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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三十年变局及应对之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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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灵一下 2010-12-16 评分 0 浏览量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中国未来三十年变局及应对之策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中国未来三十年变局及应对之策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一个月前秦晓已经卸去了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告别了企业家身份。不过告别企业家身份的秦晓并不想完全退符等。

中国未来三十年变局及应对之策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一个月前秦晓已经卸去了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告别了企业家身份。不过告别企业家身份的秦晓并不想完全退休而是担当起了一名知识分子的角色:五卷本的文集《秦晓集》已经出版包括他的博士论文、供职于企业时的论文和工作文章其中一卷的书题是《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而现在他的身份是博源基金会理事长这是一家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为目标的智库机构。三大变化人口红利、出口调整、价格要素改革我是学经济学的但是背后始终有一个脉络就是在公共领域做一些研究、探讨。我感兴趣的是这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吧。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也是受传统的理想教育成长起来的有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前途比较关注的情结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经历过。我们一度跌到了底层成了草根这也促使我们反思了很多问题。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我们也卷进去了我们也算是一个参与者吧虽然层面不一样但是一直也都在关注着。然后到现在我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又三十年我觉得未来三十年有很多条件会发生变化。有很多问题在第二个三十年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会比较突出所以我有必要把我们的担忧、思考讲出来。对于未来的三十年一些条件会发生变化哪些条件会变化?或者哪几个层面会变化?我们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已经过去了不过不会突然停下来增长依然有很大的惯性和空间。但是一些条件也看得见已经在发生变化了。首先是对于人口红利的判断。现在比较主流的说法人口红利已经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曲线。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赞同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的看法中国比较特殊中国的好处是先工业化后城镇化这和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城镇化后工业化就不一样我们没有贫民窟那样的东西很多城镇人口都是工业化起来后有一些需求之后再进来的不管是工业、建筑业或者是服务业。这是比其他国家要好的地方。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快了以后就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这所谓“城镇化”的数据是大有水分的。据蔡昉的研究大约有没真正变成城市居民也有人估计可能只有真正变成城镇居民了。这些“城镇居民”的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还是两种身份他们其实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他们就回去了如果不是稳定在城里待下来的话城镇化就有很大的水分。其次按“刘易斯拐点”的理论来讲两个部门的边际效率在改变。传统农业部门因为人多其劳动生产率就是低的工业部门因为在增长过程中它可以吸纳新的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中“人口红利”的拐点就会出现。工业部门劳动力再增加的话反而会降低农村的农业生产率同时也可能增加不了工业生产率。所以在我们看来因为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因素限制农村能出来的人已经不那么多了能进入工业部门的也就不那么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大概两三亿人口需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因为人口转移的过程过快导致失衡了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很多人事实上没有真正变为城市居民流动性还是比较大的第二就是两个部门的转移不是一个平稳、均衡的转移。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的人口红利已经过了最高点了。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第一是储蓄为主、投资为主的结构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可能会面临着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第二是我们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也会发生微小的变化住房问题是从最底层、中产阶级到富余阶层一级推一级的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的速度慢了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了第三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了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产业给他们老龄化后的农民安排就业比年轻人群更难了。第二大变化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出口现在恢复得比较猛但是要维持以上出口增加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一种失衡的状态。美国人、特别是私人家庭充分吸收了过度出口化的问题最终会导致我们的外部需求减少。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一些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重大的改革。比如说要素的价格首先从土地来讲靠土地财政来转为投资、转为地方政府开销的方式可能也要发生变化。当年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我们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今天无论是从城镇化的进度还是从工业用地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土地价值来看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另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也没有到位包括通讯资源、航空运用的一些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此外还有劳动力的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还未完全反映出劳动成本。《劳动合同法》是不是能足够保障农民的利益或者是工人的利益?引入谈判机制这样的事件说明劳动力成本正在争取反映、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加上各种社保、医保都将是劳动力的成本。还有资本价格也会变化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譬如水、电、气的价格也没有到位环保成本、安全的成本也没有计算在内为什么老出事呢?很多事应该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很多事是操作的原因你没有足够的安全投资它就会发生问题有一些灾难可能是百年不遇的你现在可能十年遇一次说明滑坡、泥石流这些问题你没盯住。土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资本、公共事业产品、安全、环保这一组要素价格到位后长期维持低价格竞争长期维持一个低利润、高成本的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人口、出口、要素价格这三大层面的变化会对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变化加起来构成了新时期的边界“十一五规划”就显示出了这个边界。我们增速还有多高?我们还能不能达到、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速?这些问题是要回答的。在我看来增速是要往下走的至于下多少需要研究。这样我们再制定新的政策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才能代价更小这是我们应该寻求的一个东西不光关乎到国民经济也关乎到社会改革。我们现在用的是增长的红利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无论水电气、汇率还是劳动力成本边界小了你就不能再靠它来发展。我认为我们以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由于制度的变化包括国内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改革加上全球一体化制度带来的WTO等等释放了很多生产力。所以我们的企业可以不断地进行新投资不断地回利招商银行每年可以新建以上的网点港口业务可以不断地进行收购这些都是因为有一个增长的因素在驱动。如果增长因素放缓了这些都要发生变化是吧?比如说油价提高了那么航空业是个什么状态?比如说电价要提高了那包括农资产业在内的企业是一个什么状况?比如说息差假如利率自由化了银行会是什么情况?这些恐怕都是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人口红利到外部市场改变、到要素价格改变都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问题。现在这些变化有的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但是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当中都要发生。三大挑战腐败、农民问题和分配不公问题要素的价格改革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了是不是说需要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推动?如果说跟政治领域相关主要是跟政府职能的改变有关。但是要素价格还不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可能有一些利益集团不愿意动但是既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是市场导向的目标和方向市场机制的一个核心就是产品、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定的你说是不是可以政府管制呢?方向是这个方向我想没有会人去质疑这些要素价格要不要市场化质疑的只不过是什么时候市场化、以多大的速度进入市场化。在未来的社会领域我们将面临哪些挑战?第一个我们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问题。这是必经的阶段美国为此后来发生了“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经有这个问题。所以是不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就必经这个阶段?而且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一条路呢?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根子就是行政权力和资本是结合的。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政府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这就是政府职能要不要改变的原因。第二是农民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这一部分人可能还需要我们解决我觉得还是不要期望值太高了城镇化速度太快加上工业收缩解决的速度会慢一点这是未来三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农民的问题还是绕不开土地。按《宪法》的精神讲国家可以去征购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宪法》后面的意思是说它必须是为了公益性。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最好是把征购与拍卖之间赚来的差额尽量通过转移支付给农民。因为这一块是从农民那里来的本来也应该要转移支付的。如果说地方财政要靠土地财政吃饭那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就是财权和事权怎么划分的问题不能这样让地方政府从农民那儿来补财政。转移支付给农民之后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了我觉得有利于社会体制的发展这是好事。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征购是做不到的。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要设立专项基金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其中还包括一个农村建设问题指的并不是住房问题也不是指耕地问题。这样的事每年都在发生去年是整个不到万多亿元的政府收入中有万亿元来自土地这一块涉及到财政问题也涉及到政府的行为。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了。这一问题未来三十年也要去解决否则问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要反思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问题了。当时我们的政策是倾向于资本的不是倾向于劳动力的所以汇率很低、利息很低、土地也很便宜鼓励资本进入中国。现在虽然我们依然需要资本流动、资本进入但是我认为资本在中国不再是稀缺了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力的政策使得劳动力在这里面的价值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解决分配不均的另一个办法是政策由重化工倾向于服务业。原来我们都是鼓励重化工不鼓励服务业的但是重化工对劳动人口就业的吸收以及对连带产业的配套起的作用有限。前些年我们的重化工过程做得相当成功从中国国情出发要把政策由重化工倾向于服务业。如果把这个政策调整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另外有一些人多就业了每单位的劳动成本也提高了就业的人多了同时收入也就高了。当然还有一条解决分配不均要让大家能有资产性的收入。一方面我们庞大的国有资产是政府经营的有一些还是垄断性的另一方面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失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国有资产通过资本市场买卖减持或者是划拨为社保的资金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的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三大支柱市场、法制和人文精神腐败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有没有共同的症结?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能跟政府的行为有关系这是一个政策主导、政府行为主导产生的结果。政府在未来三十年还能不能照原样办?需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尖锐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性的变化然后我觉得最终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么有没有可行性的解决办法呢?三大问题都受到现在的地方政府的驱动地方政府的驱动给中央很大的压力。有一条思路要建立一条幸福指数或者是民生指数去考核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收敛一点促使国家经济去做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换。在人口红利尚存的情况下假设以十年为基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变。仅仅从内需和外需的角度来讲发展模式转变我认为不够准确因为我们是一个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出口拉动的特征还不如投资拉动的特征强那么是不是能从消费和投资的角度来表示模式转变呢?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是我们应该从依赖投资变为依赖消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假定我们是处于这样一种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储蓄多是肯定的我不能把这些储蓄都变成消费那等于说你人口红利没有的时候老龄化的人口都来消费这些储蓄就都没有了。不能改变人口状况不能变储蓄为消费那该怎么办?生命周期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代替的老百姓要把这个钱留给下一代用。说消费品多了、储蓄肯定小了这种说法太简单化、太理想化好像老百姓都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了他要去告诉老百姓花钱、忽悠老百姓花钱。但是老百姓加入社保以后花钱就多了。收入的增长、政策的改变这些因素都改变不了中国人口的生命周期人口红利也是改变不了的。如果改变不了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老百姓的储蓄只能投资不能消费储蓄就是投资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是投效益好的资产变成未来养老保障还是投效益差的项目、变成一个泡沫?那么是谁来决定投资是一个养老保障还是一个泡沫呢?是市场不是政府。市场怎么决定呢?你把市场要素价格都理顺了它就会有一个激励机制还有一个约束机制老百姓就知道什么能投、什么不能投。如果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话老百姓就会盲目地投。我整个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为什么整件事是相关的?就是这么回事。经济上的问题靠指数来改变是改变不了的靠一些号召来把储蓄变成消费也是空说的。要有一个市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你不能对每个人都去做思想工作你不能做一个急刹车得让老百姓自己明白市场本身有这样的条件、机制我们没有把市场条件、机制充分体现出来现在要通过改革把它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刚才讲的腐败、自然环境的破坏、收入差距拉大、农民问题。这个是不能用发展速度来遮掩的因为你所讲的现代化是一个物质、经济指标。我们要以人为本人最终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好处的话你的现代化是要被质疑的。现代化背后是需要有其他支撑的。社会需要三个支柱第一个是经济的支柱。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你是不是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我们应该是朝一个好的、完备的市场经济发展。这个支柱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虽然建立得不完善。第二个社会支柱是法制这个当前比较弱。如果没有一个法制支柱去支持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好的经济也不可能是好的。第三个是精神的支柱、人文精神的支柱。第一个支柱靠企业家第二个支柱靠政府第三个支柱是靠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社会是发展了还是败落了要看人的价值是否得到张扬、体现。败落了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被摧毁了。发展之后是不是压抑了我的价值?是不是以价值为代价的发展?这些都是要公共知识分子出来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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