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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文集-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吃钙片的狗
2011-01-25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费正清文集-美国与中国(第四版)doc》,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对此书的评论对此书的评论在过去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的原因。美前驻日大使E·O·赖肖尔笔调灵动文风活泼兼具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一部有崇高成就的著作。史景迁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著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安妮·F·瑟斯顿以极精炼、清晰的风格讲述中国年纷扰不宁的历史……含意深邃引人入胜。阿诺德·艾萨克斯它是有思想的人案头必备之书。《纽约时报》时几代学者和一般公众若想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有洞见一定要读费正清的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以出神入化的凝炼之笔勾勒了中国文明的成长在今后几十年是一部无法估量的参考书。《新共和》对中国政治体制最全面的介绍……旁征博引充满善意。《底特律评论》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中国商业评论》出版前言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世界知识出版社第四版序E··赖肖尔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一版问世之时深受各界称誉旋即成为经典著作。“经典”一词本有经久不变之义但以本书而论却不尽然。经相继修订出版之后它的内容已经有了增加和发展。在年第二版中增加了共产党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头年的经历。年的第三版进而分析了以后的年这一版甚至比第一版更受人欢迎并重新肯定了以往对此书的评价证明它不仅是一部经典著作而且是一部不断赶上时代的经典著作。这一评价对于更往下分析第三个年的第四版来说无疑仍将是正确的。修订版意味着增加新的材料使之赶上时代并随着人们因时间的流逝对过去的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修正一些解释。作者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做这项工作的条件很好因为在美国大力推进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他的贡献比任何人嘟大而且他所引证的权威人士中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学生这些人的研究工作曾是他鼓励和指导过的而且往往指导到作品出版为止。因此在这第四版中他不仅限于使早先的著作合乎时代而且还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重新撰写了相当多的章节。S·威尔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的第一句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向《外交政策丛书》读者们所能提供的书最适时而又最重要的莫过于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在刚好年之后的今天这话对于第四版来说仍然适用。中国人占全人类以上而美国人拥有全世界约的财富。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了解或误解他们的合作或磨擦将对于决定人类的未来起重大作用。在过去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大。本书由前几版留下来的那些部分仍闪耀着真知灼见并又根据新近的研究有了扩展和加工。凡是关心中国的人都会反复阅读这些部分获得知识与乐趣。篇幅很多的新段落叙述了近代事件、中国现状和中美关系的前景这些部分依我看来是所曾见到过的关于这些不容易解释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最清晰而又判断十分精确的简略叙述。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著作的原因。前言写于年谁要是把一本出版年的书印出增订第四版总有一些话需要交待。同任何一位诚挚的教授一样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使双方能够和平友好地共处。但其后发生些什么事呢?年第一版问世后我们同中国在朝鲜打了三年(l年)。年第二版出版时我们在中国南部边疆越南打了八年(年)。年第三版发行后随着年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正常化。但只是到了年我们才开始解除冷战时期同台湾的军事联盟。我们承认北京但仍出售武器给台北同时又希望他们能结束对抗。然而中国的旧账是不能这样轻易消除的美国的介入也不会轻易结束。此书之所以拥有读者我想是由于它总结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事当然不可能但从马可•波罗以来几百名学者都已尝试过无非是因为中国使外国人着迷也使中国人自己心醉神迷。当我第一次着手写作此书时我得益于两方面的经验首先我在旧中国生活过在北京当过四年研究生(年)又旅游了很多地方并且在美国大使馆任过两年职先是年在重庆其后是年在南京那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崛起称雄的时代。第二方面的经验来自哈佛那是年后我在哈佛进行对中国的分区研究计划的结果:这一分区研究法运用每一种社会科学并使我自年以后在哈佛教的中国史能条分缕析。年版本受到两件事的影响:首先是在人民共和国实际观察所得这印象也是如今许多旅行者熟悉的。我通过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先是年在重庆同他见过面以后又于年会见过。在年月间我妻费慰梅和我承他邀请回到我们三四十年代就熟悉的地方访问了六个星期。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其后两次访问在年我同老友再聚首这使我现在能详加论述。(详情见年出版的费正清《年回忆录》)其次也是对第四版更有影响的是我得益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记者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百部重要的专著、论丛及文章和报告。这些著作列在参考书目中我对这些人表示感谢。重写一本书是一种惩罚。几年前的管见可能已经膨胀为今日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历史随时势发展有些问题被人淡忘其他事情又取而代之。凡是我发现的空谈及废话都已删除我深感新的学术成就如潮水般涌现以致我在试图用它们充实此书时有时感到应接不暇。在年(年)和两次战争后我们学会了如何看待中国革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同O年代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一方结盟。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化解僵局。我们分两步走做此事。共和党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是民主党完成的。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历史性的访问。他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上海公报》。亨利•基辛格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进行了谈判。这是建立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富于政治家品质和才能的协议两国关系有望正常化。虽然它包括关于两国外交关系诸多方面分歧的陈述。北京强烈反对下列方案“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两个中国”。华盛顿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属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许诺不“违背这一立场”。这一结果把华盛顿棘手的对台关系置于附属地位。中国人先来后到的意识很强烈因而基辛格能够一方面在上海宣布同北京即将实现正常化一方面又声明美国将遵守年同台湾中华民国签订的军事安全协议(军事同盟)。大国关系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国的内战虽然尚未结束但它是次要问题即使我们卷入其中。这一非常暖昧的情景比预想的时间长得多。年联络处作为使馆前身在华盛顿和北京分别建立起来。但是年周和毛去世年尼克松也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双方都面临着领导人的继承问题。在秘密的谈判后卡特总统于年月宣布自年月日起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年的美台军事协议于年月日终止但是美台间的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以非官方名义继续保持。在此基础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年,月访美。美国在年后终于转变了态度承认了年代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我们最终承认一个中国的代表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同时我们并未抛弃我们长期的盟友、委托人台湾政权。年月日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在即使没有外交承认的情况下它使美国的法律和法规在台美关系中得到全面贯彻并得以延续。因为台湾仍然要求承认它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不以任何方式寻求成为独立国家或“台湾共和国”我们的选择相对容易得多。我们不能永远鼓励台湾“统一”中国的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事实即台湾是中国惟一一个四面环西太平洋的省份。《与台湾关系法》允许在台湾建立一个美国机构由原来的外交事务官员任职在所有的美国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处理台美关系这些法律和法规包括在年月日前生效并且继续有效的条约和国际协议即使台湾当局不再承认。台湾方面为这异乎寻常的关系安排的对等机构叫北美事务合作局。双方均为非官方。在此基础上台美关系和美国在台投资继续增长。我们也继续把防御性武器售予台湾。我们悠久的帝国主义遗产也未完全被清算仍然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保持着存在。简而言之由于中美两大国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一方面美国政府拟定两国正常化的政策一方面国会采取保护、鼓励我们同台湾的经济及其关系的政策。随后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不同层面上同双方保持着关系一个是官方一个是非官方。此情形应视为历史产物否则我们会感到难于理解。美国的扩张(或帝国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皆可溯源过去如今又一勾勒着当代政治图景。结果中美关系仍然在错误路上摇摆不定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使双方彼此摩擦。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宣布他的加强美台关系的主张他忽视了历史背景其后北京和华盛顿长期陷入争吵。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在年月发表了联合声明由卡特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重新得到巩固。美国保证不再提高援台军事规格并于将来某时终止军事援台。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同动机有助于接受对方的不同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基于面临共同问题的真正合作当今美国有机会共同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建立友谊。我们可以在教育、工业化、军备控制、能源、食品、人口、污染等方面携手合作。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引篇第章中国景观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现今在这人民共和国里小块零散的耕地已被有效地并成较大的田地沿着新的公路和山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树木从电泵抽出来的水充满了新修筑的池塘和灌渠。中国的面貌已经改变了。但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今已约有亿之众。南北对比凡是飞过大陆中国那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薄雾和晴空的任何一位旅客都会显眼地看到两幅典型的画面一幅是华北的画面一幅是华南的画面。在北京以南干早的华北平原上那曾是中国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那里你可以在夏天看到漫无边际的绿色田野散布着一簇簇较深的绿色植物那些就是土墙围着的村落中的树木。这很像我们中西部的景色那里的农家和树丛分散在大地上彼此相隔约半英里。但我们那块玉米地带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上却是整整一个村落。在衣阿华或伊利诺斯州的田野里与四周邻居相隔半英里的一个美国农家所住的地方连同他们的仓库和畜棚在中国却成为几百口人居住的、点缀着一些树木的整个村社它同邻村也相隔大约半英里。美国人民尽管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而这对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切行动和想法却产生微妙的影响。华南的典型画面迥然不同同我们习见的情况也毫无相似之处。那里稻田一年大部分时间泡在水里因此空中旅客所看到的是一片水面。那绿色的地带山峦起伏新月形的水稻梯田从每座小山的山脚往上延伸几乎到达山顶然后又在山的另侧从顶上起层层往下无穷无尽每条田埂都按地形修筑酷似地图上的等高线。事实上从空中看到的水稻梯田的曲块格局是其所处谷地坡度的可见标志接近山项的凹窄条梯田下面的梯田变得越宽越长到谷底则舒展开来成为大片稻田。许多田埂上筑有灰色的石砌小路形成错综复杂的图案好似哪个巨人涂鸦画出来的那样。当太阳露面时从空中可以见到稻田水面反射出来的明亮日影。事实上太阳似乎是从底下稻田里照上来似的因此由田埂、小路和山项组成的整个绚丽图纹好似在下面一幅绵延起伏的巨大屏幕上突然涌现出来黑色的网络从银色明亮的水面上移过。当你飞过南方那些多岩石的青山时一定会纳闷那亿左右的中国人民住在哪里吃什么东西这样广阔连绵的高山和山谷看来大部分是不能耕种的并且住户似乎也非常稀少。你所看到的那幅空旷的景色反映在统计数字上的事实是:据估计中国的人口不得不密集在的土地上。据粗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美国的四倍。这只有让每平方英里可耕的谷地和冲积平原上挤住左右的人才可能做到。美国约有万平方英里土地有人耕种并且可耕地的面积还可大加扩充中国也许有万平方英里的耕地(每人平均拥有产粮食的土地不足半英亩)即使精耕细作地加以利用要想把耕地扩充得多一点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关于中国人在他们拥挤的土地上如何生活几乎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但抽样研究(美国的研究工作者曾在这方面带了头)的结果可以给我们一些总的印象。华北干早的小麦小米产区同华南湿润的产稻区差别很大。这两个经济区大约以黄河长江之间北纬°处的一条线作为分界。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形成这种显著对比的雨量、土壤、气温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因素吧。首先雨量取决于中国的大陆性气候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季节性气流。简言之亚洲大陆块的温度比西太平洋及其洋流的温度变得快冬季在大陆上空的干冷空气常常向东南流到海面上去因而降水量极少。反之夏天大陆块上的热空气上升把海洋上充满湿气的夏天季节风吸向内陆和北方因而降水主要是在夏季。这股来自南方的夏季风首先吹过华南山峦那里得到大量降雨其雨量始终比较稳定两年之间雨量的变动不过约为%。华北由于离南海较远雨量较少而且年来年与年之间雨量的变化高达%。由于华北平原的平均降雨量均为英寸相当于美国大片长期遭受干早和尘暴的地带的降雨量对于维持农作物的生长即使在最好年份也不是很充裕的。年与年之间这种降雨量的变化之大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水的供应来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就易于产生旱灾饥谨。从水源来说华南占据优势。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分溶化渗走了。渗过水的土壤相对说来是长不好庄稼的这只能靠雨水不断地从山上把新的沉积物冲到下面耕地上得到部分的补偿。即使如此华南的人口密集中心主要也只限于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上例如上海地区或广州周围地区。另一方面华北的土壤由于比较缺水没有受渗而仍保有较丰富的矿物养分。事实上有时水份的蒸发把盐碱带到土壤表面而又没有雨水把它冲掉(如在蒙古那样)于是在土表便形成一层盐碱硬壳而不能耕种。气温对维护华北的土壤也起着作用因为严寒的大陆冬季(颇像美国中西部的冬季)使植物的生长季节仅有半年光景。在中国最南部终年栽植庄稼稻谷可收两季或三季。我们很容易忘记上海的纬度与新奥尔良和苏伊士的相同。而广州的纬度与哈瓦那和加尔各答的相同已进人热带地区。这就说明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较丰饶的华南水稻经济区内。种水稻需要投人较多的水和劳力但产量比种小麦高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南北的雨量、土壤、气温这些因素大致趋于平衡华北土壤在水份充足时是非常肥沃的但缺水的现象往往很严重而冬天又太冷华南不缺水气候条件好但一般土壤贫瘠。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人的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充足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从空中看中国城市它们的周围都密布一圈绿色庄稼而往外的颜色渐渐变浅这种现象决非偶然。每个城市中心都供应着四周商品菜园的肥料。从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密集在四大地区这些地区只占该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第一地区是华北平原第二是西部群山环绕的四川平原第三是从武汉到上海的长江下游包括汉口以南的湖南稻乡第四是南方广州三角洲。早期西方旅游者从方言差异和各省大小的角度把中国比作欧洲。例如华中沿长江三个地区西边的四川省武汉南北的湖南、湖北两省以及下游的长江三角洲的面积分别与德国相坍而每个地区的人口多于德国。华南的商业和货运依靠水路现代的大城市广州、上海、武汉乃至天津都兴起在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汇合之处。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向使外商的极大期望落空。中国从北到南的纬度相当于从加拿大到古巴保持着一个大部分自给自足的次大陆特色。乔治•华盛顿的同代人伟大的乾隆皇帝在其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著名诏书中说“天朝国威远被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尽管中国班土广囊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中国的渊源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一个大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骨轰动一时。这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后来又发掘出大约有O个人的头骨碎片以及当时的兽骨、人类使用的工具和用火的证据。所有这些在同一个地点发现是极不寻常的。也许生活在万或O万年以前的北京人是人类祖先之一他的头颅骨浅低下额骨后缩但头盖骨内有相当大的容积。年在西安以南的蓝田发现了一个更加原始的猿人近亲头骨。人民共和国考古学方面的革命至今已找出了许多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头骨和其他遗物。同时自年以来还发现了上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了不起的工作已经完全修改了中国的史前史。据K·C·张所作的结论这些新发现说明在黄河南部河曲以下介于森林高地和沼泽低地之间开始有了定居的农业社会。例如公元前年左右西安郊外的半坡村民赖小米为生辅之以渔猎他们用丝麻制成织物夯土营造室内地面和墙垣(一个木框架里将土层层夯实)。他们饲养猪犬作为主要家畜把谷物藏在瓦罐里其上饰有表示鱼、兽和植物的花纹以及一些显然是中国文字前身的符号。但是除这华北彩陶期文化外还在东南沿海、台湾和长江下游那些早已种植水稻的地区也发现了同时代的文化遗址。离彩陶文化较远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较浅的带光泽的黑陶层遗址地域更为广泛分布在华北、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地区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许多地区性小范围文化遗址。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在若干中心地点发展起来的从而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的旧学说现已成为过时的学说因为那种学说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渗入文化”主要带有通过中亚而来的中东文化的特征。何炳棣列举了来自东亚以外的文化贡献:小麦和大麦、马拉车、陶器的某些装饰花纹和式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公元前年末来自西亚的但那是中国社会早已定型之后的事。关于青铜冶炼术方面一般曾提起来自南方的影响问题因为在泰国发现了早于公元前年的青铜器(而在近东还要早几千年)。但想在近东各个分开的和不同的史前文化间找出早期有何广泛的交往以说明文化是否发生“扩散”这一问题现在已投有人提起了。每种主要的文化天然是当地的成就但决不是孤立的。在种族方面中国人具有易于使人误解的单一性而这在人类学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脚的。北亚与中亚的各族人民曾不断进入中国这块土地有时还加以统治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足以压倒中国文化。长城以北的干早草原曾是游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们从未能够取代中国稠密的农业人口而只能使种族多样化。因此所谓蒙古族型是由许多混杂的血缘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鹰钩鼻、黑发和红发、有须和无须的特征统统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这种所谓共同的特征也决不是普遍的。人与自然的协调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仅举一事为例华北人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中国西北厚达英尺或以上、面积约万平方英里、由风力运积而成的细黄土层里挖筑窑洞住家。黄土有沿纵向产生裂缝的性质适于在其中开挖窑洞。至今仍有几十万人居住在黄土峭壁旁边挖掘的窑洞里。它们冬暖夏凉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中国西北的黄土似乎从未牛长过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国拓荒者那样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蚀经历若干世纪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这种侵蚀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黄河水力带下来的黄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间冲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一过程仍在进行。谁要是看了黄河那种咖喱色的滚滚浊流势不可挡的汹涌在大堤之间高出地面英尺流经离海英里的人烟稠密的平原谁要是认识到这浩大的黄色浊流在不断地沉积它的泥沙使河床愈来愈高出周围的农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于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灾它又冲决堤防而使平原沦为泽国他就不会比在这种场合更生动地感觉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情景了。毁林、土壤侵蚀和洪水不断使人们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国最近完成的一项业绩是在这条“害河”的广阔西部流域栽植树木并拦截支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国统治者每隔一定时期就要面临黄河洪水在华北平原上造成灾祸的既成事实而对付这项急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灾的问题还没有需要把它排出原始沼泽的问题来得严重为了排水以及灌溉和防洪而采用的治水技术随之而兴。这样许多世代的劳力已经花在这块土地上使它成为今日这种样子有大堤护河有纵横交叉的运河和道路有沟渠和水井以供灌溉有小路和偶尔残留下来的绿荫墓地把土地划分开来而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l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精耕细作对人的意义可从依赖水稻的经济生活看得最为明显。水稻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处中国人生活的支柱。水稻在头一个月通常生长在秧田里同时在早地里栽植一些杂粮。杂粮收割后即在旱地里灌水、施肥、犁田(这方面水牛可以补充人力锄地)以便移栽稻秧。插秧仍用人手成排的插秧人泡在每块稻田齐脚踝骨深的水里弯着腰步步后退插秧。在整个次大陆的水稻田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肯定是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在水稻除了草并成熟之际就把田里的水放掉进行收割这项工作仍旧用手。如果供水量和人手不受限制那么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就没有其他方法能比这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换言之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中国农民经不起把他们的劳力用于广种薄收上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半。至于用机械化的或大规模的方式来耕作他们又缺少土地和资本。他们不得不靠自己一家的劳力不得不依靠手工的精耕细作来养活一家子。今天人民共和国努力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碰到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使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同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于是人们就反对铁路说它抢走了赶车人和苦力的饭碗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这仅仅是中国人的生态学(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影响其文化的许多方式之一。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或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巍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第篇​ 旧秩序第章中国社会的本质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社会结构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统治中国的权贵就已用大量人力从事公共建筑。早在商代(约公元前至公元前年)都城大致为长方形围以土夯城墙周围长英里高达英尺。年后明朝(年)在南京和北京的城墙也是土夯的。城高均约英尺周长分别为英里和英里比先前的高大并且两面砌砖但仍然是用大量人力筑成的。当然埃及金字塔以及古代一些帝国及其他奇迹也是集中大量人力建造的但只有在中国至今还坚持这种做法。我们如果考察一下最近发掘出来的商代城市遗址中社会分层的证据就可知道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是怎样安排这种人力资源的。商代的情况在以前是传说性的只知道古代文学著作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自年发掘了它在安阳附近的末代都城以及年以来前述郑州附近的较早期都城(两者都在华北平原离黄河不远之处)商代就成为具体的历史朝代。这些城市里有王宫和上层阶级的住所是筑在土台上的梁柱结构其基本建筑风格同今日北京紫禁城里受人赞赏的风格相似。王室繁衍出去的各系贵族由能工巧匠侍奉其中有擅长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术的也有陶瓦工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匠。商代青铜器制作的精良举世无匹至今仍是全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商代的君王有文人学士在朝供奉这些人掌握书写凭骨卜占未来吉凶(加热动物肩胛骨上的一点使之产生袭纹把这些裂纹解释为祖先的告诫并记录其结果)产生出著名的“卜盆甲骨”而这些就是最早导致在安阳进行发掘的东西。贵族过优越生活乘马拉车作战以狩猎为游乐奉祭祀之礼同时有记室和工匠为其效劳并由四周村落里的农民供养而这些农民则住在一半露出地面的地坑里。这已经是个分成许多阶层的社会。统治者的尊祖是一种礼节齐全的宗教仪式。深筑在地下的王家墓室里有珍宝以及许多殉葬的动物和人。K·C·张说“这些葬物最生动地说明在一个分成阶级的社会里较低阶级的成员有时作为牺牲品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的牺牲品。”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杜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以上的人口和%到%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要想理解年以后毛主席所面临的同题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几乎持续到那时为止的旧时代的情景。农民:家底与亲属。即使在今日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他们微薄的物质收人中至少有一半、有时达乃至用于食品。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包括房租、取暖、照明、穿衣以及任何可能享受的奢侈品都必须出诸于微不足道的其余部分。至今他们仍旧缺乏充足的住房面积。在农民住宅中通常是三个人占四小隔间。有时一家两代或三代的男女老少都睡在同一个炕上。饭菜里没有什么肉像铁那样普通的东西都很少用作器材。大多数工作仍由人力而不是由机器来做。在这种劳累的、束缚在土地上的生活环境里由营养不良和疾病所致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直到最近还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像在印度那样略高于岁。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因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家庭培养孝子使其长大成为忠臣我们只要看一下传统家族里权威的行使方式就可了解家庭的那种作用。父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掌管并处置家里的全部财产和收人对安排子女的亲事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子女对他们的父亲有爱、敬和畏交织在一起的情感这种情感更由于对老年人的尊崇而加深。老年人智慧的增长弥补了他精力的衰退而有余。只要家长活着而脑子还清楚他就有一切理由来主宰家中的一切。法律许可他誓儿卖女甚或处决逆子。事实上按习俗和天性中国父母自然是特别钟爱小儿女的对于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他们是互相负有父慈子爱的责任的。但是如果家长要肆虐逞威法律和习俗是并不加以制止的。旧式家庭里同以长凌幼这种现象并驾齐驱的是男尊女卑。昔日的中国女孩比起男孩来更容易遭溺婴之殃。女子的婚事当然要由父母安排不能由爱情作主。战战兢兢的新娘立即成为婆母淫威下的媳妇。在小康以上的家庭里她还可以看到丈夫娶进第二个老婆或姨太太特别是如果她没有生育男孩。她会被丈夫以各种理由遗弃。丈夫一死她不能轻易改嫁。这一切反映了妇女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事实。她的劳动被并人整个家务并不给她带来什么收入。农村妇女普遍是文盲。她们很少有甚或没有产权。直到本世纪开始后过了好几年她们的屈从地位还由缠足的陋习表现出来并为此种陋习所加深。女孩子从岁起到岁用布带紧缠双脚而阻止其正常发育这种使两脚陷于无能的陋习似乎是在世纪左右开始的。这样形成的“金莲小脚”里面的脚拱骨被压断大拇趾以外的诸趾都压弯在脚底这意味着成亿青年妇女的灾难却被认为能给予男人以美感和性感。一个女孩子在其童年和发育期都忍受了脚上的这种痛苦以赢得一位佳婿。至于每天照顾双脚洗脚剪脚趾甲维持其血液流通这些都是深闺私事因为她平日终是紧裹双脚不让人看见的。最后当她的丈夫见了这种纤巧的小脚时它们真的成了能引起性感的东西这又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在日常生活中小脚使女人靠脚跟颤巍巍地移动步履艰难也起到了防止女人敢于外出的作用。社会习俗强加于女人的低下地位在中国这个讲究身份的社会里只不过是等级制的表现方式之一而已。它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社会的伦常纲纪和世界观。从哲学上讲中国古代认为世界是阴与阳这两种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的因素产生的。阴是一切雌性、黑暗、柔弱和被动事物的属性。阳是一切雄性、光明、刚强和主动事物的属性。雄雌都有必要并且彼此相辅相成但其中之一天然从属于另一方。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世代相继的中国男性伦理大师制订出妇女必须遵循的三从四德之类的行为准绳。这些准绳使女孩自幼屈服于男孩并使妇从其夫母从其子。中国不是没有坚强的女人但她们通常是拐弯抹角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来控制家庭的。家庭中的地位由儒家所强调的著名“三纲”规定出来即君为臣纲(臣属要忠于君主)父为子纲(儿子要孝顺父母)夫为妻纲(妻子要贞节而丈夫不受此约束)。对一个讲平等的西方人来说这一学说的最奇突之点是这三种关系里有两种是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三者又都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至于母子间的关系在西方生活中往往允许做母亲的作主但在中国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强调虽然在实际生活中自然是重要的。在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陷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确记。这些亲属关系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还附有按其他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一个长子不能不及时认识到儒家关于他对家系负有义务并比诸弟和姐妹来得重要的教导。熟悉而又习惯于家族制度的中国人在包括官吏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在内的其他机构里也乐于接受类似的地位尊卑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尊卑制(与我们那种由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相反)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我们看到海外的华侨由于按等级制方式组织他们的活动以应付新的环境而加强了力量。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个别成员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细作的季节周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生死同贯穿在庄稼的栽种和收获中的旋律相协调。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村是由家庭单位构成的村、家和个人按季节的庄稼收获的旋律按出生、结婚、死亡的旋律展开活动。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中国的家族制是父系的家长地位按男性系统由父亲传给长子。’男人留在家里女子嫁给他家这两者的生活方式都与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不同。直到新近中国的青年男女选择对方并不将其作为生活伴侣也不在婚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而是加人丈夫方面父亲的家庭担负起维持家庭的责任把结婚生活置于家庭生活之下其方式在现代美国人看来将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历史悠久的家庭制度力量牢固已经使这种制度成为现代革命的对象。忠于国家忠于党的新精神已对家庭主义发动了进攻但并不总是奏效的。中国自第一个皇帝一统天下起就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在这种制度下长子单独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较小的儿子则到别处另谋生计)。这种制度改变的重大意义只要把中国同英、日之类的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在英国或日本没有分到父亲财产的年纪较小的儿子有机会充当政府、商业和海外控制地区的工作人员。长子单独继承制的废除产生了把一家土地平均分给所有儿子的制度。长子只保有某些礼仪上的职责由此认识到他的特殊地位有时也可多分到一些产业。地产不断分成小块往往使家庭拥有地产的情况发生中断防止大官们扩大其占有土地的特权并使农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每对结了婚的夫妻的首要责任是生个男孩以传宗接代但是如果生的儿子不止一个那就可能意味着生活变穷。同一般人所传闻的说法相反普通农民并没有多子女的大家庭。土地不足加之疾病和饥饿限制了每家农户可能存活的人数。一家有几个结了婚的儿子和许多孙儿女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往往被人认为是中国的典型家庭但实际看来这是理想的例外情形只有富裕之家才能享有的一种奢侈。通常的农家只限于四、五口或六口人土地均分给诸儿的结果常常遏制了产业和储蓄的积累因此普通农家很少有机会爬到更上层的社会。农民之所以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数目太多而不是怎样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然而中国的农民生活在民间传说以及古老民间文化所叙述的礼节和事件中还是丰富多彩的。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生活并不限制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地区的一大批村子里。集市社会。这个格局可以从飞机上看出来集市社会是蜂窝状的结构每个市镇周围有一圈卫星村落。旧中国的乡村是个蜜蜂窝由这些较为自给自足的地区组成。如果我们按照威廉•斯金纳所描绘的理想模型加以设想每一蜂窝就都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约有六个村落形成的第一个圈子再继续延伸到约由个村落形成的第二个圈子。在这个左右的村子里每村约有户农家每户平均有五口夫妻两口也许有两个孩子再加一位祖父或祖母。所有这些村子同市镇相距不超过英里半挑根扁担推辆独轮车或者赶个毛驴(或者在水乡划一只舶板船)可在一天内从容走个来回。各村的农民、镇上的掌柜、工匠、地主、寺庙里的僧人和其他人等形成一个约有户或口人的社会。镇上的集市是定期举行的比方说在每天的第一、第四和第七天这样行商可以经常到这个集市来同时又可去一个中心集市以及英里以外邻镇的若干集市那里也是同样定期举行的比方说每天里的二、五、八、或三、六、九为赶集日。在这一种集市周期的生活旋律中每户也许有一个人每三天去一趟市镇也许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他可以在年里赶上l次集市。由此可见虽然各村自身不能自给自足那大的集市社会却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如今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正如各村已经被组织成为生产队来完成其交纳公粮的任务那样。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近世初期的欧洲学者把亚洲权势人物范围很大的特权称之为“东方式的专制主义”这是同西方的法律和私人所有权的制度极端相反的。当然古代的中国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同时代的在近世初期它也可以同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以及波斯相比。在那些地方欧洲游客所看到的是贫苦的老百姓和豪富专制的统治者后者声称他们拥有所属的土地和各族人民。于是欧洲作家就创造出一个“东方式社会”的形象来而这个形象正如劳伦斯•克拉德所说的“只存在于这些思想家的心目之中其他地方根本没有”然而它仍有助于马克思形成他那很少被人运用的概念:“亚洲生产方式”。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只需指出传统的中国是怎样作为一个基本上与较近时代的欧美社会不同的“东方式社会”而同其他古代帝国归入一类的。K·A·威特福格尔甚至把哥伦布以前美洲的印加人、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帝国都包括在这一类里。根据他的分析它们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曾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但在所有这些帝国中只有中华帝国继续生存到现代。中国的演进过程相形之下是持续不断的而在地中海东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则建立起城邦进行航海活动创立拼音文字。其后在希腊罗马世界和欧洲中世纪时代都能看到原先在政府范围之外、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兴起。例如希腊城邦是由一个有产阶级所控制的他操纵政府用一切办法防止产生独立的官僚体制。在这希腊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里捐税由包税商收集矿业和海关事业包给私人经营奴隶被用作文犊公民轮流当官任期很短以致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凭他的官职集结个人的的势力。在罗马共和政体的统治下由包税商征收捐税和关税公共建筑则由私人负责兴建。在封建时代的欧洲私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当然更加引人注目。近代西方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律以及中世纪城镇方面找到了个人主义的根子这决不是偶然的。相反地早期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理应控制农业生产的各个要素即土地、劳力和水源。统治者声称他有权处理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民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出疑问虽然依靠经验人们知道要刺激农民增产必须让其土地私有而且这也并不妨碍税收的征集。政府命令下的摇役制由来已久使那些至今仍为举世惊叹的伟大工程如长城和大运河有可能完成。最后在华北那样的半干早地区管理水的供应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要有效地进行灌溉和防洪必须有中央机构加以控制。灌渠和河堤的整个地段必须按总体规划来维护。对那些用于围垦的大提也必须如此。早期的中国政府按这种格局建立起来之后还继续发展这些同样的施政原则。在为了交通运输而修筑和维护运河与公路的同时民政官员也相应增多。要征集农业剩余产品和监督公共工程文牍和管理人员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人口集中在帝王行政中心的大城市里另一方面用于农业的劳动力的密度也增加了。当城市手工业刺激了城乡间的交流时新兴地工商阶级已经没有机会摆脱政府的全面控制了。早期在中华帝国的这许多“东方式的”特征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为止。但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纪毫无变化的世界早期帝国的残存实例。事实恰恰相反。中古期的昌盛。特别是由于日本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果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自中唐到宋末(到世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可自一系列惊人的发明知其端倪:印制的书本、算盘、钞票和信用票据、火药、水泵、运河船闸、不漏水的船舱以及航海罗盘更不用说较早时期发明的陶瓷器、漆器、丝棉织物以及像宋代绘画之类的艺术品了。这些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在其历史兴盛时期的产品远比欧洲先进。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农业、工艺、商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在哲学和施政方法方面也有与之相应的进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兴起了国内外的私人贸易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使南宋政府更加依赖于贸易税收。雅克•热纳特把南宋首都杭州描绘为当时肯定无疑的最大城市。历史学家对当时农民大众的生活情况有各种不同的估价这些取决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引用的资料、所研究的地区而各有差异。东京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把宋代农民看作大地主庄园的实际上的农奴。批评者斥他们为欧洲中心论者并提出证据说水稻耕作的性质有利于小块土地的私有者(自耕农或永佃农)因为稻田经耕犁、插秧、施肥、除草后的收获与农民的技艺、精心管理和所花的劳力成正比。正如伊夫林•罗斯基所指出的“在水稻栽培方面耕种者比在其他谷物的培植方法上占有更关键的地位。”她发现到了明代(年)华中、华南部分地区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为目的:虽然田地出租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多但佃户一般能订立固定租金的长期合同这就能促进他们的事业心并提高生产率。农民能够选用最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的种子类型。除了种双季稻外他们还可种甘蔗、烟草(年以后)或其他经济作物或动员他们家庭的女劳动力从事织绸或织布的手工业。这种为适应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农业生产花样甚多也很复杂因此城市商人无法通过资本投资来加以控制尽管那时已开始有一种工场外加工制度和一些工厂生产特别是在绵纺织业方面。正如马克•埃尔文所指出的中国城市没有产生作为经营企业的城市住户的新阶级即资产阶级因为“统一的帝王政权结构继续存在使中国城市的独立发展像欧洲真正封建政治和军事结构的发展一样成为不可能的事”。中国所产生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大不相同的新阶级。士绅阶级在过去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甚至普通老百姓谈起“士大夫”时也把他们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但你不要由此而联想起昔日可爱的英格兰的地主士绅那种以吃牛排和猎狐消遣时日的英格兰人。因为在中国这方面“士绅”是个术语它有两层主要的含意又有一项内在的意义不明确之处。这需要特别加以说明。首先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同意士绅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因为中国社会并没有组成任何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体制除非是可能在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译者)以前。“封建”这个词也许仍然是个贬斥的字眼但这个西方术语用于中国价值很小。例如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他的奴役地位是多种环境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并非由一种类似欧洲封建制度的法定制度所产生。它也并不靠一个职业武士阶层的控制来维护。避免用封建这个词来描绘中国农民的生活处境•决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并不苦得那么厉害。可是如果封建这个词要保持其原先用于欧洲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正确意义那么在中国的一般情况下这个词是不会有多大意义的。中国的士绅只能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因为他们是同拥有地产和官职的情况相联系的。根据中国的传统说法狭义的士绅地位限于那些通常通过考试(有时通过举荐或捐钱买取)取得功名的个人。这个定义的好处是显得具体甚至可以用数量来表示这种狭义的士绅是名列官榜具有科举功名地位的人而不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特别是不取决于是否占有田地因为那是很难从历史记载中确定其数量的。而且据何炳棣的意见清代百万左右拥有初级功名的人只是略高于平民的“低级士绅”而那些再经过几年努力在省城或北京通过三次一周之久的严格考试崭露头角的少数优秀分子才形成颇有权势的“上层士绅”。作为个人的士绅是公家官员掌管政治和行政事务。但他们也是处在家族关系中的成员并依靠家族关系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种政治经济两重性已使许多作家给士绅一词以更广泛的定义把它视为一群家族而不仅是个别有功名的人。这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定义读者都必须记住。士绅家庭主要住在城里而不在乡村。他们构成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介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众与一层从政和经商的容易变动的官员和商人之间。他们是当地名流所执行的某些职务与下层的农民相关另一些职务与上层的官员相关。在农民大众眼里士绅还包括大地主这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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