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猜想

抢先者得以生存：中国经济猜想 作者：陈斯文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一 绝大多数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都会无声无息地被人们淡忘。 　　然而，西方世界的崛起完全不在其列，和罗马帝国的兴衰、苏联的覆亡一样，它注定了要成为一段被世界永恒铭记的历史。直到今天为止，它所带来的效应，仍旧在震撼着我们这个世界，由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奇迹、数字，在几个世纪的时光里，始终为人们世人所传诵。 　　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崛起？或者说，是什么造就了西方世界独有的经济发展道路？ 　　从上个世纪开始，无数学者就这一问题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并藉此造就了当代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得到了许多在社会科学领域颇有价值的结论。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卓有成效，却始终未能达到一个概念上的统一：在早已有之的全球竞争中，西方世界是如何生存下来，并且如何获得了令世界翘首的地位。 　　在我们所知所学中，掠夺——特别是殖民剥削，是西方世界完成原始积累的最主要手段，在这种观念的描述中，西方世界以残酷的面目出现，凭借着暴力剥夺美洲印第安人、奴役非洲人，以及自己的许多下层社会阶级成员，完成了所谓的原始积累。 　　不过，正因为这种积累被冠名为“原始”，也就证明了就资本大规模积累的起步而言，这种积累的收效并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甚至于根本起不到我们想象中的作用。 　　举一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西方世界的崛起，靠的是早期的超额掠夺，那么今日世界的霸主，理应是掠夺了更多金银的匈奴、或者是成吉思汗的蒙古，而最早征服了美洲大陆并且满载而归的西班牙与西班牙，也应当长久地强盛下去。 　　现实的情况是，上述民族和国家，要么蹶而不振，要么干脆已经淡出了世人的视线之外，成为了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概念。 　　除此之外，在惯常的观点中，对海外资源的利用，也被认为是发展的主要动力。诚然，我们需要承认这一内在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直到19世纪为止，许多宝贵资源的用途，都集中在西方世界内部的战争经费领域，而不是致力于经济与贸易。 　　正因为如此，类似于海外高压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能解释发展的全部，更无法解释西方世界在几个世纪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现实。 　　事实上，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在经济学中不存在现成的答案，有的只是规律与趋势，和历史发展一样，对规律的遵循，就意味着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对趋势的引领与追随，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纵观过去的岁月，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企业、个人，举凡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无一不成为规律与趋势下的牺牲品。 　　那么，在经济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规律与趋势”呢？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二 时至今日，尽管无数学者已经在这一问题上竭尽心血。所得到的答案却仍然莫衷一是。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有切入角度上的区别，也有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更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还取决于经济活动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充满着随机事件，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未曾对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过整体的思考。 　　在过去的十年里，从商业界到学术界，一场旨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大讨论始终在进行着，这种讨论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身份来源，尽管是以中国经济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于美国、欧洲等不同的制度空间之中，在相互对比之中寻找不同，在彼此论证之中挖掘根源。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一个迫切的问题逐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在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我们不但缺乏足够完整准确的数据，缺乏丰富的历史素材，也没有目标明确的经验积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未能对历史沿革形成一个系统准确的认识。 　　在几乎全部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中，正是由于前两点的缺乏，才使得所有的判断和结论，几乎都建立在他们的个人观察、感性认识与灵光一现的学术智慧上；而另一方面，企业家们的目光尽管有着得天独厚的职业敏锐性，却又往往流于个人经验主义的层面，而失去了高屋建瓴的战略视角。 　　毫无疑问的是，在经济发展中，通过学术界与商业界的总结来作为发展的指导，其意义是非凡的，而如果这种指导不能做到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时候，无疑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障碍，甚至于是灾难。 　　当中国已经成功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候，这种意义就显得愈发重大。譬如说，在20世纪之初，位于南美洲腹地的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5个国家之一，其人均GDP与处于北美洲的美国，大体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然而，当时间到了2003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7756美元，而阿根廷却停留在3389美元的位置上踟蹰不前。在这样发人深省的对比之下，所显示出的不仅是美国经济的非凡增长，更蕴含着其他方面的意义。 　　在这样的对比面前，我们不妨进行一系列有益的追问：美国为什么能成为美国？ 　　为何能从一个简单而单一的经济体，成长为一个强大而复杂的经济体？ 　　在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繁荣的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动因？ 　　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与促成这种增长的动因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同样的，这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西欧，适用于日本，适用于亚洲四小龙，适用于一切在经济领域创造出奇迹、并且仍然在创造奇迹的经济体。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拷问的时候，就意味着对趋势的探索，对规律的挖掘已经步入了正确的轨道。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三 诚如所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国家而言，这种作用同样存在。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无论是那些显赫一时的国家，还是那些成功了超越了列强的新兴国家，无不可以向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匆匆行进的中国，提供一系列历史的参照。而这些国家的增长动因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无疑是一段段历史风云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对于正在发展与转型中的中国，它就更加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假如我们对历史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原本应当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资源、人口等因素被削弱了，当原本存在的异质化被同质化所吞没时，就导致了每一个国家实际上被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角力，最终是由一个国家的体制、经济模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速度。 　　然而，诸如美国、西欧、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绝不仅仅是因为体制和模式。 　　在数学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如同是一个巨大的博弈场，对于博弈来说，小到一把扑克牌，大到一次战争，都有着它固定的参与者，博弈策略、计分规则。然而和纸牌游戏不同的是，国与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 　　在扑克牌游戏里，之所以总是有人会赢，原因只是因为总是有人会输。而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之中，如果其参与者能够秉承着完全的理性，并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为赢家。 　　不过，假设终究只是假设，在实际层面之中，理性的个人可能存在，群体却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理性的，特别是作为集合了无数民众意志的国家，就更因为多种观念的叠加而变得面目复杂；除此之外，完全的信息共享也只是美好的幻想，这样的状态可以无限接近，却始终不能达到，即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流下，也会因为一部分参与者刻意的保留而最终告罄。 　　尽管现实如此，对于我们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正是由于这种不完美，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洞察、通过对趋势的追随而抢先成长。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一切国家都有着理性的决策、有着完备的信息，那么一切都将可以预测，奇迹将不会上演，伟大也将不再出现，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着与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同步发展的状况。 　　简而言之，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经济竞争，能成为赢家的关键就在于占得先机，如同在牌桌上一样，当游戏的参与者选择了最理性、最优化的出牌策略、并且对牌局的形势有着准确的判断时，就意味着他占据了先机，意味着他最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赢家。 　　不过，如同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写的那样，“事情总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在经济世界中所诞生的那些伟大，孕育的那些奇迹，其真实的过程总是要比我们的想象要复杂许多。这也正是商业界和学术界人士探寻多年，却始终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的原因所在。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四（1） 在这本书里，我们所讲述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可能要涵盖数百年的历史。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里，人类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农民发展到白领，工具从畜力铁犁到最新型号的电脑，我们对宇宙的观察，从伽利略的手工望远镜，扩展到可观测120亿万光年太空的光学望远镜，我们的信息传播，从马车、驿站发展到了光导纤维。在这样一段时间跨度巨大的文明史中，其内容必定是无比庞大的。 　　然而，复杂的东西往往只是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象，在事物的外在面貌背后，其真实的机理却未必不能言说。 　　在经典的经济学中，对经济所下的定义为：“经济就是遵循一定 原则 组织架构调整原则组织架构设计原则组织架构设置原则财政预算编制原则问卷调查设计原则 ，在任何情况下力求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益的一切活动。”而这正是为什么英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依然能够保持经济强国地位的原因所在，其核心的因素就在于，这个国家在几百年里，一直坚守着经济规律、始终如一地走在趋势的尖端。 　　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才能够满足经济的定义，符合经济规律，符合宏观趋势，最终使一个经济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现持续的高速成长呢？ 　　总结起来，构成了成长动力的因素共有四条： 　　第一：资本化。 　　在长时期以来的教科书中，资本这个词汇总是以邪恶的面目出现。而真实的情况是，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下，任何一种国民经济条件下，它都是最实在、最根本、最重要的要素。 　　我们知道，缺少了工人、缺少了资源、飞机不可能被制造出来，而没有生产飞机的流水线、没有工厂，也绝不可能造出飞机。然而工人的薪水、资源的消耗、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及一切成本都需要在资本的支撑下才能完成。没有资本，一切就都成了泡影。 　　正因为如此，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资本，就成为了一切经济体所梦寐以求的目标，而资本不会凭空诞生，假如能够将那些实物资产财富货币化，也就意味着将它们赋予了购买力，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二：金融化。 　　所谓的金融化，其实只是资本化的另一种形式，之所以将其单独罗列出来，原因在于它有着独特的手段。 　　我们都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着可以预计的未来收入，而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未来的收入同样是财富，然而，如果缺乏明确的手段将这种未来的收入流变活，那么这些未来的收入便只能停留在纸面之上，既不能将其用来消费，也不能把它投入生产。 　　反过来，如果能够通过一种手段，把这一部分收入变现，就能够获取可用的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最终实现获得利润的终极目标。这种提取未来收入的手段，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工具，而在所有的金融工具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股票。 　　如果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资本化，是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将实物财富转化为富有购买力的资本，是最大限度地将“死钱”变成“活钱”的话，那么，金融化所指的过程则是——以证券、借贷等手段，将“未来钱”变成“现在钱”，前者是空间上的移花接木，后者则是时间上的斗转星移。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四（2） 第三：市场化。 　　当我们谈论到美国经济的时候，总是会联想到它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想到它的自由市场，联想到因此而带来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飞速增长。 　　在立国之初，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并没有那些古老社会中的繁文缛节，没有那些古老社会中的重重特权。而这一点的存在，则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了解放。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假如一个人要将货物从西北部的鲁昂运抵南端港口马赛的话，那么他所需要缴纳的各种赋税竟然要达到50多种，在这些税赋之中，每一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都有着法律上的依据，然而正是这种人为造成的市场壁垒，使得法国不仅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身边的英国与德国，更直接引发了民众的反感，最终成为了引发大革命的导火索。 　　反过来，早在1787年的制宪大会上，美国就着力于建立一个横跨全国的巨大共同市场，禁止对货物的跨州流通征收任何税赋、更不允许人为地设立其他的限制。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当市场化的程度足够高的时候，资本就得以最快的速度流动，由此带来的是更快的自我增值。美国在19世纪里的历史，正是这一点的最好佐证。 　　第四：技术化。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其道德规范、法律框架、价值观、以及经济体系等所有人类秩序的表现，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几乎全部是由近代欧美国家所打造而成。 　　然而，在十六世纪之前，在欧洲人逐步进入到非洲、美洲、亚洲之前，这个世界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许多完全不同的信仰、经济体系、文化观念所构成的一个个封闭社会集合在一起，以集合体的形态持续了上千年之久。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封闭社会最终纷纷解体，让世界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呢？ 　　这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技术，这其中既包含了技术的发明，也包含了技术的应用。而技术在成长动力上的表征就是：拥有先进科技的一方，总是有能力也有动力去实现成长。 　　举例来说，在蒸汽机的功用被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生产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成了对更先进蒸汽机的要求，而近代商业体系之所以得以出现，在极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一技术的发明与使用。 　　就另一方面而言，技术领域的领先者，往往在商业游戏上拥有着绝对的决定权。例如火车在发明之初，采用的是四英尺八英寸的窄轨，尽管从任何技术标准来看，这一规格都不是最理想的轨距，仅仅是因为优先的缘故，使得这一轨距规格迅速地铺陈到全球各地，无论是早期的蒸汽、柴油驱动的火车头，还是后来的高速列车，乃至核子时代的今天，仍然有许多最先进的火车，还行驶在古老的四尺八寸轨距上。 　　 总论:抢先者得以生存 五 当我们尝试着从成长动因的角度理解经济、从经济的角度再着眼未来的时候，所得到的结论便会完全不同。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上，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之后，让人为调控走开，让资本自行其是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便开始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作用了。而从资本的作用被人们进一步挖掘出来之后，这一理论就更是得到了深化与拓展。 　　在资本化与金融化的大趋势下，资本市场开始出现了，从此之后，人类便拥有了一个可以进行资本交易的大平台，当旧规则、旧世界得到了变化的时候，新的天地也同时呈现出混乱的面貌。 　　然而。正是在这种非规范化的气氛中，许多国家、地区、企业却获得了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制度、资金甚至于地理环境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飞速的增长，而它们所依靠的，只有抢先一步所带来的便利，与大趋势相吻合所带来的推动力。 　　在改革开发之后的30年里，中国的经历是如此辉煌，甚至于成为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当我们从这种光荣与梦想中抽身出来的时候，却又往往会陷入不知所措的迷惘之中，没有人能够说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铸就了我们看到的辉煌；更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我们的过去意味着什么，我们的现在又意味着什么。 　　在曾经的一段岁月里，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平行的时空里，当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在一一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秉承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因此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所幸的是，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正在渐渐缩短，最终合为一体。 　　所以，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包含了许多个经济帝国，许多个世界强权崛起的故事，也包括了一个新的经济帝国，一个新的世界强权崛起的过程，那些故事已经成为历史，而新帝国的成长过程还在持续。对故事真相的探究，对崛起过程的描述，写作者的责任，就全在这里了。 　　诚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再次重演，和那些故事中描述的主体一样，中国的成长过程也会成为一段值得向人们讲述的传奇。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了。 　　 第一部分：经济思维的解读 导读 繁荣的商业是一个国家的活力之所在，在中国古老传说里生活着的的圣人舜，正是以靠着制陶卖瓦罐这样的行当为契机，建立起了人口密集的繁华商业城市，最终发家致富，成功做大，最后获得了一统华夏的权力。 　　这么看起来，城市的力量远比孤零零的小农作业更具有发展前景，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任何时代的国家管理者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经济思维的商业性强化，是必然的趋势。 　　说两句俗话，跟以往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的变化已经不是一星半点，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商业文明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席卷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时候再讨论商业究竟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唯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让思维更符合文明的发展趋势。 　　在这种商业文明的趋势下，受到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价值论。在过去的岁月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念过大学的80后小孩都知道，这个说法在所有经济类教材中都已经被印成了黑体字——物品的价值等于生产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 　　不过，黑体字也有掉色的时候。最近几年，在商业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象，无情地打破了这条几乎成为公理的观点，比方说，在许多时候，规模较小的投资、较短的劳动时间，照样可以实现很高的价值，像百度、腾讯这类公司的上市，就很说明问题——它们都是一人或几人创立的小公司，从创立到现在不超过十年时间，没有什么强大的资产储备，但是却硬是实现了几十亿的市值，比起那些投资巨大、历史悠久的大企业来也毫不逊色。 　　那么，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在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所奉行的经济思维是否已经过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才是最先进的思维模式？是我们前面提到资本化、金融化、技术化这些东西吗？ 　　 资本是个什么东西 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不妨先来闲扯上几句。 　　按照历史书上的划分，晚清时期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时候的大清国，跟电视里康熙、乾隆那时候的盛世已经基本不沾边了，好像打那以后，大清国就没有打过一次战争，当然，他们也没有认真地打过。于是，就有了历史书里那些读起来让人丧气不堪的篇章，一写就是一百年，比中国男足的恐韩症还长一点。 　　不过，国运是一码事，人物就是另一码事，在那个破烂不堪的时代里，名臣一点没见少，掐指一算，似乎比盛世还多出一大帮子，不信的话可以回忆一下，多亏了电视剧帮忙，才让我们知道了乾隆盛世有个刘罗锅子，还有个纪大烟袋，以及他们万年不变的死对头和珅。 　　在晚清的的名臣里，有一位名叫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是位以开明著称的人物，不过这个说法当不得真，比如说在对待新名词的态度上，他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张大人的手下，有位姓路的幕僚，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有一天，路秘书在给张大人起草文稿的时候，用了一个“健康”的名词，文稿送给张大人过目的时候，就一下子惹了大祸。 　　张之洞的文化修养不错，据说还曾经编过一本叫《书目问答》的词典，看到这份稿子之后，他不禁勃然大怒，批了一句话之后就把稿子退了回去。 　　这句话是什么呢？ 　　“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 　　我们知道，健康是个中性词，近几年我们越发重视健康，甚至还有几分褒义词的色彩，但是没办法，张大人和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想要用他的爱国心来体谅一个日本名词，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偷着笑一笑张大人的迂腐，只是笑过之后，我们就得拍着胸脯自省一下，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也做过？ 　　先别急着否定，实话实说，我们似乎也有过这样迂腐的时候。比如说，张之洞看不入眼的是“健康”，在过去乃至现在的教科书里，我们也一直揪住一个词不放，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一点都不比张大人逊色。 　　这个词就是“资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本”的命运大概要比“健康”还悲惨，本来一个很正常的词汇，愣是被放在了贬义词里，不光如此，还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纷纷写文章批判，更多的人跟在后面大声朗读，把“资本”的面貌涂得漆黑不堪。 　　我们知道，资本其实就是投入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本钱，这么看起来，全世界都有资本，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些地方的资本多些，有些地方的资本少些，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词，竟然被弄得一塌糊涂呢？ 　　说起来很简单，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资本”这个词的著作权属于西方欧美国家，是“鬼佬”们的舶来品。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来说，在过去五百年的岁月里，从一开始对西方的不屑，到后来的势同水火，再到后来的切齿痛恨，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么一来，就连累了全部中国人，统统对资本产生了误解，加上后来一位被封为“革命导师”的*先生写了本《资本论》，敌意浮于纸面，就更让笃信过*的中国人对“资本”更加排斥。 　　其实，不论是看好自由主义经济的亚当斯密，还是我们信奉的*，都对资本认识颇深，在他们看来，资本就是经济的发动机，拿句俗话来说，资本就是会下蛋的母鸡，而且下出的粒粒都是金蛋。 　　那么，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到下一节里继续说。 　　 资本从哪里来 资本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一句半句还真说不清楚。 　　按照我们刚才的解释，资本就相当于中国的“本钱”，提到钱的话，我们恐怕就不那么陌生了。 　　在我们的眼睛里，钱就是货币，有美元、英镑、欧元、人民币、以及不那么“值钱”的日元、意大利里拉、泰铢，还有已经面值100亿的津巴布韦元；当然，真金白银也能算钱，因为我们历史上曾经那么干过，电视剧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大侠们在酒楼里动辄甩下一个金元宝，直看得店小二心惊肉跳。 　　这么说来，是不是一张张印好的货币，一根根金灿灿银闪闪的金条银锭就是资本呢？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对。因为我们看见过，其他的东西似乎也能当成“本钱”，比如说房契地契、汽车家电，假如你想要做生意却一时难于周转，像这些东西就都可以拿来当抵押。 　　还有更厉害的，近几年流行过一个词叫做“技术参股”，说的似乎是空手而来，只靠着自己身上的技术，就能从人家的企业里坐地分红，比如许多大企业里的工程师，不但不出一分钱，只在关键时刻画上几笔，照样收入不菲。 　　照这么看起来，似乎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当本钱，这个资本的定义，一下子变得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懂。 　　照这样下去，恐怕说到这本书结束，我们也没办法说明白资本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不妨看一个最容易理解的说法。 　　秘鲁经济学家索托①，在自己的著作《资本的秘密》里是这么解释资本的——资本其实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的潜能。照这样看起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货币，其实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而已，真正的资本，实际上是藏在资产当中的，我们前面说到的种种“本钱”，归结起来都可以算作资产。 　　在索托先生的书里，为了说明资本究竟从何而来，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方： 　　“就象爱因斯坦所指的砖头里的潜在核能量一样，没有提取并确定砖头里的潜能这一转化过程，爆炸就不会发生；砖头毕竟只是一块砖……资本的创造也需要一个转化过程。” 　　为了再把这个转化过程说清楚，索托又让自然界的湖泊现身说法： 　　“位于高山的湖泊，它的作用只限于划船和捕鱼，但若将湖泊开发，让向下奔流的湖水作为动能带动涡轮旋转，湖水的能量就转换为电能，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湖水需要水电站才能将它的潜在能量释放出来，同样资产要转换为资本也需要一个适当的转换过程。” 　　这么一看，我们就明白多了，资产是藏在山顶湖泊里的水，只有经过水电站转换才能变成可用的资本。那么，这个从湖水到电能的过程，以及那个关键的水电站，究竟应当怎么称呼才好呢？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得到了一个不太新的新概念——资本化。 　　 资本化是个怎样的过程 其实，在前言的宏大叙述里，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资本化的定义，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刚刚翻开这本书，既没有听张之洞的故事，也没有看到索托先生的形象比喻，对资本的概念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想要弄明白的话，还确实存在着一定难度。 　　当然，如果你确定已经理解了前言中给出的定义，那么大可以跳过本节，去读下一节中的故事，如果你还希望加深一下印象，那么我们不妨再次重温一下资本化的定义。 　　所谓的资本化，指的就是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 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像索托的“湖水”变“电能”的定义一样，都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这么看起来，与其说资本化是一个过程，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能力。于是在前面我们还说过，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为了彻底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下面要专门拿出一节的时间，看一看这个资本化的过程是怎么运作起来的。 　　 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1） 1946年的春天，对于中国东北来说，堪称一个复苏的季节，不仅是冰封的大地得以沐浴春风，更具意义的是，这块沦陷了十四年之久的土地，再次迎来了中国军队。 　　这并非是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乌合之众，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这支军队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序列，不仅拥有全副的美式装备，更直接接受过美军的专门训练，甚至于在缅甸与印度的土地上都曾留有他们的足迹。 　　此时，他们接受的指令是重回故土。 　　尽管装备先进，尽管有着在异国他乡的经历，然而眼前的一切仍然令这批吃惯了美国罐头的军人们目瞪口呆。 　　这些军人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工矿设施，从没见过如此密集的高压电网，从未见过遍地飞驰的火车与林立的烟囱，这些壮观的景致不仅在中国堪称异景，即使在国外也难觅踪迹。 　　于是，在惊呆之余，一位富有浪漫情怀的军人脱口而出：“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 　　更令人惊讶的还远不至于此，因为军人们所看到的，令他们这样惊呆与感动的景象，仅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而已。 　　从1945年8月开始，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抢先占据东北的苏联军队，就开始了宏大的拆运工作，包括工厂、电站、矿山设备等物资，悉数被拆运回国。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开往苏联的火车昼夜不停，仅仅从沈阳一地，每天就有多达200辆货车开向苏联。 　　苏联军队的拆运无分巨细，大到厂矿设备，小到桌椅门窗，甚至于连农民的耕牛也一并收拢。仅仅一座鞍山钢铁厂的拆运工作，就耗费了四十天，用掉了60列货车之多。在这样的力度之下，截止1946年年初，沈阳90%的工厂业已成为一具躯壳，全东北75%的客车和93%的货车，也都尽数成为了苏联的囊中之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抽空了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却还仍然能够让那些接受过西方熏陶的军人们心惊不已，那么，处于鼎盛时期的东北，又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呢？ 　　下面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 　　在张作霖父子的两代经营下，截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工业化的水平已经取得相当的水准，其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时隔70年之后，中国才重新接近于这一数字。 　　在1943年，位于吉林的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其发电能力达到每年22亿千瓦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字，因为直到1949年底，全中国的发电量，也仅仅达到了这个数字的两倍。 　　在1943年的一年里，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的煤，93%的钢材，的电力，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依此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尖端企业。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东北已经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台湾占据了10%，套用一句古语来说，是“东北独占八分，台湾一分，天下共分一分”。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的烟囱林立，城市勾连成片，后来的辽中南城市带、工业带正是藉此成型，而贯通整个东北大地的铁路网线，其总里程仅在1939年就已经超过1万公里，在1949年全国的总里程，才仅仅20000公里有余。 　　当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一连串数字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经济保持着敏感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连年内战，一穷二白的时代，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东北工业区上空飘过的缕缕青烟。 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2）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铸就了那一段岁月中东北的富强与辉煌呢？ 　　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资本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重工业是一个产出高，投入也高的行业，然而这个行业能够强大的秘密，却存在于规模经营之上，早在100多年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自己的钢铁帝国时就明确地指出——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绝对成正比，只要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 　　尽管东北的历代建设者们未必有过同卡内基同场演练的经历，然而他们却无不将这条准则奉为圭臬，而实现大规模的唯一秘诀，就是大资本的投入。 　　早在张作霖父子主政时代，政府当局对于近现代工业的投入便可谓不遗余力，为配合军事上的需要，以兵工厂为核心的一系列工矿企业随之建立起来，结合东北丰富的工业资源，东北很快便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力度下，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水准，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超越了江浙财团控制的长江流域，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于已经令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成为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威胁，而这正是九一八事变在经济上的主要诱因！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军方力量侵入东北地区的同时，大批日本财阀的资金也开始迅速涌入当时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1937年，伪满洲国开始大力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按照“一业一社”的原则，在每一个行业内都成立了一个垄断性的公司。 　　正是在这样的措施之下，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出现，它不仅垄断了东北地区所有的钢铁、煤炭、化工、电力等产业，更自行成立了一系列配套的现代企业。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行为是出于方便日本资源掠夺的目的，然而假如我们抛开历史含义不谈，单从经营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决策却不失为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的是，资本能够实现自我增值，但如果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资本运用在正确的领域，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本的最高效率，正如我们的理论所表述的那样，资本化不仅仅包括了如何聚拢资本，更包括了如何调配资本。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管理方面，这种“总公司——子公司”的结构，更是深得现代大集团管理的精髓，在总公司的调控下，分属于不同行业的子公司很容易发生产业间的写作，从而形成一条顺畅平滑的产业链，节省大量不必要的中间开支，既避免了金钱上的浪费，也避免了管理上的许多弊病。 　　正是在这样的准确规划之下，东北地区很快便形成了门类齐全，分布合理的工业形态，钢铁、化学工业集中于本溪、鞍山地区，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沈阳；纺织、造船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这样的分布格局错落有致，合理而有效率，很明显，在进行这些项目的规划时，以及在资本投向这些行业时，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仔细规划的，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这种布局模式综合考虑了交通、原材料、地理、气候、人口等多方面因素，能够保证各行业的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供求链中，从而实现资本的高速运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鞍山拥有规模宏大的钢铁厂，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还因为附近的本溪拥有丰富的煤矿，而优质焦煤正是钢铁工业所必须的燃料；不仅如此，当鞍山的钢铁被制造出来之后，由于其处于沈阳与大连的中轴线位置，凭借着沈大交通线的便利优势，可以以最快速度满足沈阳的军事工业、大连的造船工业所需，实现行业间的高效率协作。 　　凭借着资本化的力量，尽管当时的伪满洲国在法统之上，并非一个合法存在的政权，但在经济规律上却做到了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当时成为了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凭借着如此迅速的发展势头，东北地区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就铸造出令人称奇的成就，并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仍然能够以其侥幸残存下来的工业基础，给49年后的新中国以莫大的支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工业动力的角色，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功勋，几乎完全要拜资本化的力量所赐。 　　 靠什么来加速资本化 既然，资本化的过程如此重要，那么让这个过程变快一点，岂不是一件非常理想的事情？ 　　道理是没错，但是事情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行驶着的车想要加速，就要先挂档再踩油门，让发动机的转数变得更高，不过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前提：无论是靠油门驱动的摩托车，还是更复杂一点的汽车，总要有汽油才能加速。 　　那么，为资本化过程加速的“汽油”，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货币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过，货币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那么货币的数量多了起来，是否就代表着资本将会以更多的面貌展示出来呢？ 　　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我们还要专门用一节的篇幅，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1） 提到战争赔款，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 　　的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诸国列强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而和这些侵略行为伴随在一起的，就是战后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巨额赔款了。在这些赔款之中，数额最大，也最为著名的，大概要数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2亿两白银，和1900年那一次的亿两“庚子赔款”。 　　不过，战败赔款倒并非是中国的专利，就在“庚子赔款”生效的18年后，列强之一的德国，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得不同样“屈辱”地负担了数以千亿的赔偿金，尽管其计价单位是战前的德国马克，但它的支付手段却必须由黄金来承担，这也就是说，德国人需要赔偿2260亿马克，但是却必须先换成等价的黄金。 　　假如我们把战争赔款的定义再放宽一些，把那些在战争中由优势一方掠夺而来的财富，也同样定义为赔款的话，那么有关赔款的历史恐怕就更悠久，其数额也变得更加巨大。 　　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殖民战争中，从印第安人手中取得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这些财富虽然不是由战后条约来规定的，但却同样是进入战胜国国库的财富，因此，其实际效果和战争赔款也相差无几。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些进入到战胜国的财富，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人读到这里一定会哑然失笑，这个问题实在过于简单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是最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是货币里的货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一个国家的金银持有量增加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得到了增长。 　　那么，真正的答案是这样的吗？ 　　举凡这样认识问题的人，无不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财富最重要的社会作用，就在于其可以增加民众的幸福感。而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在这方面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看到，在上面提到的战争中，无论是战争掠夺也好，战后赔款也罢，战胜国得到的都是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如果我们在此来做一个假设——假如这些金属没有被当成货币，而是当做本身的金属价值来使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答案就是被铸成盘子、刀叉，被镶嵌在椅子靠背、床头门环，被雕琢成烛台、王冠等等。 　　那么，如果这些金属不当作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而是只当成货币呢？ 　　答案是，这些金属在社会上的作用，就和纸钞、铁钱没有区别，所多出来的就是信誉好一些，老百姓偏爱一些，拿去和其他国家做交换，容易被接受一些而已。 　　其实，上面所作的两个假设，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金银之后，就是将其大量铸造成生活用品，金属器皿的；而在欧洲人出现之前，南美洲印加帝国的居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金银的贵重——在那以前，他们鉴定一个人是否富有的标志不是金银如山，而是到底拥有多少羊驼。 　　按照这样的观点，掠夺来的这些金银，究竟怎样才能够变成财富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按照我们前面对财富的定义，想要通过金银让民众萌生出幸福感，就需要用它们去购买民生用品，当然，这种购买不是在国内，而是必须通过外贸方式来完成的。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著作《盐铁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思路：以金银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以珠宝换取其他国家的牲畜、以器玩换取其他国家的铜铁矿石。一句话，就是要用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工商业产品，去换取民生用品、农业产品和战略物资。 资本的又一个故事：战争赔款带来了什么（2） 简单来说，想要增加自己国家的财富总量，就必须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买东西，然而，这样的交易，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岁月中，交通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们不妨想一下，一头牲畜拉着自己吃的草和役使者的粮食，到底能够走多远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除以2，就是他们的活动半径。那么，当车上的粮食和草被换成了货物的话，返程的时候就需要沿途买粮，交易一次的成本，甚至会将交易的利润销蚀殆尽；同时，这种交通方式的速度之缓慢，也决定了这样的交易始终只能是少量的。 　　于是，这些得来的金银，更多地被当成是货币在本国范围内流通，这里面的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印第安人那里掠夺走金银，又怎么会用这些金银再去向印第安人买东西呢？ 　　那么，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尽管获得的金银是硬通货，可以在周边国家进行消费，也可以让本国的财富得以增加，但是当国际贸易量受到运输能力等因素限制时，外来的金银就只有在本国成为货币这一条路可选了。 　　当外来的金银成为本国货币的时候，本国财富没有得到增加，那么，这些金银增加了什么呢？ 　　答案是：货币投放量，或者叫做货币发行量。 　　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下，想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需要国家管理者做出决策，中央银行发道命令，造币厂开动印刷机器就可以实现，同样的，在古代的时候，尽管不存在央行体制，但君主口含天宪，只需要一道命令，多发行一定量的货币，也绝非难事。 　　比如说，在北宋时期，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宋神宗就曾经命令四川交子“两界沓行”，这个“两界沓行”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交子这种纸质货币以三年为一界，到期的上界交子要退出流通，而“两界沓行”的含义，就是在旧交子继续流通的基础上印刷新一界交子，即一下增加了一倍的货币投放量。 　　增量是小事，做起来只需要加点工本费，但麻烦就麻烦在货币是需要实力来作为保证的，如果滥发缺乏保证的货币，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使经济秩序变得混乱不堪。比如说，宋王朝为了支持频繁多发的边境战争，便大量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纸钞、楮币、当十钱、夹锡钱、盐钞、铁钱、大铜钱等等，在财政上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即便是有保证的货币，由于这种保障存在着一定的范围，因此增加货币投放量，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例如各国历史上所实行的金本位制、银本位制、以及一度出现的金银复本位制，都受制于本国的金银储备量。即便是那些盛产金银的国家，也要受限于金银开采量和估计储量。 　　因此，想要为社会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实际上是异常艰难的，而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投放减少，又会导致怎样的情况发生呢？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了，由此引发出市场流动性不足，最终引发生产萎缩的后果。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想要发展，就务必要实现市场的繁荣，而市场的繁荣又必须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一旦增加，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其需求量也必然会急剧增加，如果在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出现了问题，由增值带来的货币紧缩就难以避免了。 　　于是，民众便会无比珍视手中的货币，或是将其储存起来，或是干脆进行民间金融，以高利贷的形式牟取收益，无形之间造成了国家内部利率的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生产、贸易所带来的收益，都比不上利率带来的高，那么在民众之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愿望都将消失。 　　可以说，在货币需求难于满足的情况下，商品社会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 　　现在，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款或掠夺所得之后，实际上意味着让本国的金银储备得以猛增，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增大货币投放量，由于有金银等硬通货作为保障，不必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现象，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带来经济繁荣。 　　就另一方面来说，战争赔款的获得主体是政府，当这些赔款被纳入财政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之后，无形之中可以让政府在财政方便更为宽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民众的压力，同时使得政府有能力进行消费，对社会需求也具有拉动作用。 　　按照上面的说法，有保证的货币投放量增加，可以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市场繁荣，促进资本化的进程，最终让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那么，现在我们就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 　　从拉美获得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国家角力中成为强盛的大国呢？ 　　想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金融化。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1） 我们在第二章中，为大家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从拉美获得了大量金银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为什么没有在后来的国家角力中成为强盛的大国呢？ 　　其实，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如日中天的强盛时期，其中尤以西班牙为甚，而西班牙的强盛，恰恰发端于大航海殖民时代。 　　在15世纪末期，西南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两个国家，一为西班牙，一为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拥有较先进的航海技术，也都有着从事航海业最有利的因素——海洋国家。 　　葡萄牙王室从1418年开始，每年都派遣船队出海进行贸易，到1480年的时候，葡萄牙已经成功地与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明王朝成功地进行过数次贸易。为了能够和葡萄牙竞争，西班牙王室从1484年开始，出资支持哥伦布前往中国的设想。在1492年，经过几次的试验之后，哥伦布没有能够达到中国，却在无意中找到了中美洲的巴哈马岛。 　　这个消息令西班牙王室顿感惊喜，继而开始了西班牙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大陆上占据了广袤的殖民地，并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从殖民地将大量的金银运回国内。 　　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一点，那就是西班牙王室出资赞助哥伦布的航海计划时有一个前提——所有的航海行动都是以王室名义进行的，因此所获的一切利益都是属于王室的。殊不知，正是这一看似不起眼的规定，才对后面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暂且不论这个规定对后来的影响，通过这些掠夺而来的金银，的确让西班牙的国内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市场的繁荣程度，贸易的广泛，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港口贸易，城镇的兴旺，都使得西班牙在16世纪一跃而起，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并在1580年将它身边的竞争对手葡萄牙征服，在1640年之前，西班牙帝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 　　那么，为何在进入近代之后，西班牙不但没有继续它的强盛，反而逐渐变得衰败了呢？ 　　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将原因归结在西班牙王室的奢侈无度上，的确，从这个角度来说，西班牙王室对于从拉丁美洲掠夺而来的金银，有很大一部分都成为了王室挥霍的专用品——在墙壁上镶嵌珍珠、在桌椅上镀金、用纯金银打造餐具……以至于后世以富丽堂皇著称的“巴洛克”艺术风格，都以此为蓝本脱胎而来，而“巴洛克”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的含义正是“变形的珍珠。” 　　王室的消耗，固然可以算作是原因之一，不过，对于西班牙所获得的东西来说，这样的消耗实在算不上挥霍，也不足以对后来的由盛转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根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一共带走了18600吨白银，200吨黄金，这些数字还仅仅是有案可查的注册贵金属，到16世纪末的时候，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都已经为西班牙所占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王室纵然再能挥霍，也无非是在庞大冰山上掘其一角而已。 　　那么，导致西班牙最终没能保持其强盛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2） 答案全在于王室的那个协议。 　　和与哥伦布所签订的协议一样，西班牙王室认定，一切与海洋和探险有关的贸易，只能是“国营”性质的，这种权利由王室和权贵阶层加以垄断，非经许可，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是绝没有机会参与获取财富的。 　　相比之下，与此恰好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后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在16世纪中叶，在目睹了西葡两国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利益之后，当时的英国王室也按耐不住，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海外冒险计划。和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的这种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由民间发起的，尽管在后来的过程中，王室也参与其中，但对于这项计划的支持，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政策鼓励而非物质支持上，像西班牙王室那样“出资国营”的情况虽然存在，但直到殖民时代终结，都难于与民间规模相比拟， 　　不过，比起西班牙王室拥有的充足财力来，英国民间冒险计划还未能实施，就遇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资本从哪里来？ 　　要知道，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一次长程航海，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雇佣船员的费用，船队的消耗都是不菲的数字，除掉这些之外，购船的费用、随船的货物也都数额巨大，在缺乏王室财力支持的前提下，想要由民众来负担这种费用，明显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最终还是成为了可能。只是用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而已。 　　这个办法就是——用招股的办法进行融资！ 　　单个民众的财力是微薄的，但如果将这种微薄的财力集合在一起，这种集腋成裘的效应却是难于忽视的，比如说，成立于1584年的“弗吉尼亚”公司，就从七百多名股东手中募集了起始资金，其他的“马萨诸塞公司”、“非洲公司”，“莫斯科公司”都有着数百人规模的股东群体，后来由于鸦片战争而著称的“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也拥有80名创始股东，并且选举产生了15人的董事会。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却出现了。 　　民众参股共同投资，无论是贸易获取的利益、还是掠夺所得的收入，都可以在投资群体内部按股份分配，那么，经济活动有收益就会有风险，关于风险，又应当如何分担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根据当时的航海水平，进行一次洲际航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沿途不仅会有船只沉没、甚至于有时会有超过一半的船员在航行中死去，因此，如果要股东们分担这样大的风险，势必会对参股积极性产生很大的影响。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为股东规定好需要承担的风险。 　　共同融资，责任有限——最初负责招股的那个人或许没有想到，他在融资模式上的这一发明，最后竟然成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固定组织形式，被人们沿用了几百年之久，最终成为了股市发展的契机。 　　这种通过招股进行的融资方式，在很容易的情况下帮助有志与创业的人募集到资本，又通过最公平的方式，将风险分摊到所有投资者身上，使收益与风险比达到了最高的程度。 　　如西班牙与葡萄牙一样，海洋探险、海洋贸易给所有这些股份公司带来了不菲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则按照规定好的那样，由众多参股的投资人分享。就这样，受海洋贸易的拉动，相关服务与制造业、渔业等行业都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由此造就出一大批来自于民间的富裕市民，为英国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中产阶级，其在文化，政治、经济上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是英国的主流价值观念。 西班牙如何错失大国地位（3） 从现代金融技术的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方式算不上奇特，但在当时的时代，未来收入的折现使用，却让英国能够更容易地进行海外活动，以金融化的手法来实现借鸡生蛋，最终拥有大群母鸡，对于任何行业来说，都不能不算做是最好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富裕起来的市民希望更进一步，尚未致富的市民期望着能够像成功者一样，由此使得海外探险与海外贸易生生不息。 　　相比之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尽管同样从海外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货物，但是由于王室的垄断，使得民众绝难染指财富，自然也就无法让民众变得富足；因此，尽管流入国内的金银数量巨大，但是却限制了这些金银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英国的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是股份制公司，那么西班牙的方案则更像今日的投资机构进行风险投资——总是会小心翼翼地选择那些最稳妥、风险最小、预期收益最大的项目，每收取一次红利，都会庆幸选择的正确，每遭受一次损失，都会选择慎贷，将自己的钱袋子捂得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