吏役笞散。庞昌胤出城后,城门即关闭。 后庞悄悄入城,初五日下午,秀才又哄闹县堂。庞 昌胤哭诉于巡抚,调为嘉定知县。事隔很久,官方 只逮系带头闹事的五六人,革去生员功名,竟不置 重典。② 无锡生员借钱粮好处未能及时发放,小 题大作,竟然将朝廷命官堂堂知县“驱逐”出境, 目无法纪已极,而当局居然不予深究,从轻发落, 江南生员气焰嚣张可谓登峰造极。 三是隐漏钱粮。明后期,士绅隐漏赋税钱粮, 自是常态,人称“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 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者更不可胜 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猬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 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③ 松江一府,华亭人范 濂记载,“自贫儒偶躐科第,辄从县大夫干请书 册,包揽亲戚门生故旧之田实其中。如本名者仅 一百亩,浮至二千,该白银三百两,则令管数者日 督寄户完粮……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无白银 田二百亩矣”。④ 可见江南钱粮拖欠严重,与生员 免役逃税大有关系。清人形容明末江南生员逃税 漏税行径道:“明季廪生,官给每岁膏火银一百二 十两。三科不中,罚为吏。五等生员,亦罚为吏。 五年期满,抚按考选,分别等次,以八九品未入流 铨补,仍准乡试。岁考等次,临时发落。始知前后 不先出案。又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 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县恳准词十纸,名曰‘乞 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 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⑤生员不但自身漏税, 更包揽富户钱粮,隐吞应纳钱粮。 四是好持公论。明后期的江南舆论,是由乡 绅和生员制造和掌控的。崇祯中期嘉善知县李陈 玉说:“此中士习,矜尚名谊,与他邑不同,弟甚喜 之。但忧其过于标表,或未底于粹耳。乃近来细 察,衿尚固佳,引类聚哄,一概视为矜尚,美事则误 矣。”⑥明后期江南士子喜好集众倡言是出了名 的。清人陆文衡说:“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 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 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⑦把持公论 的行为之一是造作流言蜚语嘲笑地方官,成为一 时风俗。明后期,苏州、吴江、松江、嘉兴、无锡等 地士子好为谑语,嘲讽守令。嘉靖时华亭人何良 俊说:“松江旧俗相沿,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 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⑧万历时华亭 人范濂说:“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 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 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⑨清人董含记:“将吏兹 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 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 载。有轻薄子投以一绝云:‘吴地由来异郁林,归 ·82·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见《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 年,第 209—214 页。 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八,崇祯十五年,“无锡诸生逐令”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37—338 页。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见《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82 年,第 294 页。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第 4 页。 顾公燮:《丹午笔记》“明季生员”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68 页。 李陈玉:《退思堂集》卷一一《奏牍·复李学博生虞》,崇祯刻本,第 36 页。 陆文衡:《啬庵随笔》卷三《时事》,转引自何龄修《浙江奏销案》,见氏著《五库斋清史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年。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八《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61 页。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第 6 页。 舟压浪影沉沉。不须更载华亭鹤,江上青山识此 心。’”①吴江知县祝似华,初到时以风力自命,礼 部尚书湖州南浔人董份有田数万亩在吴江境内, 祝立意摧击,不久因暮夜得贿,遂改初衷。民间即 有诗传诵道:“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 绿。青枝一夜透干梢,登时改节弯弯曲。”②故沈 德符说:“至近日吴越间地方长吏,稍不如意,辄 以恶语谑之”,而“大抵嘲守令居多。”③这种公 论,当然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而民意实际上 是由生员等造作出来的。 五是包揽词讼。明后期的生员,在民间诉讼 中极为活跃,常常造事生非,兴讼揽讼,觅取好处。 沈德符说:“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 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④ 时语“雇秀才打汝”,反映出生员在官司词讼方面 的优势地位和恶劣行径。 生员如此,较生员功名更高、社会地位更加显 赫的江南士大夫,更是气势非同一般。家居时,虽 然也有人约束检点,自重自爱,但绝大部分,特别 是嘉隆以后的江南士大夫,则是暴横霸道,为害一 方。杭州人原来自诩,“仕者咸以清慎相饬励,多 无田园宅第”,“士夫居乡者,往往以名节自励”, 可万历时杭州府志的编纂者陈善却说:“今士大 夫居乡者,高爵厚禄,身占朝籍,抗礼公府,风雷由 其片言,或垄断罔利,莫之敢争,煦之则生,嘘之则 枯,侵官浸讼,纳贿千金,少亦足抵数吏之入,剥众 肥家,岂其微哉!”杭州乡绅名声稍佳,尚且如此, 苏松一带,更为了得。华亭人董含的族曾叔祖董 容概括松江府缙绅居乡行为时说:“吾郡缙绅家 居,务美宫室,广田地,蓄金银,盛仆从,受投谒,结 官长,勤宴馈而已,未闻有延师训子,崇俭寡欲,多 积书,绝狎客者。”⑤明清时人论到其时的江南缙 绅,几乎众口一词,深恶痛绝,前述顾炎武将仕宦 与生员列为天下病民的三种人中的两种人,清人 概而言之,“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 林,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其立身行 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⑥ 江南绅士家 居行径,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结社成帮,党同伐异。明末江南沿宋元 旧习,结社成风。崇祯初年,松江有几社,浙江有 闻山,昆阳有云簪社,苏州有羽朋社,杭州有读书 社。各地文社均统合在复社的旗帜下,同声相求, “外乎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 宋不足言文章”。⑦ 吴振棫说:“盟社盛于明季。 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国初尚沿 此习。顺治十七年(1660),从给事中杨雍建请禁 同社、同盟名目。”⑧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理学 名儒嘉兴人张履祥回顾、总结明代江南士人结社 之消极后果说:“士人胜衣冠,即无不广交游,谈 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笔舌甚于戈矛,亲戚同于水 火。予叹息而言,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千万 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 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 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今者,祸乱已极,一 时人士不能惩创既往,力图厥新,顾乃踵其失而加 甚焉。”⑨ 二是干预行政,把持乡里。江南缙绅以其门 生故吏遍天下的影响力,干预中央和地方行政,时 时事事无不要体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 江南士绅影响朝政,早在万历中期东林学派 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时已开其端。后来 更集社结会,利用铨选官员的选人大权,在朝和在 野互相奥援,大造声势,对中央行政施加各种影 响。常熟县民张汉儒就曾控诉东林骨干钱谦益、 ·92·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董含:《三冈识略》卷三“谣谶”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59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谐谑》“吴江谑语”条,第 669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谐谑》“松江谑语”条、“苏州谑语”条,第 667、668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二《督抚》“海忠介抚江南”条,第 556 页。 董含:《三冈识略》卷四《补遗》“读书种子不可绝”条,第 95 页。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涵芬楼秘笈》第 2 集,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年至 1921 年景印 本,第 5—6 页。 顾公燮:《丹午笔记》九七条“文社之厄”,第 88 页。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327 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一六《纪交赠计需亭》,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90 页。 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啖 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 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 致令蹙额穷困之民欲控之府县,而府县之贤否,两 奸且操之”,劣迹多达 58 款。① 言虽不无过激之 处,所论却多系事实。崇祯中期,宜兴周延儒任内 阁首辅大学士,复社领袖张溥认为时机已到,“欲 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书二册以进,延儒秘而 藏之”。后来张溥死,周延儒才松了一口气,说: “天如死,吾方好作官。”人惊问其故,周延儒将张 溥所书二册名录出示座客道:“此皆天如所欲杀 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②张溥气焰之张狂、周延 儒应付之难度,可以想见。这些都是极为彰显的 事例。其实明代江南官绅平时出处行事类多如 此。清初,叶方霭在朱家角镇,洞庭商人许某出示 吴中诸前辈手迹,其中董其昌手书多至百幅,“内 数幅则自京所寄书也,皆家常琐屑受贿请托 语”。③ 真凭实据,所书皆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受贿请托”之事。 在地方,士绅更是出入公门,左右掣肘,对官 府和官员施以各种影响。万历时,赵南星将乡官 之害称为天下“四害”之一,谓:“夫吏于土者,不 过守令,而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 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 无所不至。”④天启二年(1622)的状元修撰文震 孟,由其《文文肃公日记》所记,可知其致仕在家, 自天启二年五月至天启六年,几乎每天忙碌不停, 或出外与友朋相聚,讨论时局,或接待、访谒、致书 地方官员,日记中时有“往谒抚台”、“报谒抚公”、 “报访二署邑”、“访太尊”、“抚台来”、“抚公来”、 “按台来”、“刘学师来”、“访郡尊及吴县公”、“往 晤抚按道府”等记录,⑤差不多所有地方官员均与 其有往来。文震孟的事例,形象地说明江南官绅 无论在朝在野,中央行政、庙堂大事,地方事务,都 是他们时刻所系念的。崇祯时,松江地方文献则 称:“缇帙之变,初乡大夫诸生与郡县交际绝少, 近辄用册叶、锦屏,册诗则倩代作,以士大夫署名, 或有摹石刻枣装为墨帖者,计润计工,率倍收之。 一锦屏不下百人,而装池之费,每计数十金,主者 遍索授纪纲,纪纲因而为利,且藉此阿上官。遂有 亡行者,身犯大垢,甘与金木为伍而不悔。”⑥崇祯 初年当祁彪佳出任苏松巡按时,同样是那个复社 领袖张溥,前往谒见,即“袖出一揭,乃苏州各属 者,云系名士”,要求予以照应,绅士吴伟业、贺王 盛、贺鼎、徐宪卿、陆献明、朱大烈、朱大治、莫俨 皋、范允临、沈彦威、蒋 、李逢申、赵士履、姜云 龙、李世祺、张肇林、谈自省、施元征以及难以记忆 者,都纷纷前往谒见请托,⑦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 人情戏。请托之风如此炽烈,出面关说者如此位 高爵显,地方官员自然难以施展手脚。以致有位 知府将士夫干请之书与山人诗卷、僧徒募缘之册 合称为吴下“三厌”。⑧ 所以崇祯十五年刘宗周愤 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衿绅孝廉 把持,无一时无衿绅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 钱者生。且亦有衅起琐亵,而两造动至费不赀以 乞居间之牍,至转辗更番求胜,皆不破家不已。甚 之或径行贿于问官,或假抽丰于乡客,动盈千百, 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⑨清 乾隆后期生员顾公燮甚至认为,明后朝的江南乡 绅,“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抚按访 拏。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 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它细事,虽 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瑏瑠 乡宦眼中并无官 ·0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张汉儒疏稿》,见《虞阳说苑甲编》第 5 册,虞山丁氏 1918 年铅印本,第 1 页。 周同谷:《霜猿集》卷二《二册书成注复删》、《月堕西江歌舞阑》二诗注,《虞山丛刻》甲集,1916 年至 1920 年常熟丁氏 刻本,第 4 页。 嘉庆《珠里小志》卷一七《杂记上》,《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 7 册,第 228 页。 赵南星:《赵忠毅公文集》卷一九《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8 册,第 569 页。 文震孟:《文文肃公日记》,稿本。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俗变》。 参见祁彪佳:《按吴尺牍·与倪三兰》,见《祁彪佳文稿》,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1930 页。 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下,《四库全书》子部第 173 册,第 343—344 页。 刘宗周:《刘子全书》卷一七《文编四·责成巡方职掌以振扬天下风纪立奏化成之效疏》,第 52—53 页。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第 5—6 页。 府,竟视公堂如私室,势焰十分嚣张。因此,所谓 士论民心,实皆士论而已,乡绅之见而已。明后期 的江南地方政权,一定程度上是操在这些有财有 势的乡绅之手的。 涉及地方利益时,各地缙绅更与生员结成蛮 横势力,干预地方官府行政。万历时期嘉兴府嘉 善县的争田鼓噪事件,可称最典型事例。明代嘉 兴一府,各县之间田地互相错壤,即户籍在此县而 田在他县,尤以嘉善与嘉兴和秀水两县之间最为 突出。万历年间,三县为交赋税而长期形成矛盾, 到万历末年,延续 30 年未解的争田发展成鼓噪事 件。万历四十四年,三县知县会勘田粮,四月二十 六日,嘉善乡宦五人到府衙,知府以查册丈田之说 与之辩论,乡宦坚持依据嘉善之亏册抽丈嘉善之 亏田。二十八日,知府邀集三县乡绅在城隍庙集 中,反复申明前说,令三县会议具稿,传示三县乡 绅次第书押,只有庄乡宦不肯书押,漏下三鼓,各 人散去,抽丈之议格而不行。五月初三日,嘉善钱 乡宦再次到府城,邀同吴知县议事,并送上公述公 书一纸,称田不宜丈,册不宜查。五月初六日,嘉 善生员四五十人、豪民三四百人,先至知府衙堂喊 冤,后到嘉湖兵巡道叫嚷,各级官员反复晓谕,诟 谇如故,甚至打伤旗鼓手,打坏乡宦门庭桌椅。初 八日,嘉善沿街遍贴传帖,声称道府听信叛贼岳元 声,本县当图大举,先接吴知县归县等。此次争田 鼓噪事件,兵巡道佥事王重岱形容其“篾视法纪” 的严重程度“恐夷虏不是过”,嘉兴知府则称其 “凶横暴戾,无复子民之分”,“猖獗之势成,屑越 纪纲,决裂名分,真宇内异变”,以致提出辞职。 在此事件中,嘉善乡宦和生员的嚣张气焰,坚持地 方利益不依不饶,一再要挟府县衙门,豪横把持, 目中了无法纪和官府之尊,使得嘉善知县和嘉兴 知府先后提出辞呈。① 这个争田鼓噪事件,其实 质,诚如廖心一所说,“是两个乡绅集团的斗 争”,②充分反映了乡绅浓重的地方利益行为。 三是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江南缙绅仗 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田产,弱肉 强食,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又隐漏纳税 田亩,将应纳赋税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民头上。按 照松江乡绅何良俊的说法,江南人直到宪宗成化 朝时尚未积聚,自武宗正德朝开始,“诸公竞营产 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 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后来则一中 进士之后,“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 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 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 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 见于面”。③ 而到嘉靖时,“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 藉进身为殖生阶梯”,“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 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 克于齐民”。④ 到隆庆时,巡按直隶御史董尧封 奏,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诡田 1 595 470 亩,花分 田 3 315 560 亩。⑤ 万历中期,常熟知县谭昌言 说:“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役,贻累 闾里,身殁而子孙为流庸者多矣。”⑥以致万历中 期华亭人范濂说,当时缙绅,“营营逐利,虽有陶 朱猗顿之富,日事干请,如饥犬乞怜”。⑦ 清乾隆 时常州人赵翼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 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 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⑧ 如常熟徐凤竹,官至工部尚书,其孙荫为部郎, “居乡恣横不法甚”,被县官逮治。⑨ 如淮扬巡抚 ·13·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刘一焜:《抚浙疏草》卷六《题嘉善士民鼓噪请旨查勘三县田粮疏》,万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具题,景照明刻本。 廖心一:《略论明朝后期嘉兴府争田》,《明史研究论丛》第 5 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136 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第 312 页。 黄省曾:《吴风录》,《五朝小说大观》本,第 2、3 页。 《明穆宗实录》卷一三,隆庆元年十月庚寅,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本。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三《山东青莱海防督饷布政使司右参政赠太仆寺卿谭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第 1332 页。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记人物·周思兼》,第 3 页。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校点本,第 527 页。 参见李乐:《见闻杂记》卷一一,第二十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16 页。 太仓凌云翼,“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① 这些人的居乡不法行径,较之那些势力更为显赫 的缙绅的巧取豪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如嘉 靖末年的内阁首辅华亭人徐阶,“子弟家奴暴横 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应天巡抚海瑞与苏 州兵备道蔡国熙勒令徐阶退田,二人反被徐阶先 后以势以金唆使给事中劾论去职,以致时人感慨 道:“此一事也,见方正之难容焉,见法纪之澌灭 焉,见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焉,见琐闼之言 官甘为私门之鹰犬焉。”②又如南京礼部尚书华亭 人董其昌,三个儿子“素不加检束,而仲尤甚。有 干仆陈明父子,更倚势煽虐,乡里侧目久矣”。③ 更有甚者,如无锡秦梁之子秦灯,与太仓王世贞之 子王士骕、华亭乔敬懋之子乔相,自负贵介,挖空 心思,诈人钱财,“或与百金,或数十金,不则目慑 之曰:‘尔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笔剿汝矣’”。④ 宜兴周延儒为大学士,陈于泰为翰林,二家子弟暴 横乡里,民众至发掘周家祖墓,焚烧陈氏兄弟宅 第。这批乡宦恶少,凶神恶煞,实乃社会恶势力。 缙绅侵夺田产最常见的手法是逼迫勒令小民投 献,有的投献虽出于自愿,但都是缙绅豪横欺隐的 结果。徐阶、董份、申时行、董其昌等缙绅占有的 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膏腴田产,就是不择手段从 小民那里劫夺过去的。明后期江南土地兼并形成 高峰,也正是这些豪绅显宦巧取豪夺的结果。 四是肆意奴役乡民。缙绅贱视乡间小民,颐 指气使,任意役使,“淞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 人,而砖甓亦取给于彼。一日,有老佣后至,钱责 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 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其砖亦多取自 旧冢中,无足怪者。’”⑤可见缙绅自家中琐事至兴 筑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随意役使乡民已成习惯。 五是接受投献,蓄奴成风。明代仕宦享有蓄 奴特权,他们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 蓄养奴仆。华亭人范濂称,“自乡宦年久官尊,则 三族之田悉入书册……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银一 千余者”。⑥ 顾炎武论到江南士大夫蓄养奴仆之 风时,又说:“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 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 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今吴中士宦之家, 有至一二千人者。”⑦徐阶、董份、董其昌家,投靠 家奴皆达上千。所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愿,多半 却是因为缙绅大户独多,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 役负担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 不投靠势家以求庇护。如董其昌就是“膏腴万 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⑧ 董其昌宅第被乡民焚毁,家财被掠。明清鼎革之 际太仓、上海、嘉定、昆山、石门、金坛、溧阳广及苏 松常嘉四府之地纷纷发生奴变,索契杀主,实在是 缙绅地主长期作威作福的结果,咎由自取。明末 江南奴变最为激烈,与当地豪门最为集中、蓄奴风 气最盛、驭下最为苛酷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个别 豪奴恃仗主人势力,成为主人鹰犬,为非作歹,为 所欲为。如宜兴县民周文爙、张瑞、刘宁、蒋美、胡 成,都是本县乡官陈一教的义男;张凤池、樊士章、 张成等,都是乡宦徐廷锡的义男。他们“倚藉主 势,收租勒索赠耗,放债逼写子女田房,各却蔽主 酿祸,造孽多端”,⑨劣迹斑斑。事实上,不少豪强 巨绅的万贯家财,正是靠这些家人义男从细民处 掠夺勒逼来的。 六是奢侈淫佚,醉生梦死。江南缙绅,宦囊既 丰,又兼营市利,鲸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细民弱 户,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身处繁华之乡,又见过世 面,因而讲排场,摆阔气,蓄优童,拥丽姬,精赌术, 已属寻常,甚者荒淫糜烂,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 无读书入仕人的气味。如无锡俞宪,与谈恺、安如 ·2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史》卷二二二《凌云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5861—5862 页。 伍袁萃录、贺灿然评:《漫录评正》,《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70 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543 页。 曹家驹:《说梦》,《清人说荟初集》,上海:上海扫叶山房,1913 年石印本。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〇《前鉴》。 文林:《琅琊漫抄》,陶宗仪辑:《说郛》续卷一七,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铅印本,第 2—3 页。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四《记赋役》,第 4 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奴仆”条,黄汝成集释本,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497 页。 翁元升参董其昌折,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15 页。 祁彪佳:《宜焚全稿·题为豪奴蔽主启衅顽民结党抢烧已经擒获首恶解散协从事》,见《祁彪佳文稿》,第 56—90 页。 山、秦瀚、王瑛五位乡宦结成五老会,“楼船、鼓 吹、园池、声妓、服玩,使令之丽,甲于江南”,成天 “沉酣声色,广取艳妓妖童”。秦瀚交结严世蕃, “极多奇味”。俞宪与安如山“皆有龙阳癖,既富 且贵,以重资购得者,不可胜计”。如山孙绍芳也 “大有祖癖”。① 明后期各地士人多好此风,而以 江南为甚。所以人称“今吴俗此风尤盛,甚至有 开铺者”。② 沈德符记时人风尚谓:“得志士人致 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 而渐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 道传游壻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 妓中尚有不深嗜者。”③ 明后期的江南缙绅,以饮宴妓唱为乐事。如 南京大手笔顾璘晚年家居,“喜设客,每张宴,必 用教坊乐工以弦索佐觞,最喜小乐工杨彬,常诧客 曰蒋南泠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者也”。④ 如万历 时御史苏州人钱岱,家居蓄养女优 13 人,女教师 2 人,“第宅之广,姬妾之多,衣食供养之华且靡 也,人人共见为富贵逸乐”,“优游林下数十年,声 色自娱”。⑤ 整个江南士夫事实上常常沉浸在丝 竹色场中。以致明人沈德符说:“吴中缙绅,则留 意声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 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坐命技,即老优名倡, 俱皇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此习尚所成,亦犹 秦晋诸公多娴骑射耳。”⑥缙绅居乡放荡,使得江 南奢糜之风日甚一日。华亭人范濂说:“嘉隆以 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 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⑦无锡人尤伯升也说: “吾邑本尚俭,始奢于冯龙泉、顾东岩,至嘉靖中, 俞、谈诸老争以奢侈相尚,而风俗益靡矣。”⑧湖州 人李乐则说,风俗之陋,“作俑于大宦家”。⑨ 说到 底,哪里缙绅多,哪里风俗就奢,可以说,江南风俗 奢糜,正是由缙绅们一手导演出来的,其程度也正 与缙绅势力的兴盛一致。 二、清初惩戒士绅之大案要案 入清之后,江南士人仍然沿袭明末旧习,结社 盟誓,大举文会。时人称:“明社既屋,士之憔悴 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 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 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 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瑏瑠苏 州有同声社、慎交社、遥通社,吴江有惊隐社,娄东 有端社、起韩、绿斐堂、七录斋,浙西有澹鸣社、萍 社、彝社、介社、观社、广敬社、澄社、经社等,“吴 浙之间,各有部署……每社各数十人,以为倡和, 推之各邑,无不皆然”。瑏瑡 无锡有云门社,“名动远 迩”。瑏瑢 吴越之间的文社还互相联络,互为声势。 越中文社名士百余人,以骆复旦为领袖,“尝率越 士赴十郡大会,连舟数百艘,集嘉兴之南湖”,与 太仓吴伟业,长洲宋德宜等数十名士酬唱。瑏瑣 时 人将当时的文社与明末文社比较,谓:“明季时, 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 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 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问讯,亦无不以盟 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瑏瑤似乎恶俗甚于明末。 顺治十年(1653),与明崇祯六年一样,江南十府 ·33·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〇《前鉴》。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男娼”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影印本,第 15 页。 沈德符:《敝帚轩剩语》卷中“男色之靡”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48 册,第 508 页。 康熙《江宁府志》卷三三《摭拾上》。 佚名:《笔梦》,《虞阳说苑甲编》,第 1、8、9 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技艺》“缙绅余技”条,第 627 页。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第 1 页。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〇《前鉴》。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〇,第十三条,第 10 页。 杨凤苞:《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后》,《续修四库全书》第 1476 册,第 10 页。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见《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第 284—285 页。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四《综考·云门十子》。 光绪《诸暨县志》卷三一《人物志·列传五·骆复旦》。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第 306 页。 大社在虎丘大会。康熙十二年张履祥说:“今者, 祸乱已极,一时人士不能惩创既往,力图厥新,顾 乃踵其失而加甚焉。”①结社风习直到康熙初年一 如明旧。生员则仍然以拨弄是非为能事,热衷于 代人打官司。顾公燮谓:“康熙年间,男子联姻, 如贫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纠集打降,径入女家抢 亲。其女必婿亲扶上轿,仍以鼓乐迎归成亲,次日 杯酒释欢。又讦讼者,两造各有生员具公呈,听审 之日,又各有打降保护。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 下。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闻呼即 至,如开行一般,谓之打行。今功令森严,此风不 兴矣。”②士绅劫夺小民弱肉强食,拖欠逃避赋税 如故,以致税粮逋欠多达上千万石。 清廷为稳定在江南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极端 措施整治士心,严惩偷漏赋税行为。举其要者,前 后约有三大案。 一是哭庙案。顺治十六年,朱国治就任江宁 巡抚,索馈苛征,兴起奏销钱粮大案。新任吴县令 任维初,“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 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凡国课不 完者日日候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③ 顺治十 八年二月初一日,正是钱粮奏销綦严之时,世祖驾 崩哀诏至苏,府衙设灵堂,巡抚、巡按率领属官乡 绅哭临三日。初四日,生员丁紫洄从府学教授程 苍翼处领得文庙钥匙,生员倪用宾等到庙号哭,薛 尔张作文,随而从至者生员百余人,鸣钟击鼓,又 至府堂,乘抚按皆在时,跪进揭帖,控诉任县令滥 用非刑,预征课税之贪酷状,相从而至者,更多达 千人。巡抚大惊,下令左右逮治闹事者,11 人被 擒。当时正好金坛有叛案,郑成功北伐清军失利 于镇江,朱国治乃上奏穷治。清廷派侍郎叶尼等 四人鞫治,朱国治上疏绅衿抗粮,四出抄掠,货贿 器用,劫掠一空。有人同情被逮诸生,也被波及逮 系,增至 18 人,俱着处斩,家产籍没。这就是骇人 听闻的“枉法坑儒十八人”之哭庙大案。④ 哭庙案 与钱粮奏销案搅在一起,成为收拾江南士绅的 开端。 二是钱粮奏销案。关于奏销案,当时人大多 将其归为江宁巡抚朱国治的暴政,说朱“因见协 饷不前,创为绅欠,衿欠之法”,⑤或说“抚臣更立 奏销法”。⑥ 近人孟森先生和今人何龄修先生先 后有文论述。⑦ 孟先生认为,当时江宁巡抚朱国 治,因郑成功兵入沿江列府,意所不怿,于是以逆 案为名,任情荼毒江南士绅。孟先生又说:“整理 赋税,原属官吏职权,特当时以故明海上之师,积 怒于南方人心之未尽帖服,假大狱以示威,又牵连 逆案以成狱。”何龄修先生在孟先生持论的基础 上,引述实录所收上谕,专文考察浙江奏销案,认 为钱粮奏销新例实际上是全国奉行的条例。两人 的研究,无疑均是符合史实的不易之论。结合兴 案者朱国治、上海人叶梦珠据当时苏松常道奏文 所述、华亭人董含所述和后来的昭梿所述,朱国治 乃因当地绅衿拖欠钱粮严重,视为“抗粮”,出于 钱粮考成,又意欲乘机慑服人心,乃酿成奏销大 案。朱国治谓:“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 稍加严比,便肆毒螫,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 尤,有司丧气,催征无心,甘受参罚,苟全所家而 已,断不敢再行追比,撄此恶锋,以性命为尝试 也。”⑧朱国治的奏疏,清晰地供认了他兴起奏销 大案的动机。叶梦珠也谓:明末清初苏松等地钱 粮拖欠严重,守令往往因积逋罢官,“至顺治之 季,江宁抚臣朱国治无以支吾,遂归过于绅衿、衙 役。题参议处之令,先行常之无锡,苏之嘉定,至 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所 题陈明钱粮拖欠之由补入年终奏销之例……奏销 ·4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一六《纪交赠计需亭》,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490 页。 顾公燮:《丹午笔记》卷二六八“打降”条,第 188 页。 顾公燮:《丹午笔记》二二四“哭庙纪闻”条,第 155 页。 参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二二四“哭庙纪闻”条,第 154—163 页,见《清稗类钞》狱讼类“康熙庚午哭庙大狱”条,北京: 中华书局,1984 年排印本,第 3 册,第 1022 页。文中庚午误成康熙朝,应为顺治朝。 陆文衡:《啬庵随笔》卷三《时事》,转引自何龄修《浙江奏销案》。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第 297 页。 参见孟森:《奏销案》,见氏著《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34 页;何龄修:《浙江奏销案》。 《哭庙记略》,《痛史》,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年铅印本,第 3 页。 一案,据参四府共欠条银五万余两,黜革绅衿一万 三千余人”。① 相关史料记载涉案人数虽微有区 别,但均在 13 500 余人以上,牵连广大。叶梦珠 和董含的说法,在朝廷的谕旨可以印证。顺治十 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晏驾,是月二十九日,谕吏 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 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 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 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向来拖欠钱 粮,有司则参罚停升,知府以上虽有拖欠钱粮未 完,仍得升转,以致上官不肯尽力督催,有司怠于 征比,枝梧推诿,完解愆期。今后经管钱粮各官, 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 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 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 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 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 弊之罪。”三月初一日,“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 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② 顺治十八 年三月初九日,上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 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 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各该督抚责论 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察,如仍前抗粮, 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 参重处。”③细绎皇帝上述两则上谕,参阅清初人 和地方官的记载,利用孟、何二位的研究,可知顺 治十七年,江宁巡抚朱国治有鉴于明末以来江南 钱粮拖欠的现实,面对清廷足额征收田粮的要求, 利用郑成功北伐进军江南的机会,以“拖欠钱粮 致误军需”事由条奏,严惩江南士绅的钱粮逋欠 行为。清廷接受朱国治的奏请,户部题有定例,在 顺治十八年颁发上谕,要求全国各地如江南一样 奉行查处。在前后过程中,江南因为赋税定额最 重,拖欠数量最多,绅衿人数又众,足额征税,既能 满足官员钱粮考成,同时又能摧折士气,威慑人 心,朱国治更特别残暴,实行时又搞扩大化,大事 株连,遂酿成褫革苏松常镇四府及江宁府溧阳一 县绅衿 13 500 余人之钱粮奏销案。④ 江南奏销案,征收田粮之严,史所罕见。“凡 绅衿欠粮者,无论多寡,一概奏请褫革,名曰奏 销”。⑤ 叶方霭的事例最为人乐道,即盛传“探花 不值一文钱”的昆山人叶方霭,因拖钱钱粮一厘 (合钱一文)而被褫革一甲探花功名,⑥认为他确 实因欠一文税粮而遭黜革。实际上,依据叶方霭 后来的申诉,他家应税官田 329 亩,计税银 44 两 4 钱 6 分零,顺治十七年分实完税两已有 46 两 1 钱 5 分 5 厘,并有完银印票为证,不但未曾拖欠, 反而多交了银 1 两 6 钱多,只因奸书徐宁宇朦开 他家欠银一厘,是以被诬惩处。⑦ 多交了钱粮,只 要诬称拖欠,就被涉案,而且不问青红皂白,即予 黜革,可见实行之严酷。 清廷在江南改变前明做法,足额督征田赋钱 粮,严惩拖欠钱粮的士绅,既制定条例,推向全国, 江南地方官更切实实行。也就是说,严惩拖欠钱 粮,虽以奏销案为最大焦点,而并未从此结束。顺 治十八年十月,韩世琦继任江宁巡抚。据他题奏, “履任后,即将所属江宁苏松常镇五府顺治十八 年分未完钱粮严督催征,仍一面将绅衿三户有无 挂欠责令各道府确查,造册遵例奏销”,据呈报全 完后,“犹恐各州县官徇庇不实,又经驳核,复据 呈送各州县绅衿衙役全完印结前来”。⑧ 奏销案 后,江南地方官切实遵照谕旨,严督催征钱粮。康 ·53· 范金民: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叶梦珠:《阅世编》卷六《赋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36—137 页。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影印本,第 487、488 页。 《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三月戊午,伪满影印本,第 3—4 页。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庚辰,第 3 页。 顾公燮:《丹午笔记》二二四“哭庙异闻”条,第 154 页。 参见又褚人获:《坚瓠丁集》卷三“长洲酷令”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影印本)记奏销之严谓:“康熙初,长洲 县令彭口,赋性贪酷,设立纸枷、纸半臂,使欠粮者衣而荷之,有损则加责罚。滑稽者改清明祭扫一诗,粘于县墙云:‘长 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时抚院朱国治奏销之后,辄以抗 粮为名而扑责之),夜则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百姓怨恨。” 参见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六《叶方霭欠粮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8 辑第 5 册,第 528—529 页。 韩世琦:《抚吴疏草》卷六《顺治十八年三欠奏销印结疏》,第 527 页。 熙二十五年,赵士麟任江苏巡抚时,“用法严峻, 意在锄强去暴。一时势恶土豪,剪除殆尽”。① 直 到康熙中后期,由江苏巡抚宋荦所奏可知,地方官 每至奏销年限,“非不加意严催,以期赋完饷裕”, 而因为江南苏松常镇财赋重地,岁征银米特多,力 难全完,以致“经征经督各官降调接踵”。② 奏销 案后,官府严格催征钱粮,长期力行不辍。 三是雍正时清查亏空钱粮案。顺治末年奏销 案和哭庙案是利用赋税钱粮打击江南士绅的第一 轮,第二轮即是雍正时清查亏空钱粮案。清查亏 空并不限于江南,但江南拖欠钱粮最多,清查亏空 影响也大。康熙后期,钱粮征收似乎较前稍为宽 松,钱粮拖欠也就日益严重起来。江南数府,自康 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钱粮积欠多达一千余万 两。雍正五年(1727),朝廷派遣户部侍郎彭维新 赴江苏清查。彭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人配合下, 只查拖欠,不管催征,“悉心查察,一一得实,俾官 侵不混入吏蚀,吏蚀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 吏蚀”。③ 其做法原来与顺治末年相似,“逮捕追 比无虚日”,④后来似乎稍为宽松,将官侵吏蚀和 实系民欠区别对待,并“不妄戮一人”,⑤不事株 累,查出“官侵吏蚀四百七十二万余,民欠五百三 十九万余”。⑥ 实际逋欠在民的钱粮,比例还是高 过官侵吏蚀,说明当时江南士绅对如期足额完纳 钱粮又有所松弛,当然也说明江南的赋税定额确 实高出了能够承受的能力,以致在雍正、乾隆年间 朝廷两次减低苏松两府赋税征收定额。 雍正初年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后,江南士绅 才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遵守法度,率 先输纳。乾隆十一年,江苏巡抚陈大受奏报说: “但江苏钱粮,从前旧欠最多。自雍正年间清查 之后,积弊已除。”⑦乾隆十二年,皇帝上谕:“从前 各处乡绅,侍势武断,凌虐桑梓,欺侮邻民,大为地 方之害。及雍正年间加意整饬,严行禁止,各绅士 始知遵守法度,循分自爱,不敢稍涉外事。”⑧次 年,署理两江总督策楞上奏说:“臣等伏查,江苏 各属,财赋甲于天下,而钱粮积欠亦甚于他省。其 间役侵民欠,弊窦多端。自雍正年间奉旨清查之 后,奸胥玩户,始知儆惕,侵欠之风,得以少息。”⑨ 乾隆十四年,两江总督黄廷桂也认为,当时“绅衿 大户,查现登仕籍者,无不遵奉功令,率先输纳,惟 有名列衿监及捐职家居之辈,恃有护符,专以抗延 为能事”。瑏瑠 乾隆后期的苏州生员顾公燮也认为, 江南绅衿势焰嚣张,至康熙时仍沿此陋习,“迨我 世宗宪皇帝整纲饬纪,一洗从前积习,绅衿皆知敛 迹。非公不至,绝无坐大轿者矣”。瑏瑡 种种说法表 明,在顺治末年钱粮奏销案特别是雍正年间的钱 粮清查后,江南士绅虽然仍有人不知约束,但较之 以前,及时完纳钱粮的情形大为好转。 三、清前期江南士风之转变 随着政局渐趋稳定,江南地方官对士人的打 击接二连三,辅之以禁革文社和整顿风习之举,瑏瑢 明末以来长期受到抑制的官气逐渐鸱张,士绅张 扬之气迅速低落。持续不断的三大案,对江南士 ·6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顾公燮:《丹午笔记》二三一“赵士麟治吴”条,第 169 页。 宋荦:《西陂类稿》卷三六《酌议催科处分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23 册,第 461 页。 彭维新:《与马虞樽少司空书》,《清经世文编》卷二七《户政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影印本,第 674 页。 《清朝野史大观》卷五“记江南清查事”条,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1 年,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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