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

null中国现代哲学 （2008年9月-2009年1月）中国现代哲学 （2008年9月-2009年1月） 主讲人：胡 军 教授 北京大学 哲学系第一讲：序言第一讲：序言一、中国现代哲学的定义 二、中国现代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意义 三、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 四、中国现代哲学与北京大学理念 五、授课方与考核方式 六、教材与参考书目 一、中国现代哲学的定义 一、中国现代哲学的定义 一般历史分期：现代1915年至1949年，近代1840年至1915年，当代1949年至今 （一）、“现代”的含义：为什么从1915年算起 ？ 因为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发行了一份杂志《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后因与上海基督教会办的杂志同名，后者提出意见后，于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并解决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重大问题。 null陈独秀认为民主、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西方所以发达辉煌就是因为有这两项，所以中国应该引进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由此拉开。后来的学者倾向于将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视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要注意的是，在汉语中我们尤其重视近代、现代、当代的区分。不知道这样的区分是否合适，事实上许多学者的研究似乎就是根据这样的分期来做的。因此《中国现代哲学》不涉及1949年后的哲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1949年后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约1980年）这一段时间内的哲学一无可取。 （二）中国古代无“哲学”一词（二）中国古代无“哲学”一词所以现代以来中国到底有无“哲学”遂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四五年前中国哲学界就有“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这里涉及“哲学”的定义问题，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第一，哲学似乎并没有一个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定义;第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不但学者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很多学生也持同样的看法。 null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哲学”这一概念，更无这一学科。 “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在民治维新时期（1868年）出版的《百一新论》的一篇文章中首先运用汉语“哲学”来翻译西洋“philosophia”这一概念的。黄遵宪于1987年率先在其介绍日本国情的《日本国志》中关于东京大学的学科建制时引进了“哲学”一词。 null西周先后用“希贤学”、“希哲学”和“哲学”三词翻译西洋的 “philosophia”概念的，后来定下用“哲学”指称“philosophi”“希贤学”中的“希贤”一词是引用自周敦颐《通书》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希”有仰慕、追求之意。西周是东方率先运用“哲学”一词的第一人，但似乎并不很了解philosophia一词的确切含义。比如他后来曾经这样来解释“哲学”，他说西洋的philosophia就是东方的儒学，这样来理解philosophia是有问题的。 null因为儒学与philosophia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哲学”这一概念还是在日本的学界迅速地流传开来，并为学者们所接受。在中国黄遵宪是率先引进“哲学”一概念。黄遵宪当时是驻日本大使，曾撰写《日本国志》，其中有一章介绍日本东京大学的建制时提到了有“哲学”这一学科。后来康有为在给光绪帝上的《请开学校折》中也建议在所建立的学校中设立哲学这一学科。似乎康有为也是并不很清楚哲学的确切含义。 null将philosophia译成“哲学”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希腊语philosophia是由“爱”与“智慧”合成的。但汉语的“哲学”中没有了“爱”。希腊语中的philosophia，或者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神的，他本人是无知的，但是他热爱智慧，所以人的使命是追求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才追求智慧。而且汉语“哲学”一词极容易使我们将philosophia意义上的哲学与作为学科的哲学混为一谈。 null我认为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将哲学等同于一门与其他学科并列的学科。这是有问题的。我所理解的哲学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爱智的哲学，我们追求智慧得到的却是知识，这里的知识涵盖所有的知识门类，比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在内。柏林大学就是将哲学学院看做是该校的核心，是最为重要的学院。这一层含义告诉我们哲学实质上就是关于纯粹学理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作为学科含义的哲学，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哲学系，是与所谓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并列的学科。这两个含义中，我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哲学或philosophia的核心。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解读切入才能真正了解哲学或philosophia的内涵。（三）哲学学科的建立（三）哲学学科的建立至于哲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更是很晚的事了。1916年当时的学者谢无量写了本《中国哲学史》。但要注意的是，谢无量此书或此一学科虽然用了“哲学”一词，但其中的体例还是沿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写法。所以谢无量并不真正懂得“哲学”一词的确切含义。因此可以说谢无量虽然用了“哲学”一词，然他本人对“哲学”一词的含义也并没有深的探讨。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于1912年，1914年开始招生。当初就设有中国哲学门、西方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这是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哲学学科。 null印度哲学门虽有名义，但实际上没有教师。西方哲学门虽有教师，但不久此教师生病去世，前后不到一年。教师似乎也不真正懂得“哲学”，所以西洋哲学门实际上也没有延续下来。真正开设的哲学学科当时仅有中国哲学门。虽然有了哲学这一学科，但当时在哲学门内讲课的教师似乎对哲学也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如陈献章。 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后来出的书冠之以《中国古代哲学大纲》。应该说胡适是真正地懂得“哲学”一词的确切含义的。 null此书于1919年2月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书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凡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他进一步根据此定义，将哲学划分为宇宙论、知识论、方法论、人生哲学、教育哲学、宗教哲学等。所谓的哲学史的研究便是在对哲学的这一理解之下进行的。我们因此可以说，胡适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把哲学之名和实真正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的这本书销路很好，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了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了七次。此书既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同时也是哲学这一学科为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标志。 （四）“中国现代哲学”之成立（四）“中国现代哲学”之成立中国古代有无哲学或许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中国现代肯定是有哲学的。为什么呢？ 第一，哲学方法论的自觉。 新文化运动初期西方哲学的方法，比如实验主义方法、辩证法、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方法等都已引进中国哲学界，并也为中国哲学家们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如梁漱溟早期就受了柏格森的影响在国内系统讲授过直觉方法。另 null如分析方法的主要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金岳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便已系统地引进西方的现代逻辑，他对分析方法的运用相当的娴熟细腻，他的《知识论》一书就是运用分析方法的典范，不说其中的观点，就其分析的细致深入而言，他的知识论体系就是拿到西方哲学界去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似乎要比西方的大部分研究知识论的哲学家要细腻得多，也系统得多。他有很强地问题意识，也有非常精致系统的分析。分析方法在学院派的哲学家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是一种主要的或唯一的哲学研究方法。由于受此种方法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家往往注重体系的建构。又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使辩证法得以在中国思想界广泛流传。null第二，知识论体系的建构。 其代表是金岳霖，早期的张东荪、后来的牟宗三等都有知识论体系。这些哲学家都意识到知识论方面的训练是研究哲学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的训练，否则一切哲学问题的讨论都会流于空泛疏阔。 第三，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 这方面有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等。形而上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核心，此点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二、中国现代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意义二、中国现代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意义（一）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当代或现代历史的研究，这从认识论或解释学的角度来说是很清楚的，我们对古典文献的解读都必然会受到现代汉语、现代生活态度、现代方法论、现代思想的左右。 （二）古代史或古代思想史，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是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是研究的对象。于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客观地走进这样的认识对象之中。从理论上讲null要完全地走进或准确地解读古代文献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座的各位研究或学习过知识论，就会明白这是相当清楚的一件事。 所以任何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和学习，对古代文献的解读，都离不开当代或现代的生活。比如当前的国学热，很多学者主张要读或研究国学。但问题在于怎么去解读，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或视角或立场或方法来解读儒家的或道家的或佛学的经典，由于我们不可能完全回到传统中去。除非我们明确现代的生活的含义，现代生活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就极有可能是盲目的。 null（三）由于中国传统的影响，也由于怀疑论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影响等，我们现在仍然强调古代哲学，不重视中国现代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这可能与中国社会前进步伐历来缓慢有关。我们都像生活在“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现在的国学热也清楚地表明了此点。但是国学如果没有能力回应现代性的问题是不会真正热起来的，也是不能在现代社会发挥巨大作用的。身在现代，而不了解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是很难立身的。三、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三、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在北大哲学系学习中国现代哲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现代哲学》专门讲这个问题。下面是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 中国哲学界的共同看法是把新文化运动的开端（1915年9月）视为中国现代哲学的起点。这一看法实际并不仅仅局限在 中国现null代哲学，其他如现代历史学、现代文学的开端似乎也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其标志的。于是，“中国现代哲学”事实上指的是从1915年至今的这一时期内的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实际上与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立几乎是同时的。哲学门招生开始于民国三年，即1914年，创设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毫无疑问，无论从什么角度着眼，我们都可以说，北京大学哲学门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null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正是由于有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设在先，才有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于后。这可以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教科书的内容体系窥见个大概。就目前看，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教科书不下十来种，这些教科书的共同做法是把陈独秀和胡适看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实质上，严格地按照学术思想的分野，陈独秀的思想并不能够划在哲学思想范围之内，而且根据陈本人的思想性质看，他应该是一位思想启蒙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家。但由于他是新文化null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所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不得不把他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也勉强说得过去。但真正具有这样资格的人物应该是胡适，而不是陈独秀。胡适留美归国后即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教，讲授西洋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在国内系统地讲授实验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他首先引进了西方哲学的范式，以此研究中国哲学，奠定了中国哲学研究和讲授的基本范式。 null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无“哲学”这一概念，更无这一学科。“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用以翻译西洋的“philosophy”概念的。黄遵宪于1887年首先引进了这一概念。他在其《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一”中曰：“有东京大学，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二和汉文学科”。此后，“哲学”一词在国内逐渐为学人所引用。如康有为曾在给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建议在学校中开设“哲学”的学科。但在胡适之前 null尚无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哲学”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更没有人能够将“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不错，在胡适之前的谢无量曾出版过《中国哲学史》（1916年10月出版，中华书局，上海），此书虽冠以“哲学史”的名称，但其内容和研究方法仍然是沿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学案模式，且有沿袭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模式之嫌。可以说，他的书虽有“哲学”之名，而无“哲学”之实。胡适却与之不同，他在美国系统地学习过西方哲学，尤其喜爱实验主义哲学思想。 null我们不能说胡适在哲学上有多高的造诣，但至少他是清楚地知道“哲学”究竟为何物，他曾经这样给哲学下过定义。他这样说道：“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他认为，由于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多种，有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出版，商务印书馆，上海）胡适给哲学下的这一定义，虽然迂阔但却是正确的。他对哲学的分类也是西方哲学家的通常的看法。 null准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胡适对哲学是入门的，至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少数几个真懂哲学为何物的学者之一。不止如此，他也洞悉西方哲学的诠释模式。这就帮助了他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 建立哲学的诠释模式，当然，首先必须真正懂得哲学的内涵。胡适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哲学下一个定义。所谓的哲学史研究也便是在以对哲学的这一理解的观照下进行的。 null于是胡适说：“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之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至互相辩论。……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页，商务印书馆，上海，1919年2月）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对哲学和哲学史是有着清清楚楚的理解。 null他对哲学的看法或定义未见得人人同意，他的哲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说胡适不懂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把哲学的名和实真正地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不胫而走，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七次。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标志。它在中国学界的广为传播也印证了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模式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地承认和普遍地运用。null“中国现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部分或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延续。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的模式基本不出胡适当时的哲学研究模式。而且胡适本人又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篇人物胡适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北京大学哲学门的设立在客观上揭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 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个历史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作用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null第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库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个领袖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但此两人在运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是不同的。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有革命家的豪气和霸气。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但对之缺乏一以贯之的和深入系统的了解。胡适与之不同，他始终不是一位革命家，而终身愿意成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且在美国学习多年，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对美国的政治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有比较深入切身的体会和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 null对于什么是民主和科学，他有自己一套比较系统的实验主义的解读看法。对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着很好的见解，每每发前人之所未发。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启发了陈独秀的灵感，使后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下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其实，早在1903年3月陈独秀便与人合作创办过白话文报纸《安徽俗话报》。就是说，陈独秀早在胡适之前就有过提倡白话文的想法，且有丰富的实践，但正苦于没有从中得出理论性的东西。胡适做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实行白话文的“八不主义”。 null总之，正是此两人的密切结合才使白话运动势如破竹般地在全国普及开来。陈独秀和胡适的结合实质上是革命家和学者的结合，是革命实行家和思想家的结合。陈独秀早期也提倡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胡适才提出了系统的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又如胡适对于实验注意方法也有过极为精练的提炼，将其总结为“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十字真言”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如此等等。null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引进和学习研究的基地 陈独秀和李大钊率先在哲学系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1920年哲学系的学生邓中夏、刘仁静和罗章龙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进而成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北京最早的六个共产党员均是北京大学师生，而哲学系的学生就至少占了三位。（北京市最早的六位共产党员是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 null上个世纪50年代后，冯定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哲学系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由黄楠森教授任主编的七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国内迄今最为完善系统的、最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科书，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了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2000年哲学系成立了“马克思文献研究中心”。 目前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已形成比较完备系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null第三、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中心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与其他学会共同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来华讲学不但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大事件，也是轰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大事件。杜威和罗素当时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哲学家。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学习。途径主要是间接的文字介绍居多。而这次杜威与罗素两位世界性的哲学家先后亲临中国讲学，使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热烈的期待与激动中。 null杜威来华讲学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及十来个省，但其讲学活动的中心是在北京大学。他的哲学思想在其来华之前已经有人作了介绍，然对其作系统深入介绍的第一人应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适教授。杜威在华的五大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任翻译。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胡适就不用说了，他本人就是忠实的实验主义信徒，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受其影响。可以说，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了当时支配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思潮。 null实验主义思想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胡适在其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令我们颇感兴趣的是，当年胡适所翻译的杜威在华 演讲稿 郑强127次掌声演讲稿doc郑强127次掌声演讲稿docted演讲稿下载小学生六一演讲稿革命英雄故事演讲稿 几十年后又翻译成英文收入杜威全集中。因为杜威本人将自己在华讲演稿弄掉了，所以后人不得不从胡适的中文译稿又译成英文。 罗素来华的讲学活动主要也是在北京大学，为了传播和研究罗素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不定期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和研究的心得。 null北京大学并专门发行了《罗素研究季刊》。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哲学界播下了逻辑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学的种子。此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就是通过北京大学的讲坛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罗素在华讲学期间曾得病住院。住院其间，医院外人头攒动，人们手持鲜花，排起了长队来看望这位大哲学家。 说实话，罗素在中国讲的那套哲学在中国几乎是无人能懂。这倒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实在是因为罗素那套思想即便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人能懂。 null中国人敬仰罗素，是希望他给中国社会的改造设计一条可行的道路。上世纪20年代末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和罗素之哲学思想在哲学系风光不再。张颐回国，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可以说，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也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得到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才逐渐地影响到中国其他地方。接踵而至的贺麟、陈康、郑昕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一步推进了对于古希腊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研究。196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null第四、新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新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学界曾出现过新儒学研究的热潮。新儒家也是上世纪50年代后港台思想界的显学。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自觉地将熊十力看作是其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熊十力作为新儒家的第一代，其代表作品《新唯识论》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完成的。其实真正称得上是新儒学开创者的应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梁漱溟。 null早在熊十力之前，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汹涌潮流，他孤军奋战、逆流而上。他就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尽管西方文化目前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必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他深切地感觉到儒家思想在未来必定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所以梁漱溟和熊十力是新儒家的第一代，对后期新儒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null其后的贺麟也可以说是一位主张复兴儒学的学者。他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儒家思想新开展”的课题。1952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冯也被学界的很多人看作是大陆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港台新儒家中最有学术权威的牟宗三曾经是熊十力的学生，也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过。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儒家思潮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形成了一个传统，由梁漱溟而熊十力而冯友兰而贺麟薪火相传，至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始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家”阵营，发展成为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作用的思潮。null第五、佛学思想研究的基地 当初蔡元培邀请梁漱溟至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意是让梁开设印度哲学方面的课程。但他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印度佛学。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认为是新儒家思想的作品，其实梁漱溟本人就直截了当地说：他讨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化问题的思想前提是所谓的佛家唯识学，“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思想。” （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影印，第48页。） null他指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未来的走向都是印度的佛家文化。梁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还撰写了《唯识述义》一书。梁于1924年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建议由熊十力接替他开设佛学思想的课程。熊十力经历了由儒转佛的过程，从大乘有宗入手，后舍有宗而转入大乘空宗。在北大讲授法相宗的过程中，他企图将唯识学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熔为一炉，他的《唯识学概论》讲义1923年由北京大学印刷发行。几乎同时，他开始构思撰写《新唯识论》。 null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佛家思想研究在汤用彤先生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汤氏穷毕生之力研究汉唐佛教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的赞扬。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迄今被认为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难以超越的成果，标志着中国佛学研究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道路。此外，周叔迦、马叙伦等人也十分重视对佛学唯识学的研究和著述。重视佛教史的研究始终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大特点。 null第六、美学学科的教学研究重镇 美学是在近代以来从西方介绍过来的一门学科，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和介绍的第一人应该是蔡元培。190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由于对康德美学思想感觉到巨大的兴趣，于是逐渐地走上有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美学思想，认为美育在培养国人的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1921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课程。此外，他还撰写了《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美术的起源》、《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美育的设施方法》等文章。 null蔡元培上述有关美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为我国的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开路和奠基的重大作用。1923年起美学课由邓以蛰讲授。1933年7月朱光潜受胡适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课程，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2年宗白华由南京大学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美学界的三位大师朱光潜、宗白华和邓以蛰云集北大，此为北京大学在美学学科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这三位先生的著述仍然是当今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的教科书。null第七、哲学人才的摇篮 自哲学门创立至今共培养了八千多名学生，已经和正在成为工作在海内外哲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内的骨干人物。其中著名的有冯友兰、张申府、陈公博、许德珩、顾颉刚、潘梓年、邓中夏、张国焘、容肇祖、朱自清、朱谦之、牟宗三、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张岂之、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等。null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的特色，即重视中西哲学史和佛教史的研究。在1950年后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历史，但其侧重点仍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哲学门创立之初设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实际存在的只有中国哲学门。但中国哲学、西洋哲学与印度哲学并重的课程设置却突出了中外哲学并重的特色。胡适来哲学系后，既开设了西洋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的课程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的课程。 null这一课程设置反映了北大哲学系学人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看法。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哲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压力。毋庸置疑，西方哲学自有其精华，而中国传统哲学也自有其糟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如何取西方哲学之长来补中国传统哲学不足，也就是中国学人一直在考虑的重要问题。null汤用彤对于中西文化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自觉的看法。他指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渗透、移植乃至交融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对外来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而是要有分析，要有鉴别，要有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吸取他人之长处，加以消化和吸收。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的认识基础上，在其掌管北京大学哲学系之时，汤用彤坚决主张，研究哲学史，应该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兼治，强调对哲学史原典的解读。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一人之力先后开设了关于西方哲学史、印度哲学史、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哲学概论等课程。null正是在胡适、汤用彤等人的长期影响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形成了重哲学史研究、重考据的风气，强调精致严密的综合性的学术训练。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方法论指针。假设一定要大胆，求证却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细心，必须要拿出充分的证据。而且对于证据也必须追问：这些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得到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他虽然有做证人的资格，但在这一证据上他有作伪的可能吗？胡适对证据的上述拷问未见得确凿无疑，人人赞同。但他认为学问一定要坐实，不崇尚玄虚，在学问上要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还是有其道理的。null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一学风大大地不同于1952年之前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后者受金岳霖的影响较大。金岳霖首先在国内比较系统地引进了现代数理逻辑，注重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务求至精至细，牛毛茧丝毫不遗漏。分析成为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主要的方法。金岳霖讲究分析方法，冯友兰、张岱年也竭力提倡逻辑分析方法。金岳霖等人也曾邀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过现代逻辑，但此种逻辑分析方法却未能触发北京大学哲学系师生的强烈兴趣。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注重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金岳霖完成了《论道》、《知识论》的理论创造，冯友兰几乎也在同时发表了他“贞元六书”。null据说金岳霖曾戏称，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学而不思”，清华大学哲学系是“思而不学”。 这一说法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两系的某些方面的特点，但却有其片面性。因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虽然注重哲学史的研究，讲究考证，然也有将哲学史的研究和哲学理论创造结合起来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就是这样的杰出的代表。梁漱溟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却指出自己愿意动脑筋，多用思想。他说：“我只是爱有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见解。”（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2月，“附录：人心与人生自序”，第1页。）null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不依傍任何的思想体系，而是他自己多年来深思的结晶。 又如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虽然与唯识学有着渊源关系，但与后者已有了很大的性质上的差异。《新唯识论》就是这样的代表作。无怪乎，《新唯识论》面世后受到支那内学院内笃信唯识宗的学者的激烈批评。其实，清华大学哲学系也并不是只“思而不学”的，如冯友兰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但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史家，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而后才有意识地要从哲学史家变为一个哲学家。 null即便是金岳霖本人也不是凭空杜撰其哲学思想体系的，他对于英国哲学家休谟、摩尔、罗素等人的哲学思想著作下过很大的工夫，甚至能够背诵他们的某些作述。他的哲学问题主要是于休谟的，而其方法则可以说主要是得自于罗素的。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都注重思和学的结合，但清华大学哲学系偏重在思，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治学传统是强调在“学”的基础上的学与思的结合。null仔细检查两系的特点，我们还应注意到，清华哲学系由于注重分析，所以他们向往的是形式的有条理的东西，不注重经验性的内容。冯友兰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所理解的分析，就是要把经验内容逐一消解掉，最后达至一个洁净空阔的理世界。北大哲学系似乎走的不是这样的治学道理，而是注重思的具体内容，强调在有机的整体的框架内的具体内容；注重哲学与人生的实际关系。null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进行调整。此一调整的结果是六个大学的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系。不问这一调整的主观动机，就这一调整的客观意义而言，它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对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来说都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中国哲学界的精英云集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才荟萃，盛极一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汤用彤、郑昕、贺麟、胡世华、容肇祖、任继愈、汪子嵩、 黄楠森、齐良骥、晏成书、杨祖陶、王太庆等。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金岳霖、冯友兰、 张岱年、王宪钧、邓以哲、沈有鼎、任华、周礼全、朱伯昆等。辅仁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李世繁、汪奠基等。 null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等。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宗白华、张颐、熊伟、何肇清、苗力田等。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石峻、陈修斋、张世英等。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员有朱谦之、李曰华、马采、方书春等。客观上，各大哲学系的教师汇集北京大学，有利于各哲学系的学风、治学方法和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补。尤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的汇集一堂，优势互补，充实加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发展和繁荣。null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金岳霖。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成立，金岳霖奉调任该所副所长。也就在此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恢复成立哲学系，部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员也就分赴各地的哲学系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的分而合，合而分，一方面使北京大学哲学系得到了其他院校哲学系的师资的和思想的资源滋养，另一方面也使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风、治学方法影响了其他院校的哲学系。null由上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而显著的地位。《中国现代哲学》这一学科已逐渐走向成熟，其内容也已基本定性。胡适、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张岱年、冯契、李达等人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必须要研究的重点人物。上述的前七位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由此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中国现代哲学上的地位。null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科齐全，涵盖了全部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教学课程体系完备，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硕。1994年列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被评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在哲学的全部8个二级学科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哲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在教育部“二期211工程”子项目“哲学重点学科的建设”的评审中，北京大学哲学系独占熬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美学被确立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3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心对全国哲学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北京大学哲学系位居第一。200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四个国家重点学科，马哲、中哲、外哲、美学。200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null北大哲学系的今天骄人业绩是其辉煌历史累积的结果。《庄子·养生主》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柴有燃尽之时，然火却未曾熄灭，永远燃烧。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但哲学思想和生命精神却可能是无限地在时间和空间中流传和扩展。哲人已逝，然其深邃的哲学思想所凝聚的哲学传统，他们对北京大学哲学系所作的巨大贡献会永远留存于哲学系的历史长河之中。null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应该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为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中国文化的振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四、中国现代哲学与北京大学理念四、中国现代哲学与北京大学理念关于人的教育，不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均是人，即便学校内传授的关于工程、技术的知识也都是人的知识，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及人类本性的知识。总之，任何教育都是人的教育，都必须围绕着人而展开。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教育的终极旨趣和崇高目标就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为有远大理想、崇高人格、坚定志趣、关心他人、有社会责任感、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因此“我是谁？”、“你是谁？”、“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或价值等问题应该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急需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研究这些问题而提出的种种理论就自然形成了高等院校的核心理念或魂。null毫无疑问，人文学科中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是以人性、生命的意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为对象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学科就是关于人的学问。 社会科学呢？从表面看，社会科学似乎与人距离较远，而是以关于社会现象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比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其中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当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关键。又比如什么是政治学。《辞海》关于政治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以国家及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 null诸如此类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定义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就是说，社会科学似乎与人或人类相去甚远。这样的印象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因为国家与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我们简直不能够想象如果没有人的话，何来社会和国家呢？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我们又怎么能够来确定社会与国家的性质呢？又怎么来正确地研究社会经济运作的现象及其规律呢？可以说，人的社会性的一面是社会与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的真正的原因。 null其实社会科学与人的关系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一目了然。真正让我们感觉到困难的是自然科学与人的关系。从自然科学教科书上的那些抽象的形式化的公理推导系统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人的身影，难道这些学科与人还有什么密切关系吗？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生意义等在这里似乎并不是关注的焦点，所以结论自然也就是，自然科学与技术似乎与人没有什么关系。 不错，从现象看，那些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技术似乎与关于人的主题相去甚远，但是对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技术的分析就会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便这些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同样是人的知识，是人形成的关于自然、社会及人的知识。null我们一谈到数学的知识，首先想到的便是点、线、面及其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表达这些关系的数学公理、定理。只要我们谈到天文学，我们便不由地想起浩瀚天空上那些关于渺茫的星星、月亮、太阳等似乎与人根本没有关系的现象。如此等等。其实这样来看自然科学的知识的性质是错误的。自然科学固然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也毫无疑问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可以清楚地表明，如此的想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任何知识显然都是人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的知识。 null如果没有人这样的主体，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没有人类富有创造性的理性活动，我们决不可能创造出包括数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系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爱因斯坦才如斯说道：“比如整数系，显然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工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简单化了。”作为先验的数学知识如此，其他任何先验学科的知识也是如此。比如谈到逻辑学，我们首先想起的是那些令人感到乏味枯燥的推导原理或公式。其实逻辑学知识真正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所具有的那些观念的性质（参见《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此书总序）。null先验知识如此，那么关于自然的知识又是如何的呢？ 不错，关于自然的学科知识显然并不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创造，而是运用人的感觉器官在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之上，运用人类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不错，自然科学知识是关于自然的，但它却起源于人类内在的心灵深处的创造性活动。 总之，一切学科的知识都是人类的知识，虽然它们在表面上与人类似乎毫无任何关系，但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最终回归到人性中来。所以一切知识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是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类好奇的探索及深入的研究，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知识体系。这应该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null如果上述的论点能够站得脚的话，那么进一步的结论也就是，人及关于人的学科应该是所有学科的唯一牢固的基础，是所有知识体系的核心。从这样的结论出发，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理解所有的学科，懂得一切知识体系的性质。从而也进一步懂得了高校内各院系之间也有着统一的关系。理由就在于，创造知识体系的人决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处在多维的关系之中。在所有的多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内在的精神维度。null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上述的结论得出如下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对于自然、对于社会的任何知识的进展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本性的看法。我们的知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外在的自然界，也就完全取决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在我们还未能够对人类的认知能力的范围做出正确的判断之前，我们只能够说，所有关于外在自然的知识都不确定的，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是在逐渐地推进和深化。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结果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人的学科应该是其他所有一切学科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完全取决于人性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对自己的本性及能力的研究每前进一步，我们对社会、自然的认识也就会相应地前进一步。null我们的结论自然也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探讨应该是大学的核心或魂。大学的教学、研究及管理设置要紧紧地围绕上述的核心才能得到理想的发展与长足的进步。世界教育史也清楚地表明，凡是能够自觉地将人性学科视为核心或魂的高等院校便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和繁荣，否则也就只能碌碌无为，徒有大学的虚名。null返观中国的大学似乎走着相反的路径。近百年来，中国的高校走的基本是一条发展技术的路子，重实用、重功利，强调急功近利，为了当下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发展与繁荣。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当然也就没有了高校应有的核心或魂。没有核心或魂灵，高等院校就形同一盘散沙，院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后果是各个学科走向了封闭的状态，成了一个个的孤岛，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种状况不只是存在于院系之间，即便同在一个学科之内的各个不同二级学科之间也是相互封闭，缺乏交流，正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null更严重的后果是，富有巨大功利性或实用性的学科在这场争夺战中逐渐地具有了支配性的地位，获得了全胜。而那些不具有或很少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也就随之走向了边缘，人文学科于是就遭遇上了这样的边缘化命运。不仅如此所有具有学理性的理科也同样因此慢慢被人们忽视而逐渐地被边缘化。null如今大学内的这种局面使人不仅发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这些学问或这些知识体系之间是毫不相关的吗？难道大学就像百货商店或现代超市内各个柜台出售的货物一样毫无关系？抑或大学就像昏暗灯光之下的出售古董的地摊，仅供人在其中随意选择挑选？ 这种局面妨碍着大学的发展与繁荣，使学术停滞不前，学者们也不可能创获新的思想，学生也因此学不到新的知识。null不过蔡元培掌校期间的北京大学应该是个例外，在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或灵魂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蔡元培到任伊始，在其《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便直截了当地宣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他看来，北京大学的使命就是研究高深而纯粹的学理，除此而外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他本人是始终怀抱着这样的理念。可以说，这句话是理解蔡元培整个大学理念的核心。因此忽视这一理念，就是对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无意的误读或有心的歪曲。null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此句话含义丰富，我们当细细玩味。 我的初步理解是，所谓“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应当有这样的几个含义： 第一、蔡元培的意思是来北大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均要以学问为第一要务，学问是本为，知识是主体；北大人当以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有其他任何之目的。他这里所谓的学问当然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或者说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学问。null第二、所谓的“高深学问”指的是学，而不是术。蔡元培对此有明确阐述。他在《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中明确指出：学与术有别，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之与术虽密不可分，但终要以学为根本，学要重于术。那么，什么是学呢？他答道：“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求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学如此，那么术又何所指呢？于是，他继续说道：“法、商、医、农、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所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 null蔡元培主张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所在，要偏重于纯粹学理之文、理之研究。这并不是蔡元培在各学科之间硬做前后轻重的区分，他之有学与术的区分是完全从大学的功能着眼，也是借鉴了国外著名大学的成功理念。蔡元培掌校之初，北大有文、理、法、工、商五科。他根据上述的学与术的区分，对北大进行改制。将工学院合并进天津北洋大学。他也曾计划将法学院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无奈由于反对者众而不得不终止。null将文、理视为大学的核心或魂是目前世界著名大学的惯例，如哈佛大学等便是如此。但在中国教育史上，只有蔡元培、蒋梦麟等人有这样的眼光。 现在的北大，文、理不仅不是核心或魂，反倒在不断的边缘化了。社会将文、理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社会毕竟是具功利性者多。不可理解的是，在高校内部，文、理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在不断的边缘化。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人对此不能不痛心疾首，百思而不得其解。 null第三、蔡元培所谓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具有强烈的反对仅仅为了当下的功利性目的而牺牲将来的超功利的思想，他论证到人类的通性是牺牲现在而为了将来，牺牲现在的幸福而为了将来的幸福。什么是将来幸福呢？蔡元培认为，将来的幸福不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为了专致力于精神的修养、精神的享受（关于此点后文会有论述）null第四，在蔡元培心目中的真正的高深学问指的是纯粹的哲学。 蔡元培的这一重要看法固然有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德国大学理念强调大学的目的在研究纯粹的学理，而这里所谓的纯粹学理指的即是哲学。当然此处所谓的哲学是就其广义而说的。广义的哲学不是指作为与其他学科并列意义上哲学学科，而是指的爱智，所以只要是在探寻真、善、美本质的活动都在哲学范围之内。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包含着后来所有一切学科体系。关于哲学的这一层含义请参看第一部分关于哲学的论述。null显然，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是外在的，蔡元培的这一看法还有自己的更深层的内在理据。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究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思想依据。 事实上，蔡元培就是从世界观与人生观，或者说是从哲学入手来进行北京大学改革的。null早在1912年冬尚在德国留学期间，蔡元培就写下了题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文章。出任北京大学之后，他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就是依据上述文章的基本思想提出的。所以我们要真正明了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措施就必须首先清楚知道他的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null蔡元培在文章中说，世界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我们每一个人只在其中占有几尺之地；世界在时间上没有终始的，每人在其中也不过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的变迁无限繁复，而我们也只在其中占有及短暂的历史。世界无边无际，而我们人类又是那么的藐小。渺小的人类又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之中。那么，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蔡元培指出，要确定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世界观。 null当其时，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认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物质与形式这两个原素组成的。而物质与形式又是相互对待的，物质决定不了意识，同样意识也决定不了物质。于是，在物质与形式之上还必须另有自在者。蔡元培指出这样的自在者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本性”。他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盲瞽之意志”。但处在现象世界的人类是有其意志的。null正是在这个大意志的推动之下，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也就处在不断的进化途中。于是他从无机物讲到植物、动物，最后讲到人类。蔡元培说：“及进而为人类，则有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其相互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由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例如昔之工艺，自造之自用之耳。今则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经若干人之手而后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昔之知识，取材于乡土志耳。今则自然界之记录，无远弗届。远之星体之运行，小之原子之变化，皆为科学所管辖。由考古学、人类学之互证，而知开明人之祖先，与未开化人无异。 null由进化学之研究，而知人类之先祖与动物无异。是以语言、风俗、宗教、美术之属，亦渐为学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类，或状貌稍异，即痛痒不复相关，而甚至于相食。其次则死之，奴之。今则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布。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分子之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故已如此，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二卷，第216-217页。）null我们不难看出，上述的引语表达出蔡元培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肯定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是一种进步；第二，尤为重要的是，蔡元培通过对进化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整个世界是以“合”为最终或最后之“鹄的”。除上面所讲的人类社会因交通的便利已逐渐趋同而外，无机物、植物与动物也是以“合”为“鹄的”。如“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同功之例，视植物为繁。”（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生观》，《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16页。）null考察进化史得出的结论引导蔡元培看清楚了世界的“最后之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 蔡元培：《世界观与人身观，《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216页》。） null世界的通性已如上述，那么人类的通性又是什么呢？为了说明人类的通性，蔡元培首先批判了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众所周知，这正是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但是蔡元培却指出，老子所谓的理想社会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幸福，没有看出人类的真正的通性。 null那么人类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蔡元培于是接着说到：“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