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定律”：子为储君 母当赐死

“汉武帝定律”：子为储君 母当赐死 “汉武帝定律”：子为储君 母当赐死 　　19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具有铁律性质的警世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的说法只能算是一种温和的描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岂止是腐败?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自然层面上这样评价女人:“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则在政治层面上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 　　如果说这还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叙述，那么有一个人却通过自己曾祖母的实际“案例”深刻认识到:女人一旦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男人。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当刘邦还属草寇之徒时，一个小他20多岁叫吕雉的纯朴姑娘嫁给了他。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当上帝王，吕雉也就一跃成为皇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17岁的长子刘盈即位，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手中。此时，那位原本纯朴的姑娘早已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首先，为了剪除异己，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后毒杀了赵王如意，并进而把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戕害。 　　当历史演进到汉武帝这一代，刘彻黄袍加身皇权在握之际，并没有忘记曾祖母吕后的恶行。于是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一旦确定了皇太子，其生母就必须去死。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垂帘涉政所导致的悲剧再度发生。 　　我姑且称此为“汉武帝定律”。 　　后来北魏也遵守着这一“定律”。所以每到宫中欲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就意味着其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犊去母”现象到了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母后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幸运的女人也就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历史并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免于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加彰显“汉武帝定律”之真理性的还有唐代另一个女人，那就是武则天。与前述吕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后宫妃子、到贵妃再到皇太后，其过程本身的吊诡、充满阴谋和杀戮已提前验证了“汉武帝定律”的防范之必要。 　　武则天把皇太后和高宗的宠妃萧良娣以类似吕后的凶残手段——剁掉手脚投入酿酒的瓮中，说是“令其骨醉”，最终受尽折磨致死。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曾这样悲鸣道:“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苍给予女人禀性中的温厚天良在权欲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而历史并没有由此终结，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她不仅再次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那就是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锐意变法以图强国。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当发现如此下去定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新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地位。 　　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际，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居然在自身难保时还下令把光绪皇帝一生至爱——珍妃扔下井淹死了。而在早些时候有个叫崔得贵的太监因为在与慈禧下棋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匹马”而惹得太后发怒，那个倒霉蛋即刻死于猛杖之下。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苏格拉底那句名言:“强权的基础就是暴力……” 　　西方著名学者G·沃拉斯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这样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如果延伸其意则表明，若以自然层面上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来推断她们在政治层面也会比男性更善，至少从中国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汉武帝刘彻2000多年前已经看透了封建社会“政治中的人性”。 　　“汉武帝定律”至少给我们现代人以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摘自《联谊报》) 学者：汉武帝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是学术谎言 　　核心提示：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符。 　　孙教授说，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是在武帝时期，还是两汉时期，抑或魏晋至明清时期，都找不到真凭实据。武帝是尊儒的，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结果朝廷上下，巫蛊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因此，能说他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本文摘自《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6日，作者：张星海，原题：《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 　　司马迁未提，班固造假，孙景坛教授提出——— 　　西汉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真伪，南京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孙景坛提出异议。他在一篇论文中，一扫陈言，大胆指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说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学术谎言。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之声一直不断。近日，记者就此问题专门采访了孙景坛教授。 　　武帝时的思想转型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孙教授告诉记者：《史记》是这时期历史的铁证，《孝武本纪》虽残缺，但《儒林列传》完整，思想史的大事件、董仲舒传等都在《儒林列传》中，这是唯一可靠的原始史料。 　　《儒林列传》中没有任何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只是说，西汉文、景至武帝六年，思想上是“黄老之治”，六年五月“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这一事件应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无法得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论。因为这里不仅没有董仲舒的对策，“绌”在字面上也不是“罢黜”，而是“贬退”的意思。 　　孙教授说，假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果真存在，那毫无疑问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思想专制，第一次是秦代的“焚书坑儒”，第三次是“文革”，一、三次都是烧书杀人，而唯独这次则无，可能吗? 　　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料依据有误。 　　孙教授告诉记者：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观点的出现大约在班固，成型则在宋代司马光，班固在东汉，司马光在北宋，前者与汉武帝时相差为100多年，是两个时代;后者在时间上则相差更远。西汉是有信史的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对此未置一词，整个西汉文史界也都不知道这回事。班固、尤其是司马光怎么会清楚? 　　孙教授说，中国史学界有两大弊端：一是越原始的史料越没人信。现在许多人研究汉初不信司马迁，信班固;研究上古不信金文，信《史记》。二是越是正史越没人信。研究历史不信正史，信史论，用《资治通鉴》取代史学，《通鉴》是史论，不是史。史学界连史论和史都搞不清，是悲剧。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原始史料支持。 　　支持此说最主要的根据是董仲舒的五经对策，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班固的伪作。 　　现在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者，他们最主要的根据是董仲舒的五经对策。孙教授说，对于五经对策，他的看法如下：首先，董仲舒是汉景帝时的《公羊》博士，不会再参加武帝时的五经(包括《公羊》)博士考试。其次，《天人三策》从考题到答卷，问题大都不能自圆其说。再则，班固用“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做对策结局，不符合五经博士对策的规则。 　　五经博士对策后，第一名要先授博士。班固略去董仲舒授博士问题，是怕露了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授了“双博士”的马脚!《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无法成立。 　　汉武帝时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没有牵涉。 　　孙教授告诉记者，《史记》记载：西汉呼吁儒治，早在建汉之初，陆贾就曾提出过，被刘邦骂了;后来刘邦同意了儒者叔孙通的“起朝仪”。文、景时，虽主要以“黄老”治国，但仍置了《孝经》、《孟子》、《诗》、《公羊》、法等博士，做治国的辅助思想。“黄老之治”出现危机，儒、法双方都蠢蠢欲动，都想取而代之，结果都遭到黄老派的打击：文帝时，儒者贾谊被贬;景帝时，法者晁错被诛，儒者辕固生险遭不测;武帝初，罢法博士，儒者赵绾和王臧被逼死、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被免官。 　　武帝五年，田蚡暗中策动了“置《五经》博士”，但不敢举行考试。直到武帝六年，坚持黄老的实权人物窦太皇太后崩，田蚡复出任相，才正式绌黄老、崇儒学。所以，真正实现武帝时期思想转型的是田蚡，不是董仲舒。 　　把董仲舒扯进来，是《汉书》，班固在《汉书》中不仅伪造了《天人三策》;还将《史记》的“绌黄老”改成了“黜黄老”，一字之差，意思全变了。特别在董传中，他又凭空加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但是，作为史学家，司马迁远比班固伟大，史德也高尚;班固缺少史德，尽人皆知，他还擅改严助的奏章。在这个问题上，《汉书》不可信。 　　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后来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符。 　　孙教授说，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论是在武帝时期，还是两汉时期，抑或魏晋至明清时期，都找不到真凭实据。武帝是尊儒的，但是黄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武帝晚年还酷爱仙道，一心想成神。结果朝廷上下，巫蛊横行，他为此不仅牺牲了太子。因此，能说他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 　　两汉是经学时期，其主旨是尊儒的。但其他学说也并未消失，不仅一直处野地位，而且仍有一定发展，还在政治领域“偶尔露峥嵘”。金春峰先生说：在武帝时期，“道家思想的权威受到沉重打击，但它未被取缔，也没有消绝。不少学者、贵族、官吏，仍然不断地研习《老子》、从《老子》中获得灵感和智慧。 　　除此而外，墨家、阴阳家在汉代一直未遭禁，汉代统治者还是向其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其次，必须指出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众所周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商韩”学说持此主张，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就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据。除“商韩”外，其他学说均不主张思想专制。 　　再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具体至某一学者的头上，也是难以做到的。不妨以董仲舒为例，《汉书·董仲舒传》说，董仲舒治国，满口阴阳灾变，完全像个巫师，并险些丢了脑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董仲舒本人都做不到，怎么能认为汉武帝对此真正采纳并实行了呢? 　　专家简介 　　孙景坛，南京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主要从事孔子、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文化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