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纪念·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牛　　军 提要: 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革命性, 即其主要原 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 二是 “内向性”, 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 三是过渡性, 即其形成是 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 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 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 1954 年这一时期的中国 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 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 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 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 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 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 而且肯定 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 在以往研究 的基础上, 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 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 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 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①。 有关研究表明, 中共中央大致从 1948 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此后大约三个 月的时间, 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 这些原则包括对帝 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 (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 ·32· ① 牛军: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 杨奎松: 《华德事件与新中 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 《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 《美国研 究》1996 年第 4 期。 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①。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 这三项原则都 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 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 上说, “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 1949 年 1 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 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 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 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 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 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 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 了规定②。 1 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 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 这次 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 言中, 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 是盟友, 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 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 即“关 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 去解决”③。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 月 1 日, 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 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 张, 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 即“当今之世, 非杨即墨, 不是倒向苏联一 边, 便是倒向美国一边”④。6 月 30 日,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 用驳论的方 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 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⑤。此时 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 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 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 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 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 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 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 对性看, 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 新中国将站在 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 “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 也是对未来 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 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 ·42· 历　史　研　究 1999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472—1473 页。 余湛邦: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 《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 48 期, 第 153 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 548 页;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报告》, 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435 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546 页;《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9 年 1 月 19 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8 册, 第 44—49 页。 章百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 ——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0 页。 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 1948 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 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 指导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 20 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 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 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 命者的角度, 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 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宣传工作经验交流材料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小学课改经验典型材料房地产总经理管理经验 , 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 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 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 形成, 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 局势大变动, 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 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 几 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 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所以中 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 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 来, 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①。后来的历史证明, 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 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 中共中央曾经提出, 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 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 系”②。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认识和所持的立场并 没有动摇。1940 年 1 月, 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 尖锐化的背景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 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当今时代,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 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 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 “二者必居其一, 其 他的道路是没有的”③。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 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 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 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52·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第 667—672、681 页。杨奎松的论著详细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了毛泽东当时提出上 述论断的背景, 见《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 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327—337 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第 253 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 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第 107—109 页。 1941 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 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 序”, 在“世界新秩序”中, 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来解决”, 各 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①。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 国民 党不敢大举反共, 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 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 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 会主义”②。自 1942 年夏季到抗战结束, 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 但不论其调 整幅度有多大, 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 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不过并不认 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 “苏、美、英也需要和平, 不赞成中国 打内战”, “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 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 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 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③。尽管重 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 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 还是会妥协的”, 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 “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④。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 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 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 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 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 争取奠 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⑤。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 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 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⑥。 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 毛泽东发表谈话说, 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 苏妥协的大趋势⑦。事实表明, 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 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 1942 年夏季以 ·62·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 《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谈话》, 《新华日报》1946 年 2 月 9 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布停止内战冲突的通告》, 1946 年 1 月 10 日, 重庆《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2 日。 《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 1945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 第 370—372 页。 毛泽东: 《关于重庆谈判》, 1945 年 10 月 17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161—1162 页。 毛泽东: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1945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文集》第 4 卷, 第 4—10 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 396 页。 毛泽东: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1942 年 7 月 9 日,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 人 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34 页; 另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 1949》中卷,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89 页。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 年 4 月 24 日。 来的基本看法, “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 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 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①。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 态的产物, 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 年 9 月, 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 立并发表宣言称, 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阵营②。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 受“两大阵营”理论, 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③。 大约是从 1948 年春季开始, 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 同时 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 中共即表示坚决支 持苏联的政策, 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④。四个月后, 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 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 是否联合苏联是“革 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⑤。中共领导人的上述 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 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 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 他们对世界 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 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 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 是根本的冲突, 两大集团的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⑥。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边倒” 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 一如前述, 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 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 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 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 “一边 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 中共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 是以认识中国革 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 中 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 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 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⑦。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 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 政方针”提出来的⑧。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 ·72·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章百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第 6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472 页。 余湛邦: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 第 153 页。 刘少奇: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人民日报》1948 年 11 月 1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 1948 年 7 月 1 日。 毛泽东: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258— 1260 页; 另参阅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第 446 页。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第 5 页。 关于“中间地带”思想的评价可参阅牛军《毛泽东革命外交战略的起源》,《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6 期, 第 14—16 页。 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 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 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 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 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 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 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 是如何 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①。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 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 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 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 的方针政策上②。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 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 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③。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 而且带回 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 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 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 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 在世 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 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 调的最终结果是, 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 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 才能 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 大调整, 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 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 后一个方面 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 同时, 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 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 不急 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 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④。中共党史研究的 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 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 净屋子”, 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⑤。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 这 ·82·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89、197 页。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第 1435 页。 《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 (布) 中央斯大林的信》, 第 29—34 页; 师 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 第 419—424 页。 A ndrei L edovsly, “M ikoyan’s Secret M ission to Ch 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 ar E astern A f f a irs, N o. 2, 1995. “T he M o scow V isit of a D elegation of the Comm unist Party of Ch ina in June to A ugust 1949”, F ar E astern A f f a irs, N o. 4 and N o. 5, 1996; 刘少奇: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 (布) 中央斯大林的报告》, 1949 年 7 月 4 日,《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 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 (布) 中央斯大林的信》, 1949 年 7 月 6 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 稿》第 1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18、29—34 页; 师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04—424 页。 参阅刘建平《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 《历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 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①。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 用毛泽东的话说: “我们是打倒它, 不是承认它”②。在中共领导人看来, 惟其如此才能 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 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 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 中共领导人在 1948 年 11 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 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③。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 因是中共中央于 12 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 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 美国对华 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 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 的条件。毛泽东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 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 为关注的问题④。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 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现实中, 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 “帝国主义国 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 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 的统治时, 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⑤。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 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 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 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⑥。如 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 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 国人居心叵测⑦。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 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 谋, 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 月 5 日, 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 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 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 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 被 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 以 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 ·92·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阅杨奎松《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 第 104—105 页。 毛泽东: 《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 1374 页。 毛泽东: 《矛盾论》, 1937 年 8 月,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第 321 页;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 二月中央会议谈话》,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 编号 6512ö2, 5。毛泽东: 《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 1948 年 12 月 4 日; 《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 年12 月 30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第 1374 页; 《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 1949年 1 月 8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 第 152—155 页。参阅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 第 430 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第 54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805—806 页。 明, 即使没有朝鲜战争, 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 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 “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 它一经形成即赋予 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 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 也在某 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 其 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 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 同角度阐述过, 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 反 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 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 的, 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 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 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 19 世 纪中叶起便存在了, 而且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 从抗日战争结束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 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①。 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在确定“一边 倒”的大方针后, 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 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 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 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 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 能否促使苏 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 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 如果苏 联同意签订新条约, 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 即: 11 保持旧条约, 新中国予以承 认; 21 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 31 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 地告诉斯大林, 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 题上存在不满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 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 ·03·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刘少奇: 《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 (布) 中央斯大林的报告》, 第 15—16 页。 有关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 可参阅N iu Jun, O n the In ternally2O rien ted Characterist ic of Ch ina’s D ip lom acy from 1945 to 1955, seen on A sia Cen teröH arvard Hom e Page, h ttp: ööwww. fas. harvard. eduö～ asiactröt r. h tm。 月 26 日, 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 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 目的, 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 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①。 根据毛泽东 1950 年 1 月 2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直到当晚与莫洛托夫等会谈时, 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毛泽东告诉他们, 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 面的拥护, 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②。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 方面, 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 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③。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 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 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 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 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 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 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 并 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 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 释④。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 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 但在具体问题 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⑤。同样不清楚的是, 周恩来赴莫斯科前, 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 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 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 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 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 甚至质 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⑥ 进一步研究 (如果有条件的话) 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 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 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 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 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 它符合中 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⑦。3 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 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 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 ·13·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 《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 1950 年 4 月 11 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 第 131—132 页。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2 月 2、3 日, 《党史研究资 料》1998 年第 5 期, 第 20—24 页。 刘少奇:《关于党派协商会议等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 1950 年 1 月 8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 文稿》第 1 册, 第 240 页。 毛泽东: 《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 第 122 页。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 1950 年 1 月 6 日, 《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第 10 页。 毛泽东: 《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 1950 年 1 月 2 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 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20—122 页。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49 年 12 月 16 日, 《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可以看出, 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①。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的 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 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 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 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 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 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 即 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 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 大变动②。另一方面,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 也是导致“外张力” 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 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 生压倒性的影响, 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 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 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 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 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 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 乃是中国 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 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 要的方法之一”③。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 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 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 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 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 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 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④。1949 年 12 月 24 日, 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 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⑤。此 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 年 3 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⑥。 到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召开, 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 ·23·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666—668 页。 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 1949 年 12 月 24 日,《建国以来 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第 186—187 页。 刘少奇:《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 1949 年 12 月 12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 文稿》第 1 册, 第 16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45 页。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 1951 年 4 月 9 日,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4—37 页; 刘少奇: 《在亚洲澳洲工会 会议上的开幕词》, 1949 年 11 月 16 日,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第 130—135 页。 刘少奇: 《中央关于向群众解释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电报》, 1950 年 3 月 30 日, 《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第 501—502 页。 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 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 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 中国的军 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 月 24 日, 在接到越 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 中共政治局经讨论认为, 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 理由是 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 中, 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①。1950 年 1 月 17 日, 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 国的正式要求后, 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 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 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②。继中国之后, 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 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 也是 “不承认”原则的结果, 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 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 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 要原因③。 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 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 也没有影响中 国国内的议程, 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 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 即如不帮助越共, 敌人待在那里, 中国的 “困难就会更大, 麻烦也就更大”④。 与援越抗法相比较, 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得多, 它更突出地涉及新中国外交的 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 年 1 月批准第四野 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⑤。朝鲜战争爆发后, 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 加, 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 以及派遣人 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从 7 月中旬起, 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⑥。 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 中国领导人在 8 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 ·33·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3 页。 刘少奇: 《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回朝鲜的电报》, 1950 年 1 月 11、28 日, 《建国 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 第 249—250 页。 《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下卷, 第 256 页。 参阅 Zhai Q iang, “T ransp lan ting the Ch inese M odel: Ch inese M ilitary A dvisers and the F irst V ietnam W ar, 1950—1954”, T he J ou rna l of M ilitary H istory , V o l. 57, N o. 4, p. 692, O ctober 1993。 毛泽东: 《关于同意与越南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给刘少奇的电报》, 1950 年 1 月 17 日, 《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38 页。 刘少奇: 《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 第 186—187 页。 忆, 在 8 月 4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 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 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①。周恩 来在 8 月 26 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 争的基本认识, 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 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 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 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 朝 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 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 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 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决定, 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 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②。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10 月 1 日, 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 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 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 8 月设想的 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 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 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 10 月 2 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 突 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 却没有 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 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③。 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 持反对意见, 目前仍不清楚, 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 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10 月 3 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 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 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 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 中国的公开冲突, 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划将被全部打乱, 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 我们不满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 人民需要和平)”④。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 和研究成果证明, 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 其 理由非常明显, 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 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 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 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 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 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43·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 1950 年 10 月 3 日, 《关于朝鲜 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 军事科学院 1996 年版, 第 97—98 页。 毛泽东: 《关于决定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1950 年 10 月 2 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 第 139 页。 周恩来: 《充分准备, 出手即胜》, 1950 年 8 月 26 日,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 人民出 版社 1997 年版, 第 43—49 页。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3 页。 在这种情况下, 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 10 月 5 日发出的给 毛泽东的电报中, 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 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 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 因为那时苏 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 如果中国出兵, 就会迫使美国让步, “并被迫 放弃台湾”, 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①。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 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 10 月 11 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 发 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 的经济, 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 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②。一旦 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 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 威胁③。 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 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 10 月 13 日以前已经获悉斯 大林的观点。毛泽东 10 月 13 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 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 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 首先是 对东北更不利, 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 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 他 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 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 和一般军费, 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 “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④。 同一天, 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 故希望 采用贷款方式, 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 1951 年的预算, “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 点”⑤。 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 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 护中国的安全利益, 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 他也在 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 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 想, 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 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 ·53·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罗申关于毛泽东决定出兵等问题致菲利波夫电》, 1950 年 10 月 13 日,《关于朝鲜战争的俄 国档案文件》, 第 103 页。 毛泽东: 《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 1950 年 10 月 13 日,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03—104 页。 8 月下旬中国领导人曾考虑过迁移东北南部地区的工业设备, 但最终认为大规模迁移是不 可能的。《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卷, 第 74 页。 A lexandre Y. M ansourov, “Stan lin, M ao, K im and Ch inapis D ecision to Enter the Ko rean W ar”, seen in T he Cold W ar in A sia, Cold W ar In terna tiona l H istory P roject B u lletin , Issues 6—7, W ash ington D. C. : W oodrow W ilson In ternational Cen ter fo r Scho lars, 1995ö 1996; 师哲: 《在历史巨人身边》, 第 497 页。 《冯西关于中国出兵问题致金日成的信》, 1950 年 10 月 8 日, 《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 件》, 第 100—101 页。 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 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①。由此可见, 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 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 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而且 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 即 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 支持; 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 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 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 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 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 的合理性。本节拟着重探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特殊背景, 及其与新中国外交的 过渡性的内在联系, 从而揭示其在新中国外交中的历史地位。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 包含 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 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 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 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 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 政党的转变;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 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不言而喻的是, 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它起码包括通过 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 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 不仅 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 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 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 党的领 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 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当 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②。指出这一特点有 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 因为在革命时期, 中共领导人 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 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 ·63·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可参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1 年 11 月 7 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 第 772—776 页;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1944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 第 318 页; 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1945 年 4 月 24 日,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第 1084—1086 页。 参阅周恩来《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0 年 10 月 24 日,《周恩来外交文选》, 第 28—33 页。 权代表的身份, 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 以 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 等等。 如前所述, 1949 年 1 月至 3 月, 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 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 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 国家的关系准则。1 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 涉 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 并不包括新中 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 月 30 日, 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 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 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且外国“首先是 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①。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 不过从发 表的时机看, 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 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 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 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 因为在 9 月 29 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 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②。 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 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 现出矛盾之处, 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 这个意义上说, 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 新中国成立后 3 个月里, 同 11 个国家建交, 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 8 个月后建交国达到 17 个, 此后直到 1955 年亚非会议召开, 仅增加了 5 个, 达到 22 个, 其中包括 5 个北欧、中欧国家和 5 个亚洲国家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 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 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 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 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 要 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 而要调整外交政策, 首先就需要超越两 大阵营理论的局限, 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 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 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