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讲义

《中国史学史》讲义 《中国史学史》 导 论 第1章​ 史学的初创时期——先秦史学 第一节 史学的起源 一、远古传说与古史踪影 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传说时代。传说反映了先民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识的萌生，传说也保存了若干古史的踪影。我国古代有许多神话、传说，在先秦史籍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的记载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虽然这些记载在很大程度上经过了后人的加工，但它却包含着生活在阶级社会的人无法凭虚描绘的一些原始的内容：比如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状况，有的书籍作了如下记载： 居住情况：《庄子·盗跖》“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民皆巢居以避之”，“暮栖木上”。 饮食情况：《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生产工具：《易·系辞》记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 婚姻状况：《商君书·开塞》“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无亲戚夫妻男女之别、上下长幼之道”。 人类征服自然的情况：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见《淮南子·览冥训》）、羿射九日（见《淮南子·本经训》）等。 军事战争：黄帝战蚩尤、克炎帝。（见《山海经·大荒北经》） 从这些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多少可以窥见我们的先祖生活斗争的情况。这些神话传说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滥觞。 但神话和传说是有区别的：神话所叙述的是神或半神的人及其所行之事；传说所叙述的则是人即古代先辈的祖先或古代英雄等及其所行之事。这一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从神话到传说，反映出人类从以神为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到以人为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从而反映出人类对于自身力量的朦胧意识和对于自身的历史的最早的记忆。 二、原始的历史意识 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一些原始的历史意识： （1）在对待自然和人类自身关系上，产生两种思想：一种是相信人力可以征服自然；一种是对自然的迷信。两种思想经常搅混在一起，从整体上看又显示出崇拜自然神的倾向。 在险恶的自然面前，人们往往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这样，远古的传说（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神话（纯粹的幻想和虚构）往往杂糅在一起。对自然神的迷信，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思想，是后代唯心主义“天人观”的原始基础。同时传说中的“人能胜天”的思想，对后代无神论的萌芽，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2）衡量英雄人物的主要标准，看其能否献身公共利益。 远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君王，而是过着平民生活的劳动者：如神农氏“身亲耕，妻亲绩”，“尝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淮南子·修务训》 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尧：“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茅草屋顶不修剪整齐），采椽不斲，（用栎木作的椽子不砍削）。粝粢之食（粗糙的饮食），藜藿之羹（野菜汤），冬日麑裘，夏日葛衣”（冬日披鹿皮御寒，夏日穿葛麻之衣。）这些古代的帝王都是“天下为私”以前的英雄人物的形象。 （3）重视生产斗争知识。 被颂扬的英雄人物的事迹，大多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治服洪水，抗御天旱，改造环境，创造农具、器物成为传说中的主要内容。 这些传说大部分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是靠人们脑记口传而流传于世，经后世文人加工整理而成。但这些传说无疑是现实生活斗争的反映，是古代历史的镜子。这些原始的历史意识，是历史记述赖以发生的前提。 三、史学的起源 史学起源于有了文字以后。有了文字就有了记载，有了记载才有了史书的编写，编史书才产生了史学。从知道记载到知道如何记载，有一个过程。有人认为传说也是史学，但传说也是有了文字记载才有的。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字学》都认为文字的产生是自阶级社会开始的。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中国古书《易》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圣人出现就意味着有统治者有阶级了。 中国的文字产生有种种说法。《世本》说“仓颉造字”，仓颉是“黄帝之史”。还有的说仓颉是伏羲神农时的人。一般相信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近代人认为黄帝就是传说，仓颉则更不可信，再者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造的。自从50年代半坡遗址发现以后，其彩陶上有简单的刻划：X+↑5E，有人认为是符号，但郭沫若、于省吾都认为这是最原始的文字，至今仍争论不休。如果确是文字，则距今六千多年以前，已有了文字。于省吾从甲骨文中证明夏朝末期已使用文字，并推到夏初亦用文字，则文字产生于四千一百多年以前，关于文字的产生有如下几篇论文可供参考: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辨论的发展》，《考古学报》，1932年第1期；于省吾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33年第2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现在确认为文字的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但不是原始文字。其原因有四：（一）原始文字应是繁复的图画式的象形文字，但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已是经过简化的了。而且除了象形字外，文字要求的六书全都有了，即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示、转注。具备了六书，说明经过了长期发展。（二）甲骨文已有三千以上的单字，且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三）句子结构的主要形式已与现在的语法一致，即主动宾结构。（四）在甲骨文中已有几十到百字以上的文章，这在初有文字时期是不可能的。现在推测夏朝已有文字。其根据有三：（一）《史记·殷本纪》与甲骨文对照，所记是相同的。所以，司马迁所记当有文字根据，他是根据殷朝的记载写的。由此可证夏已有文字。（二）殷甲骨文已不是原始文字，据学者推断，从产生文字到甲骨文的记事水平，至少需几百年，所以夏朝当有文字。（三）夏朝以前文字没有保留，所以司马迁自称五帝无据，所写《五帝本纪》很简略，而夏朝的本纪则很详细，说明夏朝已有文字记事。从开始出现文字到有文字的记事需要百年及至千年。夏有文字记事，所以有文字乃至文字记事的产生应比夏朝还早，故仓颉造字的说法，可能不是无稽之谈。 甲骨文只是殷代文字的一部分。甲骨文是侥幸留传下来的。现在我们收藏研究的甲骨文又是全部甲骨文中的一部分，所以甲骨文不足以代表殷朝的文字材料。 殷朝已有了史官和史书。《尚书·多士》篇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把竹简编在一起成册(▲)。把册放于架上保存起来称典(▲)。这些书籍后来就称为史书了。在甲骨文中还有史官“乍册”“作”。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史”字”（▲）。《说文解字》释之曰：“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后来人研究此讲不通。清朝人认为“中”是由“册”字演变的，▲（册）—▲（中），所以中就是简册，进而释“史”为人用右手持简册。现在一般采取此解释。 殷有史官便开始有史学，史官记事便出现了史学。 第二节 史官的设置和史学的产生 一、史学出于史官 商朝的史官，甲骨文作“作册”、“史”、“尹”、“太史”、“内史”，长官称为“尹”。原本与宗教官“卜”、“占”、“巫”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都充当神人之间的媒介，不仅负责上帝的旨意，而且可以代表上帝监督商王的行动。因此，史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商代史官负有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先公先王世系的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自契以下诸王的世系，说明司马迁可能参考了商代史官记录下来的原始史料。商代史官还负责记录商王的行事、言论及国之大事。今《尚书》中保留有五篇商书：《汤誓》，记汤伐夏桀时的誓辞；《盘庚》记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告诫；《高宗肜日》记祖巳对商王的谏语；《西伯戡黎》记祖伊对殷王的警告；《微子》记载了微子启与少师、父师的对话。 西周时期，随着政治复杂，记事渐多，史官任务重了。在《周礼》中记载周朝有五种史官，即五史:大史掌记国家大事，制定和保管典章制度；小史掌管王室和诸候间的联系，同时记载王室和诸候间往来的事；内史在国王身边，记国王命令，并发布国王对诸候、卿大夫的任命；外史掌各地方的文书，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各地方；御史，掌管法令，形成法律的命令。还有女史，是负责后宫记录的。 除王室之外，各诸候国都有史官，一般有“大史”，还有左史、南史等，诸候国史官的详细职掌等均不可考。如鲁有太史，齐有太史、南史，楚有左史，秦、赵有御史。各国史官有史可考者如：晋有史赵、董狐，楚有左史倚相，赵有史墨等。 总之，凡是用文字记当时事的、记史事的、起草公文的、掌管文书的等等都称史官，所以当时的史官比后来的史官职掌范围要广泛，《周礼》曰：“史掌官书以赞治”。近代著名史学家柳诒征《国史要义·史原》曰:“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春秋以前没有私人记载历史、编纂史书，所以史学出于史官。 二、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甲骨文和金文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是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文字记载。金文记事因同青铜器物相联系而包含着传世的明确意识。这些记载，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一般不涉及对过往历史的追述；同时，所记之事多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这两点，表明了它们作为官方文书的性质。 甲骨文的记载，反映了盘庚迁殷以后自武丁时期直至商朝灭亡王家的一些活动，内容涉及到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年成丰欠、天文历法、战争田猎、神祖祭祀、王朝世系等等。都是占卜情况和应验结果。 金文不同于甲骨文，一是金文记事已无贞卜的色彩而是单纯的人事的记录，以反映当时的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为主。二是金文记载比较详细具体。铭文中数十字以上到百来字的屡见不鲜，数百字的也有。这样的叙事规模保证了反映连续性行动的可能。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 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作为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在中国史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记事中多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活动（或事件），初步具备了历史记载在记事方面的要求。第二，为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第三，甲骨文中所记对祖先的祭祀和金文中“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观念，反映出进入文明时代后人们自觉的历史记载意识萌芽。 三、中国最早的历史典册——《书》和《诗》 目前，我们只知殷有了史官和史书，但由于史书已经不存，尚不知其情况如何。 史书最普通的名称是书，如《周书》、《郑书》、《楚书》。史书还有称志的，如《周志》。书与志的区别是，书记政治事件，志除记政事外还记些言论。还有的称《春秋》燕、宋、齐、鲁、晋、皆有《春秋》。墨子说自己曾见“百国春秋”(百言其多)。《春秋》最早是指编年史。春秋时代以后，许多非编年史，也称《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以前人们一般认为一年有四时，而以春秋作一年的代表；后来于省吾认为殷和西周初、中期一年只分为春秋二时，在甲骨文中只有春秋而无夏冬，所以春秋就代表年。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学著作当数《尚书》： （一）《尚书》 《尚书》意思是上古的史书，《尚书》不是原来的书名，最早只称《书》，后不知谁称为“尚书”。西汉以后称“书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传说孔子删《书》三千多篇为百篇，用来作为教材，教授学生。孔子删《书》百篇，经秦始皇、项羽烧书，已经不存了，西汉初期已不见。汉文帝时向民间搜集图书，秦朝的老博士伏胜，后称之为伏生（生是尊敬的意思），传写了二十八篇。伏胜当时九十多岁，有的说是口授的，有的说是藏在墙壁中拿出的。伏生所传《尚书》是用西汉当时文字写下的，所以称《今文尚书》，共28篇。 有人认为孔子的百篇不确，其实就是二十八篇，被人夸大为百篇；亦有人说本有百篇，伏生只背下二十八篇。 后来，又从孔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所得《古文尚书》比伏胜所传《今文尚书》多出16篇，全用蝌蚪文（大篆）书写而称《古文尚书》。唐代失传。 东晋时梅颐献出了《古文尚书》共五十五篇，其中包括《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该书被列为政府的官书，学界以梅氏所献《尚书》为准。到南宋时有人怀疑梅氏所献的古文部分是伪的。怀疑者中有朱熹，元明也有人怀疑。清朝阎若璩用三十年时间考证出梅氏所献的《尚书》的古文部分是伪的，举其伪证128条，唯伏生的二十八篇是真的。但书虽伪，其中材料有真的。顾颉刚和刘起釪经详细研究，认为《今文尚书》完全真的(仅有个别字有变动)有13篇，基本真的(很多字句是战国以后改的)有12篇。最前面的3篇《尧典》、《皋陶谟》、《禹贡》是战国时代人写的，所以《今文尚书》28篇，绝大部分是真的。 《尚书》是我国萌芽时期的重要成就，虽然还不是成熟的史著，但却奠定了中国古代史籍的雏形，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尤其在体例和编纂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上。 《尚书》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尚书》28篇，每篇有一个标题，题下记一个完整的人或事，这正是以记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的开始。比如《尧典》记尧舜的事迹；《禹贡》记大禹治水及任土作贡之事；《牧誓》记牧野之战有关事项等。“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 《尚书》孕育着我国编年体的开端。全书按虞、夏、商、周朝代顺序编排，每一朝代，又依帝王先后次序排列文献。很象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体，是我国编年体的开端。 《尚书》开创地志体的先例。《禹贡》篇，讲大禹治水，总结了秦统一以前的地理知识，广记九州地理情况，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一片地理志。 《尚书》发展了金文记载中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酒诰》中的“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要康叔经常想到民心这面镜子。《召诰》反复讲到夏、商兴衰之史，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多士》讲代兴亡之故等都是其具体体现。 另外，《尚书》以记言为主，包括:誓词(《汤誓》等)、训词、讲话(掌权的大臣的讲话)、问答、命令。典章制度及地理物产则不是记言的。还有一两篇是记事的。缺点是绝大部分没有记说话的时间。《尚书》难读，国学大师王国维自称只能读懂1/2，甚至有人说其连1/2都读不懂。所以历代都有人作注，近代为之作注的更多，其工作主要有如下几方面:校、释、译、论。《尚书》是现存最古的中国史书。 与《尚书》相类的还有《逸周书》。 《逸周书》原称《周书》，后来人们认为是在孔子所定的百篇之外的，所以称《逸周书》，同时也有说为了区别《尚书》中的《周书》篇，加“逸”字。现有60篇，其中有3篇为西周初年的作品:《尧俘》、《克殷》、《商誓》。此书最好的本子是清朝朱右曾的《<逸周书>集训校释》，仅次于《尚书》。 （二）《诗经》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被立于学官，奉为儒家经典，尊为《诗经》。收录西汉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亦“诗”亦“史”，是研究殷周社会最有价值的史料。有大量记叙西周农奴生产情况的农事诗，有反映两周阶级关系和劳动人民抗争精神的战斗诗，有大量人民控诉侵略战争、支持正义战争、忧国伤时的爱国诗，有大量反映爱情和婚姻的情爱诗，有揭露社会黑暗腐朽的政治讽刺诗。内容丰富，是研究上古史的珍贵资料。 第三节 编年史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在学术史上是光辉灿烂的时期。哲学上诸子百家争鸣。文学上诸子特别是庄子散文造诣很高。庄子散文被称千古之绝。世界文化者屈原亦是战国时人。史学上亦是了不起的。但秦统一后“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使史学蒙受非常巨大的损失。大量史籍毁于一旦，留传至今的仅《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数不多史籍。 一、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及孔子的史学贡献 传统认为《春秋》作者是孔子，其理由也很难推翻。另一种说法认为孔子与《春秋》无关。如徐仲舒就这样认为。其理由有四:1、《论语》中没有提到《春秋》。2、春秋时作史必须是史官，而孔子不是史官，他无权写史。3、现在的《春秋》与古书上所引的《鲁春秋》之原文一样，说明《春秋》就是《鲁春秋》。4、首次提出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已在孔子一百多年以后，孔子的学生集《论语》时，都不知孔子作《春秋》，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怎能知此事呢？第三种说法是孔子修订了《春秋》，这种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春秋》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记自公元前722——公元前481的史事，此段历史由此称为春秋时期。主要记朝聘、会盟、战争，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日食等。对自然现象的记载很宝贵，如记37次日食，据科学家考证实全是准确的。记陨石雨的更可贵。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则没有，所以主要是记政治。记自然现象则不是全部，而是自然灾异。 《春秋》记事简单，最少的一个字，如“雨”、“成陨”。最多的四十五个字，但有许多人名。所以只记标题。王安石称之为“断烂朝报”，近代有人认为是记帐式的历史。记240的年历史才用18000多字，平均每年才70多字。因为孔子所作，记事简单，所以有人认为此书每个字都有微言大义，就是说寓字间于褒贬，打仗的字眼即有“伐”、“侵”；杀人上级杀下级为“杀”。下级杀上级为“弑”。打了败仗，大败为“溃”，小败曰“败”；不承认僭位称王，如楚王仍称楚子。对此有人怀疑这并非孔子所创，而是当时史官的书法。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实为孟子的吹嘘，其实何以至此。然到后来《春秋》作为儒家经典愈捧愈高，称为经了。 孔子虽没有作《春秋》，但他修订过《春秋》并把《春秋》作教材教授学生，把历史知识传给学生。其弟子三千，使历史知识得到推广。孔子作为第一个传播历史知识的人，其功绩是巨大的。 孔子作《春秋》对史学的贡献： （1）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从此，史书从官书中解放出来，私人著述的风气随之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对战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原指遣词造句，此指孔子修《春秋》时，采用一定的书法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他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用词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事态和意义。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毁其宗庙社稷曰灭……。同样杀人，又有杀、诛、弑等区别：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孔子借此以表达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褒贬。 比事：按年月日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孔子将242年之事，逐年加以记述排比，有条而不紊。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孔子对鬼神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虽不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也不去宣扬。《春秋》尽管也记载了灾异，可是他没有人为地去为灾异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 孔子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结束者，又是中国封建史学的开创者。其承前启后的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春秋》作为一部史书，还存在许多弱点和问题。首先是记事太简单，每条最少一个字，一般十个字，最多45字（定公四年春三月），一部包括242年历史的著作总共一万八千多字，可以说是只有标题而无具体内容，使人无法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其次是孔子为尊者、亲者讳，不是依据事实而是以个人主观来定褒贬。开了后世史书中曲笔的先例。 二、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编年体通史的著作。西晋武帝时，是在现河南汲县魏襄王墓中发现的。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当时有人在此墓发现了大批竹书，其中有一部叫《纪年》，后人称为《竹书纪年》。因所发现的竹书称为汲冢竹书，故也有称《汲冢纪年》。 该书共13篇，是魏国史官编写的编年体通史。从地域上讲是不够完全的，只有夏～商～西周～晋国～魏国；但起自夏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从时间上讲是通的。记载简单。所记内容与《尚书》、《史记》有很大不同。此书记“益干启位，启杀之”，而《尚书》、《史记》皆记为益让贤于启。此书记“共伯和干王位”，而《尚书》、《史记》记共和时期为周公和召公在周厉王逃走后共同执政。《纪年》则记为“共地”具有“伯”“爵”的名，为“和”的人夺了王位，在《庄子》和《吕氏春秋》中也有此说法。现行通史多数采取了此说法，说明其记载比《尚书》、《史记》要准确。《族纪年》的许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相符合，证明其史料价值很高，如《竹书纪年》所记春秋以后的事与《左传》、《史记》则基本一致。《竹书纪年》的年代是准确的，与《史记》所记不同，据专家所考证是《史记》错了。后人纠正了《史记》的许多错误，其根据就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在北宋以后失传。南宋时有人编了今本《竹书纪年》，根据古书上引的《竹书纪年》的文字，加上其它史料编成，据清人考定是伪书，不可信。后有人开始作恢复原貌的工作。清朝朱右曾编了《汲冢纪年存真》，二卷。王国维在其所辑的基础上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解放后范祥雍在王国维基础上又补证为《古在竹书纪年订补》。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方诗铭、王修龄著《古本竹书纪年辑正》。 三、完备的编年体史著——《左传》 性质：《左传》是言事兼备的编年史。原称《左氏春秋》，汉以来称《春秋左氏传》。其与《谷梁传》、《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是解释事实的史书，以《春秋》为纲，补充了丰富的史实，达18万言；而《公羊传》、《谷梁传》完全释义（解释“经”书《春秋》），“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不能称史书，所以两书与《左传》性质不同。 作者：有人考证《左传》是战国时代的吴起写的，其中有一理由说《左传》写战争详细生动。后又有人认为左氏是卫国的地名，吴起是卫国的左氏人，所以是吴起(吴起由卫国到魏国又到楚国是政治军事家)写的。也有人认为是吴起带领其弟子写的，其弟子也都是左氏之地的人。清朝刘逢禄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现也有人这样认为，是少数。现一般认为是左丘明写的。关于左丘明的籍贯也有争论。 《左传》成书年代一般都认为是战国初期。 内容：《左传》记事从前722～前468年，30卷，约18万多字。内容主要记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列国之间的战争，记事以晋国、鲁国、楚国为多。《春秋》有的绝大部分《左传》都叙述了，《春秋》没有的《左传》也有叙述的，所以记的事比《春秋》多13年，共记255年史事。 贡献：（一）改进了记事方法，在历史编纂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即第一次对事件有完整的叙述，记载详细了，并且言事兼备，所记之事完备了。所以有的人认为《左传》是第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春秋》只标事纲，不记具体内容，如同流水帐薄；《左传》则以《春秋》为纲，原原本本叙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对人物形象、性格、行为、思想都有深刻的刻画和描绘。例如《春秋》只记“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左传》详加叙述用了五百四十一个字。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影响都写了。《春秋》记“城濮之战”只用了三十几个字，《左传》则用了七百八十六个字，所以完备的历史书当从《左传》开始。完备的历史书应包括:1、明确的时间顺序。2、历史事件的始末3、历史人物的言行。这些《左传》是具备的，而《左传》之前则没有兼备此三点的史书。 （二）生动具体。《左传》的叙述，文字技巧是非常高的，又具体又生动，层次分明。语言简明雅致，记事生动、真实、感人，读来脍炙人口，一扫《春秋》的枯燥无味。以前，许多人对史发生兴趣是从读《左传》开始的。所以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左传》起了很大作用。文字优美，所以还被作为文学书读。 （三）叙事与论史相结合。《左传》不仅记事，而且带有政论，不仅记载了社会现象，而且揭示了历史的内幕，使人更深刻地看到了事件的本质。从而使《左传》成为了叙事论史较成熟的编年史，这是其显著特点。《左传》论史的主要方式有三种：一是以“君子曰”直接发论；二是借用前人或伪托前人的话来发论；三是用当事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话来评论。这就改变了《春秋》一心追求“属辞”、微言大义的方法。《左传》“君子曰”的方式直接为后人所继承，如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司马光的“臣光曰”等等。 （四）思想性提高了。《左传》对人与神、王道与霸道、法治与礼治、变革与守旧等的认识，都比《春秋》进步得多。 注本：总体上看，《左传》所叙史事是真实的。所记重大史事基本正确。从晋以后许多人给《左传》作注，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是《左传》注释的历史性总结，是读《左传》的最好的本子。沈玉成有《<左传>译文》。沈玉成是杨伯峻的学生，所以此二书实为一书。 第四节 记言史的发展 记言史的发展，其表现是记言丰富；记言的技巧有很大进步。以《国语》和《战国策》为代表。 一、《国语》和《战国策》 （一）《国语》 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司马迁《史记》中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则记为左丘明。有人认为左丘明是盲人，如郭沫若证明古人起名往往反其意而行之，所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时代，有记载说左丘明曾到周王室收集史料，可能是孔子弟子。《论语》中则有孔子提到左丘明，有人从而认为左丘明比孔子大。一般认为左丘明是战国初期的人，作过鲁国的史官。 康有为认为《国语》是西汉末年刘歆割裂《左传》编成的。此说法未得到公认，现在还是按传统的说法。 《国语》记事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约四百年历史，共二十一篇，约七万多字，因分国记语，故称《国语》。分八国(包括周王室在内):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当时周王室已不能控制各诸候国，所以他把周王室与其他七国并列。主要记春秋时代二百余年的历史，主要记统治阶级重要人物对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的重要议论，如记齐国主要记齐桓恒公与管仲的对话；记吴国主要记吴王夫差与大臣的对话；记越国主要记越王勾践与大臣的对话。左丘明所选都是很重要的。所记多数没有标准时间，只有少数几处记了发言的时间。《国语》的写作技巧高明，语言生动，启发人的兴趣。此书不仅可作为史书读，也作为文学书读。 （二）《战国策》 《战国策》记事从战国到秦朝240多年的历史，原来内容非常杂乱，也不知作者为谁。西汉末年刘向定为33篇，名之为《战国策》。记言的内容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流传到北宋时已缺少11篇，曾巩到处搜集补充，重新编至33篇，现流传本是曾巩编定的本子，是否是刘向编定的原貌则不得知了。当然以曾巩的学术地位和为人来看，他是忠实于史料的。《战国策》作者一直无人提及，至清时牟廷相考证其作者为西汉初的蒯通。现在有的学者对此完全赞同了。二十年前曾有辩论，较著名的如罗根泽、金德建，罗根泽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史家，对战国史很有研究，六十代去世。现在一般认为是没有作者，主张蒯通的人还是少数。《战国策》分十二国记言，内容取材比《国语》广泛。所记言语更详细，丰富了语言宝库。但仿古的语言有的为了政治需要，有时是为了夸大。《战国策》的写作技巧比《国语》高，其散文的文学体裁是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写作技巧高还可以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现在人所写战国史，主要根据是《战国策》。《战国策》是研究战国史第一部重要著作。 从上述二书来看，记言史在这时发展是显著的，无论是内容的记载，还是写作技巧看都高了。《尚书》、《逸周书》只记统治者最高人物言论、而《国语》、《战国策》则皆记最高统治者和一般人物的言论。 二、战国后无记言史的原因 1、从秦朝起，史官记言记事的分工取消了，没有人把记言的史料单独编撰成史书了。2、记言史不能满足学习历史的要求，没有时间，只有对话没有事件，所以战国时记言史发展到高潮以就后没有了。西晋孔衍把史书中的记言抽出编了《汉尚书》等。但不切合实用，与其看这不完全的《汉尚书》，不如看《史记》、《汉书》了。所以，孔衍的《汉尚书》也没有流传到后世。 第五节 其他史书的编纂 一、《世本》 《世本》出在战国，作者不明，有人考证为战国末赵国人作，共15篇。至唐时残缺，南宋后失传。此后开始有人作辑轶，出现有辑本八种。《世本》记事从黄帝到春秋的历史，分六部分:帝系，从黄帝到夏禹；王侯卿大夫谱(即表)，从夏启以后；氏性篇先有氏后有姓；居篇；都邑；作篇记器物制造之始，东、舟、井、琴、酒……等；谥法。可见《世本》是中国第一部分类记载的历史书，这在体例上是个创造。但据现存的部分看，其文字是很简单的。有人记为司马迁作《史记》是受此启发。还有人认为是纪传史之始，此说不尽合理，但创体例是值得肯定的。 二、《铎氏微》 微，精华之意。战国时楚国人威王的老师铎椒写的，他为教楚威王念书，把历史上有关政治成败的四十个历史事件编成此书。这也是创体例的。此书已失传。有人认为是纪事本末体的起始，不太合理。 三、《虞氏春秋》 战国时赵国人虞卿写的，把春秋战国时的有关政治成败得失的事件编选为八篇，并加以评论，边叙边评，把评论作为书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一种新体例，已失传。 第六节 历史观和史学思想 一、历史观 （一）天命观和人事观。 殷朝人认为历史完全是受天命支配的，在甲骨文中，殷朝的国王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占卜问天，一切成败祸福取决于天命。甲骨文中有帝而没有天。即殷朝王没有“天”，只有“帝”“上帝”，西周时出现了“天”、“天子”的概念，周天子代表天神统治人民。 同时 西周初年以后，一些历史记载，也开始对天命怀疑。《诗经》上“天命靡常”，《尚书》中“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周公认为西周代殷不只是天命，人心很重要。 春秋时从天命观转到人事观很明显，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楚国的政治家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晋国史官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奉”是奉天之意，只有国王能奉天。)有的统治者自己不信天命，但为了欺骗人民还是宣扬天命，直到明清皆如此。所以春秋时人事观已逐渐占主要的，在史书中是这样，在政治上许多政治家亦如此，如管仲等。 （二）历史循环论 中国时期开始有了历史哲学。历史观主要有历史循环论和历史进化论。 历史循环论有二说:1、孟子代表的一治一乱说。见于《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举例:尧舜到商汤，汤到周文王，文王到孔子都是五百多年。2、邹衍五德终始论。邹衍是战国时齐国人，著名的阴阳五行家。五行本是唯物的，金、木、水、火、土，对之唯物的解释，有相生相胜之说，即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水木火土金。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水火金木土。这是有道理的。但邹衍将之用于解释历史的发展，则是谬论了。他把五行应用到历史变为王法，即每朝代都有一个物质为准的标志: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如此下去，周而复始。 （三）历史进化论 此论出现于战国时代，这是历史观的一大进步，是学术思想的很大进步。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太古时代，人“伐木杀兽”以维生；神农时代，耕而食，织而衣，刑政不用，甲兵不兴；黄帝时代，君臣上下之议，父子兄弟之礼都制定出来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据此，商鞅认为“世事变而行道异”。 韩非首先提出历史应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上古是指黄帝以前，主要是人与自然作斗争；中古是指从黄帝到尧舜禹，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近古指夏商，人与人之间斗争剧烈，爆发了战争。据此，他认为:“乃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备，处理事物的方法。 以上两种循环论和进化论虽都是唯心史观，但有区别。前者不合乎事实，后者是合乎事实的。在前者中有也区别，一治一乱说是符合表面现象的，五德终始说则是完全荒谬的。进化论在历史上是起进步作用的。所以唯心史观在当时也未必就是反动的。 二、史学思想 殷周到春秋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历史知识的鉴借作用，即“劝善戒恶”。记载历史时把成功与善相联系，把失败与恶联系起来。西周初年周公就曾告诫魏国康叔，商纣王是嗜酒亡国，周文王忌酒兴盛，所以要学周文王别学商纣王；告诫成王不要贪安逸、享乐；夏桀、商纣王皆是贪安逸享乐以致亡国。此说见《尚书》的《酒诰》、《无逸》。晋国的史官作太子的老师说“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左传》、《国语》中亦有许多“劝善戒恶”的记载。 战国时期史学思想的特点是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春秋时期的史学还是从以前的史事中吸取教训而为政治服务，战国时期则是为了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有意识地写一部历史书，如《铎氏微》、《虞氏春秋》等。孟子说西周以来“世衰道微”，天下大乱，“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此，战国时期就强调了要学习近代的历史。荀子提出编写历史书应“远略近详”。此观点对后世有深远响。 小结 学校三防设施建设情况幼儿园教研工作小结高血压知识讲座小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幼儿园师德小结 ：先秦史学的基本特点 一是体例以国别、编年为主，其它史体尚在萌芽之中。国别体史书如《国语》、《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等，按地域记事，开创了国别体和地志体的先例；编年体史书有《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其体例直接为后世所继承。另外，先秦史籍《尚书》、《诗经》、《逸周书》、《世本》等，对后世的类书、政书、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都有深刻的影响。 二是官修、私修史书同时存在。孔子根据《鲁春秋》修成《春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首创编年体，首开私人修史之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较系统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由历史记载到历史著述的转变，开始把“死的历史”发展为“活的历史”，把历史记载中的时间、人物、事件按一定的义例结合成一个整体。这与孔子学识渊博，精通六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有关。相传孔子还整理过其它五经，又创办了私学，此后私人讲学日益兴盛，私人办学者有机会有条件利用流传于民间的历史资料和口头传诵资料，整理和编撰成书。加之这一时期社会剧变，文化垄断日趋解体，士阶层兴盛，使私人撰史大量出现，现存《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世本》以及诸子百家书都是这一时期的私修史书。（后世司马迁著《史记》就是私人修史最光辉的典范。） 三是“直笔”、“曲笔”现象并存。治史，提倡实事求是，这是史德问题。自孔子修《春秋》起，始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歪曲史实的恶例，以至造成许多史实失真。所以，先秦史籍存在“曲笔”与“直笔”情况，使用时需认真考辨。 四是经史难分、史文难辨。先秦史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还处在萌芽之中，史还附在“经”（《春秋》）之后，经与史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后人有“六经皆史”之说，研究先秦史必须去参看经学著作。同样地，史学与文学自古以来就有极密切的关系，往往“史”中有“文”，“文”中见“史”，先秦时期更是如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先秦重要的历史文献，却也包含了丰富的文学资料，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散文，研究古代散文莫不取材于此。《诗经》、《楚辞》是先秦文学名著，代表了先秦诗歌发展的两个高峰，《诗经》侧重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北方的社会生活；《楚辞》则善于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再现了南国的社会风貌。但它们包含了丰富的反映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这是因为：史学和文学自古就有着共同的追求，即揭示人和社会的真、善、美。史学以确切的时间、空间条件下所发生的真人真事来反映社会发展进程，不允许主观臆断、假造史实；文学则以作家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去表现社会生活，可以夸张、甚至虚构。尤其先秦史学与文学尚无明确划分，二者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五是历史观念的丰富。先秦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活动日益频繁，在此基础上，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加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如老子的“复古史观”、阴阳家的“历史循环论”、孔子及《周易》的“变易史观”、《韩非子》及《礼记》中的“朴素进化论”、墨子的“圣王史观（英雄史观）”、孟子的“重民史观”等等。这些史观有进步的、也有保守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们都是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产物。 六是对史学功能有了初步认识。提出了史学具有“鉴戒得失”、“惩恶劝善”、“施政治国”、“修身养德”的观点，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及人们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影响很大。 总之，先秦史学对后世史学具有“发凡起例”的奠基之功，无论在编撰体例、史书笔法和历史观方面，都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社会客观因素的制约，先秦史学在体例、体裁、内容、范围、语言、文字等诸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从总体上看，先秦史学尚处萌芽创始阶段。 第二章 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秦汉史学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和思想都基本奠定于此。疆域也是在此定型，汉民族之称亦出于此时。史学亦奠立于此时，后世史学一直以《史记》、《汉书》为楷模。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大体例、史观、史学思想皆在此时确立。 第一节 秦朝史学概述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朝史学、文化著作留传至今的极少，但并不能因此说明秦朝没有史学和文学。 秦统一之前，国内已有御史、内史等史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赵二王渑池相会，双方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之事。秦统一后，也设有太史令之职。《史通·史官建置》云：“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见《说文叙》、《汉志》） 秦焚书时，烧掉了《诗》、《书》等儒经及六国的史书，但《秦纪》一直保留至汉初。司马迁曾依据《秦纪》编写《六国年表》。他说“余因《秦纪》，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史记·六国年表序》）这部《秦纪》是秦朝史官保存的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六国年表序》称“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说明它还不是一部十分成熟的史书。 楚汉相争时，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秦焚书100多年后，一些散失于民间的藏书相继重见天日。尤其是汉惠帝四年（前191）废“挟书律”后，大批经、史书籍陆续收归朝廷和私人之手。司马迁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他在作《史记》时，曾经参考了包括《秦纪》在内80多种书籍及秦时留下的档案文件。因此可以说秦朝掌管着大量图书资料。但由于焚书，秦时保存的图书资料及秦代的史书已较少流传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秦朝实现了全国政治统一，秦虽短祚，但两汉继起，垂四百年。秦汉的政治统一局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司马氏父子和班氏父子的史学活动及其成果，就是这政治大一统历史条件的产物；他们开创了空前的史学规模，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建立起两座丰碑：《史记》和《汉书》。 第二节 司马迁《史记》——中国史学的奠基石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和思想都基本奠定于此。疆域也是在此定型，汉民族之称亦出于此时。史学亦奠立于此时，后世史学一直以《史记》、《汉书》为楷模。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大体例、史观、史学思想皆在此时确立。 梁启超称司马迁是“史家太祖”，也有人称司马迁为“中国历史学之父”，在司马迁的家乡陕西韩城市到处可见“史圣司马迁”的称呼。司马迁在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 一、司马迁生平（前145或前135～约前90）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卒年皆无明确记载，尤其《太史公自序》失载而成疑案，至今无定论。 关于其生年，共有六种说法。影响最大并有依据的是王国维和郭沫若两家；其余四说，大抵出自臆断，无讨论价值。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定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1955年《历史研究》第6期）认定为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则没有具体的根据，据推测与汉武帝的卒年大致相同。今天比较认同是前90年卒。 父，司马谈，是汉武帝建元年间的太史令，博学多识，对司马迁影响深远。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后来曾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孔安国研读《尚书》。二十岁起开始漫游祖国大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后，担任郎中之职（皇帝的侍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活，后又出使过巴蜀、涿鹿等地。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注意考察史迹、观察民俗和古代遗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采集书本以外的珍贵资料。今天从《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其实地采访的痕迹。比如： 《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滕灌列传赞》“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 《龟册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以太史令侍从武帝，因病滞留洛阳，临终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伏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见，司马谈早有撰写《史记》的打算，并且已经作了资料准备。另有文章认为司马谈已经撰写了一些篇目（参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史林杂识初编》）、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正》、赵生群《司马谈作史考》）。 元封六年（前108），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主持《太初历》的修订并“紬石室金匮之书”，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前99年），遭“李陵之祸”，以“诬上”罪被判死刑。按汉律，纳钱可以赎罪免死，再则是受“腐刑”可以免死，他被迫选择了后者。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他忍辱含垢，“就极刑而无愠色”。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磨炼了他的意志。他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自勉，发愤著述。 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继续撰写《史记》，约在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55岁左右，完成《史记》撰写。以后，他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大约逝世于武帝末年。《史记》脱稿后，司马迁有“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之说。迁死后，经其女婿杨敞（昭帝时丞相）及其外孙杨恽传播于世。后世注释《史记》的，主要由刘宋裴駰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被后人称作是“《史记》三家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都是研究《史记》的佳本。 司马迁的生平特点：（作业：读《太史公自序》，分析司马迁生平特点） 1、学问渊博。官太史令，掌天文、历法、记载时事，保藏图书。在天文学上他是第一个对中国天文学作了总结的人。《史记·天官书》若是不懂天文是难以写成的。在历法上，他是《太初历》的创制人之一。在哲学上，是哲学思想家，不精通哲学，难以写成哲学家的列传。在文学上，被文学界称为文学家，散文是很有名的，在现今的文学史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2、社会知识丰富。司马迁从20岁起游历大江南北。初，官郎中是皇帝的侍从，武帝时常出巡，司马迁随之到过许多地方。还曾奉命出使四川、云南。按现在省区算，他到过15省1区，每到一处都实地调查，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在《史记》中表现了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同时对主持正义的人物尽情歌颂。 4、有理想、有志气、有毅力。继承他父亲的遗志，立下写《史记》的志向。为写《史记》不畏艰难困苦，亦不惧政治上的遭际，自太史令降到宦官，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仍“忍辱苟活”写《史记》，终于写成了《史记》。《报任安书》写了他受刑后的思想活动。 总之，司马迁的品格、学识等各方面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称赞。 二、司马迁的史学贡献 司马迁所作《史记》初名《太史公书》，称为《史记》是在东汉末期汉桓帝时开始的。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的体例。纪传体由五部分组成，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除了每篇正文外，在篇末都有“太史公曰”。 《史记》的史学成就： 1、奠定了通史的规模。《史记》是第一部中国通史。通史应有三方面:（1）时间通(从黄帝到汉武帝时，近三千年历史)。（2）地域通(《竹书纪年》在地域上不通，西周以后只记晋国，战国时只记魏国，而《史记》记了中国的各个地域兼及外国)。（3）内容通(《史记》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 2、创立了完备的纪传体。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组成。52万6千5百字。尽管五种史体各有渊源，但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一种完备而严密的史体——纪传体，始自司马迁。 本纪：采用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的事迹（如项羽）。 表：以时间为序，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历史大事，分世表、年表、月表。如《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提纲挈领，使人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一览无余。 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如《礼书》、《乐书》、《历书》、《天官书》《河渠书》等。 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一类重要人物的事迹。如《陈涉世家》、《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 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事迹（刺客、游侠、商人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又专传、合传等。如《伯夷列传》、《游侠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梁启超《中国之旧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是不当的。 全书的五部分，可容纳各方面的资料。本纪可使年代顺序清淅；表可使人一目了然；书专记典章制度(后改称志)；世家记诸候，在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人也列入世家，例如:孔子和陈胜以及汉朝的丞相萧何和张良等；列传包括了广泛的内容。纪传体世世相传，以至于解放以后。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很少有能赶上《史记》的。郑樵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说：“使百代而上，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 3、广泛记载了各种历史人物。以前的史书记人多限于政治经济方面，司马迁除记政治、经济、人物外，还记了哲学家(老子、庄子、孔子的弟子，孟子、荀子等)、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等)、医学家(扁鹊、仓公)、大商人、大手工业者、游侠刺客、演员、算卦的、看风水的、农民起义领袖等等。《史记》所记的人物比其前的史书要广泛，比其以后的史书也是很广泛的。他不分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而是看在当时的影响和成就。纪传体适合记载历史人物，《本纪》、《列传》都可记。 4、记载了边境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南方、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皆有记载。对外国史如越南、朝鲜等也有记载。《史记》是最早记亚洲史的，比其本国的记载还早。 5、在文学上有重要价值。文章生动，启发兴趣。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书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 《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司马迁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使史学、文学两者结合并统一起来。 比如：《李斯列传》开头便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揭露了李斯卑鄙的思想品质和丑恶的人生观。通篇写了李斯五次叹息：一是对厕鼠和仓鼠不同境遇的感叹；二是当了丞相后叹息自己唯恐盛极而衰；三是受赵高拉拢后叹息自己不能奉行秦始皇遗诏；四是被赵高投入监狱后叹息秦二世不听其谏；五是临刑前叹息自己欲为平民而不得。五次叹息实际上都是心理活动，前四次内心活动不离“富贵”二字，追求富贵是他压倒一切的心理因素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最后觉悟到富贵不足慕，为时已晚。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通过钜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东城之战、乌江自刎等许多历史事件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并深切地同情其悲惨结局。同时又批评其逞匹夫之勇，不能任贤、滥杀无辜等缺点和错误。 对刘邦这个开国君主，司马迁既肯定其“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液，常有大度”，同时也直言不讳其“好酒及色”、“慢而侮人”的一面。总起来说，司马迁对其基本采取贬斥的态度。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对比，衬托出刘邦的怯懦无能而又残酷无情的流氓无赖嘴脸。在《留侯世家》中写出刘邦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中写出刘邦的猜忌功臣。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谴责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 在《叔孙通列传》中，刻画了一个奉承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