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

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 郑杭生 李迎生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不少地区兴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 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提倡和参加乡村建设的人员，既有一批进步的社会学者、经济 学者、农业专家和有志青年，也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改良派，还有一些则是国民党政 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主办乡村建设的机构，有的是学术机关，有的是高等学校，也有的是民 间团体，还有一些是政治机构。乡村建设工作所侧重的方面，有的侧重平民教育，有的侧重 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有的侧重于农村经济事业，也有的侧重于乡村自治，可见，从事这场 乡村建设事业的成份是极其复杂的。 本文不打算对这场乡村建设事业进行面面俱到的介绍与讨论，而仅仅拟对其中起核心作 用的“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概略的考察。“乡村建设学派”是我们的新提法， 于一门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中，这样的提法或许更准确些。再者，我们提“乡村建设学派”也 是由于这场乡村建设事业主要是由一些学术界知识分子提倡、引导与参加的，而其中的核心 人物，如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都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知名人物。他们在对中国 社会现实的研究中，形成与借鉴了中外各种社会学理论学说，然后以此为指导，从事实际的 乡村建设事业。“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实际工作是社会改良性质的，是对旧 中国农村社会恶性运行的现实的修修补补，但这一学派所作的探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在中 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乡村建设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乡村建设学派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陷入的严重的经济与政治 危机的产物。 从经济上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 对多数，依靠农业和传统的手工业，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然而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 侵，打破了农村昔日的宁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逐步走向破产；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 量涌入，又破坏了中国农村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民国初年以来，农村连年发生的灾荒和军阀 混战的不断加剧，更使中国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进入二、三十年代以后，其蓄积的问题更加 严重了。据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华洋义赈会于 1922-23 年间 对冀皖苏浙一带农村状况进行了调查，各地农户年收入在 150 元以下的达 67.9％， 其中河 北各县达到 80％；农户年收入不足 50 元者达 28.8％，其中河北各县达 62.2％。华洋义赈会 这次调查，反映了各地农村灾患的特殊情形。另据后来对我国北部农村地区所作的调查，农 户每家平均年收入为 217.6 元；对东部农村地区的调查，每户年平均收入为 315.5 元。孙先 生认为， 这大概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地农村家庭收入的一般情形。在农户家庭年生活费支出 中，全国农村平均用于食品支出所占比例高达 59.9％，其中河南开封达到 76.7％，新郑达 75.1％；安徽来安县农户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低，亦达 48.7％。以恩格尔定律来衡量， 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 59％以上者属于贫困；此项支出介于 50％-59％之间的属于勉强度日 的家庭。那么，当时中国农村家庭，除极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地区属于贫困线以下。 以上数据仅仅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农村家庭经济生活的一般情况。实际上中国农村当时 实行的仍是封建土地占有与分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 1934 年对江、浙、 陕、豫等省农村状况的调查，自己不事耕作的地主虽只占总户数的 2.3％， 每户平均拥有土 地却高达 132.9 亩，拥有田亩百分比为 26.8％；而占总户数 64.7％的贫雇农， 每户平均拥 有土地仅占 4.6 亩，拥有田亩百分比为 26.3％。 地主家庭拥有的土地每人平均达 19.6 亩； 农户家庭人均则不足 1 亩。 （注：以上所引数据参见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三 册，商务印书馆，1933 年版，第 64-69 页。）因此，当时占总户数绝对多数的贫雇农家庭必 须向地主等拥有大量土地者租地耕种，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为此，又要接受地主的残酷剥削。 结合农村封建土地占有与分配制度加以考察，则农户家庭所经受的困苦难以想象。 从 1931-1935 年间，全国每年都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发生水旱灾害，其中 1931 年发生的 江、淮、运河流域的大水灾，灾区延及十六省，灾民达五千万，财产损失达二十几亿元以上。 农民冻饿而死和外出逃荒者大量增加。1931 年至 1936 年，全国因灾荒死亡的人数达 698.08 万人，逃荒人数更是不计其数，其中 1935 年仅据全国 1001 个县上报的数字，农民离村人 数至少在 2000 万人以上。（注：据鲁振祥：《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载《政治 学研究》，1987 年，第 4 期。）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与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加上连年灾荒与军阀混战， 中国农村经济迅速走向破产。这种状况引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思考，他们力求通过自己的探 索，找到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提出拯救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国的 办法 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鲁班奖评选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企业年金办法下载 ，并通过实验而加以 推广。 乡村建设学派的产生，亦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鸦片战争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 近代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救亡图存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 四新文化运动，还有 1924-1927 年的国民革命等，其目的都在于挽救垂亡的国运。然而，民 族危亡的征象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其中 1924 年至 1927 年的国民革命，是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这场大革命曾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 统治地位，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背信弃义，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 后失败了。此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依旧，国内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 盾依旧，甚至更加尖锐。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仍面临着严峻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当 时社会性质的深刻分析，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血腥镇 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起义，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和组织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 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政权，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的道路。 土地革命消灭了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迅速发展扩大，到 1930 年， 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已达到湘、鄂、赣、皖、豫、浙、陕等许多省份。在苏区农民运动 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抗租、抗税、抢米等暴动不断发生与蔓延，动摇了国民党的统 治基础。 在农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与苏区土地革命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内不少不满 于现状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赞成对中国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改造，认为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 一方面又不赞成或不敢主张采取共产党人激烈的革命方式，消灭农村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他 们希望通过改良，找到某种折衷方式或第三条道路，以挽救农村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并以此 为基础，挽救整个中国社会的危机，建立民主政治。这些知识分子从以往历次运动的失败中 吸取了教训，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造只注意于上而不求统一于下，当下他们所应当做的， 是推进国民的能力与知识的增进，培养他们的新政治习惯，让国民自主地掌握社会发展的方 向。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 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