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金融危机中的票号与钱庄_下_

[收稿日期 ] 2000 - 03 - 14 [作者简介 ] 孔祥毅 (1941 - ) ,男 ,山西阳城人 ,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金融理论教学研究。 1883 年 金 融 危 机 中 的 票 号 与 钱 庄 ︵下 ︶ 孔 祥 毅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山 西 太 原 0 3 0 0 0 6 ︶ 　　[摘 　要 ] 1883 年由上海爆发而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 机。危机中大部分金融机构倒闭 ,而票号则“独善其身”,其原因一是票号的总分行制 ,二是票号 资本与实体资本的混合成长 ,三是内控机制健全 ,四是不断的业务创新。它留给我们的启示 :政 府应有相关法制 ,以控制投机 ;金融机构设置要与经济水平相一致 ;金融机构要重视业务结构合 理性 ,构筑防范风险机制 ;金融机构要适度集中 ,提高防御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 ] 1883 年 ; 　钱庄 ; 　票号 ;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 ] F832. 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7 - 9556(2000) 04 - 0064 - 05 On the Exchange Bank and Private Bank in Financial Crisis in 1883 (Continued) KON G Xiang - yi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crisis which broke out in Shanghai China and affec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in 1883 was the biggest crisi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crisis most of the Financial organs went bankrupt . However the exchange bank“maintained personal integrity during chaotic times”( It means everything went well) . There were four reasons for the good effect : 1、exchange bank belongs to the system of general bank and branch bank ; 2、the capital of exchange bank and substantial capital were growing up at the same time ;3、It had a healthy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 4、Continuous professional work innovation. The revelation from above experience are as follows :1、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corresponding legal system so as to control speculation ;2、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e should be the same as economic level ; 3、the financial institut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tructure of professional work ;4、construct the mechanism so as to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risks ; 5、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e should appropriately concentrated so as to raise the ability for taking precautions against risks. KeyWords :in the year 1883 ; 　private bank ; 　exchange bank ; 　financial crisis 四、票号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在 1883 年的金融危机中 ,钱庄受到重大打击 ,纷纷倒闭 ,而同为当时金融业务 重要组成部分的票号 ,除一两家倒闭外 ,基本上未受到影响 ,甚至于进一步巩固了 自己的地位 ,从而走向了极盛 ,这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 的“畸型发展”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和金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票号 与钱庄在性质、经营特点、发展轨迹、抑御风险、内部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这些差异 进一步强化了当时金融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构成当时金融业发展的一些特点。 因此 ,必须从不同特征出发 ,研究钱庄、山西票号两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的行为 , 剖析形成奇特金融现象的原因。 (一)实行总分行制 ,是票号抵御金融危机体制上的原因 钱庄起源于兑换 ,票号起源于汇兑。起源的不同进一步构成钱庄和票号在组 织制度上的差异。钱庄为分散经营的独立经营制 ,即现在所谓的“单一银行制”,机 构分布于各商业城镇。在名称上 ,南方多称钱庄 ,北方亦有叫银号的 ;而票号则形 成分支联号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总分行制”,总号以山西中部为大本营 ,机构遍及 全国 ,甚至于国外。 在票号产生之前 ,钱庄就已经存在了。由于清代实行银两、制钱并存的货币制 度 ,这一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 ,造成银钱之间的兑换问题。特别是清朝中晚 期 ,外国银元的大量拥入 ,使得货币制度更为混乱。这种混乱的货币制度 ,带来了 对银钱兑换业的需求 ,同时也带来了通过经营兑换业 ,利用银钱兑换比价差和比价 ·46· 　 山 / 西 / 财 / 经 / 大 / 学 / 学 / 报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Aug. ,2000 Vol. 22 No. 4 2 0 0 0 年 8 月 第 2 2 卷 　第 4 期 　 　　　　　　　　　　　　金 融 研 究 波动而取利润的机会 ,钱庄的发展正是利用了这一机 会。适应货币兑换要求 ,钱庄的营业范围主要限于本 地 ,以当地设庄为主 ,多数皆以一市一县为经营范围 , 外埠一般不设分店。这样就形成钱庄数量众多 ,规模 较小的特点。如上海 1873 年设有钱庄 183 家 ,资本 一般不超过 2 万两 ,福州 1845 年设有钱庄 100 家 ,广 州 1873 年设有 68 家 ,天津 1867 年也拥有 100 家以 上的钱庄。[1 ] 票号起源虽有争论 ,但一般以山西商人雷履泰改 日升昌颜料铺为票号之说较为可信 ,“至有清乾嘉年 间 ,有晋商雷履泰 ,于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 ,雷氏每 年往返各省间办货 ,极感携带现银之不便 ,乃创汇兑 之法。”[2 ] ,从票号的产生来看 ,票号完全是为了适应 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专门经营商品的交易中货 币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商人之所以能改营票 号 ,一是因为长途贸易的需要 ,特别是因为殖民地贸 易要求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收购生丝、茶叶等土特产 品 ,输出国外 ,并将鸦片、棉纺织品等输入商品销往内 地。这种贸易增加了口岸商埠同内地城市之间的款 项汇兑的需要。另一方面 ,山西商人在其长期的远途 贩运贸易中已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 ,可以迅速、方 便地改造为票号的分支机构 ,经营汇兑业务 ,这样 ,票 号就形成了适应汇兑要求的联号经营制的特征 ,即票 号家数较少 ,在其长达 200 多年的历史中 ,全国票号 家数未超过 30 家 ;经营规模庞大 ,分支机构遍布全 国。因而树立了票号资本雄厚、信誉较高的形象。 日升昌等票号分支机构[ 2 ] 名称 机构数 　　　　　分布地 日升昌 23 个 (1886 年) 上海、天津、汉口、北京、杭州、苏州、 扬州、清江、南昌、湘潭、长沙、沙市、 桂林、常德、成都、重庆、西安、三原、 济南、开封、张家口、广州、河口 蔚泰厚 13 个 (1879 年) 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长沙、沙市、 重庆、成都、苏州、常德、广州、奉天、 三原 蔚丰厚 14 个 (1879 年) 汉口、沙市、三原、上海、清江、扬州、 湘潭、常德、成都、重庆、西安、南昌、 苏州、北京 协同庆 17 个 (1874 年) 汉口、沙市、兰州、湘潭、长沙、重庆、 西安、常德、成都、三原、曲沃、上海、 北京、凉州、秦州、奉天、天津 新泰厚 11 个 (1875 年) 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湘潭、长沙、南昌、福州、重庆、成都、济南 蔚盛长 14 个 (1871 年) 北京、上海、汉口、重庆、成都、福州、 扬州、湘潭、奉天、南昌、淮安、常德、 三原 独立经营制的钱庄 ,由于受到地域性限制 ,规模偏小 , 资本不足 ,业务单纯 ,缺乏行之有效的调节能力 ,所 以 ,它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差 ,一遇市场波动 ,就会造成 钱庄的经营困难 ,严重时钱庄倒闭发生连锁反应 ,形 成危机。从实际情况看 ,上海钱庄在 1866、1871、 1873、1878、1879、1883 和 1910 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 偿债问题和破产问题 ,1883 年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罢了。而票号由于实行联号经营 制 ,资金雄厚、规模较大 ,通过灵活调度 ,调节分号之 间的资金余缺 ,提高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票 号多由山西商人经营 ,而且总部多数集中设置在平 遥、祁县和太谷。如 1861 年 ,全国有票号 14 家 ,总部 设在平遥的有 9 家 ,祁县有 3 家 ,太谷有 2 家。总号 之间的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平遥的蔚字五联号就有相 同的合伙人或东家 ,这样通过东家 ,经理之间的联系 , 无疑增加了票号间的友好感情 ,加之票号间同舟共济 思想的确立 ,建立“相与”,任何一家票号需要帮助时 , 都能够得到其它家票号的支持 ,使得票号联为一体 , 更增加了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重视融资同“实体经济”相结合 ,极力规避投 机因素是票号抵御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 ,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和经 营兑换业务的钱庄 ,从不同的起始点 ,沿着不同的路 径 ,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 ,形成不同的业务状况特征。 总体来说 ,钱庄 ,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钱庄 ,作为适应外 国商品贸易和资本入侵的产物 ,在七十年代以后的中 国资本主义企业中表现出很大活力。许多钱庄的老 板 ,多是洋行的买办 ,他们先是附股于洋行的企业 ,接 着又投资于自办的资本主义企业。到了八十年代 ,相 当一部分中国企业资本是由钱庄的利润转化而来 ,钱 庄和新工企业在资金融通上发生了直接联系 ,这是一 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与此相反 ,票号原本是中国 商品经济的产物 ,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为商品经 济服务 ,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 ,票号利用自己 的业务优势和太平天国造成的清政府财政困难的机 会 ,使自己同官府结下了密切的联系。票号将自己的 注意力集中于政府金融 ,并通过结纳权贵 ,维系它在 封建政府中的地位。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的投 资 ,失去了与他财力相称的兴趣。[3 ] 早期的钱庄 ,主要开展钱兑换、鉴定成色、保管现 银和进行商业融通款项业务 ,但由于商业在自给自足 的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作用有限 ,资金融通业务所 占钱庄的比重很小。及鸦片战争之后 ,随着外国资本 对中国的侵略加强 ,外国资本利用贸易方式加大对中 国的掠夺 ,贸易迅速增长 ,使得通商口岸的货币兑换、 财务结算、资金融通等问题更为突出 ,促进了钱庄较 快地发展。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外贸易成 倍增长。1855 年 7 月至 1856 年 6 月 ,外国商品不包 括鸦片总值约 649 万余两 ,到 1859 年 ,外国商品进口 总值便增至 2 063 余万两 ,至 1863 年 ,上海进口外国 商品货值总额达6 170万余两 ,为 1855 - 1856 年的 9 倍多。[4 ]钱庄适应这种要求 ,不断扩大业务领域 ,调 整业务结构 ,逐步将对商业和工矿业的放款作为自己 的业务重心。在钱庄业务重心转变过程中 ,其存放款 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就存款来说 ,由于业务迅速 发展 ,钱庄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迫使钱庄不得不依 赖向票号和外国银行拆款来维持业务。聚集于上海 的票号 ,其放银于钱庄多达二、三百万两面 ,这被称作 “放长期”。同时 ,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上海金融市 ·56·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Aug. ,2000 Vol. 22 No. 42 0 0 0 年 8 月 第 2 2 卷 　第 4 期 场货币流转额大约1 000万两中 ,外商银行对钱庄的 拆款数额大抵也在 300 万两左右。而此时 ,上海钱庄 的自有资本一般都有没有超过 6 万两 ,这样 ,使得钱 庄须臾离不开票号和外国银行的信贷支持 :就放款来 说 ,钱庄的放款主要用于对收购生丝和茶叶的商业借 款和新式工矿企业的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方面的钱 款 ,积聚了较大的风险 ,如在 1883 年 11 月广东商人 徐润在破产前共向 22 家钱庄借款1 052 500两 ,利用 股票抵押贷款 419 920 两 , 利用房地产抵押贷款 720 118 ,私人借款329 709两 ,共计2 522 247两 ,所有 款项多投资于房地产和股票。他所购之地 ,未建筑者 达2 900余亩 ,已建筑者320亩 ,共造洋房 31 所 ,又222 间 ,住宅 2 所 ,当房 5 所 ,平房、街房1890余间 ,每年可 收取租金为122 980余两 ,加上其它应收款 ,合计应为 3 409 423两。但由于市场突变 ,银根紧缩 ,房地产和 股票价格下跌 ,钱庄催债 ,议定以 2 年为限 ,售现分 摊 ,最终各项资产贱价脱手 ,以三百数十万成本之产 业 ,只摊作两百余万之款 ,徐润受亏八九十万 ,造成钱 庄的巨大风险。[5 ] 票号虽然起源于汇兑业务 ,早期主要服务于封建 商人长途贸易的资金往来清算 ,但经不定期发展到创 新 ,在鸦片战争的后 10 年 ,即 1840 年至 1850 年之 间 ,它利用垫支汇款、顺汇、逆汇等方法 ,使业务活动 开始介入存放款领域 ,业务范围得到扩展。如 1847 年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36 000两 ,放款80 000两 , 1850 年末 ,日新中北京分号也有存款37 000两 ,贷款 近70 000两。[6 ]通过“交银于此 ,用银于彼”,票号突破 了单一汇兑业务的领域 ,经营存放款业务 ,使票号在 获得汇费收入、压平擦色收入之外 ,又拥有了存放利 差收入的新的盈利渠道。随着盈利增多 ,票号资金越 来越雄厚 ,此时 ,票号利用自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 支机构 ,了解各地官员空缺状况的信息 ,结交官吏 ,逐 步走上一条同官府相结合的道路。 此时 ,票号业务特点是经办公款汇兑 ,从而获得 巨大的收益 ,而且吸收了大量的稳定的定期存款 ,资 金来源十分充裕。在资金运用上 ,主要用于垫付官方 的各种饷项划拨 ,除此之外 ,仍有大量的剩余资金。 票号便将资金贷放给资金紧缺的钱庄。当时情况是 , 一家票号常常和四五个基础巩固的钱庄订立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把 资金交给钱庄使用 ,成为钱庄的资金支持者。 比较票号和钱庄的业务经营特征 ,可以看出 ,钱 庄在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钱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票号的放款和外国银行的 拆款 ,票号放款虽称为“放长期”,但只要需要 ,票号可 以随时提取 ,外国银行的拆款也有这一特征 ,这使得 钱庄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同时 ,钱庄放款主要 为商业和工矿业贷款 ,由于“畸型”经济和风险盛行 , 放款的违约风险比较大 ,特别是钱庄本身又卷入一些 投机活动之中 ,如市场一有变化 ,钱庄便处于“两头挤 压”的境地 ,成为危机冲击首要的金融机构。而票号 由于依附于清政府 ,存款没有大的波动 ,对政府放款 , 又有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信用为保证。通过钱庄拆 放多余资金 ,又使它同经济主体相隔离 ,市场变化、冲 击钱庄的时候 ,票号可以通过调整策略 ,迅速采取措 施 ,如拆回资金等 ,保全自己 ,使自己免受金融危机的 冲击。1883 年的金融危机中 ,票号就是利用这一优 势 ,从钱庄中抽回百余万两资金 ,保全了自己 ,而使钱 庄陷入深不可测的危机当中。 (三)完善管理制度 ,强化内控机制 ,是票号抵御 金融危机的制度保证 1、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经济主体的目的是追求 利润最大化 ,同时 ,这种追求要求用有效的约束机制 制约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 ,就会形成“赚了钱是 自己的 ,赔了钱由别人负责”,和过度承担风险的现代 经济学“道德风险”问题。票号和钱庄由于约束机制 不同 ,导致经营行为、经营理念不同 ,进而形成在金融 危机中的不同的表现。 应该说 ,票号和钱庄都受到了无限责任制的约 束 ,这样的约束有利于规范票号和钱庄的行为。但是 由于资本状况 ,经营特性不同 ,无限责任对于票号和 钱庄的约束也是不相同的。票号设立时 ,资本都比较 庞大 ,而且票号财东也从长途商业贸易中积累了巨额 财富 ,再加上政府及官吏存款 ,他们有有效的方法保 证自己的财富不会为票号财东经理者所骗取。因此 , 无限责任制对票号财东和经理者是有很强约束力的 , 是硬性的。但对于钱庄 ,情况则有所不同 ,钱庄资本 较少 ,规模较小 ,机构众多 ,经营者完全可以靠歇业逃 匿来逃避债务 ,甚至于靠此种办法获取收益 ,这种状 况在钱庄经营过程中时有发生。特别是钱庄存款多 为佣工小贩的零星存款 ,而很少有官吏、富人的款项 存进去。如果钱庄倒闭 ,穷人零星存款的追回往往还 不够应付其诉讼成本及勒索 ,因此多放弃权利。加上 穷人、商贩的流动性 ,真正可以追回存款的并不多 ,这 又为钱庄行贿、官吏勒索、低价赎买存单提供便利。 所以 ,“一家钱铺若是发行十万串的钱票 ,关铺后只要 用一二万串就可以事。”[7 ]无限责任制对钱庄而言 , 约束力就大打折扣了。鉴于此 ,清政府为防止钱庄靠 歇业逃匿来诈取钱财 , 规定 关于下班后关闭电源的规定党章中关于入党时间的规定公务员考核规定下载规定办法文件下载宁波关于闷顶的规定 新设钱庄 ,必有五家互保 , 希望以互保制度来强化对钱庄的约束力。但一方面 由于执行不力 ,制度无法认真地贯彻执行 ;一方面由 于钱庄发行钱票数额较大 ,往往为它们资本金的许多 倍 ,互保制度最终成为官样文章 ,形同虚设 ,致使钱庄 愿意过度承担风险 ,扩大经营规模 ,以便各项贸易盛 时 ,固获厚利 ,及其市运式微 ,无真本之行号 ,纷纷倒 闭 ,逃避债务。所以 ,没有刚性的和强有力的约束机 制 ,是钱庄经营不求稳健 ,承担过多风险的根本原因。 由于同样的无限责任制对票号和钱庄形成不同 的约束力 ,导致了票号和钱庄在经营机制 ,经营理念 方面的诸多差异。首先 ,对信用的态度不同。票号重 视信誉 ,保证信誉第一 ,并将诚信义利作为经商的价 ·66· 　 山 / 西 / 财 / 经 / 大 / 学 / 学 / 报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Aug. ,2000 Vol. 22 No. 4 2 0 0 0 年 8 月 第 2 2 卷 　第 4 期 值观 ,利用资金实力 ,灵活经营 ,同舟共济等办法 ,力 保票号的信誉。而钱庄对信誉的重视不足 ,“皆以信 行其诈 ,”得以致富 ,从而导致钱庄经营受到影响。 “然今江浙洋钱之处 ,即不用钱票 ,则以票虚而洋钱实 也。”“京师钱铺 ,时常关闭 ,客商换银 ,无论钱铺在大 街小巷 ,与门面大小 ,字号新旧 ,必须打听钱铺虚实。 不然今晚换银 ,明日闭门逃走 ,所开钱帖尽成废 纸。”[2 ]其次 ,对待风险态度不同。票号在业务经营 中多持谨慎态度 ,甚至有些保守。存款以官款为大 宗 ,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对于商家及 钱庄的放款 ,票号极为谨慎 ,“第一流商贾 ,辄与票号 往来 ,其第二流以下之商贾 ,以钱铺为之介绍。”对于 钱铺介绍商家的风险 ,“票号监视各钱铺之营业 ,自能 加以警戒 ,即使偶有失懈 ,有关系者与其同业者不能 为之弥缝 ,而票号放出之资本 ,究不止一、二家之钱 铺 ,故其所及之祸 ,亦不至甚钜。”[2 ] 以至于外商写 到 :“以我在中国 30 年的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我想不起一件山西票 号失利的事。”[2 ]而钱庄的资本投向风险性很大 ,特 别是市场不稳定、价格不稳定、投机商人很多、投机方 式较多的情况下 ,钱庄投机风险是较大的。而且钱庄 本身也卷入了“洋厘”与“银拆”的投机活动中。1887 年 11 月 23 日《申报》记载 :“上海市面钱业 ,竟有虚做 银洋拆息 ,买空卖空。欲求无本之利 ,情近赌博 ,势同 垄断。”“亏损者无力偿垫 ,势不得己 ,必先认赔利息。 至赔之不已 ,遂倒闭走逃 ,累及他人。”[6 ]为此 ,诉讼 不断 ,县令布告迭出 ,而投机不至。此外 ,钱庄认股票 作为贷款抵押 ,表面看来比信用放款更有保障 ,但在 股市动荡 ,股价下跌的情况下 ,股票抵押实际上加大 了钱庄的风险。 2、特有的人力资本管理。票号实“两权分离”制 , 东家出资 ,而经理对投资人负责。在财东聘请经理 时 ,要由介绍人说明 ,东家多方考察后 ,方可选用。一 经选用 ,东家便将资本交付经理管理 ,而经营中的一 切事项 ,如何办理 ,财东均不闻问 ,这样便助于经理人 的稳健经营。此外票号多为独资或数家合伙出资经 营 ,虽分支机构在外 ,但业务人员均为山西原籍招聘 相互了解的人派出去搞业务 ,并利用“人身股”,将劳 力充作资本当手段 ,激励与约束员工 ,使总号财东可 以控制业务人员的经营活动。 3、首创“密押”制度 ,防伪、防骗、防冒领。为了异 地汇款所用汇票的真实而不发生假票、伪票、冒领款 项 ,票号创造了一套“密押”制度。其一 ,所用汇票均 为总号统一印制 ,使用特别的专用纸 ,内加水印的“会 票”;其二 ,由专人负责 ,毛笔书写 ,预留字迹 ,核对无 误 ,方才付款 ;其三 ,“会票”加盖特殊印鉴 ,难以伪造 ; 其四 ,“会票”金额、汇票时间均利用歌诀编制暗号 ,以 便防伪防骗。 (四)不断进行金融创新 ,形成特有的资产负债管 理办法 ,是票号抵御金融危机的资本保证 1、酌盈济虚 ,合理调节资金。在票号经营中 ,因 为各分号在业务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市疲快 的矛盾 ,有的地方现金多 ,银根松 ,利率低 ,款放不出 去 ,资金闲置。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 ,银根吃紧 ,利 率上升 ,无款可放 ,支付困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票 号采取了酌盈济虚 ,抽疲转快的办法 ,就是用现银多 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 :通过异 地顺汇和逆汇的办法 ,平衡市场资金供求。通过这一 办法 ,票号一方面解决了分号的支付困难 ,另一方面 扩大了盈利机会。 2、预提“护本”,建立风险基金。票号非常重视资 本金提存制度。他们认为 ,“撇抵御防之款 ,乃职先祖 先父所立诚法 ,由渐而积 ,随亡随补 ,未敢少空。特以 票行一道 ,最忌底空”[2 ]。为防御风险 ,晋商设计了一 中预提“护 (获)本”的办法 ,即在账期分红时 , ,需从红 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款项 ,建立风险基金 ,作为风险 补充。一旦发生损失 ,以此为补偿。 3、“倍股”、“厚成”,充实流动资金。票号的“倍 股”“倍本”做法 , ,即在账期分红时 ,按股东份额比例 , 提留一部分红利 ,充作扩大经营的资金来源 ,充实资 本。而“厚成”,则是在年终结算时 ,将应收账款 ,现存 商品 ,以及其它资产 ,预以折扣 ,使企业实际资产超过 账面资产。护本、倍本、厚成等做法 ,极大地充实了票 号的资本金 ,提高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侯氏四联号的资本金状况[ 2 ] 单位 :两 票号名 正本 获本 合计 蔚丰厚 (1859) 30 000 30 000 蔚丰厚 (1879) 91 000 44 140 135 140 蔚泰厚 (1879) 95 000 41 840 131 840 新泰厚 (1879) 156 800 蔚盛长 (1879) 85 000 10 480 95 480 合计 (1879) 270 000 96 400 524 260 　　4、重视自有资本与资产比率 ,恰当摆布资产。资 本金是企业经营活动中资信状况的反映 ,同时 ,它的 多少又反映着企业、商号抵御风险能力的大小。就资 本金而言 ,钱庄拥有较少的资本金 ,即使在金融业和 钱庄都比较发达的上海 ,钱庄的资本很少超过60 000 万两 ,有的只有30 000两 ,拥有巨额资本的钱庄为数 是很少的。而票号则拥有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资本 金。 资本金的多寡直接决定了票号和钱庄在金融危 机中的不同的境遇。票号可以承受较大的风险打击 , 而维持自己的信誉 ,而钱庄则在危机中陷入倒闭 ,信 誉恶化 ,进一步波及其它钱庄。而且 ,票号由于实行 无限责任制 ,其东家的家产也成为票号信誉的保证 , “山西富户 ,百十万家资者 ,不一而足”。以光绪时资 产在 30 万两到 700 - 800 两的大户达 14 户之多。[2 ] 难怪洋人惊呼 :“它们的资本一定是很大 ,但是无法确 切肯定。”[2 ]另一方面从资本金与存款、贷款的比率 来看 ,根据搜集资料计算来看 ,票号基本维持在 8 % 以上 ,而钱庄比率较低。“人情多贪 ,孰肯量自己之资 ·76·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Aug. ,2000 Vol. 22 No. 42 0 0 0 年 8 月 第 2 2 卷 　第 4 期 本而限以经营者 ,此所以籍钱庄也。钱庄之本 ,如沪 市汇划字号之多 ,无过五万 ,少则两万余 ,招揽往来户 头百十 ,所放之账辄盈数十万。”“中国钱庄 ⋯⋯东人 资本仅三五万 ,而进出汇进一年三四十万不止。”[2 ] 即使大商人胡光墉的钱庄 ,其资本金也不过存款的 5. 9 % ,为贷款的 5. 1 %。[1 ]如此之低的资本金比率 , 自然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 ,一有危机 ,便势如乱 丝 ,迄无定局。 清末北京票号资本额分类表[ 5 ] 资本额 (万两) 10 15 20 25 30 40 50 100 家数 (个) 2 1 6 1 7 7 4 2 　　五、票号防金融危机的启示 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因此 ,每次金融危 机都有自己的特征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不同的金融 危机有其共性的地方 ,分析历史 ,剖析共性的东西 ,将 有助于我们在当前情况下 ,化解和防新的金融危机。 (一)政府应制订相关法律 ,控制和减少经济与金 融活动中的投机因素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在金融 领域中的集中表现 ,1883 年的金融危机前后 ,由于政 治动乱、市场波动、投机交易 ,经济中的风险不断积 累 ,政府调控经济无力 ,导致危机爆发。90 年代中后 期由泰国爆发 ,波及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动荡也 是这样 ,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危机因素在金融领域中 的集中反映。经济运行中的风险成为金融危机的主 要原因 ,政府应将控制和化解风险作为稳定金融的关 键。就政府来讲 ,应该制订相关法律 ,规范市场行为 , 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操纵因素 ,特别是要引导 投资 ,减少投机 ,净化市场 ,营造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 市场环境。 (二)金融机构设置与相互职能分工应同经济发 展的基础和水平相一致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经济与 金融协调发展 1883 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当时中国金融机构脆弱 性的表现。殖民地贸易的扩大 ,客观上需要有相应的 机构来为其提供资金融和结算等方面的服务。这种 需求刺激了钱庄业务的大发展 ,最终形成“洋商之事 , 外国银行任之 ,本埠之争 ,钱业任之 ;埠与埠间之事 , 票号任之”的三足鼎立之势。但钱庄“内部组织既非 完善 ,而资本又极薄弱 ,”只得仰息票号和外国银行的 支持 ,来满足迅速增长 ,极含投机成份的贸易和工商 业发展需要。对此 ,当时的《字林沪报》评论道 :“上海 钱业之盛 ,盛于票号、钱庄放银于庄 ,而不知衰病实中 于是。”金融结构同经济发展不对称 ,形成金融体系的 脆弱性 ,一有风吹草动 ,就易在薄弱环节钱庄上出现 动荡。所以 ,要避免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建制和结构 调整必须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一致 ,在比如在目前金 融主渠道国有银行对应发展活力不足的国有经济 ,而 活跃的非国有经济却缺乏相应的有效的融资机构的 不对称 ,将会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构成一定的影 响。 (三)金融机构应注意调整自己的金融结构 ,构筑 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实现稳健经营 票号和钱庄在 1883 年金融危机中的不同结果 , 概括源于其不同的经营理念和对待风险的态度。票 号因其无限责任所具有的约束力 ,使其在资本金制 度、业务创新、注重信誉、放款选择等方面十分谨慎 , 而钱庄因无限责任不具有多大约束力 ,便形成巨大的 过于投机 ,过于承担风险的倾向 ,最终招致倒闭风潮。 对于目前金融机构来说 ,应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此条件下 ,加强资本金管理、存贷款来务管理、内部 制度管理等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当然 ,金融机构 对承担风险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因为金融机构本身 就是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取收益的 ,我们反对的是超过 自己的能力而承担过大的风险 ,而不是什么风险都不 承担。适当承担风险应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前提 ,否 则 ,就会丧失发展机会 ,坐以待毙。这也可以从票号 过于保守 ,过于谨慎而导致最后的衰落中得到证明。 (三)金融机构应适度集中 ,提高整个金融系统防 御风险能力 在 1883 年金融危机中 ,票号因其实行联号经营 制 ,利用规模优势 ,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而多数分 散经营制的钱庄去未能幸免于难 ,这说明了“船大抗 风浪”的道理。因此 ,适当对金融机构加以集中是有 利于抗御金融风险的 ,但这种集中应注意两点 :一是 集中不应以损失效率的行政撮合方式进行 ,而应依靠 市场力量 ;二是适度集中 ,为抗御风险的同时 ,要注意 风险的化解和消化 ,而决不能以适度集中来掩盖 ,拖 延和积累风险 ,否则 ,这些积累的风险将会以更大规 模、更大的破坏力来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 [美 ]郝延平 .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M ]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53 - 54 ,7 - 8 ,68 ,69 ,73. [2 ] 山西财经学院. 山西票号史料[ M ]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218 ,219 - 220 ,211 ,222 ,73 ,69 - 70. [3 ] 汪敬虞 .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478. [4 ] 中国金融史[ M ] .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3. 112 - 113. [5 ] 上海钱庄史料[ M ]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46. [6 ] 孔祥毅 . 金融贸易史论[ M ] .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59 ,307. [7 ] 彭信威 . 中国货币史[ M ]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954. [责任编辑 :胡彦威 ] ·86· 　 山 / 西 / 财 / 经 / 大 / 学 / 学 / 报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Aug. ,2000 Vol. 22 No. 4 2 0 0 0 年 8 月 第 2 2 卷 　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