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生活十讲

生活十讲 生活十讲 作者 蒋勋 出版社 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02/14 内容简介 所谓「生活十讲」，其实就是「生活教育十讲」，内容从新价值的建立，到认识自我，再到心灵生活的滋养要件，比如信仰、爱情、伦理、创造力，以及一个圆满的社会为何不能缺少神话与文学。 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商业的富裕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我们很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双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个人，拿钱就可以买到了。可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在容易购买、容易贩卖的过程中，遗失掉了，这个遗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难题。 小时候，我们会为了一本同班同学忘掉的笔记本，翻山越岭渡过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时候淡水河桥很少，我要绕很远的路，从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桥那一带，然后走过大桥到三重，到同学家，现在那个记忆很深……我的意思是说，「难」绝对是生命中幸福的开始，「容易」绝不是该庆幸的事。 我们应该是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的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的做自己。 信仰最有价值的力量就是实践，在佛教经典中说「行深般若般罗蜜」，「行深」这两个字就是强调实践。单单成为一种知识没有意义，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衭，甚至是一种「知障」，因为有知识就会卖弄，会被知识牵绊，反而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生活在土地当中，很自然的就会有信仰，会认为「我知道的，我就要去做」。 作者介绍■作者简介 蒋勋 一九四七年生，福建长乐人。 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后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一九七六年返台。 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现任《联合文学》社长。 着有生活论述《孤独六讲》（本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荣获2008台北国际书展大奖、2007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2007诚品年度top100畅销书榜）。 艺术论述有《美的沉思》、《徐悲鸿》、《齐白石》、《破解米开朗基罗》、《天地有大美》、《美的觉醒》、《肉身觉醒》等；散文《岛屿独白》、《欢喜赞叹》、《大度．山》等；诗作《少年中国》、《母亲》、《多情应笑我》、《祝福》、《眼前即是如画的江山》、《来日方长》等；小说《新传说》、《情不自禁》、《写给Ly’s M》、《因为孤独的缘故》、《秘密假期》等。 本书目录 第一讲 新价值 第二讲 新官学 第三讲 新伦理 第四讲 新信仰 第五讲 谈物化 第六讲 爱与情 第七讲 情与欲 第八讲 创造力 第九讲 文学力 第十讲 新食代 序「生活十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警广主持了一个名叫「文化广场」的广播节目。 每星期一次，大约一个小时，谈一些与文化有关的现象。 我当时在大学美术系任教，但是不觉得广义的「文化」应该局限在狭窄的艺术范围。相反的，社会里许多与人的生活有关的现象，常常比艺术更反映出文化的本质。 我把一星期接触到的社会现象做话题，也许与食衣住行有关，也许是社会一个谋杀案件里看到的伦理或爱情关系，也许是价值体系里不容易觉察的保守性与堕落性，往往不是呈现在上层的文化礼教中，却点点滴滴透度在生活不知不觉的行为之中。 这个节目一做十年，得过金钟奖，随着警广交通台的路况实时报告频道，成为全岛无远弗届的收听节目。 十年的录音，收藏在警广的仓库，当年负责录音控制室的翁先生因肝病去世，我也中止了这个节目。 许多年后，有做公益的朋友找出录音，制作成数字光盘，我授权捐给监狱的受刑人，使我常常收到狱中的信，告知他们在寂寞困顿中从声音得到的安慰。 二○○八年初联合文学的玉昌、晴惠谈到他们家多年来保留的一套录音，询问文字整理的可能。 我对过去的东西没有太多眷恋，船过水无痕，不想再听，也不想再看。但是一年中，玉昌、晴惠真的整理出了这本《生活十讲》，我没有太多话说，只能说：谢谢！ 希望当年谈的事件现象，无论多么混杂浊乱，十年过去，在一个崭新的世纪，能够沉淀出一种清明。 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蒋勋于八里 第一讲 新价值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错愕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我都教过。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 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平常她没有这样的准备，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我称她为“无所措手”族，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说的“好学生”，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它。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我听过很多明星学校内发生的人际关系，包括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拒绝联考的小子》，就已经指证出明星学校内，为了考试、拿高分，同学之间如何斗争，如何去伤害别人。我听过太多这一类的事，也隐约感觉到考试导向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孩子会发生很可怕的事。 而这些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就是我们受的“恶果”。 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解答 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大概国中一二年级，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那几次考试的结果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学生、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 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我们评断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坏孩子，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断一个好学生、好孩子，也是用分数，却不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法律系的高材生不表示不会犯罪，他可能熟背法律条文，了解各种法令，可是对于“什么叫做罪？”不一定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高等学府的法律系学生为了购买手机，在电梯内抢夺女孩皮包”这样的新闻。 自由是什么？罪是什么？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去伤害别人？我记得新闻出来时，所有的朋友都在说：“想要手机，我送他一只嘛，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呢？” 这只是提醒我们，知识完全不等于智能，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PUB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其实都比他聪明，比他更懂得人性上的复杂。当他忽然发现掉入一个自己最没有办法处理的世界时，已经来不及了。 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都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因为他们可以考到那么好的学校、读那么好的科系。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 这几年来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小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譬如说，大学开始教艺术欣赏，却没有适当的师资，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形式。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经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孩子，他们大概都是大一的程度。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系的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的目的也不是要他们画得好，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地看自己。 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连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后来母亲醒来，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妈妈对他们很好，最后是这个孩子动手。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他都不了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可以无动于衷。 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 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过程中有人跑上台，拿卫生纸给说到伤心处的同学，我问他：“你觉得你的同学，这时候只需要卫生纸吗？”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坐在朋友旁边，听他把话讲完。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因为我不能让他们的话不讲出来，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听过这些话吗？没有。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 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你说这些学生，会无端端地跑到辅导室去做心灵的告解吗？挂一个辅导的牌子有什么用？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一切都在商品化 所以我们提到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以电视节目来说，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会不会卖？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买卖”作为价值判断。社会在制造商品，人也变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费化的鼓励中，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是做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 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经过商业化的包装，譬如某位“部长”和一个穿着原住民衣服的人，站在一起倡导族群融合，譬如选举活动的设计让我们不管他当不当选，都觉得难过。 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 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而那些令人错愕的事也会继续发生。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会看到什么好消息，照这样走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物质消费成了共同价值观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距今约两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 因为把大量的工人找来，就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生产之后，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如果没有消费，货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养不起这么多的工人，工厂就会倒闭。基本上，消费生产是一个连锁的机制，一开始不见得不好，生产、消费，刺激更多的生产，就有更多的消费。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一年生产出五千辆车子，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一直到一年生产五百万车子的时候，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原本不需要购买的消费者购买。 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为什么要买这块面包？为什么要买这部车子？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譬如在前面提到的新闻个案中，那位大学生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只手机呢？以前我们说，实在饿得没有饭吃了，只好去抢钱，这还值得同情，因为那是最低层次的选择。可是今天很多的抢劫事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连犯罪这件事情都被物化，堕入消费循环中。 知识分子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鹤。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以人为本的教育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很少人能逃过物化的影响。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尤其又卡在一个考试升学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如果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制度，就没有办法去扭转孩子的观念。 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 我不敢讲这个话，因为要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他的父母、他的学校、他的同学、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时候要谈人性、谈文化的根本，真的非常困难。 俞老师教我们时，我们的学业大都完成了，所以在那边上课时，我们有一种自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辞掉大学的工作，宁可去教一些社会人士，因为他们没有考试的压力，我可以畅所欲言。今天连在大学都很难，后面还有一个研究所入学考试。我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想考研究所，学生很好教，但是现在，几乎每个人一进大学就在想研究所，连选课都会注意这一个老师是不是研究所的老师？凡事以考试为导向，升学为目标，若教育体制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他们会愿意谈人性、谈艺术、谈文化吗？ 可是，有一天他会发现他需要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如此，毕业后在画廊工作，画廊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他才发觉自己美术史没有学好，所以花很贵的学费重新回来上我的课。他绕了一大圈，还是回来了。 我想，在体制不变的状况下，我拉着学生来谈人性、谈美学，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会等着，等一个他们愿意听我说话的时机。 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我在初中就从体制中出走了，高中联考也没有考取，但我不觉得自己现在是失败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的说，这么做很危险，因为孩子要面对非常巨大的价值压力，很可能会崩溃、变坏、扭曲，真的要非常小心。我自己在教书的过程中，若是很确信要带这么一个所谓「叛逆」的孩子时，我会长期跟他保持联系，让他这条路走得更稳，让他更有信心。这才是教育真正应该要做的事。老师一定要是人师，也永远要以人为本；教育本身就是人的关心。 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们也会是很安静的。其实俞老师的时代，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忧伤的时代了，可是，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妹妹俞大彩，也都是一等一的院士。前国防部长俞大维虽然是世界有名的弹道学专家，可是你听他谈起古学，也是非常精采。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的吧。 欧洲的精英分子不少也是这样出来的。法国当代作家尤瑟娜（Marguerite Yourcenar），她是贵族出身，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但是她在一个很人文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父亲就带她看书、鼓励她写作。当然，现代家庭恐怕很难不把孩子送进学校在家教育。可是重要的是，教育不能够只求量，不求质，学校不是制造商，让学生一批一批得到文凭毕业就好了，还是要关心人的问题。即便是在这么一个物化的体制中，学校老师受限于许多的政策，至少要抱持着一种想法：能够关心几个就几个，做到自己的最大能耐。 倾听孩子的心事 教育不是在教书，事实上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 当我让孩子画了自画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而痛哭流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份救人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内心里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么的严重，因为他们讲出来了，因为他们哭了，他不会走错路。 有的孩子告诉我，只要能不回家，他一定不要回家。这句话如果让他的父母听见了，一定会吓一跳。 事实上，这群孩子的父母正好是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一代，当他们在努力创造经济奇迹时，对于孩子却疏忽了关怀。所以这些孩子不是为反叛而反叛，他们是在反叛某一种程度的冷漠与疏离。 很多父母与教师真的忽略了一件事，他们所教育对象不是一个物品，是一个人。你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在孩子的一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你的一点点关心，也会改变孩子的一生。就像那次自画像的活动结束后，学生们抱头痛哭，我走过去揉揉他们的肩膀，我相信他们会感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忙成这样子？没有时间停下来倾听孩子的心事，没有时间揉揉孩子的肩膀。 最让我惊讶的一次是我在大学担任系主任的时候，一个女学生不见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上课，我打电话给她妈妈，她说：「我生意好忙耶，我把小孩交到你们学校，就是你们要负责，你们还要问我？」 我听了真的吓一大跳。 我的父母不是这样的父母，他们是不必等学校老师通知，就常常跟学校保持联络的。所以我不懂现在的父母，为什么七天不见孩子，还能忙着做生意？ 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长期以来不被注意、忽略的课题，这个「果」已经显现在报纸上那些怵目惊心的事件中了。我们冲得太快，没有办法一下子剎车，但可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做，让物质的东西少一点，让心灵的空间大一点。 第二讲 新官学 老子一直在讲“空”，他说我们之所以能用杯子喝水，因为杯子是空的；我们能住在房子里，也因为房子有空的部分。最重要的不是“有”，是“无”。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而肚子饿很久的人，他在品尝食物的时候，就会得到好大的满足与快乐。 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即使是杀人他都没有感觉。他已经被物质塞满了，他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所以他很痛苦，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人有时候也很奇怪，会倚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 譬如说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营养也不好。但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壮硕，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特别有信心。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譬如说我虽然很矮，可是我在另一方面很高大，可能是在心灵方面，或者精神方面，或者有某一方面特殊技能。我很期盼有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文化出现，让每一个人有他自己不同的价值。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东西？残废就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过去的残就是废，就是没有用的人，但现在发现他不是，他可能有其它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最大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英文分数、数学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它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 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入口袋，那才实在。” 所以，价值的单一化，是我们所担心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物化。 “够了”的快乐哲学 许多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BMW，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 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塔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吧！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静静的，不想去惊扰别人似的。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他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说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 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爱国文课的人，几乎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的国文表现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我的数学不好，国文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几年有机会跟高中国文老师接触时，我吓了一跳，我们的国文教材从我读书时到现在，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的孩子还是在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我一直希望在我这一代就结束的文章。而庄子的蝴蝶梦则还是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 庄子的蝴蝶梦是一个伟大的潜意识，在主客位的转换跟交错里，可以不断开发出新的文学经验，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这个典故有关，教科书怎么可以没有这一篇呢？那么当孩子读到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时怎么办？ 在某一个时代为了要训练一个人有绝对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须要有《正气歌》或《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的教材，但是这些东西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会让人痛苦的。我要很诚实地说，我在初中、高中时活得很不快乐，常常觉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会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人，因为所有伟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这件事，而且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死。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也很美、很感动我，但是后来让我更感动的，却是一个学生读完后问他的老师：“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师回答他：“你当然可以不死。”这个学生又问了另一句话，他说：“那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国文教学继承了一个大传统，这个大传统在今日社会急速转换的过程中，当然会受到挑战，但大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质疑。当我们在读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时，那真的是一个悲壮的美感教育，是忠君爱国理想的极致，这是一个大传统，可是，是今日社会需要的吗？为什么美感都要走向悲壮的刑场？有没有可能让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片茂盛的森林？ 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 一个好的文化 范本 协议范本下载族谱范本下载临帖范本下载公司章程范本下载监理月检范本下载 ，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启蒙。就像那位学生问的：“可不可以不死？”当“可以死”、“可以不死”是成立的时候，思考才会有平衡。在司马迁的时代，还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好像唯有死能成为戏剧的终结，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 美感教育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改变，在一个受欺凌、受压迫的环境中，反弹出这样一个东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这个欺凌和压迫应该是不正常的，如果假设下一代不再有这样一个压迫的时候，是不是要持续这种教学？会不会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譬如后来编入国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当“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明史是我最不敢读的一段历史，太监、锦衣卫压迫知识分子到一种惊人的地步，他可以用沙袋，把人压到全部内脏从嘴巴里吐出来。但是知识分子反太监，却不反皇帝，他明明是个昏君，放任锦衣卫去凌虐大臣，这个君应该要被质疑，可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知识分子在濒死的时刻，还要去拜那个君？而我们还要在教育系统中，让下一代继承这样的愚忠吗？ 官学阴影尚未解除 明朝万历年代，在徐渭、张岱的晚明小品里面，已经有一点启蒙运动。他们提出了性情，提出了诚实，提出了对自己生命的忏悔。最有趣的部分是徐渭、张岱都有写墓志铭的习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所有人写别人的墓志铭都吹捧到完全作假，所以他们就自己写自己的墓志铭。张岱的墓志铭是我最感动的，他写他自己好美婢，好娈童，然后近冥亡之际忽然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那种悲凉……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鲁索《忏悔录》的形态，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太敢面对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去维护一个作假的官学传统？ 教科书开放多元化，没有一致的版本，是一个进步，但是它把官学的权力释放后，并没有开出各色不同的花朵，开出来的花还是很接近，也就是官学的阴影还没有完全解放。现行教材中，可以提供思考的文字还是非常少。 当我读到梁启超的《心灵论》时，发现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东西，是作为一个现代国民、世界公民的概念，他引述东西方经典，建立一个开阔的世界观，他认为，如果不经过改革，我们将会失去世界公民的资格。梁启超在五四时代就提出这样的见解，可是到现在我们仍然做不到，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现在比五四时期要开了倒车。 在本书后面第六讲谈到神话的起源时，我特别强调，神话本身是一个起点，因为神话里面包含了幻想跟科学，这两个看起来极度矛盾的人类创造力——科学是一种创造力，幻想也是一种创造力，并都以神话为起点，就像一颗种子，很适合放在低年龄层的教科书里面，让孩子能保有这两种可能性，将来他可能会走到比较理性的科学，也可能是比较幻想的艺术。重点是，我们必须准备好这颗种子，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栽种。 不知道一般人会不会同意，在某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老子和庄子的东西，启蒙性是比儒家的东西还要大的，因为孔子已经定位在人了，可是老子和庄子是定位在天，天本身是比较接近神话的。我很喜欢庄子讲的“浑沌”，浑沌是一个不清楚的东西，当浑沌从不清楚到清楚，其实就是创世记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孩子读到浑沌这个寓言，想象一团庞然大物，像微生物，也像生命基因那种胞胎的存在，或者是草履虫、变形虫的形状，因为浑沌是没有定形的，我们的生命都从浑沌来，后来有人说要感谢浑沌，要给它七窍，每天给它一窍，七天以后，浑沌就死了。这和《创世记》的七日创造天地刚好相反，耶和华是七日之后越来越清楚，庄子的创世记则是七天以后，浑沌死了。 庄子的意思是，只相信科学，人最后就会死亡，应该要有一个对浑沌更大的理想，就是现在说的不可测的理论，或者黑洞理论，或者“测不准原理”。在台湾学理工的人会讲“测不准原理”，却不知道这个西方理论根本就是在讲“浑沌”。西方科学已经发现科学的极限，发现科学不够用，反而是老子、庄子有很多思想是非常近于尖端科技的观念，而像作曲家约翰·凯吉（JohnCage）这些在西方受高科技影响的艺术家，也都在讲老子跟庄子，他们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发现里面有最了不起的观念，如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其实就是更符合于今日科学的态度跟方法。 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商业的富裕提供了物质上的满足，我们很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一双鞋子、一件衣服，甚至一个人，拿钱就可以买到了。可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在容易购买、容易贩卖的过程中，遗失掉了，这个遗失的部分恐怕就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难题。 小时候，我们会为了一本同班同学忘掉的笔记本，翻山越岭渡过淡水河送去他家，那时候淡水河桥很少，我要绕很远的路，从延平北路、迪化街，一直走到今天的大桥那一带，然后走过大桥到三重，到同学家，现在那个记忆很深…… 我的意思是说，「难」绝对是生命中幸福的开始，「容易」绝不是该庆幸的事。 我的学生说他们要找人上床真的好容易，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爱好短浅，我好高兴我那个年代这件事是难的，所以会有渴望、有盼望、有期待，所以到最后有珍惜。 我家里有很多破鞋子，朋友来看说，这个起码已经十年没有穿了吧，我说对，他说那还不丢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丢不掉，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释，因为它里面有记忆，它不只是一个物质。这些鞋跟我的脚已经发生了一种每天一起走路，走过长长一段过去的关系；同样的，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他的身体在衰老，可是你会知道他衰老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不会轻易离开。我常常听到学生跟我讲他们的苦闷之后，我一方面悲悯，另外一方面对自己有好大的庆幸，庆幸我没有活在他们的时代里。我知道他们的苦恼在哪里，可是我真的也无法为他们解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不可能多一点盼望、多一点期待、多一点珍惜？ 可是所有的物质、关系都真的太容易了，叫他怎么珍惜？他知道永远还有机会要很多其它的东西。 ＊ 很多朋友对我说，好羡慕你演讲的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就把唐诗宋词背出来，我说你不要羡慕我，那是小时候被爸爸惩罚，做错一件事，就罚背一首诗，是这样背出来的。可是，我当时所受的管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好的教育，现在的孩子一不能体罚，二不能强迫背诵，要用理解的方式。所以可能在他记忆力最好的年龄，没有去记一些东西，长大之后，就没有文学的库存。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两面，有正面有负面，有优点有缺点，我们常在改革的过程中，把过去所依循的负面缺点放大，不思考正面优点，等改革过来以后，又只看到新制度的正面，没有看到负面，因而变成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直到下一次的改革。 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思考。 第三讲 新伦理 与南京相比，台湾是更边陲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要思考什么是该选入教材的“经典”时，选择就不会只是现在认知的汉语经典，汉语应该也要包括河洛话、客家话吧？原住民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台湾割让日本期间，如赖和、杨逵这些作家，用日语创作的作品是不是经典？在那个时代，他们接受了一个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他们的官学，他们讲日本话，又用日本话写了像《送报夫》这种抗议政权压迫的文章出来，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中文阅读吗？ 这些问题是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代表的是挑战，其实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要不断接受挑战，不接受挑战，就不配叫经典。很多人不敢批判经典，我却认为，经典文学本来就不是拿出来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锤百炼”的。像《诗经》、《楚辞》这样的经典，也是经过一再的挑战，譬如说蒙古人入主中原时，蒙古人为什么要读《诗经》？里面描述的内容又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但是《诗经》还是被传承下来了，它通过挑战了。 我觉得台湾尤其适合去挑战经典。我举美术史为例，当我们说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经典时，没有人会怀疑，可是如果我问日本殖民时代的画家陈澄波是不是经典？这就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日本殖民时代这样一个画家，他对台湾的经典性简直跟范宽在北宋建立的经典性是相等的。当我们在台湾，可以去讨论两者的并存性，可是如果是在广东、在南京，就没有机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台湾你会为他争辩，在大陆没有人会为他争辩的，这是创作者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性，也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部分。 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官学不是不好，不好的是*的、压迫性的官学，牢固到让个体根本不敢承认他本来就存在的个性，譬如夫妻伦理是一种官学，如果我们只承认这一个系统，而排斥同居、同性相恋，就是一种压迫；如果为了维护这个伦理，夫妻之间互相装针孔摄影机以监控对方，这就是一种*，而这种官学真的已经不必要了。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美丽少年》（由独立记录片工作者陈俊志所拍摄）这部电影时，很不习惯，我觉得这些孩子怎么这么……无聊？抽烟、染发、变装，一点都不美。然后我发现，这就是我的“官学”，我要一个美的东西，我可以接受同性恋，但是是像邱妙津（《蒙马特遗书》作者）那样的书写，当我看《美丽少年》时，我便觉得要谈同性恋应该要谈得美一点呀，怎么这么不美？ 事实上这就是我的官学了，我已经受到限制，而且还很强烈。当我觉察到这一点时，我开始很高兴有年轻一代拍出这样的电影，他们已经跳出同性恋要悲壮牺牲的框框，他们很开心，他们不要再哭哭啼啼，主角很快就在学校里跟大家讲自己的身份，甚至片中的那个父亲，还可以每天开着货车去接他那个扮演反串秀的儿子回家，我觉得这个爸爸的官学比我少好多。 我们都是已经很能够反省自己，很能够调整自己的人，可是在官学系统中，还是不免有一些阴影。譬如我们会觉得生活在边缘的人应该是受苦煎熬的，当我们忽然发现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时，正好就是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官学不对了，要再调整了。 对我而言，《美丽少年》是一个新的神话，在我的年代不能想象这些孩子能这样活着，然后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当我把电影看完后，发现生命里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很感谢这些东西，他在帮助我成长，像我这样一个很容易变保守跟僵化的年龄，还可以有机会继续成长，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 我也在电影里看到了古老的神话，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神被处罚，每一次*完就会变一次性别，所以在卢浮宫里，我们就会看到有具备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的神，因为他被惩罚了。在《美丽少年》中，也用了这个潜意识，谈到了性别跨越的问题。 柏拉图也谈过，人被分开来后去寻找自己另外一个有缺陷的部分，人和动物不同，动物的性是一种分泌，在某一个季节分泌出特定的物质，才有性的部分，而人的分泌与动物不同，可能是念一首诗，可能是演奏音乐，所以是超越性别的。柏拉图把*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殖的*，一种是精神的*，动物的*才是需要分别雌雄，而精神性的*只需要一个精神上依恋的对象，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台湾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讨论，我想，如果能跟他们坐下来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很多这种事。只要不用我们的官学思想去压迫，他们一定会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2） 我们在看很多社会事件时，会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一个加害者，一个受害者。可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于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观点之外，还会有道德、文化、宗教观点，任何一种观点的偏废，都是不好的。社会本来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让人类的文明变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样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将它们分开。没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没有对人关怀的法律。法律是为了什么存在？是为了关心人，它的本质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再怎么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这是不得已。我们今天看到一个重刑犯伏法，很庆幸地说，这个人十恶不赦，被判死刑活该，也觉得制定这样的法律会对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实际上，法律没有办法制止任何东西，这种报复性的法律就是没有文化的法律。 当众人在指责一个人的“恶”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恶意是在众人之中，而且众人的恶意是杀人的动力，大家都急于要把一个人判死刑、要他死，这是很恐怖的。但我们的媒体不会去检讨这样的东西，甚至去“伪善”，我觉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是内省的，不是向外指责。一味地向外指责时，他就没有能力去解读更多的东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体煽动。 话说回来，民众很容易被煽动，也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受教育的过程中，或者打开电视广播媒体时，会发现大部分的声音都是在煽动。男孩子在青少年时期看了多少媒体播放的*片，让他的情欲只剩下雄性动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欲过剩时，他想到的发泄方式就是去强暴。那么在大众指责他时，是不是也要连带一起检讨媒体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电玩游戏中打打杀杀，让他把暴力视为理所当然，而在一气之下动手杀人时，那些真正杀人的、为了赚钱、为了商业利益所设计出来一套一套的电玩游戏的人，也应该被检查、被声讨。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 我觉得，很多新闻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大众，因为这些事件会层出不穷，在这个社会里一再发生，今天是在别人身上发生，谁知道下一次会不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它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东西，我们都是受害者。 这时候光靠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更大的果报在后面等着我们，当人们没有内省能力，忙着指责别人时，他迟早会用不同的方式杀人，甚至法律也是在杀人。 内省能力需要教育，并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没有引带出个人的内省能力，最后却要求他自省，我们就是杀人凶手。就好像我们读到报纸上写，杀人凶手看到对方死掉还会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可是他在电玩游戏里，不就是如此，打到一个人死掉，他当然微笑，因为他可以得分、得到奖赏。 我们不可能不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东西，全世界都是如此，因为里面有商业利益，有利益就会有人做，包括*影片，包括暴力游戏，就是因此而广为流传。 如果我们用“因果”的概念来看这些问题，要改变“果”就要改变“因”，如果我们对于“因”无能为力，这个“果”也是理所当然。 我们需要对“因”的觉悟，当看到那么多那么可怕的灭门血案、强暴案、凶杀案时，不是事不关己看过就算，也不是捧着八卦杂志从中得到亢奋的*；我常常觉得事件发生时，围观的群众本身都在帮助血案凶手，用残酷一点的话来说，好像要吸血才能活着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生活很单调很无聊，所以他把伤害事件当做一种刺激，没有任何反省与自觉。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3） 我觉得那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残酷。 而背后巨大的因果是，什么样的人选出了什么样的民意代表，什么样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法律推动什么样的社会；个人与这个巨大的因果链或许难以抗衡，或许会有很深的无力感，但我们仍然愿意用一点点的演讲，一点点的书写，一点点的影响力，去对抗电视一打开看到的肢体冲突、粗俗咒骂，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因，我们自己也在这个果报当中。 台湾人因为多次面临政治的更替、社会的转型，基本上是被压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点，容易被煽动；因为容易被煽动，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因果，并且造成文化层次的断裂，而不同层次的人也很难互相沟通。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质的问题，但这个部分不是今天靠着两句口号，要提高人民素质就提高，还是要用大量的媒体去发生影响力。我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愿望，就是希望进入媒体，感化媒体，却发现进去的人全部阵亡。有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离开媒体，他说他爸爸很生气，因为儿子在那个媒体做事，让他觉得好骄傲。但他自己却痛苦不堪，因为他觉得每天要处理那些新闻，已经让他整个生命都扭曲了。 我从他的声音听到，他已经虚脱了。他每天辛苦采访，可是新闻播出来时，他自己看了都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跟他在学校学的新闻规则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还有感觉、有人性的学生，所以他在那样的地方会有冲突，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来，再做几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会开始认同。多少和我同年龄的朋友，在媒体工作，都已经是主管级了，他们就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电视台都在争收视率，他们没有做错。 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人会更清楚，因为我们童年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时候不快乐。很多人说那是经济贫穷的年代，我认为是绝大的误解。我不觉得那时候“穷”，那时候有一个这么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里可以看到那么多种的生物，那时候的人有丰富的生命，也有丰富的人性。 由大国操控的意识形态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我一直认为台湾基本上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加工出口处，本身没有自主性的经济，而是由大国操控，早期是苏联或是欧洲，现在则是美国。这些强国把订单丢给台湾，台湾就以其廉价劳力来生产，赚取酬劳，因此变得富有，却也失去了自主性。近几年来，台湾的电子业比较兴盛了，却还是受制于国际市场，就是说美国一打喷嚏我们就感冒了。 一般而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几个地区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马首是瞻。比如说电影《泰坦尼克号》关我们什么事？可是经由美国巨大的好莱坞经济体制，它可以营销全世界，成为一个梦想，一个伟大的、感人的东西，其实这是意识形态的倾销，最后我们就会接受，就像现在穿衣服的方式、吃东西的方式，甚至谈恋爱的方式，都已经跟第一世界一样，我们也用这个意识形态去面对很多生命现象。 事实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从物质的不自主到政治、经济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不自主。 生活十讲 第二部分 新伦理（4） 相反的，伊朗也是第三世界，却在这几年用激烈的力量去对抗第一世界。我们在台湾报导*教国家的信息，常常是翻译自美国新闻，对于*教国家的印象，就是*、野蛮、恐怖分子很多，我们并不知道像伊朗这样的*教国家有什么样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受到什么样的屈辱，只知道在*教文化中，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太太，我们透过美国人的转述，觉得这个文化很落后，就是屈辱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族群生态。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认真思考，伊朗之所以为伊朗的原因。 伊朗导演阿巴斯（AbbasKiarostami,1940—?）的电影，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尤其在台湾这么快速、这么讲求物质的社会里，实在更应该安静地去看看阿巴斯的电影，像《樱桃的滋味》（ATasteofCherry）。阿巴斯是留过学的，他也有受到第一世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里有一幕是导演要一个女孩说“我爱你”，这个女孩是临时演员，前面台词都没有问题，每到那一句“我爱你”时，她就讲不出来。导演说，你怎么搞的，你现在应该讲这句话。女孩说好，可是开麦拉后，镜头对着她，她还是讲不出来，就这样重复了二十几次。那部电影很奇怪，我想没有耐心的观众大概看不下去，我第一次看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导演怎么会一直重复，那个女孩也一直重复，为什么这么一句简单的台词，她都说不出来？让导演简直是气死了。 最后有人把导演叫到旁边说，这里的女孩子不可以跟男人讲这句话，因为她还没结婚。虽然导演认为他是在拍电影，它并不是现实人生，可是对一个*教信仰的女孩来说，她就是说不出口。 阿巴斯要说的是一种信仰，不是因为拍电影，就什么都可以放弃，要*服就*服，要船沉之前拉美丽的小提琴曲就得拉，那是意识形态的包装。在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惨剧发生时，有人拉着小提琴吗？会感伤、浪漫到这样的程度吗？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受到意识形态影响，却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台湾也有一些自觉的人，在电影界里像是侯孝贤、蔡明亮，都是我很尊敬的，他们努力地让台湾有自己的身份，让全世界知道原来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地方，有两千多万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活着，一点都不虚假。 生命中幸福的开始 我自己曾坐在佛罗伦萨的亚诺河畔，思考着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写下了《叫做亚诺的河流》（收录于《写给Ly'sM》，一九九九年联合文学出版），我思考着这座城市很多的前因后果，这里的人经过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承受宗教对于人的压力，一种禁欲、对欲望的不可讨论，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宗教的禁忌中挣脱，去确立人的意义，开始画人。在前一千年中是不可以画人的，因为人没有被描绘的价值，但从那个时期开始，他们开始面对身边的人、开始去描绘，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蒙娜莉萨坐在那边微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肖像画而已，它标志着一个人可以被当****看待的意义与价值。 我坐在那条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