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关闭

封号提示

内容

首页 中国革命再解释-邹谠.pdf

中国革命再解释-邹谠.pdf

中国革命再解释-邹谠.pdf

上传者: 2sssss2_hr6zv 2011-02-07 评分5 评论0 下载1180 收藏1 阅读量2052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中国革命再解释-邹谠pdf》,可适用于幼儿教育领域,主题内容包含中国革命再解释邹谠目录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甘阳)、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政治变迁与改革:中间道路、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符等。

中国革命再解释邹谠目录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甘阳)、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政治变迁与改革:中间道路、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中国革命的价值观、中国高层政治宗派主义还是非正式政治?均势政治还是全赢博弈?、略论中国政治中的宗派主义评《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义》、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评《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革命与“告别革命”给《告别革命》作者的一封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序、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序、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贺词邹谠教授《中国革命再解释》序甘阳年月日邹谠教授(-)以八十高龄去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芝加哥大学特下半旗致哀以纪念他在芝大政治学系五十余年的奉献以及他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是邹先生临终前遗留下来的一部文集邹先生原想为这本文集撰写一篇长篇导论以集中阐述他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但遗憾的是由于邹先生的瘁然病逝这个导论终于未能完成。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这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渡过大半生的典型学者但是象二十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故事"。邹谠于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最后于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作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但西南联大的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余名教授中有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而在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疑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生在年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当邹谠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年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刺激极深。从年到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象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部名著的原初问题意识。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国政治学巨擎摩根叟(HansMorgenthau)主持的"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CenterfotheStudyofAmericanForeignandMilitaryPolicy)委托的研究计划因而从学科和体裁上讲是一部严格的美国外交史专著并被摩根叟盛赞为"既是宏大的史学也是最佳的政治学"(bothhistoryinthegrandstyleandpoliticalscienceatitsbest)但对邹谠教授个人而言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图透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他特别强调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朗化为日本与美国的对峙如果美国能够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从而阻止或推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将相当不同,亦即国民党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毛泽东本人在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的发展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换言之日本的全面侵华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消长。而邹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极端贫弱日本是否发动全面侵华并不取决于中、日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日、美关系。他在以后的一次访谈中曾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表述如下: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动荡与发展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来的原因。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就是对内因估计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内因决定的。我觉得中国政治受外国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当然这并不排斥内部的因素。我说的外因不仅指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也不是说哪个帝国主义支持哪个军阀(这些仅仅是小节)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具体地说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整体变化。没有这些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变化就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外来的冲击把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彻底打垮了使中国面临着全面危机并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社会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每个领域中的问题一是外来因素常常决定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孰胜孰负比如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动乱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第二他强调二十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这种在外来冲击下国内各种制度全面崩溃的形势导致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采取胡适等希望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方式因为缓进的社会改良只能依托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较高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才可能而二十世纪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邹谠因此指出"讲到内部因素我想强调自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集团非常巩固、稳定也非常有连续性。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消失了要找到一个有同样巩固的社会基础、有同样的稳定性、连续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件非常困难、非常需要时间的事。"邹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这种全面崩溃全面危机的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使"国家制度的重建"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他认为这正是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所在亦即共产党所诉诸的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它能够强有力地同时动员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参与中国革命。但是这种"社会革命"的道路虽然能有效地达成"国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革命"导致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邹谠因此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邹谠因此高度重视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实质是政治权力逐渐退出社会领域以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同时认为改革的过程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再次陷入基本制度构架全面崩溃的全面危机苏联的瓦解即是例子。他晚年因此特别注重研究苏联和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可能避免苏俄式的全面崩溃全面瓦解的道路而走上以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为依托而渐进改良的道路。这本《中国革命再解释》即特别体现邹先生晚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尚记得一九九三年邹先生编定其第一本中文文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时曾命我为之序而在看了我的序后邹先生又"思潮起伏"竟用五个月的时间写成其长篇后记"从传统权威政治系统到现代全能主义政治系统"。在开始编选这本文集时邹先生亦曾与我戏言说或许我再写一篇序言又能激发他"思潮起伏"从而再写一篇长文作跋未料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如今再为邹先生这本文集写这个前言不能不让我感到分外寂寞。我常觉得邹先生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要比我更为乐观我相信他在临终前仍然会坚持他十多年前的下述基本看法: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了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不能够避免起码也是很可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年元月于香港大学注释: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年第页。参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第页。参《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年第-页此章标题为"年: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一卷云南教育出版社第-页。可参《费孝通文集》第三卷(-)群言出版社年第页以下。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可参JohnIsrael,Lianda:AChineseUniversityinWarandRevolu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特别ppTangTsou,America'sFailureinChina:(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HansMorgenthau,ForewordtoAmerica'sFailureinChina:,byTangTsou(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America'sFailureinChina,ppp毛的谈话引见America'sFailureinChinap,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在体裁上是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因此邹谠在那里的分析角度并不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美国本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来分析美国当时的东亚政策认为美国从一战结束、东亚局势已经明朗化为日、美对峙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来阻止日本在东亚独大反而为避免与日本冲突而一再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包括听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其最后结果不但没有能够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反而使日本在占领大部分中国领土以后得以进一步发动对美国的战争。他认为如果美国不是等到日本在年以珍珠港袭击发动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以后再对日宣战而是在年或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即采取断然手段反击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事实上将使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从而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参见America'sFailureinChina,pp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年第-页。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第页。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第页。参见StephenHolmes,"CulturalLegaciesorStateCollapsProbingthePostcommunistDilemma,"inMichaelMandelbaum(Ed),Postcommnism:FourPerspectives,NewYork: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pp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第-页。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第页。、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二十世纪中国的危机意识与国家重建中的持久问题年月日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和他那些公车上书的同志要列出他们关于制度改革的构想并表达了对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采纳的遗憾。他们以下面的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民族危机意识:急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康有为所意识到的危机是由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激发的。这场战争再一次显示了国际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变化。除了导源于对外战争新近失败的危机感外国际环境中的另外两种因素将持续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范例(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称之为“模式”)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这种危机感一直存在尽管有所减弱。甚至在年后的四、五年间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在努力争取人民接受其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时仍然会偶尔提及“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在探究中国积弱的原因寻找消除危机、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作者案:本文最初是为主题为“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限制”的会议所写的演讲稿。此次会议是欧洲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于年月在意大利Bockeffller研究与会议中心召开的。我对欧洲科学基金以及会议的组织者StuartSchram教授允许我将文章扩展并在此出版深表谢意。本文原题ReflectionsontheFormationandFoundationsoftheCommunistPartyStateinChinainTheCulturalRevolutionandPastMaoReformAHistoricalPerspectiveTheUnivetsityofChicagoPress,pp中译:彭俊军、陈兴玛译、李强、何高潮校。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份》(下)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例如《红旗》年第期第页。的努力中中国知识份子和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意识到发展与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力(energy)、能力(capacities)与创造力(creativity)的紧迫性。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在关于严复的著作的结论部份写道:对于严复而言“(中西之间)的关键差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面知识的、道德的与物质的提升了人的活力。它认同精神上的活力与自信而不是被动与退隐。西方发现了人类能力的无限性本质并且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在传统中国文化梦想不到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潜能。”在五四运动期间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以及对解除中国传统在政治、社会、意识领域强加给个人或团体的明显或隐蔽的束缚的要求达到二十世纪的顶峰。此后激发并发展“人民”的活力、能力与创造力一直是中国在重建国家和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唯其如此目前中国努力为个人和团体提供更多的激励与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这些努力包括鼓励实行“责任制”以及在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体制改革”。尽管人们尚未完全意识到但是对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共同体的需求可能会而且事实上已经与另一需求发生冲突。这就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以便能够重新统一中国、保持政治稳定同时也能够增加其渗透与控制社会经济的能力。事实上第二种需求总是被置于优先地位在五四运动后更是如此。而第一种需求则被视为实现更优先目标的手段。其原因并不难发现。在传统中国存在的国家至上观念(或JPNettl所称的高度的“国家化”)以及中央集权的皇帝和官僚的权力加剧了军阀割据期间对政治解体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searchofWealthandPowerYenFuandtheWest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p,的危机意识以及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欲望。马列主义和列宁主义政党作为救亡的方案在国内这种危机表现在科举制度和绝对君权的崩溃、民主政体试验的流产以及随至而来的军阀割据的兴起。在五四运动期间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教条及社会制度的毫不妥协的攻击另一方面体现为从外国意识形态和模式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巨大努力。正如吉尔兹(CliffordGeertz)根据他对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所注意到的那样:事实上恰恰在这样的时刻即政治制度开始一方面从公认传统的直接支配下从宗教或哲学规范的直接而具体指导下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传统道德主义的僵化信条中解放出来时正式的意识形态倾向于首次出现并保证产生影响。只有当一个社会最一般的文化倾向和最实用、最实际的文化倾向都不足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的恰当图景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政治意义和态度的源泉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不管意识形态有多少含义……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不确定的社会现实的地图(maps)以及创造集体意识的基石。如果措施稍加变化Geertz的总结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期间中国的状况通过稍微不同的方式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年在解释毛泽东思想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辩论。从Geertz的观察出发根据对中国政治发展状况的判断我们可关于运用解体(disintegration)与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理论分析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以及关于这些概念的价值与局限性参见TheCulturalRevolutionandPostMaoReform:AhistorlealPerspective(Chicag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一书第一章和导论。CliffordGeertzIdeologyasaCulturalSymbol,in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pp关于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讨论以及Geertz理论的运用参见TheCulturalRevolutionandPastMaoReform导论。以进一步推论:意识形态除了用来对制度和政策作事后理性化和合理化论证外它还能在“创造新历史”以及“协助”新政治权威体制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外部世界引进并最终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是马列主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曾经在“创建布尔什维克政党、赋予它高度凝聚力、决定党的策略与战略以及赋予党一种创造历史的使命感”方面扮演了独特的角色。这样一种组织模式就伴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传到中国。二者被一些中国知识份子接受他们对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有组织的群众政党的含义仅有肤浅理解。为什么许多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方案?这是一个人们不断探讨的问题。人们也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马列主义适合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让我复述一下这些解释中的几种并加上我自己的推测以便为我们要在本章提出的论点提供背景同时也指导我自己的进一步研究。马列主义对中国知识份子具有吸引力这是因为正如史华慈恰当地指出那样它为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从西方观点来评价并批评资本主义西方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全面危机(totalcrisis)的理论。它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样它就同中国人的全面危机意识和感觉同仍然模糊不清尚未成型的对全面转型的要求以及中国激进知识份子立即采取政治行动的欲望参见NorbertoBobbio,GramsciandtheConceptionofCivilSociety,inChantalMouffeedGramsciandMarxistTheory(London:RoutledgeandPaul,),pAlvinWGouldner,TheTwoMarxism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BenjaminSchwartz,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写于年年发现并出版)也支持史华慈的结论。陈是年中国一大十三位参见者之一也是最早对党失望并离开党的领导人之一。Ch’enKungpo,TheChineseCommunistMovementinChina,edCMartinWilbur(NewYorkOctagonBook,)以下引为Ch’en,CommunistMovement产生了共鸣。列宁主义中隐含的权力理论适应了中国激进份子努力实现全面转型的需要。就像PhilipSelznick注意到的那样“列宁主义政治学说建立在对权力本质的宽泛解释上。特别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认为权力是社会的它产生于各种类型的行为(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行为”)过程中并且浅藏于所有机构中。这一洞见部份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部份源自布尔什维主义的总目标即实行社会的全面转型并赋予每个组织政治含义。列宁主义把政治看成是无所不在的。”在思想上马列主义结构严谨的体系及无所不包的结构与传统中国从未中断的一种思维方式颇为吻合。林毓生曾稍带夸张但也言之有理地将它描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一种“强有力而且持续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趋向于某种一元论的(monistic)思想性的思维方式”或“源于传统的、在思想上具有整体论(holistic)特点的思维模式”。另外它为激进的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一个比传统思想更系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形式)以及一套现代经济理论。其政治的救世主义理念与中国知识份子那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相呼应。然则接受一种外来意识形态作为革命行动的“符号样板”或蓝图产生自身的问题意识形态正统观念以及将意识形态学说机械运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的做法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张国焘曾回忆他与陈独秀关于为什么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次谈话。他写道“我们觉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他的三民主义原则不够彻底无政府主义过份理想主义缺乏实际操作的手段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倡导的议会制度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在中国实行。”不管张的回忆是否准确他的说法可以被视为他对中国需要的分析。ChangKuot’ao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Lawtence:UniversityPressofKansas,),PhilipSelznick,TheOrganirationWeapon(Glencoe:FreePress,),)林毓生LinYusheng,TheCrisisofChineseConsciousness(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参见张灏HaoChang,LiangCh’Ich’aoandIntellectualTransitionin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以下引为Chang,Liang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三十年代大学生广泛阅读的书。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出版说明北京:三联书店。年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挫折。这一问题由于采取将本国政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并服从其原则的组织模式而更严重。为了从失败转向最后的胜利外来的意识形态必须适应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一些激进知识份子接受了向马列主义之后列宁主义政党结构被引入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在重建国家和实现根本社会转变过程中成为唯一最重要的集体行动者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当国家处于迅速解体过程中当传统统治阶级“学者官僚地主”随着科举制度和绝对君主制的消失而丧失了宏观政治及制度支持时重建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不得不从民间社会(civilsociety)开始。但是低水平的工业化阻碍了强大的资产阶级或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发展。农民如果缺乏外部领导无法在国家层次上采取政治行动。这就注定了精英而不是阶级将扮演关键性角色姑且不论即使一个强大的阶级能否成为“自为阶级”能否在没有精英的领导下采取政治行动这一问题。同过去相比精英不再集中于“学者官僚地主”阶级它们不再构成一种可辨别的、被社会认可的等级这个等级规定其权威、声望和功能。官僚制度变得混乱而缺乏方向感。官僚职位不再StuartSchram首先使西方学者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史华慈在其《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兴起》中对这一过程在年后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描述。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表述即“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及上层建筑反过来可能扮演主要的和决定的角色”可以被视为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种因素之一(着重号是我加的)。关于毛这一重新表述的讨论参见TheCulturalRevolutionandPostMaoReform第四章。关于陈伯达在鼓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参见RaymondFWylie,TheEmergenceofMaoism(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我颇为犹豫地提议用“学者官僚地主”阶级这一混合术语代替通常使用的“士绅”(gentry)这一述语。这一术语可能会受到马克思主义者与当代社会科学者的质疑因为它并非以财富、权力或地位作为唯一的基础。但是它的确以某些程度的准确性反映了中国统治阶级的特征这个阶级在经济上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社会上以特定的技能与特权为基础政治上以科举选拔制度与官僚组织为基础。恰恰由于它在国家、市民社会与经济之间建立的直接联系它在历史上具有力量并得以持续存在。它的基础是这三个社会领域中最强大的群体之间利益的吻合。它控制了国家在市民社会实现了意识形态与政治霸权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安全可靠而且也不再存在明确的晋升渠道。高层官僚变成自由流动的政治家、军阀代理人或其他强有力的领导。中下层官员丧失了目标与责任感仅仅试图应付谋生的迫切需要。军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最强有力的集团不仅在政府结构而且在整个社会。它们缺乏重建国家必需的远景目标尽管并不缺乏野心。它们之间无休止地互相残杀无法建立一个具有群众基础从而可能扩大其政治影响的集中的政治组织。它们除了通过私人关系同上层人士建立了一些联系之外也未能同民间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这样在年和年知识份子就成为变革的最重要的代言人。然而此时的知识份子已经因意识形态、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路线的不同而明显分化。他们不再主要来自同一个经济阶层。他们的教育背景也有巨大差异。传统的个人联系可被用来作为小范围的知识份子之间交流的渠道。但是这些特殊主义的联系具有极大局限性无法作为大的政治组织的框架使自身在旧的政治和制度结构崩溃后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为了采取政治行动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们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团结、凝聚和认同的基础以及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从而能够使大批知识份子共同行动履行其自我设定的重建国家、改造社会的职责并回应时代的要求。这种在外国泊来或外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各种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这种新的基础。同时他们从现代政党中找到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但是为什么列宁主义政党成功了而自由主义政党却失败了?常识性知识告诉我们列宁主义政党的等级结构、特殊的党员选择标准以及严格的纪律使它成为一个在混乱状态下能够进行快速、有效和集体行动的组织。自由主义政党缺乏这些特征于是失败了。我不想在此重复自由主义未能在中国植根以及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所有原因我只想指出与国家重建问题相关的一点。西方民主模式下的自由主义政党存在的前提是一个适当运转的政治制度。这些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通过政府内部三权之间或执政党与在野党或党派之间的制衡来限制权力过分集中。尽管存在米歇尔所谓的寡头政治铁律这些政党的组织通常颇为松散而且往往存在许多派系。假如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它们常常可以促进渐进的改革经过较长一段时期后这些改革会集腋成裘造成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根本改变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然而它们不能用来作为短期内促进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主要手段。它们不能满足由于危机意识而产生的要求立即取得结果的急迫感。在中国列宁主义政党由社会内部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威体系所组成这个社会缺乏任何全国范围的政治权威体系直到国民党(它自己也按照列宁主义模式重组并取得某些成功)在南京建立了政府并在名义上远非实际上统一了中国。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列宁主义政党得以在国家之内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它有自己的军队、政府官员和根据地并在与国民党争夺对中国控制权中取得成功。年后它主要按照自己的想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人们经常用等级制度的比喻将中国共产党描绘成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系统同样的术语也被用来描绘传统的官僚政治。但是这一比喻仅仅抓住它的特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方面可以被形象地描绘为一系列同心圆。如果说“层级制度(hierarchy)”这一术语描绘了不同层次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同心圆图形既显示了列宁主义政党在与其他社会集团和组织关系中的角色以及它的(有时很明确的)自我感觉也显示了在党的结构内部形形色色的领导与单位之间的“水平”(horizontal)关系。在革命期间党是民间社会活力的中心它动员和组织自己周围的各种社会集团以夺取权力。当它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国家时特别是当它成为执政党时它就成为政治社会和国家的指导中心也是民间社会和经济的指导中心。根据列宁主义原则党禁止有组织的派系的形成。一旦派系界线被划定斗争便倾向于两极化(或者人们感觉是这样)并以一派胜利另一派失败告终。在党的结构内部特定层次上的单位构成一组同心圆党的书记处于中心党委形成里面的圆圈而普通党员则形成其外部的圆圈。在这个层次上的党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影响、指导、渗透和控制围绕在其周围的社会集团和机构动员和组织那些从未积极参与政治进程、或以前保持冷漠和惰性的社会阶层、集团和个人。政治权力中的等级制度和同心圆模式后来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一表述中体现出来。这种政治权力的等级制结构特别是其同心圆特征适应了中国人在严重缺乏组织的国家和社会对有效政治权威的要求。它被证明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和重塑社会制度的有效工具。它促进了卡里斯玛式领导的出现。它可能助长权力过分集中与滥用的潜在趋势在一个习惯了宏观政治层面上的绝对皇权和微观政治层面上的家长制的社会中很容易被忽视。这种潜在趋势只有在党夺取政权后才被完全意识到。重建国家过程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群众中国的全面危机不仅导致了一场民族和政治革命而且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寻求根本改变社会结构与人类生活大多数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尽管全面危机造成了革命形势但实际革命却是由意识、有目的的个人活动造成的而革命的前景也一见TheCulturalRevolutionandPostMaoReform第三章。邓小平在倡导党的领导机构改革时批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并对这一口号的实质作了极具启迪意义的概括。见《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以下引为《邓小平文选》。同时参见TangTsou,TheHistoricChangeinDirectionandContinuitywiththePastChinaQuaterly,June:直受到怀疑。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是马列主义但人们对它只有含糊而肤浅的理解。它是由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这一政党在革命期间同群众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实践证明在一场反对强大的侵略者的全面战争中(年的抗日战争)一种力图同时实现社会、政治和民族革命的运动比单纯的民族和政治运动更易于生存和成功。在导致其最终胜利的一连串事件中它实现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它重新界定了政治权力与所有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建立与农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在一系列同心圆联盟中寻求与各种社会集团的合作关系扩大了政治动员和参与的范围。这样它改变了社会中政治力量的平衡并重新界定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它以一种新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社会力量的联盟对抗城市与农村上层阶级(upperclass)的政治联合。用BrantlyWomack的贴切比喻来讲它将政治的边缘变为政治的中心。以这种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必然会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有自身独特的特征、优势与弱点。在这种重建的政治制度中主要的政治问题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领导群众运动的列宁主义政党现在成为执政党不受来自外部的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制约缺乏对其权威以及领导人权力的不可挑战的制度化限制。只是在近四、五年中中国共产党才有意识地提出这个问题即它在成为执政党后应如何行动它的权威应该如何制度化、合法化和例行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是指导政治权力与各种社会团体(它们在年后给政权造成新的问题)之间变化并使之合法化的参见ThedaSkocpol,StatesandSocialRevolu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BrantlyWomack,TheFoundationsofMaoZedong’sPoliticalThought,(Honolulu:UniversityPressofHowaii,),依据。年月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我党的计划(目标)如下: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最初的注意力集中在无产阶级身上最近一篇意在消除毛永不犯错误神话的文章生动地描绘了这一点。文章引用了周恩来的一段评论:“在中国革命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道路这个问题上他(周恩来)说道:“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周恩来关于毛对农民问题注意力转变的时间与张国焘的说法相矛盾。根据张国焘在年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但是无论毛的农民中心论主张起源于何时不管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以及城市阶层和军队相对贡献的评价如何非正统毫无疑问毛是按照阶级斗争要领来观察农村形势及分析农民利益的。在一篇名为《关于农村调查》(年月日)的文章中毛写道:“记得我在一九二O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陈《共产主义运动》附录页。中国并没有这一文件的中文版本。他们有俄文与英文版本。他们所引用的中文翻译自英文本。英文版本见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室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年页页注。同时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页注。石仲泉、杨增和“周恩来论毛泽东思想”《北京评论》(BeijingReview)March:周的说法可见于周的文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写于年月日收录于《周恩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页码。ChangKuot’ao,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现代历史研究室编的文献(注)接受张的说法。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继续谈到他在四个月农村运动(据推测在年上半年)中的工作他在年初的湖南调查以及他于年作的土地调查谈到在这些运动中获得的对农村情况的逐步理解。社会地位低的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特权阶级的观点必然要求动员被压迫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展开反抗压迫阶级的斗争。这样阶级斗争的观念导致了毛对群众和群众运动重要性的强调以及毛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的“群众路线”。如BrantlyWomack所示群众路线观念作为一种领导方法以及处理党群关系的指导其大部份因素在毛在江西期间的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存在。目前中国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廖盖隆断言这一术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任何著作中都找不到。它也无法在任何一本苏联出版的哲学词典或教科书中找到。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不等同于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认识路线。”按照廖的观点群众路线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姑且不论廖的断言的可信度如何我希望在此对三个相互联系但从分析角度看互不相同的概念群众、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作一些考察以供读者考虑。首先阶级斗争概念和群众、群众运动以及群众路线的观念之间的关系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复杂。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或专门是贯彻阶级斗争的一种方法。实际上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年月日)(北京:人民出版社)。这篇短文重印于《人民日报》年月日。它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瘳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第二期(年月)。StuartSchram送给我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群众路线的观念如果不是确切术语的话可以追溯到列宁的著作。廖在强调毛某些不容否定的贡献的同时也是破除对毛的神化、推动党和国家结构全面改革的高级领导人之一。这一观念与实事求是观念的结合加之江西和延安时期政治、经济与军事现实的影响导致毛在许多方面日益提倡温和政策。它使共产党得以争取更多的群众并削弱中国社会中与它对立的势力的规模和力量。在这两个方面它都起到制约阶级斗争概念的作用后者必然导致最激进的政策。在江西时期毛采取了一系列土地革命政策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为温和。他抛弃了最初的土地国有化政策允许农民出租、买卖经过重新分配的土地。他放弃了造成“中农”疏远的那些政策。他给予地主家庭成员后来又给予原地主本人一小块土地。他放弃了仅给富农一小块贫瘠土地的政策而代之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毛认为最后一项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它既是一项反对富农的政策又是实现土地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公平分配的方法。但他后来提到由于这一政策的制定他被某些人指责为实行“富农路线”。他声称这一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他解释道如果富农仅仅被分给一小块“坏田”他们就会“半饥半饱”并将被迫造反。那此贫农和雇农就会陷入孤立。伴随着这些政策向温和方向的转变群众路线的构成要素逐渐发展出来这一路线考虑农民的直接利益。这些变革代表了对阶级斗争观念指导下的激进政策作出调整以适应通过群众路线了解到的农民的实际利益。换言之正是通过群众路线加之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期间成功地找到并维持了党的根本革命利益这必须被置于优先地位与农民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所认定的经济利益这是不应该(或不能)牺牲的之间的适当

类似资料

该用户的其他资料

明清民歌时调集.下.pdf

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pdf

秘苑玫瑰.pdf

明清民歌时调集.上.pdf

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水浒传点评 下).pdf

职业精品

精彩专题

普天同庆,八天长假足够去感受我们的辉煌中国了!

近日,《辉煌中国》在央视热播,广大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国家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祖国为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让我们深感荣幸。这个国庆长假,焦点不应只放在“八天”。别忘了享受和平年代繁荣昌盛的同时,去看看《辉煌中国》,感受这部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纪录片。

用户评论

0/200
    暂无评论
上传我的资料

精选资料

热门资料排行换一换

  • 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pdf

  • ts099030.pdf

  • 罗素:逻辑与知识.pdf

  • 美国情报界.pdf

  • 卢比扬卡档案:克格勃兴亡史.pdf

  • Schooling, Exper…

  •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pdf

  • 卢克莱修:物性论.pdf

  • 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 资料评价:

    / 341
    所需积分:0 立即下载

    意见
    反馈

    返回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