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轉變

國家發展研究 第四卷第一期 2004 年 12 月 頁 121-150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的轉變： 文化演化論的理解 黃春興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台灣‧新竹 方壯志 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武漢 收稿日期：2005 年 6 月 1 日 接受日期：2005 年 9 月 30 日 中文摘要 「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和政治事件息息相關，因為它是實踐馬克思社會 主義的指導理論。由於馬克思理論缺欠實踐部分，而 1950 年代作為經濟計畫指導綱領 的蘇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宣告失敗，中國大陸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從試誤過程去 尋找社會主義的實踐理論。本文發現：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學在 1979-2003年間的變革呈 現出文化演化理論所闡釋的特徵，包括非預期的結果。 關鍵字：政治經濟學、文化演化論、經濟轉型、蘇俄教科書 JEL分類： A20, B53, P26, P30 壹、前言 中國大陸在 1979年經濟改革之前仿效蘇聯的計畫經濟體制，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 部分》（以下簡稱SPE）為社會實踐理論和政策指導，藉著全面的經濟計畫嚴格控制社會。 隨著改革開放，私人企業活動逐漸取代經濟計畫，造成經濟活動和SPE的指導脫節。之後， 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大量引入和翻譯，SPE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傳統地位受到威脅。1 SPE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理論為研究核心，強調從唯物論觀點看待社會，以社會 結構的整體制約去分析個人行為。2 其研究目的除了要發現社會經濟運動的規律和預測經濟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變遷外，也帶有改造社會和發展經濟的任務。3 由於它是經濟學各分支科學的先修課 程，故也就稱為「經濟學」。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第一次轉型到社會主義時是以SPE作為指 導和實踐理論；4 那麼，在這次的經濟轉型中，SPE是否依然扮演著相同的角色？我們也 想知道：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年代，西方經濟學是如何突破銅牆鐵壁並威脅到SPE的生存？ 再者，中國大陸曾借重東歐諸國的修正經驗，為何卻走上「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簡單地說，由於蘇俄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以下簡稱RPE)在作為實踐理論上被證明失 敗，中國大陸的實踐理論就和經濟改革一起展開「摸著石頭過河」的試誤 (trial-and-error) 過 程。在過程中，她先脫離RPE的影響重新「回到馬克思」。1979年後，探討不同集體所有制 的SPE教科書紛紛出攏，一方面爭奪教科書市場，另一方面也呼應著不同集體產權制度的改 革嘗試。5 由於SPE和政治之間的特殊關係，教科書市場和政治市場幾乎同步發展。如果中 國大陸的試誤過程不受外界影響，將如奧地利學派 (Austrian Economic School) 所論述地， 她的政治制度和教科書的發展模式將難以預測。由於改革目標明確地設定在融入西方市場經 濟，不同的產權制度便在試誤過程中逐漸朝向私有制發展和收斂，是故，在這演化過程出現 的各種制度形式或教科書內容若說「有中國特色」，其意義就不能從字面去理解；相對地， 我們發現「有中國特色」在政治操作上的意義是：在轉型過程中允許一個形式上不違背社會 主義的競爭市場。6 只要該特色繼續維護，即使在當前政治市場仍封閉之際，西方新政治經 1 這現象導致 1995年引爆的「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之爭論。中國大陸的學者對此問題已發表甚多的 精湛著作，幾乎涵蓋各層面的問題，也提出不同見解。相關的文獻請參閱于光遠與董輔礽 (1997) 收錄的 文章。 2 1859年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出版。1867年，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出版 《資本論》(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一卷，確立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早在 1843 年，恩格斯就出版了《國民經濟學大綱》，嚴厲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過世之後，恩格斯整理他的手 稿，十一年間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這些著作，加上學者們常提及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兩人合寫的《共產黨宣言》等著作，構成 SPE的核心經典。 3 林崗與張宇 (2003) 認為SPE研究「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決定的社會經濟運動 的規律，……試圖對人類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趨勢作出科學預測、為人民群眾改造社會的實踐提供正確的 理論指導、以建立和發展為社會生產力提供廣闊發展空間的社會經濟制度」。 4 吳玉山 (1996:53) 也間接地指出SPE在這時期的指導地位：「從 1953 到 1957 年是中共第一個五年計 畫...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陸的經濟主要是由一批受蘇聯訓練的官僚所控制。然而，由於大陸的農村比較史 達林時期蘇聯的情況還要窮困，所以用壓榨農業來發展重化工業的蘇聯式的成長模式沒有辦法長期維持」。 5 早在推行人民公社之初，各種包工包產之經濟制度就已紛紛出籠，但均被指為違法亂紀。這類的政 治企業家精神斷斷續續地時有所聞，待文革被政治性地否定之後，承包制頓時風起雲湧。 6 對於「有中國特色」之內容的一般說法，包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公有制為主 體的多元化所有制結構、按勞分配為主的多元化收入分配機制、以人民代表大會為主的民主集中制度、和 濟學 (以下簡稱WPE) 的教科書也會在市場競爭中成長，其探討的民主與憲政不久也將反映 到政治市場。 本文結構上，除第一節的前言外，第二節將討論 RPE 的失敗過程。第三節和第四節將 回顧 RPE失敗後分別在東歐興起的政治市場和在中國大陸興起的 SPE教科書市場，並討論 中國大陸因為沒有蘇聯的直接壓力而發展出來的「有中國特色」的演化過程。接著，第五節和 第六節討論 SPE在「有中國特色」下的演化過程：先是夾帶凱因斯理論，接著是西方的經濟學 原理教材，然後是WPE。在這過程中，SPE逐漸失去作為核心理論的地位，甚至也可能失去其 所冠戴的「政治經濟學」名稱。在第七節，我們討論WPE是否可能取代 SPE的問題。第八節 是本文的結論。 貳、蘇聯教科書的失敗 1917 年蘇俄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第一個共產黨政權。由於人類社會未曾有過社會主義 的實踐經驗，列寧等人只得自行摸索。7 其後史達林執政，於 1928 年展開社會經濟的五年 計畫，推動公有制，「實現國有化的工業、國有化的信貸系統、國有化的土地」8。1952年， 他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討論蘇聯在實踐過程中遭遇的問題和處理經驗。在此基 礎上，蘇聯學者集體編寫了《政治經濟學》一書，也就是通稱的「蘇聯教科書」(RPE)。 RPE分成三部分，前兩部分是對西方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理論，第三部分完全是蘇聯的實 踐經驗。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以RPE為藍本重編成兩冊：上冊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 義部分）》包括前兩部分，下冊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包括第三部分。樊綱 (1995:226) 認為兩冊間存在巨大的鴻溝：「『利益矛盾』是馬克思經濟學（上冊）的基石，但 蘇聯範式（下冊）卻否定『利益矛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普遍存在並應在解釋各種經濟問題 中起決定的作用」。9 RPE為何否認「利益矛盾」的存在？又代之以何者？樊綱 (1995:215) 認 為RPE「從公有制條件下人人都是所有者這一前提出發，推論出人們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夠 『同志式地協作』……因而在這一範式中不存在圍繞著資本而展開的利益衝突」。馬恩思想 批判地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然承襲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一書中要解決的私利和公益 的衝突。在亞當史密斯傳統下，以交易和貨幣為手段的市場機制能合諧地解決這衝突。這個 他稱之「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同時也扮演「看不見的仲裁者」。遺憾地，馬克思在批 判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後，並未提出一套能替代市場機制去解決利益衝突的機制。RPE提出的 「國有化工業、國有化信貸系統、國有化土地」的協作機制，勉強還能扮演「看不見的手」， 以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從這些敘述所呈現的「中國」並不具有中國文化關連上的意義，僅 在於區別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特殊方式。另外，值得思考的，「有中國特色」是大陸的官方用法，但前社 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則稱大陸改革開放策略走的路子是「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Gazeta, 2003) 7 劉國光、汝信與陳吉元 (1993: 47-48) 也有相同的觀點：「無論是在俄國或第二世界大戰後在東歐出 現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中國，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後怎樣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又是比革命 甚至還要複雜和困難百倍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當然更不能從科學社會主義創立者的著作中找出現成的 答案。他們雖然就未來新社會特別是它在經濟方面的特徵做過一些極簡單的、預見性的論述，但其中的一 些觀點，例如認為商品生產和交換將被廢除，已在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8 高榮貴、尹文書與李柏鈞 (1988:330)。 9 該文收於盛洪 (1996a)，文中的括號內容是本文作者加入的。 卻無法有效擔任「看不見的仲裁者」。它強調人們在公有制下擁有的協作精神，卻無法保證 這精神真能自發長成。社會主義思想本來就存在一種重塑人性的期盼，期望人類從私有制走 向公有制之後，其人性也會從自利轉變成利他。10 當RPE改用利他心公設之後，利益衝突 便從教材中消失了。從自利到利他的轉變是人性轉軌。如果人性內生於制度，那麼RPE並沒 有背離馬恩思路，只是過早進行人性轉軌。 採用人性轉軌是可以的，但至少要在國有化落 實為生活的一部分而人民也切身感受到國有化的福祉之後。然而，它卻在推動國有化策略之 初，就迫不及待地改變人性公設。這個過早的人性轉軌，使得RPE的前兩部分和第三部分格 格不入。 在自利心公設下，經濟單位間的利益衝突可經由情願交易和貨幣轉移而獲得解決。市場 是情願交易發生的場所，也是一個允許自由進出、自由議價、轉移貨幣的空間。市場、貨幣、 交換這三詞彙是從不同角度描述同一制度的同義詞。在進入社會主義之初，人性依舊自私， 利益衝突必須繼續仰賴市場機制來解決。這條「客觀規律」無法光靠RPE所宣示的人性轉換 就能否定。史達林晚年在《蘇聯社會主義問題》中便提到：社會主義同時存在全民所有制和 集體所有制，而這兩種公有制之間必須以貨幣為媒介來聯繫。于光遠在 1957年也認為史達 林的觀點和他發表的《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的內容是一致的，也就是「社會主義 制度下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商品關係之間的關係是應該肯定的」。11 肯定市場經濟，也就是 肯定交換關係。孫冶方 (1998) 也說道：「不重視交換，否認流通，帶來的後果很不好的。…… 不建立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流通體制，就會出很多問題」。12 他認為RPE提到的生產關係只 有生產和分配，沒有交換，然而恩格斯講的生產關係包括生產、交換、分配三方面。RPE是 根據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問題》編寫，然而史達林在書中強調了貨幣，為何RPE卻不討 論交換？孫冶方的看法是：「史達林說他把交換放進去了，我認為沒有放進去。……他…… 把生產和交換乾脆攏統地稱作生產」。13 雖然孫冶方沒從人性轉軌去看問題，但也看到問題 的核心。 由於RPE不講交換關係，蘇聯的經濟計畫也就傾向於國有化和全民所有制，而不重視集 體所有制。14 丟棄交換關係的RPE就無法說是馬恩思想的實踐理論。脫離理論的實踐策略就 失去了科學性。一旦失去科學性，RPE便只能靠實踐的成果去爭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信 賴。經過十多年的快速成長，蘇聯五年計畫於 1960年代宣告失敗。15 蘇聯的失敗等於宣告 10 對於如何從一個資本主義時代的「自利人」轉變到社會主義時代具有社會價值意識之「利他人」的 問題，楊世雄 (2001:119) 的解釋是：「對馬克思而言，思維物只是頭腦中的物質轉換，『是社會的存在決定 社會的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社會的存在』」。換言之，「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性進行主動的革命，轉變 私有財產制成為公有制，那些社會在沒有剝削的客觀可能，人就會成為無私無我的人，社會主義的社會理 性自然呈現」。(楊世雄，2001:119) 11 于光遠 (1996)。 12 孫冶方 (1998: 416)。 13 同上註。 14 孫冶方 (1998: 165-166) 說到：「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除了市場聯繫就沒有其他聯繫了嗎？當然 不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係是國家統一領導下的兩個經濟之間的聯繫，在交換以前和交換 以外就有組織的存在著。而且社會主義中間商品的主要量還不是在自由市場交換的，而在集體所有制和全 民所有制之間進行交換」。 15 經濟關係中若缺欠交換關係，就失去可以作為評價的價格結構。Mises（1922）清楚地預言蘇聯五年 計畫的盲目特質：不利用價格結構所承載的經濟情報，就無從知道一項投資計畫的利潤，從而無法評價這 項投資計畫是否值得投資。無法評價的投資計畫是全然盲目的投資。將整個國家資源投向全然盲目的計畫， 很難不失敗的。對於蘇聯早期的五年計畫之所以能有不差的表現，Mises的回答是：剛開始計畫時所採用的 RPE無法作為社會主義的實踐理論，而這失敗也就開啟了東歐諸國和中國大陸接踵出現的各 種改革嘗試。 、東歐政治市場的侷限 東歐諸國和蘇聯對西方社會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有相同的歷史性瞭解和批判，但對於實踐 社會主義的方法卻有不同的見解。16 波蘭的經濟學家蘭格 (Oscar Lange, 1981)便說：「（各國） 管理社會主義的不同方法，隨歷史變化，並且這個國家與那個國家也不同，產生他們自己的 特殊經濟規律」。17 當RPE失去理論指導地位後，沒人敢誇言自己提出的實踐理論必然正確 可行，試誤的行動也就成為尋找真理的唯一途徑；當不同的試誤行動同時出現並允許自由仿 效時，一個具有競爭特性的擴充性市場也就出現。但在蘇聯的軍事強權下，東歐諸國必須把 試誤行動自我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這範圍是由底下的三條限制式所劃定。首先、試誤的權 力必須來自馬恩思想的默許。還好，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明白地說到：「這些 原則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其次、每項試誤行動都不 能背離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這終極目標就是在革命勝利後，應當通過一些措施強奪資產階 級的全部生產資料，然後讓國家在階級差別消失後自然滅亡。在這限制下，私有制是不會被 允許的，但國家所有制也不是終極目標。第三，試誤過程必須符合科學精神。這要求來自馬 克思稱其思想乃是「科學社會主義」，其意義是：所有的社會計畫必須建立在人類理性計算 所及範圍之內。雖然RPE做為指導理論業已失敗，但每項試誤行動仍必須先有指導理論，否 則就違背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精神。這項限制阻礙了東歐國家朝向市場機制發展的可能，因 為市場機制的發現過程是朝向人類理性無法預期的方向。18 上述三項限制雖然約束東歐諸國朝向市場機制發展，但也讓他們持有馬恩思想的「聖諭」 以對抗蘇聯的國家所有制。1950 年代，南斯拉夫（前）就改變國家所有制為社會所有制。 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同時承認國家所有制與合作社所有制。1966年，匈牙利明文確立 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雙重基礎，並宣佈「在社會主義成分占絕對優勢的同時，作為合法 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業、零售商業、自產自銷和非農業人口經營的輔助經濟仍有存在 的必要」。19。1970年代以後，其他的東歐國家也都紛紛仿效，從調整所有制的結構進行經濟 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現象早已在東歐諸國進行，只是侷限在社會主義內。他們一旦踩 越社會主義的紅線，就會淪入 1968年捷克反史達林運動那般的下場。 在蘇聯的監控下，東歐國家由政府出面進行的試誤行動很難有機會越過紅線。越過紅線 相對價格都還是接近於計畫前的價格，此時其內含的經濟情報還未遭到嚴重扭曲。幾期之後，價格裡承載 的經濟情報都被政府計畫破壞殆盡，計畫也就開始走向失敗。奧地利學派對於對蘇聯的失敗，Boettke (2001) 有較詳細的討論。 16 包括東歐在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不同於蘇聯馬克思主義，洪鎌德 (2004: 9) 認為主要來自於雙方對 早期馬克思遺稿的不同理解，導致「有異於馬恩伯恩斯坦考斯基列寧和布哈林對政治經濟學之重視，把它 當成諸社會科學之最精確、最細密、最崇高的科學，西馬的理論家視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而是哲學，更 重要的是視他為社會批判」。因此，「自從 1920年以來，蘇聯極力排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擴張。莫斯 科對匈牙利、捷克、波蘭等事件之武裝干預強力壓制，雖與東歐各國政經、社會變遷有直接關連，但主要 地表示蘇共對馬列正統意識型態的固守堅持」。洪鎌德 (1995:21) 17 蘭格 (1981: 113)。 18 這是Hayek (1988) 的基本論述。 19 高榮貴、尹文書與李柏鈞 (1988:399)。 的理論無法找到實踐機會，也就難發展出市場。這情勢使得原本應是指導政治市場的 SPE， 反而成了必須貼附政治市場發展的圖章。當這兩市場的地位互換之後，政治市場的侷限也就 成為 SPE市場的侷限。除非蘇聯自行拆除鐵絲網，否則東歐國家的政治市場和 SPE市場都 只能侷限在社會主義範圍內。這情勢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 肆、集體制教科書市場的出現 中共取得政權之初並未在意RPE的人性轉軌。1957 年，中共學習蘇俄完成了第一個五 年計畫，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次年，中共黨大會通過大躍進運動，計畫在十五年內超 英趕美；同年，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忽視和否定了客觀經濟規律」20 的大躍進 運動蔓延至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造成事業受到重大損失，國民經濟嚴重 失調。1960年，中共中央開始遏止大躍進運動。巧合地，蘇俄的五年計畫這時也陷入停滯。 這兩事實的同時出現，強化了學者對經濟規律的堅持並開始思考RPE以外的實踐理論。21 蘇聯以顧問角色進入中國大陸，這不同於對東歐國家的實際操控。兩國的關係更在 1960 年開始嚴重惡化。22 因此，中國大陸在尋找社會主義實踐方式時，沒有外來勢力的壓制。 只要內部政治壓力不過於緊繃，政治試誤範圍便可以較東歐國家寬廣，這將帶動SPE的成 長。再者，相對於政治市場，SPE市場的政治成本較低。故其發展反而容易凌駕於政治市場 之上，也能在科學性的要求下推動政治市場的發展。 雖然沒有蘇聯的壓力，但內部的政治壓力卻也不小。中國大陸的內部政治壓力來自於毛 澤東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 1976年間文革展開的批鬥整風令學者噤若寒蟬。即使到了文 革落幕之際，學者依然沒有獨立發言的空間。董輔礽（1997）便說到：「剛剛粉碎四人幫的 時候，連按勞分配都不能講，連獎金都不能講，那時的禁區太多了。……當時連競爭都不敢 提，市場經濟更不敢提了」。23 直到 1981 年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共中央檢討了大躍進和文 革的過程，才公開承認：「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 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 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 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24 直到此時，試誤的政治壓力才正式解除。這時的情境就 如同RPE失敗後的東歐，人們獲得了試誤的空間。 在完全沒有實踐理論的指導下，試誤過程就必須遵守「謹慎原則」。25 謹慎原則的意義 是：既然還不清楚如何將純粹理論展開到實踐過程，實踐中的各種策略都只是嘗試手段，必 20 高榮貴、尹文書與李柏鈞 (1988: 586)。 21 高榮貴、尹文書與李柏鈞 (1988: 586) 認為：「正是這種背景之下，1958-1959年，經濟理論界為商品 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展開了大討論」。。 22 蘇俄政府撤回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數百位蘇聯專家，中止數百個科學技術合作專案，中蘇關係全面破 裂。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也是兩國關係惡化的原因，請參閱 Rozman (1987) 第六章。 23 董輔礽 (1997:8)。即使經濟學界地位崇高的于光遠（1996) 都必須這樣說：「在揭批『四人幫』的鬥 爭中我又常常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因為『四人幫』的某些謬論之所以曾經俘虜了一些人，同這些人不 能正確地理解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有關係的」。 2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81)。 25 根據方壯志與黃春興 (2004) 的研究，謹慎原則是人類社會在不確定環境下產生的行為法則，個人依 循這法則行事的態度與個人的經濟理性行為假設一致。 須保持虛心和謹慎，不能貿然幻想自己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更不能以為自己有能力鉅細 靡遺地計畫全國的經濟運作。26 上段決議文提到的「調查研究」是依據理論的展開與實踐， 但「試點」則允許理論之外的試誤行動。試誤行動可以根據理論，但也可以在理論尚未完整 之前先實踐。這是一項制度性的突破，它允許人們在還不知道是否能抓到老鼠之前就先放貓 去找老鼠。27 SPE市場與政治市場都已躍躍欲試。28 政治市場的改革提升SPE市場的需要面。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改革開放；次 年，允許農民在國家統一計畫指導下因時因地制宜發揮生産積極性；1980 年，肯定了「包 産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1984 年，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 經濟」。29 不能忽略地，改革開放是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原則下推動，也就是在 「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 本原則依然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 和毛澤東思想。政治市場的試誤都必須包裝在SPE理論下，而SPE的市場必須受限在四項原 則之內。換言之，由於存在這麼一個重寫教科書的利基，SPE市場也就繁榮起來。 根據周冰(2000)的研究，新編的教科書自 1978 年起大量出現，內容開始朝向集體所有 制，有些則借鑑東歐的經驗。30 在這個新的競爭市場裡，「形成了 20多個不同的體系」。31 其 中主要的「北方版」、「南方版」、「上海高校版」、「北大版」、「人大版」等都列入經濟學科的 政府規劃裡，甚至和中共中央教委組編的「教委版」競爭大學院校的市場。就像西方的經濟 學原理教科書，每個版本都列舉使用該教材的大學。32 這些「知識企業家」並不藉著政府 的權力去推廣他們的新體系，而是以市場佔有率去實現。33 在這一波競爭中，新編教科書 都出自中國大陸學者。他們藉著新編的教材探索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較適宜的集體所有制， 並不挑戰RPE中的人性公設。但這已是正式脫離RPE的重大轉變。 26 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把抱持這種幻想的人冠以「左傾份子」的罪狀，如「四人幫」。根據吳玉山 (1996) 的說法，中共內部一直存在追求經濟的「高速成長派」和追求穩定的「經濟官僚派」之間的鬥爭。他認為 「高速成長派」在中共中央時二大全會之前是毛澤東為首的左派，之後則是鄧小平為首的市場改革派，文 革則是市場改革派暫時聯合經濟官僚派所進行的「高速成長派」的內部鬥爭。這觀點多少可以從聯合所需 的折衷態度和分配勝利果實的角度，去說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會對改革性的計 畫會主張採取「謹慎原則」。 27 鄧小平的貓論是到 1993 年才正式提出。不過，他是推動 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的主角。 28 周冰 (2000) 指出：1979年許滌新仿照《資本論》結構出版《社會主義生產、流通與分配--讀《資本 論》筆記》，算是第一本中國重返馬克思的教科書。另外，于光遠 (1996) 也說到：「把蘇聯《政治經濟學 教科書》和《資本論》一比，人們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更不滿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我也考慮 基本上沿著《資本論》的順序展開。在這一點上，我和孫冶方同志倒是很投機的」。可惜他沒將這考慮付諸 實行。 29 産《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 責任制的幾個問題》。 30 最早出版的是谷書堂、宋則行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強調中國大陸推行的社會主 義應專注於不發達階段的生產關係，也就是當前所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關係。這本「北方版」 教科書每三年修訂一次，2004年的第八版添加了知識經濟的相關議題。1986年的厲以寧版則是最早以社會 主義經濟的運行為焦點的系統理論。 31 周冰 (2000)。 32 譬如逄錦聚、洪銀興、林崗與劉偉 (2002) 的「北方版」第七版的前言中就寫到：「參加本書編寫的 學校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遼寧大學、西北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以及中山大學」。又如劉詩白 (1994) 便打出「全國十二所高等院校編寫組」的廣告語，並在書的後記中羅列參與編寫的大學。 33 一位受訪學者說道：「實際中各高校自行選擇教材，例如我們學校就一直是用學校自己編的教材，從 麽我讀書到現在；現在用的是去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現在不論什 課程，教材主要由教師選，但是如果本 院系或本校有老師編了教材，那是一定要用的，也幫助推銷」。 1979 年承認家庭承包制和 1984 年肯定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的商品經 濟」，都是中共中央在不承認市場機制下對商品交換關係的承認。這鼓舞了經濟學界，也引 導學者進一步探索非農村部門的制度變革問題。「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在這過程中受到其他國家經濟學者難以置信的歡迎，因為它提供了一套能分析從公共所有制 走向集體所有制的工具。34 同時，從社會主義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也提供了制度經濟 學者「肥沃的研究素材」。許多改革開放後出國留學的經濟學家，也紛紛加入制度改革的研 究。然而，隨著溫州模式逐漸取代蘇南模式，也隨著私營企業的快速成長，經濟學者逐漸了 解私有產權制度畢竟優於各種集體所有制。於是，他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熱情開始冷卻，轉 為重視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權的理論。35 伍、宏觀調控教科書的發展 市場競爭的創新過程常帶來無法預料的結果，這情形也出現在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市 場。1986年的SPE復旦版雖傳承RPE，但改以西方的經濟分析方法來解釋公有制問題。這種 在利他心公設下夾帶自利心公設的試誤行動，只可能在市場機制下出現。36 任何社會都存 在一些有能力預見新市場或開創新市場的企業家，只要當時背離主流或正統的主觀成本不是 極大，其中有些新的嘗試就可能成功地發展成新主流。1981 年之後，這種夾帶式的試誤行 動增多了，因為文革時期那種巨大的背離成本已不復存在。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論是包產到戶、蘇南模式、或溫州模式都是基層人民趁 著政治運動激烈進行而中央不注意時從悄悄試行中發展出來的。他們抱持著「天高皇帝遠」 的理性計算，「摸著石頭過河」。這群企業家在開始試行時，小規模的經營藍圖早已了然於心。 在第一步踏出成功之後，就接著繼續嘗試下一步。基層的創造力便這樣發揮出來。這樣一個 「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可簡單地這樣描述：在不被政治力注意的地區中出現一群企業 家，他們從事形式上不違背社會主義的試誤行動，在有限的市場競爭和調整中發展出新的模 式。37 明顯地，「有中國特色」的內容必須來自於官方對試誤行動的默許。官員出於憐憫， 但也考慮到執行成本。當人們所得降低時，其違法程度和人數將增高，這將提高政府認真執 行的成本；類似地，若創新的預期報酬相對於固定所得增高，勇於試誤的行動和人數也會增 多。人民公社帶來的經濟崩潰和文革導致中央無暇顧及地方的兩因素，誘使基層人民勇於在 政治邊緣進行試誤行動。38 當然，政治企業家敢於開創新局的保證和信守承諾，不僅能讓 34 Ronald Coase 和 Douglass C. North 的諾貝爾獎頭銜以及張五常是華人多少也有點關係。 35 值得注意的，在新制度經濟學炙熱的年代，制度經濟學的學者也都關懷SPE的發展。 36 一位訪談者認為復旦大學會早於北京學界較早提出改革式見解的主要原因，在於北京學界把改革希 望放在中央政府，因此北京學者傾向於朝著政治界發展。 37 本文不擬從歷史傳統或行政層級來探討「有中國特色」的涵義，而採取鄧小平的觀點，也就是認為 「有中國特色」是經歷「不少教訓」後發現的原則。徐勇 (2003) 引述了鄧小平的一段話：「農村搞家庭 聯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 為全國的指導」。另外，胡宏偉、吳曉波 (2002: 3) 在研究溫州模式時的一些觀察可能是更貼切的說明： 「在談及他的改革實驗遭遇到的阻力時，他脫口說到：『無所謂的，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改革，有時是從 ‘違法’開始的。』……只是在實踐中獲得成功之後，才逐漸獲得一種社會認同並廣為效仿，進而得到官 方的遲到的承認」。 38 林毅夫、蔡昉與李周 (2000) 說到：「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 1970 年代後半期，『包產到戶』又一 次出現。值得慶幸的是，這次不像以往那樣將它作為『資本主義復辟』行為加以取締，而是採取了不贊成 試誤成功的企業家成為眾人嚮往的楷模，也大幅降低人民進一步試誤的主觀成本。39 另外，經濟快速成長也帶來預期不到的效果：政府必須認真面對企業家追逐私利的行 為。當宣傳和教育部門仍堅守著傳統的思考模式時，實際負責經濟運行的政務和經貿部門則 必須根據西方的經濟觀點來分析市場。也因此，1987 年中共十三大報告不再提計畫經濟， 改為強調「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機制，承認市場也是一個獨立於計畫機制之 外的資源配置機制。市場運作機制雖成為官方允許的試誤機制，仍並未獲得信任。價格不靈 敏、市場不完善、市場失靈、貧富差距等都成為政府調控市場的主要理由。40 換言之，在官方允許後，SPE在集體制內容之外增加了宏觀調控理論。41 凱因斯理論能 順利地成為SPE的原因，除了它不是建基在方法論個人主義外，其視政府為最終調控機構的 態度則是傳統官僚所能接受的權力底線。由於RPE要求社會主義者對西方經濟理論採取批判 性繼承的態度，這等於是在嚴格控制下開了一扇窗，讓經濟學者得以接觸西方的理論發展。 42 它引導SPE朝非預期方向發展，結果讓原本是批判對象的凱因斯理論成為指導宏觀調控的 官方理論。 然而，凱因斯理論畢竟是西方經濟學的一支，其理論無法獨立於其他西方經濟學派的發 展。43 當凱因斯理論結合個體經濟學逐漸發展成「新古典-凱因斯綜合學派」後，SPE再度 暴露出新的內部矛盾：方法論集體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矛盾。44 在市場競爭下，兩者 的分道揚鑣是遲早要發生的。45 陸、「第三條路」？ 1992 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重申鬆綁意識形態的決心，有效地穩住人民對改革開放 的信心。46 不久，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開始被大量翻譯，掀起經濟學教科書市場的新貌。47 同 但容忍它作為一種例外存在的態度」。 39 1987 年，鄧小平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大膽地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 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 一兩年對了，開放；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 40 劉詩白 (1994: 244-246) 說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缺陷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1)市場 機制不能完全滿足自身運行所需的條件。……(4)市場機制運行的結果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之間並非是完全 一致的缺陷」。 41 李建秀、魏淑萍與郭鵬程 (1991) 便指出：南方版 1988年的修訂版增加了「社會主義的消費」一章， 而北方版 1988年的修訂版將範圍由「生產關係」擴充為「經濟的運行方式」。 42 就有一位受訪者說：「老師在教學中通常採取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和凱恩斯理 論的相比較來進行。譬如將社會資本再生産 産理論對比於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或將生 資料兩大部類的平衡 對比於凱恩斯的市場失靈。總之，每位老師都會有自己的解釋，儘量能讓自己的課精彩到能吸引學生」。 43 盛洪 (1996b:71) 說：「西方的宏觀經濟分析是一個比宏觀經濟學更為廣義的概念」。 44 周冰 (2000) 認為這矛盾基本上就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基礎的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基礎的效用 價值論的矛盾。 45 譬如 1990年樊綱、張曙光的《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就不再沿用SPE的架構，而只專注宏觀經 濟運行理論的探討。 46 《南巡講話》提到：「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 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47 「梁晶工作室」的設立和發展是這時期最耀眼的例子。她在接受《21世紀人才報》的訪問中說到：「當 年我們醞釀翻譯出版西方的經濟學教材的時候，我們遇到許多問題，有的人第一反應是不能出版，說是『會 毒害我們的學生』。97年在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翻譯完成的時候，我卻被告知：要刪除和中國有關的(不 同體制的比較)部分……如果當年不是我們頂著各方面壓力堅持下來…」。自 1995年開始策劃，1997年出版 時期，完全以西方經濟分析撰寫的中文版經濟學教科書也接連問市。48 激烈的衝擊讓過去 自居於《經濟學》地位的SPE感受到生存威脅。SPE可以配給制度替代消費選擇而不必解釋 個人偏好對消費的影響，也可以計畫生產替代廠商生產而不必解釋利潤對個別廠商的影響， 但它則不能無視於國有企業相對於私有廠商的超低效率。49 SPE的困境不在於內容是否要添 加廠商理論或知識資本理論，而是如何調整原有的人性公設與方法論。若要在實踐上解釋私 有廠商的高效率，就必須接納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 的自利心和方法論個人主義； 但若如此，SPE將無法與西方經濟學有所區隔。新的困境觸動了SPE要何去何從的爭議？ 我們根據實地訪談，將當前中國大陸SPE學者解決該困境的策略分為三類。50 第一類堅 決維護SPE在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地位，主張積極吸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進行馬克思理 論的數學化及去意識形態化。既然要繼續作為核心理論，SPE就無法接受經濟理性。由於有 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承載著凱因斯和舊制度學派對新古典學派的批評傳統，再加上 近年來行為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 的快速發展，其對中國大陸經濟學者的影響日益 提升。51 由於行為經濟學尚未建立完整的體系，這條路不僅艱辛且不確定性也甚高。如果 接納有限理性，SPE要如何獨立於行為經濟學也將是另一個難題。 相對地，第二類主張放棄SPE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壟斷地位，但必須在與其他西方經 濟學派並立下繼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理論。他們主張以批判西方經濟學為宗旨，繼 續堅守《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原始目的。在西方國家，已有不少學者發展出不同 路線的新馬克斯經濟學，譬如 John E. Roemer、Samuel Bowles、Harbert Ginitis等。人民大 學經濟學院基本上抱持這態度，他們相信以中國學術市場的規模去維持一個這樣的學派不會 是問題。52 第三類主張將SPE的核心理論地位讓給西方經濟學，接受經濟理性並發展成一門當前西 方經濟學下的新的專業學科。53 盛洪（1996）從中國文化長期獨立於西方文化的觀點問道： 「會有一個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嗎？」。他想在繼承西方經濟學方法下，試圖從傳統文化中發 展一套與蘇聯和西方國家不同的經濟學。董輔礽（1997）則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這問題， 指出這不同的經濟學應在於「研究(中國大陸)其經濟怎麼從一種不發達的狀態向發達的狀態 轉變，或者說從二元經濟向現代的一元經濟轉變」54。他認為西方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元經濟 是一個市場已經相當發達、個人行為也與市場運作相當和諧的經濟社會，而這些條件並不存 在於正在從二元經濟過渡到一元經濟的中國大陸。這態度也曾出現在蘇聯，如Alexeev, Gaddy and Leitzel (1992)便曾建議蘇聯經濟學家嘗試發展一條不同於RPE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 「第三條路」。55 換言之，董輔礽所認為的第三條路，也就是如何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第一本翻譯以來，「經濟科學譯叢」每年引進出版四、五本歐美大學經濟學主流教材的翻譯的頂級著作。請參 閱：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xuejiedongtai/20041229/ 19271259944.shtml。 48 如陳章武 (1995)、楊永華 (1996)、干學平、黃春興與易憲容 (1998)。 49 于光遠 (1997) 在《中國經濟向何處去》序言中說到：「(SPE) 經濟理論追不上社會實踐」。 50 周冰 (2000) 也曾就近十多年來SPE學者面對挑戰的反應加以分類。 51 一項具象徵性的現象是：行為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知名度和發展都超過台灣。它在中國大陸的文獻， 參閱：周業安 (2004)、方壯志與黃春興 (2004)。 52 另外，程恩富與王小文 (2003: 158-169) 也主張建立新馬克斯經濟學綜合範式。 53 例如胡家勇 (1993)。 54 董輔礽 (1997:3)。 55 Alexeev, Gaddy and Leitzel (1992:147)。 的「轉軌經濟學」(economics of transition)。56 柒、「政治經濟學」的未來 西方經濟學不僅威脅SPE作為經濟學核心理論的地位，甚至威脅到其繼續保有「政治經 濟學」名稱的可能。改革開放後，WPE的教科書也隨著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進入中國大陸。57 它是一門許多學派都有的學科，其研究內容包括政府組織、官僚行為、利益團體、民主票決 制度、政黨競爭、憲制規則等。58 由於該學科的議題涉及到較敏感的權力和政權，當前還 不是官方正式開放的領域，我們預期短時間內也還不會開放。然而，如上節所述，不論SPE 是要讓出經濟學的地位或是朝向轉軌經濟學發展，它空缺出來的「政治經濟學」的地位是否 會被WPE填補？ 回顧過去SPE「回到馬克思」的經驗，它曾數度徹底改頭換面，先從國家所有制轉到各 種的集體制，再夾帶凱因斯理論進入。同樣地，SPE在面對WPE所強調的民主體制時，也可 能再度模仿「回到馬克思」的道路。這條路是可能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 中曾說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爲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當階級和國家 都消滅、共產社會形成之後，那時的無產階級社會不也就是民主社會？既然民主是社會主義 的終極目標，中國大陸在取得經濟發展初步成就之後，自然也得發展民主。59 同樣地，我們也認為 SPE在學習 WPE的民主體制時，也會仿效 1984年只承認商品交 換卻不承認市場機制的模式發展。2002 年的宣示便同樣地在「建立民主文明」之前特別強 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邏輯上不難發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方針下所存在的人性公設和方法論上的內部矛盾。但是，存在矛盾並不等於無法實踐；相反 地，在了解「有中國特色」在政治運作上的意義之後，我們反而認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只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才有進行試誤的機會，也才有從試誤中逐漸長成的可能。 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同樣都沒有實踐理論，實踐過程就只能靠著市場 中的試誤行動。 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一個競爭的教學市場正在試誤和形成中。稍早，厲以寧 (1991)便 在介紹凱因斯思想的《凱恩斯主義與中國經濟》一書中添加〈第十四章 公共選擇學派關於 國家經濟作用的討論〉，借用討論宏觀調控的機會夾帶公共選擇理論。厲以寧的作法是「有 56 由於這方面文獻俯拾即是，本文不擬討論。 57 譬如文建東(1993)、方福前 (2000)、翻譯D. Muller的張軍 (1993) 以及政治學者楊龍 (2004) 的《西 方新政治經濟學的政治觀》。 58 WPE分屬四個學派：芝加哥學派、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學派、奧國學派。新制度學派的政治經濟 學在 90 年代已隨著新制度學派傳入中國大陸。奧國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因為和MPE同是根植於古典政治經 濟學，而其與蘭格的〈社會主義之計算的可能性〉大辯論又深刻地影響到社會主義的實踐策略，一直都是 《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批判的主要對象。由於這兩學派的議題多集中於產權制度和憲政規則，政治經 濟學學者大都關心過這兩理論的發展。相對地，芝加哥學派的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因衍生自新古 典經濟學，其議題較集中于政治敏感的民主制度的實際運作，分析上又多使用數學工具，直到近年來才開 始傳入中國大陸。就我們所知，大學開授「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學院仍屈指可數，其數目還低於開授該 課的政治學系。 59 雖然 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示的「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和江澤民所說的「發展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都明確地指向「民主政治」方向，但至今中國大陸仍堅持著以全國代表大會為主的屬於間接 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度」，僅開放鄉鎮的直接民主，這和馬克思所傾向的直接民主制度還有一些差距。 中國特色」的一個典範，因為凱恩斯理論是不討論公共選擇的。類似「有中國特色」的教學 現正在大學的課堂中進行：教學內容百花齊放，幾乎所有的老師都不按SPE教材綱領講課。 60 在這個教學市場裡，每位老師都根據自己的理解去安排教授內容。他們在極大的靈活範 圍內盡情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不論其目的是想成爲最受歡迎的老師或是推廣他的理論體系。 在競爭的教學市場裡，可預料到各大學對SPE必修時數的要求會逐漸減少，內容也將逐漸改 變。61 捌、結論 中共中央雖然在經濟事務上不斷擴大和深化改革開放的範圍，但至今仍堅持著社會主義 的基本路線。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動，我們觀察到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發生 了極大的轉變。由於 SPE 乃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實踐理論和政策指導，其轉變自然意義 非凡。本文除了探討 SPE的轉變過程外，也透過 SPE教科書市場和政治市場間的互動從另 一個角度去理解經濟改革的過程，並從經濟改革的經驗去預期政治改革的未來發展。 本文探討SPE教科書市場和政治市場轉變過程所採用的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文化演化 理論，也就是Menger (1963)、Hayek(1978, 1988)、Kirzner(1978) 所發展完成的自發成長理論 (spontaneous order)。自發成長不能被誤解為自然演化，它不似新筍從地底冒出，也不似野草 的春風吹又生，而是伴隨市場發展的發現過程（discovery process）。明確地說，只要進入市 場的障礙不大，就會存在一些企業家將他們的創造品拿到市場讓消費者自由選擇，並在商品 間形成相對價格。這些相對價格影響消費者的評價和企業家一次創造的方向。評價低的商品 遭會到淘汰，但受評價高的商品雖能一時倖存也未必能長存，因為下一個創造品可能是經過 改良過的模仿品或更優越的新商品。由於改良品或優越新品都不是當前所能預知，市場也就 讓充分暴露人們對於距離稍遠的未來商品的毫無預知能力。文化演化理論將一般商品市場的 創造過程擴展到知識、概念、制度、組織等文化單元，而市場上的交換手段也從貨幣或商品 的交易擴充到學習、模仿、說服等行為。擴展性市場保有市場原意的自由進出和競爭，允許 任何新創見出現在市場平台上讓消費者選擇。62 SPE教科書是一個擴展性的知識市場，它具 備市場要項：商品、企業家、消費者、交換、競爭、淘汰；同樣，它在演化過程也如文化演 化理論所預期地發展出人們事前無法預期的結果。 由於共產主義先天具有原教義主義的性格，任何社會經濟上的重大變革都不能違背社會 主義的精神。因此，SPE的角色超越教學和研究而能實際影響政府的改革方向。有時它會是 政治實踐的指導理論；有時它必須跟上政治實踐的腳步。在解釋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時，多 60 有一位教公共選擇理論的受訪者告訴我們，她是如何借用國共和談的歷史事件去解釋「中位數選民 定理」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的涵義。另外，也有老師是在講授資本主義部分時介紹西方的政治經 濟學內容。 61 北京大學已改用西方經濟學原理為核心理論課程，只在授課SPE中保留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部分。南 開大學和武漢大學雖繼續以SPE作爲大學部學生的公共基礎課程，但也逐漸以「鄧小平理論」或「中國經 濟改革與實踐」或學生感興趣的全球化等現實政治課程取代SPE社會主義部分。 62 為了強調這是在市場平臺下進行的演化過程，Buchanan and Vanberg（1992）認為改稱「創造過程」 （creative process）會更好。 數文獻採取政治派系的鬥爭模型，63 卻較少談到鬥爭時所採取的手段。在民主國家，派系 鬥爭最後必然訴諸於選舉和選票。在中國大陸，軍隊和學生曾被毛澤東利用在派系鬥爭上， 但這情形到了後毛澤東時代就不再發生。由於中央級的選舉仍未開放，那麼中共中央的派系 的鬥爭是如何進行和清算的？觀察鄧小平在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行為，我們可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