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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延明著_宋代官制辞典_(邓小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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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夏了天ed 2010-09-23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龚延明著_宋代官制辞典_(邓小南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结构、地理分布、居住模式、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等方面。作者如能在这方面加以适量的论述,本书的学术价值将更高。三是有关论点的商榷。一是关符等。

结构、地理分布、居住模式、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等方面。作者如能在这方面加以适量的论述,本书的学术价值将更高。三是有关论点的商榷。一是关于排华的原因,作者从种族主义、美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美关系等方面做了相当考究的论述,但早期中国移民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是华人在排外主义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原因。早期中国移民多来自农村,绝大多数没有文化,不了解美国的风俗和文化。加之华人自身的文化背景及性格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招致并助长了美国排外主义分子的攻击和暴行。二是如何评价非法难民对美国社会的经济影响。作者通过研究认为:“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就业市场和工资水平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非法移民“在就业后也为其他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在客观上促进了所在地区某些行业的发展”,因而“非法移民对美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影响是利大于弊”(第页)。按照作者的这种观点,美国政府似乎没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非法移民,而应欢迎他们入境。美国移民归化局前任局长艾伦纳尔逊曾明确指出:“在讨论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时,应把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明确地区分开来有些人认为,非法移民增加了劳动力,并向政府交纳了税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因为他们具有的潜在经济价值而否认其非法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避免因非法移民的经济影响而引起的争论。”纳尔逊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三是一些具体的提法。如作者认为,年移民法标志着难民政策成为美国移民立法中一项“永久性政策”。这一结论未免太早,年国会起草的移民法改革议案,则充分说明了修改难民法是美国移民政策改革的一个基本走向。四是有关文字的技术处理。我以为书中的注释体例、英文人名、地名的翻译以及参考书目的制作体例,均应以规范化(或约定俗成)的标准来处理,由此可以使自己的论著更臻完善。南京大学历史系 戴超武  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年月版。万字。  “宋代官制和儒学”是宋史研究中的“两大难题”。治宋代官制之所以难,主要原因是赵宋王朝建国之后,几乎全盘承袭了晚唐、五代已经大不相同于唐代前期的职官制度,名义上却依然保持着自初唐延续下来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一整套模式。北宋初年,为了适应新建立的统一政权的需要,太祖、太宗在徒具空名的原有官僚机构之外,叠床架屋地陆续增添了许多新的官司、官职加上两宋跨越三个世纪的和平与战争,中间几经官制改革与官司的增省分合,遂使宋代的职官制度形成一种错综繁杂、虚实难辨的局面。而且,宋代职官简称、别名纷沓费解,职官术语疑似晦涩。凡此种种,都给阅读宋代载籍、了解宋代官制布下了层层障碍。在整理、注释宋代古籍,研究宋代政治制度时,一接新 书 介 绍李学勤、王曾瑜等:《中国古代史导读》,文汇出版社年版。纳尔逊(AlanCNelson)对非法移民的评价,参见《美国史研究通讯》年第期,第页。触到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们常有如履薄冰之感,稍微不慎即出差错。有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未能将宋代的实权部门与虚衔机构、实际职事与身份标志区分开来。即以北宋前期宰相的治事之所中书门下为例,在近年所能及见的学术论著与诗文注释中,每每将其与北宋前期的闲散官署中书省混同。例如,《中国文化史概要》一书中,即称“宋代中央要柄操于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至于把宋代的“职”(职名,如殿阁学士之类)当做“官”,把“官”(北宋前期的本官阶,如尚书、郎中之类)当做掌管实际职事的“差遣”,更是屡见不鲜。还有一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对于宋代职官的简称、别名缺乏了解。如有一本《中国历代官制词典》即引用清人梁章钜《称谓录》中的错误说法,将宋代的“中书检正”(即“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之简称)解释为“翰林侍读学士的别称”。宋代职官的别名比其简称更难理解,由此造成的误解,在各类出版物中时有出现。仅以最常见者为例:“宋提举杨公,为越录事参军。其守治盗严。”注云:“守,这里指郡太守。”“玉堂金殿要论思。”注云:“玉堂,指翰林院。”事实上,在宋代,“守”、“郡太守”,皆非地方长官之正式称谓,而不过是知州之拟古官称。“玉堂”则是学士院之别名,因宋太宗曾书飞白“玉堂之署”赐之,故有此称呼。宋代学士院乃皇帝秘书翰林学士的官署,职掌机要,地位清高而翰林院不过是侍候皇帝娱乐生活的内廷供奉机构,两者之地位几有天壤之别。这些宋代常见常用的别名尚且容易搞错,那些难度较大的,诸如“ ”、“ ”、“省主”、“夕郎”等等,就更令人感到棘手了。两宋文人、史家、官吏,雅好使用职官简称、别名,诸凡笔记、尺牍、诗词、碑铭,乃至诏敕、奏疏、史籍等,无不夹杂或充斥着职官别名。例如,南宋史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非台丞谏长而兼侍讲》条,谓“正言兼说书自巫端明 始,副端兼说书自余端明尧弼始,察官兼说书自陈少卿夔始。绍兴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从标题到这段正文,一共列举了十个官名,其中除侍讲为正式官称、少卿可视为职任通称外,台丞、正言、说书、端明、察官为简称,而副端、殿院、谏长为别名。然而,在《宋史职官志》、《文献通考职官考》、《宋会要辑稿职官》以及《职官分纪》等史志、政书中,通常是依正式官司、官称分类记载倘若读者不了解诸多别名、简称所指之确切官称,即很难自相关史籍中查清其职掌、品位,从而难以准确把握所读文字中反映的史实与制度。除去简称、别名之外,我们还经常会遇到官制术语方面的障碍。诸如“收使”、“改秩”、“录黄”、“画黄”、“破白”、“合尖”等成百上千官场用语,从字面上看,无一冷僻生字,可是每一个词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假如只是望文生义地去理解,往往会出差错。仅举一例:“赐金紫以勉之。”注云:“金紫,金章紫绶的简称。就是用黄金作印章,印环上束以紫色绶带。”其实,此处所谓“赐金紫”,是指官吏之品级未及服紫、佩金鱼袋,而皇帝特赐其服紫、佩金鱼袋,作为嘉奖。这些受到赏赐的官员,系衔中带有“赐紫金鱼袋”字样。上引注释显然属于误解。历 史 研 究《宋史刑法志注释》,群众出版社年版。《苏轼诗选注》“次韵蒋颖叔”,百花文艺出版社年版。《棠阴比事选》“提举辩明”条,群众出版社年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一些沿袭前朝之职官术语,至宋代含义也有变化。譬如“改官”,在宋代不再泛指职事官的调易、转迁,而特指选人官阶迁升为京朝官,成为带有限定性的专门用语。其它阶次的升转则通常称作“转”、“迁”、“进秩”等等,而不称“改官”或者“改秩”。诸如此类,给理解宋代官制增加了很多困难。唯其治宋代官制难,本书作者决心啃下这个“酸果”。自年代起,他从做《〈宋史职官志〉补正》入手,首先全面摸清两宋中央至地方政府机构职能、设置以及一整套官吏管理制度,进而完成了《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汇释》和《宋代职官术语汇释》两部书稿。在多年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最后撰写成这一部近万字的综合性《宋代官制辞典》。和已经出版的一些职官辞典比较,这部工具书的价值确实不同凡响。从辞典内容的深度广度,到富于创新的体例设计,都使它具有独特的学术优势。概括起来,《宋代官制辞典》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特点:一、按官僚制度内容编排门类,结构新颖。本辞典的词条,皆按隶属关系排列,从而突出了职官制度的内在联系。例如“皇帝制度类”下,依次排列着皇帝、后妃、尚书内省、皇太子与东宫官、公主与驸马都尉、亲王府与王府官、学士院、经筵官、宦官以及翰林院等供奉机构等十个门类。又如宋代的左、右谏议大夫,分属于门下省、中书省,本辞典即将左谏议大夫编列在门下省之下,右谏议大夫编列于中书省之下。这种按照隶属关系编排职官条目的做法,不求“讨巧”,但求实效,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每一官司包含多少职位、官额,一览无余,很难含糊过去,也有利于防止遗漏。读者需查某一官名时,不但可以从辞典中找到确切释文,还能同时认识该官在所属官司中的地位、与其它相关职任的联系等等,“无形中扩大了所索取知识的层面与外延”,可谓一举两得。二、体例缜密,释义详尽。这部辞典的正文,包括职官与术语典故两大部分。职官释文之义项,融官名或官司、职源与沿革、职掌或职能、编制、品位、简称与别名于一炉,与通常所见官制词典之做法大不相同。这无疑为查阅者创造了进一步学习、了解丰富的宋代官制知识的机会。官制术语,是了解宋代官制的又一难点。比如“书读”一词,乍看似不困难,其实并不简单。对于宋代行政制度缺乏充分了解的读者,在查阅了《辞典》第页“书读”条的释文后,会得到清晰的印象:凡中书省录黄、画黄,枢密院录白、画旨,及尚书省六部所上依条法申请事,得送门下省给事中审阅,如不同意,给事中有权驳回,如同意,则签“读”字放行,谓“书读”。本辞典收录职官简称与别名条目多达近条,官制术语与典故余条,为清除“别名、术语复杂费解”的障碍提供了便利条件。三、词条的释文皆配以书证或例释。这部辞典所有的条目,无论是正式官称、简称、别名,抑或职官术语,释文之后皆标明所依据之书名、篇名,或直接引用原文为例释。这种释义重依据、注出处的做法,既恪守辞典编纂的准确性、科学性原则,又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线索。且以《辞典》第页的“御史中丞”条为例,在简明释义“职事官名,隶御史台”之后,“职源”目内释文后注明其依据出自《初学记》卷十二“御史中丞”条,“职掌”文后注《文献通考职官考》七《御史台》,“品位”目下更循其前后变化,依次注明《旧五代史职官志》、《宋会要辑稿职官》、《职官分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出处在“简称与别名”目后,列举出中丞、台丞、中司、中执法、中宪、台端新 书 介 绍《宋代官制辞典》第页《凡例》。等项,所引据的史料来自正史、编年史、政书、类书、笔记及宋人文集等,多达条。四、在该辞典正文之前,是作者运用自己对于两宋官制融会贯通的认识撰写的一篇十余万字的《宋代官制总论》。这篇《总论》既阐述了两宋官制演变的阶段性、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又涵盖了设官分职与官吏管理制度两大方面的诸多范畴,是对两宋官僚制度的精炼概括。它与余正文条目相辅相成,如果说,正文条目宛若粒粒珠玑,《总论》就是将其贯串联系起来的丝绦。《总论》弥补了一般词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陷,不但给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宋代官制的入门钥匙,而且为充分利用这部辞典起到了导读作用。五、《宋代官制辞典》的《总论》及正文部分所附设的官制表格达种之多,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机构、文武官阶、内侍官阶、伎术官阶、内外命妇名号、爵级与食邑、食实封等等。这些表格内容丰富,其编制颇见功力。它们与正文的词条相配合,具有点面结合、便于比较的功效,而且有助于增强感性认识。六、采全率高与检索方便相统一。本辞典所收词条近条(包括简称与别名),对一个朝代的职官与术语覆盖面之广、收词率之高,是迄今为止出版的任何职官辞典难与相比的。如此众多的条目,加上依隶属关系编排,会给检索带来不便。这部辞典的索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通过编制分类目录与笔画索引,使读者既可以按照门类、隶属关系去查检词条,又能够按照笔画查检词条,从而保证了该辞典检索方便的性能。称得上“宏篇巨制”的这样一部大型辞典,亦难免存在照应不周之处。首先,在条目的设立、释文的编排方面,似可进一步斟酌。例如读者经常会遇到的“尚书”一词,作为文臣阶衔,大致有两种情况:北宋前期系本官阶,元丰改制之后为六部长官。按照目前的编排方式,读者可以依索引查得本辞典中“尚书”凡九见,除去作为宫内官“六尚”的六处、作为“尚书省”简称的一处外,另两处一在“权刑部尚书”条下,一在“工部尚书”条下前者释文指出:“尚书,权六部尚书通称。”既然是“通称”,则应一一出现于各部尚书(权尚书)条下。类似的通称还有不少,或者可以考虑单独列项,以避免重复或遗漏。又如“职官条目”类中是否应该收录“蕃官之类虚授或遥授官”、收录更多带有差役性质的地方胥吏,“职官术语”类中是否应该补入宋代铨选中常见的“得资”、“冲替”等条,都可以考虑。此外,现在立项的某些简称,似嫌繁琐。例如“尚书省吏部”条下列出其简称“尚书吏部”、“吏部”,“尚书省户部”条下列出其省称为“户部”,等等而且,既将“户部尚书”立为条目标题,又在其下的“简称与别名”中,列出“户部尚书”一项,反而使读者不得要领。其次,本辞典在抄录、校对方面尚存在疏漏之处。比如第页“侍卫亲军马军司都指挥使”条,“简称与别名”第项“管军”,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三政和四年六月己卯条文字云:“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而这句引文中并未出现“管军”字样,使读者颇费琢磨。事实上,这里是漏录了前面“有旨定管军班序”一句。更为明显的一例,是第页,将标目中“御史中丞”误印为“御事中丞”,亦未能校正。复次,读者要充分利用这样一部多功能的辞典,有赖于本书索引与正文的严密配合。本辞典的主体,是其正文部分正文内容又分为“职官条目”与“职官术语”两大门类。而我们所看到的书后“正文索引”(第页)只包括“正文中的官职条目及其简称、别名”,而不包历 史 研 究《宋代官制辞典》第页“说明”。《宋代官制辞典》第页《凡例》。《宋代官制辞典》第页。括“职官术语”类在“正文索引”之后,另有“职官术语与典故目录笔画索引”(第页,此处“目录”二字疑衍)。这种编制方式,容易给初次接触本辞典的读者带来困难。另外,辞典每页中,都有若干条目、义项,编制索引时若能于页数之后增添“左”、“右”(列)字样,则读者检索起来会更为方便。以上不足,无妨宏构。相信在本辞典修订再版时,将会更加完善。在宋代官制史这一研究领域内,龚延明教授的成就无疑居于前列。宋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对其研究成果十分赞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龚延明同志对于宋代职官制度,既具有通贯的理解,也具有深厚的基础与根柢。求之于当今之治宋史者,他的功力之雄厚,是应居首选的。”正因为如此,邓先生欣然应中华书局之邀,为《宋代官制辞典》题写了书名。这可以代表宋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对这部辞书学术价值的科学评估。《宋代官制辞典》的出版,有助于推进宋代官制研究的深入,因而受到了宋史学界的普遍欢迎。学者们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誉之为“继邓广铭先生四十年代《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北京大学历史系 邓小南  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月版。万字。  家庭与家族是社会的细胞,区域文化及地方社会经济的形成,一般是与当地社会精英、有声望的姓氏家族的支持分不开的。名门望族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因此,望族史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以下简称《望族》)以望族的盛衰变迁为切入点,对明清时期上海地区与望族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予以全面的考察,为我们系统、全面地研究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园地,也填补了上海史研究中关于望族的一个空白。一、区域望族史编集的继承与创新我国历来有编纂著姓望族历史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史记》就有《世家》的创例。从魏晋南北朝至唐,编辑望族谱牒已十分盛行,例如《百家谱》、《氏族志》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以州为单位的区域性的望族谱牒编辑的体例,如《袁州诸姓谱》、《益州谱》、《冀州姓族谱》、《洪州诸姓谱》、《吉州诸姓谱》、《江州诸姓谱》、《扬州谱》等,并有综合各州望族谱牒的《十八州士族谱》。在士族社会中,这些以州为单位编制的谱牒,对于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以及士族婚姻关系的限定,是十分重要的依据。州谱的编纂是一种政府行为。科举制盛行后,尤其是唐代之后,谱牒已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因而此后的个世纪里,区域性的望族谱牒编辑已极为罕见,其间唯一传世的是元延 三年(年)陈烁编纂的《新安大族志》(该书现收藏于日本东洋文库)。降及明代中叶,各地修谱之风盛行,区域性的望族编集又在徽州出现,先后有郑佐等新 书 介 绍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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