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分析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融资制度创新是这一推动力有效发挥内在功效的经济过程 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 张 宗 新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融资制度创新是这一推动力有效发挥内在功效的经济过程。目前，中国融资制度的现状已经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能力造成约束。为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对现行融资制度进行创新，以此提供持续的资本供应和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双轮驱动效应方面：一是体现在实现资本有效动员，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资本支持；二是体现在资本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1、​ 融资制度：经济增长中的一种金融制度安排 传统经济学对货币与经济的分析是采取“两分法”，认为货币是笼罩在实质经济层面的一层面纱，投资、储蓄及经济增长均由实体经济所决定，忽视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分析了货币供求变动通过利率，进而影响实际投资和产出的传导过程，但该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也只着重于国民收入、储蓄、投资、就业等总量要素，忽略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样，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简单归纳为投资或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金融被狭隘的理解为“资本”，从而储蓄到投资的动员、转换和配置的融资制度及其效率本身则被忽略。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通过融资过程形成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提高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并且几乎成为所有经济增长模型重要决定因素。如库兹涅茨、索洛和丹尼森等西方学者，认为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技术进步、知识进展、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而惟独没有将金融这一因素单独列出来，他们要么把金融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条件（而非要素），要么把它包括在其它要素之中。金融制度一直被经济增长理论所忽视，这不能不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大缺陷。 在此，从现代经济本质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提出融资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一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立论。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它是连接资金供给与需求的重要渠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资源配置形成于一定的制度安排之中，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反映，它包含了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资源进行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引导和配置其它资源的作用，资金供求的均衡状态与程度，都直接影响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合理的资源配置集中体现在融资制度安排及其效率上，这是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可见，融资制度作为金融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并成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器”。在此，借用马尔科·帕加诺（Pagano,1993）的简单分析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解释融资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① 考察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其中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t=A kt (1) 假定人口规模不变，社会产品被用来投资或消费，折旧为δ，总投资为： It= kt+1 – (1-δ) kt (2) 在一个封闭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均衡条件为：总储蓄等于总投资。假定金融中介成本的存在，资金漏损（1-θ）： θSt = It (3) 根据式（1），t+1期的经济增长率是gt+1 = (Y t+1 /Y t) – 1 = (K t+1 /K t) – 1 在稳定经济状态下，经济增长率为： g =A(I/Y) –δ= AθS-δ (4) 在公式（4）中，把总储蓄率S/Y定义为S。 式（4）表示，融资制度发展与创新，可以通过影响储蓄率S、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θ和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A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下面，依次来介绍融资制度创新的这三种功能： 一是储蓄动员功能。融资制度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动员经济社会中的储蓄资源。“确立一个有效的将短期储蓄变成长期融资的期限转化的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使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先导。”② 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可以广泛吸收和聚集社会储蓄，通过融资制度创新，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S，加速资金的集聚功能，“把由于支出少于收入而积蓄了盈余的人那里引导到那些由于指出超过收入而资金稀缺的人那里。”③储蓄率提高使可以投入的资本量上升，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递增的资本支持。 二是资本形成功能。通过金融市场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速度与效率，提高式（4）中θ，从而加速资本形成，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率g的提高。在任何经济社会，在储蓄量一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和投资质量取决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和方向。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无论是凯恩斯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主义模型，均忽视了这一点，而把储蓄恒等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假定。而事实上，储蓄完全等于投资的假定并完全不成立。它一方面受储蓄——投资转化的物质条件制约，即储蓄所代表的实物构成和投资所代表的实物构成之间是否一致；另一方面受储蓄—投资转化过程的介质约束，即通过何种金融安排促使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在此，本文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融资制度是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速度和效率的一个重要介质，这是融资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三是资本配置功能。通过推动金融市场发展，把资金配置到资本边际产品最高的项目中去，提高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A，即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这一过程：①融资制度创新提高了融资效率，对投资项目甄别将资金导向生产率高的项目，特别是为资金需求巨大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②针对在推动技术创新领域的不确定性，金融体系创新尤其是风险投资，能够为提供创新的企业家提供分散风险的便利，即风险分担（risk sharing），将资金的配置、使用、监督结合起来，实现了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创业者目标的高度统一，有机整合资金、人力资本和高新技术三大资源，大大减少了融资过程中的信息非对称性，促使企业家投资于风险更高但更具有生产性的技术；③制度创新促进创新活动，金融与创新的联结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金和莱文（King & Levine，1993）论证了金融体系在评估潜在企业家的投资项目，以及对投资项目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并沿着熊彼特的思路提出“创新租金”（innovation rents）概念，即“良好的融资体系会提高成功创新的概率，从而加速经济增长。”① 融资制度发展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可以用下图解释： 图1 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 二、融资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东亚的例证 （一）东亚奇迹：融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资本积累是产出增长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资本积累率的差别是引起增长率的国际差别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② 不同融资制度在资本形成中作用不同，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战后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说明了在市场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以银行为导向的融资制度可以较好地解决了市场残缺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实现金融资源的充分动员，促进资本的有效形成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斯蒂格利茨也竭力推崇东亚融资制度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指出：“促成东亚高速增长的许多因素中，金融体系的贡献最为夺目，这不仅体现在该地区有高储蓄率上，也体现在储蓄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上。”③ 东亚政府控制的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的产生，有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在战后经济复兴国家，资本市场并不发达，资金供给的大部分不得不依赖于银行部门的金融中介。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仅仅依靠资本市场融资是不可能满足经济非均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由一种超市场的行政强制力量控制融资、进行社会金融资源动员成为一种必要。为此，政府采取低利率或差别利率的金融市场干预政策，必须建立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融资制度。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60年代后期，通过间接融资供给的资金一直占90%左右，在融资结构中占绝对比重。以银行为核心企业法人间的交叉持股，银行和企业间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耦合关系，即银企之间是一种“关系型融资”关系。日本的“主银行制”，银企之间的通过融资与持股的纽带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特殊关系。企业在融资中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非常高，而资本市场则被忽视。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股票市场不发达，股票融资在企业外部资金所占份额不到10%。在这一融资制度下，金融管制较强，具有较强的行政色彩。政府管制对融资制度的推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产融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融资机制充分反映了企业融资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的不足。其关系型契约可以是看作是投资者（所有者）和公司管理者之间的一种保证长期、互益的交换机制，这种融资制度特别强调“虔诚资本”的价值，从而能保证投资于公司资本的长期性，通过长期契约关系和组织内部收集信息，节约资本信息成本与资本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发育不完全的市场制度。在战后复兴时期，这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客观上起到为银行能够对企业实行适当监督而准备租金的作用。 可见，这一融资制度模式包含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部分，即银行与企业订立关系型融资契约；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督的特殊关系；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一整套监管规制措施，如市场准入管制、存款担保、利率规制一级市场融资的限制等。以下模型是对此类融资制度运行的解释： 债权人相机抉择的控制 银行贷款 储 蓄 收 入 相互持股 相 证券投资 互 持 内部资本市场 股 长期稳定的耦合关系 图2 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模型 针对“东亚奇迹”中融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通过对日韩等国金融制度的分析，提出了金融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并得到日韩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证明。在图3中，S代表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D代表金融市场上资金需求；R0代表市场均衡利率；Q0代表市场贷款水平。通过金融市场管制，政府将实际存款利率规制到比均衡利率更低的水平RD，金融机构追求租金的行为便会产生。而且通过同时规制贷款利率RL，一部分租金将归属于企业部门。在银行占有一定量租金后，就有能力和实力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服务质量，金融中介效应就必然相应扩大，社会储蓄水平提高，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曲线就由S向右移至S′。可见，通过金融管制与约束，可以有效动员社会金融资源，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R S S′ R0 企业的额 RL RD D Q0 Q1 Q 图3 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的租金效应 为检验金融资源动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建立了以下计量模型。在此，以实际经济增长率gGDP作为解释变量，使用了国民储蓄率S与固定资本投资率I作为资本形成K的指标，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gGDP =a+ b1S + b2 I+ε 其中，gGDP的实际增长；с为常数；S表示国民储蓄率；I表示固定资本投资率；ε为随机指标。 在此收集日本1951-1970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对经济模型进行国民储蓄率和固定资本投资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 gGDP = 4.865 + 0.115 S + 0.098 I (1.219) (1.830) Rsq= 0.799 DW=1.941 F=3.640 回归结果t检验相当显著，而且自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战后日本储蓄动员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东亚金融危机：关系型融资制度负效应的一种解析 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保证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但东亚政府控制的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毕竟不是市场竞争制度所内生的制度，它的形成与其说是企业与银行在融资活动中长期互动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政府主导或主银行制度下已经建立的密切关系在金融自由化的继续。”① 这一政府主导的融资制度安排，造成许多不良后果。这种融资制度的缺陷，正是近年东亚经济问题的深层根源。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日韩金融危机，使东亚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充分暴露出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制度进行重新反思，认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关系型融资制度所引致。 从融资制度的演进结果看，东亚的主办银行制是与“政府—银行—企业”一体化体制密切相关。东亚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一方面是东亚的银行与大型企业集团普遍享受政府的隐性担保，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对自身行为负全责，企业一旦出现经营困难，政府会同银行继续为企业提供融资；另一方面是政府过度干预银行的经营决策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失去监督贷款有效运作的能力和动力。这样，给经济活动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一是向扶持企业提供优惠贷款，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不但影响信贷的产业流向和信贷规模，而且控制了信贷资本的价格（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结构和种类。但政府作为贷款发放的决策者，又不可能拥有充分信息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查和监督，信息和决策的不对称使得贷款蕴含巨大风险。结果是市场机制扭曲，银行信用关系扭曲，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不能将有限的资源高效率分配出去，而是巨额银行资金借贷给政府扶持的重点产业。政府不仅滥用了国民储蓄，而且提供了企业效率低下的保护伞，这直接导致了资金资源配置的效率边际递减。 二是政府隐性担保造成银行与企业过于紧密的耦合关系。政府主导的关系型融资制度下耦合过于紧密的银企关系，产生了裙带关系的“唯亲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导致了原有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低效率。东亚金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和银行资助产业政策的内在问题。长期以来，日韩以及其他一些东亚政府利用优惠贷款或政府信贷支持战略性产业或出口行业。产业支持政策使金融部门付出了高昂的成本。“金融干预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直接信贷的补贴利息，其间接成本体现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积累和运转困难。”② 三是东亚关系型融资制度容易造成融资过度。在政府保护下银行和企业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不仅因预算软约束导致企业低效率、亏损增加和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而且造成企业盲目扩张。无论融资对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借款人对缺乏监督和归还压力条件宽松的贷款总是存在“需求饥渴”，这必然产生信贷扩张。在同样符合政府优先发展顺序条件下融资项目缺乏甄别机制和持续信息，导致对融资项目是中监督不利，会加剧信贷扩张的程度（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经常大于初期预算规模）。即使企业经营困难，但由于企业规模庞大在经济中的影响作用力强，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也难以让其破产，而要设法解救，同银行一起继续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当然，在这一融资制度下，银行出于对租金的追求和贷款刚性的考虑，有动力去救助财务困难或应该清盘的企业，一般不会让企业破产。这种结果，是债务不断“滚动”下去，一旦出现特殊情况，或者由于突发性恐慌，企业财务危机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普遍性经济危机。可见，政府控制的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是导致银行巨额不良贷款的基础，而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又是造成银行倒闭、企业破产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日本的七八十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终于导致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些列金融机构破产案和金融危机，就是东亚融资制度内在缺陷的典型例证。 三、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积累、劳动投入、科技进步、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制度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并为经济持续增长寻求动力支持。 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8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我国经济却取得了高速发展，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的关注。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对中国1952—1981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分析①，帕金斯（R.Perkins）对中国1953—1985年物质产品增长率来源的分析②，国内学者郭克莎对1979—1988年经济增长的因素效应分析③，李京文等同美日学者合作的对中国1953—1990年经济增长因素分析④。近期的研究，是武剑对1979—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分析⑤。 由于各种研究分析方法、范围、数据来源、处理手段等各方面的不同，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研究结论有两点是比较一致的：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推动，具有明显的资本推动型特征；二是逐步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生产率大幅提高。 鉴于时间序列的连续性，本文对李京文等的研究和武剑的研究进行整合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李京文等人的分析表明，改革前的26年间（1953—1978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92%，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93.07%，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20.4%，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3.5%。改革开放的20年间（1978—1998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的快速增长和生长率的提高，而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则是相对次要。据资料表明，1978-1998年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生产要素提高的贡献为30%，而劳动力总量扩张的作用仅为12%左右。从我国经济增长的整个时期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带动的，资本投入贡献大，而生产率贡献相对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水平，在生产率和投资效果一定时，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必定是以一定的资本投资率作为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工业中大量“在职失业”压低了生产率的增长。 表1 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单位：% 增长因素 1953- 1979- 1989 - 1999- 2010- 1978年 1988年 1998年 2010年 2020年 经济增长率 5.92 9.15 9.43 6.97 5.15 资本增长率 10.23 7.81 10.43 9.20 6.85 资本贡献度 93.07 50.2 56.3 60.1 64.4 劳动增长率 2.62 2.82 1.45 0.71 0.25 劳动贡献度 20.44 6.5 5.2 4.8 1.3 全要素生产率 -0.80 3.65 3.44 3.12 2.88 生产率贡献度 -13.51 43.3 38.5 35.1 34.3 资料来源：李京文等,《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武剑著《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店2000年版，第37页。 可见，资本投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支持因素，并且数据显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超过其他所有要素总和，达到53.3%。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一趋势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在未来20年，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 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一种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二）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 中国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表明，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在高储蓄的条件下，如何通过融资制度创新推动资本形成，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地转换并保证资金的高效率运用，成为中国21世纪经济持续成长的基本前提。这一基本前提中，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即资本形成与资本使用效率提高，这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驱动轮，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也就是说，融资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集中在体现为双轮驱动效应： 第一驱动表现为融资制度创新能够更有效地动员资本，促进社会资本形成。 资本作为一种基本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与保证。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金融增长的投资效应”来实现的。① 从理论上分析，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有较高的投资率就相应存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融资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使融资制度变革的能量充分释放，资本积累数量快速增加，有力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投资率提高，这直接推动着经济增长过程。 从中国融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过程考察，融资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疏通了社会储蓄向社会投资转化的渠道，提高了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资本支持。中国融资制度第一次变革，是由财政供给型融资制度向银行主导型融资主导融资演变，银行信贷融资成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源泉。1980年全社会融资总量为2457.31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745.9亿元，银行贷款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的比重仅为1.7%。进入80年代中期，社会融资额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2年全社会融资总额达到27684.5亿元，其中信贷融资额为21615.5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8080.1亿元，银行信贷融资量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7.4%。1980—1990年间，全社会融资增长率20.2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73%，GDP增长率为15.2 %。从图4可以看出，全社会融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高度正相关性。到80年代末期，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由于自身缺陷而陷入困境，导致社会资本形成能力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萎缩，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出现-8.2%的负增长，国民经济增长率一度跌入低谷，GDP增长率仅为4.2%。 我国融资制度的第二次变革，是90年代融资制度由银行主导型向现代市场型转变，多元化融资方式成为市场型融资的重要特征。在这一阶段，证券融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股票融资在全社会投资比重由1993年的2.87%,上升到2000年的8.68%。1996年，国民经济“软着陆”成功，银行信贷融资出现明显萎缩，而资本市场不能弥补融资缺口，导致资本形成能力下降，社会总投资不足，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见图4）。如何增加资本供给，启动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针对这一经济形势下，国家通过国债增发的融资制度创新，加大固定投资，推动经济增长。1998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500亿元，同比增长14%。“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4.7个百分点，其中国债资金直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②当然，国债融资对经济转型期的融资缺口弥补，但国债效果并没有充分发挥，国债融资的政府支出难以通过财政扩张效应有效刺激民间资本投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几乎为零。其中主要原因是在目前融资制度安排下，货币供给受阻使民间部门投资受到制约，实际利率偏高又进一步降低了资本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的投资热情，从而导致社会总投资需求增长缓慢。这必然要求中国融资制度进一步创新，疏通社会资本形成渠道，拓展社会投资空间。 表2 融资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长情况 年 度 融资规模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融资额 增长率 （亿元） （%） 投资额 增长率 （亿元） （%） GDP 增长率 （亿元） （%）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74.94 2457.31 15.5 2837.75 10.5 3136.13 10.5 3510.46 11.9 4496.91 28.1 5995.36 33.3 7782.91 29.8 10223.04 31.3 10995.51 7.6 12798.25 16.4 15564.79 12.2 22008.21 41.4 27684.50 25.8 33935.18 22.6 42436.18 25.1 52499.98 23.7 64750.17 19.3 80338.44 24.1 93272.51 16.1 100494.75 7.8 108219.38 7.7 668.7 699.4 2.0 745.9 5.0 961.0 5.5 1230.4 28.0 1430.1 16.2 1832.9 28.2 2543.2 38.8 3132.6 22.7 3791.7 21.5 4753.8 25.4 4410.4 -7.2 4517.0 2.4 5594.5 23.9 8080.1 44.4 13072.3 61.8 17042.1 30.4 20019.3 17.5 22974.0 14.8 24941.1 8.8 28406.2 13.9 29846.7 5.1 32917.7 10.3 3624.1 11.7 4038.2 7.6 4517.8 7.8 4860.3 5.2 5301.8 9.3 5957.4 11.1 7206.7 15.3 8989.1 12.7 10201.4 13.2 11954.5 8.5 14922.3 11.5 16917.8 4.2 18598.4 9.1 21662.5 12.8 26651.9 14.1 34560.5 13.1 46670.0 12.6 57494.9 9.0 66850.5 9.8 73142.7 8.6 76967.2 7.8 80579.4 7.2 88189.6 8.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 第二驱动表现为融资制度创新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缩小潜在经济增长与现实经济增长的缺口。 从长期来看，尽管资本一直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但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不仅要有充足的资本积累，更应有较高的资本使用效率，依靠双轮相互作用，共同驱动一国的经济增长。传统经济增长片面注重资本积累，而忽视生产率的因素。因而它无法解释在不同的国家，相同的资本积累水平但存在大的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本原因。 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一种粗放式特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提高积累率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综合要素增长率的贡献十分有限，整体不到三分之一。资本生产率一直偏低，甚至为负值。根据李京文等学者的测算，1979-1990年间中国生产率增长率为2.53%，资本生产率为-0.8%。这说明我国资本利用效率较低，制约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根本原因就在于融资制度存在内在缺陷，资本配置效率不高，不能将相对稀缺的资本配 置导生产率最高的部门中。资本使用效率的上升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进行融资制度创新，改变投融资格局与经济增长格局非相称的局面，将资本引导社会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中去。 当前，融资制度创新提高资本效率，缩小潜在经济增长与现实经济增长的缺口的支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支点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增加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转变为以提高效益为特征的集约增长，主要体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资本配置效率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① 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指出，引起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有四个，即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和技术变革。② 这意味着融资制度创新，通过其配置功能将资本投入到者四个方面，可以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促进资本投入型向生产率提高型转变，这对于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支点是继续深化投融资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我国资本使用效率较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的内在弊端。在现代经济中，资本使用效率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而传统融资制度则排斥竞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生产部门的流动。针对我国资本使用效率低下的状况，应该继续深化投融资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高效、有序流动，实现资本、资本使用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有机统一，以高投资率、高效投资来保证国民经济高质增长，形成一个有效力的国民经济 流程 快递问题件怎么处理流程河南自建厂房流程下载关于规范招聘需求审批流程制作流程表下载邮件下载流程设计 的良性循环系统，即融资制度创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资本形成能力提高→高投资率、高效投资→高质经济增长→社会储蓄增加→资本形成能力提高。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美]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美] D·W·乔根森：《生产率：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美]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出版社1999年版。 [日]寺西重朗：载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政策》，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 [日]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刘方域、张少龙：《支撑经济增长——中国消费、储蓄、投资研究》，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武剑：《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第2000年版。 王跃生：《亚洲金融危机与亚洲企业的融资制度》，《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李京文等：《中国经济增长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张宗新：《融资制度：一个国际比较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2001年第9期。 张宗新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的生成及化解》，《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Mckinnon(1973),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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