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

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 辽朝部族军的屯戍问题 关树东 【论文分类】宋辽金元史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K23 【学刊期数】1997年01期 【论文期刊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京)1996年06期第48-51页 辽朝的军队，大体上分成宫分军、部族军、州县汉军、渤海军和属部军四大系统。每类军队的职能各有侧重，宫分军以轮直宿卫行宫为主；部旗军和五京州县汉、渤海军镇戍地方，镇戍方式、分布区域则迥然有别。遇有战事，各军均有出片之责。属部军只在必要时征用，出军多寡并无严格要求，平时留在本部落，强悍者叛服无常，屡启边衅。本文仅就部族军的屯戍问题作初步探讨，恳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部族军的屯戍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在契丹八部的基础上，契丹贵族通过战争掠夺和领土扩张，至辽圣宗时期，辽朝的部族体系臻于完善。依照与皇室亲缘关系的远近及国家对其倚重程度的强弱，辽朝诸部族可分成四个层次。核心的一层是所谓“内四部族”，即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己族及国舅别部。这是独立于诸部落之上、升帐分的显贵家族。其次是四大王府，为大部落，包括五院部（北大王府）、六院部（南大王府）、乙室部（乙室王府）、奚六部（奚王府）。第三层是诸小部族，其中多数为“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圣宗时以“户口藩息置部”[1]。最外层是属部。 属部以外的辽朝各个族帐、部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2]，各有分地，从事耕牧生产。族帐、部落集生产、行政、军事职能于一体，部民“胜兵甲者即著军籍”，[3]兵民合一，平时耕牧生产，战时出战。每个族帐、部落组成一支军队。内四部族军直接对辽军的最高统帅机构北枢密院负责，其它各部落军分隶于北、南二宰相府，再受统于北枢密院。 部族军战时应诏出征。辽朝每逢兴兵，照例要从诸道征兵。部族军，尤其是四大部落军，多在选中，且为冲锋陷阵的主力部队。为慎重起见，辽廷规定，五院、六院、奚部军遇有调发，虽受诏书仍不得发兵，必再上奏，待皇帝派大将持金鱼符来，方准合符出兵[4]。 平时，部族军则以镇戍边地为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辽朝在境内划设了几大边防军区，置招讨司或统军司（契丹语皆称详稳司）为负责一方边务的机构。诸部落分属北、南两宰相府统领，同时又“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5]承担该边防区的镇戍任务。戍边是部族应尽的义务，所谓“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6]。部族与斡鲁朵、捺钵并列，成为辽朝“以武立国”的支柱，正如《辽史·营卫导》所言：“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大致说来，辽朝的西北、西南和东北边区，主要由部族军镇戍，兼有少量汉军、渤海军和宫分军。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主要以汉军镇戍，也杂有少量部族军。南京地区的部族军由南京统军司统领，汉军由南京侍卫亲军司统领，二者皆隶属于南京总管府（后改称元帅府）[7]。 辽朝统治者为诸部划分了耕牧区域，指定镇戍地区，希望各部民“各安旧习，狃习劳事”，不放弃亦兵亦民的传统，保证“家给人足，戎备整完”[8]充当朝廷强朝弱附、钳制四方的有力工具。根据各部的实际情况及军事上的需要，部族的戍区有的与分地相近或戍守本部，有的则远离本部、戍守境外。前者如薛特部，“居慈仁县（上京道永州属县）”，撤里葛部“居泽州（隶中京道，今河北省平泉县西南）东，”[9]二部皆“屯驻本境”。[10]内四部族驻牧于契丹腹也，也以戍守本部为主。后者如以大、小二黄室韦编置的突吕不室韦、涅刺拏古二部（合称黄皮室军），军事防戍区位于泰州（分黑龙江省泰来县西古塔子城）以东，而阅落分地则靠近契丹腹里地区[11]。突吕水部本部放牧于长春州（隶上京道，今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西，戍军却隶属西北路招讨司。 戍区远离分地的部落，部民一般分成戍守户（行者）和留后户（居者）两部分，轮番戍边[12]。戍守户即“边防户”，包括戍军及其家属的全部或部分，他们“生生之资，仰给畜牧”[13]，且牧且守。朝廷并鼓励戍军屯田自给，建立了公田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14]留后户则“番居内地，岁时田牧平莽间”，在本部落的人地内从事生产。“凡戍军隶节度使，留后户隶司徒。”[15]各部大王或节度使、都监统帅戍军镇驻边地，司徒负责管理留后户，并为前方戍军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国家不必负担部落军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马匹、武器也由军士自备，实行军需自给。原则上，各部“选富民防边”，兼行补役之法，遇有“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随时补调，“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16]辽朝从而建立起别具特色的部族军屯戍制度。 辽朝中期以来，为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在漠北建置了一系列边防城，征调部族军屯戍其中。早先，辽朝在漠北阻卜、乌古等民族地区“不营城邑，不置戍兵”，兼用军事征伐、政治怀柔的政策，并内迁诸部以弱其势[17]。后来，阻卜等部渐强，叛服无常，令辽朝统治者大伤脑筋，“讨之，则路远难至；纵之，则边民被掠；增戍兵，则馈饷不给。”[18]辽廷遂采纳西北路招讨使（别称阻卜都详稳）萧挞凛的建议，陆续在漠北建立军事城堡。统和二十二年(1004)首置镇州建安军（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尔根省青陶勒盖古城），“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负责西北边防的西北路招讨司移置于此。这些边防城皆：“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19]，专和于军事屯戍，不作地方行政单位，不承担赋役。 军向为治辽金元史者所重视。笔者同意杨若薇同志的观点：在辽朝，不过是部落和部落军的泛称。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保持着部落组织，军政合一，军民合一。辽朝不存在一种由某些人组成或担当某种特殊职能的军。金、元时代，其涵义发生变化，不再是军和部的泛称。[20] 　　二、四大部族军的屯戍区 五院、六院、乙室、奚四大部族，民众兵强。如五院、六院皆号称四十万兵万[21]，统和末，实际上“控弦之士各万人”[22]。四部分别承担对中原、西夏、高丽和女真的边防任务，尤为朝廷所倚重。由于史料较详，其屯戍区大致可考。 辽朝曾与中原长期对抗，人众地广的中原是其扩张、称霸的最大对手。中原边防是辽朝的重要防线，“辽之边防犹重于南方，直以其地大民众故耳。”[23]宋初收复燕云地区的决心和努力，更迫使辽朝建构稳固的辽宋边防。澶渊盟好后，双方已处于和平状态，有识之士仍清楚“国家大敌，惟在南方”，[24]告诫朝廷不能削弱对宋的边防。 五院、六院自辽初始负责“镇南境”，[25]直到辽末。辽太祖神册二年(917)，辽师围困幽州二百天，班师后命迭刺部夷离堇耶律曷鲁偕中原降将卢文进留守幽州之北。曷鲁死后，其弟觌烈继任夷离堇，朝廷“属以南方事”，[26]负责中原边防。天赞元年(992)，迭刺部分成五院、六院两部，仍以山前、山后（今北京、河北、山西北部地区）为镇戍区。穆宗应历初，南院大王耶律挞烈节制西南道诸军援北汉抗固。应历五年(955)，耶律屋质出任北院大王，“总山西事”。景宗乾亨元年(979)，辽宋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后，北大王耶律休哥负责“总南面戍兵”。圣宗即位后，任命勃古只为南大王，“总南面军务”。二部东西连衡、屯戍南境的格局基本确定下来。 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使辽的宋使路振在其《乘轺录》中载，北、南二大王的镇戍区在辽朝“西南至山后八军（云、应、蔚、新、朔等州军）八百余里”。兴宗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043—1045)三使辽廷的宋使余靖在其《契丹官仪》中记载，北、南二王府“在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归化州（唐武州，今河北省宣化）之北”。二人的记载基本吻合，五院、六院部屯戍于燕云地区的北部。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春，金兵陷中京。天祚帝自南京西出居庸关，逃至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安国里淖）。金帅完颜宗翰、完颜杲商定会师羊城泺（公河北省沽源境），共同追击天祚帝。《金史·完颜宗干传》和《完颜希群尹传》记载，金军追至五院司，与辽军相遇，而《金史·太宗本纪》则记作追至鸳鸯泺。据此推知五院部以鸳鸯泺为屯驻中心。次年，金将斡鲁遣勃刺淑等破辽权六院司于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北黄旗海）[27]。白水泺可能即六院部的屯戍中心，经金兵略过，余部仍集结于此。道宗清宁九年(1063)。皇太叔重元叛犯滦河行宫——炭山凉淀（今河北省沽源东）。时凉淀距五院、六院部近，尤以五院部最近，道宗慌乱中欲避走二部，为众臣所止。及至黎明，王院大王率部赶来救驾[28]，这一记载，给我们的上述考证提从了佐证，天祚帝败逃鸳鸯泺，投奔的正是“皇族”五院部。 乙室部“镇驻西南境”[29]，负责辽与宋、夏的边防。其屯戍区与六院部毗邻，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代州奏：“大石寨言契丹伊实（即乙室）、南大王自大石谷至境上深山找围。”[30]大石寨位于辽宋边界、应州（分山西省应县）东南。宋神宗熙宁八年(1705)，沈括为交涉河东地界事使辽，辽方以乙室王在天池子住坐半年为据争之。[31]天池子属宋朝宁化军，位于今山西省神池县南。上述记载与余靖所说“以乙室王府守山后”、“其有居雁门之北”正相符合。天祚帝被金军追击，自鸳鸯泺西逃，经白水泺抵西京（分大同市）、城下，又经丰州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渔阳岭（分呼和浩特市北）进入阴夹山（今阴山中大青山偏东地段）。金将完颜希尹一路追来，途经西京、乙室部，不及而还[32]。乙室部的屯戍中心必在西京西北，可能正是水草丰茂的奄遏下水（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岱海）地区。乙室部“司徒居鸳鸯泊”，[33]则其留后户大本营放牧于鸳鸯泺地区，位于五院部屯戍区内。如此布署，明显当具互相牵制的意图。 奚部，初镇驻南境。圣宗即位，令奚王和朔奴率部协助北大王耶律休哥负责南面军务。统和十二年(994)，圣宗改编奚部，合奥里、梅只、堕瑰三部为奥里一部，以奚部二克军分别置部，连同原来的遥里、伯德、楚里部仍为六部。次年，东北属部兀惹叛命，奚王和朔奴奉命率部东征，结果战败，被削官。圣宗乘机“籍六部隶北府”[34]，使奚部成为朝廷的直属部落，奚王沦为辽朝的地方官员。可能即自此次东征后，奚六部便以屯戍东北为主。《辽史·兵卫志·众部族军》在北府28部中列有遥里、伯德、奥里、南克、北克五部，皆隶东北路统军司，缺楚里一部。辽末天庆四年(1114)，女真产起兵反辽，攻陷宁江州（今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并在出河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站南）大败辽军，迫使“铁骊王回离保以所部降”。[35]此铁骊王非指辽朝东北属部铁骊之长，因为宁江州之役后，铁骊部已降附女真。据《金史·奚王回离呆传》载，奚王又称奚铁骊王。铁骊好铁勒，古部族名，奚据其地，号称铁勒州。可见奚王率本部屯戍松花江流域，是为防遏女真。 南京地区也有部分奚军驻防。《契丹国志·道宗皇帝》载，清宁九年(1063)，南京留守耶律明响应重元叛乱，“领奚兵入城授甲，欲应之。” 奚六部的留后户大本营仍以中京地区为中心。宋真宗天禧四年（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宋绶使辽途经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大明城），记道：“由古北口至北皆奚境。奚本与契丹等，后为契丹所并，所在分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36]辽兴宗、辽道宗时期先后使辽的宋使余靖、苏辙均提及奚王府位于中京南，苏辙还亲见“奚人自作草屋住”。[38] 五院、六院、乙室三部自东至西一线排开，当有监视、威慑燕云地区汉军的战略意图，奚部屯戍于东北，自也有对渤海军的同样制衡作用。前三部皆驻防于燕云北部，而非置于宋辽沿边，主要是便利部族军的畜牧生产。一旦边界有警，骑兵能够迅速南下。 　　三、部族军屯戍的结果 辽朝部族军的屯戍制度，为其疆域的稳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辽朝疆域辽阔，南邻北宋，东濒高丽，西接西夏，周边还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属国属部，可谓“居四战之区”[39]。它能雄踞诸国间近二百年，无疑得利于稳固的边防。 另一方面，部族军戍边是一项相当艰苦繁重的兵役负担。圣宗统和早期，漠北尚无戍军时，西北诸部已饱受兵徭杂役之苦，“每当农时，一夫为侦侯，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40]“侦侯”指部民（即部落军士）巡察境内，防范邻族的侵扰，并维持治安。“官之役”指部民承担的各色差役。漠北边防城建立后，戍军之苦日益严重。部民戍边往来数千里，中途已资粮殆尽，抵达戍地，由于环境恶劣，耕牧所得入不敷出，从部落大本营运送物资补充给养更是劳民伤财。加上外族的骚扰，军民往往“只牛单毂，鲜有还者”，以致“徭役日增，生业日殚”。[41] 边防线拉得过长，特别是在漠北大量置戍，非但劳民疲兵，而且加剧了民族矛盾和冲突。如边界戍“储部纵民畜牧，反招寇掠”。[42]辽圣宗以后，阻卜、乌古等族的反抗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繁重的戍边任务终于成为辽朝严重的政治、军事痼疾。到辽朝后期，西北边患日益严竣，加以女真族的崛起，愈益频繁的调发加速了部民的贫穷破产，也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注释： [1][2][3][5][8][9][13][15][33][34]《辽史·营卫志·部族》。 [4]《辽史·兵卫志·兵制》。 [6][10][25][29]《近史·兵卫志·众部族军》。 [7]（宋）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刊本，1946年）。 [11]（宋）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载：“自澄州大山之西为室韦，今谓其皮室，其俗类契丹。”室韦号皮室者，即大、小二黄室韦。贾敬颜教授考证，澄州即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澄州大山则今帕凌哈达坂山（《〈熙宁使契丹图抄〉疏证稿》，《文史》第22辑）。 [12]《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载：诸部皆有补役之法，法始行，“居者，行者类皆富实，故累世从戍，易为更代。”居者，行者显指部落留后户和戍守户而言。 [14]《辽史·食货志》上。 [16][17][24][41]《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 [18][40]《辽史·耶律昭传》。 [19]《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边防城。 [20]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三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版）。 [21]见《韩橁墓志铭》、《耶律宗政墓志铭》、《北大王耶律万辛墓志铭》（《全辽文》）。 [22]（宋）路振《乘轺录》（贾敬颜教授疏证稿，油印本）。 [23]《辽史·百官志·南面边防官》。 [26]《辽史·耶律觌烈传》。下文如无注明，引文及史料均出自《辽名》列传、本纪 [27]参见《金史·太祖本纪》天辅七年(1123)四月和《完颜斡鲁传》。 [28]参见《辽史·耶律仁先传》、《萧韩家奴传》、（卷96）、《契丹国志·道宗皇帝》。 [30]《读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62宗真宗景德三年二月戊寅。 [31]《长编》卷265宋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 [32]《金史·完颜希尹传》。 [35]《金史·太祖本纪》都勃极烈二年(1114)十一月。 [36]（宋）宋绶《契丹风俗》（贾敬颜教授疏证稿，油印本）。 [37]（宋）余靖《契丹官仪》，苏辙《栾城集》卷16《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之《奚君》、《出山》。 [38]参见《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和（宋）史愿《亡辽录》。 [39]《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 [42]《辽史·耶律唐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