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复古和反复古

第十二章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复古和反复古 第一节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想 一、明初诗文批评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其代表人物有宋濂、刘基、高棅、李东阳等人。1、高棅《唐诗品汇》 其论诗受严羽影响很大，以盛唐为法。他在《唐诗品汇》凡例中说：“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固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论诗主要以体制、声调、气格、兴象等为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附录： 《四库提要》：“《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兴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2、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 《怀麓堂诗话》记载：“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郎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又问何人？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于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印本不传久矣。”二、“前七子”诗文批评 明代从弘治、正德之交到隆庆、万历之际的近百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摹拟文艺思潮占据文坛的主要地位。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1、“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李梦阳《缶音集序》：“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何景明《杂言》也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2、提倡学习古人格调、法式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要求诗歌做到“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何景明批评他“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这正是李何分歧所在，同为学古，一重形迹，一重神情；一实一虚。李主气骨而往往流于刻板；何重才情而间有清新之作。三、“后七子”诗文批评 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并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作呼应的后七子兴起，把复古主义思潮又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后七子气焰高于前七子，攀龙自夸“微吾竟长夜”，自比孔子。后七子多少年得志，王世贞《艺苑卮言》批评所及，更是目空一切，但晚年颇自悔。《明史》上说“元美尝曰：吾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麟辈是古非今，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轻薄，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而已。”1、虽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 虽然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重视表现性情之真，讲究诗歌意境的创造，强调作家的天赋才能和对艺术的灵敏悟性，实已开公安派文学思想之先河。他说古诗之妙正在其神与境会，妙合自然，故“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盛唐七律，“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在表现方法上完全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变化“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完气合使之然。”2、格调说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认为格调生于才思，格调之高超在才思之深远广博，故学习古人格调，不可在形貌上摹拟因袭，而要在扩大自己的才思上下工夫。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格调’就是一切声容意兴体制之‘总抽象’”。 邹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所谓‘格’往往是指诗歌体制上的合乎规格；所谓‘调’，就是指诗歌的声调韵律。”3、主张学古和师心的结合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诠释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四、唐宋派散文批评 在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弥漫文坛的时期，也有一些作者另辟蹊径，与之抗衡。在散文方面就有被称为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明史·文苑传》“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明史·茅坤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抄》。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唐顺之的“本色”说 《答茅鹿门知县二》中说：“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臣中人也，虽其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类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第二节明代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李贽的“童心”说 明朝从嘉靖后期开始，文艺上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新思潮，至隆庆、万历逐渐扩大。其核心是强调文学源于人的心灵，以师心代替师古，要求文学冲破礼教藩篱，摆脱理学的束缚，充分体现人的个性，并主张任性而为，不受任何束缚，以真实、自然与化工造物同体为最高审美原则。附录： 郭绍虞先生说：“卓吾是当时一个怪人。性褊窄，而读书又眼光甚锐，能时出新意。为文不阡不陌，作字亦瘦劲险绝。对俗客则寂无一语，遇胜友则终日晤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为和尚而独存鬓须，服儒冠而身居兰若。怪怪奇奇，所以很不合于流俗，而卒致为人所构陷。”（《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童心”说的理论渊源 孟子有“不失赤子之心” 老子有“能婴儿”的提法 禅宗有“本来心”的佛性 王学左派有“赤子良心”之说，李贽的思想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很大。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是王阳明的高足，江苏泰州人，死后，讲席传给其子王辟，李贽就是王辟的弟子。所以李贽的“童心”说的直接理论渊源是王学左派的“心学”。二、“童心”说的具体内涵1、提倡真情，反对假理 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附录： 他在《杂说》一文中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2、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盛行的假道学 “童心”为什么会失却呢？李贽认为首先是“闻见道理”，这个“闻见道理”就是当时的程朱理学，是这个“闻见道理”使“童心既障”，而造成“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的现象。甚至说：“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真是道前人所不敢道，振聋发聩，这种叛逆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他曾无情地揭发了当时口不离程朱理学，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的极端虚伪性，指出他们不过是“欺世盗名”，借“道学以为富贵之资”“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三教归儒说》）“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表面上自诩要“厉俗而风世”，实际上他们正是“败俗伤世者”。（《又与焦弱侯》）。三、“童心”说的意义 这种理论完全突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藩篱，在思想内容上完全是新质的，闪烁着启蒙主义的光辉，在文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对明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及其理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节公安三袁的“性灵”说 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公安派”打出“性灵”的旗帜，是针对复古派的末流在创作上的泥古格调，在文坛曾引起不小的震动。一、提倡革新与创造，反对因袭模拟——“变”1、“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潰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2、“法因于敝而成于过”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着也。矫六朝骈俪飣餖之习者，以流丽胜，飣餖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3、“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袁宏道反对贵古贱今，他在《序小修诗》中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二、强调抒发真情，不拘形式法度——“真” 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三、崇尚审美趣味，力求摆脱知识义理的束缚——“趣”1、自然之趣 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2、新奇之趣 袁宏道在《答李元善》中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