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方言的反思
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区，它们是：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文言区、客家方言区、闽
方言区、粤方言区。这七个方言区大都是用方言所在地域的名称来命名的。“北方方言”以前又称“官
话”，显然有“通语”的意思。唯独“客家方言”却用说这种方言的民系来命名，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谈到客家方言，人们眼前是一片疑问。虽然客家方言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什么
叫做“客家”？“客家”是怎么形成的？什么叫做“客家方言”？客家方言的特征是什么？怎样将客家
方言与汉语其他方言、尤其是怎样将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区分开来？……这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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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还很难作出
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对客家方言进行反思是必要的。
一、“客家”与“客家方言”正名
──解除语言外部的疑问
客家方言的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但把客家方言作为一个汉语方言区则始于 1934 年赵元任《中华
民国分省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到丁声树、李荣 1955 年提出的“八大方言”说，现代汉语分区的框
架基本成了定谳。而第一次从方言学的角度，从理论上阐明客家方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的当数袁家骅等
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以下简称《概要》）。《概要》出版以后，各种方言著作和现代汉语教科书基
本上都依照这一理论模式来叙述客家和客家方言了。
《概要》认为，“客家先民本来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汉语居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逐渐向南方迁
徙而形成今天的客家分布情况”。“他们的南迁，虽开始于东晋，然而形成特殊的‘民系’，还是宋代以
后的事”，理由是“宋时客家居地户口‘主’‘客’分列”，因此，“‘客’或‘客家’的 名称，是到宋
代才出现的”。接着，该书叙述了客家先民的“五次大迁徙”历史，即：第一次，由东晋至隋唐；第二
次，由唐末到宋；第三次，宋末到明初；第四次，自（清）康熙中叶至乾嘉时期；第五次，乾嘉以后。
然后结论说：“前三次的迁徙，是客家方言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后两期的迁徙使客家分布的
范围大大扩展，形成了今天全国各地的‘客家方言岛屿’”。
不过，上述理论并不是《概要》所创，始作俑者是罗香林先生。《概要》完完全全地采纳了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的理论和观点。因此，这里有必要把罗香林关于客家及其历史的理论作一番说明。
罗香林在他的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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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客家研究导论》(1933)中说：“客家名称的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
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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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
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又说：“从客家的住地各
方志所载户口宋时主客分列观察，亦可知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
‘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是时，客家居地虽说尚杂有无数的主户，然而新种一入，旧种日衰，主
户的言语日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而失却其特殊的属性。观此种种，可知
客家的成形年代，确在赵宋之初。”
关于客家的界说，罗氏认为：“鄙意欲定客家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客家居
地，……大体言之，其操同一客语而与其邻居不能相混者，则以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广东东北
部为基本住地，而更及于所再迁之各地，此就空间言之也。”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罗氏认为，客家先民源自中原，在经历了西晋末、唐末两次大迁徙后，五
代赵宋之时，他们“所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
的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化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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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其四周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别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这样在意识和观念上便成了客
家这个民系。”
罗氏的观点虽然还可以上溯到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 年）广东和平徐旭曾《丰湖杂记》的论述,
但自罗氏以后,客家历史及其形成理论才基本定型。
度 羅 林 理論 北就學術史的角 而言， 香 這一 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它把客家方言的生成與 方移民的南
聯 了 歷遷緊緊地 繫在一起，突顯 人的 史性活動（遷移）與語言（方言）文化承傳、發展和變化之間的內
度 了 理在關係，在一定的程 上揭示 客家方言的發生學原 。
不 理論 流 度來 理論然而， 容否認的是，這一 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從學術源 的角 看，這一 的形
年 理論成顯然是上個世紀二三十 代傳統漢語方言學的産物。根據這種傳統的漢語方言學 ，所有的漢語南
都 北方方言 是由 方漢人南 來 異 北遷而帶 的，南方方言的區域性差 及其文化特質，可以從 方漢人南遷的時
異 理 句 說 北代性差 之中得到合 的解釋。換 話 ，在同一部 方漢人南遷史的大背景下，之所以會産生衆多的
北 不 歷 不漢語南方方言分支，原因就在於這些 方移民是在 同的 史時期內遷移到南方 同區域之內的。由於
北 不 歷 來 不 北方移民是在 同的 史時期內遷入到南方各地的，故而他們所帶 的是處在 同發展階段中的 方漢
不 北 不 便 了語。這些處在 同發展階段中的 方漢語，在傳入南方的 同區域之後， 形成 千姿百態的漢語各南
歷 理論 都 北方方言分支。在這種 史主義的漢語方言演化 觀照下，南方各方言分支 被視作爲 方漢語的單向
移植，至於南方各地的區域文化傳統和文化底層，在其方言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有沒有起過作用、起著
理論 羅 林何等作用等問題，則被完全漠視。這種漢語方言的單線演化 ，投射在 香 的具體研究過程中，就
是把以“ 流 北並司豫 人＂爲主體的 方移民，視作爲客家方言生成的唯一因素，相應地，所謂“ 流並司豫
了人＂也就當然地變成 客家人的直接源頭。
論 羅《客家研究導 》問世以後， 氏這種“ 立 說就客家方言的形成與分佈以建 的客家界 ＂，遂成爲
論 流 便經典性的結 。久而久之，一談到客家的源 ， 是所謂的“ 流 便並司豫 人＂；一談到客家方言， 是所
謂的盛唐音韻。於是， 便 了就像我們一再看到的那樣，一部客家方言群的形成與發展史， 成 “ 流並司豫
不 歷 北 浪 歷 理論人＂在 同的 史時期由 而南作波 式推進的 史。在這一 的觀照下，作爲客家人主要活動舞臺
的贛閩粵邊，一直只是個“ 量 理配景＂，充其 也就是一個抽象的地 空間，一個接納“ 流並司豫 人＂南遷
的“ 念 識容器＂，一個承接中原文化事物、文化觀 和文化意 的“ 理集裝箱＂。儘管在這一地 空間內，曾
歷 累了生活著衆多的非漢族居民，他們在長期的 史歲月裏積 悠久而獨具區域特色的文化傳統和深厚的文
化底層，但是，在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的形成過程中，都 略不可以一概忽 計。
事实上，“客家”一名，不仅与南北朝时的“给客”“侨客”的“客”没有传承关系，与唐宋时期
的“佃客”“浮客”和“客户”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东晋时期为安顿中原侨民而设的侨郡（县）主
要在江苏、安徽、湖北和四川等地。相比之下，那时流入江西的流民极少，在江西设置的侨郡也只有 6
个，而且都在在长江沿岸。著名移民学家谭其骧说（1934）：“江西、湖南二省处皖鄂之南，距中原已远。
故流民之来者较少，且其地域仅限于北边一小部分。”许怀林《江西史稿》说：当时进入江西的流民主
要在浔阳郡，“在浔阳郡内先后设置的侨郡有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等。”
唐代的“佃客”“浮客”和宋代的“客户”指的是无田产者，特别是宋代，户籍的分为“主”“客”
乃是全国性的事。“主”指有田产者，“客”指无田产的佃户。与明清时的“客家”完全不是一回事，罗
氏在这里犯了一个明显的常识性的错误。对此，我们在《客家正名》（1992）一文中已经予以澄清。
历史上真正的“客家”是明末清初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尤其是以粤东北为策源地的一股特殊移
民的产物。
从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由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诸方面的原因，以广东省东部为中心的闽、粤、
赣之交大批居民迁往广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和广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这些移民，在江西被称为“广
东人”“广佬”“兰户”“棚民”“怀远人”“客籍”，在湖南被称为“棚民”“闽粤人”“客姓人”，在广西
被称为“新民”，在四川被称为“土广东人”，只有在广东中部被称为“客家”。开始，“客家”是广东当
地土著对这些移民的称呼，是他称。时间长了，便逐渐为移民们所接受，变成他们的自称，并进而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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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迁出地嘉应州等地的居民也都称为“客家”了。“客家”一名在文献中则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一些广东
省的地方志中。如《广东通志》93 卷《舆地》引《长宁县志》：“当地相传建县时，自福建来此者为客
家。”又引《永安县志》：当地将“自江、闽、潮、惠迁至者名客家”。
这些移民的迁入，虽说有些是当时的统治者招垦的结果，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土著的利
益发生了冲突，形成了土客之间的矛盾。在土客势力不相上下的地区，这种矛盾往往激化为武装械斗。
这种情况，以广东西部最为典型。在清同治年间，广东台山、恩平、阳春、开平、鹤山、高明、高要等
县土客械斗长达十四年之久，双方死伤逃亡共五六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广东西路事件。清
朝廷虽将土客之间的武装斗争平息了下去，但此后以广府人为一方的土著和以客家人为另一方的文斗又
升级了。这种情况，正如古直《述客方言之研究者》（见 1929 年 6 月 26 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历史
研究所周刊》第 8 卷第 85、86、87 期合刊“方言专号”）所说：“清同治间，曹冲土客械斗（曹冲属台
山县），有司袒土诬客，以匪剿之、放之，无俾易种，十数万众，死亡过半！今赤溪县客，其孑遗也！
通人陈兰甫先生睹此惨祸，恻然不忍。于是究客由来，考其声音，得结论曰：‘客人声音多合周德清《中
原音韵》。’（温慕柳引先师陈京卿说）‘客人声音，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多相符合。’（黄公度引陈兰
甫先生说）然明通之人，虽知客人为中原旧族，而褊衷者流，或反诬客人为‘非汉种’（见上海国学保
存会所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其名之恶，又甚于匪百倍！通人章太炎先生于是复据声音以纠其违。
其言曰：‘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得潮之大阜（埔）丰顺。其民……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
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察其语柢，出于冠带，不杂陆梁鄙倍之辞，足
以斥攻者褊心之言。’自章先生之说出，而后邪说始不得逞，客人在中国民族上之位置，始确乎不拔。”
当时客家人黄钊所著《石窟一征》二卷叙客家方言，温仲和撰《嘉应州志·方言》，杨恭撰《客话本字》，
罗翽云著《客方言》，都在于考证客家方言与古代文献的联系，证明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的乃一脉相承，
从而说明客家人是中原汉人的后裔。
海盐人朱希祖（罗香林的老师）在《客家研究导论序》中也说：当时，广府人“自居于主，竟有
字客家人曰犭客，曰犵，且有谓客家人非粤种，亦非汉种者。于是客家之优秀者，乃相率著书，以自明其
为汉族”。如“大埔林太仆达泉著客说，谓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
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据多地硗瘠，其语言多含中原之音韵。”为了抗衡广府人对
客家人的污辱，1933 年，作为广东兴宁客家人后裔的罗香林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其写作的
目的也正如朱希祖在《序》中所说：“其第一章述广东西路主客倾轧之往事，第二章述客家之来源，第
三章述客家分布地域及环境，第四章述客家之语言，可知客家与古代中原汉族之语言息息相通，于是客
家为汉族嫡派以明；第五六两章述客家之文教，于是客家为有文化之种族，而非 、犵等野蛮名词所得
加以明。……今者西路主客之争，已冰消云释，此后必无复有以贱族相欺凌者，此皆著书立说者之功。”
也就是说，罗氏构建客家的历史、源流，叙述客家人的语言、风俗、文化、经济等等，其功利目的非常
清楚：就是为了证明客家人是正统的汉人，不仅如此，而且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
罗氏关于客家先民五次大迁徙的理论、特别是前三次迁徙显然是虚构的。笔者在《论客家先民在
江西的南迁》（1998）一文中指出：自从我国古代黄河流域成为政治经济中心以后，历史上的确有过无
数次的北民南迁，而江西的赣江和抚河以及江边驿道是北民南迁的主要通道，大庾岭下广东南雄县珠玑
巷和武夷山下福建宁化县石壁村分别是这两条移民通道的中转站。不仅留在客、赣方言区的居民走的是
这两条路，连投向闽、粤方言区的居民也大都是通过这两条通道逐步南迁的。在进入江西之前，他们都
是中原移民，并无客、赣、闽、粤的不同。也就是说，历史上，江西境内根本就不存在罗氏所谓的独立
于赣、闽、粤先民之外的“司豫流民”或“客家先民”的大迁徙。这些南迁的北民，停留在江西中北部
地区的则为赣民；停留在赣、闽、粤之交的则为客民；从抚河及河边驿道南迁、越过武夷山到宁化石壁、
然后继续迁往闽南者为闽人；溯赣江及江边驿道南迁、越过大庾岭至南雄珠玑巷、再顺浈水南迁至珠江
三角洲的为粤民。由此可知，不仅闽、粤方言和文化不是南北朝以后南迁的北方移民带来的，赣、客方
言和文化也不是罗氏所说的永嘉之乱以后的中原移民带来的，而是在此之前业已形成，尽管这些语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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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历代南迁北民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客家话”这一名称最初是广东中部的土著称那些自闽粤之交迁来的移民所说的话。它在文献中
也首见于当时的一些地方志中，如道光《佛冈厅志·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时立籍者
为土著，……国初（按：指清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又，罗香林《客家源流
考》第 67 页注引广东通志馆民国十九年乐昌征访卷云：“乐邑声音各区不同，……至客家语，是后世侨
民相传而至，非吾邑古语也。”对此，温仲和在《嘉应州志·方言》中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嘉应州及
所属兴宁、长远、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
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
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
称之，以其皆客话也。”
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评述罗氏客家理论的是非，因为罗氏的初衷，只在于说明客家及其语言
的源远流长，并不是企图要分出一个客家方言区来。况且，罗氏的学说对于振奋客家精神确实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在弄清了“客家”的本来面目以后，也就可以知道“客家话”的真正内涵，并且
完全可以理解罗氏构拟客家理论的意图。但正是罗氏的客家界说和客家五次大迁徙理论为三四十年代的
汉语方言学者们奠定了划分客家方言区的基础，以后的方言学者们也正是依照了罗氏的理论来描述客家
方言乃至赣方言的形成，造成了至今未解的理论误区。现在，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明末清初的
闽粤移民的大迁徙，如果没有广东西路一带土客之间由武装械斗及逐步升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那就可
能不仅不会有“客家人”这一民系的出现，“客家话”或者“客家方言”这一名称也将无由产生。这样，
汉语方言的分区，又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有的研究者承认“客家”一名出现在书面上的时间确是在明末清初，却认为民间是早就有了这一
称呼的。这也是一种误解。试想一下，如果明末以前乃至唐宋粤东之民就以“客家”自名，那么，为什
么同是那一带迁出的移民，却不见他们将这一引以为自豪的名称带到江西、湖南、广西和四川呢？
由此可见，因为罗氏的客家理论与历史事实有明显出入，基于这一理论而建立的客家方言理论也
就难以成立。事实上，赣、闽、粤三省交界地的方言，即后来称之为“客家”的方言，不仅在明末清初
以前、甚至在罗氏所谓前三次北民南迁以前已经形成，一代一代的南迁北民用自己的语言丰富着它，但
终于没有改变它的基本特性。明末清初客家人的大迁徙将它带到广东中部、江西中部与西北部、湖南、
广西和四川，并随着清同治间客家人的再迁徙又散布到台湾、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形成了现在客家方
言的分布格局。
二、什么是客家方言的特征？
──解除语言内部的疑问
上文说到，最早的客家方言研究主要在于考证客家方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说明客家方言与中原古
语是一脉相承的。而真正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归纳客家方言特点的人是罗常培先生。他在 1934 年发表的
《临川音系》中，概要地归纳了梅县客家方言与临川赣方言的在语音上的 7 点相同之处与 5 点差异，为
此后的研究划出了一个轮廓。
自从客家方言和赣方言都独立成为一个方言区以后，客、赣方言的分合争论始终没有结束。寻找客、
赣方言的特征、特别是寻找它们的语音特征成为客、赣方言研究的重要任务。但是，包括《概要》在内
的各种现代汉语方言论著所归纳出来的客家方言和赣方言的特点总是大体相似的。因为客、赣方言之间，
不论是整体的特点还是部分区域的特点，大都是相互交叉的。
首先，客、赣都具备“古全浊声母清化平仄皆送气”的特征（按：笔者认为，这种归纳其实并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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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切，因为赣方言中还有不少地区有浊声母，而应该将这一特征表述为“古全浊声母与次清声母平仄皆
合流”，见拙著《客赣方言比较研究》）。这一语音特点，可以使客、赣方言和汉语其他方言区别开来。
其次，古流摄字一等字的韵母为［Ευ］，三等字的韵母为［ιυ］。这一点也可以算作是客、赣方言
共有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有的学者指出，部分吴方言也有此种特点）。
第三，古晓、匣母合口字读［φ］是大部分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共同特点，但是，都不是全部，因
为赣方言的吉安片、波阳片都有相当的地区不读［φ］而读［η］。
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出以下三类特征：一类是客赣方言基本相同而又与江南其他汉语也或多或少与
之相同的特征，如部分轻唇音字读重唇、精庄今洪音声母混同为［τσ∴τσΗ∴σ］、开口二等牙喉音声母
字读［κ∴κΗ∴η］、疑母洪音字读［Ν］、宕江二摄字的韵母合流为［�Ν］、梗摄字有韵腹为［Α］的白
读音、一二等字有区别的痕迹等等；第二类是象晓匣母合口字读［φ］一样，只是部分客家方言与部分
赣方言相同的特征，如精庄与知章分流、来母细音字读［τ］、泥来洪混细分、鼻音韵尾与塞音韵尾的分
布、没有撮口韵、部分次浊字随清声母字走、阴入阳入的高低等等；第三类是局部方言点的特征，如透
定母字读［η］、精庄或知章读［τ］［τΗ］、溪母字部分读［η］［φ］、声母送气与否影响调类分化等等。
总之，除了古次浊与全浊声母不论平仄皆合流这一共同的特点之外，人们很难再找到任何一条既能
函盖所有的客家方言或所有的赣方言而又能区别于汉语其他方言，或者使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彼此互相排
斥的语音特点。这就致使一些学者认为客家方言和赣方言是“个性特征不甚明显的方言”。近来，一些
研究者认为客、赣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客家方言有一部分古浊上字、特别是次浊
上声字归阴平，这是它的区别性特征（桥本万太郎）；一是古咸摄字在赣方言中能找出区分一二等的痕
迹，而客家方言没有这种区别（何大安）。
1987 年－1989 年，黄雪贞女士在《方言》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客家方言声调特点的三篇文章，强调
了客家方言浊上归阴平的特点。不久，《中国语言地
图集
钢筋混凝土灌注桩图集4号隔油池图集04s519砖砌隔油池图集城市道路护坡图集02s515排水检查井
》刊行。《中国语言地图集·客家话与赣语的异
同》说到：“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平声、古次浊上声与古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这才是客家
方言的特点，当然也是客家话区别于赣语的特点。”此后，研究者们一般都把这一点看作是客家方言与
汉语其他方言、特别是与赣方言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参见罗杰瑞《汉语概说》、罗美珍邓小华《客家方
言》等）
我们在广泛深入地调查以后发现，一方面，浊上归阴平在客家话中并不是铁板一块，各地归阴平的
全浊、次浊上声字在数目上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有些赣南中部的本地客家话极少有这种现象（例如大
余、安远、上犹县城都只有 3－5 个浊上归阴平的例字）。另一方面，有相当一些地区的赣方言不仅有一
部分全浊上声字归阴平，次浊上声字归阴平的现象也并不罕见。在客家方言中归阴平的全浊上声字通常
有“坐、下、簿、苎、柱、在、弟、被～子、徛、厚、舅、淡、旱、辫、拌甩、断、近、动、重累～、
上”等；归阴平的次浊上声字有“马、码、瓦、雅、惹、野、也、每、尾、里、耳、理、鲤、礼、蚁、
美、吕、旅、鲁、卤、买、乃、奶、卯、恼、脑、咬、偶、藕、儡、某、亩、有、满、懒、免、暖、软、
忍、冷、猛、领、岭、往、染、两、养、痒”等（以梅州为例）。在赣方言中归阴平的全浊上声字通常
有“坐、下、簿、苎、柱、在、弟、被、是、舐、徛、厚、淡、簟、伴、拌、辫、近、动、上、荡”等；
归阴平的次浊上声字有“野、尾、米、里、耳、理、鲤、李、女、蚁、买、老、咬、有、满、懒、暖、
忍、冷、领、岭、两、眼、远、网、五、伍”等（以南丰为例）。同时，我们已经证明赣方言中的全浊、
次浊归上声不是客家方言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古全浊、次浊字部分归阴平是这些地方的客家话和赣
方言所共有的固有的特点。这样，用浊上声字是不是归阴平这一特点来鉴别客家话就成为不可能。（参
见拙作《浊上归阴平和客赣方言》）
台湾学者何大安 1987 年发表了《论赣方言》一文（1987），他认为“在一二等的分别上，赣、客是
互相排斥的”，具体地说，“赣是一个效摄（一二等）没有分别的方言，而客是一人咸摄（一二等）没有
分别的方言”。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有一二等对立的咸、山、蟹、效四摄中，各地一二等字的韵母大致可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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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情况：
1.咸、山、蟹、效四摄均有一二等区分的痕迹。在已知的方言中，赣方言的高安、奉新、南城、黎
川、宜黄和客家方言的秀篆、翁源、揭西、武平、永定、陆川属于这种情况。
2.咸、山、蟹三摄一二等有界线可分，效摄一二等混同。大部分地区的赣方言属于这种情况，如武
宁、修水、靖安、宜丰、上高、万载、宜春、分宜、新余、樟树、丰城、景德镇、余干、万年、弋阳、
铅山、贵溪、余江、东乡、临川、金溪、资溪、崇仁、乐安、南丰、广昌、新干、峡江、安福、萍乡、
莲花、永丰、吉水、吉安、泰和、万安、遂川、建宁、邵武、醴陵、宿松。江西本地客家方言和闽西客
家方言也属于这种情况，如兴国、宁都、石城、于都、瑞金、上犹、南康、崇义、大余、宁化、长汀、
清流、连城、武平。
3.咸、山二摄一二等有界线可分，蟹、效二摄一二等混同。湖口、星子、德安、都昌、永修、安义、
新建、南昌市、进贤、横峰、鹰潭、波阳、永新、平江、茶陵、阳新如此。
4.山、蟹二摄一二等有界线可分，咸、效二摄混同。以广东梅州为中心的地区以及明清时期从这一
带迁往各地客家话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5．蟹摄一二等有界线可分，咸、山、效三摄一二等混同。在我们所调查的材料中，只有彭泽马当
乡属这一类。
大家知道，汉语韵母一、二等的区别，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到了中古时期，一二等的区别仍然
很明显。特别是在一等与二等齐备的咸、山、蟹、效四摄，一二等的差别明显地体现在主要元音的不同
上。中古以后，由于声母和韵母的变化，各方言一二等韵字的读法有各自不同的变化：
甘 监 肝 间 该 街 高 交
官 话 （ 北 京 ）
RH ;P( RH ;P( RHP ;P(
RH ;PH
吴 语 （ 苏 州 ） R2 RE R2 RE RE
RH R4 R4
湘语（娄底） RLÈ RHÈ RLÈ RHÈ RL
RH R) R)
粤语（广州） R R$ R RH RP RHP
R R$
闽语（厦门） RH RH RHÈ RH RHP
RL R RH
客语（梅县） RH RH R RH RP
RHP RH RH
客 语 （ 长 汀 ）
Ro1 RH1 R� RH1 RL 6L
Ro Ro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方方言的变化是单独的一种类型。即由于开口二等见组声母的颚化，使这些
二等字的韵母增加了一个韵头。而且，由于韵头的作用，主要元音也升高了。
江南各方言可以看作是另外一个类型，即开口二等见组声母未曾颚化。
在江南诸方言中，一二等韵的差异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来体现：
一是主要元音不同。如苏州方言：
一等 甘 的主要元音为［Ο］；
二等 监 的主要元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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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主要元音相同，用合口介音的有无来区别。如长汀方言：
一等 该 音[kue]；
二等 街 音[ tΣe ]；
第三是二者兼用，如娄底方言：
一等 肝 音[kue®]；
二等 间 音[ka®]。
当然，这当中的合口介音[u]显然是由一种园唇元音演变而来的。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江南诸方言的一等韵是园唇后元音，二等韵则是不园唇前元音。
据现有情况分析，客、赣方言这四摄的一二等韵原来应当是不同的，高安、奉新、南城、黎川、
宜黄等地的赣方言保留了这种区别。
梅县客家方言、赣粤边境地区的江西客家话以及明末清初由粤东一带倒迁的客家话咸、效二摄
一二等混读，与赣南中部、宁都石城一带的客家话以及闽西（如长汀）客家话有所区别，这只是客家方
言的内部的不同。
因此，咸摄一二等混同只是梅州客家话以及由梅州一带迁往各地的移民所操的客家话的特点。
而不是客家方言与赣文言之间的区别性特点。 这只能作为区分客家话内部差异的标准，不能看
作是客家方言独有的特征，更不能用它来区分客、赣方言。
有的学者认为，客家人之间在感情和语言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认同感，以及对非客家人和客家
语言的排斥意识，可以据此来区分客家方言。我们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又值得分析。
首先，今长江以南各方言区（特别是客、赣、闽、粤）的居民大都有一个南迁的经历，不单是
客家人有这种寻根北方的感觉。
其次，就各地客家方言区而言，其居民的客家意识也有很大的不同，必须加区别。
明末清初，以广东嘉应州为中心的闽、粤、赣三角地带掀起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席卷了整个江南，甚至波
及到四川和陕南。但是，这些移民不论走到那里，无不受到本地人甚至其他移民的轻视、仇视，生活极
其艰苦。清人熊为霖有《过桃树岭》诗描写了赣西北义宁州一带棚民的生活：“青布裹头肩荷锄，沤麻
才了又沤兰。棚家血汗经霜露，茅屋三间月一岩。”萍乡有《棚民谣》云：“……杂艺耕作凭老妻，青帕
裹头双脚赤。日午斲山至山瘠，坐儿平地止儿啼，折得榛蓬为儿擘。”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这些移民
只有加强内部团结，勤劳奋斗，并加强与迁出地的亲人的联系，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图发展。大凡
这些移民所到之处，土客矛盾都十分尖锐。在广东中、西部，这些移民极受歧视。他们“始垦山耕种，
佃力为生。土民役使严重，仇怨日积。”素有抗争精神的客家人为了求得生存，便群起而反抗，“此地客
户半充斥，怒视土著双眼红”，土客之间械斗不断。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这些移民只有加强内部团结，
勤劳奋斗，并加强与迁出地的亲人的联系，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图发展。在酷烈的斗争面前，客家
人的群体意识自然越来越强烈，而作为客家人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客家话当然也就特别地受到珍视。在这
种情况下，客家人的著名谚语“宁卖祖宗岭，呒卖祖宗声”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赣南和闽西的居民,由于他们迁入的时间较早，又没有再迁徙的经历，所以从来就没有任
何客家意识。相反，他们在明末清初从广东迁来的移民面前俨然以“本地人”“土著”自居。
所以，用是否有客家人的群体意识来界定、判别客家方言当然是不妥当的。
三、正确确立方言分区的标志
──解除方言分区的疑问
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有一批中国语言学家，开始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汉语进行
研究。他们从方言调查入手，将活的语言资料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把汉语的研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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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时，章太炎、黎锦熙、赵元任、李芳桂、罗常培等学者都在根据当时所知的资料对汉语方言
进行分区。
罗香林这时正好发表了《客家研究导论》，他的客家理论也就当然而然地被这些语言学家们所吸
收。
李芳桂 1937 年提出了“赣客家”的说法。
罗常培 1934 年在他的《临川音系》中，一再引证了罗香林的客家南迁史，甚至认为临川方言就
是第二期客家留下来的语言。
赵元任在 1948 年对他的原学说进行了修订，也提出了“客赣方言”的名称。
194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中的《语言区域图》正式提到“客家话”。
1955 年，丁声树、李荣提出汉语八大方言区的理论，把“客家方言”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方言区。
而董同龢五十年代提出的汉语方言九区论也是把客家方言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
其中，李芳桂、罗常培、赵元任三人基本上是主张客、赣合一的。丁声树、李荣、董同龢则是
主分的。
可见从汉语方言分区学说产生之初，学者们对客、赣的分合就存在意见的分歧。
直到全天，这种争论仍然没有结束。例如北京大学王福堂先生主合；
李如龙先生新出版的《汉语方言学》还要注重方言特征词的不同，主分。
那么，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究竟有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知道，客家方言第一人称代词音［Ναι］（或［ΝΘ］），人们还特地为它造了“僾”“”这样的俗
字。
台湾高山族将客家话称作“僾僾”，广西一带把客家话也称作“僾话”。
以前，人们都把它看作是一个词汇问题。其实，它应当是一个语音问题。其本字就是“我”。
“我”，五可切，中古果摄字。除了“我”字以外，我们还客家方言中发现一部分果摄字的韵母为
［αι］（或［Θ］）。例如：
跛［∨παι］ 拖［∨τΗαι］ 個（箇）量词［και⇒］
哪［ναι⇓］ 搓［∨τσΗαι］個（箇）代词［και⇒］
还有几个有待进一步证明的字：
荷［∨κΗαι］
蛇［⇔σαι］
拉［∨λαι］
下面对上面这 10 个字作必要的说明。
跛 客家方言称手、脚不能伸展的残疾为“跛”。闽方言和粤方言也有此音。
拖 文读音为［∨τΗο］，白读音为［∨τΗαι］。其白读音只用于某些场合，如称“拖拖拉拉”为［τΗι⇓
τΗι⇓ ∨τΗαι ∨τΗαι］。
搓 双手共搓一物称搓［∨τσΗαι］，如“搓米馃”。也可以说“捼”［⇔νο］。
個 也写作“箇”，量词，与普通话的“个”相同。 “個”“箇”在古代就用作量词，至少在《三礼》
中已经很常见。“箇”又写作“介”，《左伟》有“一介行李”，《战国策》有“一介之使”，其他还有“一介之士”、
“一介不取”、“一介行人”等说法，说明“個”（“箇”）与“介”音近。“介”本音古拜切，唐陆德明《左传》“一
介行李”注：“介，古贺反。”于是“介”又有了另一个反切。今客家方言“個”（“箇”）与“介”音相同，正反
映了它们古音相近的性质。
“個”（“箇”） 用作指示代词，相当“这”或“那”，至少在唐宋时已经非常普遍了。例如：“個
（‘箇’）人”、“個（‘箇’）事”、“個（‘箇’）中人”、“個（‘箇’）里”、“個（‘箇’）般”、“個（‘箇’）样”、
“個（‘箇’）边”等等。字亦作“介”，如“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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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客家方言称“挑”“担”的意思为“扌亥 ”［∨κΗαι］。《集韵》下改切，全浊上归阴平，音义
正好相合。有的研究者认为“扌亥 ”的古字就是“荷”。“荷”，担也。“荷”，《广韵》胡歌切，匣母。匣母
上古来自群母。
蛇 一般情况下客家方言“蛇”音［⇔σα］。但客家方言称蛔虫为“蛇虫”，音［⇔σαι］。
不过，果摄字的这种读法并不是客家方言独有的现象，因为在粤语、闽语和部分南方吴语中，这
种现象也很常见。例如：
广州： 跛∨παι 大 ται⇓ 舵⇑τΗαι
广东澄海：个⇔και
南宁平话：大∨ται 舵⇑τΗαι 我～话Ναι⇓
福州： 跛⇑παι 簸πυαι⇒ 破πΗυαι⇒ 磨⇔μυαι 拖∨τΗαι1 大τυαι⇓
舵τυαι⇓ ⇔箩λαι 过∨κυαι ⇑我Νυαι ⇔河ξαι
福清：跛⇐παι 舵⇑ται 大ται⇒ 拖∨τΗαι 箩萝⇔λαι
邵武：破πΗαι⇒多几多∨ται 大τΗαι⇓ 夥⇐υαι 个και⇒ 禾⇔υαι
温州： 簸 παι⇒ 唾 τΗαι⇒ 脶⇔λαι 剉 τσΗαι⇒个 και⇒ 饿 γαι⇓
越南、泰语中的古汉语借词也保留着这一特征，例如：
越语：磨μα∃ι 舵λα≅ι 剉τΗαι 个και 蛾Ναι
泰语：歌κΗαι2 脶λα⊥ι2 左σα⊥ι4
壮侗语也有这种读音的遗存。例如：
广西龙胜瑶语：破πΗαι5 左τσαι5 箩λαι2 搓τσΗαι1
贵州龙里布依语：个κα⊥ι5 蓑σα⊥ι1
云南傣仂语：左σα#ι4 过κα#ι1
上古歌部高本汉拟作［*αρ］，王力晚年拟为*αι，黄典诚同。可见上述汉字正是保留了汉语上古
时期的语音，成为了上古歌部字语音的活化石。
郑张尚芳说：“从温州迤南，经闽、粤、桂、云、贵各省至越南、泰国，恰成一线，存在歌韵
念αι的古读现象。这可能跟秦汉时开发戍守南越、东越，引起汉语大规模南皤的史实有关。
客家方言中古果摄字的这些语音化石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一被后人称之为“客家”的方言，其年
龄要比人们此前的预测要早得多。它的第一人称代词等上古歌部字的读音，将一代又一代从不同地域迁
来的移民的语音全部同化了，以至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尽管客家方言在这一点上与闽、粤等方言甚
至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有所交叉，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客家方言与赣方言之间还是有明显区分的。
但是，方言之间的区别，有的是大方言区之间的区别，有的是次方言之间的区别，有的是地点方
言之间的区别。
客、赣方言唯一可以区分全国其他各大方言区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字今逢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
都合流为一：大都读为送气清声母。这是可以用来区分汉语各大方言区的条件。
另外一个辅助条件是古入声字的读法。古入声字在现代各汉语方言中的表现是：
古入声字今音表：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硬要去寻找其他特点来分开客赣方言？为什么不将它们合为一个大方言
区呢？正如王福堂先生所说：客赣方言不存在分为两大方言区的理由。
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罗常培先生的结论来吧。他说：客赣方言是同系异派的方言。也就是说，
客赣方言应当合为一个大方言区，它们各是这大方言区里的次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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