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
何德章
一 、 引 论
北魏太和十七年 公元 年 八月 , 孝文帝在 “南伐” 的旗号下 , 率大军离开都城平
城 。 九月 , 抵达洛阳 , 稍事停顿 , 复驱军南进 。 “ 帝 戎服执鞭 , 御马而出 , 群臣稽颗于马
前 , 请停南伐 。 帝乃止 , 仍定迁都之计 。 ’, ①后来治史者多着意于迁都以后各项汉化改革的具
体内容 , 对迁都事件本身鲜加留意 , 或语焉不详 , 使其至今仍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戏剧性色
彩。
国内学者论及孝文帝迁都的原因 , 大致不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 , 加强与汉族世家大族
合作 , 以便稳定地统治中原 其二 , 躲避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 其三 , 解除平城地
区粮食供应的危机 其四 , 减少鲜卑贵族对改革的阻力②。 其中第二点事实上是不成立 的 ,
北魏政权从定都平城之始 , 即受到柔然的威胁 , 迫使孝文帝以前数代皇帝常率大众往来于平
城与阴山南北之间 , 而孝文帝时 , 柔然业已衰弊 太和十四年前文明太后冯氏执政期间 , 不
再率众巡幸阴山 , 并强化了六镇在防御柔然中的作用 , 这正是孝文帝得以实现迁都的条
件③。 就第三点经济原因来说 , 亦并不充分 。 如论者所说 , 太和十一年平城地区曾发生大饥
荒 , 致有遣民就食河北之举 , “ 行者十五六 ” , 但北魏随即在平城箭内 “依局割民 , 阅户造
籍 ” , 督促游食者农耕 , 收到 “众赋易办 ” 的效果 ④ , 危机迅速解除 。 而且 , 当时平城以北
至阴山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有长足进步 , 宣武帝延昌元年 公元 年 四月 , “ 诏河北民就
谷燕 、 恒二州 。 辛未 , 诏饥民就谷六镇 。 ’, ⑤朝廷将允许饥民到平城及阴山地区 “ 就谷 ” 作为
解决河北一带饥荒的办法 , 亦说明当地农业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 经济问题不可能是迁
都的重要原因。
人们往往从北魏定都平城后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去探寻孝文帝迁都的原因 , 这固然
不错 , 但却也因此而忽视了迁都本身也是一场突发的政治事件 。 我们在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与趋向的同时 , 还应当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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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律或趋向中一些具体事件的细微末节 , 才能更准确地了解
历史真象 。
值得注意的是 , 孝文帝并非一开始就有迁都的打算 。 太和十四年九月 , 冯太后去世 , 孝
文帝开始全权处理朝政 , 他通过冯氏丧制之争及太和十五年关于北魏政权五德行次的讨论 ,
反复强调 自己将继承冯 氏以来的既定路线 , 抛弃祖宗旧制 , 实施文治 , 改变祖宗 “ 锐意武
功 , 未修文德 ” 的一惯作法 , “ 稽参古式 , 宪 章旧典 ” , 使 “ 四海移风 , 要荒革俗 ’, ⑥。 与此
同时 , 太和十五 、 六年间 , 孝文帝在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工作 。 太和十五年四月 , 孝文
帝下令 “ 经始明堂 , 改营太庙
’, ⑦。 明堂这一汉族政权传统的礼仪建筑早在太和十年九月冯
氏在世时即已下令修建⑧, 这时才破土动工 , 并与新建的太庙一并于是年十月建成。 同年七
月 , 又将原位于城内的道坛移置于桑干河南岸 , 改名崇虚寺 十二月 , 将社庙迁至城内。
‘
太
和十六年二月 , 孝文帝令李冲主持修建太极殿 , 改变此前 “ 宫室之度 , 颇为未允 ” 的状况 ,
以 “ 尊严皇威 , 崇重帝德 ” ⑨。 十一月 , 太极殿建成 , 殿东、 殿西两侧各建一堂 , 且 “ 夹建
象魏 ” 。 与太极殿同时改建的还有平城乾元 、 中阳 、 端门 、 东西掖门 、 云龙 、 神虎 、 中华等
门 , “ 皆饰以观阁’, 。。 平城营建工作的展开 , 说明孝文帝这时还没有离开平成的想法 。 《魏
书》卷 《文明皇后冯氏传 》称 “ 初 , 高祖孝于太后 , 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 , 预营寿宫 ,
有终焉瞻望之志。 及迁洛阳 , 乃自表涯西以为山园之所 , 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 , 号日 ‘万年
堂 ’ 云 。 ” 平城方山冯氏永固陵始创于太和五年 , 太和八年建成 , 而孝文帝为自己预建寿宫 ,
事在太和十五年七月 , 见 《魏书
·
高祖纪下 》。 其时冯氏已死 , 孝文帝没必要以 “ 预营寿宫 ”
来取悦于冯氏 , 而他 “有终焉瞻望之志 ” , 亦表明这时他还没预计到后来不得不迁都 , 以致
于 卜兆域于邝岭。
太和十五 、 六年间孝文帝在平城进行的一系列营建工作 , 正是要将平城建成一个万国俱
瞻的文化中心 。 《魏书》卷 《蒋少游传》称建太庙 、 太极殿前 , 长于建筑的蒋少游曾奉命
“乘传诣洛 , 量准魏晋基址 ” 。 据 《南齐书》卷 《魏虏传 》, 太和十五年 , 蒋少游副李彪出
使南齐 , 亦负有观摹建康 “ 宫殿楷式 ” 的任务 。 改建后的平城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孝文帝
的意图 , 新的建筑都是按 “ 古制” 、 至少是按魏晋制度修建的。 《水经注 》卷 “ 课水 ” 条
述明堂形制说 “ 明堂上圆而下方 , 四周十二户九堂 , 而不为重隅也 。 室外柱内绮井之下 ,
施机轮 , 饰缥 , 仰象天状 , 画北辰 , 列宿象 , 盖天也 。 ⋯⋯加灵台于其上 , 下则引水为辟
雍 , 水侧结石为塘。 事准古制 , 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 。 ” 《魏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六年正月
已未 “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 , 以配上帝 , 遂升灵台 , 以观云物 , 降居青阳左个 , 布政
事 。 每朔 , 依以为常。 ” 太和十年即已着身的汉魏衣冠。 、 新建的古制殿堂 、 加上与之相配
合的一套繁文褥节 , 将心理上追求儒教古礼的这位鲜卑族人的皇帝 , 从形象上完完全全地装
扮成了一位汉家天子 , 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他于太和十七年秋毅然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并已卓
有成效的平城 , 远迁黄河南岸百余年来淹没于棒莽之中的洛阳呢
《魏书 》卷 中《任城王澄传 》记孝文帝于迁都前夕与无澄密语 “ 今 日之行 , 诚知不
易。 但国家兴 自北土 , 徒居平城 , 虽富有四海 , 文轨未一 , 此间用武之地 , 非可文治 , 移风
易俗 , 信为甚难 。 蜻函帝宅 , 河洛王里 , 因兹大举 , 光宅中原 。 ” 显然 , 迁都并非由于经济
的考虑或加强与汉族大族的合作的愿望 , 而是因为某种政治危机 , 使孝文帝认识到平城乃
“ 用武之地 ” , 难以在此实现 自己实施 “ 文治 ” 的抱负 , 遂执意迁都 , 离开 自己曾寄予希望的
平城 。
香港学者途耀东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 。 他说 “ 从太和十二年到迁都洛阳的前一年 , 孝
文帝在平城大兴土木 , 并且在改建的过程 中 , 进行 了一连串有关礼仪 、 祭祀问题的讨论决
定 。 他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 , 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 。 他最初的希望 ,
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 , 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 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
念 。 后来所以匆匆南迁 , 乃由于北方保守势力 , 对他所作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 。 ’, ⑩
惜途 氏和其他认为迁都旨在减少改革阻力的学者一样 , 未能进一步探寻太和十五 、 六间孝文
帝的哪些改革措施损害了 “ 保守势力 ” 的实际利益 , 他们给予改革的 “ 阻力 ” 或 “ 压力 ” 的
实际情形如何 , 也未能说明孝文帝是如何摆脱这些阻力实现迁都的 。 这些正是本文将要着力
探讨的问题 。
二 、 定庙号与改官制 —对旧贵族权利的挑战
冯太后执政时期 , 北魏的改革集中于均田制 、 三长制、 傣禄制等社会经济方面 , 礼仪习
俗如官员服制等改革虽已展开 , 但没有危及鲜卑贵族的整体利益 , 改革也因此未受到鲜卑贵
族的强烈反对 。 太和十四年孝文帝亲政后 , 开始进行政权体制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 , 严重
地损害了旧贵族的权益 , 从而激起他们的对改革的阻挠 。 太和十五 、 六年间 , 孝文帝推行的
改革最激烈莫过于重定祖宗庙号及官制改革 。
据《魏书
·序纪 》
, 天兴元年 公元 年 十二月 , 北魏初创 , 追尊先世 位部落首
领为帝 , 其中 位记有庙号 , 即 “始祖 ” 神元皇帝拓跋力微 、 “ 太祖” 平文皇帝拓跋郁律 、
“ 高祖 ” 昭成帝什翼键 。 同书卷 之一 《礼志一 》称拓跋硅初年 , “ 又于云中及神元旧都祀
神元以下七帝 , 岁三祭” , 则北魏初曾按中原王朝天子 庙之制定庙号 , 惜其余 帝名讳及
庙号不明。 北魏前身草原部落联盟始创于拓跋力微 , 北魏建立后以拓跋力微以降 位首领为
祖宗 , 实质上极大程度上维护了草原游牧时代部落大人的政治权利 , 使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
新政权中的贵族 。 魏初所定封爵制度规定 “ 皇子及异姓元功上勋者封王 , 宗室及始蕃王 皆
降为公 , 诸公降为侯 , 侯 、 子亦以此为差 。 ⋯⋯王第一品 , 公第二品 , 侯第三品 , 子第四
品。 ”。 “宗室 ” 在上述庙制下为拓跋力微以后各部落首领后裔 , “ 异姓 ” 尤其是其中得以封
王者亦多为昔日部落大人的后代 , 他们构成了北魏前期统治集团的骨干 。
《魏书 》卷 下 《高祖纪下 》太和十五年七 目 “ 诏议祖宗 , 以道武为太祖 。 ” 十一月 ,
“ 迁七庙神主于新庙 。 ” 这是一次剥夺鲜卑贵族的政治特权 、 加强拓跋皇室人物的政治地位的
重大行动 。 同书 《礼志一 》记孝文帝诏书说 “ 祖有功 , 宗有德 , 自非功德厚者 , 不得擅祖
宗之名 , 居二桃之庙。 仰惟先朝旧事 , 并驳不同 , 难以取准 。 ⋯⋯烈祖有创基之功 , 世祖有
开拓之德 , 宜为祖宗 , 百世不迁 。 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 , 然庙号为太祖 道武建业之
勋 , 庙号为烈祖 。 比功校德 , 以为未允 。 联今奉尊道武的太祖 , 与显祖为二桃 , 余者以次而
迁 。 ” 确认创立北魏政权的拓跋硅为太祖 , 立拓跋硅 、 明元帝拓跋嗣 、 太武帝拓跋熹 、 景穆
皇帝拓跋晃 、 文成帝拓跋溶 、 献文帝拓跋弘等 庙 , 并确定其庙号 , 孝文帝还为自己虚设一
庙 , 以备 庙之数。 这样 , “ 宗室” 的范围大大缩小 。
改定庙号 , 主要目的是借此剥夺一批鲜卑旧贵族的政治特权 、 彻底摆脱部落遗俗 。 《魏
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 “ 制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 , 皆降为公 , 公为侯 ,
侯为伯 , 子 、 男仍旧 , 皆除将军之号 。 ” 这里的 “ 太祖 ” 当然指的是新近尊奉的拓跋硅 , 根
据这一命令 , 非拓跋硅嫡系子孙而拥有王公 、 侯爵者 , 皆降等而授 , 其政治地位较之宗室诸
王自然降低 。 “ 皆除将军之号 ” 一语不甚明晰 。 同书 《官氏志》称 “ 旧制 , 诸以勋赐官爵者
子孙世袭军号。 太和 十六年 , 改降五等 , 始革之 , 止袭爵而已 。 ” 军号世袭 , 于史有征 。
《魏书 》卷 《陆侯传》陆侯子陆丽以拥立文成帝之功 , 封平原王 , 官至侍中
、 抚军大将
军 、 司徒公 。 陆丽死时 , 其子陆靓年十余岁 , “ 袭爵抚军大将军
、
平原王 。 ” 卷 《李崇
澎 “ 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诞之子
。 年十四 , 召拜主文中散 , 袭爵为陈留公 、 镇西大将军 。 ”
卷四二 《薛辩传 》薛辩子薛谨袭其平西将军军号及汾阴侯爵位 薛撒袭父薛初古拔爵为镇
西大将军 、 河东公 。 从具体事例看 , 不仅军号 、 爵位 , 官职亦可世袭⑩。
军号乃至官职世袭 , 当源于部落首领世袭统民的权利及北魏前期军队以部落民为主要来
源的传统 。 定庙号而改降五等封爵 , 不仅降低 了一大部分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 , 而且通过取
消其世袭性的军号 , 彻底否定了他们世袭领民的特权 , 因为拥有高级爵位和世袭军号者毕竟
以他们居多 。 这无疑会激起他们的反对 。 《魏书 》卷 《元王传》 “ 及罢降非太祖子孙及异
姓王者 , 虽较于公爵 , 而利享封邑 , 亦不快 。 ” 元巫为原 “ 太祖 ” 拓跋郁律后裔 , 因功封东
阳王 , 及改降五等 , 改封为平阳郡公 , 所引原文虽有讹脱 , 但元工对降爵极为不满之意还是
明了的。 对此事 “ 不快” 者必非元巫一人 。 同书 《礼志一 》称 孝文帝下诏改定庙号后 , 鲜
卑贵族长乐王穆亮等人上奏说 “ 升平之会 , 事在于今 。 推功考德 , 实如明旨。 但七庙之祀 ,
备行 日久 , 无宜闭一 , 虚有所待 。 臣等愚谓 , 依先尊祀 , 可垂文示后 。 理衷于此 , 不敢不
言。 ” 他们主张 “依先尊祀 ” , 未必不是出于私利的考虑 。
唐长孺先生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特征 , 认为在门阀士族兴起后 , 魏晋南北朝各代具有
贵族政权的特征 , 而皇帝通过重用宗室子弟特别是让他们出任地方军政长官 , 使皇室得以作
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 , 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从这一角
度观察孝文帝 “改降五等” 的行动 , 实质上也是借削弱旧贵族的特权提高皇室子弟的政治地
位 , 并以此强化拓跋皇权 。 孝文帝以后 , 特别是在宣武帝朝 , 皇权与宗室诸王的争斗几乎代
替了北魏前期皇权与鲜卑贵族的矛盾 , 亦由于此 。
太和十五 、 六年间对鲜卑贵族政治权利造成伤害的另一项改革是职官制度的改革 这一
时期官制改革的成就虽集中体现在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六月迁都前夕匆匆颁布的 卷 《职
员令 》中 , 但关于官员与机构的设置及官员品级的讨论 , 从太和十五年十一月即已开始 。
《魏书
·
高祖纪下 》称其月 “ 大定官品 ” , 同书 《官氏志 》又记同年十二月 , “ 置侍中、 黄门各
四人 。 又置散骑常侍 、 侍郎 , 员各四人 通直散骑常侍 、 侍郎 , 员外散骑常侍 、 侍郎 , 各六
人 。 ⋯⋯改立诸局监羽林 、 虎责 。 ” 与此同时 , 对官员的考课也全而展开 。 《高祖纪下 》太
和十五年十一月戊寅 , “ 考诸牧守 。 ⋯⋯丁亥 , 诏二千石考在上上者 , 假四品将军 , 赐乘黄
‘
马一匹 上中者 , 五品将军 上下者 , 赐衣一袭 。 ” 十六年七月壬戌诏 “ 王者设官分职 , 垂
拱责成 , 振网举纲 , 众目斯理 。 ⋯⋯自今选举 , 每以季月 , 本曹与吏部拴简。 ” 《魏书 》卷
上 《元羽传》记元羽于太和十八年奏称 “外考令文 , 州镇列牧守治状 , 及至再考 , 随其
品第 , 以彰黝陆。 去十五年中 , 在京百僚 , 尽已经考为三等 。 ” 则太和十五年在考课牧守时 ,
对京城官员也同样进行了考核 。 按官员政绩进行考核 , 将结果分为三等九级 , 据以默险升
降 , 在北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官制改革使鲜卑贵族感到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官名的改变和机构的改设 , 主要是改革中所
贯彻的 “ 职司有分” 和文武分途原则 。
所谓 “ 职司有分 ” , 即强调政务须由皇朝官员处置 , 禁止鲜卑贵族按旧习以 “ 国之大姓 ”
或 “ 国人 ” 身份加以干预 。 《魏书
·
官氏志 》称 “ 太和以前 , 国之丧葬祠礼 , 非 帝室 十
族不得与也 。 高祖革之 , 各以职司从事 。 ”
‘
同书卷 之三 《礼志三 记太和十五年十月 ,
将移祖宗神位于新建成的太庙 , 太尉元巫奏称 “ 窃闻太庙已就 , 明堂功毕 , 然享祀之礼 ,
不可久旷 。 至于移庙之 日 , 须得国之大姓 , 迁主安庙 。 神部尚书王湛既是庶姓 , 不宜参预 。
臣昔以皇室宗属 , 迁世祖之主 。 先朝 旧式 , 不敢不 闻 。 ” 按新定庙号 , 元巫 已非 “ 皇室宗
属 ” , 却又引 “ 先朝旧式 ” , 声称应 以 “ 国之大姓 ” 主持迁庙仪典 。 对此 , 孝文帝回答说
“ 先王制礼 , 职司有分 。 迁奉神主 , 皆太尉之事 , 联亦亲 自行事 , 不得越局 , 专委大姓 。 王
湛所司 , 惟板赞而已 。 ” 孝文帝毫不让步 强调 “ 职司有分 ” , “ 不得越局 , 专委大姓 ” , 王湛
虽为 “ 庶性 ” , 但执板赞导却为其职司所在 , 自然可以参与其事 , 元巫本人虽被允奉迁神主 ,
也只因为他是太尉 ,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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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 并非仅仅因为他是 “ 国之大姓 ” 。 《礼志一 》详记同年十一月
迁庙仪制 , 即为孝文帝亲自主持 , “ 百官陪从 ” , “ 有司升神主于太庙 , 诸王侯牧守、 四海蕃
附 , 各以其职来祭” 。 “各以其职来祭” , 亦说明预其事者 , 确属依照职责规定 , 而不是看他
们是否属于 “ 国之大姓” 。 在朝廷礼仪之中所强调的 “ 职司有分” 的原则 , 无疑也会在其他
政事的处置上得到遵循 。
孝文帝特别注重在官职上区分清浊 , 太原和十七年 《职员令》是否已对官职清浊作出明
确规定 , 难得其详 , 但文武分途 , 重文轻武是可以肯定的。 《魏书》卷 上 《元羽传》称孝
文帝于太和十八年九月在平城亲考百官 , 一大批官员被贬黝夺禄 , 录尚书事元羽被指责为
“ 近小人 , 远君子 , 在公阿党 , 亏我皇宪 , 出人无章 , 动乖礼则” , 考为下下 , 贬去录尚书事
的职位 。 传又称孝文帝总结说 “ 顷年用人 , 多乖观才之授。 实是武人 , 而授以文官 , 黝同
大例 , 于理未均 。 诸如此比 , 黝官如初。 ” 同传又称孝文帝在亲考百官后 , 对陆氰 、 元赞等
说 “ 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 , 联闻此 , 深以抚然。 今知书者甚众 , 岂皆圣人 。 联 自行礼九
年 , 置官三载 , 正欲开导兆人 , 致之礼教。 联为天子 , 何假中原 , 欲令卿等子孙 , 博见多
知 。 若永居恒北 , 值不好文主 , 卿等子孙 , 不免面墙也 。 ” 语中 “ 行礼九年 ” 当指太和十年
官员服制改革后的一系列礼仪改革 , “ 置官三载 ” , 则应是指太和十五年十一月 “ 大定官品 ”
后的官制改革 。 这表明在太和十五年以后 “ 置官 ” 的原则确为文武分途 , 重文轻武 , 致使
“ 北人 ” 即鲜卑族人有 “北人何用知书” 的怨言。
“ 北人 ” 知书者其时不多 , 大多数仍习惯于马上驰聘 , 不解坐而论道 , 而为了实施 “ 文
治” 的理想 , 孝文帝又严禁武人授任文官 , 因此使得大量鲜卑武人失职 。 《魏书》卷 中
《元澄传 》说 “及 太和十八年 幸代 , 车驾北巡 , 留 吏部尚书元 澄拴简旧臣 。 初 , 魏
自公侯以下 , 迄于选臣 , 动有万数 , 冗散无事 。 澄品为三等 , 量其优劣 , 尽其能否之用 , 咸
无怨者 。 ” 这批多达万数 “ 冗散无事 ” 的 “ 旧臣 ” , 应是太和十五年大定官品后失职者 , 其中
绝大多数无疑是鲜卑武人因不合现实文治需要而被贬黝者 , 他们当然也会对孝文帝的改革持
仇视的态度 。
《魏书 》卷 《陆埃传孙陆凯附传 》 “ 初 , 高祖将议革变旧风 , 大臣并有难色 。 又每引
刘芳 、 郭柞等密与规漠 , 共论时政 , 而国戚谓遂疏已 , 快快有不平之色 。 乃令凯私喻之 曰
‘ 至尊但欲广知前事 , 直当问其古式耳 , 终无亲彼而相疏也 。 ’ 国戚旧人意乃稍解 。 ” 《资治通
鉴 》系此条于南齐明帝建武元年末 , 即北魏业已迁都的太和十八年 。 按迁都洛阳以后 , 孝文
帝重用汉族文士 、 改革鲜卑旧俗已成为公开的事 , 无需密谋 , 也不用视 “ 国戚旧人 ” 脸色行
事 , 这应是迁都以前的事 。 “北人何用知书” 的怨言及 “ 国戚旧人 ” “ 快快有不平之色” , 都
表明孝文帝要在鲜卑族人群集的平城推行儒教礼制和 “ 文治 ” 极为困难 , 而最终促使他迁离
平城则应是废除西郊祭天行动的失败 。
二 、 废除西郊祭天 —一项失败的改革
《魏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六年三月癸酉 , “ 省西郊郊天杂事 ” 太和十八年三 月庚辰 ,
“ 罢西郊祭天 ” 。 同书 《礼志一 》仅于太和十八年三月记 “ 诏罢西效祭天 ” , 未记十六年 “ 省
西郊郊天杂事 ” 一事 。 《资治通鉴 》齐武帝永明十年 北魏太和十六年 称 “ 魏旧制 , 每岁
祀天于西郊 , 魏主与公卿从 二千余骑 , 戎服绕坛 , 谓之 ‘ 蹋坛 ’ 。 明 日 , 复戎服登坛致祀 ,
已又 ‘绕坛 ’ , 谓之 ‘ 绕天 ’ 。 三月 , 癸酉 , 诏尽省之 。 ”
太和十六年三月孝文帝下令将西郊祭天 “ 旧制 ” “ 尽省之 ” , 太和十八年三月又再次下诏
罢西郊祭天 , 说明太和十六年的命令未能得到推行 。 事实证明 , 太和十六年废除西郊祭天的
命令确以失败而告终。 《南齐书》卷 《魏虏传》 “ 永明 十年 , 上遣司徒参军萧深 、 范
云北使 。 宏西郊 , 即前 述 祠天坛处也 。 宏与伪公卿从二十 “ 十” 当作 “ 千 ” 余骑戎服
绕坛 , 宏一周 , 公卿七匝 , 谓之 ‘踏坛 ’ 。 明日 , 复戎服登坛祠天 , 宏又绕三匝 , 公卿七匝 ,
谓之 ‘绕天 ’ 。 以绳相交络 , 纽木枝帐 , 覆以青增 , 形制平圆 , 下容百人坐 , 谓之为 ‘缴 ’ ,
一云 ‘百子帐 ’ 也 。 于此下宴息 。 ” 西郊祭天按惯例于每年四月举行 , 南齐萧深 、 范云出使
北魏 , 亲见孝文帝戎服率公卿骑从踏坛绕天 , 宴息于弯庐之中 , 说明这年三月 “省西郊郊天
杂事” 的行动未见成效。 《通鉴 》称是年正月南齐出使北魏者为庚革 , 十二月为萧深 、 范云 ,
果如此 , 《魏虏传》称萧深 、 范云亲见当年四月西郊祭天则属虚妄。 《魏书
·
高祖纪下 》记太
和十六年三月 、 十二月南齐均 “ 遣使朝贡 ” , 不著使者姓名 同书卷 《岛夷萧道成传 》记
这年 “ 萧绩 复遣 萧 深与司徒参军范云朝贡 , 又遣车骑功曹庚革 、 南豫州别驾何宪朝
贡 ” 。 据此 , 《通鉴 》误将前后两批使者姓名倒置 , 萧深 、 范云为第一批使臣 , 他们当于该年
正月从南方出发 , 三月抵达平城 , 确曾亲见四月进行的西郊祭天活动。
西郊祭天起源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形成时期。 《魏书
·
序纪 》拓跋力微三十九年 公元
年 , “ 迁于定襄之盛乐 , 夏四月 , 祭天 , 诸部君长皆来助祭 , 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 , 于
是征而戮之 , 远近肃然 , 莫不震慑 。 ” 这是拓跋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形成的标志 。 天兴元年
公元 年 四月 , 拓跋硅创建北魏定都平城后 , 亦 “ 祀天于西郊 ’, 。。 随后 , 拓跋硅命汉
族人士崔宏 、 董谧等仿照汉魏仪制 , 定圆丘祭天 、 方泽祭地之仪 , 并于天兴二年按仪祭祀天
地 , 均于正月进行 , 见 《魏书
·
礼志一 》。 但天赐二年 公元 年 四月 , “ 车驾有事于西
郊 , 车骑尽黑 ”。 , 又恢复了西郊祭天旧制 ,
、
并取消了圆丘 、 方泽祭仪。 《礼志一 》称 “ 天
赐二年四月 , 复祀天于西郊 。 ⋯⋯自是之后 , 岁一祭 。 ” 部落联盟时代的旧俗演变成朝廷大
典 。
据 《魏书
·
礼志一 》, 天赐二年所定西郊祭天仪制为 “ 为方坛一 , 置木主七于其上 。
⋯⋯祭之 日 , 帝御大驾 , 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 。 ⋯⋯女巫执鼓 , 立于陛之东 , 西
面 。 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 , 在巫南 , 西面北上 。 女巫升坛 , 摇鼓 , 帝拜 , 后肃拜 , 百官
内外尽拜 。 祀讫 , 复拜 。 拜讫 , 乃杀牲 。 执酒七人西向 , 以酒洒天神主 , 复拜 , 如此者七 。 ”
女巫在仪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反映出这一祭典的原始性 。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祭天坛上 尊
“ 木主 ” 的象征意义 。
《魏虏传 》称 “ 平 城西有祠天坛 , 立 四十九木人 , 长丈许 , 白啧 、 练裙 、 马尾被 ,
立坛上 , 常以四月四 日杀牛马祭祀 , 盛陈卤簿 , 边坛奔驰奏伎为乐 。 ” 此称 “ 四十九木人 ” ,
乃因按七之倍数增置之故 。 《魏书
·
礼志一 》称延兴二年 公元 年 六月 , “ 显祖以西郊
旧事 , 岁增木主七 , 易世则更兆 , 其事无益于神明 。 初革前仪 , 定置主七 , 立碑于郊所 。 ”
这七尊 “ 木主” 即西郊祭天时所尊祀的 “ 天神主 ” , 须从 “帝之十族子弟” 中选 人为祭主 ,
“ 以酒洒天神主 ” 。 “ 帝之十族 ” 为拓跋氏及其他 个亲属部落的总称 。 据 《魏书
·
官氏志 》,
拓跋远祖 “ 献帝邻 ” 分兄弟为给骨氏
、
普氏
、 拔拔氏 、 达奚氏 、 伊娄氏 、 丘敦氏 、 侯亥氏 ,
“ 七族之兴 , 自此始也 ” 。 “ 又分叔父之撤 曰 乙旗氏 , 后改为叔孙氏 又命疏属曰车馄氏 , 后
改为车氏 。 凡与帝室 拓跋氏 为十姓 , 百世不通婚 ” 。 祭天坛上的 尊木主实际上代表着
拓跋部落联盟时期 个核心部落 , 帝姓十族子弟中选 人为祭主 , 既肯定了 族的政治地
位 , 也维护了初始 族的特殊利益 。 《北史 》卷 《孝武帝纪 》记高欢拥立孝武帝元修的仪
式说 “ 即位于东郭之外 , 用代都旧制 , 以黑毡蒙 人 , 欢居其一 , 帝于毡上西 向拜天讫 ,
自东阳 、 云龙门人 。 ” 北魏都平城时皇帝即位的这种仪式 , 无疑源于部落联盟时代首领由核
心部落共同推举的传统 , 它与西郊祭天活动一并显示了帝姓 族在北魏前期特殊的政治权
利 , 北魏皇帝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一个由它们共同拥戴的部落首领 。 拓跋硅在天赐二年放弃圆
丘 、 方泽仪制 , 重新恢复西郊祭天 , 无疑是出于对旧的部落势力的屈服。
到了太和十二年 公元 年 , 随着礼仪改革的展开 , 圆丘 、 方泽仪制又得到推行 ,
这年闰九月 , 孝文帝 “‘观筑圆丘于南郊 ” 次年正月 , “ 车驾有事于圆丘 , 于是初备大驾 ” ,
五月 , “ 车驾有事于方泽” 。 并见 《魏书
·
高祖纪下 》及 《礼志一 》。 但如前所述 , 当太和十六
年孝文帝试图取消西郊祭天时 , 却遭到失败。 而西郊祭天作为一种部落联盟时代的遗俗 , 未
能被废除 , 不仅有违于孝文帝追求儒教古制的理想 , 而且使孝文帝其他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
被否定。
首先 , 孝文帝通过改定祖宗庙号以排除鲜卑旧贵族对朝政的影响 , 加强拓跋皇室子弟的
地位 , 但西郊祭天肯定的却是帝姓 族的政治特权 , 庙号改革的成果在这一礼仪旧制中荡
然无存 。
其次 , 孝文帝强调 “ 职司有分 ” , 但西郊祭天却须从帝姓 族即 “ 国之大姓 ” 中选 人
主持祭仪 , 预其事者除朝廷官员外 , 还有 “ 宾国诸部大人 ” 即散布于平城徽外及以北地区各
游牧部落的首领 。 西郊祭天体现的是鲜卑族众的集体参与 , 而不是朝廷权威 , 新设置的文人
官员在纵骑驰聘的祭天活动中 , 无疑会显得卑琐无能。
其三 , 祭天所服 “戎服 ” 当为鲜卑民族服饰 , 从而否定了太和十年以来服制改革的成
果⑩ , 而孝文帝本人正是将服饰改革作为文治的重要标志 。 《魏书
·
礼志一 》叙太和十五年十
一月孝文帝亲自主持迁庙之仪 , 便几乎是开列了一份礼服清单 “ 帝衰冕 , 与祭者朝服 。 既
而帝冠黑价岐 , 素纱深衣 , 拜山陵而还宫。 庚申 , 帝亲省斋宫冠服及郊祀姐豆 。 癸亥冬至 ,
将祭圆丘 , 帝衰冕剑噜 , 侍臣朝服 。 ⋯⋯甲子 , 帝衰冕辞太和庙 , 临太华殿 , 朝群官。 既
而 , 帝冠通天 , 绛纱袍 , 临飨礼 。 ⋯ ⋯丁卯 , 迁庙 , 陈列冕服 , 帝躬省之 。 既而帝衰冕 , 辞
太和庙 , 之太庙 , 百官陪从 。 ” 孝文帝如此重视冠冕服饰 , 却被迫 “戎服 ” 率公卿骑从于祭
天坛周围奔驰旋绕 明堂 、 太极殿 、 太庙等礼仪建筑虽已巍峨华壮 , 他却不得不住进祭天坛
边的弯庐中。
太和十六年西祭天废而不止 , 应当是鲜卑旧贵族及 “宾国诸部大人 ” 群起反对的结果 ,
我们不难想见孝文帝这位事事以儒教古礼为准的皇帝在西郊祭天时的心情 , 特别是在已下诏
加以废除后又不得不祭祀如常时的心情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得出平城乃 “ 用武之地 , 非可文
治 , 移风易谷 , 信甚为难 ” 的结论 , 就不难理解了。 要彻底实现自己文治的理想 , 只有离开
鲜卑族人群聚而 “ 宾国诸部大人 ” 环峙的平城 要防范因改革在政治上失势的鲜卑旧贵族可
能发起的反叛活动 , 也只有离开平城 , 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 从 《魏书 》纪
、 传我们可以
看到 , 太和十六年四月以后到迁都以前 , 平城方兴未艾的建设工作再无新的进展 , 也再没有
出台什么有影响的改革措施 , 孝文帝已开始酝酿更大规模的行动 , 那就是迁都 。
四 、 迁都军队的构成及指挥人员的安排
—迁都成功的关键
迁都是在 “ 南伐 ” 的名义下策划并实施的 。 《魏书 》卷 《李冲传 》 “ 高祖初谋南迁 ,
恐众心恋旧 , 乃示为大举 , 因以胁定群情 , 外名南伐 , 其实迁也 。 旧人怀土 , 多所不愿 , 内
惮南征 , 无敢言者 , 于是定都洛阳 。 ” 旧人畏惮南征 , 乃因军达洛阳 , 适遇绵绵秋雨 , 道路
泥泞 , 人马疲惫所致。 在政治改革陷人僵局的情况下 , 发起一场举国动员的战争 , 可能使政
治纠纷缓和 , 也会得到鲜卑武人的支持 , 南伐便成了孝文帝迁都最合适不过的借口 , 适时而
至的秋雨又使他在公开宣布迁都时免去了许多周折 。 不按北魏前期秋后马肥时出征的惯例 ,
选择八月驱军南进 , 致使马疲人困 , 天气不适 , 这或许本就是孝文帝迁都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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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在南伐名义下迁都 , 实质上是在武力威胁下迁都 。 迁都所以获得成功 , 从大的背景来
说 , 当然是因为北魏统治中原后 年中特别是太和前期汉化有成 , 农业经济已成为北魏政
权的经济支柱 , 北魏政权的政治重心已从阴山南北草原地区移向中原。 , 具体到迁都本身 ,
则因为孝文帝及支持孝文帝改革的那些人掌握了军队 , 迫使 “ 旧人 ” 就范 。 途耀东氏在分析
这一问题时说 “北魏的实际军事力量 , 这时却掌握在北方保守派的手中 , 他们不仅不支持
孝文帝的华化与迁都 , 并且构成华化的一种阻碍与威胁 , 迫使他不得不迁都 , 但支持保守势
力控制的武力 , 又形成迁都后北方叛乱的主要力量 。 ” ④如果真如所论 , 北魏军事力量控制在
所谓保守派手中 , 孝文帝绝无可能实现武力迁都的计划 , 后来穆泰 、 陆氰等在平城地区发起
的反叛活动也不可能几乎兵不血刃地解决。 因此 , 探讨孝文帝 “南伐” 时军队的构成及军队
指挥系统的实况 , 便成为分析迁都所以成功的关键 。
《魏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 , “ 车驾发京师 , 南伐 , 步骑百余万 。 ” 同书
《天象志二 》及 《北史 》卷 《孝文帝纪 》均作 “ 步骑三十余万 ” 。 《通鉴 》记此事从 《北
史 》。 “ 百余万 ” 与 “ 三十余万 ” 相去甚远 , 但又都有事实根据 , 那就是 , 孝文帝从平城出发
时实只有步骑 万众 , 但抵达洛阳时 , 与各地奉命汇聚到这里的部队会合 , 兵员迅速增加 ,
达百万之众 。 《魏书 》卷 《高道悦传 》 “ 车驾南征 , 征兵秦
、 雍 , 大期秋季阅集洛阳 。 ”
秦雍部队虽因故未如期到达 , 河北诸州军队却没有出现问题 。 《高祖纪下 》太和十七年十月
乙未 “ 解严 , ⋯⋯又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赐爵一级 , 应募者加二级 , 主将加三级 。 ” 知汇集
于洛阳的军队来源有三 京师即平城从戎者 、 诸州从戎者 、 应募从戎者 , 其中诸州兵士据
《高道悦传 》, 是径直从各地出发到洛阳的 。 《高祖纪下 》太和十九年八月乙 巳 “ 诏选天下武
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 、 虎责 , 以充宿卫 。 丁 巳 , 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 。 ” 次年十
月 , 又 “ 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 、 虎贵 ” 。 前后两道诏书说明 , 太和十九年八月 “ 诏选天下武
勇之士 ” 为羽林 、 武责 , 对象是诸州兵士 , 而不是 “ 代迁之士 ” 。 羽林
、 武贵人选有严格的
条件 , 若 人中一人人选 , “ 诸州从戎者 ” 当亦近 万人 , 加上未达洛阳的秦雍军与平城南
下的军队 , 大致合于百万之数 。 十六 国后赵 、 前燕 、 前秦欲向南进攻时 , 动辄集军百余万 ,
太平真君十一年 公元 年 , 太武帝拓跋蠢挥军进攻刘宋 , 亦 “ 率大众号百万 ’, ⑧ , 孝文
帝南伐集军百万应属正常 。 在这 万军队中 , 州镇兵占了绝大多数 。 《魏书 》卷 上 《元
禧传 》有一段话涉及孝文帝随从军队 “禧表曰 ‘ 国朝僵武崇文 , 偏拾来久 , 州镇兵人 , 或
有雄勇 , 不闲武艺 。 今取岁暮之暇 , 番上之 日 , 训其兵法 。 弓矢干稍 , 三分并教 , 使人闲其
能 临事无网
。 ’ 诏 曰 ‘虽云教武 , 未练其方 , 既逼北行 , 卒云教武 , 脱生群惑 , 且可停
之 。 ”’ 这段话讨论的军队是 “ 州镇兵人 ” , 他们这时正随孝文帝 “ 北行 ” , 这似乎表明太和十
八年二月至十月孝文帝北返平城实施迁都时 , 或太和二十一年正月至三月赴平城处理穆泰等
反叛的善后事宜时 , 仍带有大量 “ 番上 ” 的州镇兵 。
实际上 , 由平城瓷内鲜卑部落民组成的中央禁军 , 最多亦不过 巧 万人左右 。 。太武帝拓
跋煮时 , 长期战争的消耗使北魏政权不得不将六镇监护下 的高车族众编人中央羽林 、 虎责 ,
后来还招募以补充兵源。 太和十七年 《职员令 》中 , 有羽林中郎、 羽林郎将 , 并从第四品上
阶 戟循虎责将军 、 募员武贵将军 、 高车虎贵将军 , 并从四品下阶 戟循虎贵司马、 虎贵
将 , 高车虎责司马 、 虎责将 , 募员虎责司马 、 虎责将 , 并第五品下阶 又有戟循虎责 、 募员
武责 、 高车虎贵 , 并从六品下阶。。 这些武职说明孝文帝迁都前夕 , 北魏中央禁军羽林 、 虎
责已不全是鲜卑族人 , 还有高车及招募而来者 , 他们独立成军 , 其指挥率领者当由皇帝任
命 , 而不是部落性的军队。 即便是羽林 、 虎责中的鲜卑族人 , 由于在南迁平城后近百年中 ,
其部落组织日趋消散 , 特别是在太和十五年十二月孝文帝 “ 改立诸局监羽林 、 虎责” 及太和
十六年正月取消异姓鲜卑王公的世袭军号后 , 他们已不可能再牢牢地掌握在 “北方保守派 ”
或反对改革的 “ 旧人 ” 手中。
羽林 、 虎贵只不过是北魏军队的核心部分 , 从太武帝拓跋煮时开始 , 北魏在新扩张的土
地上普设镇 、 戍 , 将当地还保留着浓厚民族特征的各少数族族众编为镇、 戍军队 , 并经常征
发他们参与重大的军事行动 , 甚至用他们补充中央禁军。 太平真君十一年九月 , 拓跋煮南伐
刘宋 , “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 ”。 , 最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 “ 斗兵 ” 亦多为 “ 丁零与胡 ”
及 “ 三秦氏、 羌 ’, 。 , 即六镇地区的高车人与其他镇戍调集而来的各少数族兵员 。 太和十年
均田令颁布并逐渐推行后 , 均田民原则上也有服兵役的义务 , 使州镇兵的数量可以无限地增
加 。 如前所述 , 孝文帝 “南伐 ” 以求迁都时 , 征发的州镇兵远比从平城出发的军队要多 , 他
们也不可能由 “北方保守派” 控制。
军队构成成份的上述变化为孝文帝利用军队实施武力迁都创造了条件 , 而军队指挥人员
的具体安排则是保证军队能为所用的根本。 关于这一问题 , 出土 《杨播墓志 》给我们提供了
难得的证据 。 墓志内容与《魏书 》卷 《杨播传》颇有出人 , 兹摘引与此问题有关系的一
段如下
君年十有五 , 举司州秀才 , 拜内小 , 寻为内行羽林中郎。 ⋯⋯太和十五年 , 拜
员外散骑常侍 、 龙骏将军 、 北征都督。 十六年 , 又加征虏将军 , 都督北蕃三镇 , 讨
破地豆于贼。 其年秋 , 加武卫将军 , 中道都督 , 率骑三万 , 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 ,
迫逐茹茹而还 。 其冬 , 改创百官 , 转卫尉少卿 , 本官如故 。 十七年 , 大驾南征 , 二
翼并进 , 以君为左将军 , 恒领万骑以 卫 中, 拥车驾至洛阳 , 定鼎于陕郭。 高祖初
建 , 迁都之始 , 君参密谋焉。 ⋯⋯十八年 , 涉前将军①。
杨播祖上仕于慕容燕 , 北魏初附魏为 “ 上客 ” , 其为弘农杨氏虽不免有假托之嫌 , 但本
属汉人无疑 , 杨播弟杨椿便曾以门风告诫子孙 , 不见有改从鲜卑习俗的迹象。 杨播延昌二年
公元 年 卒 , 年 , 其为内行羽林中郎当在孝文帝初 。 杨播之母为冯太后 “ 外姑 ” ,
杨播与诸弟颇受冯氏恩宠 , 其任内行羽林中郎 , 日侍孝文帝之侧 , 当由于此 , 这也表明孝文
帝时 , 北魏禁军武官选任已不限于鲜卑人 。 杨播于太和十六年秋为中道都督 , 率骑 万击柔
然 。 据 《魏书
·
高祖纪下 》, 此次出征在当年八月 , 统帅为阳平王元颐 、 尚书左仆射陆壑 , 全
军共 “ 十二将七万骑 ” , 杨播独领 万骑 ,
、
自为一道 , 足见孝文帝对他的信任及北魏禁军的
指挥权这时已非鲜卑贵族独占。 改创百官 , 杨播任卫尉少卿 , 亦属禁军高级官员 。
志称杨播参迁都密谋 , 南伐途中 , 以左将军 “ 恒领万骑以为卫中 ” , 太和十八年升任前
将军 , 《魏书 》本传仅以 “ 除左将军 , 寻假前将军 ” 一语带过 。 据志 , 杨播任左将军正是孝
文帝在南伐之前的精心安排 。 事实上 , 迁都前夕 , 确曾由李冲出面 , 对息驾军事指挥人员进
行了有目的的选拔。 《魏书》卷 《杨大眼传》“ 武都氏难当之孙也 。 ⋯⋯太和中 , 起家奉
朝请。 时高祖自代将南伐 , 令尚书李冲典选征官 , 大眼往求焉 。 ⋯⋯遂用为军主 。 ⋯⋯未
几 , 迁为统军 。 ” 李冲所挑选的 “ 征官 ” , 当均如杨播 、 杨大眼之类 , 不会在孝文帝公开宣布
迁都时策动哗变。 考诸史传 , 许多从来经历军旅生活的汉族文臣在太和十七年 “ 南伐” 时 ,
也开始统领军队 , 息驾出征 。
《魏书》卷 《李冲传 》 “ 车驾南伐 , 加冲辅国大将军 , 统众翼从 。 ” 卷 《李彪传 》
“ 后车驾南伐 , 假彪冠军将军 , 东道副将 , 寻假征虏将军 。 ” 卷 《宋弃传 》 “ 后车驾南征 ,
以弃为司徒司马 、 耀武将军 、 东道副将。 军人有盗马鞋者 , 斩而询之 , 于是三军振惧 , 莫敢
犯法 。” 卷 《刘藻传》刘藻为秦州刺史 , “ 遇车驾南伐 , 以藻为东道都督 。 秦人纷扰 , 诏
藻还州 , 人情乃定 。 ” 前引 《杨播墓志 》, 称太和十七年孝文帝南伐 “ 二翼并进 ” , 这从李冲
任辅国大将军 “统众翼从 ” 及李彪 、 宋弃为 “ 东道副将” 可得到证实。 从平城出发的两路大
军 , 李冲所统一路孝文帝自可放心 , 他身边又有杨播等心腹将领及元休 、 元澄 、 元详 、 元舞
等宗室诸王统领导队 , 更不致于发生什么变故。 安定王元休为孝文帝叔祖 , 据 《魏书 》卷
下本传 , “ 车驾南伐 , 领大司马 。
· , ·
⋯六军肃然 。 ” 元澄为当时皇室领袖人物 , 也是孝文
帝改革的积极支持者。 元舞 、 元详为孝文帝之弟。 《魏书》卷 下 《元舞传》称 、 “ 及车驾
南伐 , 以娜行抚军将军 , 领宗子军 , 宿卫左右 。 ” 宗子军是孝文帝新近组建的一支贴身侍卫
‘
部队 , 其骨干当是太祖拓跋硅以降的宗室子弟。 冯太后之侄 、 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司徒冯
诞也随驾行动 , 他在军队中无疑也有相当的影响。
对奉命赴集于洛阳的州镇部队的指挥人员 , 也预作了安排 。 《魏书》卷 上 《赵郡王干
澎 “ 及车驾南伐 , 以干为使持节
、 车骑大将军 、 都督关右诸军事 , 给铜虎符十 , 别赐诗
书 。 高祖笃爱诸弟 , 以干总戎别道 , 诫之日 ‘ 司空穆亮年器可师 , 散骑常侍卢渊才堪询访 ,
汝其师之 。 ’ 寻以萧绩死 , 班师 。 ” 元干的使命是统率秦雍之军 。 同书卷 《卢玄传卢渊附
传 》卢渊出范阳卢氏 , 此前曾任秘书令 、 散骑常侍等职 , “ 车驾南伐 , 赵郡王干督关右诸军
事 , 诏加渊使持节 、 安南将军为副 , 勒众七万将出子午 , 寻以萧绩死 , 停师。 ” 卢渊虽从未
任过武职 , 因受信任 , 被任命为使持节 、 安南将军 , 为秦雍别道诸军的副统帅。 元干的另一
副手为河东人薛 。 《魏书 》卷 《薛辩传薛撤附传 》 “ 十七年 , 高祖南讨 , 诏赵郡王干 、
司空穆亮为西道都将 。 时干年少 , 未涉军旅 。 高祖乃除撤假节 、 假平南将军 , 为干副军 。 ”
穆亮出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的丘穆陵氏 , 但本人却积极支持孝文帝的改革 , 孝文帝虽最初准备
让他和弟弟元干一道统帅秦雍军 , 但随即改任他为武卫大将军 , 以司空的身份 “ 董摄中军
事 ” , 见 《魏书 》卷 《穆崇传穆亮附传 》。 不过 , 由于北地人支酉起事 , 秦雍七州骚动 ,
这支军队忙于镇压起义者 , 未能开赴洛阳 , 并非由于南齐皇帝萧绩之死 。
孝文帝长弟咸阳王元禧也被委以统帅另一路州镇丘的重任 。 《魏书 》卷 《李崇传 》
李崇时任安东将军 、 充州刺史 , “ 车驾南征 , 骡骑大将军 、 咸阳王禧都督左翼诸军事 , 诏崇
以本官副焉 。 ” 元禧都督左翼诸军事 , 其副手除顿丘人李崇外 , 还有李冲之兄李佐 。 同书卷
《李宝传李佐附传 》 李佐当时任安东将军 、 相州刺史 , “ 车驾南讨 , 拜安南将军 , 副大司
马咸阳王禧 。 ” 据同书元禧本传 , 元禧这时官职为使持节 、 开府 、 都督冀相充东充南豫东荆
六州诸军事 、 冀州刺史 , 不曾为大司马 , 时大司马为安定王元休 , 此若非误记 , 则应如同一
时期元巫任太尉 , 孝文帝又让弟广陵王元羽为兼太尉一样 , 曾加元禧大司马之号 , 以提高其
位望 。 李崇的充州 、 李佐的相州都在元禧都督区内 , 孝文帝南伐之际 , 必定会在元禧所辖六
州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 。 为了加强这支军队的指挥系统 , 元禧的府佐也同样被精心调
整过。 《魏书》卷 《李平传》顿丘人李平时任长乐太守 , 长乐为冀州治所所在之郡
, “ 车
驾南伐 , 以平兼冀州仪同开府长史 , 甚著声绩。 仍除正长史 , 太守如故 。 ”
孝文帝南伐前夕 , “ 中外戒严’, 。 , 征调州镇部队必不限于上述秦雍地区和黄河南北六
州 。 《魏书 》卷 《薛安都传薛真度附传 》薛真度时任冠军将军 、 平州刺史 , “ 随驾南讨 ,
假平南将军。 久之 , 除护南蛮校尉 , 荆州刺史 。 ” 薛真度当亦为李冲所选 “ 征官” 之一 , 应
是带平州军随驾南进 。
在驱军南发时 , 孝文帝对平城留守人员也作了精心安排 。 《魏书 》卷 上 《元羽传 》
“ 高祖将南讨 , 遣羽持节安抚六镇 , 发其突骑 , 夷人宁悦 。 还领廷尉卿 。 车驾既发 , 羽与太
尉 元 工留守 , 加使持节 。 ⋯⋯高祖友爱诸弟 , 及将别 , 不忍早分 , 诏羽从至雁门 , 乃令
羽归 。 望其称效 , 故赐如意以表心 。 ” 太尉元王历仕太武 、 文成 、 献文 、 孝文四朝 , 为元老
重臣 , 元羽虽为孝文帝弟 , 年仅 岁 , 位望不及 , 孝文帝却并授使持节 , 使之权限相同。
元羽表示谦让 “ 太尉宜专节度 , 臣但可副贰而已 。 ” 孝文帝批评他说 “ 老者之智 , 少者之
决 , 何得辞也 ’, 。 《元羽传》称 “ 迁都议定 , 诏羽兼太尉 , 告于庙社 。 迁京这后 , 北蕃人
夷多有未悟 , 羽镇抚代京 , 内外肃然 , 高祖嘉之 。 ” 元巫身为太尉 , 孝文帝在洛阳公开迁都
计划后 , 却让元羽以兼太尉的身份祭告祖庙 , 这既为了提高元羽的声望 , 也表明了对元巫的
不信任。 据上引材料 , 元羽在迁都之际对维持平城的稳定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
由于上述种种安排 , 当孝文帝公开迁都计划后 , 派尚书左仆射任城王元澄北返平城 “访
众 ” , “ 众闻迁诏 , 莫不惊骇 。 澄援引古今 , 徐以晓之 , 众乃开伏。 澄遂南驰还报 , 会车驾于
滑台。 ’, 。孝文帝遂宣布解严 , “ 告行庙以迁都之意’, ①。 平城 “ 众” 人勉强同意迁都 , 虽因元
澄个人的政治影响 , 更重要的因素则应是孝文帝在南边手握万万之众 , 即便反对 , 仓卒行动
也无济于事 , 所以后来北方反叛势力主谋之一的陆靓 迁都之际任使持节 、 都督恒肆朔三州
诸军事 、 卫将军 、 行尚书令 甚至有 “顺迁之表 ’, 。。 正是由于军权的丧失 , 陆截 、 穆泰等
鲜卑旧贵族虽经过长时间筹划 , 密谋武装反叛 , 但结果仍未能使一支数目可观的部队为己所
用 , 死心踏地跟随穆泰的 , 不过其 “摩下数百人 ” 而已 ④。
论者往往注意到迁洛以后 , 率军出征 , 与南方政权争逐于疆锡者常为汉人将领如邢峦 、
李崇辈 , 遂认为迁洛后鲜卑贵族耽于游乐 , 迅速丧失了昔日纵骑驰射的能力 , 并以此归咎于
孝文帝的迁都与汉化 。 这实质上是孝文帝以来削夺鲜卑贵族军权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 , 与鲜
卑族人体能优劣并无多大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 我们这里所说的鲜卑贵族 , 并不包括拓跋或
者元氏宗族子弟 , 他们是孝文帝竭力要扶持的对象 , 北魏迁洛以后 ,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
事上 , 他们都是最活跃的一种政治势力 。
综括全文 , 孝文帝迁都并不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而是孝文帝在改革受到鲜卑旧
贵族的反对而陷人僵局时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 孝文帝在南伐的名义下调集了中央和地方近
百万军队 , 并尽可能地对军队指挥人员进行了调整 , 使军队控制在拥护改革的人的手中 , 才
保证 了迁都计划的实施 。 迁都事件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戏剧性色彩 。
注 释
① 《魏书 》卷 下 《高祖纪下 》。
② 参王仲晕 《魏晋南北朝史》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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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页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年版 韩国磐 《魏晋南
北朝史纲》第 页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并参刘精诚《魏孝文帝传》有关论述 , 天津人民出
版社 年 月出版。
③ 参拙撰 《“ 阴山却霜 ” 之俗解》, 载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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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期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
月出版。
④⑦ 见 《魏书》卷 下 《高祖纪下 》。
⑤ 《魏书》卷 《世宗纪 》。
⑥ 《魏书》卷 之下 《礼志一 》。
⑧ 、瑰书》卷 上 《高祖纪上 》。
⑨ 《魏书》卷 《李冲传》。
⑩ 《水经注》卷 像水注。
⑧ 《魏书
·高祖纪下 》太和十年正月 “ 帝始服衰冕 , 朝飨万国” , 或以此为孝文帝亲政的标志 , 误。
逮耀东 《从平城到洛阳》第 页 ,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版。
魏书》卷 《官氏志》。
⑧ 见 《魏书》卷 《司马楚之传子司马金龙附传》。
⑩ 参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第 一 页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 月版。
⑩ 《魏书》卷 《太祖纪》。
⑩ 《魏书
·
高祖纪下 》太和十年四月 , “ 始制五等公服 ” , 七月 , “ 给尚书五等品爵以上朱衣 、 玉佩
、
大小组缓 ,’太和十五年十二月 , “颁赐刺史以下衣冠 ” 。 治史者多只注意孝文帝迁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