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反叛的年代

1968年 1968年 反叛的年代 塔里克• 阿里 苏珊• 沃特金斯 著 范昌龙 李 宏 王彦兴 李尚杰 译 引言 质疑权威的年代 无论是作为悲剧，还是作为喜剧，历史都不会重演；但它自有其不变的唱腔韵律。30年后的今天仍有1968年回响。重读有关1996—1997年法国罢工和学潮的文字，30年前让法国瘫痪的那更为激烈的一幕幕便浮现在人们眼前。劳伦特·卡比拉（ Lsurent Kabibila）领导的横跨刚果的胜利大游行和西方支持的对暴君莫布托（Mobutu）不光彩的空运提醒人们：民众的激愤仍能以组建解放军的形式表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诗人托马斯·麦克格拉斯（Thomas McGrath）在他的‘致假想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了那些讥笑过去的人。他当时写的是30年代，但今天看来60年代也很适用： 狂妄的言论，易被人笑为痴呆， 不解其中味，你从来不明白！ 真实的 是那份慷慨与期待， 坦荡而真诚地 梦想创造美好的世界。 秋去秋又来，今夜的秋凉 是否比古人多了份凄凉？ 星光下，寒霜 覆盖在 我那庭院的残垣断壁上， 覆盖在 我希望话韶华的荒冢上。 眼前寒冷的大街上 我听得家 追名逐利者的叫嚷 和名利那愤怒的回响 …… 经历过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整个一代人。早在“全球化”成为自由市场的政治文化中的时髦语之前，作为要永远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斗争的一部分，1968年的事件就已使政治激进主义全球化了。它也是希望的年代，当有些人感到权利被剥夺但又不得不认命时，世上受苦的人——那些一无所有者，却开始恢复了他们的权利。 有关60年代的性、吸毒和摇滚的书比比皆是。迷幻的60年代的印象（尤其是在英国）已经模糊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我们生活在认为乌托邦是不着边际的幻想的时代，生活在被恬不知耻的机会主义所窒息的文化氛围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专注于历史，只注重1968年实际发生的全球现象。 1968年是创造新世界的尝试，是政治、文化和个人关系的新起点。我们以为不能以“成败”或物质财富论英雄，而应以人道主义的理想抱负：经济应该重组以服务于大众而非少数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真正的自由和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密不可分。要使世界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必须重建一个新世界。 1968年的英国像现在一样，也有一个工党政府。工党政府的全面失败导致了激进主义，导致数万人脱离工党，而拒绝加入它的人则更多。以下摘自经济学家肖恩·哲瓦西（Sesn Gervasi）登在1968年7月11日的《黑侏儒》（Black Dwarf）上的一段评论，显然像是现代话语，只是福利国家的任何扩大，都被新工党视为极左的凯恩斯主义和“老工党”的愚蠢行为。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变化。“工党的性不列颠蓝图幽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说新不列颠与社会主义虽有经济增长率提高和福利国家有所扩大的浮华，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形态。” 总部设在伦敦的《黑侏儒》地一期于1968年6月1日发行，本书将从中摘引新闻资料。当时，五月风暴的巴黎街头伤痕累累，它所引发的共振让全世界独裁主义的领导人大为震惊。《黑侏儒》取名于19世纪早期的宪章派刊物既含讽刺又喻报道民情民意之义，存世两年。它是先锋派青睐的表达手段，也是新左派的心声。更确切地讲，编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与以下诸君——他们是剧作家大卫· 默尔瑟（david Mercer）、戏剧导演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诗人克里斯托弗· 郎格(Christopher Smith)和阿德瑞恩·米歇尔(Adrian Mitchell)、女权主义者谢拉·罗伯特汉姆(Sheila Rowbotham)、弗雷德•哈利代(Fred Halliday)、克莱夫·古德温(Cliv Goodwin)和我——的卓见结合了起来。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首先是我们都相信质疑权威的时代到来了。政治的、社会的、性的，所有的清规戒律，都该受到挑战并予以打破的时候到来了。解放的观念传遍全球，速度之快让人吃惊。亚洲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组建的一支军队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进行对抗，战况鼓舞人心。越南大卫让美国歌利亚尝到了厉害。曾在1954年打败法军的传奇人物、越南军司令武元甲（Vo Nguyen Giap）当时曾镇定自若地说，美国也会是同样的下场。他语言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 “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战，也是为社会主义和世界上争取解放的其他民族而战。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靠氢弹虚张声势的大国，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无论它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多么巨大，都不可能摧毁一个为独立而战的民族的意志……” “为什么美国认为它会胜利呢？它在我们的国家部署了庞大的战争机器。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将军有办法让美国的远征军从2万人激增至五万多人，但除了一线胜利的希望，他并无其他礼物回报华盛顿。美国佬把赢得战争的希望建立在他们的优势兵力、强大武器、大量的美钞和他们投掷的一吨吨炸弹上。” “当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时他们只会指责他们的将军们试图用数学解决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如在力量平衡的问题上，而不会像越南人那样使用三角法战略。那是正义的人民战争可以利用的再简单不过的战略，但他们永远也不会目标。” 越南人胜利的意义直接而巨大。“我们要战斗，我们会胜利：巴黎、伦敦、罗马、柏林。”1968年5月我为《黑侏儒》封面题写的这句话可谓是片面的典型。布拉格、华沙、德累斯顿和莫斯科又会怎样？越南的例子向所有人表明：没有一个大国是不可战胜的。它们都是纸老虎。 另一个鼓舞是厄内斯特·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拉丁美洲的革命烈士，60年代惟一的政治偶像，是今天仍能激起人们兴趣的人物。1997年，他被中央情报局杀害30周年之际，大量有关他的图书仍在世界各地出版。 格瓦拉是一位阿根廷的内科医生。他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同志和密友，并加入了一支决心解决古巴的游击小分队。他们要把古巴从华盛顿选定的黑手党独裁统治下的妓院，变成全美洲的革命熔炉。 1960年，卡斯特罗、格瓦拉和他们的同志们已处于巨大胜利的前夜。古巴的农民、工人、学生和由医生、律师组成的职业界决定支持革命。古巴撵走了美国佬。一夜之间，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成了拉丁美洲的英雄。 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主要的军事战略家。作为游击队的司令员，他在不得人心的决策面前从不畏缩，但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他的兴趣却转向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研究。 越南人民的斗争依然让这位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寝食不安。1966年，他在哈瓦那三大洲的代表会议上，呼吁“把越南一分为二为三或更多”，以孤立、击败五角大楼的军队。那时，为开展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他已经离开了古巴。尽管他的确做过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劳伦特·卡比拉的鼓动工作，但他在刚果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 在玻利维亚——依照任何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它都是误判的审判地，他试图重复古巴模式，在丛林中发动农民。他的小队人马被孤立并最终遭到围困。格瓦拉被活捉；中央情报局特工下令枪杀了他。 格瓦拉的殉难使人们忘却了他的失败。他的遗容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漂亮[约翰·伯格（John Berger）誉之为曼特尼亚(Mantegna)的基督]。他成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行为榜样，成了一名传奇英雄。为代表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而进行斗争，他依然放弃了他在古巴享有的权力和待遇：这一点使得他更加与众不同。 有一篇用诗歌形式写就的遗嘱寄给了他的妻子阿莱达（Aleida，）诗的名字叫《乘风破浪》。这是一篇感人的悼文，悼念一位让敌人和朋友都难以忘怀的人： 我的签名在这诗（《乘风破浪》）上 我送你六句片语铿锵 多么想看你一眼 （像受伤的鸟儿）柔情无限 多么牵挂你，怕你水温时忘了水深 多么希望我的诗行为你点亮黑屋的灯 长夜漫漫陪伴你的是我的旧顶针 我愿再把我们两个儿子的照片遗赠 我愿把我一直陪伴我的这支枪内 最美的一颗子弹送给你 还有我对孩子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总是那么深切，可又总是隐而不见） 孩儿是你我的血脉 是我生命的延续 我要把他们交给革命（幸福而坚定） 这是我们举家团圆的最大的力量源泉 切·格瓦拉希望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形态。但西方许多人仇视他这样的思想和活动。为什么国家要管理个人的生活？为什么同性恋长期以来被认为非法？为什么堕胎直到1967年才被宣布为合法？为什么年轻人就该被迫以特定的方式着装？为什么妇女不能享有相同的报酬和地位？谁决定了公共住房的建筑设计？（为什么不是由住房子的人来决定？）为什么全世界的官僚政权对普通人的疾苦和生活都漠不关心？为什么大学生不得不在拥挤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为什么第三世界要屈服于第一世界的长期凌辱？这些问题，在每一个地方都被以不同方式提了出来。传统的政治家们未能就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的反应，因而导致了1968年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 在那个时代，各地动荡的激烈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英国，性、吸毒、摇滚与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上群众性的反越战示威，都想引起人们的关注。享乐主义的潮流与革命的政治洪流亦成犄角之势，尽管两者偶尔的融合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其他地方则是政治问题唱主角。尽管伦敦有国王路（King`sRoed）和卡那比大街（Canaby Street），但具有“明星”资格的还得数巴黎，因为那儿有拉丁区。 回首往事，30年前的那份宽容，希望和乐观无不让人动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相信，让所有人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这些思想的力量迫使政客们必须把改革与镇压结合起来以应对局面，但两者如何结合在世界各地的差异则很大。 1968年开始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都在 一定程度上沾沾自喜地统治着他们的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前20年，他们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东方就没有这样太平了：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爆发了起义，波兰在1957年爆发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正是这些事实使得莫斯科的老人们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感到特别紧张。 早期的这些起义增加了西方的优越感和自满情绪。西方的当权者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在他们这里发生。对大多数的公民而言，社会民主党治下的社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满意。 上一次革命浪潮波及整个欧洲的时候是1848年。那一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Leopeld 1）因害怕巴黎暴民的不良习惯传播到布鲁塞尔而病倒，他写信给他的侄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巴黎恐怖事件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好。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只有上帝知道，在我国发动革命的力量会是巨大的；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穷人和坏人，所以革命就有可能成功。” 几个月以后，维多利亚这样回复他： “自从2月24日以来，我对存在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确定感，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当一个人想到自己的孩子们，想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未来——并且为他们祈祷时，我总在考虑并想对自己说，‘孩子要任其发展。无论将来的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们自己能适应就行。’过去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却总在想。” 1968年的欧洲在主要方面已不同于1848年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社会动荡,但是1945年在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之间的雅尔塔交易把欧洲大陆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统治的东方和北约统治的西方。和平得以维护且西方政府对充分就业和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坚定不移。这就是为什么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前，激进主义左派的动力来源于古巴、越南和中国的原因。二十多年来，欧洲的左派力量第一次发现，他们一直欣羡的远方其他大陆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暴，突然有一天也在自家的门前发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直接导致了教育界文化觉悟的提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中间层。1957年美国有600万大学生，西欧有250万，日本有150万。1968年在校的这一代学生既不知道何为失业，也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们对他们的上一辈——他们的父母——很挑剔。他们的父辈未能战胜失业，而且让法西斯得了势。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学生们公开反叛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曾集体屈从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各地的学生见到的是：一个不能实现诺言和满足他们精神和社会需要的政府，一个不愿接受任何严肃批评的政治制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对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残酷的战争 这是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不久出生的学生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所具有的道德良心和政治敏感很快在各大洲的每一个首都的街道上迸发出来。 1968年作为二战后独特的一个年份的原因正在于此。越南人民抵抗美国战争机器所取得的胜利，法国的“五月风暴” 和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摧毁，代表了世界范围内三个主要阶段的斗争。这些事件都对历史产生了影响。 在越南的失败，使得美国不再愿意直接干预其他洲的事物。此后它更喜欢依靠当地人做代表、雇佣同盟军和利用联合国的招牌以及先进技术来替代过去的直接干预。 “五月风暴”现在仍然是法国人集体的记忆。在1966—1967年的学生占领和工人罢工的运动大潮中，这一事实被法国媒体的每一位评论员提及。甚至连那些性情暴戾、曲解是非的观察家们想到最初的这些事件也会露出微笑。这就是历史的韵律。 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羞辱其改革派领导人的决定，敲响了苏维埃制度及其东欧附属国体系的丧钟。如果1968年在莫斯科抵掌权柄的是戈尔巴乔夫而非勃列日涅夫，那么“布拉格之春”的花蕾很可能就在这年的盛夏开遍整个东欧。 现如今，一些当年参加者的习惯做法是称这些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为建立乌托邦的空想；善意的讽刺他们是体面而怀旧的自由党人，恶意的讽刺则称他们是罗纳德· 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期让人不愉快的步兵或野心家不顾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举，或者用“冲动”二字把整个时期一带而过。作幸福状地插入一句概括性的话“60年代的政治不行”，则是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时髦评论。 这样的评论者不仅仅局限于摆出一副极左的样子，而且暗中勾心斗角，谁都说自己是继承了、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力量，要不就把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运动中的某些派别的决定挑出来作为恐怖行动的开始，借助恐怖行动能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尽管那个时代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但批评60年代的人不只是批评这些。他们的矛盾直指那些挑战美国强大战争机器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越南战争美国应该而且当时就应该赢的。 近来批评家批评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取得重要成果且载入史册的运动，即性政治领域。妇女解放、同性恋的合法化、“正常化”的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取得的成果是相当巨大的，现在这些已成为二十几岁的这代人常识的一部分。 60年代的有些方面需要而且也应该受到批评。对国家和所有相关著作无知的无政府主义并非只出现在左派身上，也反映在右派身上。从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向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困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利用人们对政府不加掩饰的偏见，宣称只有基于自由市场创造的条件，那个真正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60年代那并不严谨的、空想的理论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海伊克（Hayek）和弗里德曼（Friedman）的追随者手中变成了威力致命的毒素。信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委员们原来与他们国家的前辈们一样平庸、官僚。现代资本主义采用的“休克疗法”不仅损害了前苏联、东欧数百万普通群众的生活，而且摧毁了这些社会的文化。 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并非是年轻人惟一热衷的哲学。1968年的革命动乱重新唤起了整个一代人对俄国革命早期岁月的记忆。对于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团体办的许多左翼报纸都认为自己是列宁《星火》（Iskrs）的当今版。今天用最辛辣的语言说列宁是魔鬼的那些人当中，在那时有些曾是最奴颜婢膝、最阿谀奉承的列宁主义者。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希望自己的周刊成为新《星火》的人，都急不可捺地去听鲍勃·狄伦（Bob Dylan）和“滚石乐队”的歌，同时有急不可捺地去看戈达德（Godayd）的电影和跟踪晚间电视新闻中有关越南情况的最新报道。差不多可以说，当时的每一个激进主义分子都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 这种通过回溯、从过去寻求希望的做法无异于部分地放弃了提出创见的责任。每一代革命者都会从历史的成功中寻求榜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动力问题就深深困扰过俄国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丹东（Derkeley）和马拉（Marat）并不是不清楚17世纪英国革命形成的过程。正是英国教会了世界如何把国王的头颅砍下。 尽管回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确容易使斗争的形式和手段浪漫化。有趣的是：学生反抗运动初期，即“言论自由运动”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Berkeley） 开始时，人们普遍感到愤怒的对象是计算机；理由是：“不可告人的东西都藏在计算机里”；反计算机的思想不是要求把这一技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建议将它摧毁。 德国诗人、文化理论家汉斯·马格那斯·恩贞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当时注意到了这一倾向，他在1969年这样写到：“巴黎‘五月风暴’期间回归古老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尤为明显。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宣传时，学生们用艺术学校的手动操作的印刷机而不是摩登的胶印技术印刷海报。政治标语也是用手画的；用模板印刷肯定可以一下子全部印出来，但这会妨碍作者们富有想像力的创造。他们缺乏战略性地适度使用最先进的媒体的能力。造反派攻占的不是无线电台，而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欧迪翁剧场（the deonTheatre）。” 恩贞斯伯格的话并无不当之处，但他认为，走向保守的传统主义的标志其实是与第三世界的农民。主要组成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的农民站在一起的。人们对技术抱有明显的敌视态度，因为我们每晚都能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数以百计的炸弹被投掷下来，它们炸毁了南越农民的村庄。有人认为，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利润的生产，都必须以手工艺为基础。这正是巴黎艺术学校制作的令人称奇的海报的由来；这些海报后来自然成了宝贝，在全世界被收藏、复制和买卖。初版都到了收藏家的手中。不过，德国诗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法国学生和工人们在1968年五六月间应该占领无线电台，向全体人民广播他们的主张。 本书仅仅是1968年的政治日历，它一五一十地报道和描述了这一年的事件。每一个月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都有事件爆发。事实上，巴基斯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学生运动触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导致军事独裁者被推翻和国家的最终分裂；原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连其缔造者都对它表示出了怀疑。 对于今天读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那时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沉沦的大陆。然而令我们难以相信的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希望已是一去不复返了；自我反省和利己主义已取代了人人平等的信仰。人类仍然有能力使世界再来一次这样的变化，但本世纪最后几年取得胜利的这种制度、是宁愿使我们成为无用之人，也不会放弃其特权的。 塔里克 • 阿里 1998年1月 1月 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的尸体躺在雾蒙蒙的玻利维亚山谷里腐烂着。3个月前，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工把他们秘密埋葬在这里。但是，当1968年开始时，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和国际主义精神仍在世界范围内激荡着。切呼吁通过扩大前线、通过“制造两、三个或更多个越南”来消除美国轰炸对越南造成的负担，这个呼吁已经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共鸣。游击队已经在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危地马拉作战；在莫桑比克、几内亚、安哥拉、罗得西亚（现在称津巴布韦）作战；学生们领导的抗议活动正在攻击美国驻欧洲和亚洲的使馆；而在越南自己的国内，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战士们正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着一场攻势以庆贺新春，该攻势将震撼美国军方，戏剧性地改变战争进程。 新年伊始，世界上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就陷入了危机之中：美国的统治阶层错误百出，在越南战争行为的问题上产生了公开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分歧。随着战场上的不断惨败，这个危机将一周一周地加剧：大批的人群正竭力阻止美国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停泊日本港口；装载原子弹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在格陵兰岛坠毁；美国海军主要的情报舰船“普韦布洛”号错误地向北朝鲜投降；最后一点是：在春节攻势的一开始，人们就看见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攻占西贡美国使馆所带来的震撼。 与此同时，在美国，整个年轻的一代似乎都处在反叛之中。长长的头发、奇装异服、嘈杂的音乐、放荡的性行为、吸毒、印度宗教和光怪陆离的迷幻灯光表演，都是这种反叛的本能的表现——垮掉的一代和一恶作剧为乐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我表现，是对整个美国生活方式的反叛和对政府、“猪猡”（警察）、美国战争机器的恐怖以及美国用炸弹、汽油弹轰炸越南的反抗。 1968年开始时，考虑到反对帝国主义支配第三世界的“热战”迫在眉睫，“冷战”便被暂时搁置在一边。美国统治者最害怕的一件事是：苏联或中国会把它们的信条付诸实践，站到越南一边参战，从而把“当地的泥潭”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他们在别处见到的革命相比，莫斯科谨慎的官僚们在美国人看来似乎相对更安全、可靠些。 事实上，苏联的官憭們也在泥潭中挣扎。赫鲁曉夫在斯大林之后进行的改革，给了知识分子更多的活动空间，但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们惟恐失去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性化社会主义”在未来几个月的发展，让苏联的一些官僚部门相信：苏联的未来也会是这样。其他一些权力更大的领导部门十分害怕将会失去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害怕对西方开放带来的危险。苏联在军事和经济上比它自己对外宣传的要落后得多，所以，一个联合的“苏维埃集团”的门面，对于保持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1日 美国 自由世界的勇士们 1968年共产党国家的多样性的蓬勃活力给人的印象深刻；同样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制定共同目标和一致对敌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起初为消灭批评他的人而发起的群众性抗议大潮——导致了国内大乱，毛不得不动用军队，北京的《人民日报》还谈到了引发内战的危险。美国记者按德鲁•科普金德1968年初在北越问它的一位政府顾问：在反对美国轰炸的战争中，中国向北越提供了多少帮助？一般说来，涉及越南的盟友时，言词都要谨慎些，而这位顾问却大叫道：“他们疯了。他们已经停开了向我们运送给养的火车，他们的帮助是在本国召开政治会议。对他们完全没有了指望。” 不过，如此一个大国存在的本身（似乎在苏联的左翼）已经影响着世界力量的平衡。在东欧和苏联，也同样存在着多样性和意见分歧；知识分子争论着文艺自由。与此同时，古巴，这位后来者，依然决心独立于苏联集团之外，指责哈瓦那拥护克里姆林宫的人是“对莫斯科的旨意俯首帖耳而问心有愧的小矮人”，决心像切•格瓦拉一样推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进程以打破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革命的革命”。到一月底，这样的革命在全世界又拥有了新一代的支持者。 威斯特摩兰将军，这位尖下巴的越南战场美军总司令，在他给约翰逊总统有关战争前景的新年报告中称美军“有一线胜利的希望”。 按照威斯特摩兰的说法，由50万美军实施的“搜寻与摧毁”战略已把越南游击队逼回到了他们在丛林深处的基地，现在他们没有机会再对城镇实施大的攻击了。1968年，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部队、炸弹、坦克、战舰和飞机，以便一劳永逸地把越南的战事摆平。 约翰逊的脸疲倦而焦虑，对前任约翰•肯尼迪暗杀事件的了解——或不了解——使他增加了许多皱纹。 美国上层又出现了政策危机。领导层分裂。总统羁绊于鹰派和鸽派之间：鹰派如威斯特摩兰希望在越南孤注一掷，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如果需要，就进行核战争；鸽派则指出，在耗资数十亿美元死亡近2万美国士兵之后，美国并没有比三年前离胜利更近些。鸽派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以避免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扩充过度：50万军人羁绊于东南亚，超过了美国作战部队人数的一半；一半以上的空军战斗轰炸机中队，海军所有战斗舰的三分之一，包括航空母舰都已卷入了战争之中。现在。甚至指定用来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的空降部队也在飞往越南的途中。 五角大楼的官员说，他们在年底以前会打赢这场战争，但正像鸽派指出的：他们从1965年开始就这么说了。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古老村庄被摧毁，村民们被迫搬进“战略之村”——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有士兵把守的院落。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救助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而这些游击队员攻击的是只有少数外国人支持的南越政府。 战略之村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新兵培育基地。几个世纪以来，围满栅栏的越南村庄处于一种社区自治基础之上的管理形式之中。侍弄水溏、稻田和固坝强堤一直是集体干的活。稠密的竹林环绕着古老的村庄，低矮的砖土结构的房屋环绕着庙宇寺院。在那里，村里的长老们议事、收税、解决纠纷和驱鬼安魂。这样的越南生活的基础组织一旦被美国侵略者所摧毁，这些愠怒的、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就一无所有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必须在把自己、母亲或姐妹出卖给骄横跋扈的侵略者与逃进森林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破坏游击队藏身的茂密森林，美国每年花在除草剂和脱叶喷雾剂上的费用达1亿美元。最古老的树木，有的高达50米，给化学工业设置了难题。为了让独立的北越人民放弃他们南方的同胞，数百万吨的炸弹雨点般地投向了他们的田园和村庄。 尽管这一切，尽管几十万越南人失去了生命，但是“敌人”的力量似乎还和原来一样并没有被削弱。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依然是腐败和低能的代名词。尽管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和枪支，但南越的正规军仍然不愿作战，即使是为自己的政府也不愿意。 约翰逊总统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从东京到巴黎，从伦敦到柏林，美国使外馆外都爆发了对美国战争行为的抗议活动，外交界对此不知所措。总统的姓名缩写被人们编进了全世界街头传唱的顺口溜。“喂！喂！喂！LBJ，今天又有多少孩子被你杀害！” 在国内，未受影响的美国年轻的一代都处于叛逆中，吸食致幻药品，逃避服兵役，攻占学院以抗议学界与大公司和战争机器沆瀣一气。学生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非常愤怒，眼中那股凛然正气让统治集团骇然，他们用难以置信的口吻相互询问：“这些真是我们的孩子吗？” 严重的预算危机正在逼近：越南战争的费用已使国际收支超常亏空并使美元的金价过高。 好像事情还不够糟糕似的：过去的两个夏天，在六个以上的美国城市中的黑人聚集区，抗议白人警察、住房危机和黑人失业的示威活动如火如荼；暴乱者抓到什么就砸就抢什么。抢劫即解放。防暴警察正忙于为1968年的夏季准备大威力的步枪、达姆弹、机关枪、催泪瓦斯、梅斯催泪毒气、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 更为重要的是，1968年还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莫斯科 斯大林的继承者们 对四位年轻知识分子的审判在莫斯科开庭。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因用假名在西方出版他们的著作而于1966年被判入狱。四位年轻人因支持这两位作家而被指控犯有散布反苏宣传罪。 1968年被证明是继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文化解冻的最重要的转折点。诗人特瓦德夫斯基在1960年写到：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 在敬畏的先父的墓地 世间的一切 开始由我们全权负责 负责到底。 正是苏联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大学师生们——发现自己处在这种“开始负责”的前沿。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化的一连串的创伤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之后，苏联的公民已在任何形式上都不是团结统一的了，因此他们在面对1953年的危机时无能为力。 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例如，工程技术工人进入该行业还不到十年）。勃里斯•加基里茨基指出：“对于这个国家的官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