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公车上书_读_公车上书_考证补_献疑_二_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问题讨论·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 (二) 房德邻 三、康有为是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 在几本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都是把康有为描 写成公车上书的领袖 ,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本文开头所引 的《自编年谱》的那段文字。而茅先生则对这段文字进 行证伪 ,否定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 这项证伪工作不是从茅先生开始的 ,而是从黄彰健 先生开始的 ,孔祥吉、汪叔子和王凡先生等继其后。他 们的基本方法是 :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叙述公车上书的 三种主要史料 (出版于乙未年五月的《公车上书记序》①、 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写于同年八月的《南海先生四上书 记·杂记》、康有为写于同年冬的《自编年谱》) ,将这三种 文献对读 ,找出不同之处 ,然后探究不同之处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 ,其结论是《自编年谱》说的是假 ,《公车上书记 序》说的是真。茅先生集其大成 ,不但将前几位的主要 观点重新论证一遍 ,并且又揭露出康有为的几处谎言。 如此一来 ,《自编年谱》那段并不太长的文字几乎处处是 假。最后茅先生做出如下结论 : “由此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从‘沪上哀时老人 未还氏’,到徐勤的《杂记》,再到康有为的《我史》,再到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最后到了康的诗注以及梁后来 的多种说法 ,已经有了多重的‘放大’与‘层累’。汪叔子 先生、王凡先生 1987 年的论文即已对此提出了‘三阶 段’,以说明此中的变化层次。康氏公车上书的事实 ,被 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 ,色彩越来越靓丽 ,情节越来 越戏剧化 ,也越来越容易引起治史者的兴味。”② 又说 : “康有为《我史》中关于公车上书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多处有误 ,很不 可靠。如从政治高层的决策过程去观察细部 ,可以十分 明显地看出其牵强与张扬 ,许多戏剧性的情节 ,似为其 想像。叙史者若加引用 ,需得处处小心。相比之下 ,较 为可信的史料是‘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序文》,尽管我本 人还限于史料 ,只能对该文进行分析 ,而不能一一坐实 该文中所叙的情节。从此开始 ,经徐勤、康有为、梁启超 等人之放大 ,更兼后人之渲染 ,层累地积成了今日一般 史书所叙的公车上书的情节。”③ 我的看法与茅先生刚好相反 ,我认为就主要的过 程和情节来看 ,从《公车上书记序》到《杂记》再到《自编 年谱》,是越来越真实了。这道理也很简单 ,康有为是 亲身参与者 ,他当然更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且是写 在秘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 ,既无公开宣传的功利 ,又 无避讳之考虑 ,所以就更真实。而那位“沪上哀时老人 未还氏”所写则是耳食得来 ,不免丢三落四 ,甚至不得 要领 ;再加上公开出版 ,不能不有避讳 ,于是又不真实。 下面来讨论有关发动、组织、投递等几个关键性的情 节。 (一)康有为是不是乙未年公车上书的第一发动者 《公车上书记序》(以下简称《序》) 说 :“中日和约十 一款 ,全权大臣既画押 ,电至京师 ,举国哗然。内之郎 曹 ,外之疆吏 ,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 ,言论最激者 ,莫 111 ① ② ③ 茅海建 :《考证补 (二)》,第 133 页。 茅海建 :《“公车上书”考证补 (二)》(以下简称《考证补 (二)》) ,《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第 131 页。 我未见过《公车上书记》这部书。据汪叔子、王凡《〈公 车上书记〉刊销真相》说 ,《公车上书记》的内容为 : 袁祖志 《序》、刘锡爵《序》、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康有 为《上清帝第二书》。(《江西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 由此可 知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写的是《公车上书记》,而不是《公车上 书记序》。但是《中国近代史 资料 新概念英语资料下载李居明饿命改运学pdf成本会计期末资料社会工作导论资料工程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丛刊·戊戌变法》第 2 册中收 录的未还氏此文题为《公车上书记序》,《康有为全集》第 2 册 中收录的题目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多依据上述二书 , 所以都称之为《序》。茅先生的文章亦如此。我也沿袭称 《序》,以方便讨论。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如公车上书一事。初者 ,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 ,湖 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 ,首诣察院 , 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 ,既而 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 ,又既而直隶、山东、山 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 初二、初四、初六等日 (都察院双日堂期) 察院门外车马 阗溢 ,冠衽杂 ,言论滂积者 ,殆无虚焉。”① 茅先生分析说 :“这一段叙述与《我史》最大的差别 , 是没有提出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仅仅提出梁启超与湖南 举人为都察院首递者 ,而首递的日期为三月二十八日。 其余各省似乎是在粤、湘两省的榜样作用之下 ,闻风而 动。由于四月初八日之前都察院代奏的条陈皆是抄本 , 未署日期 ,初八日之后各上书所具时间前已说明 ;两相 对照 ,‘未还氏’的《序文》还是大体准确的。”② “两相对照”怎么就知道“‘未还氏’的《序文》还是大 体准确的”呢 ? 依照常理 ,两相对照只能知道两者有什 么不同 ,并不能知道哪一个准确 ,哪一个不准确。要知 道哪个准确 ,哪个不准确 ,必须用其他史料来证明。但 茅先生未给出证明 ,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等也 未给出证明 ,他们不过是预设了《序》准确而已 ,再用这 个预设去反证康有为撒谎。而事实上《序》是很不准 确的。 《公车上书记序》的作者署名“沪上哀时老人未还 氏”,不知他究系何人。茅先生猜测他可能是康有为 ,但 我认为《序》虽然与康、梁一系有关 ,但作者肯定不是康 有为 ,因为 :第一 ,《序》评论康有为草拟的上书说“不免 有言之过激 ,及陈议太高 ,骤难实行者”,这不会是康有 为的评论 ;第二 ,《序》在叙述公车上书的经过时忽视了 康有为的领导作用 ;第三 ,《序》的叙述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作者不了解 京城上书的经过 ,更不了解公车上书的内情。 上引一段《序》有三点与《自编年谱》不同。第一 , 《序》说 :“中日和约十一款 ,全权大臣既画押 ,电至京师 , 举国哗然。内之郎曹 ,外之疆吏 ,咸有争论。”这是说全 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画押后 ,电至北京 ,立刻就激起了 反对的声浪 ,官员们首先上书反对。而《自编年谱》说 :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 ,议定割辽、台 ,并偿款二 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 ,吾先知消息 ,即令卓 如鼓动各省 ,并先鼓动粤中公车 ,上折拒和议 ,湖南人和 之。”这是说 ,康有为先知道李鸿章已经在日本议定和约 的消息后 ,立即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上书 ,这个行动 是在“举国哗然”之前 ,在大规模的官员的上书之前。第 二 ,《序》没有明确地指出是康有为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 人上书 ,读者仅能从其师生关系推测与康有为有关。 《自编年谱》则说明是康有为令梁启超鼓动的。第三 , 《序》未说明湖南举人上书是因康、梁的活动而与广东同 日呈递。《自编年谱》则说明“湖南人和之”。 上面三点不同 ,都是康有为准确 ,《序》不准确。 《序》说李鸿章电至京师就“举国哗然”,这说明作者 未亲历过京城的上书活动 ,所以不知道京城的上书是由 李鸿章画押归来 (三月二十六日) 引起的 ,误以为是“电 至京师”(三月二十一日)引起的。 李鸿章于三月二十一日电寄译署 ,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遵旨即与 定约”,说 :“午前接皓、马电 ,即约伊藤在公所会商。赔 款、让地二端 ,无可商改 ,遵旨即与定约 ⋯⋯现拟二十 二日缮清约稿 ,二十三日巳正画押 ,万难久待。鸿于画 押后即登轮回津 ,再将和约原本专员送京 ,敬候批准。” 这份电报于亥时发出 ,次日到译署。③ 这封电报并未引 起“举国哗然”,也未出现“内之郎曹 ,外之疆吏 ,咸有争 论”的情形。我在前面已经指出 ,大规模的上书是由李 鸿章成约归来引起的 ,是三月二十九日开始的 ,而不是 由“电至京师”引起的。电至京师后 ,从三月二十二日 至二十八日仅有 4 起京官上书 ,它们均不是因为得知 李鸿章的电报而上书的。所以无论是三月二十九日以 前还是以后的京官上书 ,没有一件是因为“电至京师” 引起的。 还须指出一个细节。《序》说 :“中日和约十一款 ,全 权大臣既画押 ,电至京师 ⋯⋯”这“既画押”三字不准确。 事实是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说 ,他于二十日与日本伊藤 议定和约 ,但尚未画押 ,预定于二十三日画押。而康《自 编年谱》记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 ,议定割辽、 台 ,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 ,吾先知 消息 ⋯⋯”这里用“议定”而不用“画押”,与李鸿章电报 所说相符。这一细节有力地证明了康有为确实于三月 二十一日得知李鸿章电报内容 ,否则他不会准确地写下 “议定”二字 ,其《自编年谱》所记这一段准确无误。而 《序》的作者未身临其事 ,所记粗率。 查阅现存的乙未年反对议和的上书 ,在官员的上书 中没有一例是由李鸿章二十一日电报引起的 ,但在举人 的上书中却有一例是由这封电报引起的 ,它就是梁启超 211 ① ② ③ 《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亥刻) ,中国史 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 争》)第 4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45 页。 茅海建 :《考证补 (二)》,第 123 页。 《康有为全集》第 2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03 页。 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据《序》和《自编年谱》说 ,梁启超 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和湖南举人的联名上书是三月二 十八日投递都察院的。易顺鼎三月三十日给刘坤一的 电报也可以证实三月二十八日确实有举人上书 ,电文 为 :“消息严密 ,似尚未决。闻翰林、内阁、公车各上书阻 和。”① 易顺鼎三月三十日的电报提到有公车上书 ,这公 车上书就应该是二十八日投递的 ,因为都察院是双日堂 期。 梁领衔的上书说 :“窃闻李鸿章奉使日本 ,和议已 成 ,有割东三省沿边及台湾全省一事 ,天下闻之 ,未有不 震动发愤痛心疾首者也。”书末请皇上“严饬李鸿章订正 和款 ,勿割台湾”。② 从这两段文字看 ,梁启超在起草上 书时 ,尚不知道李鸿章已经归国 ,但已经知道李鸿章与 日本达成和议。由此可以断定他的“和议已成”的消息 的源头不是得自于李鸿章三月二十六日抵达天津后的 六百里驰奏 ,而是得自于此前的二十一日李鸿章由日本 的电奏。而上书中用“和议已成”(不用“和议将成”、“已 画押”) ,其用语与《自编年谱》一致 ,也与李鸿章电报一 致 ,这说明这道上书确实是在康有为得知二十一日电报 内容后鼓动起来的 ,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鼓动起来的。 《自编年谱》所记表明 ,康有为深知梁启超上书的内情和 经过。 与梁启超同一天上书的还有湖南举人的 3 道上书 , 从这 3 道上书的内容来看 ,其起草人都不知道“和议已 成”。谭绍棠领衔的上书说 :“今李鸿章重伤昏迷 ,所议 条款全出李经方之手。道路传闻 ,欲借倭人以倾中国之 意⋯⋯”③ 文俊铎领衔的上书说 :“风闻李鸿章中枪伤 重 ,所议款目皆经李经方等一意主持。”④ 任锡纯领衔的 上书说 ;“日来传闻和议将成 ,朝廷割地数千里 ,赔费二 万万 ,通商四口 ,减税三成 ,津、威驻兵 ⋯⋯”⑤ 他们不仅 不知道“和议已成”,而且对于《马关条约》内容的了解也 很不准确 ,有的内容还是日本方面于谈判初期所提草约 《十款和约》的内容 ,如说“减税三成”(此条后已删除) , 有的是得自不实的传闻 ,如说天津、威海驻兵 (《十款和 约》规定是奉天和威海驻兵 ,后将奉天删除) 。看来湖南 举人的消息不大灵通。可是他们为什么仅仅知道一些 不准确的马关条约的内容就联名上书反对 ,并且和广东 举人同一天送呈都察院呢 ? 他们是相约而来 ,还是不约 而至 ? 京官联名的大规模上书是不约而至 ,始于三月二十 九日 ,这是因为在二十八日李鸿章成约归来的消息已传 遍京城 ,于是各衙门的官员就在本衙门中串联 ,联名上 书 ,估计在下午或者傍晚递到奏事处 ,所以同时在二十 九日奏上。但是二十八日广东举人和湖南举人共 4 起 上书同时递到都察院却不是“不约而至”,因为他们没有 不约而至的理由。在二十七日以前没有一道举人上书 , 无论单独的还是联名的 ,一是因为举人没有言责 ,二是 因为除康、梁外 ,其他举人不知道“和议已成”。都察院 于四月十五日代递的云南举人张成濂领衔的上书说 : “⋯⋯故自李鸿章赴倭而后 ,天下臣民惟静等和议之定 , 以纾君父之忧 ,未敢妄出一言 ,致涉干扰。亦谓李鸿章 受恩深重 ,天良不至灭尽 ,虽于国体有辱 ,或于国脉无 伤。乃今闻和约成矣 ,全权已画押矣。所立条款 ,则竟 万万出人意料之外 ⋯⋯”⑥ 先是“天下臣民惟静等和议 之定 ,以纾君父之忧 ,未敢妄出一言 ,致涉干扰”,所以即 使听到一些传言也不急于上书 ,待到“闻和约成矣 ,全权 已画押矣”,才上书。它解释了举人们为什么在听到《马 关条约》的内容时并不急于上书 ,而要等到确知李鸿章 已经画押的消息才上书。梁启超领衔的联名上书正是 在得知李鸿章已经在日本议定和约的消息之后投递的 , 可是湖南举人例外 ,他们在并不知道议定和约时就大规 模联名上书 ,121 人分三拨同一天与广东举人赴都察院 上书。这不可能是“不约而至”,而是“相约而来”。他们 是应广东举人之邀同日上书的。所以《自编年谱》中写 了一句很妥切的话“湖南人和之”。 广东、湖南举人上书是二十八日呈递都察院的 ,二 3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云南举人张成濂等为和议将成国势愈危敬呈御侮方 略十条呈文》,《续编·中日战争》第 3 册 ,第 200 —201 页。《续 编·中日战争》的编者将这件上书系于都察院四月初七日代奏的 上书中 ,为第六件 ,乃误。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 代递各省京官举人呈文折》说明此次代奏有吉林、福建、贵州、广 东、江西、广西的京官、举人上书五件 ,并无云南举人上书。而据 《续编·中日战争》第 3 册中收录的都察院四月十五日代奏折说 , 它代奏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濂等各条陈一件 ,但《续 编·中日战争》第 3 册在此处仅收录了罗济美呈文 ,而未收张成 濂等呈文 ,乃因张成濂等呈文误置于四月初七日代奏中了。又 茅海建文指出 ,云南举人张成濂领衔的上书署为四月十四日 ,十 五日由都察院代奏。 《湖南举人任锡纯等为和议将遗害无穷呈文》,《续编· 中日战争》第 3 册 ,第 173 页。 《湖南举人文俊铎等为和局遗害极大应立予驳斥力持 战守呈》,《续编·中日战争》第 3 册 ,第 168 页。 《湖南举人谭绍棠等为和议必不可许战守确有可恃呈 文》,戚其章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 简称《续编·中日战争》)第 3 册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第 171 页。 《广东举人梁启超等呈文》,《中日战争》第 4 册 ,第 39、 42 页。 《中日战争》第 6 册 ,第 430 —431 页。 房德邻/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十九日的京官上书实际上也是在二十八日子夜以前呈 递到奏事处的 ①,两者是同一天呈递的 ,但前面已经说 过 ,上书的原因不同 ,广东举人的上书是因为得知二十 一日李鸿章电奏的议定和约的消息 ,与之联合行动的湖 南举人则仅知道不很准确的《马关条约》的内容 ,而京官 的上书则是因为得知李鸿章画押归来的消息 ,所以从呈 递的时间和原因来看 ,举人联名的大规模上书早于京官 的大规模上书。但是京官的上书二十九日就呈到军机 处 ,为外间所知 ,而举人的上书迟至四月初六日呈到军 机处 ,才为外间所知 ,所以外间认为大规模的上书是从 三月二十九日京官开始的 ,举人在后 ,并且以为都是由 于同样的原因即二十八日李鸿章从天津驰奏之披露。 也因此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记 :“未几 ,鸿章成约归 , 割地、赔款、商利均从倭意 ,方称病翱翔天津 ,于是京朝 官之封章 ,疆臣之电奏 ,会试公车在都者亦腾章力阻。” 文廷式《闻尘偶记》说 :“俄而御史争之 ,宗室、贝勒、公、 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 ,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 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院司员各具公疏 ,大臣中单疏者 亦十余人。于是各省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 ,请都 察院代奏。”这种叙述无意中抹杀了举人上书在前的事 实 ,也抹杀了康有为第一个鼓动举人上书的事实。沪上 哀时老人未还氏《序》也抹杀了这两点重要的事实。 幸亏康有为《自编年谱》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使后人 有机会沿着他的线索将这段史实搞清楚。 康有为鼓动的广东举人上书和湖南举人上书于三 月二十八日投递到都察院 ,它是大规模反对议和的上书 浪潮的第一波。康有为是鼓动公车上书的第一人。 (二)康有为、梁启超等是否“分托朝士鼓动” 《序》讲到继广东、湖南举人联名上书之后其他省先 后上书的情况 ,但未说明康、梁与其他省举人上书有什 么关系。而《自编年谱》说 ,在鼓动了广东和湖南的举人 上书之后 ,“与卓如分托朝士鼓 [动 ] ,各直省莫不发愤 , 连日并递 ,章满察院 ,衣冠塞途 ⋯⋯”茅先生认为 ,《序》 讲的是正确的 ,广东、湖南的举人上书影响了其他各省 , 但康、梁并未对其他各省做过什么工作。茅先生并且花 了很大气力来揭露《自编年谱》所说“分托朝士鼓 [动 ]” 之伪。下面来看他是怎样揭露的 ,并讨论其结论是否能 成立。 茅先生指出 :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梁启超领衔的 80 名广东举人联名上书 ,初七日代奏陈景华领衔的 289 名广东举人联名上书 ,在前一上书上签名的举人基本上 都在后一上书上签名了 ,这说明陈景华领衔的上书至少 在方法上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茅先生由这一案例出 发 ,做出一个假设 ,说 :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 :如果各省举人的上书活 动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动’、‘分托’的话 ,那么 , 这些举人应当乐意参加康有为亲自组织的 18 省举人联 名上书。”② 他由一个案例就推出一个通则 ,这在方法上 是不可取的 ,因为样本太少 ,并且这个样本还是个特例 , 即两次签名都是广东省的举人。然而茅先生又将这个 很不可靠的通则作为以下研究的假设前提 ,他由这个假 设出发 ,将乙未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所附 16 省举人题名共 602 人与现存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名录 进行比较 ,看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有多少人又在康有为 16 省的公车上书上签名 ,以其重复签名者的多寡来推断 各省联名上书是否受康、梁影响 ,某省重复签名者多 ,就 说明这个省的上书是受康、梁影响 ,反之 ,如果重复签名 者少 ,就说明未受康、梁影响。他将各省举人上书进行 分类 ,整理成 10 条 ,逐一进行分析。 第一条说 :康氏公车上书共有广东举人 86 人签名 , 其中有 39 人曾在梁启超领衔的 80 名广东举人联名上 书上签名 ,有 64 人在陈景华领衔的 209 名广东举人上 书上签名。茅先生认为这一组数字表明重复签名的比 例不高 ,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康有为对前两次已签名的 绝大多数广东举人并没有相应的号召力”③。 茅先生的结论表明 ,他已经意识到这第一组数字所 显示的意义与他的假设前提是矛盾的 ,所以他就不用假 设前提来分析这一组数字了。这一组数字显示重复签 名者少 ,如果用假设前提来分析 ,那结论就是广东举人 的两次上书都未受康、梁影响。这个结论显然与已知事 实矛盾。在碰到这种矛盾时 ,茅先生本应该放弃这个方 法了 ,因为它已经说明假设前提是不正确的了。考证也 好 ,推理也好 ,必须是一处通 ,处处通 ,如果有一处不通 , 就不能成立。 但茅先生没有放弃他的方法 ,只是临时改变了分析 视角 ,不再讨论是否受康、梁影响 ,而讨论康有为的影响 之强弱变化了 ,重复签名者少 ,他的影响就变小。孰不 知这样一来 ,就是用双重标准进行分析了。 411 ① ② ③ 茅海建 :《考证补 (一)》,第 28 页。 茅海建 :《“公车上书”考证补 (一)》(以下简称《考证补 (一)》) ,《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第 28 页。 茅先生说 :“按照当时的习惯 ,官员上奏书写日期皆提 前一日 ,以能赶上子夜奏事处最后的收文时间 ,不耽误第二天的 早朝。” 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二条说 :康氏公车上书中有 4 名湖南举人签名 , 其中只有 2 人在任锡纯领衔的湖南举人 43 人联名的上 书上签名。它似表明湖南举人 3 次 121 人的上书与康、 梁无太大关系。 这一回茅先生是依据假设前提来分析了。 以下 ,第三、四、五、六、七、九各条 ,统计数字表明 , 重复签名者不多 ,最多的是汪曾武领衔的 53 名江南举 人的上书中的 23 人重复签名 ,最少的是江西、湖北、河 南、山东、浙江、奉天、顺天府、四川、江苏 ,没有一个人重 复签名 ,所以这些省府的举人联名上书未受康、梁影响。 用茅先生的假设前提来分析这些数字 ,所得的结论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我已经记住了茅先生在分析 第一条时的另一个视角 ,所以我便不认可这些结论。以 第二条湖南举人上书为例 ,我们已知是受康、梁影响的 , 至于这组数字表明重复签名者不多 ,也不能否定这一 点 ,它只能说明康有为在号召湖南举人参加 18 省联名 上书时其影响变小了。广东是康有为的家乡 ,他的影响 力都已变小 ,湖南变得更小 ,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吗 ? 其 他重复签名者少的省份 ,也都可以用影响力变小来解 释 ,而不能说就一定没受康、梁的影响。 第八条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康氏上书中有 99 名广 西举人签名 ,其中有 86 人参加了邹戴尧领衔的广西举 人 115 人的联名上书 ;有 115 名贵州举人签名 ,其中有 93 人参加了葛明远领衔的贵州举人 110 人的联名上书 ; 有 55 名陕西举人签名 ,其中有 52 人参加了张　领衔的 陕西举人 81 人的联名上书。 广西重复签名者达 74178 % ,贵州达 84155 % ,陕西 达 64120 % ,这么高的重复签名率 ,用茅先生的假设前提 来分析 ,应该说这三个省是受了康、梁鼓动吧 ? 但茅先 生却不这样认为 ,他写道 :“然而 ,若从这种紧密关系推 导出广西、贵州、陕西举人上书是由康、梁‘鼓动’、‘分 托’所致 ,我一时还来不及找到更多的证据以能进行连 接。”① 看到这段话 ,我不禁要说 :“海建呀 ,你不公平呀 ! 当重复签名者少时 ,你立刻就断言与康、梁无关 ,并不需 要旁证。而当重复签名者多时 , 已高达 74178 %、 84155 %、64120 %了 ,按照你的假设前提应该足以证明 是受了康、梁影响了 ,你却不承认了 ,非要旁证不可。这 是搞双重标准呀 !” 第十条说 :甘肃举人有 61 人在康氏公车上书上签 名 ②,其中 43 人在李于锴领衔的甘肃 76 名举人的联名 上书上签名。茅先生认为甘肃举人上书“很可能受到 康、梁等人的影响”③,因为李于锴领衔的甘肃举人 76 人 的上书 ,也像康氏上书一样 ,最后未递都察院 ,中途放弃 了。仅此一省 ,茅先生认为可能是受康、梁影响了。 看到这个结论 ,我不禁又要问 :康、梁为什么对偏远 的甘肃举人情有独钟 ,单单影响这个省的举人上书 ,而 不影响别的省 ? 这怎么解释 ? 以上 ,我对茅先生的分析过程和结论提出不少质 疑 ,意在说明他的方法不可靠 ,分析的过程不合理。最 明显的不合理是茅先生违反了逻辑一致性的原则 ,采用 多重标准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使同一组数字得 出不同的结论 ,而茅先生采取其中一个符合自己需要 的 ,从而使他所需要的结论得以成立 ,但却有预设之嫌 疑。因此读者就很难认可茅先生的结论。当茅先生用 A 视角进行分析时 ,读者会用 B 视角提出质疑 ;当茅先 生用 B 视角进行分析时 ,读者又用 A 视角提出质疑。这 就是逻辑不一致带来的麻烦。 在我看来 ,康有为说他与梁启超“分托朝士鼓动”,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虽然没有史料能证明这一点 ,却可 以断之以理。 在断之以理之前 ,先要说明“分托朝士鼓动”是什么 意思。茅先生对这句话似有误解 ,他以为这是说康、梁 鼓动了各省举人了。例如他说 :“但是 ,康有为、梁启超 又是如何具体地‘鼓动’何省、‘分托’何人 ,他们都没有 说明。”④ 全文有 7 处用“鼓动”、“分托”。茅先生不相信 康、梁能直接鼓动各省举人。但是康有为的话并不是说 他们直接鼓动了各省举人 ,他的意思是说他和梁启超、 麦孟华等分别去联系个别的京官和举人 ,请他们去鼓动 本省的举人上书 ,所以说“分托朝士鼓动”,这个“鼓动” 是“朝士”所做的工作 ,而不是康、梁所做的工作 ,康、梁 所做的工作要简单得多 ,他们不需要面对各省举人做直 接鼓动工作 ,而只是找个别人说说就可以了 ,个别人被 说动了 ,他们就会去鼓动本省举人上书了。 在乙未年三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成约归来的消息传 布开来以后 ,不仅是康、梁在“分托”,许多人都自觉不自 觉地在做了 ,因为当时已经是群情激愤、沸沸扬扬了。 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在一道奏折中描述当时的情景 说 :“窃自李鸿章与倭奴立约以来 ,中外嚣然 ,台民变起 , 道路惊慌 ,转相告语 ,于是京、外臣工以及草茅新进 ,率 511 ① ② ③ ④ 茅海建 :《考证补 (一)》,第 27 页。 茅海建 :《考证补 (一)》,第 30 页。 甘肃举人联名上书 ,见李鼎文《评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 约及其他》,《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1 期。 茅海建 :《考证补 (一)》,第 29 页。 房德邻/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相至臣署请为代递呈词。”① 其他人的上书中也有类似 的描述 :“数日臣民愤懑 ,转相骇告 ,咸谓使臣已经画 押”②;“近日都下人情汹惧 ,奔走骇汗 ,转相告语”,“昨闻 众口喧传”③;“道路流播 ,朝市纷传 ,痛心疾首 ,已有 焉 不可终日之势”④。在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初八日批准 条约的 10 天中 ,京官、举人互相串联 ,相约上书的事应 该是比较普遍的 ,只是康、梁可能更自觉、更积极些罢 了。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对政治极为热心的人。他们在 鼓动和组织广东举人上书 ,并“分托”湖南举人鼓动本省 举人上书于三月二十八日投递都察院之后 ,至四月初六 日起聚集 18 省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之前 ,这七八天的日 子里 ,他们不会是寂寞独处、冷眼旁观的 ,必定是积极奔 走的 ,正如梁启超所说“乃日夜奔走 ,号召联署上书论国 事”⑤。如果他们寂寞独处 ,冷眼旁观 ,那倒是不可理解 了。而四月初六日、初七日又在松筠庵聚会各省举人联 名上书 ,这一事实也表明 ,康、梁先前已经和各省举人建 立联系了 ,否则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搞起上千人的 集会 ,征集到至少 16 省 602 人签名。又据《公车上书记 序》说 ,四月初八日晚各省举人得知皇帝已经批准条约 的消息后 ,“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这“知单”二字值得 注意 ,这说明康、梁曾向各省举人发出过开会的邀请 函。⑥估计当时发出的邀请函可能有几千封 ,至少有 1000 封以上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师生几个人能够做到 的 ,他们一定是先召开了各省举人的活跃分子的会议 , 商量在松筠庵会议的事 ,并由各省的活跃分子提供各省 在京举人名单 ,书写邀请函 ,并且送达给每个举人。由 此可知 ,康、梁在分省进行的上书活动中已经与各省活 跃分子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了。 所以 ,康、梁所说的“分托朝士鼓动”当是可信的 ,虽 然不一定是每一个省都是因为他们“分托”之后才行动 的。 (三)康有为是不是 18 省举人联名上书的领袖 《序》说 :“(各省)书上数日不报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 同上书。广东举人康长素者 ,素有时名 ,尝以著书被谤 议于时 ,主其事 ,草疏万八千余字 ,集众千三百余人 ,力 言目前战守之方 ,他日自强之道。文既脱稿 ,乃在宣武 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 徐勤《杂记》的说法有不同 :“乙未三月 ,和议将成 , 颇有争之者 ,然皆不达于事势 ,彼以大言主战 ,不足以折 和者之口也。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 庵 (杨椒山先生故宅) ,拟上一公呈 ,请拒和、迁都、练兵、 变法。盖以非迁都不能拒和 ,非变法无以立国也。”⑦ 康有为《自编年谱》又不同 :“时以士气可用 ,乃合十 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 ,与名者千二百人 ,以一日两夜 草万言书 ,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 ,并 日缮写 (京师无点石者 ,无自传观 ,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 人也) ,遍传都下 ,士气愤涌 ,联轨察院前里许 ⋯⋯初六、 七日连日大集 ⋯⋯” 上面三段 ,虽然都说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袖人 物 ,但对于上书的起因、康有为所起作用的叙述却不尽 相同。 关于起因 :《序》说 ,各省举人因为本省联名上书没 有下落 ,于是商议联合 18 省举人上书 ,意图是以规模大 来迫使都察院代递。徐勤说 ,康有为看到已经上达的各 书缺乏说服力 ,他要自己写一份有说服力的上书 ,所以 聚 18 省举人联名。康有为则说 ,他认为民心可用。 我认为以上三个理由都是可信的 ,但对于康有为本 人来说 ,最重要的应当是徐勤说的理由。康有为在《上 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 开头写道 :“⋯⋯然皇上孝 治天下之心 ,岂忍上负宗庙 ,下弃其民哉 ! 良由误于议 臣之言 ,以为京师为重 ,边省为轻 ,割地则都畿能保 ,不 割则都畿震动 ,故苟从权宜 ,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 纭 ,虽力摈和议 ,而保全大局 ,终无把握 ,不若隐忍求和 , 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 ,可数十年无事 ,如庚 申以后也。左右贵近 ,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 ,虽切而 不入 ,议臣之说 ,虽辱而易行 ,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 顾也。”⑧ 康有为上书开头所写的这一段话与其他人的 6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康有为全集》第 2 册 ,第 74 —75 页。 夏晓虹 :《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 版 ,第 292 —293 页。 汪大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致函汪康年说 :“康 (有为)保国会开讲数次 ,兄皆未到。彼出知单必有兄名 ,而知单 从未至兄门 ,其奇如此。”(上海图书馆编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82 页) 这是讲康有为在保 国会演讲事 ,也是先发邀请函。 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近代史资 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 第 1 册 ,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 ,第 297 页。 《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奏和议纷传外患犹后安内为急 折》,《续编·中日战争》第 3 册 ,第 118 页。 《侍讲张仁黼等奏和议要挟难堪请饬廷臣会议折》,《中 日战争》第 4 册 ,第 5 页。 《京畿道监察御史刘心源奏为汉奸把持和议所拟条款 要挟太过切勿遽允折》,《续编·中日战争》第 3 册 ,第 98 页。 《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条陈六事折》,《中日战争》第 4 册 ,第 53 页。 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上书不同。其他人上书的开头 ,一般是说听到条约的内 容和画押的消息 ,然后就分析条约的危害 ,而康有为在 概述听闻之后 ,却写下这段话来分析和、战的议论对皇 帝的影响。他不仅批评主和者的意见 ,而且批评那些主 战者的言论是“终无把握”,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主和的意 见 ,以致于“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康有为的分析是 很有道理的 ,光绪皇帝不采纳主战者的意见 ,正是因为 “终无把握”。光绪皇帝四月初一日谕曰 :“连日廷臣章 奏甚多 ,皆以为和约必不可准 ,持论颇正 ,而于沈阳、京 师二地重大所关 ,皆未计及。如果毁约 ,即将决裂 ,苟战 不可恃 ,其患立见 ,更将不可收拾。”① 这正是徐勤所说 的“颇有争之者 ,然皆不达于事势 ,彼以大言主战 ,不足 以折和者之口也”。所以康有为要亲自写一道上书来表 达他的见解和主张 ,他自以为他的主张高出一等 ,足以 说服皇帝毁约再战。 康有为既然要亲自写一道上书 ,他当然不能再组织 广东一省举人签名了。他从开始鼓动举人上书时起 ,便 是以把握全局的领袖自居的 ,所以不肯屈尊在广东举人 的两次联名上书上签名 ,那范围太小。他要搞 ,在当时 人心可用的情况下 ,当然得是 18 省联名。而各省举人 也有愿意响应者 ,或者是因为本省上书未能上达 ,或者 是希望搞得轰轰烈烈 ,或者是因为错过本省举人联名上 书却还渴望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 ②,等等 ,所 以有一呼百应之势 ,在短短的两天中就征集到至少 602 名举人的签名 ,涉及 16 省。 关于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的作用 ,《序》说 :“书上数 日不报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书。广东举人康长素 者 ,素有时名 ,尝以著书被谤议于时 ,主其事 ⋯⋯”这似 乎是说各省公车先倡议联省上书 ,首倡者未必是康有 为 ,康有为是被推举为主持者的。这恐怕不符合事实。 《杂记》和《自编年谱》都说康有为是首倡者 ,这应当是事 实。康有为在三月二十八日广东举人、湖南举人上书之 后所注意和思考的 ,与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不同。各省 举人所关注的是自己的上书何时上达 ,他们因为没有看 到自己的上书上达 ,就跑到都察院去闹堂。而康有为不 同 ,他注意看《邸抄》的上书 (这时《邸抄》上还没有举人 的上书 ,只有京官和外省官员的上书) ,看他们究竟提出 什么样的建议 ,结果他发现没有一道上书的建议是可行 的 ,所以他要自己写一份上书。康有为与其他举人所思 考之不同 ,正显示出他的领袖胸襟和眼光。他用一日两 夜写出 18000 多字的上书之后 ,下一步就是邀集其他省 的举人商议联名上书的事 ,这就是《序》所说的“各公车 再联十八省同上书”,于是商定在松筠庵集会、征集签 名。 康有为是这次规模最大的公车上书活动的倡议者、 主持者、上书起草人 ,当无疑义。 说到这里 ,还需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 ,它是茅先生 等提出来的 :康有为是否有能力领导公车上书 ? 茅先生 持怀疑态度 ,他写道 :“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第四次来 京 ,主要目的是参加会试。随同来京的 ,还有他的弟子 梁启超与麦孟华 ⋯⋯此时的康有为名声并不大 ,虽与一 些京官有联系 ,但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很可能从未听说 过他的名字。从时间安排来看 ,他与各省举人之间交往 也不太可能很多。此时的梁启超也不是后来在《时务 报》上神采飞扬的闻人 ,且一生乡音甚重。由他们俩出 而领导如此规模的公车上书 ,从常理上说 ,也是有困难 的。”又加注说 :“汪叔子、王凡 1987 年论文认为当时的 康有为对公车们并无威望可言 ⋯⋯”③ 我认为 ,以康、梁的平素威望来质疑他们的领袖地 位 ,实在太勉强了。所谓公车上书 ,就类似于后来的学 生运动 ,但比学生运动简单得多 ,他们不是上街游行 ,也 不与警察冲突 ,他们只是到都察院去上书 ,而在这样的 群众运动中通常都会涌现出领袖人物 ,他们是乘潮而起 的人物 ,在运动发生之前 ,通常是默默无闻、不起眼的。 像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几位领袖 ,除傅斯年因办 过几期《新潮》而有点名气外 ,其他几位像段锡朋、许德 珩等都没有什么名气。“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的学生 领袖蒯大富、谭厚兰等原先也没有什么名气。以康有为 与他们相比 ,那可是大有名气了 ,他成为公车上书的领 袖绝非偶然。在光绪十四年首次上书时 ,康连举人都不 是 ,仅为“诸生”,他的上书得到京官盛昱、沈曾植等的支 持 ,那次上书活动就是以他为中心的。光绪十七年起他 在广州开堂讲学。同年出版引起轩然大波的《新学伪经 考》,他要用这部书推翻从东汉至清代一直奉为正统的 古文经典。光绪二十年七月余联沅上书劾其“惑世诬 民 ,非圣无法 ,同少正卯”④,惊动了不少学者和官员 ,梁 启超在京城为此事奔走疏通 ,最后的结局是令自行焚 毁。《公车上书记序》说康有为“素有时名”,并非虚言。 711 ① ② ③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 4 册 ,第 128 页。 茅海建 :《考证补 (一)》,第 30 页。 据茅先生研究 ,在康有为 18 省举人上书上签名的四川 籍举人 71 人 ,无一人在四川省举人联名的上书上签名。我认 为 ,这 71 人是想在 18 省联名上书上表达自己反对议和的立场 , 而不再单独组织上书。 《德宗景皇帝实录》(五) ,第 365 卷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初一日条 ,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第 766 页。 房德邻/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过《序》的作者当时还不知道康有为已在缺席的情况 下被推为革命领袖了 ,康有为本人也不知道 ,至死也不 知道。那是在公车上书之前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之 前的某日 ,孙中山于香港筹备在广州发动起义 ,打算使 两广独立成为共和国 ,他向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 谈到起义的领导人 (他称之为“统领”) 共四人 ,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康祖诒即康有为 ! ① 康有为的名气还不够大 吗 ? 康有为正是在鼓动和组织公车上书的过程中首次 表现出他作为领袖的能力 ———那丰富的学识 ,那政治眼 光 ,那鼓动能力和组织能力 ,当时的举人无人能比 ,当时 的京官也无人能比。这在当时就给某些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两年以后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 ,在北京的汪大 燮致函在上海的汪康年说 :“来函谓某有恶名 ,不宜与出 力。然前年公车上书 (内阁上书) ,鼓动数省之人 ,如此 之人 ,岂得以恶名二字摈之。”② 当时汪康年已经对康有 为有恶感 ,故写信提醒汪大燮不要为康有为出力 ,但是 汪大燮回信为康有为辩护 ,根据就是康“鼓动数省之人” 搞起公车上书 ,玩其词气 ,颇为赞赏。十一月 ,汪大燮又 有一函 ,说 :“康水部到京 ,颇有鼓动。此公摄力胜人 ,或 能有所振发。”③“此公摄力胜人”这个评价 ,在晚清的政 治人物中 ,只有康有为和孙中山能够担当得起。 汪大燮对康有为是颇为欣赏的。也有人讨厌康有 为 ,但也承认他的能力。《蜷庐随笔》的作者王伯恭回忆 他于乙未年偶遇康有为的印象 :“乙未之秋 ,余访陈次亮 (炽)于西珠市口 ,坐未定 ,忽有冠服者昂然而入 ,主人略 一欠身 ,客便就坐。问其姓字 ,则新科部曹康有为也。 次亮手摩其首曰‘头痛’。康有为叹曰 :‘时事不可为矣 , 先生何必自苦乃尔。’陈亦咨嗟不已。因言 :‘两江曾帅 又出缺 ,今任何人为宜乎 ?’因泛论当时人物 ,既而曰 : ‘刘岘帅似可 ,且曾督两江 ,固当不至嗟跌。’康有为抚掌 称善。陈言 :‘便可决计 ,无用游移。’两人问答如此 ,直 忘其一为员外而章京 ,一为新进之主事 ,乃妄人耳。余 亟揖而去。已而 ,两江一席果属刘公 ,亦可谓善于揣摩 者矣。”④ 一位员外 ,一位候补主事 ,却俨然是两位中枢 大臣 ,高谈时局 ,讨论任命总督 ,并且果然言中。由此可 知康有为、陈炽平日所思所想。但是在王伯恭的眼中 , 他们都是妄人。岂不知 ,如果康有为不是“妄人”,就不 会搞起公车上书了 ,就不会搞起戊戌变法了。如果孙中 山不是“妄人”,就搞不起共和革命和国民革命了。 以这样一位康有为来领导公车上书是足以胜任的 , 何况还有对政治极为狂热的梁启超追随其后。 (四)孙毓汶、黄曾源是否破坏、阻挠公车上书 《序》没有提到有人破坏上书的事。徐勤的《杂记》 讲到了 :“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 (杨 椒山先生故宅) ,拟上一公呈 ⋯⋯执政主和者恐人心汹 汹 ,将挠和局 ,遂阴布私人入松筠 ,以惑众志 ,又遍贴匿 帖 ,阻人联衔。”《自编年谱》则讲得更具体了 :“先是公车 联章 ,孙毓汶已忌之 ,至此千余人之大举 ,尤为国朝所 无。闽人编修黄 □曾 ,孙之心腹也。初六、七日连日大 集 ,初七夕 ,黄夜遍投各会馆 ,阻挠此举 ,妄造飞言恐吓 , 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 ,则街上遍贴飞书 ,诬攻无所 不至 ,诸孝廉遂多退缩 ,甚且有请除名者。” 孔祥吉先生最先研究过这段史事 ,他说 ,“黄 □曾” 就是黄曾源 ,黄针对康有为等迁都再战的主张 ,提出 “‘请权利害以维和局’,甘心充当孙毓汶的走卒”。⑤ 孔 先生相信康有为说的黄某破坏、阻挠上书的那些情节 , 并据此推论 ,说公车上书既然遭到这样的破坏 ,康有为 就不可能在四月初八日赴都察院上书了。茅先生也研 究了这段史料 ,他与孔先生的观点不同 ,他认为孙毓汶、 黄某破坏之说乃是谎言 ,赴都察院之说更是谎言 ,两者 皆为谎言。 茅先生指出 :孔先生对黄曾源的研究有误 ,孔说黄 曾源提出“请权利害以维和局”的主张乃是对黄的误解 , 原因是孔没有看过黄曾源的原折 ,仅看到《军机处随手 登记档》上登录的题名《请权利害以维和局折》,而这个 题名是军机章京所拟 ,军机章京在做登录工作时要为每 一道奏折拟题 ,他们为黄曾源这道奏折所拟的题目并不 符合原意。茅先生特别找到黄的原折来阅读 ,说奏折表 明黄是主张拒约的。茅先生又指出 :“黄还在三月二十 九日翰林院代奏、编修李桂林领衔的条陈 ,四月初七日 都察院代奏、福建京官礼部郎中黄谋烈领衔的条陈上签 名。前者是翰林院第一次大规模的联衔上书 ,后者是规 811 ① ② ③ ④ ⑤ 孔祥吉 :《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88 页。 《蜷庐随笔》,《戊戌变法》第 4 册 ,第 303 页。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日) ,《汪康 年师友书札》第 1 册 ,第 772 页。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汪康 年师友书札》第 1 册 ,第 758 页。 中川于 3 月 4 日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写信给日 本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 ,报告孙中山和他谈话的内容。见〔日〕 狭间直树《中川恒次郎报告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信》,《历史档案》 1986 年第 3 期。 近代史研究 　　2007 年第 2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模最大的京官与举人的联合行动。”① 这样一位黄曾源 当然不会反对公车上书了。 我看茅先生的分析时 ,一面觉得有道理 ,一面也有 疑问 :这个康有为也太过分了 ,连黄某的名字都记不住 , 为什么要在《自编年谱》中诬蔑他呢 ? 还编造出那么多 细节 ! 殊不可解。于是我就把黄曾源签名的两折和他 自上的一折都看了一遍 ,看完以后 ,我相信康有为说的 了 ,黄某必是搞破坏了。 茅先生说 ,黄曾源是主张拒约的 ,所以不会反对公 车上书 ,这话说得太笼统了。乙未年的上书 ,总体上说 是反对签约 ,但是不能由此就认为上书的主张都是相同 的了 ,彼此就没有矛盾了。实际上彼此是有分歧的 ,有 的还相当尖锐 ,尖锐的程度超过是否割辽、台。我阅读 这一时期上书的印象是 :如果当年可以举行公民投票 , 如果就是否“拒约或改约”来投票 ,那 99 %的人会投票赞 成拒约或改约。如果就是否“以战拒约”来投票 ,那 50 % 多的人会赞成以战拒约 ,而其他人则主张通过谈判来改 约。主张改约的人的具体意见也不一致 ,有的主张更换 谈判代表再议 ,有的主张弃辽保台 ,有的主张贿赂列强 以迫使日本改约 ,有的建议把《马关条约》规定的给日本 的权益全部向列强开放。张之洞这位著名的主战派则 建议 ,割新疆数城与俄国 ,将西藏之后藏若干地方让与 英国 ,与英、俄结密约 ,对日作战 ,中国陆战 ,英、俄海战 , 攻日本国都。② 主战者的意见也很不一致 ,有的主张迁 都再战 ,有的主张保卫京师 ,有的说将赔款用作练兵费 用 ,有的说向李瀚章等人各借 1000 万来练兵 ,有的说亲 王代皇帝亲征 ,有的说换将再战 ,有的说皇帝下诏激励 将士、民人即可。此外 ,有人请求由太后决断 ,有人建议 廷臣会议 ⋯⋯如果就其中某一个具体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来投票 ,在主 战的各种方案中没有一个能超过 20 % ,同意迁都再战的 则更少。在各种具体的方案中 ,得票最多的可能是利用 西方列强进行干涉、通过谈判来改约的建议。当时朝廷 并未理会上书者的具体建议 ,它采纳的是李鸿章出使前 就建议的以夷制夷 ,此时正与俄、法、德商议 ,请三国干 涉 ,让日本归还辽东 ,所以上书者彼此间的分歧没有爆 发出来。 那么 ,这位黄曾源是持什么意见的呢 ? 黄签名的 《编修李桂林等条陈时务折》的具体建议是 :“伏愿皇上 断自宸衷 ,参之群议 ,因各国之争持 ,徐观事变 ,计将来 之利害 ,预作图维 ,缓与批定 ,半月之间 ,必有可以斡旋 者。惟四口通商一层 ,难于终拒 ,顾必不可因倭请许之。 若辽、台两地固无难力争而得也 ,西国议约咸集众谋 ,窃 援此例上陈 ,拟请饬下改议施行 ,以伐敌谋而维国势。 宗社幸甚。天下生民幸甚。”③ 黄签名的《郎中黄谋烈等 为台民义愤不愿归倭誓将抗击吁恳宸断折》具体建议 是 :“伏求皇上念祖宗缔造之艰 ,大局决裂之可虑 ,特饬 总署大臣与各国公使出为转圜 ,将割地一条作为罢论。 台湾幸甚 ! 天下幸甚 !”④ 黄曾源签名的这两次上书都 不主张以战废约或改约 ,而主张利用列强的干涉、通过 谈判来改约。 黄曾源单独上书题为《请权计利害以维和局折》。 茅先生认为这个题目是军机章京在登录时为之所拟 , “不甚恰当”;又认为折中的内容表明黄是“主张拒约 的”。茅先生似有误解。军机章京在登录时并不为奏折 另外拟题 ,因为他们不可能将一道道奏折看过后为之拟 题 ,他们是摘取原奏折上的题由作为题目的。黄曾源原 奏的题由是“翰林院编修黄曾源为时事艰难 ,请权计利 害 ,以维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