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叛) 中文核心期刊
- &d|lS。im∞)
2009年第2期
No.2.2I咖l9
吐火罗语文献释读①
徐文堪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 200001)
【摘 要】1908年梵语学家西格和西格林发表著名论文(吐火 罗语考>,确定了“吐火 罗语”属印欧语西支(kentum语
组),分为两种,并刊布了吐火 罗语 A种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Maitreyasamiti)的几个片断。这标志着“吐火 罗学”
(Toehezology)的诞生。本文对百年来吐火 罗语研究史作 了回顾,概述 了吐火 罗语文献收藏、译释、断代和数字化的现状,
也涉及与此有关的古文书学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问题,并对未来的探索和研究略作展望。
【关键词】吐火罗语;文献;研究史
【中图分类号】H2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9)02—0025—06
有关塔里木盆地存在后来被称为“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的信息首次传到西方世界是在 1892年。这
一 年俄国学者奥登堡(s.F.Oldenburg)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会刊》(Zapishi Vostochnago Otdyleniya
Imperatorkago Russkago Archeologicheskago Obshehestva7.)上刊布了一张用北印度婆罗谜字写成、来自
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Petrovsky)收集品的未知语言写本的照片。次年即 1893年,英国学者霍
恩勒(A.F.R.Hoernle)在一篇谈“韦伯写本”(Weber Manuscripts)的论文末尾【1],对这同一页写本作了
拉丁转写,并对其进行了分析,认出了其中的几个梵文词语。
在这前后,由于英、德、法、俄、日、瑞典等各国探险队在新疆、甘肃等地进行的考古探测,发现了大量
多种语言文字的古代写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用以前未知的印欧语书写的残卷心】,从而开始了欧洲
学者对这些文献的研究热潮。德国学者劳于曼(Ernst Leumflrlr1)1900年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纪录
历史一语文学类>第 4卷第 8期上发表《中亚一种不知名的书面语》(fi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n
Literatursprachen Mittelasiens),刊布了上述第一张写本的照片,并从俄国收集品中找到了另一张写本照
片,进行了讨论。劳氏的转写比较正确,比定了一些梵文词语,后来的研究表明该写本是一种佛赞
(Buddhast6tra)的译文残卷。
霍恩勒和劳于曼研究的印欧语以前不为人所知,所以劳氏称其为第一种不知名语言(Unbekannte
Spraehe I),后又改称为喀什语(Kaschgarisehe),但这些名称又都被放弃了。
继续研究这种语言的当时主要是柏林突厥学家缪勒(F.W.K.MUller)和梵学家西格(Emil Sieg)。
缪勒在 1907年发表了一篇不长的论文《对进一步确定中亚不知名语言的贡献》(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载于SBAW,958—960.),提出依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Mait~rat)的题记,把这种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其他学者如爱沙尼亚的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yon Stall
Holstein)和挪威的柯诺(S.Konow)~0认为吐火罗这一名称应该用来称属东伊朗语的和阗塞语。
①吐火罗学研究应该包括与吐火罗语文献和吐火罗人相关的石窟艺术的研究。但由于笔者本人知识的局限,未能涉及,特此说明。
【收稿日期】2009—01~15
[作者简介】徐文堪(1943一),男,浙江湖州人,编审,四川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亚洲各族
及其语言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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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即 1908年,西格和另一位学者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发表著名论文《吐火罗语考> ,赞同
缪勒的命名。特别重要的是,两位学者清楚地证明了这种语言是印欧语系中独立的一支,分为两种方言
即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并且发现此种地处东方的印欧语有西方印欧语特别是意大利语和凯尔特
语的一些特点,例如,该语言保留了假设的印欧语硬软颚音如 *仨,*客,*曲 的软颚音特征(吐火罗A的
kfint、吐火罗 B的 kante近于希腊语的 hekaton,拉丁语的 centum)。这标志着“吐火罗学”(Tocharology)
的诞生,2009年正好是一百周年。
吐火罗语的发现和译释是20世纪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完全足以与赫梯语和
安纳托里亚诸语的发现与释读相提并论。吐火罗语和赫梯语也有共同之处,如以“r”为标志的中被动
态,这在若干年之后才被认识到。但从总体来说,赫梯学和安纳托里亚诸语的研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较吐火罗学发展得更加成熟,而且由于有历史悠久的亚述学的成果作为铺垫,赫梯学研究更加受到印
欧语学者的关注,吐火罗学的研究要迎头赶上,还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吐火罗语文献的刊布和研究成果的出版方面,自1908年后也有相当进展。1921年西格和西格
林发表了《吐火罗语残卷》(Tocharische Spraehreste),公布了柏林所藏吐火罗语A的写卷并附有许多图
版。1931年他们与语言学家舒尔慈(w.Schulz)合作,出版了 500多页的《吐火罗语语法>(Toeharische
Grammatik)。至于吐火罗语 B文书的出版工作则延迟了,直到 1949年(Tocharische Sprachreste)和
1953年(SpracheB)才先后出版了两卷,其时西格林和西格已先后去世。他们的学生托玛士(Werner
Thomas)在这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L4J。直到他去世前不久,还发表了有关吐火罗语 A<弥勒会见
记》的论文 ]。在法国,印度学家烈维(Sylvain vi)在著名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的帮助下,早
在 1911年就刊布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获吐火罗语文书,至 1933年出版了关于吐火罗语 B即龟兹语
的专集(Frgments de textes koutch6ens)。1948年印度学家费辽~L(Jean Filliozat)刊布了一些医学和巫
术文书。但总的说来,自1953年以来,虽然在吐火罗语语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都有相当进展,但直至
20世纪90年代,没有大量刊行吐火罗语原典。吐火罗学前50年的情况,美国学者蓝恩(G.S.Lane)曾
在 1958年发表的文章里作了很好的概述 J。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者,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丹麦
的裴德生(H.Pedersen),英国的贝利(H.W.Bailey),德国的克劳泽(W.Krause),比利时的顾物勒(w.
Couvreur)、温德肯(A.J.van Windekens),捷克的普哈(P.Poucha),苏联的伊凡诺夫(vjaceslav V.
Ivanov)等,Et本学者如井之口泰淳等也陆续发表了一些Et本收藏的吐火罗语文书。我国的季羡林先生
在上世纪 40年代留德期间,曾在哥廷根大学跟随西格教授认真研治吐火罗语,取得显著成绩。
1975年在我国新疆焉耆出土了 44张 88页吐火罗语 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季先生从上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对全部残卷进行释读,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发表论文多篇,并在
德国学者温特 Werner Winter)和法国学者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的帮助下,于 1998年用英文出
版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同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第 l1卷收入
此书,并加上了中文长篇导论。这是吐火罗学研究史上的空前之举,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众所周知,依据回鹘文题记,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是 自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的,而吐火罗文则
是据印度文原本“编译”的。印度文原本没有发现。因此,利用汉译平行异本和回鹘语本的《弥勒会见
记》来解释吐火罗语本,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季先生在工作中就参考了中外学者关于回鹘文《弥勒
会见记》的著作。还应该提及的是,我国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自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新疆哈
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写本,1978年后,先后用汉文、维吾尔文、德文(与德国同行 H.J.
Klimkeit、J.P.Laut,法国学者皮诺合作)发表、出版了研究专著两部(三卷)和论文十余篇,最近又加修
订、补充,出版了完整的中文版本[8],与季羡林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堪称双璧。季先生曾
一 再指出,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弥勒的著作有两大类:一类是《弥勒会见记》,另一类是《弥勒授
记经》(Maitreyavyakrana);属于《弥勒授记经》一类的汉译佛经为数不少,有存有佚,而《会见记》的标本,
则是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二《波婆离(梨)品》第五十,这在汉译佛经中几乎是仅有的。这两类著
作在吐火罗文写卷中都有,所以西方学者至今往往不加区别。但是,这两类文献毕竟关系密切,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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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互参证。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留学慕尼黑大学的刘震博士在哈特曼(Jens Uwe Hartmann)教授指
导下,以四个梵文本与义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及波斯文译本对校,写成论文《梵本(弥勒下生成佛
经>及其译本对勘》,这是很有意义的。
现存吐火罗语文书据统计总数在7600件以上,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小残片。为数约1500件的吐
火罗语 A写本的主要部分已经发表,但至少还有 640件残卷未经编辑,其中有的非常小。许多值得关
注的吐火罗语 B文书尚待译释发表。收藏地主要是柏林、伦敦①、巴黎、圣彼得堡,还有 日本大谷探险队
所得,现藏于京都龙谷大学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9】。中国北京、乌鲁木齐和新疆各地文物机构也有
一 定数量的收藏品,除前述《弥勒会见记剧本》外,有的已见于公开出版物和图录中。此外还有壁上的粗
刻(graffites)、铭文和木简(现藏龟兹石窟研究所)、钱币等。我国所藏各类吐火罗语文献已经引起国外
学者如德国的瓦尔德施米特(S.Waldschmidt)、施米特(Klaus T。Schmi&)和法国的皮诺等的关注,先后
撰文予以讨论和译释。最近奥地利学者 Melanie Malzahn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u ,收入美、奥、法、荷
兰等国学者撰写有关吐火罗语语文学的论文 10篇,对我们全面了解吐火罗语文献的收藏、研究现状很
有帮助,可以参看。
吐火罗语文献的数字化工作近年已获得长足进展,特别是通过伦敦的“国际敦煌研究项目”和法兰
克福的“TITUS项 目”及柏林德国科学院的“吐鲁番研究项目”,大部分收藏于英、德等国的吐火罗语文
书已经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得,这将大大推动吐火罗学的进展。德国学者吉伯特(J.Gippert)和在德工作
的日本学者玉井达士(Tatsushi Tamai)和乌普沙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et)的 Christiane Schaefer博士
等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吐火罗语文献的断代方面,通过对婆罗谜字母的字象学和古文书学考察
及 C14测定,现存吐火罗语 B文书年代最早的在公元 400年以前,年代最晚的在 1178和 1255年之间;
吐火罗语 A文书的年代约为公元 700年至 1000年[HI。概括地说,约开始于公元 400年,终止于公元
1200年。在婆罗谜字母的古文书学研究方面,L.Sander和近年的 Dieter Maua等学者有突出贡献。
当今的吐火罗学研究,较之赫梯学研究虽有逊色,但并无“曲高和寡”之感。资深学者除上文已提及
者外,如美国的Eric P.Hamp、Douglas Q.Adams(亚当斯,吐火罗语专家,所编《吐火罗语B词典》于 1999
年出版)、J.H.Jasanoff,德国的 S.Zimmer、O.Hackstein,荷兰的孔甫烈(Frederik Korflandt)、A.M.
Lubotsky,比利时的 Lambert Isehaert,捷克的 V.Blaek,波兰的 K.T.Witczak等都在近 20年中有相关论
著发表。美国的Donald Ringe等用计算语言学方法对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进行探索。英年早
逝的冰岛学者J.Himarsson(1946--1992)1987年在雷克雅未克创办了世界上惟一的吐火罗语专业刊物
《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现仍继续在哥本哈根出版。俄国的
Svetlana Burlak、Ilya Itkin,法国的 X.Tremblay,美籍韩国裔学者 Ronald Kim等都在吐火罗语及相关研
究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l引。进入 21世纪,又有较年轻学者崭露头角,如 自2000年起,瑞典的 Gerd
Carling、Et本的斋藤治之、俄国的 S.A.Burlak、荷兰的 M.Peyrot都有专著问世 引。G.Carling正与皮诺
和温特两位教授合作编纂吐火罗语 A词典,现已进行5年,其第一卷即将出版。2008年 8月25日至28
日在莫斯科一圣彼得堡召开了纪念吐火罗语文献译释百年的国际学术会议,我国台湾留法学人庆昭蓉
出席会议并宣读了论文。
对吐火罗语的定名问题的讨论始于 20世纪初年,它牵涉到我国新疆等西北地区古代历史、地理、民
族分布与迁徙、东西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复杂问题-l引,所以至今仍为学者所关注。“吐火罗”在汉语中亦
作“咒怯勒”、“吐呼罗”、“祝货逻”,原是民族名,后转为地名,指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即缚刍河流域,以
今昆都士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缪勒、西格为了证明回鹘文题识中的 twqry就是吐火罗而连续撰
文申述己见[ ]。后经伯希和、羽田亨、贝利、亨宁(W.B.Henning)等卓越学者和我国王静如教授的考
证 ¨,说明缪勒当初的读法有失误,并使许多相关问题得到了澄清。现在多数学者都不反对把吐火罗
语 A称为焉耆一高昌语,把吐火罗语 B称为龟兹/库车语。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① 英国所藏吐火罗语写卷,有不同编号系统,其中霍恩勒部分,列维、西格和西格林、蓝恩、顾物勒等都作过研究,但系统处理这批
材料的是 J.w.Broomh~d,其著作作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1962年学位论文(共 2卷),至今尚未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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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的争论围绕着藏于圣彼得堡的一件残损的梵语/龟兹语双语文书展开【1 。这件文书里
有一个梵语词 tokharika“一个吐火罗妇女”与龟兹语词 kueafifie iscake对应。对第二个龟兹语词有各种
不同解释,但把第一个词读成“龟兹”的对应词似乎是有把握的。这样,就龟兹语本身来说,可以在
tokharika也就是“真正的”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和龟兹人之间划上等号。我们既然已经在回鹘语《弥
勒会见记》中找到了可以与焉耆等同的 twqry,又在此文书中发现把吐火罗人解释为龟兹人,这就提供
了证据,表明焉耆和龟兹两方面都把自己看成吐火罗人。
上述看法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有人认为双语文书中龟兹的 kueafifie指龟兹的读法可疑。更重要
的是,梵语词清楚地指“吐火罗妇女”,而对应的龟兹语词则是阳性或中性名词,这就使任何把这个词翻
译作“妇女”的企图无法成立①。因此,在回鹘文题记twqry与古典文献记载的Tokharoi、Tochari之间没
有明确肯定的联系,这些名称相互之间的类同可能是偶然的。也有学者认为回鹘文题记所指 twqry是
某种伊朗语,也就是说《弥勒会见记》首先从印度文译成伊朗语,然后才译成吐火罗语 A和突厥语。
与此有关的所谓“四 twgr'’(见于古突厥语碑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文献等),是指塔里木
盆地一个带有“吐火罗化”名称的政治实体,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地区说的语言可以论证是吐火罗语,但也
有学者将此与唐代的“四镇”联系起来,其中包括疏勒和于阗,这二者说的都是伊朗语。
关于龟兹人和焉耆人的自称也引起了一些讨论。龟兹王室的汉姓是“白”,有的语言学家认为 Kuci
与梵语、阿维斯塔语中表示“白”、“光辉的”等意义的词同源,但至今没有在龟兹语文献里得到充分证明,
而且常见的龟兹王的名字里都有 Suvarna这样一个成分(即龟兹语的 Ysasse),意为“金”(<大唐西域记·
屈支国》:“近代有王,号日金花。”金花即 suvarnapuspa,《旧唐书·龟兹传》作“苏伐勃驶”),所以并不与
“白”相联系[埔】。至于焉耆语的 .~Lrgi,有的学者认为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 toquz/irsin即“九
ctrsirt”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词来自佛教混合梵语的arya一,转为一种语言时指梵语而非焉耆语。按
美国学者亚当斯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焉耆人的自称更像是许多资料所称的类似 *akfii(阿耆尼)的形式,来自印欧语
的 ake,意为“边缘”、“边界”,也就是说,焉耆地区的人是“边地居民”、“终点之人”,这一类名称在欧洲其
他地区也可以找到,例如“乌克兰”、“莫西亚”(Mercia,原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一个盎格鲁一撤克逊王
国)的语源就是如此。
最后略谈一下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这一问题是与印欧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紧密相关的。
对印欧语和印欧人的起源问题,各国学者已关注多年,但现在还远未解决。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
(Colin Renfrew)认为印欧人起源于中东,安纳托里亚是其故乡,早期农耕者在不断扩张中把古印欧语带
到了欧洲。格鲁吉亚语言学家 Thornas V.Gamkrelidze和俄国语言学家伊凡诺夫有类似看法。与此相
对的是金布塔斯(M.Gimbutas)主张的“Kurgan假说”,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南俄黑海草原②。如果印欧语
的共同祖先不在欧洲,则欧洲语言的洪流中应该有反映基因变化的波浪。但是近年的 DNA研究却表
明此种“农业先导”对欧洲的基因库影响很小,似乎只限于临近中东的地区。另据一项新的基因研究成
果,今天的欧洲人几乎没有遗留多少来自古代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居民的基因,所以很可能当年的农耕
迁徙者已被早先的狩猎采集居民所代替,狩猎人群学会了农耕者的农业技能,但没有把他们的基因流传
下去。此前的研究也证明,从捷克到阿尔泰地区,一直向南贯穿中亚,M17这个标记出现的频率都很
高,“微卫星定位”多样性显示,它最早起源于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所有这些基因数据和种种考古发
现,都证实印欧语最早起源于南俄的假说是可能成立的。现在也有学者把以上两种假说加以折中,认为
欧洲的印欧语源于约 9000年前的安纳托里亚农民,但由于环境与生态的变化,约始于 6000年前的
Yamnaya文化已由农耕转为游牧,并引起了早期游牧民族从乌拉尔以西地区向东方的迁徙和印欧语的
向东扩张。
① 吐火罗语专家皮诺对此另有解释,请参看,见 Indo—Iranian Jouraal,45,2002,311—345. ..
② M.Gimbutas。Primary and secondary homelandoftheIndo—Eumpeans,Journalof Indo—EuropeanStudies13,1985,185—202.美
国学者DavidW.Anthony在茸新薯 TheHorse,出eWheel,andLanguage:HowBronze—AgeRidersfromtheEurasian shp晏d
_Steppe_ the Modem World(P如cet0Ⅱa "d4/o;d:P cet0n University Press,2007)从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诸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著名伊朗学家亨宁曾在其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①中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
提人(Guti)等同起来,假定 Tukri和 Guti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三千纪之末离开波
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过着游牧生活,是即后来中国史书记载
的“月氏”。Gamkrelidze和伊凡诺夫发展了亨宁这一观点,波兰学者 K.Witczak和美国学者 J.K.
Choksy表示赞同并予以讨论。我们认为此说虽富于启发性,但现在还难以证明。
新疆各处的墓葬遗址曾挖掘出许多保存完好的古代人类遗体,其中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约公元前
2000年,多数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②虽然还存在争议,但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些古尸与吐
火罗人的祖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可以设想,原始印欧人约在公元前 5世纪发生分裂,说安纳托里亚语
的部族首先脱离出去,约八、九百年后,说原始吐火罗语的部族约从多瑙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逐渐东
迁,与阿凡纳羡沃(Afanasevo)文化的居民融合,到达萨彦一阿尔泰地区,然后沿额尔齐斯河、阿勒泰进
入准葛尔盆地。这条路线沿途河湖纵横,山川秀丽,克尔木齐古墓群表明这是吐火罗人进入新疆的主要
通道。[1 ]语言学研究表明,原始吐火罗语与芬一乌戈尔语有长期接触,[203这种接触应多半发生在中亚
北部地区。
我国史籍所载的(大)月氏人与吐火罗人有渊源关系,目前多数学者都持肯定态度。最近澳大利亚
学者本杰明(C.G.R.Benjamin)出版了关于早期月氏史的专著【2¨,可以参看。
总的说来,百年以来的吐火罗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学者也为此作出了艰巨努力,取得不少
成绩。但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吐火罗语中有不少来自中世伊朗语特别是大夏语
(Bactrian)的借词【2引,其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我们感到疑惑,应深入研究。又如英国学者布洛(T.
Burrow)早已指出楼兰、尼雅所出怯卢文文书的语言中有吐火罗语成分[23J,亚当斯等一些吐火罗语学者
称之为吐火罗语 C。这种说法能否成立,现在还没有把握,希望继续探讨。至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
的地位及与各种非印欧语(包括汉藏语)的语言接触,也是需要在前人基础上着力研究的。近年来一些
学者采用和借鉴数理统计、计算机科学和与基因测定有关的生物计量学和分支分类学(eladisties)领域
的新进展,从事印欧语系语言年代学和谱系学(phylogenesis)的研究,【2 ]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目前
吐火罗语文书数字化的工作有较大进展,由于其主体部分数量有限(吐火罗语 A约 500件;吐火罗语 B
约3200件,包括洞壁题刻和木简等),如果能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把各国所藏汇聚在一起,编辑和影印
出版一部<吐火罗语文献集成>,那对未来的研究将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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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士宏 责任校对 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