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

考古2010年第6期○研究与探索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张国硕关键词:陶寺文化性质族属尧舜禹KEYWORDS:TaosiCultureNatureEthnicIdentityYao(尧,LegendaryRuler)Shun(舜,LegendaryRuler)Yu(禹,LegendaryRuler)ABSTRACT:Theearly,middleandlatephasesofTaosiCulturewerethreedifferentdevelopmentstagesofthesamearchaeologicalculture,butcomparingeachother,werealizethatthemiddlephasehadobviouschangesfromtheearlyphase,whilethelatephasedidsofromthemiddlephase.TaosiCulturedidnotbelongtothescopeofXiaCulturebutwasacompoundculturecenteredbyTaotang陶唐ClanandincludingYouyu有虞Clan,ZhouClan,XiaClanandculturalelementsofotherethnicgroups.TaosiareawasthecentralsettlementofYao,whobelongedtoTaotangClan,andalsothepoliticcenterofthe“LeagueoftheNeighboringRegionsatHenan,ShaanxiandShanxi”.ThereasonofthechangesoccurredinthemiddlephaseofTaosiCulturewasmainlythattheYouyuClan(Shun)replacedTaotangClan(Yao)asthechiefoftheleague;thereasonofthesevereandviolentchangesandthedeclineofTaosiCitySitewouldbetheresultsofthepoliticsubversiondonebyXiaClan(Yu).·66(总546)·考古作者:张国硕,郑州市,450001,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30多年来,有关陶寺文化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产生了诸多认识和争议。如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初,有学者认为它是夏文化[1]。随后,李民先生发表不同看法,指出陶寺遗存与尧舜时代文化有关[2]。1990年以后,刘绪等先生以及笔者都明确否定陶寺文化为夏文化之说[3]。近年来,“陶寺文化非夏文化”的观点已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甚至部分原持“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的学者也转而认为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4]。目前,有关陶寺文化族属的争论重点集中在唐尧和虞舜上,主要有“唐尧说”[5]、“有虞氏说”[6]和“尧舜说”[7]等三种主流观点。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研究上,简单化、单一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不能笼统地说陶寺文化就是某某时代、某某族群的文化遗存,更不能简单地说陶寺遗址就是某一族群或早期国家的政治中心。纵览有关材料不难发现,陶寺文化事实上可分为早、中、晚三期[8],延续时间比较长,至少达数百年之久,不是某一族群某一首领的生存年代所能涵盖的;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总体上看有着连续发展的序列,但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皆发生了大的变异,甚至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现出来,不应是某单一族群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变;而文献材料表明晋南地区在尧舜禹时代族群关系错综复杂,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周族以及其他族群分布其间,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也应是复杂多变的,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应是多元的,且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合的角度,对陶寺文化不同阶段的性质与族属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在已发现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相对较少,主要有3处:即襄汾陶寺、丁村曲舌头[9]和临汾下靳遗址A类遗存[10]。早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少见。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器表除素面和磨光外,主要是绳纹,也有少量篮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和划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器形多平底器,主要有釜灶、　、扁壶、大口罐、小口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盆、浅盘豆、单把杯、高领尊、碗、钵等,还有深腹罐、盆形鼎、斜腹盆、甑、缸等。式样较多,有深腹圜底盆形　、单耳罐形、折腹　等。大型城址的发现[11]是陶寺文化的一大特色。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造了早期小城,属于“都邑文化”性质[12]。陶寺早期小城规模巨大,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面积达56万平方米,为同期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之一。该城布局严整,功能完备,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城内中南部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宫殿区,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小城外东南部,有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已清理出大、中、小各类墓葬1000多座,包括随葬鼍鼓、特磬等高规格礼器的“王”级大墓。这些说明陶寺文化早期已进入了雏形国家的阶段,而陶寺早期小城应为这个时期的都城或政治中心。对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有学者认为它应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范畴,为其晚期阶段[13];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整个陶寺文化(类型)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前者是后者文化发展序列的“顶峰”或“文化水准较高的阶段”[14],这些观点很值得商榷。从文化面貌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确实含有　、釜灶、夹砂罐、鼎、折肩平底瓶等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之前,晋南地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通常情况下,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应是其前身。但这些研究者似乎只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共性,而淡化甚至回避了其诸多差异性。据长期从事晋南考古工作的高天麟先生统计,陶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共发表早期陶器35件,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曾见过的器形就多达14种26件,包括矮领深腹瓮、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扁壶、折腹盆、敞口盆、扁足器、泥质单耳罐、单把罐形　、折腹　、深腹　、矮把豆、彩绘壶、彩绘龙盘等;而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种8～9件,主要是夹砂单耳罐、釜灶、小口折肩罐等[15]。这一统计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应该是“小同而大异”。对此,何驽先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分析,认为陶寺早期所包含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因素约占17.98%,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变体因素约占7.87%,陶寺早期独特的个性因素约占24.72%,其余的摒弃因素约占49.43%。并把变体因素平分,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则多达78.09%[16]。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相信人们是很难把它们归入当地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之中的,而“陶寺文化”的命名[17]被学界最第6期·67(总547)·终认可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可以定性为:非当地固有文化的自然延续发展,以新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融合了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的外来文化。陶寺文化在晋南的形成以及陶寺早期小城的出现当与某一政治实体的迁移、入居有关。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18]。此现象符合外来文化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另外,陶寺城址的形成并不是陶寺遗址自身长期发展的积累,这也符合外来文化的特点。陶寺遗址目前发现最早的遗存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段[19]。关于这类遗存,有人甚至认为年代更早,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即西王村类型或西王村文化[20]。虽然认识上有一些分歧,但对其年代的判断基本上还是接近的,即介于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或者说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偏早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阶段、且与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显承袭关系的文化遗存在陶寺遗址并不存在。这就是说,在文化因素和年代上,陶寺遗址所谓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由此可知,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至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来源情况,目前还不十分明了,尚未发现哪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其直接紧密相关。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部分文化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东方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21],但这还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从目前考古与文献材料综合来看,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群文化、陶寺早期小城为陶唐氏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此有三方面的证据。一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和陶唐氏尧的生活年代接近。关于陶唐氏尧生活的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二三百年左右,如翦伯赞等先生曾推定唐尧的年代为公元前2297年[22];李民先生依据《孟子·尽心下》、《史记·三代世表》等古史文献,推定尧舜时期应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之间[23]。关于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高天麟等先生曾认为其上限约当公元前2500～前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24];1991年发表的陶寺文化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前2400～前1900年之间[25]。这些数据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都涵盖了一般认定的尧舜时代的年代区间。近年主持陶寺考古工作的何驽先生依据第一手材料,结合相关文化遗存研究成果,综合分析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了说服力较强的看法,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年代为公元前2100～2000年,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26]。若此判断无误,那么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与陶唐氏尧所处的年代是大致对应的,皆为大约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二是文献所载陶唐氏尧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陶寺文化早期的社会性质相一致。所谓“尧舜时代”,应是指史前时期以尧为代表的陶唐氏、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等族群生活的年代。学界往往把龙山文化的年代与尧舜时代相联系。尧舜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与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或称作“雏形国家”阶段[27]。文献记载中的尧舜时代社会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属定居的农业经济,已组织兴建大型工程;私有制产生,刑罚出现,社会等级形成,统一的决策机构开·68(总548)·考古始建立,最高权威出现,战争接连不断,但尚未出现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政体[28]。这个时期推行墓穴浅而无坟堆的葬俗;使用陶器、彩绘器、木器和漆器;音乐发达,以龙为图腾之一[29]。而陶寺文化早期的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建造宫殿、城垣等较高的技术;早期墓葬大、中、小类型的差别,说明等级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已经存在;流行竖穴土坑葬、掘穴浅、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说明当时埋葬无封土标志;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生产出大量陶制生活用品,能够制造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和漆器,大墓中出土有彩绘木鼓(鼍鼓)、石磬(特磬)和陶异形器(陶鼓)等乐器,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特征十分接近。此外,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包括禹时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邻的豫西、陕东、晋南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首的区域联盟,其成员包括鲧与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后稷)、朱虎、熊罴、四岳等。从陶寺文化与其他同期相邻文化的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相邻地区广大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诸多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地龙山文化皆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都存在轮制、手制和模制等陶器制法,袋足器发达;纹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都有鬲、　、鼎、盆、豆、罐等器类,有些器形十分接近。显然这一地区存在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30],这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存在的区域联盟也是完全吻合的。三是陶寺遗址所处的晋南临汾一带是陶唐氏尧的重要活动地区和尧都平阳所在。《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尔雅·释地》郭璞注冀州:“自东河至西河。”《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西河之东的今山西省境西部,古代也称为“河东”。《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汉书·地理志》曰:“河东土地平易⋯⋯本唐尧所居。”从上可知,冀州之范围应主要在今山西境内,是唐尧生活的地方。文献还记载唐尧统治的中心在汾河流域。如《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后帝”(尧)时,“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是因”是说唐尧之族群因袭实沈居于“大夏”。大夏之地望,《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在汾、浍之间。”此外,一些文献又记载尧的活动中心在“平阳”。《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下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水经·汾水注》曰:“(汾水)又南径平阳县故城⋯⋯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史记·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平阳故城即晋州城西面,今平阳故城东面也。《城记》云尧筑也。”《史记·晋世家》记叔虞居唐“在河、汾之东”,《正义》说:“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正合在晋州平阳县”。平阳,春秋时为晋羊舌氏封地,战国时为韩邑,秦汉置平阳县,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与襄汾县相邻,陶寺遗址在其范围之内。二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陶寺遗址新建大城和中期小城,并设立新的高规格墓地,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除陶寺遗址外,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重要遗址还有襄汾丁村[31]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32]、翼城南石—曲沃方城[33]等。中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陶器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陶质仍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灰陶比例第6期·69(总549)·增加,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皮陶的比例有所下降。纹饰仍以绳纹为主,篮纹、方格纹有所增加,另有附加堆纹、弦纹和划纹等。器形中,釜灶、夹砂直壁缸趋于衰落,鼎基本不见,鬲开始出现,仍有较多的数量,新出现贯耳盆形　。陶寺早期小城毁弃于早期偏晚阶段。新修建的中期大城南北长2150、东西宽165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为同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城址布局更加井然有序,功能更加完备,如宫殿区位置更加突出,且与普通居住区相对隔离。中期小城位于大城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除发现大片墓地外,还发现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34]。中期小城内东北部发现中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中、小型墓葬分布密集。已清理22座墓葬,属于中期的有21座,属于晚期的只有1座。其中中期大墓ⅡM22为圆角长方形,填土中有被腰斩的青年男子骨架,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玉器、彩绘陶器、漆木器、骨镞、猪骨等[35]。相对于早期来说,陶寺文化中期文化因素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异,且明显受到南、北两个方向文化的影响。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大墓。如陶寺遗址早期、中期有着不同的茔域,其中早期墓地位于早期小城外东南部,而中期贵族墓葬是被围在中期小城内。又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随葬品以实用陶器群和木、陶、石质礼器为主,有鼍鼓、特磬、土鼓等;而中期偏晚阶段的大墓随葬品,如ⅡM22则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其丧葬习俗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陶器方面,陶寺文化中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新出现了绳纹罐、圈足盘、双耳折腹盆、素面斜腹盆、单耳杯、单耳小罐、圈足盆、浅腹豆、高领圆腹小罐、带环状捉手的陶垫等器物,这些文化因素,尤其是单耳和双耳的作风与来自于南面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属于河南(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36]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说明三里桥类型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曾经分析陶寺遗址的文化因素,认为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三期),属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因素“呈衰落趋势”,而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则方兴未艾,占据主流地位”[37]。另外,陶寺文化中期新出现了陶鬲,这种在陶寺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最主要的炊器的出现也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变化。鬲的来源,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晋中、晋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是重点考察区,因在山西石楼岔沟出土了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鬲,其时代当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段[38],有学者认为双　　式鬲最早产生于晋中地区[39]。若此判断不误,则陶寺文化中期又受到来自北方晋中地区文化的直接影响。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自然发展的结果,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这时的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应较为复杂一些,不能仅仅仍以“陶唐氏文化遗存”一言而概之,而应该从多方面加以考虑。有证据表明,晋西南以及相邻地区尧舜时代居住的族群是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关于舜族群的居地,虽然学界有较大的争议,但其曾分布于今晋南地区、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可能性最大。李民先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确指出有虞氏舜族群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在今晋西南的永济一带,舜都蒲坂也在永济[40]。舜与尧曾是同时代人,并继尧之后担任“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其族群分布区域应与陶唐氏相距不远。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下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范围位于晋西南与豫西西部,北与陶寺文化地域相邻,又与文献记载有虞氏舜的活动区域十分接近,因此有学者曾考证认为三里桥类型即为有虞氏遗存[41],这是很有道理的。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的主要原·70(总550)·考古因应与有虞氏舜的强势进入有直接关系。文献有舜夺取尧之“帝位”于平阳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孟子曰:“(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水经·汾水注》引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晋州,《禹贡》冀州之域,即尧、舜、禹所都平阳也。”当然,《尚书·尧典》等文献又有尧“禅让”于舜的记载,但相当多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所谓的“禅让”并不真实存在,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42]。因此,有虞氏舜以武力手段进入陶唐氏尧的腹地———平阳并取代尧之“帝位”应是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典》记载舜继尧之位后曾经“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的“在”字,《尔雅·释诂》云“察也”,观察之意。“璇玑玉衡”涵义有二说:一谓星名,即北斗七星,玉衡是杓,璇玑是魁;一说谓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无论哪一说,显然与观察天象有关。“齐”,为排比整理。“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泛指星辰。“望”,即望祭,为祭祀山川之礼。“类”、“”等也为祭名[43]。意思是说舜观察天象,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举行祭天仪式,遍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和各种神。而陶寺一带东有塔儿山、西有汾水等山川,遗址内发现有年代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且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这些现象与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从考古学上来看,若认同三里桥类型为有虞氏遗存,那么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诸多三里桥类型文化因素,正说明有虞氏族群曾北上影响临汾盆地文化的发展,并直接导致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从年代上来说,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于陶寺早期的年代,这与有虞氏舜继陶唐氏尧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的记载也是一致的。结合上述陶寺中期新建大城和小城、陶寺早期小城被毁弃,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有着不同的茔域,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丧葬习俗迥异等现象,以及舜曾都“平阳”、平阳在临汾一带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虞氏舜最终取得了对陶寺地带原“尧都”的控制权。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质已非单纯的陶唐氏文化遗存,其族属除了陶唐氏以外,至少还应包括有虞氏舜之族群。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与晋中、晋北地区使用鬲的族群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尧舜时代和夏代,今山西境内居住着多支以陶鬲为炊器的族群,其中之一便是周族。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在定居陕西周原之前,周族最初曾生活在今山西境内[44]。邹衡先生认为先周文化中的联裆鬲来自于晋中地区,周族中一些著名的氏族最早都居住于今山西境内[45]。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周族始祖弃(后稷)是“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的重要成员,与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族群联系密切,其居地与这些族群当不会相距太远。《史记·周本纪》称尧“封弃于邰”。据《左传·昭公元年》郑子产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这里的“台骀”即有邰氏,亦即周族先人。“宣汾、洮”和“封诸汾川”,说明邰地当在汾河流域。准此,则先周族群在尧舜时代应活动于今山西境内某地。关于有虞氏与周族的关系,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说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矛盾,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当与这一事件有关[46],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加以考证。第6期·71(总551)·三陶寺文化晚期分布范围扩展至临汾盆地的广大地区。除陶寺遗址外,还发现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洪洞侯村[47]、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重要遗址。陶器制法包括手制、轮制和模制。陶质以泥质灰陶为最多,夹砂灰陶次之,仍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磨光黑陶,出现少量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但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篮纹数量大大增加,方格纹数量也有所增加。器形的种类基本同中期,但釜灶和夹砂缸绝迹,新出现陶　。盛行陶鬲,种类较多,有直口肥足鬲、单把鬲、双　鬲、高领鬲等,其中双　鬲最多。　有圆腹圜底盆形　和敛口折肩釜形　两种。新出现深腹簋。还有单耳罐、单耳或双耳平底或三足杯、粗柄或细柄豆等器类。从年代来看,陶寺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接近或已经进入夏初纪年范围之内,其年代应与禹、启时期甚至太康、少康时期相对应或接近。有学者研究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大体与夏县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分为相对早晚的两段:早段年代相当于禹时期,晚段年代相当于夏启时期[48]。与陶寺文化中期情况相似,陶寺文化晚期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异,主要表现在陶寺城垣被废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各类文化遗存中充满了暴力色彩;外来文化因素增加明显,各种形式的陶鬲完全取代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说明当时有拆毁城墙的行为。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部分遗迹单位常堆积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如夯土块、白灰皮,说明这个时期曾有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大型建筑的行为。一些陶寺文化中期的墓葬被有意破坏,从墓坑中央挖大扰坑直抵棺椁部位,或坑套坑地挖下去,这不像是一般的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政治报复行为。如陶寺文化中期墓葬ⅡM22,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扰坑ⅡH16打破,该坑从墓北壁中段打破墓室,直捣棺室,毁坏棺的上半部分,棺内有散乱的墓主尸骨残骸和残余的随葬品,坑内有扰乱的人肢骨残片和随意抛弃的5个人头骨[49]。类似的毁墓行为不是个别现象,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2002年发掘的一陶寺文化晚期灰沟(ⅠHG8)出土有30余个人头骨,分布杂乱,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少量是女性,其中有一具被暴力残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两腿叉开,一腿弓起,阴部被插入一根牛角[50]。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变异,无法用同一族群内部政治斗争或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侵入、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行为。从文化性质上来看,尽管陶寺文化晚期已跨入夏初纪年范围,但其仍然不属于夏文化的范畴。近年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基本共识。而二里头文化是由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之煤山类型经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另外,文献中关于禹和启以及夏族的记载也主要集中在豫西地区。因此,分布于颍汝河中上游地区的煤山类型应是先夏文化,煤山类型晚段和新砦期遗存很可能是禹和启时期的夏族文化遗存[51]。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陶寺文化晚期与煤山类型、新砦期遗存虽然有一些联系,但文化面貌却迥然有别,与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更是衔接不上;而与当地固有的陶寺文化早期、中期虽然有一定的变异,但整体上仍属于同一文化体系的延续发展。虽说陶寺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夏文化·72(总552)·考古也不始源于晋南地区,但禹、启时期的夏族却控制了今晋南地区。在尧舜时代,鲧和禹是分布于今豫西地区的夏后氏的代表,其族群势力很大,如王湾三期文化在后期时已经扩大到整个豫南地区,其影响已达湖北北部。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禹继舜之后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之首长。因陶唐氏尧、有虞氏舜等族群皆分布在晋南地区,陶寺一带的平阳为该联盟的政治中心,那么禹继舜之后任联盟首长,也理应“就职”于陶寺一带。对此,文献中有明确反映,如《左传·哀公六年》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此“夏”应为夏禹,说明夏禹与唐尧、虞舜一样,也以山西一带的“冀州”为联盟政治中心所在地。《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则具体指出夏禹的“都城”除了位于豫西的“阳城”之外,还包括晋南的“平阳”和“安邑”。平阳即临汾一带的陶寺,“安邑”在夏县境内[52]。此记载看似矛盾,实际上道出了夏禹曾经控制今晋南广大地区的历史事实。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的原因当与夏后氏禹对有虞氏的政治颠覆活动直接相关。据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与有虞氏舜通过武力取代陶唐氏尧一样,来自夏后氏的禹也是通过武力手段才获得“帝位”的。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可知,早在舜时期,来自夏族的鲧由于治水不力,遭到惩处,被舜“殛于羽山而死”,这就埋下了夏后氏对有虞氏仇恨的种子。继鲧治水之业的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不敢”二字,虽然说明夏禹的敬业精神,但也暴露出夏禹惧怕治水不成功而受舜惩罚的心理。从另一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禹控制晋南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当地原有势力的强力抵抗。文献中有“禹避商均”的说法,如《孟子·万章上》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世本》、《史记·夏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禹时来自有虞氏的商均势力相当强大,禹不得不暂时避让于阳城。随着夏后氏禹之军事、政治势力的逐渐增强,最终战胜了有虞氏商均的势力。陶寺文化晚期发生的城垣被废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各类遗存中充满暴力色彩等现象,应该是夏后氏禹与有虞氏发生争战,胜利者禹对失败者有虞氏的报复行为所导致的。在夏族控制晋南的过程中,夏文化对该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部分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夏族文化因素也随之在晋南地区显现:如陶器纹饰中,陶寺文化晚期绳纹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而方格纹数量却逐渐增加;陶器器壁较薄,火候较高,陶色纯正,轮制陶增多;浅盘高圈足豆、　等河南龙山文化典型因素出现。此外,河南龙山文化中广泛流传、本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　、　等陶器在陶寺文化晚期中见到。陶寺晚期陶鬲流行,完全取代当地传统炊器———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习俗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居民族属结构的部分变化,应当与某些使用陶鬲的部族文化的强力影响有关。文献记载禹即“帝”位,周族仍任“后稷”之职;夏启时期,周族首领接受夏王朝的统治,仍然活动于晋南一带[53],因而陶寺晚期遗存的族群可能还包括以陶鬲为主要炊器的周族。注释[1]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b.高炜、张岱海、高天麟:《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c.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期·73(总553)·d.黄石林:《再论夏文化问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e.张德光:《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文物季刊》1989年第1期。[2]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3]a.刘绪:《简论陶寺类型不是夏文化》,《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b.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c.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4]高炜:《关于陶寺遗存族属的再思考》,见《手铲释天书》,大象出版社,2001年;《陶寺,一个永远的话题》,见《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5]a.王文清:《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b.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c.同[3]b。[6]a.黄崇岳:《虞代与龙山文化》,《中原文物》1987年第2期。b.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7]a.同[2]。b.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8]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9]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襄汾丁村曲舌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4期。[10]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11]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12]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见《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13]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第2期。[14]董琦:《陶寺类型的文化归属》,《山西文物》1987年第1期。[15]高天麟:《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兼与卜工同志商榷》,《文物》1992年第3期。[16]同[12]。[17]张岱海:《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8]同[12]。[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20]a.同[13]。b.董琦:《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21]a.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8期,2001年。b.同[12]。c.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22]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第4～5页,中华书局,1961年。[23]同[2]。[24]同[8]。[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第33～3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26]同[12]。[27]张国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28]同[2]。[29]同[5]a。[30]李民、张国硕:《晋陕豫相邻地区部落联盟与酋邦联盟的形成》,见《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第一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3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33]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曲沃县方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74(总554)·考古第6期·75(总555)·1988年第4期。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36]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b.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37]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第5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39]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第4期。[40]同[2]。[41]王克林:《晋西南龙山文化与有虞氏》,《文物世界》2002年第1期。[42]a.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见《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b.周苏平:《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c.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4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第1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4]a.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b.王克林:《试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的关系》,《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c.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l期。d.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见《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e.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第87～94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f.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g.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45]邹衡:《论先周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46]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4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县耿壁、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第5期。[48]田建文:《东下冯龙山晚期遗存分析及意义》,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49]同[35]。[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51]a.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20日。b.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c.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d.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52]《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53]《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不末年,夏后氏政率,去稷不务,不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集解》引韦昭:“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国语·周语上》也有类似的记载。(责任编辑新华)Archaeology2010年第6期本期要览河南淅川县沟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2007～200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河南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2006～200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301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00平方米,清理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遗存。河南淅川县马川墓地东周墓葬的发掘2007～2008年在马川墓地发掘了东周至明清时期的墓葬近300座。其中100余座东周墓保存较完整,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少数带台阶或墓道。葬具多为木质单棺,部分带椁。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青铜兵器和珠饰。这批墓葬为建立该地区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资料。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总体上一脉相承,是以陶唐氏文化为主,包括有虞氏、周族、夏族以及其他族群文化因素在内的混合型文化,但陶寺文化各期之间发生了大的变异。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变异主要与有虞氏舜取代陶唐氏尧为联盟首长有关,而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充满暴力色彩以及陶寺城址的衰落等则是政治颠覆活动的结果。中国青铜时代起始时间考根据考古发现可以确定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开始,齐家文化大约是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四坝文化大约是在夏代中期至商代早期,林雅墓地大约是在公元前19～13世纪。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大约是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朱开沟文化大约是在商代早期。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是在公元前16世纪进入青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