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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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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 孟华 1840年,在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西方人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天朝”的大门。自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读到一个用来指称西方人的词语,那就是“洋鬼子”,或简称“鬼子”。 一下摘取几例为证: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1840—1842)的民谣《三元里等乡痛哭鬼子词》中有诗云:“……水战陆战兼能,岂怕夷船坚厚?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1 义和团运动(1898—1901)时期,天...

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
中国文学中一个套话了的西方人形象——“洋鬼子”浅析 孟华 1840年,在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西方人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天朝”的大门。自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读到一个用来指称西方人的词语,那就是“洋鬼子”,或简称“鬼子”。 一下摘取几例为证: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1840—1842)的民谣《三元里等乡痛哭鬼子词》中有诗云:“……水战陆战兼能,岂怕夷船坚厚?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1 义和团运动(1898—1901)时期,天津出现了许多揭帖,其中的《神助拳》痛骂外国侵略者道:“鬼子眼珠俱发兰……要平鬼子不费难……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2 近代作家刘鹗(1857—1909)的小说《老残游记》(1903)借主人公老残的游历见闻,反映了晚清吏治的黑暗及社会风情。在小说第一回中,作者讲述了主人公仔一艘船上的遭遇:他见一艘大船出于危境之中,便前去提醒,而穿上却有人挑拨,对船主道:“他们哟和那个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1 近代民主革命家陈天华(1875—1905)1904年左右作《警世钟》一文,向民众宣传反帝思想。他在文中呼吁:“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吧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2 现代剧作家洪琛,在他的成名作《赵阎王》(1922)一剧中,用“鬼子”一词指称本世纪来华的西方人:“那鬼子尽教着村里人信洋教,说鬼子话,拜洋菩萨。”3 除“洋鬼子”4或“鬼子”外,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中还常使用其他含有“鬼”字的词汇,诸如“鬼使”、“鬼气”、“龟头”等。这些词中的“鬼|”字也都多少与外国或外国人有关。 如“鬼使”一词即指出外国的外交官。《汉语大词典》“鬼使”词条引用了情人陈庚祺在《燕下乡脞录》中的一句话予以说明,称:“著鬼使,则出使外洋之员;以西人初入中国,人皆呼为鬼子也”。5 在同一部词典中,词条“鬼气”则引用了何绍基(1790—1873)《护上杂诗》中的两句诗文为例,口:“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并将此处的“鬼气”一词解作“外国侵略者的气焰”。6 “鬼”字若与“头”字组合,即成“鬼头“一词,从字面看,该词的意义是“鬼的头”,实则指称印有外国国王头像的纸币,又称“鬼头银”。1 以上例子已使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人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是始终与“鬼”字紧密连结在一起的,“鬼”字几乎成了“洋”字的代用词。而在上述所有包含了“鬼”字的词组中,又以“洋鬼子”一词的使用频率为最高。我们由此可将“洋鬼子”视为这一百年间中国人言说西方人最具代表行的话语之一。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中被“反复使用”、具有“多语境性”的单一形态的具象,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被称为“套话”(stereotype)。它是如何套话了的?换用形象学的术语表述,即是说它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化”和“文学化”过程?而它的内涵在数百年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一、“洋鬼子”辞源初探 说到“鬼”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脑海里立刻就会映现出阴间地府里张牙舞爪的怪物。究其缘由,这或许与该字源不无关联。在中国古文字中,“鬼”字愿意为“死人”。《说文解字》称:“人所归为鬼。”清人段玉裁的注释本在此解后列举了东晋训诂学郭璞(276—324)的注释,称其引晋代尸佼(约前390—约前330)所作《尸子》(已佚)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并以儒家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礼记·礼运》篇为例,引用了“鬼气归于天,行魄归于地”一句。2 此外,在与《礼记》同样古老的《易经》与《诗经》中,还有将“鬼”与“方”字结合,以“鬼方”谓“远方“之意的使用。《易·既济》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诗·大雅》亦有“内于中国,覃及鬼方”之句。《汉语大词典》引证上述文字以说明“鬼方”即“远方”之意。1晋代著名报人汪康年曾在笔记中队“鬼子”此意做过如下解释:“中国呼外人为‘鬼子’、为‘鬼番’,其言实本于‘禹伐鬼方’。鬼方非真澧都地狱也,盖以其不似常人,故有此称。铸魑魅魍魉于鼎,盖亦借我匕刀之意尔。今外国人戬定蛮地,亦以其酋长之形刻于之器,以示武工之显赫耶,抑思战乱之艰难耶?寓意可知矣。”2 由此可知,“鬼”字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层负面意义:它与现世的、活着的、有生命的、此在的人相悖,是其相反的方向,其中包括一切“非我”的层面。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鬼”字的语义场渐被拓宽,其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当下通行的《汉语大字典》即排列了“灵魂”、“祖先”、“万物精灵”、“计谋”、“|蔑称”等十来种意义。3不过稍加留意,人们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词意均与由“与正常人相悖”这层意义推衍出来。而当“鬼”字与“子”字结合,组成了“鬼子”一词时,上文提及的“与正常人相悖”的否定意义就被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中,“鬼子”一般说来是个骂人的詈词。 倘在“鬼子”前加上修饰语“洋”字,这个詈词所骂的对象就被极度限定了,它十分明确地指向了洋人、外国人。那么,“鬼子”一词时如何与“洋”字结合在一起的呢?中国人又缘何要创造出这样一个詈词来骂外国人呢?为了回答这些问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仅仅考证“鬼”字的字源显然就不够了,我们需到记载有西人来华踪迹的各种史书及笔记中区寻觅答案。 二、“洋鬼子”形象生成的史前史阶段——明代作品对早期来华西人的描述 如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在初接触外国人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最刺激自己感官的“相异性”,也就是他们最不同于本民族的“怪异”的外貌体征。近代西方人来华始于明代,而在明人对西方人最早的秒注重,各式描绘人种特征的词汇比比皆是,诸如“深目”、“高鼻”、“鹰嘴”等。 《筹海图编》(1561—1562)是明代的一部海防著作。这部署名胡宗宪1的书,引用了当时的刑部尚书顾应祥的一段话,对1517年到达广州的葡萄牙商人作了有趣的描写。文中写道:“佛郎机国名也,非统名也。正德丁丑(1517年),予任广东签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东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比丹,其人皆高鼻深目。”1 毫无疑义,“高鼻深目”正是西人有别于中国人最主要的相貌特征,因而被首先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了下来。几乎同样的画像又于1574年出现在另一部历史笔记《殊域周咨录》中。该书作者为明人阎从简,他在谈及外国商人时这样写道:“首领人皆高鼻白皙,广人能辨识之,游鱼洲快艇多掠小口往买卖之,所在恶少与市……”2 我们在稍后由清人修纂的《明史》中,找到了对最早来华的西 洋人更详细的相貌描写。《和兰传》把荷兰人描画为:“其人深目长 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颀伟倍常。”3而《佛郎饥传》则记葡萄牙人为:“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4除相貌外,这里还记录西洋人的体征,包括他们的肤色、身长、毛发的颜色及形状等。 这些奇异怪涎的相貌体征,与中国占代传说中青面撩牙的鬼怪颇有相似之处,已可使人生发出负面的联想。更何况,与这些内容相伴相佐的.总有另一类负面的摹写,这就是对西洋人性格的描写。 在《殊域周咨录》作者的笔下,我们已可看到这样的结合,文中 在记西洋人性格时先后使用了“凶狠无状”、“犷悍不道”一类的贬义词。5 在同一部《明交·佛郎机传》中,离上引对相貌体态的描写不远处还有这样几句:“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炮銅之声.震动城郭。”1此话出自御史何鳌文,此前已为《明实录》所引。2 需要指出的是,何鳌文中关于葡人放炮的叙述很有些语焉不详。在规定语境所营造的氛围中.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张力,会对阅读产生相当的误导作用。事实上,当年葡船鸣放的实为礼炮。明人张燮在《东西洋考·吕术》中对此已作了交待,曰:“所谓‘铣声如雷’,‘炮声殷地’者,大概即指安刺德、比留斯等船上之鸣放礼炮也,吾国无此礼俗,故特书之,以示惊异。”3张燮之言实乃一种事后推理,似不足以揭示何鳌如此描述的真实原因。从何鳖奏折上下文给定的逻辑反推,他恐怕主要还是想渲染葡人的“凶诈”及“兵器独精”。但不管原因何在,有一点是确定无误的.那就是何鳖对当时来华的这些西人深感不安。 当然,产生不安的原因极其复杂,概述之大约有三。首先是事 出有因。据方豪先生考证,安刺德来华的次年,其弟“西妙(slmaode Andrade)续至”,在华作恶多端,“夺财物,掠子女”。1520年,“御交何鳌乃上疏请逐番人”。4。翻检当时的史书,此类事件时有记载。5可见,早期来华的商人确有不少“凶残”者。其次,是中西在人种、礼俗、性格上的差异。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差异往往会对性格内向的人造成精神恐慌,更何况中西间的反差如此巨大。最后,则应归咎于一种更为深层的心态因素。古代中国人并无世界的概念。在他们的理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其余“东夷两戎南蛮北狄”一概皆为中华帝国之番属。这种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无知的等级观,使他们所期待的来华异邦人,个个都应是恭顺有加的“朝贡”者,岂料西人竞狂到鸣炮的地步,公然对中国人传统的秩序、观念挑战,实堪忧虑。 面对这些长相怪涎、膀大腰圆、刁俗迥异、性格“凶诈”的西洋 商人.当时的朝廷命官鲜有主张开海禁的。而何鳌对“史实”的记 录以及由此推出的结论.恰投合了时人的心态,因而其奏折才会被 反复引用。随着这些引文的流布,何鳌对两人的描述也就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反过来又扩散和强化了时人对西人的惧怕和蔑视之情。在作者与读者间交互存在着的这种心理影响,是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这往往就是一个塑造了原初形象的文本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它构成了一个接受怪圈:越是时髦的,越易被接受,流传也就越广;而流传越广的也就越时髦。文本流传的直接结果,就是形象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此即为形象的“社会化”。与此同时,形象的“文学化”过程也就开始了:当此一形象进人到文学或副文学(诸如游记、笔记等)作品中去时,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化”了。 明人何乔远所作的《名山藏》一书亦曾引用了何鳌与邱道隆合 奏的一份奏折,曰:“昔祖宗时,夷贡有朝,毋敢阑入,自吴廷举驰 禁,于是交心无厌.射利如 ,扬帆如驰,以致佛郎机伺隙而侮,令 宜驱绝。”1这里,性格描述词语被何鳖等人再次强化了:从“好利”、“凶诈”一变而为“夷心无厌”、“射利如 ”。后者原本就蕴合着凶残的意象,使人可更具体、更形象地联想到“鬼”:一群“高鼻”、 、“鹰嘴”的洋人,“如 ”般地扑向中国的财富宝藏。如此勾勒出的 强盗嘴脸,除了引起人们的“揣揣不安”外,还使人产生极度的轻蔑,尤其为“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所不齿。一如阎从简所言,中国人“疾其不仁而痛绝耳”1!总之,体貌与性格描写的结合,才使中国人趋向于将“西洋人”与“鬼子”的形象两相叠加。 实际上,当时中国入对西人入华的不安程度要远远超出我们从上述词语中所能感受到的力度。我们在明代的许多史书、笔记中甚至还可找到对西人“食小儿”的记载。其中尤以《殊域周密录》所记最为周详,书中这样写道:“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其法以巨 煎水成沸场,以铁笼盛小儿,置之 卜,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苫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2 读者这几行令人发指的描述,作者对那些外国“夷蛮”的惧怕、憎恶和轻蔑之情跃然纸上。然而,在此类描述中值得泞意的是,“食小儿”行为的主体均以泛指代词“其人”一笔代过,作者既不交待具体人名、亦不点明时间、地点。这种神话传说式的叙事方式,不脱中国“以文人史”传统笔法之臼,难以被视作证据确凿的史实,因而只可以“虚构”论。而一切虚构都是想象的、主观的。布律奈尔在论形象时曾说过;“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①明人关于西人“食小儿”的叙述当也是“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的结果。 不过,此类“文学化”的描述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就曾多次读到西人抢掠相买卖小孩的记录。除上文的《殊域周咨录》外,《明实求》的记载吏为详尽:“先是两广奸民,四通番货,勾引外夷,与进贡者混,以图私利,招诱亡命,赂买子女,出没纵横,民受其害,参议陈伯 请禁之……2”而明人叶权(1522——1578)《游岭南记》中也有如下记载:“日余在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曰:‘非。是今年人从东羌拐来卖者,思父母哭耳。”,3这些被洋“寇”掠走或买走的小孩往往从此便失踪了,这在当时激怒了许多中国人,故有陈参议“请禁之”之举。阎从简一类的文人是否由此而产生丁“食小儿”的推论相想象,我们不得而知4。但上述史实所引发的民怨,至少为此类想象营造了心理、情感、文化的氛围,而氛围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有趣的是,我们所谈到的文书对洋人劫掠孩童的记叙多少也都具有“语焉不祥”的特征,倘若阎从简果真由此而生发出“食小儿”的想象,那就再一次证实了“模糊性”的历史叙事可产生的张力及对阅读的导向性作用,一如我们在前文所述。 以上,我们粗略考察了明代部分文章典籍对早期来华西人的 描述,初探了“洋鬼子”形象雏形生成的过程及原因。需要说明的 是,明人笔下对西人的描述虽明显带有妖魔化的倾向,但真正用“鬼”字指称外国人之例似并不很多①,且仅用“番”字为修饰语,而从未将“洋”字与“鬼”或“鬼子”连用,本文开头征引的所有作品均为1840年以后之作。联想到国人普遍以“洋”字指代“欧美”实乃近代之事2。而西人抵华最先到达的广东沿海一带又有称西人为 “番鬼”、“番人”的习惯1,倘将其中的广东方言因素暂时忽略不计2,我们或可在一定意义上将“番”字视作“洋”字的前身,而将有 明一代视作“洋鬼子”一词产生的史前史阶段。此外,笔者受时间 所限,迄今未能查阅早期记载西人来华实况的方志、野史(如《广东 通志》等),更未能深入到广东沿海一带进行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 调查”,仅靠某些正史、文学文本及若干笔记,实难对“洋鬼子”一类俚语、詈词做完整的词源考。此乃本文一大缺憾,需待日后进一步 的研究去补正。但无论如何,上文征引的明人记叙,已说明它们为 套话“洋鬼子”的产生及其符指关系的最终确立作好了心理、文化 准备,理应被纳入到达一形象的社会化、文学化进程中去,并成为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倘对此一阶段的西人形象做一 小结 学校三防设施建设情况幼儿园教研工作小结高血压知识讲座小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幼儿园师德小结 ,似可以“怪诞”、“贪婪”、 “鄙俗”等词语友概述之,并从中解读出“轻蔑”、“恐惧”、“憎恶”等意。究其缘由,则大致有三: ——在人种学、人类学层次上;西人“怪异”的相貌体态、举止 行为,使中国人从心理上就产生了恐惧感、拒斥感。 ——在文化层次上:早期来华的西方商人张扬、外向、贪婪的性格也与中国人的温和谨慎格格不入,与儒家传统的轻利重义的价值取向更是完全相悖,故为中国人所不齿。 ——在世界观念的层次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导致了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进而导致了“中国即天下”观念的产生;而当这种无知遭遇到了异族存在的事实时,便演变为一种中华中心主义,使国人视一切异国均为蛮夷及朗贡者。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人可怖的长相、与“我”迥然有别的性 格、这些人种学、人类学因素又经由想象而得到了强化。在当时中 国人的意识中,换言之,在时人的社会集体想象中,西人往往由于 这些与“我”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种的“不正常”,而使人生发出对“鬼”的联想。事实上,正是“西入”与“鬼”在“不正常”上的相似性,才使想象得以介入语义场的重组,产生了“鬼”的隐喻意义①,遂使明人或明或暗地以“鬼”指代西人,并由此赋予了西人最早的象征价值。 三、清代前中期几部笔记个的 “鬼子”形象辨析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大主教传教士和更多商人的东来,中国文学中对西人的描述日渐增多,西人的形象也因此种外部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较丰富的形态。 笔者考察丫这个历史阶段内的若干笔记,发现1840年前中国 文人笔下的“鬼子”一词内涵多义且复杂,远非“轻蔑”、“恐惧”、“憎恶”等词语所能概括。 让我们还是从文本阅读开始。 清人赵冀(1727—1814)在所著《 曝杂记·诸番》中对西洋人 做了如下描述:“广东为海外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善,粤人呼为 ‘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红而眉发皆白,虽少年亦皓如霜 雪。黑者眉发既黑,面亦黔,但比眉发稍浅,如淡墨色耳。白为主, 黑为奴,生而贵贱自判。黑奴性最 ,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 之下海,虽蛟蛇弗避也。古所谓‘摩诃’及‘黑昆仑’盖即此种。”1 在讲述了一段生动的黑奴性憨的故事后,《杂记》接着写道:“又有 红夷一种,面白而眉发皆赤,故谓之‘红毛夷’,其国乃荷兰云。”2 我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在上引文中,作者除以“红夷”指称荷 兰人外,还使用了另外两个不同的词语称呼西洋人:“番”和“鬼 子”。按照上下文给定的语境,两词的不同显而易见:“番”字主要 是书面语、文学语言;而“鬼子”则是口语、大众用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鬼子”一词,作者仅使用厂一次,且是为了说明粤人是 如何称谓西人的,当属一种客观报道。显然,作者在使用“鬼子”‘ 词时并未赋予其感情色彩,至少并未赋予其16、17世纪与1840午 后该词所蕴涵的“恐旗”、“憎恶”之意。 而此类“客观报道”在“诸番”一节中时时得见。通读全文,我 们会强烈感受到作者渴求记录亲见亲闻的愿望。联想到作者赵翼子1766至1772年间曾先后在两广、贵州、云南等地任县令,长期生活于广东3,就更使人相信作者具有一种相对客观公允的“实录”态度。 然而。作者为何会持此种相对中性的立场?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光需做一历史回顾。众所周知,康雍乾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一般说来,在中国历史上,当国家处于强盛时,执政者往往会采取相对灵活、开放的经贸政策,清代也不例外。1686年,康熙帝颁旨下令开海禁。自此,西方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1764年一年,海上贸易额就达555万两白银。在整个18世纪,甚至19世纪上半叶,尽管外贸主要集中创广州一地,而海禁又时时发生,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呈增长态势。1这就使得中国文人,尤其是居住在广东沿海地区者,得以通过自己的亲历来获取对外国以及外国人的直接、真实、鲜活的认知。 此外,明末清韧,相当一批欧洲传教土来到中国传教。他们中 间的某些人,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被留在清廷中为皇室服务。作 为欧洲文化的载体,这些神父们在传教的目的下有意识地通过他们从西方带来的科学仪器、日用品、艺术品,也通过他们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著述,将西方的知识传人中国。 换言之,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相对而言,了解外部比界的渠道 较前扩大,对相异性的接触和认知也就相应地有所增加。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中国人的心态,使之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作家笔下的西人形象也就随之而变。 这种相对宽松、开放的思想似乎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我们在清人姚元之(1776—1852)的《竹叫亭杂记》中读到了对西人远较赵翼详尽和精确的描述:(澳门)“夷屋鳞次,番鬼杂还.俨然一外国也……其人皆楼居,高楼竣宇,宙扇悉以玻璃,轩敞宏深,令人意爽。楼下多如城之瓮洞,贱者处之。其屋以白石攒灰至之,宛如白粉,洁净可玩。其俗,有尊容至,当家老翁出迎,礼以脱帽为恭,以妇女出见为敬,男子无少长则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设大横案,铺以白布,列果品茶酒于其上。近门处为尊客座,排列依次而北,其妇坐于案之横头。”1在这样大段的铺陈后,作者用了整整一段文字来记叙西人待客的方式:如何摆桌,如何安排客人的座位,如何上菜等等。这段描述细致到连刀叉的形状都未忽略.一一详加记录,而对形形色色的酒以及盛装备种酒所使用的相应酒具记叙得更是周详。 更有趣的是,作者对这些居澳“番鬼”的习俗饶有兴致,对妇女 的发式、化装、衣着、服饰,花园的布局,刑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男女正常和非正常的关系,出家人……作者均不惜笔墨,详加描述。这一部分是这样结束的:“番妇见客,又有相抱之礼。客至,妇先告其夫将欲行抱 礼,夫可之,乃请于客,客亦允,妇出见。乃以两手搴其裙跳且舞, 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后抱其腰。此为极亲近之礼也。”2阅读至此,真令人忍俊不禁。显然,作者误将所见所闻西人举办舞 会的场面当作了“番妇”见客的常礼。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种颇具人性,甚至和蔼可亲的“番鬼”形象。它一方面全然不同于明代文本中常见到的“怪异、贪婪、粗鄙” 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迥然有别于1840年后“可怖”的“鬼”像。于是,作者赋予了“鬼子”一词一种全新的内涵,它同时混有对相异性的好奇、欣赏与友善之情。 但一个“鬼”字,仍然揭示出了作者潜意识中的等级观。这种 居高临下俯吸“四夷”的叙事角度,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于传统, 是明人文本中塑造的西人形象经由一代代的口、笔传递与转述而潜入到清代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中。即使姚元之们对相异性抱着极友善的态度,也实难完全摆脱社会集体想象的制约。 此外,“鬼子”一词作为直接称谓出现在清人笔记中(在赵翼笔下还仅为转述民间称谓的引语),亦从一个佃侧面说明某些“俗文化”因素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逐渐为知识阶层所接受.从而改变了身份,登上“雅文学”之殿堂。 事实上,“鬼十”一词所指的改变,先于一切的,是由上文论及 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演变而造成的。我们所讨论的“他者形象”说到底揭示出的乃是形象制作者“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1。因此,形象学十分重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研究,对一部文学作品而言,这些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动力线”,它或明或暗总 会作用于文学中的他者形象。 然而,单凭这一点,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为何这些清代作 者会对西入取一种较为公允的态度。依笔者之见,这种较为中性、客观的报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丁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对未知世界——其中当然包括异域、异邦—一的好奇之心。 与本文第二部分所引的那些“憎恶、鄙视”西人的文本并存,明 代也有一些笔记是以赵翼与姚元之的方式描写“番鬼”们的,譬如上文提及的明人王临亨的《粤剑编》。作者在“志外夷”一节中描绘了时人所厂解的外国,而其中“鬼”字出现在多个词语中,如:“黑鬼”、“红毛鬼”等。但“鬼”并非指称外国人的惟一词洽、作者同时还使用了“西洋人”、“番人”等其他词语2。王临亨对西人的状写十分重视物质文化层面,他在描述就餐情况时这样写道:“其人闻税使宴客寺中,呼其酋十余人,盛两盘饼饵、一瓶酒以献。其饼饵以方尺税复之,以为敬。税使悉以馈余。饼饵有十余种,各一其味、而皆甘香芳洁,形亦精巧。吾乡巨室毕闺秀之伎以从事,恐个能称优孟也。税似白布,而作水纹,精甚,亦吾乡所不能效。”1读 了这段描述,我们无法否认王临亨对西人的描述同样是相对客观的。倘将此文与《 曝杂记》作一比较,就不得不承认清人赵冀无论是在对“鬼”所做的人性化描写,还是在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上,都与明人王临亨一脉相承。 这种相似性,或许首先应归因于“笔记”文类的特性。在中国 文学中,笔记是一种并无一定之规、形式灵活的文类。这种灵活性 使笔记可容纳一切人们想要记录的内容,因而就可涉及到人类生活和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政经历史、文学艺术,无所不包。加诸作者可在此类作品中自由地表述,不拘一格地写作,它一向颇受中国文人的青睐。而这种“博”与“杂”的特色又使笔记一向对“异”——奇异的、相异的人、物、事——有着特殊的兴趣,因而笔记内总是充斥着各种奇闻逸事、怪物异人。正因如此,笔记往往可揭示出作者对相异性的真实心态.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提供极其珍贵的资料。 上文提及的几部笔记使我们了解到:明清之际,并非所有的中国文人对外部世界都取封闭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特别是身处沿海地区,有条件得见异国人、得闻异域风土人情者,甚至努力在设法了解被处、他者——那些恰与“此处”、与“我”完全不同的人与物。这种对外部世界、对知识的好奇心,特别是明人叙事中的表现,明显具有背离当时主流话语的倾向,表现出作者对相异性的独特看法,是研究作家“人差”的好范例。1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了中国人思想、观念、心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思想史家们认真予以研究。然而最令笔者感兴趣的,却是下述奇特的语言景观:在同一历史阶段,在使用同一语符“鬼”来指代西人的情况下,不同的作者竞能描画出如此不同的形象,赋予同一语符以如此不同的语义,这使我们不得不惊叹中文词与义、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 现在再回到上文讨论的几部笔记上去。倘进一步审视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其相似性同样明显。 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对肖像的描写中。 《粤剑编》满足于对西人奇异的相貌、外形的描摹。如“志外夷”一节这样写道:“西洋之人.深日隆准,秃顶虬髯。身着花布衣、精工夺目。2稍后,作者又描画了“黑鬼”的肖像:“番人有一种,名曰黑鬼,遍身如墨,或云死而验其骨亦然。能经旬宿水中,取鱼虾, 生啖之以为命。3接着是对“红毛鬼”的描写:“其人须发皆赤,目 睛园,长丈许。”4而《 曝杂记》和《竹叶亭杂记》却仅仅保留了对西人不同肤色的描写,以区别“鬼于”的人种,至于相貌,则基本未予涉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经过200余年与西人的直 接接触,其人种学特征已进人到“常识”范畴中,不再是什么新奇事,作者们当然也就可以对此忽略不计了。 其次,情代的两部笔记对外国文化关注的重点与程度也与明代的不同。《粤剑编》仅限于描写外围的器物,而《 曝杂记》、《竹 叶亭杂记》的作者则已有可能带着欣赏的口吻,饶有兴致地去状写这些“番鬼”们的习俗了。论及习俗,其实明人并非完全没有涉猎,叶权的《游岭南记》中就有一段文字详细记载了“佛郎机人”的礼仪与宗教:“男子以除帽半跪为礼,妇人如中国万福。事佛尤谨,番书旁行。卷舌鸟语,三五日一至礼拜寺,番僧为说因果,或坐或起,或立或倚,移时,有垂涕叹息者。其所事神像,中悬一檀香雕赤身男子,长六七寸,撑挂四肢,钉著手足,云是其先祖为恶而遭此苦,此必其上世假是以化愚俗而遏其凶暴之气也。下没木屏,九格,上一三格有如老子像者,中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抚育之状。下三格乃其夫妇室家之态,一美妇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谓。通事为余言不了了。”1这段文字,写得谐趣生动,充分显现出作者对相异性的盎然兴趣。但毕竟受制于文化的阻隔,加诣“通事”的“不了了”,作者只得以完全认同性的语汇去描述、理解、想象相异性(将“赤身男子”的被钉,归咎于“其先祖为恶”,以“老子”喻圣徒像……),或干脆就承认“不知所谓”。无独有偶,清人王士祯禛的《池北偶谈》中也有一段对澳门天主堂的描写,恰可与此文做一对比:“其教曰天土……寺憎曰法王,以时集男女礼拜,其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抱一婴儿,曰天主,为耶稣……”2王士祯禛从未到过澳门,这段记“香山澳”的文字也被纳入专记怪异鬼神的“谈异”目内,但彼时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整体认知水平提高了,也就保证了他记录的相对准确性。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对天主教故事的“不了丁”到对玛利亚、耶稣的正确称谓,我们从这种变化中实在可以测量出中国人的知识场在两百余年间有了多么大的变化与扩展。 总之,外部语境的相对宽松,对相异性认知的丰富,中国人心态的演变,这些在“鬼子”一词语义的变化中均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而通过这种对西人相对中性和客观的报述,笔记作者们使“鬼子”的形象变得颇具人性,愈来愈可接近、可沟通了。通过这样一个人性化了的“番鬼”形象,他们记录了白己的亲见亲闻,同时也表达出了热望了解相异性的求知欲及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 四、鸦片战争使“洋鬼子”成为 单一语义的套话 自鸦片战争起,西方人介始了入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中国烧杀抢掠的罪行激起丁中国人民强烈反抗。正是这一历史事实强化了“鬼子”一词中各种负而的意义。随着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洋”“鬼”“子”终于完整组合成一个词,并正式进入到文学文本中。本文开头征引的全部例子都生成于这个期时之中或之后。“洋鬼子”也因此间最终演化为一个具有单一语义的套话式形象,它浓缩了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的痛苦记忆和对外国入侵者的仇恨。下面将以北京小曲《外国洋人十叹了十声》为例,探讨一下“洋鬼子”语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怎样由泛而窄直至单义的运作过程。 之所以选取这首民谣,一来是因为它恰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属于本节所涉历史阶段;二来也是因为它的版本较好:这首小曲最早刊载于《通报》1899年号上,是由法国汉学家微席叶( 1858—1930)于19世纪末在华搜集到的。这样的版本保证了小曲保持其原汁原味,至少使其免受后来一系列“意识形态化”的“改写“,因而应能更贴近时人的心态。1 小曲不长。现全文照录,以方便后文的分析: 外国洋人叹十声 洋鬼子进中国叹了头一声 看了看中国人目秀眉清 体代人情衣冠齐整 外国人中国人大不相同 洋鬼子照镜子叹了二声 盯了盯自己样好不伤情 黄发卷毛眼珠儿绿 手拿之哭丧摔 好似个猴儿精 洋鬼子进皇城叹了三声 到了那大清门不叫我们行 履顺着皇城往西拐 他进长安门 该班的把他横 洋鬼子怨本国叹了四声 巴哈里他不该要上北京城 通州西八里桥打了一仗 伤损了我国人 数也数不清 洋鬼予害中国叹了五声 广土烟西土烟如今大时兴 外国人只把中国哄 谁想到是慢毒 害的真不轻 洋鬼子要传教叹了六声 实指望中国人随他一样行 那晓得中国人什么事全懂 孔圣人家门口 别卖三字经 洋鬼子上堂子叹了七声 外国人供天主七天一念经 施医院他又治病症 治罗锅治瘸子 不要一文铜 洋鬼子错主意叹了八声 外国人尽讲究洋法大时兴 造轮船作火车艺作的妙 我国的机器局 也献与了你们大清 洋鬼予要通商叹了九声 洋货行洋药行还有洋取灯 这些年坑害中原金银真不少 如今晚洋茶盅 有点不时兴 洋鬼子后了悔叹罢了十声 到今日想回国万也万不能 幸喜得天朝皇恩重 只许我们盖洋楼 不许我们进皇城1 阅读这首十小节的民谣,我们立即就能感到字里行间充溢着的对“洋鬼子”的讥讽与嘲笑。若再细分析之,这种嘲讽似由三层面的对立营造出来。 首先是在人种和文化层次上的对立。第1、2小节从相貌、秉性、着装(服饰、发型)诸方面将注视者(中国人)与被注视者(外国人)进行了比照,凸现出两者间的差异;而第6、7小节又在信仰、文化层面上将两者对立起来,以“孔圣人家门口,别卖三宁经”一句嘲笑了“洋鬼子”的传教企图,隐含着儒家文化优于天主教文化的价值判断。 由此便引出另一个层面——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对比:在“西八里桥打了一仗”的“洋鬼子”,“伤损了我国人,数也数不清”。这个表述虽末直接使用“侵略者”、“被侵略者”这些明显对立的词语.但已点明了双方势不两立的地位与身份;更重要的是:它将前文在人种层面上的对比逻辑化了,明确赋予了其褒贬之意:主要还是想由此凸显出套话的一个主要特质——两分法。巴柔教授对两分法曾做过如下解释:“套话以暗含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恒定的等级制度,一种对世界和对一切文化的真正的两分法。”1即是说,套话一经提出,就已将世界分出了优劣高下,将“我”与“他者”绝对对立了起来。 实际上,这种对立从中国人开始使用“鬼”字指称西人时即已存在,甚至在其“史前史”阶段,即在明代史书对西人相貌体征、性格行为的描述、记载中就已露端倪。然而,那时的对立还多少处于或明或暗的状态,并不绝对;而及至清代的中期的笔记中,情况就更加复杂:随着“鬼”字内涵的丰富,这种对立甚至表现得有些含混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用来指称西人的“鬼”字的含义中,“怪异”占了相当的比重。它有时与“惧怕”、“仇恨”、‘轻 蔑”等词义相互交错,有时平分秋色,有时则超越了其他意义。但在这首每节诗文均以“洋鬼子”开首的北京小曲中,对立则变得十分清晰、明了,占绝对主导地位。作者通过由三个层面的比照结构出的对立,加诸“洋鬼子”一词的反复使用,不仅成功地表达了中国 人对西方人侵者的仇恨和轻蔑,而且在语符“洋鬼子”与语义“仇恨”间建立起了最直接、最简单的联系。这里,“洋鬼子”一词指向了一种惟一可能的诠释,于是,它便从多义的“符号”变成了一个只有单一语义的“信号”。而信号一旦确方,它便具有了套话的特质:在某一历史阶段中可被“反复使用”,是个具有“多语境性”的单一形态的具像。 然而,这个语义简单化的远作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如同心态的演变成形一样,在时间上也经历了一个“长时段”。前文所引的所有文本都证实厂这样一个事实:在三百年问,“鬼”“鬼子”的语义场始终是在变化着的,有时相当狭窄,有时却又较为宽泛,包容性较大。我们在前文已经初步探讨过语义变化的原,指出了“动力线”、对他者认知的水平及心态三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仅就认知水平而言,一般说来,对他者的认知愈丰富,描述他者词汇的语义场也就愈宽泛,语义就愈多样化。然而,这个规律只有在注视者与被注视者国家双边关系正常时才适用。当外部形势变得严峻、紧张时,譬如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个规律就基本不起作用了;在主流话语中,它完全让位于动力线的作用。倘若说直至1840年,“详鬼子”因其语义场的相对宽泛,而尚无法被称作套话1,那么,从两次鸦片战争起,中西间剑拔弯张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已将“鬼子”的语义场最大限度地挤压了。显然,是极度紧张的外部关系压缩了“洋鬼子”一词的语义空间,它将一切与此种紧张形势不相符的阐释全部排除在外,同时又将在明代史书中早已存在的西人“可惜”的一面以及“鬼”与“鬼子”一词里原本就蕴涵着的对西人“轻蔑”、“惧怕”的意义扩张到极至,最终导致了这个具有单一所指的套话完成其确立过程,正式成形。 作为一种象征语言,形象的功能正是在于说出跨文化的关系,说出作为注视者的“我”和被注视者的“他者”之间的关系。而作为形象的特殊形式,套话言说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关系,且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最为概括、最具代表性的跨文化关系。 自鸦片战争起,“洋鬼子”这个具奋单一语义的信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不胜枚举,除前文己列举的之外,还可再试举几例: 夏燮的《中西记事·粤民义师记》记载丁1840 年广州民众抵抗英军的过程。在记述耋英为迎英人而令广州市民清扫街道时,作者转述市民们的不满道:“官方消道以迎洋鬼,其以民为鱼肉也!”1 1842年,诗人金和将一首描述西人的诗直接题为《说鬼》,诗云:“三大臣盟江上回,侍从亲见西鬼来(江南俗称夷曰鬼子…一原诗注)。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丑恶如栗煤。发卷批耳髭统腮。洋睛 秋深苔……”2 “洋鬼子”一词也出现在《死中求活》中,这部小说产生于中法战争(1884一1885)期间。作者在此书中让中方将领刘永福(1837—1917)直接出现。当刘水福向地方乡绅要求提供供给时,后者称曾资助一千石谷米杂粮给议会,但“可怜那议会中的豪杰哪里用着,全被洋鬼子搬去河内省”。3 以上几处诗文中的“洋鬼”或“洋鬼子”,语义是如此鲜明、清晰、简单,如向任何一个形成了约定俗成语义的词语一样,一说“详鬼子”,无须借助任何说明,读者立即就能破译其符码4。它不会再有仟何歧义,直指那个惟一的所指。我们在本文开首引用的《神助拳》与《警世钟》两首诗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对“洋鬼子”一词语义简化过程及其缘由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鬼”或“鬼子”展开的,对修饰语“洋”字似应再作一点补充说明。前文已述,“洋”字的使用虽古已有之,但用以普遍指称西人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搜集到的现有文本进行分析,大致可将1840年作为语词转换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前,一般使用“番”、“夷”1;而此后,“夷”字继续沿用,“番”字虽仍存诸闽粤一带的作品中,但从总体而言出现频率已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洋”字的使用则呈上升趋势;因而人们一般将“番”、“洋”转换的第一个理由归因于语言的现代化。不过,在与“鬼”字的结合中,“番”字从未彻底让位于“洋”字.因而很难仅用语言现代化来解释此—现象。事实上.倘对“番”、“洋”的使用情况作一分析,似可看出以下两种倾间:一足方言层而上的区分——“番”字多出现在南部沿海一带,而“洋”字则多为方地区所用(“洋”字的使用呈增良趋势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势力逐渐深人中国内地);二是在语体层面上的区分一一“番”字为文人所偏爱,而“洋”字则更多出现在民间文学中,即是说,“番”字基本上为书面语,“洋”字则多为口语。由此又引发了我们对另一现象的关注:上文征引的鸦片战争以来的文本有不少出自文人之手,而“洋鬼子”一词又多出现在这些作品的对话部分中。这说明某些作家,如同清代前中期的文人一样,在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写实作品)中渐渐采用了坊间的表述方式,使某些口语、俚语渐为雅文学所接纳。这样,我们在讨论语言现代化的同时,在讨论语词的地域性特点的同时,也就再次讨论了文学的演化过程,讨论了“洋鬼子”这一套话化了的形象的文学化过程。 五、结论 综上所述,“洋鬼厂”一词在中国生成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明正德至万历年间:西方商人、使者们抱着通商和扩张的目的,以探险的心态进人中国。基于他们体貌及性格特征的“怪异”、在华行为的“张狂”,加诸中国人自身传统的民族中心论和外部世界的无知,这些西人遂被国人视作或/相称作“鬼子”,其所指主要包含怪诞、鄙俗、可憎等。不过,此词虽在口头语汇中生成,也裁入某些方志或俗文学作品内,但大多在坊间流传,很少为文人所使用。此外,由于最早与西人接触的是广东沿海一带居民,故“鬼子”一词所具有的“洋”的指向,大多以广东方言“番”字的形态进人能指。因而这一阶段可视作“洋鬼子”一词的史前史阶段。但明人对西人史实与想象相混淆的描述已记录在民族集体记忆中,这为日后该词符指关系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历史的、文化的,心态的基础。 ——明万历年后至1810年: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中国人沿袭明代的称谓,仍用“鬼”、“番鬼”指称来华的西方人(主要仍是商人与传教上)。所不同的是,一是这些含“鬼”的字词此时已为“雅文学”所接纳,渐渐进人了文学文本;二是随外部语境及中国人心态的变化,它基本上失人了往日“鄙俗”和“可憎”的内涵,而代之以对相异性的好奇、友好之情;当然,内中亦不乏对“夷蛮”人传统的“轻蔑”感。 ——白1840年起: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激怒了中国入,“鬼子”一词原本具有的一切“憎恨”的内涵骤然表面化,使该词中一直蕴涵着的“洋”的指向凸显出来。加诸中国语言文字身的现代化,“洋鬼子”一词的能指、所指遂最终确立,真正发展火一个咒骂西人的詈词,频繁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 倘将这三个阶段结合起来作一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那么,套话“洋鬼子”的内涵的确是极其丰富的。实际上,在—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洋鬼子”一词浓缩了整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它记录了中园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从闭头锁国到被迫开放门户再到奋起反抗侵赂;它更记载了中国人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心路历程——对西方人从无知、恐惧、轻蔑到好奇再到愤怒和仇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感一方面确有一个渐进历时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往往呈现为“并置”、“重叠”的立体形态。总之,中国人把对历史的记忆和想象都熔铸在这—套话中,它言说了“我”与“他者”在不同时间段内的不同关系。巴柔教授在《形象学理论研究: 从文学史到诗学》一文中曾指出:清点词汇、确认语义场,这些在语词层面的研究可发展出一种观念史1。而本文所作,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初步探讨。至于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则尚需时日以积累资料和深化思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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