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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_读后(许序雅 是“凭借出土文物资料, 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 “逐一介绍”(第 184 页)。得出的结论是征戍的秦 军和南越国王赵佗“积极推广中原的先进技术 和农业生产工具”, 使“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第 196 页)。又如手工业经济 ,《南越国史》充分利 用了“广东、广西的南越国遗址和墓葬”的出土 文物, 对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纺织品、 漆木器、玻璃及玉石制作品都从考古学和文物 鉴定的角度, 加以科学的分析论证, 详述其中的 主要物件, 进而证明南越王国时期手工业“具有 一定的规模和水平”(第 211 页)。再如商业...

_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_读后(许序雅
是“凭借出土文物资料, 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 “逐一介绍”(第 184 页)。得出的结论是征戍的秦 军和南越国王赵佗“积极推广中原的先进技术 和农业生产工具”, 使“农业经济迅速发展”(第 196 页)。又如手工业经济 ,《南越国史》充分利 用了“广东、广西的南越国遗址和墓葬”的出土 文物, 对青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纺织品、 漆木器、玻璃及玉石制作品都从考古学和文物 鉴定的角度, 加以科学的分析论证, 详述其中的 主要物件, 进而证明南越王国时期手工业“具有 一定的规模和水平”(第 211 页)。再如商业交通,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出海港口, 广州 乃至于整个岭南地区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南越国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重下笔墨, 文 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双管齐下, 令人深刻地感受 到了当时对内对外商业贸易极其繁荣的氛围。 也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 “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 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 288 页)。 再次, 材料的搜集也是该书的重要特点之 一。该书所使用和参考的古今中外的论著达到 480 余部 (篇) , 几乎将有关南越国历史和文化的 资料“网罗一空”。由于这一部分已经在书末的附 录中详加胪列, 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 需要着重提及的特点, 是本书的善于 客观把握和注重史论结合。作者不仅注意到微 观研究的重要性和基础性, 言必有征, 以事实说 话; 而且注意把握各种资料, 升华到宏观的理论 概括高度。在史论结合方面, 除了甄别史料的真 伪、可信度和价值所在之外, 对于南越国历史和 文化的重要方面, 有不少观点新颖的论述。例如 有关秦平岭南问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的讨论 (第 18—19 页)、南越 国预立太子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第 111 页)、度量衡实物的实测 (第 278 页) 等等, 都不乏真知灼见, 有史有论。 再如关于赵佗的评价问题, 经过详细分析之后 提出:“赵佗是值得肯定的”(第 382 页)。而关于 南越国在岭南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 作者认为 “南越国对岭南地区的封建制起了推动和巩固作 用”(第 383 页)。对于以上论断, 该书均列举了 支持论断的资料和理由, 同时列举了史学界有 关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 使读者可以自行辨别。 在一部方国史和区域文化的研究著作中, 这是 极为重要的方面。 综观全书, 还是存在一些瑕疵。美中不足主 要是三点: 一是二人合著, 前后文风略有差异; 二 是后半部关于文物单一器皿的论述较为累赘, 考古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和文物鉴定的气味过浓; 三是关于岭 南文化怎样由于秦汉的冲击、南越国的建立, 从 而向中原高位文化和大一统文化转化, 论述尚 欠力度和深度。   《南越国史》, 张荣芳、黄淼章著。27 万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出版。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读后 许 序 雅   长期以来, 结合中外史料探讨丝绸之路与 文化交流的力作, 实在并不多见。姜伯勤先生的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将这项课题的研 究, 推进了一大步。该书通过对隋唐时期丝绸之 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进行新的构架和研究, 至 少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1) 与日本学者冈崎敬等相呼应, 姜先生阐 发了“白银之路”、“香药之路”、“法宝之路”等 概念。他据吐鲁番文书和新疆地区发现的一批 萨珊波斯银币, 认为高昌 (西州) 曾是银钱流通 区; 由于中原地区不以银币为通货, 这些银钱实 为波斯银币、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 ·981· 新 书 评 介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银币; 在高昌, 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这 说明, 从中国通往波斯的丝绸之路, 也即从波斯 通往中国的一条“白银之路”(第 30 页)。他还详 考了文书中有关香药以及香药文化之记述, 认 定“佛教传入之路, 也是一条 (由印度到中国 的) 香药传入之路” (第 131 页)。 (2)深入探讨了吐鲁番地区国际标准通货和 使用货币之演变问题。他认为, 北周至唐初 (约 557—630 年) , 拜占廷金币实际上成为高昌的国 际标准通货 (第 10—13 页) ; 4—7 世纪, 从波斯 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 流行银通货。唐初至开元 年间 (约 630—741 年) , 麴氏高昌以波斯银币为 标准货币 (第 30 页) ; 但自武周以后, 银钱逐渐 不见于文书记载, 这说明铜钱和帛一起成为敦 煌、吐鲁番地区的货币形式 (第 202 页)。在整个 7 世纪, 西州直至西边的安西、疏勒一带, 在货 币流通方面, 钱帛兼行; 而钱货方面, 又是银钱 与铜钱兼行 (第 199 页)。他还分析了敦煌、吐鲁 番地区受波斯及粟特影响而流通银币之原因 (第 201 页)。到唐开元时期, 银钱表面上从流通 中消失 (第 34 页)。他还研究了 7—8 世纪之交敦 煌、吐鲁番的铜钱使用及外流问题, 得出了该时 期粟特地区铜币流通兴盛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铜 钱外流到该地区的结论 (第 202 页)。 (3) 挖掘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波 斯”和“波斯军”的记载, 拓展了中国与波斯关 系史的研究领域, 并提出了“敦煌与波斯”这样 一个饶有趣旨的课题。关于萨珊朝灭亡 (651 年)后中国与波斯人的关系, 学者一直注意不够。 姜先生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注意此课题, 并探微 入渐, 成果斐然。他对此项课题的研究, 至今仍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他结合中外考古资料对 “波斯锦”和“胡锦”的研究, 也颇具心得和特色。 他认为, 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联珠猪头 纹锦式样应与萨珊波斯人的琐罗亚斯特教 (祆 教) 的观念有关 (第 75 页)。关于敦煌莫高窟各 种联珠纹图样所受萨珊风格之影响, 前人著述 不少。姜先生结合国外考古和研究成果, 进一步 充实了这项研究成果的内容 (第 77—82、206— 226 页)。他认为, 敦煌文献中的“胡锦”、“番 锦”, 既有境外输入的, 也有汉地生产的; 粟特人 在胡锦生产技术输入汉地的过程中, 起了中介 作用。 (4) 探讨了敦煌、吐鲁番的粟特人之经济活 动、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日本学者池田温曾作 《8 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1965 年)、《吐 鲁番汉文文书所见的外族》(1978 年) , 山田信夫 作《突厥族与粟特商人》 (1971 年) , 护雅夫作 《丝绸之路与粟特人》(1979 年) ; 中国学者夏鼐、 唐长孺、马雍、朱雷等也分别针对新疆出土的古 代丝织品和钱币、唐西州诸乡户籍帐、“萨藩”问 题及麴氏高昌的“称价钱”做过专题研究。姜先 生在这些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 了高昌粟特人及其活动情况, 认定高昌也存在 粟特人聚落; 这些粟特人分为入籍和未入籍两 种,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义务和权利; 他们都对东 西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中介作用, 对敦 煌、吐鲁番和粟特地区货币的演进也起了很大 作用。他们既促使敦煌、吐鲁番地区采用银本位 制, 又促使粟特地区采用铜钱。 (5) 在史料利用和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突破。 姜先生对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非常熟悉, 并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羽田亨、池田温、白鸟库 吉、护雅夫、伊藤义教等人的研究成果。他还使 用了国内学者极少利用的塔吉克斯坦《穆格山 粟特文书》, 前苏联的考古成果和钱币资料, 以及 北高加索阿兰 (A lan, 即奄蔡) 地区所出汉文文 书, 并且利用了部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 究中, 他注重以出土文书与其他考古发现相参 证, 以地下出土文物与史籍相参证, 力图把敦、吐 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文化汇聚, 置于整个东西方 社会政治发展和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使敦煌、吐 鲁番一时、一地、一事的研究具有了国际意义。这 对于专治中国史的中国学者来说, 尤为难能可 贵。 姜先生的研究, 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尚待 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笔者提出以下问题讨论: 首先, 北周至唐初, 高昌采用银钱本位的原 因究竟有哪些? 拜占廷金币是否如姜先生所称 已成为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 显然, 仅据“金 ·091· 历 史 研 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钱”成为该时期高昌虚构的随葬物, 以及高昌发 现了几枚拜占廷金币, 尚不足以说明拜占廷金 币已成为该时期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 其次是铜钱取代银钱之原因。我们应当充 分重视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阿拉伯人在 8 世纪初 最终征服河中和粟特地区后, 这些地区的银币 铸造权收归阿拉伯倭马亚朝廷和阿拔斯朝廷, 这些地区仅有铜币铸造权。到公元 822 年中亚塔 赫尔王朝 (822—873 年) 建立, 上述地区又恢复 了银币铸造权。不过, 这些地区直到 10 世纪末均 没有停止银本位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 尔达兹比赫记载, 回历 211—212 年 (公元 826— 827 年) , 河中、粟特、呼罗珊各地税收和买卖均 以银币 (迪尔汗) 为本位计算; 古达玛的《税 册》也证实了这一点①。二是, 据美国学者费叶 (R. N. F rye) 研究, 中亚萨曼王朝 (874—999 年)时期, 在东突厥斯坦没人愿用银币做交易, 人 们与来自萨曼王朝的商人做生意主要是物物交 易; 而在伏尔加河和东欧地区, 萨曼银币既作为 货币来使用, 又以其银的含量而作为商品出 售②。考古材料也支持费叶等的结论。在碎叶故 址 (阿克·贝欣) 未发现 8 世纪中叶后的钱币; 在 伏尔加河流域、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则发现了 大批萨曼王朝银币③。看来, 高昌 (西州) 废用 银币还有本地的其它因素, 这尚待学者们做进 一步研究。至少, 高昌银钱被中亚各族拒绝使用, 是高昌银钱渐废的原因之一。至于敦煌、吐鲁番 所使用的银钱是否在本地铸造, 有多少在本地 铸造, 银钱成色是否有降低过程, 也亟待文献和 考古发现来解惑。只有铸银币地点及银币成色 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这两地银钱兴废的原因才 能探讨清楚。 必须指出的是, 从武周到天宝年间, 敦煌、吐 鲁番地区仍广泛使用练绢作为一般等价物; 该 时期记载以练绢购买马、骆驼、牛、奴婢等的文 书在 14 件以上。据赵丰研究, 在这个时期铜钱贬 值率达 43% ; 铜币在当时称不上是硬通货, 只能 用于小买卖; 在开元、天宝年间 (713—756 年) , 绢练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充当主要货币④。这在 《册府元龟》和《唐会要》中都有明确记载。显然, 敦、吐地区钱币的流通变化, 与唐朝政府和中国 内地的关系要更紧密些。从穆斯林著述看, 唐朝 铜钱并未大量外流到中亚, 中亚考古材料也未 见唐铜钱之大量发现。 第三, 关于粟特人之研究, 尚有以下课题有 待深入研究: 敦、吐地区的粟特人与灵州、夏州 南境的六胡州之粟特人比较研究 (如两地粟特 人定居原因之异同、他们对商业贸易作用之差 异、权利和义务之区别、汉化程度之大小, 等 等) , 定居 (入籍) 粟特人与当地汉族居民的权利 和义务之差异, 中国内地是否存在粟特人聚落, 粟特人分布点与丝绸之路走向的关系, 等等。这 些子课题的深入研究, 有助于我们透过粟特人 在中国活动之表象, 揭示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 担当者”的粟特人在隋唐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 用, 以及粟特人的活动对中国和西域地区历史 发展的影响。 显然, 在隋唐丝绸之路上, 充当文化交流使 者角色的不仅有粟特人, 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 突厥人等。后三者在敦煌、吐鲁番如何活动, 他 们与粟特人有什么不同, 他们的作用如何, 都有 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研究。 第四, 必须充分利用中国西部地区出土的 大批粟特文书。这些文书, 有商业文书、佛经、摩 尼教和基督教 (景教) 文书。利用这批粟特语文 书, 必可使有关课题研究深入一大步, 揭示出敦 煌各种宗教所包含的伊兰因素。诚如姜先生所 指出的, 要研究敦煌宗教中的伊兰 (中古伊朗)因 素,“不仅要研究祆教、摩尼教、景教, 更要研究 敦煌大乘佛教中, 如无量光明阿弥陀佛、西方乐 ·191· 新 书 评 介 ① ② ③ ④ 赵丰: 《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 三秦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98—208 页。 《剑桥伊朗史》Cam brid g e H istory of I ran, 第 4 卷, 伦敦, 1975 年版。 费叶:《伊斯兰伊朗和中亚》第 6 章, 1979 年 英文本。R 1N 1F rye ed1, Islam ic I ran and Cen tra l A sia, Chap1X I1L ondon, 19791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道里邦国志》; 古达玛: 《税册及其编写》, 中译本, 宋岘译, 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第 38—42、258—259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土、弥勒和观世音崇拜, 如何为伊兰思想所浸 透。”① 第五, 必须注意的是, “粟特”(地区)、“粟 特人”概念, 在中古时期的汉籍及穆斯林史籍记 述中是有差异的。中国史家一般均认定唐代中 亚昭武九姓为粟特人, 昭武九姓存在区域 (阿姆 河和锡尔河之间) 为粟特地。《大唐西域记》卷一 记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 (即史国, 今撒马 尔罕以南之萨赫里萨布兹——引注) , 地名 利 (即粟特——引注) , 人亦谓焉。文字语言, 即随 称矣。”《新唐书·康国传》云:“羯霜那, 居独莫 水南, ⋯⋯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 ⋯⋯ 为关以限二国”。由此可见, 唐代中国人眼中的粟 特, 其地域从碎叶直至史国南界的铁门关, 布哈 拉地区 (安国) 并不包括在其内。而在中古穆斯 林舆地文献中,“粟特”(地) 的概念要狭窄得多。 据伊斯塔赫里 ( Istakh rTī, 10 世纪上半叶 人) 记述, 粟特地仅包括布哈拉东部之地, 即从 代布西亚 (位于布哈拉以东 22 法尔萨赫, 约合 137 公里; 此地东至撒马尔罕 17 法尔萨赫, 约合 106 公里①) 到撒马尔罕之地; 不过, 布哈拉 (安国)、渴石 (史国) 和纳塞夫 (即《新唐书· 西域传》之那色波, 亦曰小史, 今布哈拉东南之 卡尔希) 也可包括进粟特②。雅古比 (Ya‘ k·ūbī, 卒于公元 897 年, 著有《诸国志》) 则把渴石、纳 塞夫、撒马尔罕地区称作粟特, 但布哈拉不包括 在粟特之内; 他时而把撒马尔罕作为粟特首府, 时而又把渴石作为粟特首府③。马合木·喀什噶 里《突厥语大词典》(约成书于 11 世纪 70 年代) 则认为, 粟特位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④。伊 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定稿于约公 元 885 年) 中, 则把粟特、撒马尔罕、拔汗那 (费尔干纳)、突厥诸城镇、 渴石、纳塞夫都视作粟特地, 而把布哈拉、东曹 国和石国都排除在外。看来, 在中亚穆斯林眼中, 撒马尔罕以东诸地 (如石国、东曹国) 往往不包 括在粟特地区之内。这种概念上的不同, 也许有 助于我们理解来华粟特人不同群体 (如安、康、史 与石、曹姓) 之间的差异。 姜先生在书中第 44 页, 特意加注说明孙继 民最新研究成果 (1990 年 1 月) 对自己观点的修 正, 严谨治学之风令人叹服。笔者冒昧提出, 书 中第 55 页所言中亚诸王朝兴废年代有误。呼罗 珊和河中最早建立的波斯人 (伊朗语族人) 王朝 ——塔赫尔王朝建于公元 822 年, 而非 820 年 (也有学者认为该王朝建于公元 821 年) ; 萨曼 王朝存在时间为 874—999 年, 而非 900—990 年 (书中第 56、271 页又称, 萨曼王朝灭亡于 1002 年之前三年, 即 999 年)。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姜伯勤著。 18 万字。文物出版社 1994 年 2 月版。 ① 里程数根据《道里邦国志》, 参见前引中译本。 ② 《阿拉伯舆地丛书》B ib l1Geog1A rab1, 第 1 卷, 荷兰莱顿, 1870 年, 第 314—316 页。 ③ 同上丛书, 第 7 卷, 1892 年, 第 293、299 页。 ④ 《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引自《伊斯兰百科 全书》英文本, 第 1 版, 第 7 卷“Soghd1”条。 ·291· 历 史 研 究   ① 《敦煌与波斯》, 载《敦煌研究》1990 年第 3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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