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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在一号线

ynj99
2010-11-30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佛祖在一号线pdf》,可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

佛祖在一号线李海鹏著【序】换个姿势做天才BY伊险峰(第一财经周刊执行总编)年年底筹备《第一财经周刊》的时候我邀请海鹏加盟有那么几天他似乎动了一点心思我还跑到他家里一趟去游说当然最后依惯例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作为折中方案他答应给我开一个专栏两年多下来大概有五十余篇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可能来自于这个专栏。专栏名字开始叫“公司人”写了大半年有读者抗议这专栏跟公司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改名叫“涂鸦”取了个很正式的英文名字“critique”。涂鸦是我的主意在我看来这个行为对权威和制度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味道与主流保持着很好的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很快活很自由。其实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是有海鹏在写。海鹏为自己写的这些文章定位为“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他很谦逊地说:“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但我是一个编辑我知道找到一个睿智、幽默的专栏作家可能并不会太难但是找到一个能如此尊重并且理解汉语还能优雅运用的人基本上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请海鹏给《第一财经周刊》写专栏可能是我在这本杂志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这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就像有海鹏这个朋友也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事件吧?我加入了豆瓣上的“李海鹏小组”看到他那么受人喜爱作为朋友我免不了有的时候也要沾沾自喜一下。认识海鹏是在年世界杯的时候有报纸约我们写球评那个时候他大三我已经毕业。此前知道这个人是个“写诗的”在海鹏经常以L大名之的辽宁大学诗人就是这么被称呼的。这很显然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再加上他的瘦和白透着的那股神经质的劲头他应该不那么招人待见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熟悉起来是在年我们成天混在一起看欧洲杯。忘了是哪个人看好动漫产业的未来海鹏、我还有浪打郎(本名是张恩超现在是榕树下网站的总裁)决定一起做个动漫的脚本主人公叫小派是一个不那么喜欢被管理的蜡笔小新一样的小男孩最后他飞了起来我们满脑子都是各种卡通的画面一个自由的、犀利的、有着幽默感的孩子在天上飞。那个存在一台破电脑里的脚本再也找不到了。我想最后那个画面让我和海鹏都记忆深刻应该是年吧海鹏写《做天才》这一次飞起来的是浪打郎“只见在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年的时候我是他的编辑基本上也是每周约一篇稿那时候他已经展现了拖稿的天赋我开始饱受他的折磨经常逼到要做版的时候他写一页传过来一页有那么十几分钟的功夫写完传完。年底我到北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海鹏、关军、浪打郎都到了北京。那两年可能是最好的一段时光了吧每周踢一次球吃饭扯淡某一次他心血来潮还在朝阳公园蹦了一次极一直到年的日韩世界杯……没有约稿折磨除了有一次我约他写了一篇《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好时光总会结束。那段时间先是浪打郎去了广州然后关军也去了广州我去了上海海鹏一个人留在北京他们仨都加盟了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对海鹏的改变很大怎么说呢他喜欢谈些大问题了他说他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人的天性在这个阶段被激发出来。他转过身就变成了我们原来谁也想不到的“中国最好的记者”。几乎所有人认识的海鹏都是那个写着漂亮报道的人。到了年底他离开南方周末去了GQ海鹏的前同事林楚方很沉痛地跟我说这是新闻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说我看过海鹏在沈阳编过的杂志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杂志之一他是写报道的天才换个神秘的姿势一样可以做天才。直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说吃饭在一个火锅店里他说他又辞职了打算写小说了。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可能是他最该做的事并且是他最爱做的那个天才。写这个序于我是件伤感的事。把这些结集之后海鹏说再不要写专栏了《第一财经周刊》上面也不再会有这么漂亮的涂鸦文字了。但再想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大部分东西都会消逝掉的但海鹏的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就够了。【第一部分】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李海鹏文化规制似乎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政府、警局管不着的事儿它都管早上你按它吃早饭中午你按它见客户晚上你按它入睡。没它会怎么样?没它就没你。在现代知识阶层的趣味中就有这么一个规制你不能说自己热爱生活。要是有谁见天儿兴高采烈差不多就等于自己在脸上贴了一行隐形字:我是一个猪。这规制如此严厉因此你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嘀咕自己多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我怀疑“不快乐”往往只是伪证“聪明”才是言者的要点。早几年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就连一首歌里都唱着“我要超越这平凡的生活”。遇到类似的状况我就想你们怎么就这么缺德偏偏往我们真厌世这堆儿里混呢?我常常会觉得人生诸般破事其实早由天定。这倒不是说支持宿命论“天”只是喻体指的是不能自决之力。小时候您劲劲儿地戴着三道杠儿长大了会不喜欢生活?太阳底下就没这事儿。小时候您眉头深锁成年了却变成笑面佛?概率也不大。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打小就有那么一副面孔呢?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因素多到不可穷尽但有一样:自己决定不了。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个可怜的家伙叫科恩无能软弱又多愁善感坐在咖啡馆里对杰克巴恩斯说:“日复一日我却从来没有生活过。”在《伊凡伊里奇》里伊凡伊里奇度过了富裕又空虚的一生马上要死掉了心中突然狐疑:“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这些话都蛮朴素不夸张符合人们省思生活的常态。伊里奇死到临头作如是观不能叫厌世只能叫活了一辈子却觉得没什么大意思。我猜想它的前身很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慨叹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某位祖宗饱餐了一顿猛犸下水刺身一时又没有女祖宗可供调戏没准儿就坐在河边惆怅地想:如此日复一日地跟长毛象打架也没什么意思呀!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重的事儿都变成扯淡。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苯。”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人性的因素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吾父凯利班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刘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鸟卿相算个球啊?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的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阴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赤裸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的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惟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疑惑: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作者讲到了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空降师。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人权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北回归线》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这位作家在中国的传道者首推卫慧小姐她写过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说像给兰州拉面淋番茄酱一样到处引用亨利·米勒。按国外的分类法她写的是“小鸡文学”女性写给女性看的小玩艺。我倒不觉得这路作品本身有什么不好性别也从来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烦问题在于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一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我因此而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请容我说一句实话:大多数人是没有能力得到自由的。需要再一次强调这一自由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我的意思是他们缺乏“不在乎”的能力。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奇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后”和“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故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实迷途其未远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惟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发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偏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只发生过一两回。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作“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做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那篇课文: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嘴!可是他还是听到Clack继续说个不停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说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下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沙兰镇水灾是这样胶济铁路事件更是翻版。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但他没有机会让人听到他的危言。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当我看到“躲猫猫”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上等人和下等人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惟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猪膝骨与民主制度现在的小孩太让人嫉妒了我一个朋友的岁孩子特爱看一个动画系列片讲的是一帮小动物到处玩每回玩都出意外不是一只狗被门挤碎了脑袋就是两只鸭子被摩天轮甩出去摔在篱笆上喋血街头最终结局无一例外必是小动物们极其欢快而且享受地死光光。饶是我一把年纪看这动画片还乐不可支那小东西就更是像白痴一样乐得找不到北了看完了还满世界嚷嚷:“大象死了大象死了!”就好像他爸爸死了似的。这情形倘若被爱护儿童人士看到必定要说这种动画片毁坏了孩子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孩子的天性是寻求快乐他们智商基本为零不懂幽默但是能感知滑稽滑稽这东西虽然低级却能给人带去无穷欢乐。非要禁绝这种滑稽的话我看禁这路动画片还在其次先要立法禁止孩子们的思维像孩子才对。相比之下这孩子的前辈们可就太惨了。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读物是一本名叫《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的坏书。按照这书的说法著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伦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恐怖分子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作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作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做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红楼梦》写了那么长核心无非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就是坚持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很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侯我们看见一只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要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或者再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一回在长崎我看了一个展览内容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灾难我深受震撼认识到这种悲剧决不该重演。我惟一不接受的是那展览说原子弹扔得毫无必要是美国人准备跟苏联对抗拿广岛和长崎做实验呢。我问主办方的一个姑娘听说过“一亿玉碎”的说法没有就是日本陆相说俺们有一亿人宁可全部像樱花般飘零也要跟你们盟军死磕。这姑娘说她听说过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反正这类事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就对对他们有利的清楚。日本人不想再打仗了这一点我很信服。他们没碎成扭脸又“一亿振兴”把一个史上最烂的烂摊子收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也很信服。但是他们选择性不清楚让我很不信服。我得承认破腹自尽是尊严的高度体现我可做不到。樱花在头脑中飘零同时集合了阳刚与阴柔之美我也仰之弥高。日本的山川是如此秀美乃至感染了人们的精神洁癖他们建造的房屋庭院、竹子篱笆、石子小路都富有自然意味和素朴的美感真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除了物价太贵之外这国家也适合去玩濑户内海的烟霞可以悦人眼目北方雪国的严寒亦足以洗涤精神。要是哪天我做徒步旅行那么首选之地就是日本。这也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整个世界上日本人的诚信、礼貌和对审美体验的刻骨铭心都使得他们广受尊重。我还觉得日本人吃得好同样是吃鱼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出色我不爱吃水煮鱼又油又辣简直是个悲剧更不爱吃奶油吞拿鱼和薯条之类的完全没灵气的嘛而生鱼刺身真是健康又美味。我还觉得日本妞好看好看呢我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很是欣赏她们身上透着的那一股教养不像某些北京妞满口脏话还觉得自己有个性。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克教养顶得上吨LV皮包。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怒不可遏:此人说不清楚是反日还是亲日而且是个男权主义的猪猡!不是还没说到关键处嘛。对于时刻准备干掉家乐福和的胆汁质的爱国青年们我能说的就是愤怒这种事还是慢慢来为好因为逻辑常常要比情绪来得迂缓和漫长。你一砖头把我打死了然后才发现我是文天祥之后最真诚的爱国者这事不仅悲哀还太滑稽了是不是?说得太远了关于日本要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这个事漫说别人我姥姥就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擦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佛祖在一号线每周大约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成员国的派头像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年代中期呢。只需买一张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决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页。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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