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授往事

【本书简介】 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都是当年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堪称民国教授的一个缩影。作者试图从独特的视角，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表现其鲜明的个性。如辜鸿铭的怪癖、吴宓的浪漫、刘文典的名士风度、黄侃的“狂狷”、章太炎的“疯”……同时，还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再回首，民国教授的陈年往事原来竟如此鲜活精彩！ 汪修荣 河南文艺出版社 08年4月 【目录】------------------------------------------------------------------------------------ 怪杰辜鸿铭来源:精彩网 www.exvv.com 名士刘文典来源:精彩网 www.exvv.com 国学狂人黄佩来源:精彩网 www.exvv.com “疯子”章太炎来源:精彩网 www.exvv.com 来源:精彩网 www.exvv.com 第一部分 怪杰辜鸿铭 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 怪杰辜鸿铭（1）字体 [大 中 小] 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语堂这样评价他："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八八○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读五经诸子，日夜不释手。数年，遂遍涉群籍，爽然曰：道固在是，不待旁求也。"（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辜氏通过研读传统文化，对中西方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谓欧美主强权，鹜外者也；中国主礼教，修内者也。言一时强盛，似优于中国，而图长治久安，则中国之道盛矣、美矣！文襄闻而大异之，延入幕府，不烦以常职，有要事就询焉。"（罗振玉《外务部左丞辜君传》）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怪杰辜鸿铭（2）字体 [大 中 小]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还有人描写得更加细致："先生性虽和蔼，但一触其怒，则勃然大发，无论何人，不能遏止，必骂个痛快，才能平息。先生喜叉麻雀，但不高明，每战必北。日居谈喜诙谐，叨叨不绝，信难捧腹。衣冠极奇特，常穿蓝布长衫，戴红顶瓜皮小帽，留长辫一条。民国初年至北大上课时，行必坐轿，衣龙补长袍，足厚底朝鞋，头戴花翎顶，其辫亸亸，提水烟袋而登讲坛。"（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几个人的回忆，大同小异，却从侧面构成了一幅北大时期辜鸿铭的形象写照。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怪杰辜鸿铭（3）字体 [大 中 小]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对此，辜氏自己的说法也许最具参考意义。"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林语堂《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张起钧《文坛怪杰辜鸿铭》）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怪杰辜鸿铭（4）字体 [大 中 小] 辜氏迷恋传统的中国文化，连旧文化中的糟粕也一并吸收进来，包括对纳妾、玩妓、小脚等等的癖好。"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在京城吃花酒，逛妓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却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件文人雅事。"辜先生有时亦逛八大胡同。认识一妓，名纫香者，貌不美而有风致，酒量极好。予在大森里识一吴人名小凤第者，每吃花酒，必请辜先生。先生常以小辫与群妓嬉戏，有时打茶围。至天亮始各归寓。"（贻《记辜鸿铭》） 　　辜氏对女人的喜爱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怪癖，据说他有恋小脚癖，每以寻访三寸金莲为乐事，尤喜嗅小脚的臭味，据说每一嗅及，文思大发。对此他还有一番奇谈怪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先生在湖北时，寓所在大朝街……正夫人系中国产，为其续娶，貌仅中姿，而其裙下双钧，尖如玉笋，绰约婀娜，莲步珊珊，先生最宠爱之，二夫人日本籍……相传辜氏有嗜臭奇癖，每夜就寝时，照例必捧其夫人双翘大嗅一阵，方始就寝，否则不能安眠。……先生且喜嫖，每夕必御女，女非小脚不乐，谓缠足妇人，为中国女性特有之美，又谓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巴黎香水，其味尤醇，且谈时眉宇间含有莫大愉快之色。"（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辜氏上课时，并不呆板，有时甚至还很幽默。"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国风。'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震瀛在《补记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也曾有类似记载："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到我们乐而忘倦，也是教学的一种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所以学生也很喜欢。"可见，辜鸿铭上课时并不刻板，还是比较生动的，深受学生欢迎。 　　辜氏的幽默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日常言谈中。"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最著名的幽默故事是他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这个笑话流传如此之广，以至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她怕徐再与别的女人谈恋爱，便对徐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不能公开用的！"（罗家伦） 　　虽然辜氏在朋友中大谈茶壶理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中却十分惧内，"他平生很怕老婆，所以他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震瀛《记辜鸿铭先生》） 　　辜氏幽默与讽刺还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比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并非至美至善。"（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关于辜氏的幽默，林语堂有独到的见解："实则辜鸿铭之幽默起源于其倔强之本性及其愤世嫉俗之见解。在举国趋新若鹜之时，彼则扬言尊礼；在民国时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辫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时，彼力斥西洋文化之非，细读其文，似非无高深见解，或缺诚意，然其持之过甚，乃由愤嫉而来。"（林语堂《辜鸿铭》） 　　一九二四年十月，辜氏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萨摩雄次邀请到日本讲学。"先生出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讲授东洋文化及语言学，先生特异的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萨摩雄次《追忆辜鸿铭先生》）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盖其一生，辜氏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温源宁的一段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个背叛者，宣传君主主义；一个浪漫者，接受儒教作为人生哲学；一个专制的君主，却以佩奴隶的记号（辫子）为得意：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由于上述的矛盾。"（温源宁《辜鸿铭》）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种表象，他的狂怪掩盖了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对辜氏的评价，吴宓的话也许较为准确："盖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 责任 安全质量包保责任状安全管理目标责任状8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幼儿园安全责任状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此实辜氏思想学说真正之渊源。故辜氏生平痛恨中国人（尤以留学生为甚）之吐弃旧学，蔑视国俗。而以感情所激，趋彼极端，遂至力主忠君，长戴辫发，自比遗老。而其晚年最崇拜日本，乐居彼邦，亦可藉此说明。盖皆热烈之爱国主义所酿成者也（吾国今日爱国之士应洞察此层，勿徒以顽旧讥斥辜氏）。"（吴宓《悼辜鸿铭先生》） 名士刘文典：狂人风骨字体 [大 中 小] 刘文典，生于一八八九年。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因父亲以经商为业，家境较好，所以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外文教育，后通晓英德日等多种外语，这在民国学人中也是较少见的，这大约也是他后来倨傲的一个原因。一九○六年，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当时，陈独秀、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担任学校教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同年，刘文典在安徽公学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九年，刘文典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许多青年学子和学术精英留学日本，刘文典正是在东京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不久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成为章门弟子，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 　　一九一二年，刘文典学成回国，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经常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在场的刘文典也手臂中弹受伤。同年再次流亡日本，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九一六年，刘文典回国，残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与不满，决定专事治学之道。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刘文典积极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英文编辑和翻译，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名重一时。 　　一九二八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相当于校长一职。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大附近省立第一女中校庆，安大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程诬蔑学生捣乱，请军警弹压，遂引发一场学生风潮。时值蒋介石路经安庆，蒋对此十分恼怒，召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这次见面自然很不愉快，"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高伯雨《刘文典与蒋介石》）据说，见到蒋介石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让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的学生，刘却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甚至斥蒋为"新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恼怒。还有一种说法，说蒋曾当场打了刘两记耳光，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押起来，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安大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文典，同时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迫不得已，最后同意保释，但要求刘文典即日离开安大。刘文典被关押七天后，于十二月五日获释。此事曾轰动一时，刘文典也因敢于直接顶撞蒋一时名声大噪，为士人景仰。 　　老师章太炎听到此事后，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亲自手书一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这副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从一个侧面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 　　事后，刘文典在北京遇到"小年同门，中年同事"的鲁迅，谈及此事，鲁迅十分感慨，为此还专门以佩韦的名义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十字街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知难行难》的文章，文中写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并注释道：刘文典，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对这件事，周作人是这样说的："北伐成功后曾在芜湖，不知何故触怒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北京大学感旧录》）只是事情发生的地点，不是芜湖，而是安庆（安徽大学所在地），周作人显然记错了地方。 　　刘文典的硬骨头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佚名《教授印象记》）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想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要译到深夜三时。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上课时常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如实向学生道出实情，听了此事，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连"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学问精深，但长得却其貌不扬，当年的学生对此曾作了生动的记录："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教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佚名《教授印象记》） 　　"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工作，请他出来做伪事，遭到他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帮助下，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轮，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其爱国行为与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 　　 名士刘文典：国学大家字体 [大 中 小] 在三十年代清华园中，刘文典是最有学术声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刘文典的狂傲是以博大精深的学问做功底的，这一点是学生公认的，"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佚名《教授印象记》） 　　刘文典的治学生涯始于一九一六年。由于对国内现实的失望，刘文典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学上。到北大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一九二三年《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皇皇二十一卷，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胡适破例为其作序："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他（指刘文典）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声誉日隆。 　　鉴于刘文典的名声，罗家伦执掌清华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北大教授。两全其美。此事也可见刘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一九三九年《庄子补正》（共十卷）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说："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的名声与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自己对此也十分自得，曾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另外半个一直有各种说法，一说是某日本学者，一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他们仅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刘文典这番话还有一个版本："全世界真正懂得《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另外一个显然就是指他自己。（事见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张中行《刘叔雅》）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可见刘文典盛名不虚。 　　刘文典虽然语言有些放诞，身上多名士派头，但治学之严谨广博却是不容置疑的。据钱穆弟子李埏回忆，四十年代他在昆明时曾借阅过刘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的书，书中刘的批注，除了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这便是明证。 　　刘文典自视甚高，佩服的学者极少，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个。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也足见其对陈的敬佩之情。刘文典自己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却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认为新文学创作不是学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最看不起的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是联大副教授，已经出版了几十种作品，在文坛上名声很大，所教的《语体文写作》等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始终对他抱有偏见。一九四三年七月，听说西南联大拟聘请沈为教授时，刘居然悖然大怒，不屑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这实际上反映了刘文典对新文学的偏见。在刘文典眼里，他认为国学才是真正的学问，至于新文学根本上还算不得什么学问，甚至公开提倡用文言文，反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其实当时许多人都抱有这种想法，只是刘文典公开说出来了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上的歧见，他对从事新文学教学写作的沈从文一直很是不屑。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段子流传甚广。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跑警报，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夹在人流中跑警报，很是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黄延复《刘文典轶事》）从这个故事，也可见刘文典当年对沈从文的成见有多深。出于性格上的原因和对刘文典的尊敬，沈从文对此事一直保持着沉默。 　　正因为肚里有货，所以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开"红楼"讲座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另一个便是刘文典。马逢华在《教授写真》中记录了刘当年讲座时的盛况："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面灯光通亮，摆着临时搬来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身穿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了一盏茶，然后霍然站起，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寥寥数语，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刻画了刘文典恃才傲物的狂狷性格。 名士刘文典："二云居士"与磨黑风波字体 [大 中 小]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素有名士之称的刘文典有一个雅号，人称"二云居士"。"二云"指的是"云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和"云土"（云南产的鸦片）。刘文典嗜食"二云"，故得"二云居士"之雅号。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感旧录》中称："叔雅人甚有趣，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 　　据说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明令禁烟，但对两个人却是例外，一个是云南王龙云，另一个便是刘文典。这也足见刘文典名气之大。 　　刘文典染上烟瘾，一说起因于长子之死。因失子之痛，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吸上了大烟。到云南后，因地产云土，便又烟瘾复发。刘在清华的同事、国学大师钱穆也证实："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钱穆《师友杂忆》） 　　磨黑是滇南著名的茶、盐和鸦片的集散地。距昆明有千里之遥，当时为大豪绅张孟希控制，张希望从昆明聘请一位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母亲撰写墓志铭，以光耀门楣。因地处遥远，路上又危险，一般人不肯前往，最后选定了刘文典，因为知道他嗜食鸦片，而当时物价飞涨，一般教授生活都很困难，根本无力购买鸦片。刘文典除了治学，于生计完全是门外汉，生活非常拮据，在最困难的时候，常向亲友求救，"李鸿章之孙李广平那时在昆，与先生是同乡，又有瓜葛之亲，二人最为投契。有时先生断炊，便书纸条一张，只写四字：'刷锅以待'，使人送交与李。李得字知先生'难以为炊'了，便送钱给他救急。"（李瑞、傅来苏《刘文典先生轶闻》）这段描写很能反映刘当时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光靠几个有限的薪金自然无法再过烟瘾。聘请的人正是抓住了刘的这个弱点。 　　鉴于刘文典当时的名声地位，张孟希表示除供给鸦片，还愿承担刘一家三口费用，回昆明时再送五十两（一说十两）"云土"作为酬谢。这样的条件在战时算是十分优厚了，所以刘便接受了这个邀请。刘特立独行的名士派头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他似乎并不太在意别人的议论。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刘文典是坐滑竿去的磨黑。到磨黑后，张很讲信用，对刘一家十分客气。刘的工作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及简单应酬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很过了一回烟瘾，四个月后被张礼送回昆明。刘文典在磨黑虽然也做了一些于当地教育有益的事情，但磨黑之行还是引起了许多物议，其所作所为多为时人诟病，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瑕疵。 　　刘回到昆明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给聘书。虽然刘到磨黑事先与蒋梦麟、罗常培等人打过招呼，但他在联大的课还是受到了影响。而且刘此行目的主要在鸦片，因此学校内议论纷纷，虽然学校聘任委员会准备聘任他，但性格耿直的闻一多坚持认为刘的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拒不发给聘书。事情闹大了，刘文典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诉，但闻一多坚持不肯通融，而刘在此事上确实授人以柄，梅贻琦也爱莫能助。回到昆明后，刘文典找到闻一多，二人为此还吵了一架，以闻一多的性格做出的决定自然不会改变，最终刘文典未能回到西南联大，改去了云南大学。得到了刘文典这样的知名教授对云南大学来说确是意外之喜，清华大学复员时，刘仍然留在云大，直到解放。 　　刘对同辈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丝架子。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 教材 民兵爆破地雷教材pdf初中剪纸校本课程教材衍纸校本课程教材排球校本教材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四版四级教材 ，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除了抽烟，刘文典另一大雅好是看滇戏。滇戏以丝弦、襄阳和胡琴三种声腔为主。带他进入滇戏的是他的学生、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陶光。据说人到中年的陶光看中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便想请刘文典作媒。于是经常拉着刘去看滇戏，结果刘渐渐迷上了滇戏，而陶也成全了好事。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甚至认为能真正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泡在滇剧场中，"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任道远《题诗赠滇伶》）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响应政府号召，下决心把鸦片戒了，改抽大重九。有时一天两包，当时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那时学生抽的是旧币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抽的是三千元一包的大重九，所以学生有时便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也毫不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仅仅几年时间，刘文典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自己的进步十分高兴，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刘文典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国学狂人黄侃：章门"天王"字体 [大 中 小] 　　黄侃素有章门第一高足之称。 　　一九○三年，十八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一九○五年，黄侃被官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一九○六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章太炎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被胡适誉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于右任称之为"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听说章太炎流亡日本，许多中国留学生慕名前来求学，为满足广大留学生的要求，章太炎创办了"国学讲习所"，宣讲国学。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人都是他日本讲学时的弟子。黄侃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章太炎并投身章门的。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不同的版本，有种说法很有戏剧性--据说一天晚上，章太炎正在民报寓所写作，忽闻窗外响起哗哗之声，接着从窗外飘进一股难闻的尿臊味，章太炎遂对着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教养，往楼下撒尿？骂声未止，楼上竟冲出一青年与他对骂，两人各不相让，吵成一团。骂了不久，两人居然停下来互相攀谈起来。交谈后楼上的青年才知道对方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忙致歉意，两人由此相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太炎住所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两人相识后不久，因生母周氏病危，黄侃拟归国侍亲。章太炎对黄侃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见黄侃并未首肯，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听罢此言当即叩拜，遂对章太炎执弟子礼，受业于章氏，从此学业日益精进。章太炎对黄的学识也十分激赏，曾夸道："恒言学问进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一九一四年二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做伴问学，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其乐融融。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黄侃虽师从章太炎，却并不拘泥，他认为："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综广揽。"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中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不为所动。 　　章氏门人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几大天王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罗常培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黄侃虽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对老师章太炎却执礼甚恭。这一对师生惺惺相惜，留下许多趣闻。"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周黎庵《记章太炎及其轶事》）章氏《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却请黄侃为他写《后序》，也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黄侃英年病逝，章太炎不胜悲痛，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国学狂人黄侃：神童·革命家·孝子字体 [大 中 小] 黄侃，祖籍湖北蕲州，一八八六年四月三日生于四川成都浙江会馆。名侃，字季刚，晚年自称量守居士。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父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黄云鹄六十七岁时才生下黄侃，所以对这个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三岁就开始发蒙，教他背唐诗宋词。四岁便延师教读四书。黄侃从小聪颖好学，显示出过人的才气。黄云鹄当年为生计到江宁尊经书院教书时，母亲命他给父亲写信要钱养家，写完信，黄侃在信后即兴附了一首诗： 　　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 　　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当时黄云鹄的朋友山西布政使王鼎丞正客居江宁，无意中见到这首七岁孩子的诗作，大为惊叹，当即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了他。这便是黄侃的原配王夫人。黄父见到幼儿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 　　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 　　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转引自邓恩贤《黄侃传》） 　　此后，父子之间经常诗书唱和。九岁时，黄侃读经已日逾千言，且过目不忘，一时被乡人视为神童。父亲给他写信告诫道："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老矣。读经之外，或借诗文以活天趣，亦不可忽。"十岁时，黄侃已读完四书五经。 　　父亲虽四处奔波，但对他的教育却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十三岁时，父亲病逝，母承父志，仍请人在"归学处"课业，上完课时常常已是深夜，母亲仍秉烛在外面等着。此时家中偏门已锁，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辛苦之极。母亲恐他有畏难情绪，问道："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苦心，慨然答道："读书而已。" 　　一九○三年，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在孙中山等人影响下，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一个思想重镇，《湖北学生界》和《汉声》杂志，成了宣传进步思想、反抗清朝统治的重要阵地，文普通学堂则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近朱者赤，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很快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后终因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一九○八年因生母周孺人病危还家探亲，遭到清政府通缉，次年逃回日本，继续在报上鼓吹革命，先后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专一之驱满主义》和《讨满洲檄》等文章。一九一○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一九一一年七月，黄侃应约为《大江报》撰写了一篇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引起广泛震动，结果导致《大江报》被封，主编占大悲被捕。十月十日，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等人会于武昌，并参加军政府工作。武昌首义失败后，黄侃返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二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